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夫妻侵权国内外研究现状急！
所谓夫妻侵权，即配偶之间的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实施了危害配偶一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使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方面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夫妻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虽具有特殊性，但它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刑事责任，二是行政责任，三是民事责任。然而，针对家庭暴力等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我们的法律更多的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婚内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责任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一、影响夫妻侵权行为民事责任建立的原因
一是人的观念问题。大多数人讳言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认为是夫妻间的事，属于个人的私事，正所谓法不入家门，完全可以由夫妻双方协商解决，法律介入会影响夫妻间的感情。况且，夫妻间即使发生一些矛盾，出现一些侵权行为，只要一方没有提出离婚，就说明这种矛盾和侵权并不重要，或者说一方对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予以默认，这完全符合民法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根本没必要介入。其实不然，夫妻间被侵权的一方，之所以容忍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主要原因是缺乏婚姻内救济途径状告无门，而不得不放任这种行为的存在，因此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丈夫将妻子打伤，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丈夫不抚养妻子，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给抚养费，而法院如果支持了妻子的诉讼请求，这可能会令多数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普遍认为夫妻一体，怎么赔？怎么给？给了也是共同财产。但在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中，诸如此类的案件可是屡见不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除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外，最主要的是那些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度与我们的有所不同。封建的夫妻一体主义的传统理论尚存于我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基于这种思想，人们很难在婚后形成夫妻独立的财产制的意识。
二是立法问题。现行婚姻法也是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以法定个人财产制为例外，虽也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夫妻间很少采取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因此只有在离婚或配偶一方死亡时，才能确定夫或妻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往往无法界定。若发生夫妻侵权行为，赔偿问题无法提起，即使提出也缺乏实际操作性。为此，夫妻共同财产制已成为追究婚内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障碍，为保障夫妻间独立的人格权和财产权，法律应明确婚内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这一点在现行婚姻法中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疏漏和缺憾。有人认为新《婚姻法》第46条对损害赔偿责任已经做出了规定，但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离婚，与婚内侵权不是一回事，而且新《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若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仅依据新《新婚姻法》第46条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对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目前，除了重婚能够被提起公诉，追究刑事则任外，象包二奶、家庭暴力等社会现象，在婚姻持续期间，法律一般是无法介入的。加之向夫妻间内部的一些侵权行为，如果不是由其中一方提出，外人也很难知晓。也就是说夫妻间被伤害方处于某种考虑，对这类侵权行为予以默认，使家庭暴力、包二奶等社会丑恶现象长期存在。这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沦丧了社会道德，而且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 是维护家庭稳定的社会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和谐与稳定对于社会至关重要。俗语讲“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说明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也说明了一个稳定的婚姻家庭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重要性。但近年来，我国离婚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由此而来的单亲家庭增加，涉及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纠纷也随之增多。