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认购权纠纷

『壹』 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行使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我国《物权法》第101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民法通则》第78条第3款规定:“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这两条规定确立了我国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但上述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对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方法及法律效果等问题均未加以明确，这不仅给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带来了困难，也给转让人转让其共有财产份额带来不少麻烦，由此引发了不少纠纷。
一、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基本前提：“转让”共有财产份额
《物权法》第101条规定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产生的前提是其他按份共有人转让其财产份额。该条规定中的“转让”是核心词，只有在符合该条规定的“转让”条件下，按份共有人才享有优先购买权，因此，正确理解该词在本条规定中的涵义成为适用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前提和关键。实践中，对该条规定中“转让”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小问题：一是该条规定中的“转让”是否包括无偿转让？二是该条规定中的“转让”是否包括按份共有人之间的转让？三是该条规定中的“转让”是否包括因破产、实现担保物权或执行法院判决而被迫转让共有财产份额的情形？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物权法》第101条中的“转让”是否包括无偿转让
实践中，有人认为，从《物权法》第101条的文义以及《物权法》总则中的有关条文用语（如第6条、第二章等）看，此处的“转让”显然应当包括有偿转让和无偿转让，如果不这样理解，《物权法》的逻辑一致性就会出现严重问题。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而是认为此处的“转让”仅包括有偿转让，而排除了无偿转让的情形。对于有偿转让时按份共有人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无争议[1]，而对于此处排除无偿转让的情形，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虽然从理论和文义上讲，转让包括无偿转让和有偿转让，但在《物权法》中，“转让”一词在不同条文中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物权法》第6条、第9条、第23条所称的“转让”包括有偿转让与无偿转让，而第143条所称的“转让”则仅指有偿转让，因此，对第101条所称的“转让”应当结合立法目的和制度内涵综合加以解释，并且如果对其进行限缩解释也并不会给《物权法》本身的逻辑一致性带来任何障碍。
其二，根据《物权法》第101条的规定，判断按份共有人能否取得该转让份额的关键条件是其是否接受共有人以外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受让该份额的“同等条件”，这里的“同等条件”主要是指数量、价格、支付方式等。实践中，按份共有人将其享有的共有财产份额赠与第三人，因继承、遗赠等原因致使共有财产份额的权利主体发生变化，是较为常见的无偿转让情形。在这些无偿转让的情形下，根本不存在交易价格、支付方式，是否存在担保等条件更无从谈起，因此，无法对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加以客观判断。也就是说，无偿转让与优先购买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转让的无偿特点和价格的缺乏使优先购买权的适用成为不可能。[2]因此，基于《物权法》第101条的立法目的和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制度内涵，应当对该条所称的“转让”进行限缩解释，将无偿转让排除在该条所称的转让之外。
其三，从有关立法例看，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多将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仅适用于有偿转让的情形，如《法国民法典》第815-14条、《魁北克民法典》第1022条所规定的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只适用于共有人有偿转让共有财产份额的情形，而《德国民法典》第463条、第1097条、《巴西新民法典》第1322条所规定的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仅适用于共有财产份额出卖的情形。[3]可见，排除无偿转让适用优先购买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通例，是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制度内涵出发所应当作出的必然解释。

