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区别~~！！！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作者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从定义入手，搞清楚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条思路是从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入手，看哪个时段正在出现这样一些条件。
这样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宋代的结论。
序言：讨论历程的简略回顾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先后有过三次热潮。如果说本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激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首次关注，〔（1）a〕那么50年代中叶因《红楼梦》论争而引发的明清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热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探究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再次成为热门话题。〔（2）a〕海外有人对此问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大陆学者套用马克思主义附会中国历史的“假问题”，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国封建社会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如有，又产生于何时、有何表现，其后有无曲折、命运如何等等，关涉到我国现代化演进历程的历史考察，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关系重大。
数十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手工业各部门中逐步生长的途径、方式、程度、地域及其曲折的历程有了清晰得多的了解，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的问题上，诸家说法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多数同志力主明清说，邓拓、吕振羽、尚钺侯外庐、傅衣凌等史界前辈倡言在先，〔（3）a〕黎澍、李之勤、许大龄、洪焕春等先生证明在后。〔（4）a〕1985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1）b〕可以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元代出现说者有刘文娟女士，〔（2）b〕唐中叶出现说者有孔经纬先生，〔（3）b〕胡寄窗、傅衣凌甚至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4）b〕还有一些同志力主宋代出现说，除上述孔先生外，50年代首倡宋代说者有束世澄、柯昌基、华山等先生。〔（5）b〕柯先生则因发表了异于正统观点的文章而屡经磨难，英年早逝，诚为学界的一大损失。与此同时，范文澜先生也说过“宋朝生产力的顺利进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6）b〕傅筑夫甚至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而“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7）b〕。
笔者亦持宋代出现说，但论证方法与以往不同，全文以美、德新马克思主义者于本世纪70年代创立的原始工业化理论为切入视角，上篇胪列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种种表现，下篇分析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历史条件，试图由此达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宋代的结论。
上篇：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
顾名思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当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产生初期的原生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形态特征上看，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从内部结构上看，它又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有机结合。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关系当然集中体现在机器大生产中，但在初始阶段，则是萌发于作坊、手工工场、乃至商品性农业的某些分支之中。经济史家们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学者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便是在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8）b〕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 F.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Proto-Instrailization），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传统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内部的经济变动。〔（9）b〕在门氏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10）b〕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门氏指出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以及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小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向城市汇聚，再由商人发运各地出卖，城市甚至通过商人资本开始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历史学家P·克里特、H·梅迪克和J·施卢伯姆吸取了门德尔斯的研究成果，把原始工业化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并以此为书名，合著成又一本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理论著作。
〔（1）c〕他们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2）c〕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意义在于它为工厂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殖，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大，雇佣劳动、包买制等作为惯例随之成长，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鲜明起来。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适当地转换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问题，当然还要谨慎从事，以免削足适履之讥。在我看来，门氏、克氏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在精神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3）c〕“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4）c〕门氏特别强调市场，认为原始工业化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区别是，处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的手工业，是为市场、其中包括本经济区域之内的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是海外市场提供产品的，而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满足农户本身的需要，只有小部分剩余产品，才间或投入本地小市场出卖。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门氏特别强调“乡村地区的工业发展”，马克思亦曾指出，“在这些商业大城市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以城市为基础，而是以乡村为基础，在一些没有行会之类的农村里边的。”〔（5）c〕应该说从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难怪西方学术界要把门氏、克氏等人归入“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了。
