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文化之间一桩土地纠纷之分析

① 一个关于土地纠纷的案例分析。。。谁能帮帮我

农业抄补贴和缴纳农业税的亩数是对应的，分地行为是家庭自己的，政府不会干涉，不过办理补贴时村委会会根据政策自动把补贴给纳税人。他的三伯应该考虑公平，如果人家的税款没有靠补贴领回来，他打算要地就应该用现金补够，当然商量着来最好了

② 形式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形式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性是有联系又有区别，任何传统文化都离不开形式。

③ 农村村与村土地纠纷需要一个案例

土地纠纷引冲突俩村民互殴“两败俱伤”

人民网贵港2017年1月16日电 黄某与覃某是同村村民，但两人却因土地纠纷而大打出手，最终导致一方被另一方打伤。日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覃某赔偿原告黄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137元。

原告黄某与被告覃某系同村村民，两家存在土地纠纷。2016年6月13日，原告去到被告家中与被告家人就土地纠纷问题进行理论，期间双方言语大声，继而演变成肢体冲突。在此过程中，原告黄某被被告覃某打伤头部。同日，原告被送到医院进行住院治疗。2016年6月20日，原告办理出院，其住院7天期间花去医疗费共计5157元。

另查明，本次事件发生后，贵港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接警前往处理，后组织双方进行治安调解，因原被告对于赔偿数额协商不下，调解不成立。2016年7月4日，原告黄某伤情经贵港市港北分局物证鉴定室鉴定，其损伤程度属轻微伤。

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对于土地纠纷的问题，原、被告应秉持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司法途径理性、妥善地处理。但原、被告在本次事件中不能保持成年人应有的文明和理性，而是采取争吵或肢体冲突的方式使事态恶化、矛盾加深，并在双方推搡过程中造成人身损害的后果。

故原告在本次打架事件中也存在相应的过错。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确定原被告应按4：6比例对原告因本次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被告覃某承担60%赔偿责任，原告黄某自负40%赔偿责任。经核算，原告黄某的损失为6895元，被告覃某应承担60%赔偿责任，即应向原告黄某赔偿4137元。（黄丽丽 陈拥静）

扩展材料

农村村与村土地纠纷案例审理注意事项：

1、是要高度重视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审理中要坚持依法、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公正的作出裁判结果。

2、是要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工作。

基层法院在受案前疏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矛盾，引导或帮助当事人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争议。有仲裁条款但未经仲裁的，告知当事人先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起诉前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3、是要注意强化调解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作用。

法院应该坚持以调解为主的原则，深入实地，全面掌握争议土地的基本事实，找准稳妥解决纠纷的切入点，耐心、细致、深入地做好诉讼调解工作，注重发挥村委会、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的参与协调作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是要做到慎审快结。

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合理确定和把握时机，尊重本地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对于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调整、变更的案件，尽可能在当年农作物秋收后受理，在下年春耕前一、二审结案，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耕作。

5、是科学认定和使用证据。

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很少注意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流转时的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审理案件机械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很多农民的诉讼请求都无法得到支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更多的注重实体正义，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④ 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1）社会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文化紧密关联，并由此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文化对技术发展具有明显的张力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会推动技术的发展，而落后的思想文化则会制约和阻碍技术的发展，包括影响技术决策、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各方面。
（2）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调
①要防止科学在生活世界、自然世界对人文的僭越所造成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深刻理解科学的限度，用正确的人文理念指导我们的生活。
②必须以社会先进文化来引领科学技术文化，使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为经济社会健康全面发展服务。得到广泛提倡的环境科学技术就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努力，是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绿色文化的良性互动产物。

⑤ 村与村之间土地纠纷土改证能作为证据吗

可以的，因为土地证

⑥ 土地纠纷处理的原则有哪些

土地纠纷处理的原则

(一)一般土地纠纷案件必须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规定，先由当地土地主管部门行政调处。当事人对行政调处不服时，才能按规定依照司法程序解决。未经行政调处的法院不予受理。

(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面都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属物，不得影响生产和在有争议的土地上兴建建筑物和变更附着物。

