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本科毕业论文，《浅谈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及认定》，设计评审表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怎么写
浅谈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及认定
这个我就可以搞定
可以写
❷ 浅谈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区别
浅谈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区别，实际生活中，侵权行为很常见。当然有时候有的人需要为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可能有些人会混淆侵权责任和侵权行为的区别。那么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区别是怎样的呢？本文为大家浅谈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区别。浅谈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区别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区别大概如以下几点：(1)侵权责任是由侵权行为引起的，有侵权行为，不是必须要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则必是有侵权行为。(2)侵权行为的程度决定侵权责任的大小。多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时，经其责任大小来确定赔偿责任。(3)《侵权行为法》规定：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十一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二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九条 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浅谈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区别大概如上，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❸ 谈谈我国侵权责任法预防损失发生的机制
章鱼我爱你 么么哒
在对原告所受损害做出赔偿之外,侵权法还负有遏止损害发生的内功能。这容种遏止功能通常依附于赔偿功能。这是因为,在损害已经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要恰当地确定和执行赔偿裁决(即:迫使侵权人对其所造成的全部有关损害有时也包括原告的诉讼费用做出赔偿),便会(间接地)影响未来侵权人的成本、效益分析,实现对其未来侵权行为的有效遏止。在损害尚未发生等少数情形下,由于不存在损害及损害赔偿,法院为保护有关权益所能做出的裁决通常是,责令被告停止其侵权行为。
与赔偿裁决相比,这种裁决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构成了对损害的遏止。
侵权行为法只对损害进行有限遏止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侵权行为法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根本上禁止一切可能给他人带来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的活动。毕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根本杜绝所有损害的发生
❹ 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法律责任，侵权人除了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外，还要承专当行政责任，构属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文将浅谈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法律责任。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法律责任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法律责任一、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当依据状况，中止危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相关管理部门整改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仿制品，可以并处罚款；三、情节严重者著作权相关管理部门可以没收用于制造侵权仿制品的资料、工具、设备等；四、触犯刑律的，按照刑法关于侵略著作权罪、出售侵权仿制品罪的规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新修订的法令第8条的规则，软件著作权人依法享有软件的宣布权、署名权、修正权、仿制权、发行权、租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使用权及由此获取酬劳的权力、悉数或部分转让权及由此获取酬劳的权力。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法律责任大致为以上内容，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❺ 浅析如何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摘要：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押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里所称增加赔偿的金额，实际上就是惩罚性赔偿，因为依照我国民法一般原则，恶意欺诈导致合同失效，仅仅只是退还价款而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了确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规定了增加赔偿的金额，正是基于对欺诈一方予以惩罚的目的。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及功能 惩罚性赔偿，也称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在民事损害赔偿中，恶意加害人除了要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外， 法律还强制恶意加害人增加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早在17世纪，英美国家已经在一些故意侵权的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实施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英美国家一般认为有三项：其一是削弱侵权行为人的经济基础，防止他们重新作恶，以及防止社会上的其他人模仿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其二是鼓励受害人对不守法的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激发他们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其三是对原告（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精神进行感情方面的损害赔偿。 惩罚性规定主要有如下功能： 1.补偿功能。惩罚性赔偿并不是独立的请求权，必须依附于补偿性的损害赔偿。这就是说必须具备构成补偿性赔偿的要件，才能够请求惩罚性赔偿。如果行为人没有给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则受害人不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加害人的不法行为给受害人造成财产损失、精神痛苦或人身伤害的，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 2.制裁功能。惩罚性赔偿就是要对故意或恶意的不法行为实施惩罚，这种惩罚与补偿性损害赔偿所体现的制裁作用有所不同。它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使其承担超过被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来制裁不法行为。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使被告刻骨铭心，从而达到制裁的效果。 3.威慑功能。一般认为，威慑是对惩罚性赔偿合理性的解释，可警告威慑其他经营者不得仿效。 4.鼓励功能。通过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可刺激和鼓励消费者同销售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因为这一制度的确立，突破了民法的补偿性原则，突出了法律对消费者的特别保护。 二、适用惩罚性赔偿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经营者诚实经营，鼓励消费者积极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从而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然而事实上，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消法》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方面一直存在广泛而持久的争议。 （一）消费者定义一般来说，无论在经济学上还是在法学上，都把消费者看做是从事生活消费的主体，但各国法律对消费者的定义不尽相同。我国《消法》第2条规定：受其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然而，对消费者定义的理解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分歧： 1.如何理解为生活消费需要。立法本意是要将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与为生产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经营者区分开，但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能否依照《消法》第49条规定增加赔偿呢？