『贰』 最高院：股东应行使优先认缴权必须有期限限制，否

您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判例，股东应合理期限内行使增资优先认缴权，否则不予支持(公司诉讼期限规则19个典型案例)
裁判要旨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结合商事行为的规则和特点，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应限定该项权利行使的合理期间，对于超出合理期间行使优先认缴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一、蒋洋、红日公司均为科创公司股东。其中蒋洋出资67.6万元，出资比例14.22%;红日公司出资27.6万，出资比例5.81%。
二、2003年12月16日，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关于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75.49%同意，20.03%反对，4.48%弃权)。蒋洋及红日公司投反对票，并要求行使股东对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缴权。
三、2003年12月18日，科创公司、陈木高签订《入股协议书》，约定由陈木高出资800万元，以每股1.3元认购科创公司新增的615.38万股。
四、2003年12月22日，红日公司向科创公司递交报告，主张蒋洋和红日公司对新增资本享有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
五、2003年12月25日，科创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及出资比例的工商变更，蒋洋、红日公司的出资比例分别降低至6.20%及2.53%。次日，红日公司向工商局递交了《请就新增资本、增加新股东作不予变更登记的报告》。
六、2005年3月30日，陈木高将其持有的科创公司615.38万股股份转让给固生公司(固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木高)，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七、2005年12月，蒋洋和红日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通过的“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决议无效，确认其对800万元新增资本优先认购。绵阳中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八、红日公司、蒋洋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院改判案涉股东会决议中“吸纳陈木高为新股东”的内容无效，并判决在蒋洋和红日公司将800万元购股款支付给科创公司后15日内，由固生公司向科创公司返还其所持有的615.38万股股权，并同时由科创公司根据蒋洋和红公司的认购意愿和支付款项情况将该部分股权登记于蒋洋和红日司名下。
九、科创公司、固生公司、陈木高等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股东会决议中涉及新增股份20.03%(增资前蒋洋及红日公司出资比例总计为20.03%)的部分因侵犯红日公司、蒋洋对新增资本优先的认缴权无效，涉及新增股份79.97%的部分有效，但驳回了红日公司、蒋洋关于行使对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的诉讼请求。
败诉原因虽然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因侵犯了红日公司和蒋洋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新增资本的权利而部分无效，但红日公司和蒋洋是否能够行使上述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还需要考虑其是否恰当地主张了权利。股东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属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
本案红日公司和蒋洋在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召开股东会时已经知道其优先认缴权受到侵害，且作出了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及时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张权利。在此后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陈木高将部分股权赠与固生公司提案时，红日公司和蒋洋参加了会议，且未表示反对。红日公司和蒋洋在股权变动近两年后又提起诉讼，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允许其行使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故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优先认缴权的合理期间已过，据此驳回了其主张优先认缴权的诉讼请求。
败诉教训、经验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股东行使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一定要在发现权利被侵犯后，尽快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否则法院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的考虑，不会支持其超出合理期限行使优先认缴权。
2、股东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方式要恰当，必要时股东应提起诉讼。本案中先后三次表达了反对意见，分别是在讨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中投反对票、向公司提交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报告、向工商局提交要求不予工商变更登记的报告，却未及时向法院起诉。因此，本案股东未能如愿行使优先认缴权，并非由于未及时表达意见，而是选错了表达意见的途径。本案的教训和经验是：股东在优先认缴权受到侵犯后，如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应立即明确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通过法院行使此项权利。
相关法律规定《公司法》
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以下为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阶段的“本院认为”关于此部分的论述：
虽然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因侵犯了红日公司和蒋洋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优先认缴新增资本的权利而部分无效，但红日公司和蒋洋是否能够行使上述新增资本的优先认缴权还需要考虑其是否恰当地主张了权利。股东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属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本案红日公司和蒋洋在科创公司2003年12月16日召开股东会时已经知道其优先认缴权受到侵害，且作出了要求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及时采取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张权利。在此后科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陈木高将部分股权赠与固生公司提案时，红日公司和蒋洋参加了会议，且未表示反对。红日公司和蒋洋在股权变动近两年后又提起诉讼，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允许其行使优先认缴出资的权利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故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绵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红日公司和蒋洋主张优先认缴权的合理期间已过并无不妥。故本院对红日公司和蒋洋行使对科创公司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的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绵阳市红日实业有限公司、蒋洋诉绵阳高新区科创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及公司增资纠纷二审案》[(2010)民提字第48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
延伸阅读(一)公司法相关诉讼有关起诉期限的裁判规则
