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A. 民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上网购买。http://www.law-lib.com/shopping/shopview_p.asp?id=38256编号：38256书名：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作者：陈慰星著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时间：2008年5月入库时间：2009-2-18定价：22
论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2011-2-10 17:2 来源：法律教育网【大 中 小】【我要纠错】
摘要：民事纠纷作为社会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直接关系到冲突的控制、民众权益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基础，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事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由非诉讼的与诉讼的、民间的与官方的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联系所组成的有机解纷系统，探究其法理基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存在本身的有机性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体论基础。
要解决社会有机体中所出现的各类矛盾和纠纷，试图仅仅依靠某一种方式来"包打天下"是不可能完全奏效的。社会存在本身的有机性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也决定了这些矛盾和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必须是多元化的，只有构建出与此相适应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才能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论基础。
从方法论视角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现实社会中大量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来看，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甚至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风俗习惯等，只有针对纠纷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解纷方式才能收到最佳的解纷效果。
（三）我国历史上解决矛盾纠纷方法多样化的传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基础。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国各历史时期解决社会纠纷的方式历来是多元化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是群众自己解决的。因此，我们只有采用包容性和灵活性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才能解决多元化的社会纠纷，力图将各种冲突的利益达到最大限度的公平与协调。
二、我国现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分析
我国当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其诸多弊端。
（一）纠纷解决体系在整体结构上设置不够合理
首先，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在结构上失衡。既存解纷方式可以分为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现行立法及制度设计显然对诉讼方式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对非诉讼方式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立法的逐步完善，司法的功能和地位得到空前的重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强调程序正义、司法权威的同时，受"司法万能"观念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将司法神话化的趋势。须知，诉讼解决纠纷具有正规性、程序性、对抗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并非任何纠纷通过诉讼解决都能收到最佳效果，只有根据纠纷的性质、特点选用最恰当的方式才符合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①
其次，即便是在非诉讼解纷方式内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发育程度也不同，也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发育程度高的是仲裁、人民调解等，不仅在立法上有比较明确、详细的规定，在实践运作中效能也得到相当程度发挥。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调解，当事人之间的和解等，或者由于立法规定的缺失，或者由于制度的偏误，或者由于制度设计的疏漏，都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这种内部各部分发育不全的状况，毫无疑问会形成不应有的机制性冲突，影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纠纷解决体系内部组成部分之间有机协调不够
首先，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之间缺乏应有的衔接与协调。作为现代社会中最正式的解纷方式，诉讼理应成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为其它解纷方式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然而，现实运作状况并非完全如此。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立法之间缺乏应有的衔接，实践运作中也缺乏应有的协调。这种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之间衔接、协调不够的状况无疑严重影响了纠纷解决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其次，非诉讼解纷方式之间也缺乏应有的衔接与协调。这主要表现为因发育程度不同或制度设计上的偏误导致非诉讼解纷方式内部存在颇多相互抵触或不和谐之处。例如，实践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与乡镇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在运作时经常发生混同。因此，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理顺各种非诉讼解纷方式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系统内部的顺畅运转，达到应有的整体效果②。
三、构建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从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民事纠纷的特点来看，积极构建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有其现实必要性。
(一)解纷的现实需要。诉讼资源供不应求，难以满足无限的民事纠纷之需要。
目前在我国，"诉讼爆炸"的征兆已初步显现。单一化的诉讼解纷方式已难以满足纠纷数量急剧增加的现实需要。
(二)解纷经济的需要。
诉讼不仅在受理时间和程序方面略显冗长，而且在诉讼成本方面也往往大于当事人的预期。因此，有必要按照纠纷主体多元化、多层次化理念，摒弃片面强调司法一元化解决纠纷的观念，探索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③。
(三)时代的需要。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多元化的时期，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纠纷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多元化都需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多元化民事解纷机制的理念是在回应和谐社会需求与司法发展规律的价值选择中提出的理论创新。多元化民事解纷机制正是要以和谐的理念、和谐的精神、和谐的方式处理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达到理分两面、事求终局的共同目的，此乃为和谐民事解纷的终极目标。
四、和谐社会视野下完善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想
事实上，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制在我国已初步形成，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推翻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另起炉灶，也不是一味地借鉴外国的所谓"先进经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一)大力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
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一书中写道："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所以，有理由认为，埃里克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非诉讼方式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举足轻重作用。为此，我们应制定和完善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规则体系，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规范化，保证其适用符合底线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④。我们应将一些比较成熟的非诉讼方式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其程序和基本原则做出最基本的法律规定，充分发挥其解纷的积极作用。
(二)深化改革，提高诉讼机制效能，维护诉讼机制的权威性。
我们在大力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时，决不能弱化或忽视诉讼机制解纷的功能和地位。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实质上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路径，但它不能替代诉讼机制的地位。在法治社会，诉讼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解纷方式，其所具有的权威性，依然是保障正义的最后屏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诉讼机制，充分发挥其解纷的功能。
(三)强化制度设计，实现诉讼内外解纷机制的有机协调与良性对接。
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互补。要构建一个高效、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制度的衔接和程序的安排上必须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一方面要重视司法对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监督和审查；另一方面，还应当强调司法对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尊重和支持，司法应当保持必要的谦和与克制。
注释：
①吴卫军：《司法改革原理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②吴卫军等著：《现状与走向：和谐社会视野中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③王雨本："论多元化社会矛盾与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经济法角度诠释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5期，第69页。
④张旭东，沈荔娟："和谐社会视野下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113页。