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消法》未禁止这种以索赔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客观上起了打假的作用，应当认可。而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押知假买假者不是《消法》中规定的消费者，他们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因此不能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 2.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一种观点认为，在单位将其购买的商品作为给职工的福利或奖品或者非营利性单位购买商品后提供给其服务对象消费的情况下，该单位即是消费者。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消费者不是单位，而是实际消费这些商品的人。我国《消法》中对消费者定义的不明确，给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造成极大影响。 （二）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问题《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适用惩罚性赔偿。但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是否属于欺诈行为，我国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很广泛，除故意欺诈以外，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东芝事件中，东芝公司之所以拒绝给中国用户以赔偿，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一加一赔偿制度只适用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在该案中要想证明东芝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可能性很小。因此，即使由法院来判决，依据中国现行《产品质量法》、《消法》的规定，东芝公司不会被判令支付一倍的惩罚赔偿金。另外，在举证责任方面，根据我国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欺诈的消费者要想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就必须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但由消费者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故意是非常困难的。 （三）惩罚性赔偿在计算方法上有不妥之处根据我国《消法》第49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一加一赔偿制度。这种制度的优点是：赔偿的数额比较容易确定，适用起来方便快捷，增强了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但是，由于其规定的赔偿数额单一，不管经营者主观过错程度如何，损害结果如何，都统一适用一加一赔偿，难免会引起经营者过错程度与责任轻重失衡。 三、完善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消法》中关于消费者定义的解释如何理解为生活消费需要方面，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呢？《消法》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知假买假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索赔获利，不符合《消法》第49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法律规范不仅包括明确具体的条文，还包括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诚实守信，不得滥用权利规避法律，消费者应受其约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因此，明知有假而恶意利用《消法》第49条规定牟取利益的行为不应受到保护。另外，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知假买假后的索赔对打假有积极作用。不可否认，这种行为确实对打击不法经营者有一定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以恶治恶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其他问题的出现，有损法律的权威。关于《消法》中认定的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笔者认为不应该包括单位。因为根据《消法》第2条的规定，受其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而单位不是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而且单位购买的商品的最终使用者是职工而不是单位。另外，《消法》是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若赋予单位以消费者的特殊权利，则有失公平，也有悖制定《消法》的初衷。因此，单位不应属于《消法》第2条中规定的消费者范围。当有损害发生时，职工作为实际消费者即可以自己的名义要求经营者赔偿，无须由单位要求。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消法》中对消费者的定义产生的分歧，我国应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或出台司法解释对其作出明确规定。如可以规定《消法》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为了索赔获利的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单位不是消费者等。 （二）扩大《消法》第49条欺诈行为的适用范围，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在适用范围上，《消法》第49条不仅可以适用于主观的欺诈行为，而且可能适用于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这样规定，可以使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尽最大程度的注意义务。如果经营者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极端轻视或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就可以对经营者处以惩罚性赔偿金，这将对消费者提供更周到细致的保护。对于举证责任方面，如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消费者举证，但实践证明这对消费者是相当苛刻的，往往使消费者的权利得不到实际保护。如果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完全由经营者自证其责，对经营者又有失公平。因此，应当适当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举证责任，才能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具体来说：一是证明经营者对自己实施了欺诈行为的责任应主要在消费者，因为欺诈行为的实施有明显的外在表现，而且这种行为是直接针对消费者的，消费者有责任也有能力来证明经营者提供了不合格的商品或低劣的服务，或者实施了其他欺诈行为，如出示经营者出具的购货凭证或服务单据，或者出示其他有效证据。但这种举证责任不能无限延伸，若经营者否认某件商品是由其售出，应由其来举证证明其从未经营过此种商品或服务，或者是在发票所载日期中未提供过此种商品或服务；二是对于证明经营者是否有欺诈的故意的责任，则应由经营者承担，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因为主观态度是内心活动，它要靠外在行为来推断，而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之前，经营者的一切经营活动消费者根本无从知晓，因而消费者要证明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是相当困难的，而经营者可以较容易地找到为自己辩解的理由。 （三）合理计算惩罚性赔偿数额当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适用惩罚性赔偿时，法律应当不规定具体的比例或倍数或只规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上下限，由法官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发挥其自由裁量权。另外，为了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相关法律可以规定以下几个方面的评判标准作为法官自由裁量的依据：（1）经营者的恶意程度；（2）侵权者的可获利性；（3）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包括手段、方式、持续时间；（4）侵权行为被发现后采取的态度和行为；（5）侵权行为的后果，即尊严、感情受损伤的程度；（6）经营者的财务状况。有了这样的弹性规定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经营者过错程度与承担的责任轻重失衡问题的出现，从而更好地起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2] 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 [3] 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和适用[N]..
❻ 浅谈著作权侵权领域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的可行性