(三)历史上已经达成有协议、协定，或已制定有乡规民约的，而这些协议、协定乡规民约并不违背国家法律、法令和党的政策的，予以维护，不合理的部分可以进行适当调整。

(四)对过去因无偿占有或平调引起的纠纷应根据现行党的政策，作具体分析。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区别党在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合理的处理意见，切忌用简单、武断、一概而论等解决办法。

(五)对过去因无偿占有或平调而引起的纠纷应根据现行党的政策精神和法律规定，保护原社队或个人的应有权益。

(六)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争议未解决前，如无法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维持现状时，土地管理机关有权指定临时使用单位使用，以保护争议的土地，争议双方均须服从，不得借故破坏土地及其附属物，不得煽动群众闹事，或以其他非法手段强行占地。

(七)处理土地纠纷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实事求是原则，从实际出发，参照历史变迁情况和现实使用情况，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合情、合理、合法地加以解决。

(八)处理土地纠纷必须坚持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国家、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维护单位或公民个人的合法使用权。

(九)处理土地纠纷涉及各有关部门的，应同有关部门共同协商，正确处理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共同管好用好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1986年6月25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1987年1月1日实施。此后，该法又经过了三次修改。

第一次修正：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88年12月2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根据宪法修正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做了相应的修改，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些规定为国有土地进入市场奠定了法律基础。

第二次修订：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严格保护耕地的需要，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明确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修订后的该法于1999年1月1日正式施行。

第三次修正：根据2004年3月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关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是顺应现实客观需要的大好事，从法律制度的源头上，完善征收与补偿机制，改革土地利益分配制度并将改革成果归由人民共享，实现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一种理性的平衡，无疑是减少征收中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高速发展的必要之策。

⑦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是怎么阐述自己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思想的（三）

康德哲学的遗产

美国的康德研究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时代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以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像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茨—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楚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形而引申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弘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邃的心灵之画。

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唯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的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即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题：认识论、伦理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弘，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靳凤林）