B. 何兵的科研成就

《公益行政诉讼研究》，主持人，2005至2007年司法部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研究》，子课题《行政确认与行政程序研究》负责人，2001至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重大委托研究项目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子课题《行政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及行政法调整》负责人，2005年至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子课题《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律保障》负责人，2006年至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参与人，2006年至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行政执法问题研究》，参与人，2001至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科技资源保护与共享立法研究》，参与人，2003年至2004年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
《上访问题的法律对策：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研究》，参与人，2004年至2006年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立法及研究》，参与人， 2005年至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民政部门一站式服务研究》，参与人，2005年至2006年北京市民政局项目
《北京市社会救助管理研究》，参与人，2006年1月至2006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项目 教材与专著类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专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1 月
《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专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6月
《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2 月
《行政法案例研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行政执法研究》（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行政诉讼法学》（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行政诉讼法学》（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论文类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中国法学，2005第3期
《司法的职业化与民主化》，法学研究，2005第4期
《从专业课程设置析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行政法学研究，2005第2期
《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论行政解决民事纠纷》，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高等学校的自律与他律——论学生受教育权、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法哲学、法社会学论丛（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永不松懈》，法大评论，2004年第3卷
《司法的阳学与学术的殿堂》，中国诉讼法制判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
《人民群众进法院》，法律适用，第3期
《“小产权”值得大讨论》，法制日报，2007年7月4日
《公产致害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报，2005年11月
《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人民法院报，2005年9月
《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法律定性》，人民法院报，2005年8月
《如何对待教授们课堂上的错误言论》，法制日报，2005年5月
《陪审制度的意义》，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
《主官截断，幕友辅助》，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抓大放小，重刑轻民》，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无讼是求，教化为先》，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法律程序的价值与弊端》，人民法院报，2004年5月
《人民陪审员：我的经验与感悟》，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
《我的检察官父亲》，检察日报，2004年12月
《冥河彼岸的重托》，检察日报，2004年11月
《军嫂请我做顾问》，检察日报，2004年10月
《公共警告 必须谨慎发布》，检察日报，2004年9月
《当野男人莅临家门》，检察日报，2004年9月
《谁有权评定“中国名牌”》，新京报，2004年9月
《县委书记该有什么名誉权》，检察日报，2004年8月
《关于职称外语考试的情理法》，检察日报，2004年8月
《民间自治万不可远离法治》，检察日报，2004年6月
《鉴定结论有时就是一根鸡毛》，检察日报，2004年6月
《“知假买假”不能双倍赔偿》，检察日报，2004年5月
《深圳废止驾驶证年审值得推广》，新京报，2004年5月
《历史学家需要敲碎每一片秦砖汉瓦吗？》，检察日报，2004年3月
《从“枫桥经验”谈诉讼与调解的互动》，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
《政府没有判断合同效力的权力》，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
《野蛮拆迁者的蛮劲从哪里来？》，检察日报，2003年11月
《法官的看家宝刀——推定》，法制日报，2003年11月
《校园不是特权者恣意的乐园》，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企业等级划分宜慎行》，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婚宴上座着居心叵测的人》，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法律专家意见书：施向法庭的无影神掌》，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政务应当公开在阳光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
《到了天堂，也要撤销你的结婚证？》，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最大的危险是激起公愤》，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民间调解篇》，法律服务时报，2003年8月
《沙化的社会 失声的律师》，律师时代，2003年秋季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南方周末，2003年6月
《法官不能为自己的判决摇旗呐》，法制日报，2003年5月
《从当前的新闻论争性看司法理》，检察日报，2003年5月
《梁实秋是条狗吗———从当前的新闻讼争看司法理性》，检察日报，2003年5月
《谁为“盲流”谋幸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
《法治建设三大重点》，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
《法意与民情》，法治的阶梯，2003年
《行民主宪政，开万世太平》，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
《法律下自由》，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
《程序正义与民间调解》，法制日报，2002年10月
《意义的陷阱》，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人大应作司法改革的领头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9月
《一代新规要渐磨》，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意义的陷阱》，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民事公诉需缓行》，法制日报，2002年8月
《在何处为处利而斗争》，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
《法官教大家写作文》，法制日报，2002年6月
《一刀切得干净吗》，法制日报，2002年5月
《法律的雷池不容逾越》，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
《冥河对岸怨屈的月光》，法制日报，2002年4月
《法官：带枷锁舞者》，法制日报，2002年4月
《个案监督质疑》，人民法院报，2002年4月
《被唾沫淹没的法律》，法制日报，2002年1月

C.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目录

绪论
一、ADR的发展及其启示
二、研究纠纷解决及ADR的方法论
三、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第一章 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
一、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
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态
五、我国社会现实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第二章 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及其内涵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类型与模式
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述评
四、纠纷解决机制的趋势展望
第三章 ADR的基本原理
一、ADR的含义及基本特征
二、ADR的价值分析
三、ADR的主要形式
四、ADR与中立第三人
五、ADR的法律效力
第四章 民事司法改革与ADR
一、概述
二、英国民事司法改革与ADR
三、美国民事司法改革与ADR
四、中国民事司法改革与ADR
第五章 ADR的经济分析
一、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资源及其冲突
二、ADR产生的经济学必然
三、ADR与诉讼互动的经济分析
第六章 谈判的原理
一、概述
二、谈判的优点与局限性
三、谈判的原则
四、两种谈判理论及其利弊分析
五、谈判技巧及伦理道德问题
第七章 谈判的程序与实务
一、概述
二、谈判的准备
三、谈判的开局
四、谈判的磋商与僵局的处理
五、谈判的终结
六、谈判者的素质
七、谈判行为的法律后果及其风险防范
第八章 调解的原理
一、调解的概念与特征
二、调解的形式与分类
三、调解与法治
四、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五、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
……
第九章 调解的程序与实务
第十章 仲裁的原理
第十一章 仲裁的程序与实务
第十二章 调解与仲裁相结合
第十三章 附设于法院的ADR
第十四章 律师与ADR
第十五章 电子商务纠纷与ADR
第十六章 医疗纠纷与ADR
第十七章 劳动争议与ADR
第十八章 家事纠纷与ADR
第十九章 建筑纠纷与ADR
第二十章 消费纠纷与ADR
第二十一章 环境纠纷与ADR
第二十二章 ADR的发展趋势
附录