离婚不仅是家庭内部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过错侵权。一个家庭之所以支离破碎，最终走向解体，决不是偶然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夫妻间矛盾无法调和的最终产物。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章“婚姻家庭关系”中，虽然对夫妻之间的一些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但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仅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第43条、44条、45条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重婚行为，做出一些规定，提出一些救济措施。婚姻法对夫妻间侵权规定较少，且救济手段单一，仅限于行政和刑事“救济”，如何进行民事救济始终是空白。由于夫妻间的侵权决非以上几种（如侵犯夫妻的同居权、财产权等），而且基本上属于民事侵权。由于缺乏民事救济的途径，绝大多数的夫妻内部的侵权行为主要靠夫妻间协商解决，虽然夫妻间协商解决相互间的侵权问题，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协商不成，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制止问题。使夫妻间侵权行为长期、持续的存在，最终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和解体。为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就需要对受夫妻侵权行为损害的一方，予以民事救济，制止侵权行为，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弘扬精神文明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建立健康、向上、文明的新型家庭关系。夫妻应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由于目前缺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侵权责任和民事救济措施的有关规定，使得在婚姻存续期间，被侵权的一方得不到及时法律救济，无形中助长和放任了侵权方的侵权行为的发生。被侵权方若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定，离婚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只有离婚时，无过错方才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落实男女平等的社会需要。男女平等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0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5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而夫妻地位平等，是男女平等在夫妻关系中的必然要求。所谓夫妻地位平等是指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夫妻地位平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身关系平等，二是财产关系平等。新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并在第14条、15条、16条、17条、18条、19条和20条等就夫妻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做出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很具体全面，但对夫妻一方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什么责任，和怎样承担责任，缺乏相应的规定。实践中夫妻一方，常凭借经济的优势，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夫妻的义务，垄断家庭的一切事物，而处于弱势被侵权的另一方，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逐步丧失独立地位，凡事不得不依赖、服从另一方，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规定成为形式，正所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只有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夫妻地位平等，进而实现男女平等。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可能性
（一）夫妻间尤其是妻子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增强，使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在古代社会是谈不上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的。因为无论是在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夫妻关系是一种尊卑、主从关系，妻子基本上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妻子的人格完全被丈夫所吸收，这种一体主义的婚姻，即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也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解放后，在我们国家先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否定了夫妻一体主义的立法观，强调夫妻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这就为夫妻间民事责任的承担奠定了主体上的可能性。现在人们最大的担心在于对夫妻间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可能会影响夫妻间的和谐，认为夫妻内部事情，最好由夫妻内部处理就能够全部解决，它往往需要一方的逆来顺受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合时宜和潮流的。