如果说在18世纪开始的工厂工业化阶段，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确滞后于西方特别是西欧地区，那么这并不等于说为工厂工业化准备条件的原始工业化进程我国也无足称道。恰恰相反，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封建文明高度发达，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在煤铁革命推动下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主要标志。
（一） 煤铁革命和民营铁冶中的雇佣关系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并曾用于炼铁，〔（6）c〕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和用作工业能源则在北宋，其时河东、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7）c〕考古发掘表明，今天河南鹤壁市中新煤矿至迟北宋中叶已进入规模开采阶段，当时已有较大的巷道4条，总长500余米，通向8个采煤区，作为升降通道的圆形竖井深46米，排水井深5米，附近有木制辘轳和宋元瓷器。据此估计，这座煤矿当时拥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现在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8）c〕在煤炭产区，不仅居民的生活用能开始向煤倾斜，而且冶铁铸钱、工具制造、陶瓷烧制等业亦大受其惠。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徐州白土镇发现丰富的煤炭蕴藏，开采后用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9）c〕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大铁冶基地即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邢州棋村冶务和磁州固镇冶务，除兖州一地无采煤纪录（但靠近河北煤田）外，其余三处都在产煤区。〔（1）d〕煤、铁产地在空间分布上的叠合，带给我们一个重大信息，这就是煤已成为冶铁业的新能源。我国科技史工作者利用金相、硫印和化学分析方法，检测过若干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结果发现北宋以降的部分生铁含硫量较高，认为这是用煤炼铁所致。〔（2）d〕因为木炭不含硫，煤炭则含硫量较高。至于陶瓷业中以煤为燃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陕西铜川市黄堡镇宋伐耀州瓷窑的窑体火膛内有煤块遗存，〔（3）d〕，河北定窑亦以煤炭为主要能源。〔（4）d〕
北宋煤炭采掘业的兴起和这种新型能源的工业利用，对当时的冶金生产意义有二，一是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二是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和各类工具的进步。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达到最高点，为824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806）207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1068－1085年），但元丰元年（1078）的铁课只有550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20％的产量作为铁课，〔（5）d〕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6）d〕如按550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2750万宋斤，合今3300万斤，即1．65万吨。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估计，宋代铁的年产量当在3．5万－4万吨之间。〔（7）d〕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all）估计更为大胆，他说北宋中叶年产300万缗铁线，即需2．9万吨铁，仅此一项即相当于18世纪初法国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三；到1078年，每年约生产7．5万吨到1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两倍半到五倍，并且可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8）d〕漆侠和笔者亦曾从消费角度估计过宋代的铁产量，结果表明宋代全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9）d〕与此同时有色金属产量亦急剧增加，据笔者推算，神宗元丰年间（11世纪70、80年代）仅铜（3．33万吨）、铅（2．1万吨）、锡（0．52万吨）三项合计即近6万吨，相当于铁产量的三分之一强。〔（10）d〕概而言之，新型能源的利用，钢铁产量的激增，冶铁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灌钢法的推广，〔（11）d〕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就是宋代煤铁革命的重要内容。
自熙宁年间实行“二八抽分制后”，民营矿冶业得到极大发展，史称“抽收拘买之数外，民得烹炼，于是诸县炉户籍于官者始众云”。〔（12）d〕那么民营铁冶又是如何经营的呢？神宗元丰年间苏轼所言徐州附近利国监铁冶的情况可资参照：〔（13）d〕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近者河北转运使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诸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滑破胆而不敢谋矣。”
利国监遗址在今徐州市铜山县东北约80公里的盘马山下，今陇海铁路利国驿东站附近。这一带煤铁资源十分丰富，北宋初年设官营铁冶工场，称“邱冶务”。〔（1）e〕北宋中叶，发展成利国监，下设8个冶务。〔（2）e〕到元丰时，已是“三十六冶”了，发展迅速。位于乡村地区的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说是手工工场亦无不可。这些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他们购置冶铁设备和雇佣工人的投资，只有在卖出铁制产品后才能收回并赚到利润，所以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即有“失业之忧”；反之，使“铁得北行”，冶户们“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炉主”们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为了增殖垫支在这上面的资本的价值。”〔（3）e〕也就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4）e〕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产业资本的主要特征。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他们不仅已经脱离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挣脱出来（“饥寒亡命”），而且已经从封建的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强力鸷忍”）。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从而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5）e〕的自由。苏轼此奏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铁冶工人按其所属炉主重新编制起来，纳入政府监控系统，以收维持地方冶安之效。因此封建痕迹也是有的，如市场的存在取决于政府的恩准，工人们又被编制在地方保安系统中等。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萌芽时期的正常状态；如果一点封建痕迹没有，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宋代民营手工业各部门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其商品生产性质极为鲜明，盐、茶、书籍等民生用品不仅在宋辖境内拥有区间市场（当然也有封建性限制），而且是宋、辽、夏、金间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陶瓷、铜镜、漆器、丝织品等甚至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更为重要的是，雇佣劳动、包买制度作为习俗、惯例也在成长之中。现按行业择要分述如下。
（二） 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崛起及其经营方式
