㈠ 商标侵权原告代理词该怎么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声音商标也是商标申请八种形式中的一种，其余形式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位标志、颜色组合等。但是声音商标直到2014年新《商标法》施行后，商标局才开始受理声音商标，时隔两年，2016年2月13日，我国首件声音商标申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开始曲经审查符合规定后初步审定公告，成为我国首件初审公告的声音商标。去年腾讯也申请了声音商标，但是不幸被驳回了，原因是缺乏显著性，近日，QQ的“男人咳”声音申请商标也被驳回了，此后的驳回复审也没有成功，难道声音商标竟是那么难?腾讯的“男人咳”为什么缺乏显著性?腾讯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值得点赞，我国在2014年开始受理声音商标后，2014年5月4日腾讯就向商标局神了了这个男人咳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包括第42类远程数据备份、电子数据存储、云计算、软件运营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托管计算机站(网站)、计算机病毒的防护服务、提供互联网搜索引擎、地图绘制服务以及计算机软件更新等服务。据悉，这个声音商标由两声较为低沉短促的男人咳嗽声“咳咳”(ke-ke)构成。就是PC端QQ应用程序中陌生人请求添加好友时所发出的男人咳嗽声，使用过QQ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商标局以“该商标为男人的咳嗽声‘咳咳’，用在指定服务项目上缺乏显著性，不具备商标的可识别作用”为由，依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十条的规定，对申请商标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腾讯不服，进行商标复审，复审理由是QQ即时通信平台1999年问世，现已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申请商标亦随之为广大消费者熟知。申请商标本身具备商标应有的显著性，且经过长期、大量宣传使用，已与申请人建立起唯一对应关系，完全可以起到区别服务来源的作用。商评委经审理认为：申请商标为男人咳嗽的声音，指定使用在云计算等服务上不易被作为商标识别，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的情形。申请人提交的使用证据未涉及申请商标在云计算等服务上的使用，不能证明申请商标经使用已具有显著性。依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十条和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申请商标在全部复审服务上的注册申请予以驳回。声音商标为什么那么难申请?2013年我国第三次修改《商标法》时，将声音商标纳入可注册的商标之列。自2014年5月1日现行《商标法》施行至今，商标局已受理声音商标注册申请约600件，但获准注册的只有20件左右。对我国消费者而言，无论作为法律上新增的一种商标形式，还是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实例，声音商标都属于新鲜事物。消费者长期以来习惯了以文字、图形作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商标，很少将声音作为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商标的显著性包括固有显著性和经使用获得的显著性。臆造词如索尼、kodak作为商标，具备固有的显著性，符合《商标法》对于显著性的要求。那么，一件独创性强的声音商标，例如一小段自创的乐曲，是否不需要实际使用也能满足商标显著性的要求呢?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一般情况下，声音商标需经长期使用才能取得显著特征。设定这一限制应该是考虑了如上所述的消费者认知方面的特殊性。毕竟，对声音商标这种非传统商标来说，消费者很难直接将其作为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加以识别。只有经过经营者的长期宣传、使用，消费者才能将某一声音与经营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继而使该声音获得商标注册时应有的显著特征。商标注册申请人为证明其声音商标经使用已获得显著特征，可以向商标局或商评委提交相关使用证据。声音商标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在打开、关闭或使用商品过程中使用，在开始、结束或提供服务过程中使用，在经营或服务场所使用，在公司网站上使用，在广播、电视、网络或户外等广告宣传中使用等。
㈡ 跪求关于以下案例的一份民事诉讼代理词
民事起诉状
原告:金某，女，46岁，汉族，南京市人，河海大学老师，住**路*号*幢405室
被告:高某，女，汉族，住**路*号*幢404室
曾某，男，汉族，住**路*号*幢404室
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2.判令被告支付侵权损失 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支付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高某、被告曾某系邻里关系，被告高某和被告曾某系夫妻关系，被告的卫生间和盥洗室与原告的卧室约二分之一公用一墙。2009年7月中旬开始，原告多次发现卧室与被告相邻的一面家居装饰出现霉斑，经人鉴定，系被告家的卫生间装修不当，墙内水管防水设施没做好，导致水向墙面外溢，引起原告家与墙壁相连的衣柜和装饰板出现霉斑。原告在得知后多次与被告协商解决，被告对此拒绝履行其义务，并加以狡辩，逃避责任。原告无奈，只能诉诸法律。
基于上述事实，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物权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 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此致
人民法院
附：本起诉状副本 份
起诉人：
年月日
㈢ 求一份原告代理词
民事诉讼代理词
审判长、合议庭：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王某等三人的委托并由我担任其代理人，现针对本案事实和证据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林某侵犯了王某三人对于所获奖金的所有权。
第一、王某等与林某四人共同购买了四张体育彩票。2002年国庆节王某、林某、李某和秦某四人一同外出旅游，结束时仅剩8元钱，因为不值得分，所以便买了体育彩票，在购买时虽然感觉中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仍然期望能够中将。当时尽管将彩票分给了四个人，但是并没有说好四张彩票的某一张归某个人所有，或者也可以说谁的彩票中奖属于谁。也就是说林某所持彩票所中的奖究竟是谁的钱所中的奖都没有办法说清。
第二、林某所持的彩票中的奖属于四人共同所有。既然林某所持的彩票是私人所有的8元钱的四分之一2元所购买的，而这两元又是属于谁是说不清楚的，且在购买彩票时并没有约定好谁手里的彩票中了奖就归谁所有，所以只能推定所中的奖属于四人共同所有，不能只属于林某一人独有。
第三、林某全部占有应当属于四人的奖金的行为不合法，对其他人的奖金所有权构成侵权。林某所持的彩票所中的奖应当属于四人共同所有，林某只应占有属于他一个人所有的那部分奖金，而不能占有属于王某、李某和秦某所有的那一部分奖金。他的占有因为缺乏法律根据而不合法，故构成对别人权利的侵害。
二、王某、李某和秦某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林某单独占有奖金的做法属于不当得利的侵权行为，所以他应当停止侵权，并向王某、李某和秦某三人返还应当属于他们三人的奖金。王某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因为符合法律规定而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总之，林某独占属于四个人所有的奖金不合法，属于不当得利，构成对王某三人的奖金所有权的侵犯，故王某等三人有权依法要求返还属于他们各自所有的奖金，请合议庭充分考虑上述代理意见，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从而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委托代理人：
2009.9.19
㈣ 实用新型专利侵权以后，被告代理人可以给被告那些法律意见