⑧ 从政治,经济,思想角度分析中西文化的冲突

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思想上看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
由于两种文明与地地域文化涵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两个...基于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思想条件等颇为复杂的原因,首先,人类越往前追溯,地理环境的作用就越大.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静态文明,西方文明是动态文明；有人认为中国文明否认独立人格,西方文明重视人的尊严；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等等.大多心里早就有了某种预先定下的框框,为了宣传自己的看法,只选择了一些为我所用的事例立论,未免片面肤浅,不够全面深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难以取得人们的共识.我们不是国粹派,只说好的；也不想骂什么丑陋的中国人,只说坏的.我们不是假洋鬼子,崇洋媚外；也不想骂什么丑陋的外国人,盲目排外.或者胡乱举几条贫穷弱愚私等表面现象,或者硬说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因而不会行跪拜礼,等等.这些看法不能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中西文明的基本差异究竟在那里呢?学术界有过热烈地讨论,我们在比较诸家的说法之后,逐渐明确地认识到：
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注意天人合一；而西方文明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中,就出现崇尚力量和求知的传统.《圣经》认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克服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征服自然.笛卡尔认为“清楚地了解水、火、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这种思想固然对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过分夸大精神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作用,忽视征服、占有自然可能引起来自自然界的报复,未免偏颇.
中国文明则以《周易》为代表主张天人协调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汉宋以后发展成为“天人合一”说,天地万物为一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物而两体”,莫不有道.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在天则为天道,天地万物都有其发展的规律；在人则为人道,以仁义礼智为准绳.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应该服从这种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这种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过多地强调了自然界与人的共同规律,忽视了各自的特殊规律,把封建道德永恒化,人在自然界面前限于被动,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2, 在家庭关系上：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二是在家庭关系上,中国文明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明则以个人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人类家庭的历史,一般说来经历了原始社会血缘家庭、家长制公社家庭和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等几个阶段.公社家庭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实际上是包含着几代人的家族大家庭,处于中间阶段,财产公有,家长的权力很大.各个国家的家庭形态的发展很不相同.
在西方,家长制家庭公社进入阶级社会后还存在,公社虽然处于一个家长的管理下,但是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力受到限制,原始公社的纯朴性保留较多,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致受到压抑和剥夺.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不变质.日耳曼的家庭公社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才演变成马尔克公社,土地从公有交由个体耕作,演变到永久占有.希腊罗马的私有财产出现较早,个体家庭的出现也较早,开始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到中世纪后期以后,私有制深入到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乃至夫妇都各有各的私有财产,父权、夫权退居次要地位,这就为每个成员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也就为个人本位主义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性,有其明显的优越性,家庭内部较为民主和平等,使西方人习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去独立的求生存、求发展,而不依赖父母,不依赖家庭.但也由此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使家庭关系处于冰冷的金钱交易中,容易出现家庭危机.
在中国,由于治水等集体工程的需要,国家的出现较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制存在的时间较长,私有财产薄弱,宗法制家庭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宗族势力很强,家长的权力很大.家长制家庭实行同居共财制度,各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仰赖家庭的共同财产生活,家庭的命运也就是个人的命运,这就不能不以家族为本位.同时,由于缺乏民主管理的机制,父权、夫权及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道德原则,便显得很有必要,什么三纲五常、四伦八德便陆续制定出来.家庭本位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重视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娼妇随之类,其实质实际上是对家庭成员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按照这种制度,家长掌握家庭的全部财产和收入,子女不管长多大,经济不能独立,必须由家长抚养.父母有抚育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四世同堂、五世同居的事例很多,备受人们的青睐,传为佳话.但这种家庭制度的负面影响也十分严重,家庭内部等级森严,经济不独立,成员依赖成性,缺乏竞取精神,屡代同居,生机日促,嫉妒诟啐,家庭内的矛盾层出不穷.
3, 在民族关系上：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三是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明的传统是维护民族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模式是通过教化,协和万邦.西方文明讲究竞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统治世界,往往被当权的统治者采纳付诸行动.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希腊人掠夺奴隶、土地、财富、不断向外扩张、侵略的行为辩护说：野蛮人天生就是奴隶,希腊人无论走到那里都不应该成为奴隶,奴隶主天性优于奴隶,天生就是经济的组织者.希腊后期,斯多葛派还提出世界国家的概念,每一个人天然属于统一的世界国家的公民.这种思想在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广阔地带的罗马帝国十分盛行,当时的人们认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帝国的首脑应有无限的权力,有权对被征服的民族进行统治.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把全人类分为选民和非选民,即注定得救的人和注定灭亡的人.他主张采取残酷的手段,同反对正统教义的教派作斗争,为教会进行侵略扩张的野心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法、德、意等国先后结束了内部封建割据,建立起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反抗神权、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它支持向后进地区侵略扩张,把广大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变成殖民地,也有其丑恶的一面.