浅谈著作权侵权领域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的可行性。在我国，著作权侵犯时常常会采取过错归责原则进行考量，但是为什么会采取这一原则呢？本文浅谈著作权侵权领域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的可行性。著作权侵权领域适用过错归责原则1、著作权的固有属性，决定其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著作权的保护客体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属性，它不仅关系到著作权人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一般公众及社会整体利益。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垄断权的同时，极其注重并积极寻求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构成了著作权法的基本立法目的。为了实现该立法目的，在具构建著作权侵权制裁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到著作权合法垄断权与一般公众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无过错责任原则倾斜保护受害方的归责理念，注定无法完成权益平衡的使命，而过错责任原则通过举证责任分担、侵权过错认定等方式，充分平衡了侵权人利益与著作权人利益的利益，有利于实现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2、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符合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Trips协议作为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也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标准。该协议第45条涉及到了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归责原则与法律救济问题，其中第1款明确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者向权利人支付适当的损害赔偿费，以补偿由于侵害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其条件是侵权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从事了侵权活动。该归责原则作为一般性原则，为成员国普遍接受和适用。(虽然有部分学者指出该条约第45条第2款承认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司法部门应有权责令侵权者向权利人支付费用，其中可以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在适当的情况下，即使侵权者不知道或者没有正当理由知道他从事了侵权活动，成员也可以授权司法部门，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预先确定的损害赔偿费。并据此提出知识产权归责原则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张，然而该主张有失片面。首先，从文义表述上来看第2款的适用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其次作为选择性适用条款，它对成员国不具备约束力，由此其不能作为确立侵权归责的依据。)就我国来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一个单独的体系，它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基本国情相适应。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利益分配中与发达国家相比不是处于优势而是处于劣势，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无疑会赢得发达国家的喝彩，但这种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采取严格标准的做法，将会妨碍我国知识的运用和传播。为此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上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不违反Trips协议的规定的情况下，在著作权归责制度中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适当的。本文浅谈著作权侵权领域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的可行性大致如上，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❼ 试述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怎样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相关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又称等值说，该说认为所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因而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行为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条件说的优势在于它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按照该学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容易发现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条件说的批判也很多，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把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看待，没有区分不同条件之间的不同作用，这样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便不能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范围。
第二，该学说认为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因素皆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就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牵扯进来从而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造成真正有责任行为人的难以确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认为条件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缺乏灵活性，在稍微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往往出现不合理的认定结果。因此，现在仅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适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学说之外。
（二）原因说
原因说认为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对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为人承担责任。
该说在理论上把对损害结果作用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单从理论上来看有其进步性。但是该说也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原因说只提出要把条件跟原因区分开，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将两者区分开，只是给了一个主观、相当宽泛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损害发生的条件往往错综复杂，对损害结果的作用难分轻重，所以原因说在审判实务中适用的难度会很大。
第二，原因说把众多条件中所谓的“原因”认定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唯一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条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事实上可能造成当不能认定“原因”时，所有条件都与损害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从而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合理情况发生。
（三）法规目的说
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法规的目的来决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基本上是法律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法规目的说在解决一些与立法目的相牵连的案件的时候，能够发挥比其他学说更为明显的优势。但是法规目的说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法规目的所包括，也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法律来规制。依照法规目的说，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的保护就毫无希望可言。并且以法规目的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会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权人在法规目的的掩盖下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如果侵权人知道某一法条是为保护某一权益而设的，那么他就可能将受害人的其它权益置于该法条规定的情形之下，从而使得该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解决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规的目的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而法规目的说却舍弃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直接以法规的内容与目的来衡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最终仍然由法官来判断法规的目的，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盖然因果关系说