自晚唐以还，盐、茶禁榷成为中央财政的重要支柱，宋初仍是“盐利皆归县官”。但自仁宗庆历八年（1048）推行范祥盐法以来，政府逐步开放商旅贸易，食盐通商成为稳步增长。〔（6）e〕大约就在庆历年间，四川井盐区发明了深井开掘技术，民营卓筒井因此而如雨后春笋，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神宗熙宁年间，文同任陵州知州，据他调查所见，至少井研县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也已存在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7）e〕
伏见管内井研县去州治百里，地势深险，最号僻漏。在昔至为山中小邑，于今已谓要剧索治之处。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其所谓卓筒井者，以其临时易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实多少数目。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凭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况复更与嘉州并樟州路荣州疆境甚密，彼处亦即有似此卓筒盐井者颇多，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又不知与彼二州工匠移人合为几千、万人矣。
这百余家筒井作坊，大者拥有10－20个井，中等也有7－8个井，据此全县当有千余筒井。作为作坊主的“豪者”，或由商人、地主转化而成，或由小商品生产者上升而来，身上不免烙有封建印记，但他们与受雇工人、贩盐商人已是赤裸裸的货币关系。数万工匠，绝大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有意见，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或者即与主人算帐，索取工钱，退雇之后另谋高就，显然来去自由。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依附关系，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者。郭正忠先生认为，这些“豪者”，即是资本家的前身，“豪者”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其基本性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货币交换关系，筒井业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大约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1）f〕
（三） 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当时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中原地区形成定、耀、磁、钧四大窑系，各窑精品迭出，各具特色。江南地区后来居上，其中以龙泉窑、景德镇窑最为著名。南宋蒋祈《陶记》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2）f〕“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侔商算。”〔（3）f〕显系民窑性质。浙江龙泉窑以青瓷闻名于世，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现已发现窑址200余座，遍布今龙泉、丽水、遂昌、永嘉等县，形成长达五六百华里的瓷业地带，规模极为可观。除了章氏兄弟主持的哥窑、弟窑系官窑性质外，其余亦是民窑性质。〔（4）f〕前述河南钧窑虽系官窑性质，但是“在禹县的神垕镇、方山、花石等处及河南的临汝、郏县、安阳、鹤壁、新安、鲁山，河北的磁县和山西省的一些地区，都陆续发现了烧制钧窑瓷器的窑址，数量达几百处，皆为生产民间日用品的民窑。”〔（5）f〕而福建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产品以军持、执壶、盒子、瓶、罐、碟等日用品为主，主要运销海外，〔（6）f〕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在有罗盘针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7）f〕这是当时陶瓷外销情景的真实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桂林地区陆续发现的十多处瓷窑遗址，产品以青白瓷为主，胎质洁白，釉色滋润，现已确定为宋代瓷窑。〔（8）f〕这批瓷窑目前尚无统一名称，笔者暂仿宋代以地名器之成例，称之为“桂窑”，其产品称“桂瓷”。桂窑主要集中在桂东南的北流河流域，多系斜坡式龙窑，容积大，产量高，以适应外销量大的需求。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曾多年沿“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分地区详述其考察结果。〔（9）f〕据他介绍，现在陈列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等博物馆的瓷器中，有不少产品在今广西容县、永福、桂平等地均有出土，显系桂窑产品。此外在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址首都东部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的萨马腊遗址，北非埃及首都开罗近郊的福斯坦特等地，出土物中“有南宋宁宗庆元通宝，理宗绍定通宝等钱币，同时出土大批青瓷类，包括越州余姚青瓷和龙泉窑青瓷，以及景德镇白瓷、广东仙山（今佛山，窑青瓷。”〔（10）f〕南韩学者崔淳西也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并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就品种而言，输入高丽的宋瓷，有越窑、汝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定窑、景德镇窑的青瓷、白瓷和黑瓷，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1）g〕史实表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并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
（四）机户和包买商：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营惯例的初现
从生产形态上看，纺织业在宋代之重大进步，就是“机户”的大批涌现。所谓机户是指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属小商品生产者范畴。如浙东金华县“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2）g〕更多的机户是在城郊以至乡村地区，如南宋洪迈说，他家乡饶州附近的“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3）g〕可见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的。北宋仁宗时（11世纪中叶）四川梓州有“机织户数千家”，〔（4）g〕漆侠先生据此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5）g〕但其中应有部分尚未成为专业纺织户。如果脱离土地的专业机户占50％以上，则亦有五、六万之众，数目可观。北宋哲宗元箬元年（1086），政府岁入绢帛2445万匹，〔（6）g〕相当于盛唐最高额740万匹〔（7）g〕的三倍多，机户应有功焉。因为作为独立手工业者，机户的生产效率当更高。问题是这些机户分布在城郊乃至农村地区，他们的产品需要由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才能运销到市场上去，真正成为商品——这就是包买商。列宁说，包买商将自己的商业资本投入生产领域，“把小批的、偶然的和不正规的销售，变成大宗的、正规的销售。”〔（8）g〕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条产生途径。马克思也说过，“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支配生产。”〔（9）g〕我国学术界常把明清时期纺织业中的“帐房”，以及商人对茶农实行的“先价后茶”，对糖民先放“糖本”，对烟民“给值定山”，对纸坊“以值压槽”等惯例，视为“商人支配生产”类型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这些现象在宋代同样存在。洪迈《夷坚志》卷五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纺织业中存在包买商惯例的典型事例。这段材料亦保存在《永乐大典》中，语言更为清晰，移录如下：
“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货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淳熙五年，独迟迟而来，尽十月不返。妻颇以为念，夜梦其披发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乐安曾家，为所戕杀，盍（盖）丞为我雪此冤！”……遂诉于郡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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