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纠纷及其解决方案

⑴ 假如你是外交部长,你如何解决领土纠纷的问题

总的原则是与外方进行和平解决，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商谈。
结合具体的问题，从历史的渊源进行探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一而论！

⑵ 土地纠纷的处理办法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第一条为依法、公正、及时地做好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处理工作，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争议。
第三条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第四条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以下简称争议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对需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拟定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办理争议案件有关事宜。
第五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由争议土地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前款规定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乡级人民政府受理和处理。
第六条设区的市、自治州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下列争议案件：
(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
(二)同级人民政府、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送的。
第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下列争议案件：
(一)跨设区的市、自治州行政区域的；
(二)争议一方为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其直属单位，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的；
(三)争议一方为军队，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的；
(四)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
(五)同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送的。
第八条国土资源部调查处理下列争议案件：
(一)国务院交办的；
(二)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
第九条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本办法第五、六、七、八条的规定，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
第十条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请求处理对象、具体的处理请求和事实根据。
第十一条当事人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
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
(二)请求的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邮政编码。
第十二条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处理。委托代理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三条对申请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的申请，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
认为应当受理的，在决定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接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30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处理。
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应当及时拟定不予受理建议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同级人民政府、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办的争议案件，按照本条有关规定审查处理。
第十四条下列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
(一)土地侵权案件；
(二)行政区域边界争议案件；
(三)土地违法案件；
(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案件；
(五)其他不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的案件。
第十五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受理后，应当及时指定承办人，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情况进行调查。
第十六条承办人与争议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当事人认为承办人与争议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有权请求该承办人回避。承办人是否回避，由受理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七条承办人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协助，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对争议的土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现场。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部门派人协助调查。
第十九条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及时向负责调查处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争议案件时，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下列证据材料：
(一)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
(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用、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
(三)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
(四)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处理争议的文件或者附图；
(五)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第二十一条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二十二条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的现状。
第二十三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受理的争议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分清权属关系的基础上先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以协商方式达成协议。调解应当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
第二十四条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二)争议的主要事实；
(三)协议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五条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由承办人署名并加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后生效。
生效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是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并同时抄报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七条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出调查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八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土地权属争议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调查处理意见。因情况复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出调查处理意见的，经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第二十九条调查处理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争议的事实、理由和要求；
(三)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法规等依据；
(四)拟定的处理结论。
第三十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意见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由人民政府下达处理决定。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处理意见在报同级人民政府的同时，抄报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处理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生效的处理决定是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三十二条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过程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调查处理争议案件的文书格式，由国土资源部统一制定。
第三十五条调查处理争议案件的费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1995年12月18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⑶ 论述中国领土争端的现状及解决方案！80分！答越好追加分越多！

【 作 者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作者简介】（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 译 者 】郑经言
【编 者 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 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正 文 】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A.B.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 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注：A.B.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 ·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注：《 1955 年国际事务文件》（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译者按：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 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 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 《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 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注：J.R.V.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 ）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 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 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 ）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 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1947—1948 ）（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 T. S. 穆尔蒂（Murty ）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 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 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 ）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 ）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

⑷ 对于领土争端有什么建议

我们和菲律宾在南海争端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可是菲律宾却把中国告上对领土主权没有任何管辖权的国际海洋法仲裁庭去仲裁。
我认为，不妨召开仁爱礁问题专项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说明仁爱礁问题的来龙去脉，阐明我国拥有仁爱礁主权的法理依据，公布菲律宾当年请求将遇难军舰“坐滩”我仁爱礁上的外交照会以及菲律宾承诺尽快拖走遇难军舰的声明，解释我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菲律宾的照顾和单方面的克制忍耐，揭露菲律宾军舰“坐滩”事件的实质和菲律宾得寸进尺的恶劣行径。
在让国际社会了解仁爱礁事件的真相后，我们可以仁至义尽地提出解决仁爱礁事件的方案。
一、敦促菲律宾自行将遇难军舰拖走，或将其解体作为废铁拉走。
二、在仁爱礁上建“中国海难救援博物馆”，以菲律宾遇难舰艇为实物，进行现场参观、教学。对菲律宾提供的展品可以给予部分补偿。
三、中国派拖船公司帮助菲方维修军舰，然后将其拖走，但按国际惯例，中方提供的应是有偿服务。
四、对于滞留在菲律宾军舰上的水兵，可以按海上难民身份收留，给予人道主义关照。
五、对菲律宾锈蚀斑斑的军舰“坐滩”我仁爱礁造成的海洋和岛礁环境污染应索取环境污染费，长期搁置，将计时累加。
六、如菲律宾仍然“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我们只能强行驱离菲律宾“坐滩”的军舰，或强行解体菲律宾在仁爱礁上建立的非法“建筑物”，拘捕侵犯中国领土的军人，彻底收复仁爱礁。
至于我们最终采取什么手段收复仁爱礁，可以给菲律宾足够的想象空间，但很可能是菲律宾意想不到的，菲律宾智力所及的就是履约，撤出仁爱礁。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个主权国家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的尊严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应享有的权利。面对菲律宾的一再挑衅，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收复了对黄岩岛的实际管辖权，现在仁爱礁也快到临界点了。(罗援：作者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⑸ 1、引起各国领土争端的原因有哪些请说说你认为最好的解决领土争端的办法。

引起各国领土争端的原因有哪些？听说你认为最好的解决领土争端的办法，这个我不知道。

⑹ 解决世界领土纠纷问题，中国一向的主张是通过______的手段解决

中国一向的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故答案为：和平谈判．

⑺ 中俄之间的领土纠纷是如何解决的

中俄之间在毛时期,是没有勘定边界的，这主要是由于毛一直有心向苏联要回那些回失去的领土.但无奈当时答与苏联相比国力太弱.不过相传毛乘列车去苏,途径远东时列车补给,毛是从来不下车的,这均源于他内心的那个念想. 至于最后签字的小胡,则只是履行例行公式而已.从此.地图上的中俄边界线由未定国界线变成了国界线.

⑻ 领土纠纷怎么解决

不是平分秋色，而是我军必赢（我不是愤青）。

我军的占有地理优势。我方阵地平均海拔3000多米，印度才500多米，我们居高临下。我们的二炮打到它首都只要5min，五分钟的时间，其实在军事上几乎没有预警的意义。而且我们的雷达站完全覆盖整个印度阵地的空中。

我们的确在边境没有多少兵，但我们在西康，昆明，拉萨等二线阵地部署大量的二炮、战机和摩步师。一旦有事，我们完全有能力后发制人。

想想就知道，如果相反，印度占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它还用屯重兵在边境吗？！

解决领土纠纷无非是一文一武。文者，谈判。武者，打也。

现在印度害怕打，却不想打，不想谈，又不得不谈。

会叫的狗不咬人啊。

⑼ 中国解决领土的纷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壮大自身实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力和影响力过得硬那么就能经得住风浪。野心的狼会止步，贪婪残暴的狮虎会敬畏。我们要妥善的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多种手段打组合拳。以政治外交手段为主，以军事斗争为基础不放弃军事斗争，以文化宣传为媒介。中国既是和平理性道义的大国，同时又显示出过硬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中国既不能走美国苏联的称霸之路，也不能走侵略扩张之路，要走坚决维护主权，积极防御，立足于军事斗争，同时又谋求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