1、 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有效)、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案例1：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徐迅诉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2016)沪01民终9630号]认为，“本案案由为公司决议纠纷，非债权请求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案例2：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朱传清与郑州格维恩科技有限公司、纪维公司决议纠纷[(2016)豫01民终9355号]认为，“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属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朱传清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该决议效力，不适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故对格维恩科技公司、纪维所称朱传清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案例3：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裴荣冰、李寰等与钦州市和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2016)桂07民终386号]认为，“本案当事人提起的是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该项权利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即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但是，也有法院对此问题有不同认识，认为确认公司决议效力诉讼(公司决议无效、有效、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案例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余北鸿诉贵州庆隆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耀、林忠、陈小兵、郭彬、刘正强公司决议纠纷[(2016)黔民终10号]认为，“对于上述虚构的股东会议及其决议，只要其他股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股东权利被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即应依法受理，不受六十日期限的限制。”
2、请求撤销公司决议，应在公司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的除斥期间内向法院提出。
(1)超出60日起诉，撤销权消灭
案例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科投资有限公司与山东菏泽中科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2016)鲁民终1216号]认为，“王志强所主张的未收到关于召开此次股东会的通知等事由系股东会召开的程序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的规定，均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股东会决议的事由，而非导致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法定事由。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时间为2014年8月16日，王志强应当于该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向法院提出撤销该决议的诉讼，而王志强未对此行使撤销权，且该撤销权已消灭。”据此认定股东会决议有效。
案例6：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彭可云与珠海博能模具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纠纷[(2016)粤04民终1380号]认为，“股东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为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该期间属除斥期间，即权利行使的不变期间，期间经过后，撤销权人即丧失撤销权，法院也不应受理。结合本案实际，《20140920股东会决议》于2014年9月20日作出，被上诉人彭可云作为博能公司股东于2014年11月12日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对博能公司提起案涉诉讼，并未超过上述规定的60日的除斥期间，故本院对博能公司主张彭可云已丧失撤销权的抗辩不予采纳。”
案例7：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赵建国与北京城建汇友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2016)京02民终5186号]认为，“现赵建国主张撤销的董事会决议系城建公司于2006年10月25日作出的，根据前述规定赵建国于2016年2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过法定的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建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2)邮寄起诉状的在途时间不应计算在60日的除斥期间内
案例8：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武婵燕与昆明市鑫益屋业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2016)云01民终2666号]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起诉时巳经超过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17日以法律允许的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未超过《公司法》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间，故上诉人提出上述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60日的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关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案例9：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怀朋与山东汇皓利食品有限公司、张兴振公司决议撤销纠纷[(2016)鲁16民终840号]认为，“本案系被上诉人怀朋要求撤销2013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对于股东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股东可以在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法院撤销，被上诉人2013年12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被上诉人撤回起诉。2014年9月19日，被上诉人再次提起诉讼，已超法定的60日内的期限，该60日内的法定期限系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关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超过法定期限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涉案决议作出之日起至被上诉人怀朋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止已超过60日，故应驳回被上诉人怀朋的诉讼请求。”
3、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案件应根据具体的诉讼请求确定起诉的期限
(1)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应适用诉讼时效
案例10：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吴耿元与被告吴剑元、马建设股权转让纠纷[(2014)宁商外初字第84号]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0年7月26日吴耿元等人联名向南京市公安局请愿时，即认为吴剑元与马建设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因此，其当时即已知晓案涉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其主张案涉股权转让侵害其优先购买权、进而要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及时行使权利。但本案中吴耿元直至2014年12月4日才诉至本院，请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对马建设的这一抗辩，本院予以采纳。”
案例11：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卢树德与纪丽华、戴德俊股权转让纠纷[(2013)姑苏商初字第1187号]认为，“2011年6月20日，苏州市地方税务局针对原告举报作出答复并交原告后，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后于2013年6月17日向法院起诉，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案例1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国柱与姜文松、殳伟民等股权转让纠纷[(2014)苏商外终字第0010号]认为，“姜某上诉认为香港法院早在2010年3月就涉案股权事宜作出了判决，李国柱应在2010年3月就知道马红其转让其股权的事实，故李国柱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即便如姜某所称，李国柱在2010年香港法院作出判决时即知道马红其转让其股权，但并无证据证明李国柱知道马红其是以低价即1：1.8的比例转让其股权的事实。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7日作出(2011)宝刑初字第0430号刑事判决，李国柱最早应在2011年12月27日知道马红其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最早应从该日起起算，李国柱于2012年3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姜某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部分裁判观点认为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