D.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导的资料

1、姓名： 蔡从燕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国际经济法》，硕士生学位课
《国际公法》，本科生主干课
《国际公法》，硕士生学位课

2、姓名： 刘志云 职称： 教授、博导
刘志云，江西瑞金人，1994年至1998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获学士学位；1998年至2001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师从卢炯星教授，获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4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师从徐崇利教授，获博士学位。
研究旨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交叉研究、国际经济法与涉外经济法、投资法与金融法等领域。至今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公开发表法学论文110余篇；已出版个人专著3部；参与专著或教材撰写若干。从2009年起主持“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文库”的出版。
2004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同时为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经济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2005年被厦门大学研究生院正式遴选为硕士生导师。
2006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副教授、任副教授期间被破格聘为博士生导师。
2007年入选“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8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
2008年入选“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0年入选“福建省法学会第二届中青年优秀法学人才”；被评为“福建省第六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2010年起担任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编委。
2010年起担任福州大学兼职教授。

2001年：厦门大学第一届“十大学术新人”；
2003年：“厦门大学嘉庚奖学金”；
2003年：厦门大学第二届“十大学术新人”；
2006年：厦门大学工商银行科研奖。
2006年：“厦门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2007年：“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2007年：“厦门市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7年：“福建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8年：联合主讲的《金融法研究》评为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
2009年：“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0年：“厦门大学‘中国银行’科研奖”。
2010年: 中国国际法学会2004-2009年度“航天科技”国际法优秀科研成果奖；
2010年：福建省法学会第三届优秀法学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3、 姓名： 张榕 职称： 教授、博导
要讲授课程 《民事诉讼法》
《证据法》
《法律诊所》
司法部2001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科研课题《仲裁制度研究与〈仲裁法〉的修改》的主要参加人。
厦门大学育题基金项目《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规制》项目负责人。
司法部2005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科研课题《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解释的规制》主持人。
福建省2007年社科基金项目《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民事诉讼为中心》主持人。
福建省2009年社科基金项目《通过有限判例制度实现正义》主持人

4、 姓名： 曾华群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本科生课程：“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总论”、“国际投资法”、“香港法概论”、“WTO法专题”；
硕士生学位课程：“国际经济法理论”、“香港经贸法专题”、“国际经贸条约专题”、“国际投资法专题”；
博士生学位课程：“国际经济法理论”、“国际法专题研究”
主要学术观点 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中产生和发展的，是由发展中国家率先发动，发达国家消极应付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同逆水行舟，每一个进步，都需要艰辛的斗争和努力，稍有懈怠，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或名存实亡。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应有战略的眼光和充分的准备。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服务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在吸收西方国家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目标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的经验看，今后应继续坚持和发展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立足本国实际的方法；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综合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法律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理念和特点 国际经济法学是世界性的，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是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也不能缺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参与和奉献。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应继续借鉴和吸收外国的相关研究成果，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对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中国学者的见解，表明中国的立场，为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出发，具有破旧立新的历史责任感、决心和勇气，既不能对西方法律观念亦步亦趋，更不能对少数发达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践踏民主的霸权行径熟视无睹、束手无策，而应当摆脱阻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西方法律观念的羁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创建和发展新的法律概念、观念和理论。

5、 姓名： 徐崇利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专科生：《关贸总协定法律制度》
本科生：《国际经济法总论》《国际经济法概论》《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私法》
硕士生：《国际经济条约研究》《国际投资法研究》《国际私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
博士生：《国际法理论研究》《国际法专题研究》

6、姓名： 齐树洁 职称： 教授、博导
主要讲授课程 本科生：《民事诉讼法》、《民事司法改革》、《律师制度与实务》。
研究生：《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外国民商法》、《程序法基本原理》、《诉讼法文献选读》。
主要学术观点 1.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诉讼并不是最好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改革的推进不应仅限于诉讼领域，还应包括相关的制度。为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除了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外，还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等各种ADR方式，并且赋予当事人解决纠纷的程序选择权。
2.司法改革不但应当是全局性的，而且应当是合法有序的。当务之急是由全国人大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并取得法律的授权，统一领导、规划、协调全国的司法改革。
3.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本土资源，在移植外国制度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充分的论证。司法改革还应当重视借鉴域外经验，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本国现行制度的考察，我国的司法改革将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承担项目 1.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国两制与厦门涉台立法》（1996），任课题组长。
2.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涉台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维护大陆居民在台湾的正当权益》（1998），任课题组长。
3.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英国、德国民事司法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1999），独立承担。
4.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仲裁制度研究与仲裁法的修改》（2001），任课题组长。
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1），任课题组长。
6.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公证制度研究与破产制度的完善》（2003），任课题组长。
7.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2004），任课题组长。
8.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研究》（2004），任课题组长。
9.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2005），任课题组长。
10.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公证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2006），任课题组长。
11.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权利保护法律与实务研究》（2007），任课题组长。
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2007），任课题组长。
13.福建省法学会法学研究重点课题：《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机制改革问题研究》（2007），任课题组长。
14.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权利保护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2008），任课题组长。
15.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涉及公证的诉讼案例分析》（2008），任课题组长。
16.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为东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司法保障》（2008），任课题组长。
17.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优化法制环境，促进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的司法统计分析》（2009），任课题组长。
18.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香港民事诉讼制度研究》（2010），任课题组长。
19.厦门大学人文社科横向课题：《繁简分流与快速处理机制研究》（2010），任课题组长。