（二）夫妻财产制的逐步完善，使建立夫妻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我国1980年《婚姻法》第13条、31条、32条对夫妻财产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与约定夫妻财产制并轨，以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以适应基本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婚姻当事人的夫妻财产关系多样化的要求。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7条、18条、19条、39条、40条、和41条的规定，对我国夫妻财产制作了进一步完善，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特有财产制和契约财产制三种并行制度。虽然修订后的《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但婚姻当事人对夫妻间的财产制度可以选择。许多学者在探讨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时，认为夫妻间侵权行为发生后，无法实施民事救济，因为，夫妻的财产是共同的，夫妻间侵权后，即使进行民事赔偿，其所得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种救济既没必要也不可能。随着夫妻财产制的完善，夫妻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约定和民事救济，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这就为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提供了可能性。
四、建立夫妻侵权责任的几点建议
（1）完善立法执法。虽然婚内夫妻侵权行为由于主体仅限于夫或妻而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但特殊主体并不妨碍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也可适用于婚内侵权行为，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而赔偿损失是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侵权责任。人民法院还可依职权对民事违法行为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剥夺部分财产处置权、剥夺部分权利、处以罚款等。如：婚前财产--房屋，所有人不得随意处置。如果婚内夫妻侵权事情节严重可部分剥夺婚前财产所有权，甚至全部剥夺，作为对被侵权方的补偿。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农村，男方把房子准备好，女方买家电、家具等。过十年八年，房子还是我的，家电、家具等已贬值，不愿意过你走人，而女方无房，无处安身，只得委曲求全，任其“包二奶”、家庭暴力或者“冷暴力”。
（2）加大夫妻间侵权道德舆论的宣传力度。夫妻间的侵权往往带有对伦理道德的否定性，即夫妻间的义务有些并非来自法律，而是伦理道德上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靠的是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因此，对这种夫妻间的侵权，只能靠道德规范。要从整和社会资源方面入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司法行政、民调、普法、民间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 作用，齐抓共管、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可以先搞试点，有点到面，逐步推广。可以先搞家庭公约、村规民约、楼院公约作为一个规定，可以规定几条。如：不履行夫妻义务、无正当理由夜不归宿、赌博、网恋、打骂妻子（丈夫）、精神虐待可以通过道德评议会、家庭会予以训诫、据结悔过书、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罚款等多种形式，也可以罚做家务、罚做社会义工、在一定的场合检讨、重温婚姻誓言等多种方式进行。从道德、伦理方面约束夫妻间的侵权行为。
Ⅱ 国内研究现状
1.2.2.1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已步入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产生了大量的实物地质资料。当时的管理模式是由各地勘单位建立岩心库，一些地质局和地质院校建立地质博物馆，保管资料设施简陋，技术方法落后，服务对象大多限于本单位或本系统，对地质资料的服务意识较为淡薄，基本不提供对社会的服务。对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研究工作开展较少。
2002年，国务院印发了《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9号），明确提出了实物地质资料的概念“是指在地质工作中形成的岩矿心、各类标本、光薄片、样品等”，明确了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内容：“公开和利用”，并明确提出“探矿权人、采矿权人汇交的地质资料等由地质资料馆或者地质资料保管单位予以公开”、“保护期内的地质资料可以有偿利用等”。
2003年，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明确了国家级和省级地质资料馆的服务职责“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应当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提高地质资料的处理、保管水平，建立地质资料信息服务网络系统，公布地质资料目录，开展对地质资料的综合研究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
2008年，国土资源部印发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我国实物地质资料服务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办法明确规定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机构的职能“建立健全馆藏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利用制度”“并向社会提供实物地质资料服务”。