案例13：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段伟强与段伟刚、董淑霞、董淑莉及第三人邱阳股权转让纠纷[(2014)丰民二初字第81号]认为，“虽然相关法律与梧泰公司的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但并不意味着其他股东可以无限期地拖延行使该权利，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及经济秩序的稳定，其他股东应当在合理期限内积极行使优先购买权。由于本案三位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早在2006年即已发生，而作为梧泰公司股东的原告应当及时掌握包括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在内的重要信息，却怠于行使该项权利，另外，原告于2009年12月15日在吉林市公安局制作的询问笔录中也曾明确表示已经知晓被告董淑霞、董淑莉及第三人邱阳入股梧泰公司的事实，因此，由于原告在知晓公司股东将股权转让给了股东以外的人，明知其股东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后，多年来一直未主张权利，应视为其放弃了该项权利……被告段伟刚早在2006年即向被告董淑霞、董淑莉转让了股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在长期的运营过程中，新老股东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新的人合关系，新的股东结构已趋稳定，双方争议的股权价值与转让时相比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原告在2014年8月25日才提起本次诉讼，要求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其行为必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交易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并可能会产生显失公平的法律后果，现原告段伟强提起告诉，已明显超过合理期限。故原告段伟强要求确认被告段伟刚与被告董淑霞、董淑莉之间签订的《转让公司注册资本金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如原告认为被告段伟刚转让股权的行为使其蒙受了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
(3)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优先购买权，进而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应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提出
案例14：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方琰与陈婷会、方新会股权转让纠纷[(2016)宁04民终734号]认为：上诉人方琰作为宁夏龙王池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对股东向外转让股份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宁夏龙王池酒业有限公司股东方新会与陈婷煜达成转让股份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并加盖公司印章，宁夏龙王池酒业有限公司亦对陈婷煜的职务做了安排，任命陈婷煜为公司总经理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根据此规定，上诉人方琰应在公司2014年2月22日召开股东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上诉人方琰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权利，故撤销权消灭。一审法院以方琰主张撤销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正确。
案例15：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田德刚与王荣平股权转让纠纷[(2014)滨商初字第604号]认为，“被告王荣平于2013年2月5日与第三人杨晓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2月6日，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滨城分局将滨州市环氧镁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由刁泽进变更为田德刚，由王荣平变更为杨晓志。结合原告田德刚在2013年2月6日滨州市环氧镁置业有限公司召开的通过选举杨晓志担任公司监事等事项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行为，能够认定被告王荣平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晓志，原告田德刚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此外，原告田德刚应自2013年2月6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王荣平已将其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晓志，原告田德刚于2014年8月27日诉至本院要求行使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4、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股份，应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内提出，否则法院驳回起诉
案例16：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朱新跃与江苏华天驰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5)河商初字第0049号]认为，“朱新跃在该次股东会决议中投票反对，因此，朱新跃在股东会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未与华天公司就股权收购达成协议时，应于股东会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朱新跃于2015年1月16日诉至本院，请求华天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据此，本院认为，朱新跃于2015年1月16日诉至本院，已经超过了自股东会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算的九十日期限，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应当驳回起诉。”
案例17：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唐英姿与上海叠丰园艺工程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1873号]认为，“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使公司存续的，对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股东如未能在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与公司就股权收购达成协议的，股东可以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于2015年6月14日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延长公司营业期限，原告对此予以反对，并在九十日内提起本案诉讼，故原告要求被告收购其持有的被告股份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案例18：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李鸿骏与常州市创联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4)常商终字第133号]认为，“虽然李鸿骏提供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4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客观上不持有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但是创联公司的三位股东对公司召开第十三次股东会并通过延长公司经营期限的股东会决议是明知的。李鸿骏于2011年7月25日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创联公司回购股权时，创联公司关于公司经营期限延长的第十三次股东会决议已形成并通过，李鸿骏对决议投反对票。李鸿骏提起创联公司回购股权之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股东投反对票且在90天之内起诉。”
案例19：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叶岷伟与泸州朗格置业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2015)江阳民初字第5684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股东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的期限为“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须为股东会决议之后，本案中，既无相应股东会决议，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也未在公司法规定的期限内，故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