主要著作 1.主编：《律师诉讼案例》，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副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要论》（谭兵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参编：《诉讼法大辞典》（钱国耀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副主编：《台湾民法研究》（胡大展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参编：《民事诉讼法新论》（章武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6.副主编：《中国民法》（柳经纬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参编：《中国审判实务大辞典》（马原等主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8.参编：《海峡两岸法律制度比较·诉讼法》（薛景元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主编：《商法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参编：《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研究》（陈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参编:《台湾法律大全》（陈安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2.主编：《民事程序法》，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主编：《给个说法：老百姓法律顾问丛书》（第1-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主编：《给个说法：老百姓法律顾问丛书》（第7-1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参编：《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副主编：《仲裁法新论》（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总主编：《民事证据法专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总主编：《ADR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参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常怡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参编：《民事诉讼法》（田平安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23.参编：《民事诉讼法》（第2版，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4.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副主编：《仲裁法新论》（修订版，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总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8.主编：《证据法案例精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主编：《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专著:《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1.主编：《破产法研究》（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参编：《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篇》（廖中洪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总主编:《公证制度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主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参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沈恒斌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主编：《英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总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第3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主编：《民事程序法》（第4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9.专著：《民事上诉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0.总主编：《公证制度新论》（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1.主编：《美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主编:《民事程序法》（第5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3.主编:《民事程序法》（第6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4.主编：《英国司法制度》（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5.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5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6.专著:《民事程序法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8.主编:《破产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9.主编：《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0.参编：《外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汤维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1.参编：《民事诉讼法》（第3版，江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2.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3.主编：《民事程序法》（第7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4.主编：《民事诉讼法》（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5.副主编：《仲裁法新论》（第3版，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6.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7.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8.参编：《民事诉讼法学》（常怡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59.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0.总主编：《公证制度新论》（第3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1.总主编：《调解衔接机制理论与实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3.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08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4.主编：《民事诉讼法备考与拓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5.主编：《民事诉讼法》（第3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6.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09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7.总主编：《调解衔接机制理论与实践》（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8.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9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9.主编：《民事审前程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0.主编：《民事诉讼法》（第4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1.主编：《司法改革论评》（第10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2.主编：《台港澳民事诉讼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3.主编：《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4.副主编：《仲裁法新论》（第4版，张斌生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5.主编：《美国司法制度》（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6.总主编：《法官视野中的司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7.主编：《民事诉讼法》（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8.总主编：《德国司法制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9.专著：《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第2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0.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10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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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为什么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记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潘剑峰老师提出的，目的在于纠纷解决手段和正义纠纷相契合，减少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外部不经济，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中包括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涵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认，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标准。 下面是潘老师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你可以参考一下 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 潘剑锋 摘要： 民事纠纷纷繁复杂,纠纷的性质不同、类型不同,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也应当有别,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体系,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同时,如何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创造解决纠纷的非诉讼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方向。 关键字： 民事纠纷;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司法改革 一 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的讨论,首先有必要对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的类别和特点有个基本的认识,并由此认识民事纠纷类别和特点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 民事纠纷是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是源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对同一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1〕民事纠纷的解决,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社会及国家三种渠道。 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民事纠纷,主要有避让与和解两种方式: 所谓避让,是指纠纷发生之后,一方当事人主动放弃争执,从而使纠纷归于消灭的行为。避让的特点,在于一方主动的放弃争执,在程序上无作为的行为要求,在结果上当事人争执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发生变化。该外在行为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避让的一方,一般是基于下列的一种或几种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对方表示同情,谅解,尊重,从而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满足对方的请求。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双方曾有过友好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业务上长期的合作关系。(2)得不偿失的心理,即认为继续与对方纠缠还不如主动放弃争执,否则损失更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纠纷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较小,或者纠纷所涉及的问题较复杂,作出避让的一方对事实说不清楚,比如小额的财产纠纷,或者争执的事实是年代久远的纠纷。(3)蔑视对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对方而放弃了与对方的争执,所谓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这一心理的写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避让者自视清高。(4)畏惧对方的心理,即基于对方的地位、势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测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从而主动放弃与对方的争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差距过于悬殊。在地位卑微者与地位高贵者之间,被领导与领导者之间,势力弱小者与势力强大者之间等类型的纠纷中,前者就容易产生这种心理。 所谓和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消灭争执的行为。和解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双方有协商的愿望及进行协商的行为,在程序上简单、灵活、在结果上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意愿。和解愿望的形成和和解行为的进行,当事人的想法与避让中作出避让的一方当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所不同的是,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双方的。概括起来,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如下想法:(1)体谅的心理,即基于一方或双方对对方主观情况的了解,谅解了对方在纠纷中的过失或理解了对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从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放弃或部分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者满足或部分满足对方的要求。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谅解、尊重。〔2〕但与避让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或一方较充分地了解了对方的困难处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协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以牺牲一定的利益为利益为代价,换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实现。所谓的“丢卒保车”,表现的都是这种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基于一方或双方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对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没有绝对的把握。在事实不清、是非责任不明、法律关系较复杂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样的心理。(3)认同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双方对争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在认识上趋于一致,从而达成共识。在因误会形成的纠纷或事实简单、争执不大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种心理。 由社会介入解决民事纠纷,渠道主要也有两个:诉讼外调解和仲裁。诉讼外调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为。 诉讼外调解的特点,在于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较灵活,在结果上,除了能较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外,还反映了第三方的劝导作用。诉讼外调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于当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观念:(1)信赖第三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主持调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认为第三方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具有权威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依赖于第三方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在伦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实上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比如,家长与家庭成员关系、师生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等。(2)“和为贵”的观念,即基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是值得提倡的。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此乃诉讼外调解在中国社会源源流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协心理,认同心理在诉讼外调解中也时有体现。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对争议予以裁断的行为。仲裁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有协议,且提交仲裁的事项是法律允许仲裁的事项及促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客观存在。与解决民事纠纷的其他方式相比较,仲裁有如下特点:(1)对象和范围的特定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规定,涉及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不可适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二是仲裁只能就当事人约定的事项进行。