2012年，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原始地质资料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2〕57】），再次明确了“馆藏机构及受托单位应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地质资料库房，依照相关规定对原始地质资料进行保管和提供服务”。
1.2.2.2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开始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专家翻译了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资料，对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撰文介绍了这些国家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先进经验。如：任香爱（2013）发表的《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政策与方法对比》，分析了发达国家与我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政策方法；刘凤民、任香爱、夏浩东等（2013）发表了《荷兰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工作概况》及《英国实物地质资料管理情况及其启示》；陈新宇（2013）发表了《俄罗斯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与服务》及《国外地质资料管理服务特点与加强我国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的建议》。
1.2.2.3 我国各省和各行业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开始起步
近年来，各省主管部门开始了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各省管理人员针对各省的不同情况，介绍了各省的服务现状及管理建议，对建立我国省级实物地质资料服务模式做出了探讨。如任香爱（2013）发表的《省级实物地质资料馆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建议》，乐艳莉、陈忠良（2011）发表的《上海市实物地质资料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李东风等（2013）发表的《建立辽宁省矿产资源勘查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分级标准的思考》，李卉、於顺然（2012）发表的《江苏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与对策建议》，张红、张美芝（2008）发表的《山东省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现状及对策》等。
各行业也根据行业的不同，对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体系进行了探讨。如贾显英（2013）发表的《浅谈油田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现状与对策》，岳玉山（2009）等发表的《地质岩心实物资料的标准化管理》。
1.2.2.4 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内容由生产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
最初几年，实物地质资料研究的内容大多数属于实物地质资料的管理（即采集、汇交、库藏等方面），服务研究资料较少。近年来，实物地质资料研究的内容开始逐步转向服务研究转变。如：任香爱与张业成（2013）发表的《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与产品开发的总体设想》，提出了开展我国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研究的总体设想；高鹏鑫（2013）发表的《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体系框架及其内部组合关系》，论述了服务研究的框架及体系内部各子体系的相互关系；本人（2013）也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发表了《实物地质资料管理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情况看，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国情不同，还没有完全可以借鉴的国外关于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研究成果的成熟模式，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服务体系。
（2）国内对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研究刚刚起步，近年来也取得明显的进展。但大多数可借鉴的研究资料属于地质资料的范畴，由于实物地质资料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服务研究还比较薄弱。
（3）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偏重于对实物地质资料管理的研究，对服务的研究比较薄弱。
（4）对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的研究仅限于个别产品的开发和利用，还没有根据公共服务需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
Ⅲ 国内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曾掀起在黑色岩系中寻找“五元素”矿床及铂族元素的高潮，并在南方取得了进展和突破。初步确定在下列9个层位的黑色岩系中赋存有大型超大型矿床；①中元古代下昆阳群；②新元古代歪头山组；③早震旦世大屋组、南沱组；④晚震旦世陡山沱组；⑤早寒武世牛蹄塘组；⑥早—中志留世；⑦晚泥盆世；⑧早二叠世；⑨晚第三纪中新统等。矿床集中于早寒武及晚泥盆世地层中，形成了5个超大型和为数众多的大—中型锡、锑、重晶石矿床，并初步查明PGE含量比较高的层位出现在晚震旦世陡山沱组及早寒武纪牛蹄塘组。