『叁』 怎么处理优先购买权的冲突呢

在民法实践中对房屋这一特定标的物转让情况下，优先购买权人共有三类人：房屋共有人，房屋典权人，房屋承租人。三类优先购买权人在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场合时，依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理，按如下权利顺位：第一、房屋共有人，第二、房屋典权人，第三、房屋承租人来解决冲突问题。
同时优先购买权也有受到限制的情形，依据强制执行程序（拍卖程序）或破产程序出卖房屋时，优先购买权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提前声明，否则法院不予支持。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拍卖、变更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在拍卖5日前以书面形式或者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于拍卖日到场，优先权人已获通知未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权。

『肆』 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救济

侵害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救济中国现行法律仅规定了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时，按份共有人、合伙人、承典人等可行使优先购买权，但对于出卖人在未通知优先购买人情况下出卖标的物，优先购买权如何实现并未做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法院在司法实务中也认为出卖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即将标的物出卖给他人的，先买权人得请求法院宣告该买卖合同无效。但司法实践中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再出卖人未履行通知义务，擅自将标的物卖给第三人，将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当事人的利益，其弊大于利。市场交易行为只要不违背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应该有选择合同效力的权利，这也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保护交易安全。合同法语民法通则相比较缩小了无效合同的种类，就是这种立法理念的体现。应当将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有害于优先购买权的合同规定为可撤销合同。只有先买权人在提起诉讼时，表示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法院才能宣告该买卖合同无效。因为如果先买权人不打算购买出卖物或者不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出卖物，则此时先买权人的利益并未因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而受到损害，自没有宣告其买卖合同无效的必要。而且维持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一方面可以防止先买权人利用优先购买权提起恶意诉讼，阻止出卖人正常出卖房屋，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房屋价值的充分实现，同时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促进了交易安全和财产流转，使法律价值得以真正体现。
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买卖合同被撤销后，应当同时在出卖人与先买权人之间成立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合同，第一、优先购买权为一种附条件形成权，在同等条件下，先买权人仅依一方之意思表示便使出卖人负有将所有权转移给其的义务，出卖人在此种情况下负有承诺的义务；第二、这样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节约司法资源，符合“两便原则”，有利于彻底保护优先购买权的利益，防止出卖人以种种理由使优先购买权无法实现，如以不出卖为理由来对抗优先购买权，致使优先购买权无法实现，导致优先购买权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被撤销时，合同尚未履行，先买权人可直接请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自无探讨之必要，但若合同已经履行，先买权人应当向谁请求交付标的物呢？为了避免由第三人将标的物返还给出卖人，再由出卖人交付给先买权人的繁琐，也为了防止因当事人怠于返还标的物和价款所可能产生的纠纷，法律宜规定先买权人有权请求第三人交付标的物，不得请求出卖人交付；第三人对其已经支付给出卖人的价金有权要求先买权人偿还，而不得请求出卖人偿还，对于尚未支付的价金，免除第三人的支付义务，第三人在没有从先买权人处受领其已支付给出卖人的价款之前，就标的物的交付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向先买权人为出卖物所有权的转移。

『伍』 股权转让中优先购买权有什么法律规定

具体规定如下：

《公司法》第七十一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5)优先认购权纠纷扩展阅读：

优先购买权的实质条件：

（一）首先，同等条件主要指价格条件

在买卖合同中，价格条款是其核心条款，集中反映了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价格条件相同前提下，才能保障在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同时，维护出卖人的利益，实现法律公平、合理的精神。