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民事纠纷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裁决有时只能针对当事人之间纠纷中的某部分问题作出,而解决不了整个纠纷所涉及的所有问题。(2)程序的相对规范化,这主要表现为,在仲裁请求的提出,当事人就纠纷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陈述证据的提出及调查,仲裁员对争议的审理及判断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程序规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对规范化,也使得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解决纠纷要较利用和解和诉讼外调解付出更高的代价。(3)审理和裁决原则上不公开,即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的结果原则上不向社会和民众公开。这是仲裁与诉讼最大的区别之一,从而也成为纠纷的当事人选择仲裁还是诉讼来解决纠纷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一特点,主要是基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的需要,以及将纠纷给当事人在社会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社会实践中,许多商业机构选择仲裁而非诉讼来解决纠纷,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的这一特点的考虑。(4)过程与结果既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联系,又与国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比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愿,如果双方达成共识,仲裁的裁决原则上可以按当事人的意愿作出;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利用国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过程中和仲裁结果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过程中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可以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申请撤消仲裁裁决。仲裁的这一特点,对那些希望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要太伤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纠纷的解决结果的实现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当事人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点外,仲裁员一般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这一点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中的有关人员也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仲裁在解决某些涉及较强的专业知识的纠纷时,较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相当的优势。对专业性强的纠纷,当事人愿意选择仲裁,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所具有的这一特点的考虑。 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则是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诉讼是指法院在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就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的行为。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比,诉讼具有如下特点:(1)纠纷的解决者是代表国家的法院。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的过程中,法院是诉讼的指挥者和主持者,是纠纷的裁判者。由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意味着纠纷的解决过程和纠纷的解决结果反映的主要是国家的意志,当事人的意志对纠纷解决的影响被削弱,纠纷解决结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被认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诉讼中丧失了影响力。(2)纠纷的解决过程有严格的程序。这主要表现为,从当事人提出解决纠纷的请求,到法院对纠纷事实的调查,以及法院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判断与对纠纷解决的法律的适用,均有一系列系统的步骤和程式。这一特点,是服务于法院查明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需要,也是向社会显示法院代表国家公正解决民事纠纷的必然要求。(3)纠纷的解决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3〕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过程中,法院有权对防碍民事诉讼秩序行为的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在必要时适用先行给付和财产保全制度,在当事人不履行法院判决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衣职权采取执行措施,等等。这一特点,体现了国家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合法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使得对抗性较强、矛盾较尖锐,冲突较激烈的纠纷通过诉讼的渠道来解决,成为当事人通常一种选择。 二 不难发现,民事纠纷的形成,总的来讲,都是因为同的民事主体之间就有关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发生了争执,但就具体而言,由于民事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争执发生的原因不同、争执所涉及的事实的复杂程度不同、争执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质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也因参加解决纠纷的主体不同用于解决纠纷的程序不同纠纷解决的结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作为社会问题的民事纠纷,要在社会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决,就需要有针对其特点的能与解决民事纠纷核心问题相适应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的存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要求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在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能与民事纠纷的特点相适应。 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民事纠纷因构成纠纷的有关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与解决不同类型民事纠纷相适应的是不同形式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对而言,某一类民事纠纷,比较适用于某一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因此,不能认为选择法律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法律意识强。真正的法律意识强,应当是恰当地应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为解决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设立的,在消除纠纷解决争议这一目的上,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发挥着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解决民事纠纷的功能各有侧重,在适用的基础和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让的方式,能消灭民事纠纷于形之中,但它的适用,得以民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有放弃争执的意愿为基础;和解的方式,其结果一般能为双方当事人所满意,但它的适用,得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条件;调解的方式,有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与双方当事人与调解的主持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仲裁无疑是解决那些专业性比较强,纠纷涉及商业秘密,以及当事人不希望纠纷的解决公开化的民事纠纷的好办法,它的适用,与纠纷的性质及当事人的意愿密切相关;诉讼则可以满足那些纠纷的解决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当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费双方当事人及国家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作为代价。 因此,笼统地说,某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好的最合适的方式,是不科学的。我们在强调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们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认识到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确地理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研究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联系性,比如,当用和解或调解的方式无法解决纠纷的时候,诉讼为纠纷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保障;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诉讼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对复杂性,对当事人选择以非诉讼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又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至于在仲裁制度中借助诉讼的有关制度来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以及在诉讼制度中溶入其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有关内容,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现。这些表现都说明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当事人选择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通过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仅就解决民事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争执而言,针对该类民事纠纷的特点而设立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适用于这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是最有效的或者说是最好的,但是,基于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当事人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这一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般而言,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在于消除双方的争议,使有关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确定下来。〔4〕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民事主体价值观念文化水平、社会经历、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们在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况下,解决民事纠纷,当事人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消除双方的争议,而还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为了所谓的“争口气”或者“出口气”而打官司的,不为了给对方增加麻烦或所谓的要对方身败名裂而打官司的,有为了借打官司之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还有言称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实现社会正义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这些目的,除了最后一种外,都背离了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初衷,但解决民事纠纷的结果,在不少的情况下,从客观效果上讲,确实又能符合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纠纷的解决来实现上述目的的主观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起决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纠纷的特点与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的特点的相适应性了,而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讨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时,应当认识到的。 三 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与司法改革有关的。这就是司法改革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关系问题。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当广,而其核心内容是有关司法制度的变革,在各类司法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在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讨论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都把焦点集中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而很少有人对与民事诉讼密切相关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作讨论。而实际上,这些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与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之所以要进行司法改革,一个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长的各类案件使得司法机关不堪重负。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有关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来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笔者并不否认对有关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但是,笔者在考虑司法改革问题时,常常产生这样的疑虑:假设我们的有关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我们的司法队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加强了,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司法机关不堪重负的现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观?为此,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我们能否在进行司法改革的同时,通过其他的有效渠道,来减轻司法的负担呢?对前两个问题,笔者思考的结果、结论是相对消极的。因此,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陆法的日本,最近几乎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机关不堪重负。〔5〕与中国相比较,在他们进行司法改革,他们的有关司法制度是较完善的,司法队伍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也是较强的,但同样面临司法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队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我们的观念、人员素质和经济能力都相当的有限。因此,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强队伍建设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减轻司法负担,就应该在着眼司法改革的同时,考虑进一步发挥与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诉讼之外的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因为这些方式在消灭民事争议上与诉讼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功能,而且从原理上讲,对某些民事纠纷以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问题解决的适应性上甚至较司法解决更为适当。 为此,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们现有的非诉讼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的作用,考虑到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尽量让各类民事纠纷都能适用比较适合于其解决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并由此产生高效率地解决民事纠纷的效应。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设立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的发挥作用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比如,美国所实行的小型审理、早期中立评价和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做法[1]值得借鉴,因为这些做法在美国对处理离婚案件、邻里小事、医疗事故诉请、环境争端、产品责任直至复杂的多方的涉及数以亿美元计的商务案件都发挥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导的由律师协会的律师组成仲裁庭,负责仲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纠纷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2] 可以肯定地说,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制度化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是减轻司法负担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效果能够更好,那么,强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完善和健全我们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是不可或缺的。