陡山沱组广泛分布于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及四川、重庆北部地区、该组中富有机质的黑色岩系厚达20余米，属潮坪相及沼泽相沉积并与石煤、磷矿、菱锰矿等相伴产出。目前在陡山沱组发现的矿床类型计有：沉积型银钒矿床（湖北兴山白果园）；微细浸染型金锑矿床（鄂南崇阳县方山）；接触交代型银铅锌矿床（安徽祁门县三堡）；沉积改造型钼矿床（湘南安化张家岭）。经前人查证仅在重庆城口、四川万源一带见铂族元素矿化。
早寒武世黑色岩系是我国南方地史转折期大规模缺氧事件产物，具分布广泛、层位稳定特征，常由碳质页岩、碳酸盐岩、砂岩、磷块岩、硅质岩组成，部分地区还见石煤及基性－超基性火山凝灰岩。黑色岩系有机碳含量为5.6%～18.7%，同样还普遍含有以黄铁矿为主的金属硫化物。陈南生等（1986）根据黑色岩系岩相及成矿元素组合特征将该层位多元素矿床分为下列3类：①镍钼多元素矿床；②钒矿床；③沉积再造型铜钼钒铀多元素矿床。PGE查证成果表明具工业意义的矿化主要出现在镍钼多元素类型的矿层中（表3-4）。
Ni、Mo多元素矿层分布于贵州遵义，云南德泽、湖南大庸、慈利、浙江诸暨、富阳、桐庐等地，赋存于碳硅质、黑色岩系底部，呈层状、扁豆状产出，厚度不大（大庸为0.5～1.8m、遵义0.1～1m，最厚2m，织金0.01～0.14m），属陆架近滨－斜坡环境中局限滞流盆地沉积。Ni、Mo多元素矿层硫化物组合十分复杂，计有黄铁矿、白铁矿、硫钼矿、二硫镍矿、辉镍矿、针镍矿、辉砷镍矿、镍黄铁矿、紫硫镍矿、黄铜矿、黝铜矿、闪锌矿、银金矿、钛铁矿等，未见独立铂族矿物，推测为超微细颗粒或碳质吸附状态存在。矿层品位：Ni 1%～5%（平均3.01%）、Mo1%～20%（平均3.48%）、Cu 0.09%、Se 0.28%、Au 0.054～0.38g/t、Ag 7.2g/t，并普遍含Pt 0.2～0.4g/t、Pd 0.26～0.66g/t、Os 0.073g/t、Ir 0.043g/t（分选提纯镍钼精矿中Pt+Pd为1.84g/t）。据梁有彬等（1999）统计报道，∑Pt品位大庸0.602g/t、遵义0.70g/t、织金0.47g/t，最富的贵州天鹅山达1.295g/t（其中Pt 0.58g/t、Pd 0.50g/t、Os 0.19g/t）。
在成因上，过去认为镍钼矿是有机质参与下的沉积矿床，但近年经稳定同位素和流体包裹体研究，支持了海底喷气热水沉积观点；Re-Os同位素年龄为560Ma和541Ma（毛景文等，2002）；包体测温黄铁矿形成温度115～185℃；有机质成热度推算成岩期温度为154～210℃；石英、方解石均一温度为130～200℃。成矿与沉积同时并受局限盆地控制。
我国黑色岩系PGE研究突出了低温地球化学条件下多组分体系的相平衡。在实验模拟中得出：在25～200℃条件下，Pt可以Cl的络阴离子搬运，其量可达×10-9级，而Pd可高一个数量级；在300℃N aCl/H2SO4溶液中，Pt可呈硫化物迁移沉淀。此外，在黑色岩系中，Pt、Ir常与自然金混合，呈超微细态出现。上述实验和测试解释了黑色岩系中未见独立铂族元素矿物的客观现象。
表3-4 中国南方黑色岩系矿床PGE查证成果表（wB/10-6）
尽管黑色岩系中PGE可以富集成矿的认识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确认，在经济开发的前景方面也得到了肯定，即早晚会被开采利用，但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
1.分析测试技术未过关.国外技术保密，国内没有开展对应的研究，严重地影响到勘查评价
黑色岩系中铂族元素矿床的勘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卡林型金矿，30年前我国地质工：作者对于卡林型金矿还“一无所知”，后来通过国外实地考察、国内大量找矿工作的投入，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快在我国西南部的滇黔桂3省交界地区和秦岭陕甘川3省交界地区确立了两个大规模的卡林型金矿成矿集中区，发现了一大批金矿，并且得到了开采。可以说，卡林型金矿目前在中国已经“全面开花”。卡林型金矿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析测试技术取得突破，尤其是“痕金”快速分析技术过关，并且使类似技术“傻瓜”化，帮助地质人员在野外利用“痕金分析箱”就可以完成找矿“侦察”工作。
PGE目前面临类似情况，即适合于黑色岩系中PGE含量分析测试的技术不但在实验室未过关，更谈不上野外的快速分析。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过对比实验，对采自四川硫磺厂和三大湾的含矿黑色岩系样品分别进行了对比测试，每次测试工作的质量从标样的重现性及其与标样推荐值的对比可以看出是合格的，但前后两次测试之间的结果却有一定的差距（表3-5）。这说明，锍试金富集铂族元素ICP-MS法（孙亚莉等，1997）对于黑色岩系中的PGE来说并不合适，但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
表3-5 三大湾和硫磺厂同一样品两次分析结果的对比
俄罗斯的科学家通过30多年研究，也明确指出，常规的方法和目前通用的火试金法对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是不适合用的，因为在试样加热过程中，PGE很可能随着C元素的挥发而“丢失”！尽管俄罗斯的科学家已经掌握了相应的分析技术，但他们严格保密，无论是刊物上还是网络上都没有公开相关的测试技术；尽管国内有关研究人员多次建议相关部门设立专门的分析测试研究课题，但一直得不到批准，以至于野外找矿工作停滞不前。因此，我们建议，中国地质调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还是应该立项开展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测试研究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不能从我国扬子地台周边及新疆东天山、西天山等地广泛分布的黑色岩系中找到铂族元素矿床的重大现实问题。
2.缺乏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和地质找矿工作
原地质矿产部孙大光部长曾经在1977年的全国地质工作大会上专门强调铂族金属是国家的急缺矿产资源，应该加强地质找矿工作。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寻找铂族元素矿床的一个小高潮，并推动了四川杨柳坪和云南金宝山两个铂族元素矿床的成功勘探。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铂族元素矿床的地质找矿工作基本停止。21世纪初.随着地质大调查项目的实施，又一次开展了铂族元素矿床的找矿工作，曾经设立了重庆城口黑色岩系中铂族元素矿床的地质找矿评价等项目，但由于分析测试等方面的原因无果而终。