先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实用新型专利无效。
在法院审理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内利侵权案件中，被告容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
如果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无效认定，法院就会驳回原告起诉，
这个官司就不用打了，
㈤ 为什么律师的代理词受著作权保护
律师的代理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文字作品，依法应该受到著作权法回的保护。
在中答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也依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著作权。
著作权的对象是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律师的代理词正是这种具有独创性的针对法律上的智力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 （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㈥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简易程序审理,开庭完毕后,代理人需要再向法院提交代理词吗
代理词不是必须交的材料，按照案件的难易程度，如果你感觉有需要重点向版法官权说明的观点、证据等，你可以整理成代理词，交给法院，如果开庭时已经将观点、证据陈述清楚，没有需要再特别说明的，就可以不交。
如果你是年轻律师，建议你每个案子都整理一份代理词，整理整个案件的代理思路，这样可以锻炼你的水平的，当然不一定要交到法院。
㈦ 余秋雨诉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肖夏林委托，我在其与原告余秋雨名誉权纠纷一案中担任诉讼代理人。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我方法庭辩论意见的基础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
1．本案基本事实
被告肖夏林于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以批评原告余秋雨和所谓“余秋雨现象”为主旨的8000字长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该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评了原告对深圳文化的不当吹捧，认为名城与顾问是一种名利交换，是双方互通有无，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描述成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据。原告律师承认被告的文章属于文学批评性质并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学者黎鸣先生作为被告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亲笔证词。黎鸣先生证明在被告文章发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坛确有余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获该市有关方面奖赏一套别墅或住房的传闻，虽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价购买和是无偿获赠，但类似“消息来源出自多处、多人”，说明被告有关原告获赠别墅的表述并非“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诽谤”。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诉讼心态》（载《北京日报》2003年5月18日）一文，证明作为文化人的作者对被告所说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诉讼，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是“绝对不会知道有什么‘送别墅’的说法。”的。说明无论受赠别墅是否是事实，被告的上述事实描述都未能引起关注，也未对原告的名誉造成损害。
综上，本案事实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学批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据文坛广为流传但未经证实的说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赠一套别墅的事实。但这一描述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迄今尚未发现任何以此描述为依据的讨论，余秋雨的社会评价也没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还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关于范志毅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书，以说明内地法院已在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审理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双方争议焦点
鉴于原告系当代著名作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力，属于公众人物，而被告则是一位关注社会现象的文学批评家，负有针砭时弊匡扶正义的道德使命，本案与普通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有很多不同。我们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原告是否应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被告的上述事实描述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实际侵犯；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其名誉权是否应得到与普通人同样范围和程度的保护；我国法律中关于名誉侵权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含义是什么。
二、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精神，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所谓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权利，而名誉则是公众对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主体个人的主观自我评价，因而名誉主体不能以个人情感受到伤害为由认定他人行为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就如何认定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我们的主要答辩意见，将围绕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展开：