F. 如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G.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ADR是一回事吗

记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潘剑峰老师提出的，目的在于纠纷解决手段和正义纠纷相契合，减少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外部不经济，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中包括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涵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认，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标准。

下面是潘老师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你可以参考一下

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

潘剑锋

摘要： 民事纠纷纷繁复杂,纠纷的性质不同、类型不同,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也应当有别,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体系,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同时,如何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创造解决纠纷的非诉讼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方向。

关键字： 民事纠纷;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司法改革

一

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的讨论,首先有必要对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的类别和特点有个基本的认识,并由此认识民事纠纷类别和特点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

民事纠纷是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是源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对同一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1〕民事纠纷的解决,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社会及国家三种渠道。

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民事纠纷,主要有避让与和解两种方式:

所谓避让,是指纠纷发生之后,一方当事人主动放弃争执,从而使纠纷归于消灭的行为。避让的特点,在于一方主动的放弃争执,在程序上无作为的行为要求,在结果上当事人争执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发生变化。该外在行为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避让的一方,一般是基于下列的一种或几种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对方表示同情,谅解,尊重,从而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满足对方的请求。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双方曾有过友好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业务上长期的合作关系。(2)得不偿失的心理,即认为继续与对方纠缠还不如主动放弃争执,否则损失更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纠纷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较小,或者纠纷所涉及的问题较复杂,作出避让的一方对事实说不清楚,比如小额的财产纠纷,或者争执的事实是年代久远的纠纷。(3)蔑视对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对方而放弃了与对方的争执,所谓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这一心理的写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避让者自视清高。(4)畏惧对方的心理,即基于对方的地位、势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测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从而主动放弃与对方的争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差距过于悬殊。在地位卑微者与地位高贵者之间,被领导与领导者之间,势力弱小者与势力强大者之间等类型的纠纷中,前者就容易产生这种心理。

所谓和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消灭争执的行为。和解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双方有协商的愿望及进行协商的行为,在程序上简单、灵活、在结果上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意愿。和解愿望的形成和和解行为的进行,当事人的想法与避让中作出避让的一方当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所不同的是,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双方的。概括起来,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如下想法:(1)体谅的心理,即基于一方或双方对对方主观情况的了解,谅解了对方在纠纷中的过失或理解了对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从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放弃或部分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者满足或部分满足对方的要求。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谅解、尊重。〔2〕但与避让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或一方较充分地了解了对方的困难处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协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以牺牲一定的利益为利益为代价,换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实现。所谓的“丢卒保车”,表现的都是这种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基于一方或双方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对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没有绝对的把握。在事实不清、是非责任不明、法律关系较复杂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样的心理。(3)认同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双方对争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在认识上趋于一致,从而达成共识。在因误会形成的纠纷或事实简单、争执不大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种心理。