在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中国文明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早见于《尚书》的《尧典》和《禹贡》.《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意是说：举用德才兼备的人,使各族内部（九代人）团结和睦；各族的人团结和睦了,又表彰百官中的好人好事；百官的事务处理好了,又努力使各族之间协作和平、亲如一家.《禹贡》把“天下”按距离王城的远近划分为“五服”,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王城外五百里为“甸服”,是天子的领地,贡纳粮食；甸服外五百里为“侯服”,是警卫天子的地区,提供卫戍劳役；侯服外五百里为“绥服”,是安服天子政教的区域,要接受教化,熟悉武事,保卫天子；绥服外五百里为“要服”,是通过盟约使之服从的地区,只要求守平常之教,赋役减轻；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即蛮荒之地,人无定居,只能顺其俗而治之.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按不同地区民族进行不同方式、政策处理的精神,确实是非常可贵的.夏、商、周王朝的统治者施行分封制,一方面通过分封子弟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据点；一方面通过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首领的方式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华夏族和蛮夷族在数百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同化融合为一体,到秦汉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汉族.此后,历代王朝虽然政治上屡有变迁,但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始终未变.汉族,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在政治生活中也常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士大夫中难免存在一些“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但“华夷之别”,主要是立足于文化水准,而不是诉诸种族的类别.只要在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与汉文化融为一体,戎狄蛮夷也就被视为华夏炎黄子孙了.历史上不少王朝施行的多是“顺俗施化”、“用夏变夷”的民族政策,有利于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使得汉族能够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保持密切的关系,逐渐融合成为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民族极为珍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的骚扰和侵袭,基本上采取的是防御政策,长城的修筑,就是这一政策的明显体现.少数统治者热衷开疆拓土,往往受到舆论的谴责.杜甫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垢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侵扰,大多是在坚决抵抗的同时,采取怀柔、安抚、和亲、互市的政策,宽大为怀,友好交往.即或少数民族的首领在某些时候掌握了中央或地方政权,在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推行“汉化”,接受“顺俗施化”、“协和万邦”的传统政策.从唐太宗对境内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多用加封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的形式,让他们继续统辖本族,并可到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担任官员.明王朝实行“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土官与汉官参治”的办法.到孙中山建立民国,主张“五族共和”,咸与维新.无不表明中国文明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爱好和平、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优良传统.
4,在思想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与惟我独尊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四是在宗教信仰上,中国文明的宗教观念淡漠,兼收并容,信仰多神教；西方文明的宗教观念浓厚,惟我独尊,信仰一神教.宗教,是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的产物.这种神秘 力量 具有绝对权威,主宰着自然和社会,决定着人的命运与福祸,因而对之产生敬畏和崇拜.每个民族都有其敬畏和崇拜的民族之神.
在西方,最先出现过许多具有民族性质的古代宗教,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波斯、古犹太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宗教等 .这些宗教大多随着其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随着世界各地区文化交往的日趋频繁和人们对自然及自我的思想认识不断加深,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超越民族人种局限、突破国家地区界定的世界性宗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佛教约公元前6～前5世纪起源于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旨在以此来反对婆罗门教.公元前 3 世纪被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奉为国教,开始传入亚洲各国,某些地方达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19世纪以来,传入欧美各国,真正造成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 时期 的巴勒 斯 坦,随即流传到帝国全境,并于4世纪末立为帝国国教 .罗马帝国衰亡后,基督教征服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教会控制了不少国家的政府,后又随着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 海 外 殖民扩张活动而传入非洲、美洲和亚洲等地,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产生在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到 8 世纪初发展到欧、亚、非三洲,后来又从阿拉伯世界扩展到波斯、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不少国家奉为国教.并逐渐传入欧美国家.佛教崇拜释迦牟尼,基督教崇拜上帝,伊斯兰教崇拜真主,同属一神教,宗派意识浓厚,不仅与其他宗教不能相容,同一宗教的内部也因派系不同而矛盾甚深,不时爆发出来的宗教狂热,有时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激化成为长年累月、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在世界史上都很有名,影响很大.西方宗教的组织严密,宗教场所辉煌,宗教仪式隆重,教规守则严格,教徒的宗教意识很浓,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教徒的科学思想提高了,虽然不再相信某个超人的神,但仍然不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影响之深可见一般.