盖然因果关系说发源于日本，是因果关系证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盖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对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证明．应该只要就因果关系的存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程度即为充分，所以，应当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受害人转换到加害人身上。有学者将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的理论要点归结为：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为原告承担；第二，证明责任在实质上进行转换，即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被肯定；第三，“盖然性证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确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的程度的举证。”从价值方面分析，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减轻了被害人的证明负担，有利于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7]
（五）相当因果关系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系以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即有因果关系。冯·克里斯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原因和结果之间才有因果关系：(1)它必须是损害的必要条件；(2)它必须在相当量方面增加损害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知，并非引起某个事件的每个条件都是原因，只有使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条件才是该结果的原因，才会承担责任；如果该条件在一极其特殊的，或者极可能小的情况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并且该条件是一种事物在一般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则该条件不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依吾人知识经验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的可能，其条件与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换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关系。
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大陆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中适用最广泛的理论。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因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所以在其产生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判断”和“相当性判断”有机结合了起来。合理的确定了责任的范围。相当因果关系的构造可分为“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组成部分。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首先确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条件，而后再借助一般社会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进而断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从而避免了单纯采取条件说所造成的因果循环，牵连范围过宽，一概而论使每一个有牵连的加害人均承担责任的责任范围过宽现象的发生。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可能性”纳入判断因果关系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可能性”判断一般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与见识，所以在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某侵害行为是否为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时，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需证明该侵权行为依一般社会经验极大的增加了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则极大地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突出表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在该类案件中一般采用“盖然性”的方法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某化工厂污染了某居民区的水源。该居民区大部分居民喝了该水之后均呈现出不同轻重的中毒情况，则该居民区居民只需证明该化工厂侵权的“极大盖然性”即可，而无须亲自证明该盖然性已经达到了确定性的程度。
虽然相当因果关系说已逐渐被大陆法系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相当因果关系说亦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易造成使用的差异性。由于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为人对极大增加损害结果的可能性理论并不能提出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同样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判决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会出现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现象的出现。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缺少必要的法律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判断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中。”由此可见，价值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借助数学及社会统计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可是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三，相当因果关系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并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的侵权案件判断其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有些案件并不适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权案件。
其四，相当因果关系说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在理论上有混淆“过错”判断的嫌疑。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的相当性表现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所不能预见但是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的“过错”的判断。一般人所能预见，而行为人却没有预见，此为行为人之“过失”；一般人不能预见，行为人预见了仍然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为之，此为行为人之“故意”，只不过这种故意隐藏得更深，若无有力证据很难证明而已。相当因果关系说把本应当在过错中进行的法律判断搬到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并称之为“相当性”的判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忽视了过错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们在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时，往往高估了因果关系认定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给人一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即等于侵权责任成立”的感觉，把过错放在一边，这种做法，诚不可取。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实质与解决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无论其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均无法解决所有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某一理论学说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具有应用价值，而在另一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则可能无法适用。所以，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侵权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乃是摆在所有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构建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时，应当坚持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不宜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复杂化。而是应当将主要问题留待司法实践中去解决．赋予法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❽ 谈谈我国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有哪些