由社会介入解决民事纠纷,渠道主要也有两个:诉讼外调解和仲裁。诉讼外调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为。

诉讼外调解的特点,在于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较灵活,在结果上,除了能较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外,还反映了第三方的劝导作用。诉讼外调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于当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观念:(1)信赖第三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主持调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认为第三方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具有权威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依赖于第三方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在伦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实上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比如,家长与家庭成员关系、师生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等。(2)“和为贵”的观念,即基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是值得提倡的。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此乃诉讼外调解在中国社会源源流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协心理,认同心理在诉讼外调解中也时有体现。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对争议予以裁断的行为。仲裁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有协议,且提交仲裁的事项是法律允许仲裁的事项及促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客观存在。与解决民事纠纷的其他方式相比较,仲裁有如下特点:(1)对象和范围的特定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规定,涉及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不可适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二是仲裁只能就当事人约定的事项进行。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民事纠纷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裁决有时只能针对当事人之间纠纷中的某部分问题作出,而解决不了整个纠纷所涉及的所有问题。(2)程序的相对规范化,这主要表现为,在仲裁请求的提出,当事人就纠纷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陈述证据的提出及调查,仲裁员对争议的审理及判断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程序规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对规范化,也使得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解决纠纷要较利用和解和诉讼外调解付出更高的代价。(3)审理和裁决原则上不公开,即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的结果原则上不向社会和民众公开。这是仲裁与诉讼最大的区别之一,从而也成为纠纷的当事人选择仲裁还是诉讼来解决纠纷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一特点,主要是基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的需要,以及将纠纷给当事人在社会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社会实践中,许多商业机构选择仲裁而非诉讼来解决纠纷,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的这一特点的考虑。(4)过程与结果既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联系,又与国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比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愿,如果双方达成共识,仲裁的裁决原则上可以按当事人的意愿作出;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利用国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过程中和仲裁结果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过程中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可以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申请撤消仲裁裁决。仲裁的这一特点,对那些希望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要太伤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纠纷的解决结果的实现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当事人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点外,仲裁员一般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这一点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中的有关人员也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仲裁在解决某些涉及较强的专业知识的纠纷时,较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相当的优势。对专业性强的纠纷,当事人愿意选择仲裁,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所具有的这一特点的考虑。

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则是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诉讼是指法院在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就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的行为。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比,诉讼具有如下特点:(1)纠纷的解决者是代表国家的法院。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的过程中,法院是诉讼的指挥者和主持者,是纠纷的裁判者。由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意味着纠纷的解决过程和纠纷的解决结果反映的主要是国家的意志,当事人的意志对纠纷解决的影响被削弱,纠纷解决结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被认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诉讼中丧失了影响力。(2)纠纷的解决过程有严格的程序。这主要表现为,从当事人提出解决纠纷的请求,到法院对纠纷事实的调查,以及法院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判断与对纠纷解决的法律的适用,均有一系列系统的步骤和程式。这一特点,是服务于法院查明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需要,也是向社会显示法院代表国家公正解决民事纠纷的必然要求。(3)纠纷的解决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3〕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过程中,法院有权对防碍民事诉讼秩序行为的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在必要时适用先行给付和财产保全制度,在当事人不履行法院判决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衣职权采取执行措施,等等。这一特点,体现了国家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合法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使得对抗性较强、矛盾较尖锐,冲突较激烈的纠纷通过诉讼的渠道来解决,成为当事人通常一种选择。

二

不难发现,民事纠纷的形成,总的来讲,都是因为同的民事主体之间就有关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发生了争执,但就具体而言,由于民事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争执发生的原因不同、争执所涉及的事实的复杂程度不同、争执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质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也因参加解决纠纷的主体不同用于解决纠纷的程序不同纠纷解决的结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作为社会问题的民事纠纷,要在社会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决,就需要有针对其特点的能与解决民事纠纷核心问题相适应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的存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要求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在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能与民事纠纷的特点相适应。

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民事纠纷因构成纠纷的有关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与解决不同类型民事纠纷相适应的是不同形式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对而言,某一类民事纠纷,比较适用于某一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因此,不能认为选择法律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法律意识强。真正的法律意识强,应当是恰当地应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为解决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设立的,在消除纠纷解决争议这一目的上,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发挥着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解决民事纠纷的功能各有侧重,在适用的基础和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让的方式,能消灭民事纠纷于形之中,但它的适用,得以民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有放弃争执的意愿为基础;和解的方式,其结果一般能为双方当事人所满意,但它的适用,得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条件;调解的方式,有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与双方当事人与调解的主持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仲裁无疑是解决那些专业性比较强,纠纷涉及商业秘密,以及当事人不希望纠纷的解决公开化的民事纠纷的好办法,它的适用,与纠纷的性质及当事人的意愿密切相关;诉讼则可以满足那些纠纷的解决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当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费双方当事人及国家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作为代价。