1．原告应举证证明其确有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但原告的名誉事实上并未因被告的行为受到损害。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在名誉权侵权责任认定中，“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事实”是确定民事责任的首要条件。在民事上无损害即无责任，如果没有合法民事权益被损害的事实，也就无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参见梁书文等编著《审理名誉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23页），提起名誉权纠纷的前提是确有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对其名誉确有被损害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但在起诉状和庭审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语言指责被告恶意批判、围攻原告外，并未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其所谓被告在本文中由“恶意批判发展到具体诬陷”，“断章取义”“彻底歪曲”原告对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制造“耸人听闻”的事实，以及所谓受赠别墅的说法“损害了深圳市政府的声誉，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等等，对证明损害事实的实际发生均不具有证明效力。所谓原告“无中生有”地“蓄意伪造”一个“耸人听闻”的“事实”，“捏造”和“诬陷”原告“受贿”云云，均系原告对被告的看法，并非其名誉确实受到损害的证据。鉴于“诬陷”“受贿”等术语均为刑法上的具体罪名，有着法定含义，而原告不具备“受贿”的主体资格，被告也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诬陷”行为。至于“诋毁了原告的人格、也诋毁了原告参与的这项新兴的国际学术研究计划，伤害了原告在海内外的广大读者。”更是本案名誉权纠纷无关。一句话，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名誉受到了被告这些事实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该文发表至今，尚未发现有人就所谓“别墅”事件发表意见，也无人据此指责余秋雨受赠别墅，并且被告的说法已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反证被告的这15个字对原告名誉的影响甚微。事实上，2000年以来，余秋雨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海内外举办的多场文化活动，举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中央电视台“飞天奖”和“星光奖”颁奖典礼、中央电视台“哈药六杯”“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等，据说其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影响所及洛阳纸贵。被告的行为并未造成原告名誉的实际受损。
再者，由于名誉是公众对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并非以当事人的自我评价为准，因而余秋雨对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为认定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依据。在当今社会，一个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获得经济收益，在公众眼中不仅不是不名誉的事情，反而可能会使其社会评价上升——获赠别墅本来就是很光荣的事情，想想作为手机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务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李湘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开放城市重奖知识分子赠车给房的大手笔，就不难理解我们上面的说法了。具体说来，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获赠别墅，公众不仅不会认为余秋雨先生文人无行，更有可能钦佩余秋雨的才学和运气。因此，余秋雨的名誉并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损害。
综上所述，原告对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举证；被告的陈述并不必然损害原告的名誉事实上也没有对原告的名誉造成实际损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
2．被告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道德使命，决定其批评“余秋雨现象”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
原告代理律师在庭审过程中承认《文化中的文化》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并且承认文中不乏对余秋雨善意的规劝和告诫，但原告坚持认为不论全文中肯与否，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受赠别墅的事实真实存在，其陈述即构成对名誉权的损害。这种认识成立吗？
不难发现，《文化中的文化》属于文学批评范畴，批评对象是以余秋雨为代表“余秋雨现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谓“余秋雨现象”即文人为获取知名度和经济利益而远离书斋远离文化、过分亲近媒体、过分迎合和误导公众的行为。被告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余秋雨惋惜和对“余秋雨现象”的忧虑，诸如告诫余秋雨不应自比鲁迅和郭沫若，因为后者“是学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学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会良心”；批评余秋雨“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没有书斋中的积累超拔和创造，它就不可能发展。没有电视文化照样前进，但没有书斋就不会有学术，更不会有大师诞生。”以上批评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余秋雨现象”的忧虑和不满。作为文学评论人，当被告感觉原告对深圳文化的评价已经背离了文化本位的时候，他认为这就是“余秋雨现象”的具体表现，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因此他从直觉上相信了当时文化圈中盛传的“深圳送别墅”一说。被告对余秋雨的批判体现了其对不可取的社会现象的深切关注，这种批判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
我们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大多数人会对被告的观点表示赞同。虽然我们不想讨论原告起诉的动机，但在明确表示赞同被告观点的同时，余秋雨执意指控被告侵权，坚持以司法手段解决文化纷争和文坛恩怨，确实也为包括被告在内的大多数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据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范围应有别于普通人的理论，本案被告对其具体的事实陈述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1．我国有关名誉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待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有关名誉权保护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对名誉权、隐私权的概念和构成至今仍无准确的规定，而法律不加区分地对公众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誉权”给予与普通人“平等”的保护，已成为对公众人物进行正常新闻监督和批评的最大障碍。
民法通则第101条确立了名誉权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则，但对什么是名誉权以及如何构成侵害名誉权却未给出任何定义；最高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但未说明隐私、丑化、侮辱、诽谤的具体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虽就构成侵害名誉权责任的要件进行了简单列举，但未回答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的具体所指。在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以“真实证明”原则，根据简单的事实出入判决刊登批评报道的新闻媒介和批评家败诉。新闻监督和文学批评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已随着公众人物权利意识的增强而逐渐丧失殆尽。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引入和借鉴“公众人物”的理论刻不容缓。