网络时代的到来促进了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全面发展，网络服务商在网络世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定着网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和权益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性难题。针对目前互联网上侵权现象严重的现状，一面是强烈要求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群体，一面是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网络侵权行为，虽在逐步调整但相对迟滞的法律制度。由于网络侵权行为自身的特点，如何界定网络侵权，确定不同网络侵权主体的责任，适用何种侵权归责原则，侵权责任如何承担，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引起相关部门对网络侵权进行重视，落实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以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概念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可以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上来理解。广义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指的是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时的作为责任，以及因未尽到法律规定的义务对网络用户在其网络上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的不作为责任。狭义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仅指因未能避免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而承担的不作为侵权责任。本文所论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是广义上概念，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自己实施的或者他人利用其提供的服务而实施的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在立法中进行规定，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依前所述，发达国家对此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加以规制。我国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中逐步进行了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作出了一些规定，涉及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共同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破坏权利人技术保护措施的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调查义务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限制等问题，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制度。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问题更好地加以规制，我国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于2006年5月颁布，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该条例中，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更加明确和完善了这一制度。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我国法院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案件的主要依据。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准绳。该条规定了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完全有利于保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同时它还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在收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负有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义务，否则就要承担损害扩大部分的连带责任，这是立法者站在网络用户的角度，主要是为了维护在网络环境中处于弱势群体的网络用户的利益，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与保护弱者的宗旨的。
三、规定不足之处
1、侵权责任主体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围不明确
《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侵权的相关内容，对于打击我国层出不穷的网络侵权案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该条的规定仍然过于笼统，尤其是对于侵权主体的规定过于概括和抽象。其规定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均是网络侵权的主体，但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和定义，如果对这一概念仅仅只是笼统的表述，在实践生活中将很难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故笔者认为应该对于网络侵权的主体进行完善和确定。我国网络侵权责任规则主要的依据是《侵权责任法》，其中36条对于责任的限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没有明确怎样进行限制，只是笼统的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了一般的规定。在该规则的实施中，如果责任的限制不进行具体的规定，将难以实现该法律规则的目的和意图，也难以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利。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过程中，由于责任限制规定不具体，很多关键性的词语和概念不明确，比如对于“知道”的理解、对于“及时措施”的规定、对于“必要”的理解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在适用该条款时，没有统一的规定，从而导致各地各人标准不一致，不利于该规则的实施[17]。
2、“通知条款” 不利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承担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原文为：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学者们将该款一般称之为“通知条款”或是“提示规则”，该款确定了一个重要的规则即“通知——删除”规则。该规则也有人称为“通知与取下程序”， 通知——删除制度在实体法上存在侵害言论自由的可能，在程序法上具有超越司法正当程序的嫌疑。主要是指被侵权人在发现自己的合法权利被侵害后，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合格的通知后，必须对该侵权信息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进行删除或是断开连接的行为。该款不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的情形，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的，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不具有该款的免责情形。如此，该款有两层意思，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只对接到通知以后的损害承担责任；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只对接到通知以后因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产生的损害扩大部分，与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分析该款的法律意义时，应该着重分析两个问题，一是“通知-删除规则”，二是“采取必要措施”。该款可以理解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接到被侵权人的合理通知后，因为没有采取措施而产生的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而只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接到被侵权人的合理通知，则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也是一个免责事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根据此款进行抗辩。