因此,笼统地说,某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好的最合适的方式,是不科学的。我们在强调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们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认识到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确地理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研究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联系性,比如,当用和解或调解的方式无法解决纠纷的时候,诉讼为纠纷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保障;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诉讼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对复杂性,对当事人选择以非诉讼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又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至于在仲裁制度中借助诉讼的有关制度来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以及在诉讼制度中溶入其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有关内容,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现。这些表现都说明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当事人选择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通过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仅就解决民事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争执而言,针对该类民事纠纷的特点而设立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适用于这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是最有效的或者说是最好的,但是,基于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当事人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这一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般而言,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在于消除双方的争议,使有关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确定下来。〔4〕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民事主体价值观念文化水平、社会经历、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们在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况下,解决民事纠纷,当事人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消除双方的争议,而还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为了所谓的“争口气”或者“出口气”而打官司的,不为了给对方增加麻烦或所谓的要对方身败名裂而打官司的,有为了借打官司之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还有言称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实现社会正义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这些目的,除了最后一种外,都背离了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初衷,但解决民事纠纷的结果,在不少的情况下,从客观效果上讲,确实又能符合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纠纷的解决来实现上述目的的主观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起决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纠纷的特点与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的特点的相适应性了,而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讨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时,应当认识到的。

三

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与司法改革有关的。这就是司法改革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关系问题。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当广,而其核心内容是有关司法制度的变革,在各类司法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在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讨论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都把焦点集中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而很少有人对与民事诉讼密切相关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作讨论。而实际上,这些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与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之所以要进行司法改革,一个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长的各类案件使得司法机关不堪重负。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有关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来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笔者并不否认对有关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但是,笔者在考虑司法改革问题时,常常产生这样的疑虑:假设我们的有关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我们的司法队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加强了,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司法机关不堪重负的现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观?为此,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我们能否在进行司法改革的同时,通过其他的有效渠道,来减轻司法的负担呢?对前两个问题,笔者思考的结果、结论是相对消极的。因此,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陆法的日本,最近几乎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机关不堪重负。〔5〕与中国相比较,在他们进行司法改革,他们的有关司法制度是较完善的,司法队伍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也是较强的,但同样面临司法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队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我们的观念、人员素质和经济能力都相当的有限。因此,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强队伍建设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减轻司法负担,就应该在着眼司法改革的同时,考虑进一步发挥与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诉讼之外的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因为这些方式在消灭民事争议上与诉讼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功能,而且从原理上讲,对某些民事纠纷以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问题解决的适应性上甚至较司法解决更为适当。

为此,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们现有的非诉讼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的作用,考虑到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尽量让各类民事纠纷都能适用比较适合于其解决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并由此产生高效率地解决民事纠纷的效应。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设立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的发挥作用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比如,美国所实行的小型审理、早期中立评价和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做法[1]值得借鉴,因为这些做法在美国对处理离婚案件、邻里小事、医疗事故诉请、环境争端、产品责任直至复杂的多方的涉及数以亿美元计的商务案件都发挥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导的由律师协会的律师组成仲裁庭,负责仲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纠纷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2]

可以肯定地说,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制度化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是减轻司法负担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效果能够更好,那么,强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完善和健全我们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是不可或缺的。

H. 中国社会转型给纠纷解决机制提出哪些要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I. 梁平的学术成果

[1] 本科生专业必修课《商法》、《经济法概论》；
[2] 本科生专业选修课《知识产权法》、《合同法》；
[3] 硕士研究生必修课《公司法专题研究》、《司法制度改革专题研究》。 [1] 主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重大司法改革研究课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项目问卷调查研究报告”；
[2]主持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研究课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实施效果研究”；
[3]主持2009年欧盟—联合国开发署国际合作课题：“公开审判制度研究”；
[4]主持2008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招标课题“知识产权滥用机制的法律研究”；
[5]主持2009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谐河北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构建——现实需求与制度建构的互恰”；
[6]主持2007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构建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研究”；
[7]主持2006年河北省劳动厅研究课题：“劳动合同制度研究”；
[8]主持2006河北省法学会年度研究课题：“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性问题研究”；
[9]主持2006年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保定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研究”等。 [1] 2009年12月获第六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2] 2007年河北省劳动保障研究厅级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
[3]2009年11月获保定市年第九届优秀社会成果一等奖；
[4]2007年获得保定市社会科学一等奖；
[5] 2004年获得保定市社会科学二等奖；
[6] 2010年4月获华北电力大学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7]2009年5月获华北电力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8]2009学年度获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先进个人奖；
[9]2008学年度获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先进个人奖。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50余篇、CSSCI收录20余篇；主编全国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规划教材《经济法》（43万字）；主编《经济法律教程》（50万字）；参与其它各类书籍的撰写8部。

J. 胡静的代表成果

1、电磁辐射污染赔偿案件的评介，载《中国环境报》2002年5月25日
2．环保产业的特点、分类及政策取向，载《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3．环境监理机构职责探讨，载《法学评论》（武汉大学）1998年增刊
4.《论污染受害者的物权法保护》，载于《法学论坛》（山东）2005年第5期
5.《论环境民事责任法律构成的社会化》，载于《河南社会科学》（河南），2005年第2期 1、《环境伦理学》，裴广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版，撰写其中第8章第1节《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第2节《人类生活方式的伦理标准》
2．《金融法案例教程》，刘亚天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撰写其中第6章《票据法》部分
3.《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案例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担任副主编。 1、北京环保法治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2001年6月立项，负责人王灿发
2、环境资源法实施机制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招标项目，2001年12月立项，负责人王灿发
3.参加王灿发教授负责的司法部课题《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环境法的正当性与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