在中国,远古社会的原始宗教活动,以敬天祭祖为特征,但“祭神如神在”,并不特别隆重；“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观念十分淡泊.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活动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从未建立过严密的组织,成为严格意义的宗教.战国时,燕齐沿海地区出现“形神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西汉时,流传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东汉中期,开始形成有组织的道教,属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后来并与其他宗教派系融合,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局面.与西方流行的一神教不同,道教属于多神教.崇奉的神灵主要有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英雄神：如关帝、岳王等；守护神：如门神、灶君、城隍、土地、妈祖等：以及行业神、功能神、职能神,如药王、财神、瘟神、蚕神等.中国文明对宗教的态度比较宽容,只要遵纪守法,就准予传布.佛教于公元1世纪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在其汉化过程中,与儒道思想结合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基督教在7 世纪时以景教的名称传入.伊斯兰教在唐、宋之际传入,逐渐在回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扎根.犹太教于唐代前后传入,来华犹太人曾在开封等地形成过自己的社区,后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被同化.中国文明中的宗教活动大体以 3 种形式而存在,一为兼容并包,不仅出现过儒、佛、道三教并存合流的局面,而且其他外来宗教也能广为流传.二为民间文化和群众祭天娱神等村社宗教活动相结合.三为封建帝王以郊祭、庙祭和封禅大典等形式,构成的独立于各宗教之外的世俗君王的宗教活动.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自由传播,但都没有达到支配地位的高度,未能长期控制世俗政权,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宗教狂热,因而也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宗教战争.
5, 在思维方式上：和谐统一与分别对抗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五是在思维方式上,中国文明企求和谐与统一,西方文明注重分别与对抗.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肯定万物变化的规律性,指出宇宙中存在着矛盾、对立和转化,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又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产生的.”同时他也赞美和谐,认为和谐是由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特别注重的是对抗和斗争,使他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这种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直到黑格尔那里仍表现的十分鲜明,“抽象的自我同一,还不是生命力,肯定的东西是由于在自身中就具有否定性.”他侧重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近代西方文明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培根和洛克为代表,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来,以形而上学对抗辩证法,认为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个事物不能是它自身又是别的.这种抽象的同一性观点,陷入在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用它去把握世界的结果,必然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看到的当然只是分别与对抗,并不符合事物对立面辨证统一的实际.
在中国,观察、处理事物的思维方式,一直具有辨证的传统特点,而且非常强调统一、和谐与中庸.《老子》：“万物得一以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根本.《内经》说：“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矛盾的,一分为二；但又出于统一的共同体中,合二而一.对立面的统一与差异,实乃辩证法的核心.二（对立）乃一（统一）的固有内容,一乃二的的本来依据.人的思维方式必须符合这个事物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说必须把矛盾和差异当作统一体固有内容来把握的同时,又要把统一和和谐当作矛盾与差异的本来根据来把握,才能探索到事物的本质.企求统一与和谐,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周易》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解释说乾元“贯乎天德之始终,故曰统天.”离开统一就无法谈问题.不同因素的统一与和谐,才能使事物得以生长和发展.《国语》：“和实生物”.《乐记》：“和,故百物化焉.”《淮南子》：“田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万物.”《正蒙》：“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何才能使矛盾差异达到和谐统一呢?这就需要采取中和、中庸之道.《礼记》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不要走极端.称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朝的二程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用这种思维方式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态度公允,宽严适度,不激化矛盾,才可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正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才使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家庭、民族、宗教等问题时,一以贯之的出现了中国文明重统一和谐,西方文明重对抗斗争的两种倾向.
中国传统文明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处于中心的位置.无论儒法两家的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的重天道轻人道,最终还是天听自我民听,天人合一,天道实乃人道的投影.民以食为天,最为现实,人道最为重要.春秋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很少讲天道,他说的“士志于道”,就是致力于人道.《周易》认为“人道恶盈”,强调“立人之道”.人道,首先要解决人的衣食问题,还要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思想教育.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只注意生活问题是不行的.王夫之提出“以人道率天道”.戴震认为“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者,皆是也.”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重人事必然轻宗教,重现实必然轻来世.
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东方古国、古典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近现代西方等几个大的阶段.与中国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传统不同,外国文明的中心似乎屡有转移,各领风骚数百年.当然也有其一以贯之的东西,大多是对人的个性的提倡,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对民主法制的向往,对物质利益的肯定.因此,其基本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个体主义精神、功利主义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

⑨ 关于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

楼主提供信息不是很多，但事实却较复杂，试着帮楼主分析一下：一、发生的事实有：1、楼主在别村土地上种东西。2、同村甲违法占地建房，并毁坏了楼主已种植作物。3、两村长同意交换土地，这里涉及与当事双方发生纠纷地块相对应的拟调整地块，也就是说，还可能涉及另一块第三方所使用的农田。二、对于楼主来说，楼主侵犯了邻村土地所有权，但楼主被甲侵犯了在该土地上种植物的可能收益，也就是被甲侵犯了土地上的用益物权。从一般操作中来看，如果邻村未实际使用楼主种植的土地，在楼主使用土地时邻村未提出反对意见，可以默认为邻村同意楼主使用该土地，所以楼主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除非邻村提出异议。三、对于甲来说，甲强占并私自建房，违反了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对于建房行为，楼主可以打当地12336违法用地举报电话，由相关部门查处并恢复土地原状；同时楼主可以要求甲赔偿你的种植青苗损失，这是合情合法的。三、如果两村长同意交换土地，涉及土地权属变更，需要到乡镇政府备案，在年底的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中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