但这里的价格是指在公平、合法的前提下形成的价格，若该价格条件是在乘人之危、欺诈、胁迫或恶意串通等情况下形成的，则不得成为先买权人购买的“相同价款”。此时先买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以市场价格作为购买价格。

（二）其次，除价格外，衡量“同等条件”还应当考虑付款期限、付款方式

因为付款期限、付款方式将会涉及到出卖人的期限利益、价款受偿的风险。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先买权人不得超过第三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期限而主张与出卖人订立合同，但出卖人同意的除外。

如果出卖人允许第三人延期付款，由于延期付款涉及到付款人的信用和出卖人承担的价款可能不受清偿的风险，因而只有在先买权人就延期支付价款提供了相应的担保，足以保障出卖人能按期受偿时，才可将延期付款视为同等条件。

同时如果第三人允诺一次性付清，则先买权人主张分期付款的，则不能构成同等条件。

（三）再次，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确定“同等条件”

出卖人可能会因某种特殊原因的存在而决定将标的物卖于第三人或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卖于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适用优先购买权以及如何确定“同等条件”呢。

在这种情况下不适用优先购买权制度将会造成出卖人与第三人为了规避优先购买权的适用，恶意串通，故意制造“特殊原因”，这样将会造成优先购买权制度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故应适用优先购买权。这种情况下“同等条件”确定可以考虑遵循下列原则：

（1）当出卖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中有从给付义务的，若该从给付义务先买权人可以履行，则为了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如果先买权人不愿履行该从给付义务，则视为未达到“同等条件”。

若先买权人不能履行该从给付义务，则只有在先买权人可以价金代替该从给付或者没有该从给付，合同仍可成立时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

（2）当出卖人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给予其他买受人一种较为优惠的价格时，“而这种特殊原因能以金钱计算，则应折合金钱计入价格之中。如果不能以金钱计算，那么应以市场价格来确定。

”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将优惠价格赖以形成的基础（特殊原因）折价，不仅存在一定难度，而且与一般道德标准相悖，不利于弘扬公民之间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即使以市场价格来补偿，也只能使出卖人眼前的现实利益得以维护，仍会损害其未来利益及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但是我们在适用法律时要对各种利益关系予以衡量，保护社会效益最大的利益关系，在公民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与法定的先买权人利益之间，我们当然会选择后者。

而且笔者认为对于公民之间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出卖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给对方以补偿，而并非必须以出卖标的物给对方的方式。

（3）当出卖人转让给第三人的标的物大于优先购买权的标的物时，如果其为可分物，则先买权人可仅以优先购买权标的物部分与出卖人订立合同。

若为不可分物，并且该不可分物的分割致使权利人显受损失的，则先买权人有权要求扩大优先购买权标的物及于不可分物全部而订立合同。

资料来源：

网络-优先购买权

『陆』 出售商铺，由于所谓“优先购买权”的纠纷，被租户起诉，法院可能判交易撤销吗

合同是来否撤销需要法定自的条件，否则不会撤销的。所谓的优先购买权利是承租人同意同等价格购买租赁物的情况下行使，如果放弃购买的话，就等于放弃优先购买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二百三十条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柒』 优先购买股权纠纷可以申请对公司帐目司法审计吗

股权优先权购买权是指股东转让股权时，其他对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该股东的股权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公司账目司法审计一般是指在涉及公司的诉讼或仲裁过程中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股东优先购买权和公司账目司法审计没有必然联系，股东优先权的购买纠纷是转让股权的股东、受让人之间的纠纷，法院审查的是转让前是否通知了其他股东以及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提供条件转让股权的股东和第三人的签订的协议是否同等，和公司账目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申请对公司司法审计，但法院准许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审计了，和优先购买权纠纷也没有什么关联。

『捌』 关于承租人和次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冲突

承租人
的
优先购买权
是相对于非承租人的，在本案中承租人为乙，甲乙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甲为
出租人
，乙为承租人，因此乙有优先购买权。丙与甲无租赁关系，因此丙无优先购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