2．公众人物的概念和实际恶意原则的引入。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事务中起突出作用或位于某些公共争论前沿并试图对问题产生影响的人。“公众人物”是美国诽谤法中的概念，源于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及此后的几个名誉侵权判例。这一原则要求公众人物在起诉媒体诽谤侵权时，不仅要证明侵权行为已经实施并且已经给自己造成事实上的损害，而且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系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内容的真假却轻率予以发表。这是因为，与普通人相比，公众人物是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线中，等于是自愿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险；并且在受到诽谤时，他们有大量机会通过媒体对错误言论进行反驳。而普通人缺少机会去反驳，也没有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诽谤行为的伤害。为了公平起见，法律保护普通人和公众人物名誉的力度应有所不同，法律对普通人名誉的保护力度应大于对公众人物的保护。“实际恶意”的有无是确定针对公众人物实施诽谤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若公众人物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名誉侵权即不能成立。
我们认为，司法解释中所谓“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当其适用于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时，应被理解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实际恶意”，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过失概念。
3．原告系公众人物，其名誉权保护力度与普通人相比应当受到限制。
随着《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著作的相继问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为“学者作家化”的先行者，为把学术变成一种大众可以共享的东西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说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广大的读者。也正是由于大众的认同与喜爱，他才得以与电视台联手在岳麓书院设坛讲学，在北大千人礼堂公开演讲，并成为上海、深圳、大连的文化顾问，成为这个时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渐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变成一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并从中取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利益。原告自己也声称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般说来，虽然并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众的关注，比如作为公共信息的国防信息可能无人问津不为公众所关注；但凡是公众关注的信息都应属于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细节等因追星族的关注而成为公共信息。由于公众的关注，公众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应进入公共信息的领域，其一举一动都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公众人物获取巨大利益和荣誉的代价，原告的名誉权保护力度应与普通百姓与所区别。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诉肖夏林名誉侵权，除需要证明其名誉受到了具体现实的损害外，还必须证明肖夏林的行为本身系出自其主观上的实际恶意，即明知所谓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实是虚假的却仍然不计后果的去传播这一虚假事实。
4．被告肖夏林不具备核实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条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实描述不具有主观上的实际恶意。
对于公众人物进入公众领域的私人信息，公众与公众人物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境地，这决定了公众对公众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确定性和可错性。各国实现言论、新闻和文学批评自由的实践证明，若要求对公众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确，毋宁说是缺乏监督公众人物的诚意。
举例来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先生于特区政府加税前“突击”购车，显然不会是为了逃避几万港元的加税——他是放弃了每年数千万港元的收入来就任年薪两百多万港元的政府公务员职位的，但时间上的巧合恰好给了媒体和批评者想象和怀疑的空间——梁锦松存在道德上的风险！于是批评指责的报道纷至沓来——其中难免有对受害人梁锦松伏明霞夫妇的“诬蔑不实之词”。但我们除听到董建华谴责其“无心之失”外，只见到阿松不断地作揖道歉、双倍捐款、表示辞职，唯独不见梁大人运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张名誉权！道理很简单，并非因为香港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梁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而是因为他本人是公众人物！他只有对公众的指责表示宽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既没有手段对余秋雨在深圳的房产进行调查，在特定情况下也没有义务这样去做。出于正常人心理，他相信当时文化圈内盛传的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实，具备客观上的合理性。换言之，被告并非是在无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赠别墅的“耸人听闻”的事实，更没有以此为出发点继续散布这一信息。原告既没有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了被告涉讼事实描述的实际损害，也不能证明被告是出于主观上的实际恶意而制造和散布这一信息。因而即使这一信息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诋毁性，但原告作为公众人物对这种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上海静安区法院对范志毅一案的判决中已体现了这一原则，即“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容忍与理解。”
综上所述：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名誉确有被损害的事实，并且事实上原告的名誉没有受到被告行为的实际损害；被告文章中关于余秋雨受赠别墅的陈述是基于相信当时文坛圈内的传闻而非自凭空捏造，被告既无手段也无义务去核实这一事实的真假，被告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对深圳文化的不当吹捧而相信有关传闻系正常人的反应，并非“明知”原告受赠别墅的事实虚假仍然不顾后果地传播，被告不具有主观上的实际恶意，行为没有过错。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
此致
㈧ 如何认定人身权侵权代理词
您好，人身侵权是指他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版通则》第一权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