3.、“知道条款” 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
在“知道条款”下，对于知道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明确的知晓信息的存在，二是要知道该信息是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基于过错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侵权人构成了共同侵权。侵权人实施了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行为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的情况下，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已经形成了过错，在此范围内与侵权人具有共同的过错，所以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反过来说，因为该款是以过错为归责原则的，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或是有证据证明其知道该侵权行为的存在，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不承担责任，这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限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以此为抗辩条件，是其免责的一个因素。之所以可以免责，就是因为没有过错，法律不能强求一个没有过错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界定很困难
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提示规则,是“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个规则是正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仅仅是对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经过提示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是对损害的扩大有因果关系,因而就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由于网络侵权案件大多数是对人精神上的损害，因此对于“扩大部分”的精神损害很难界定，亟需细化，量化。
四、完善建议
1、明确侵权责任主体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围
对于网络侵权的主体进行完善和确定。我们可以颁布相应的司法解释，规定和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围和分类。我们可以借鉴和采纳德国《规定信息和通讯服务的一般条件的联邦立法》，将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一个明确的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型确定相应的责任，这样将更有利于打击网络侵权行为，更加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2、“通知删除规则”实施中的缺陷完善
通知作为启动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责任的一个重要条件，需要完善通知的可操作性。被侵权人发出的通知应该是书面的通知，对于口头的通知不能作为合格的通知。因为书面的通知更加正式，只有书面的通知才有据可依，也是是否发出通知的一个标准，才能作为固定的证据进行使用，也是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收到通知的一个标准。通知除了应该为书面的外，还要对内容进行规范，通知必须具体，必须载明具体的措施，只有这样，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才能据通知的要求进行处理，在通知发出者实施了反侵权行为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才能据此免责。
3、 “知道条款规则”实施中的补救措施
由于信息之多，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每条信息都要进行审查，那么无疑会加重其负担，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不现实的，如果知道要包含应知，那么也就是要课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事先审查的义务，显然是不利于网络社会的发展的[18]，故本人认为，此处的知道不应包含应知，而是明确知道和有理由知道。我们应该出台司法解释，对于“知道”进行准确的定义，明确指出知道的含义是明确知道和有理由知道，不应包含应知。
4、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界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经过了被侵权人的提示,提示而不删除才构成连带责任的。因此,对扩大部分的界定就应当从被侵权人提示的那个时间开始，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法律解释，对该问题作出细致的的界定。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推行网络实名注册制度。网络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虽然这个空间被称作虚拟空间,但人们在其中的行为却实在地发生着,因此我们必须推行实名注册制度,用以约束网络用户的网络行为,减少网络侵权的存在。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办理具有口令功能的“网络身份证”:公民持有效身份证件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办理“网络身份证”,在需要发帖或者进行其他网络活动时输入口令即可,而办理“网络身份证”的信息由公安机关管理并保护。这样既可以推行网络实名注册,又可以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最重要的是能为网络侵权案件找到承担责任的最终责任人,起到约束网络行为的作用。
五、结语
在网络信息时代，人们在网上所享受的丰富的信息资源、便捷的即时通讯等都离不开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各种服务。随着网络服务日益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侵权案件也层出不穷，网络服务商作为信息世界的重要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成为被诉侵权责任的对象。但是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网络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不同，如何确定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是解决网络侵权纠纷的重要部分。
网络侵权行为手段复杂多样，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其侵权行为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如对传统作品的非授权上载，对数字作品的非法下载，网站之间的非法转载，发表非法言论侵犯他人名誉权和隐私权等，非法链接和搜索引擎，网络域名的恶意抢注等，且日趋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除了替代责任和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外，对其他网络侵权行为一般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责任的承担上，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要为自己的单独侵权行为承担直接侵权责任，此外，网络服务提供商还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间接责任。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一系列比较成熟完善的关于网络侵权的法律，对一些新出现的网络侵权类型并无明文规定，实践中的认识也并不统一，如对于深度链接的性质和责任认定。笔者认为如何通过立法确立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与监管义务、合理分配权利人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是我国完善网络服务商立法的关键。要在立法完善之路上走好这关键的一步就要确立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限制的归责原则。我国在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上应该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在主观上有过错的条件下才可以承担侵权责任，有利于网络服务商与权利人的利益平衡。
综上所述，中国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立法应该以中国网络服务发展水平为基点，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原则，融合中国的现有的侵权责任制度制定出一套有利于完善我国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立法的法律。由于笔者能力有限，阅历尚浅，因此在对完善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立法方面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完善我国网络服务商的立法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