综观国内外铂族元素矿床的地质找矿经验，没有哪个矿床是在短期内查明其资源量的。即使是美国的斯提尔沃特（Stillwater），尽管在成矿模式的指导下只用了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发现了矿，但用了10多年时间才初步查明其资源状况，而从查明资源状况到开发利用又花了20多年时间。即使是已经开采的矿床，由于综合评价等方面的原因也会给矿山开发带来波折。如加拿大的伊勒湖钯矿床，1993年开始开采，连年亏损，到1998年几乎关闭，后来在资料二次开发和成矿规律重新总结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评价大大地扩大了资源量，选择了类似于斑岩铜矿“低品位大矿量”的开采理念，从而起死回生（施俊法等，2005）。因此，对铂矿来说，短平快项目是不太可能取得找矿突破的。
3.采选冶研究严重滞后
黑色岩系中的铂族元素矿化以“低品位大储量”为特点，因此，采选冶就成为开发此类矿产资源的关键。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此方面研究成果的报道，尤其是C质吸附PGE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次研究发现，三大湾地区含C质岩系中的PGE可能被C吸附，类似于“碳吸附金”的情况。如何查明PGE与“C”之间的“吸附”机制并把PGE从“C”中解吸下来，不仅仅是一个矿床成因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矿床开发的技术问题。建议首先开展PGE与C的联测研究，即同时测定样品中PGE的含量和C（包括不同类型的“C”）的含量，查明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研究C与PGE之间的吸附与反吸附问题，为黑色岩系中PGE的回收提供科学依据。
Ⅳ 国内研究现状及进展
1.3.2.1 构造研究及进展
国内对沂沭断裂构造带的研究者甚多，研究程度较高，但尚存在长期争论的问题。
（1）早期对沂沭断裂带的认识
有资料记录最早对沂沭断裂带进行调查的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98），他对山东进行地质调查，第一个描述了山东的重要断裂构造［14］，指出“山东的山地由自北向南沿着潍河断层分为两个地质和山岳形态不同的部分”，并在其编制的构造图上标出了断裂带的位置。1923年，中国学者谭锡畴在调查山东中、新生代地层时于莒县境内首次记述了沂沭断裂带的踪迹［30］，“莒县溪谷之西，有一南北向之正断层，仰侧为古生代前期及太古代地层，俯侧为青山层王氏系及二叠、石炭纪煤系，断距不大”。李捷（1929）在编制1∶100万南京、开封幅地质图说明书时描绘出沂沭断裂带沿沂河、沭河谷地发育，北接潍河的北北东向地层系所构成的“两堑夹一垒”基本结构形态［31］。翁文灏（1930）在其著作中将李希霍芬的潍河断层称为山东潍河断裂带，并指出该断裂为一地震中心。李四光在1948年已提出此断裂带的存在：“横过山东从南边沂水到北边的潍县有一强烈的破碎带，这个破碎带显示出新华夏系挤压的特点［59］”。同时他还第一次指出［60，61］，该断裂带向北延入辽东半岛，向南延入江苏北部。该断裂与北北西向和北东东向二组扭裂面具有成生联系，其形成时代为白垩纪。张文佑（1957）认为有一北北东向断裂带沿潍河、沭河、沂河谷地伸展，大别山东端的倾没可能与它有关［62］。徐嘉炜（1956）在调查江淮之间的区域构造时，指出介于张八岭地轴与淮河地台及鲁东地盾与鲁西隆起之间存在一条北北东向的巨大断裂带［63～67］，穿过安徽、江苏、山东三省，命名为“安江山深断裂”，1957年将其改称“皖苏鲁深断裂”。关于郯庐断裂带的对比研究见表1-3。
（2）中期对沂沭断裂带的认识
1957年，地质部航测大队904队进行大规模航空磁测时发现，山东郯城至安徽庐江一带，有一条十分醒目的航磁正异常带，第一次将之命名为郯城-庐江深大断裂带［3］。1980年在山东潍坊举行了郯庐断裂带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各抒己见，他们的许多观点、分歧均刊登在1984年的《构造地质论丛》第3号中。此后对该断裂带的性质、演化及动力学机制的研究，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后来的研究主要涉及沂沭断裂带的体系归属（邓乃恭，1982）、水平断距的大小、断裂带所表现出的大陆裂谷特点及地体边界的表征和沂沭断裂带形成的时代等一些重要的问题。80年代以来，对于郯庐断裂带的研究不断深入，针对该断裂带的研究已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对其形成时代、运动方式、活动特点等的研究已出版多部专著和专辑，有300余篇论文从各种角度论证了此断裂带的形成、演化和活动特征。
环文林等（1982）对郯-庐断裂提出了三个重要演化阶段，及其与太平洋板块运动相联系。第一阶段，中侏罗世晚期-早白垩世（120 Ma），库拉板块消亡，中国东部处于压扭应力场；第二阶段，晚白垩世-古近纪（约90 Ma），太平洋洋脊消减，出现伸展开张的构造环境；第三阶段，新近纪-第四纪（40 Ma），太平洋板块消减，中国东部出现右旋剪切应力场，总的来看，太平洋板块运动对中国东部大陆地质作用影响的主要时期基本一致，郯-庐断裂在上述主导应力作用下发生平移、推覆、张裂［69～71］。万天丰划分出四个运动阶段，时间为135～52 Ma，包括了太平洋板块运动主要时期和郯-庐断裂的主要活动
期［68］。
（3）构造研究争鸣阶段
概括起来，对郯庐断裂带（沂沭断裂带）的研究存在六种不同的观点与认识（图1-2）。
徐嘉炜最早研究郯-庐断裂及其平移性质，他认为郯庐断裂带是西北环太平洋边缘大陆内测的大型平移断层，其动力背景是太平洋板块向大陆板块的斜向运动，主平移时期为晚侏罗-早白垩世（140～110 Ma），最大平移距达740 km，随后他又发表多篇论文及专著，进一步阐述他的这一独到见解［19～23，63～65］。他认为郯庐断裂三叠纪开始活动，晚侏罗纪晚期构造变动达到高潮，以挤压条件下的巨大左行平移为主要特征，白垩纪至古近纪转为张裂断陷，新近纪又受到新的挤压，伴以小幅度的右行平移，这种断裂性质上的转变与太平洋板块相对运动方向的改变有关，郯庐断裂带是滨西北太平洋区大陆内缘的大型剪切滑动带。另一种观点为“地缝合线-边界线转换断层带作为华北与华南板块的缝合线”（周导之等，1980）。第三种是转换断层模式，认为郯庐断裂的形成与华北和扬子陆块沿秦岭-大别造山带碰撞有关［73～75］，这一转换断层活动时限为晚古生代-中生代，延续到侏罗纪；张国伟（1998，2002）认为郯庐断裂带是中国东部最大的陆内转换断层；张宝政（1993）亦认为郯庐断裂具转换断层之特征。第四种为碰撞嵌入模式（Yin et al.，1993）［76～79］，基于郯庐断裂带的左行平移和朝鲜半岛沃川带、Honam剪切带右行平移运动学特征，认为郯庐和Honam剪切带之间的苏北、胶南及朝鲜的京畿-沃川带是华南板块北侧不规则被动边缘向北突出的一块［80，81］，存在于碰撞前，嵌入碰撞时代为早二叠世晚期至晚三叠世与早侏罗世。第五种模式认为它是我国东部一个独立的巨型构造体系［82，83］，称更新华夏系，形成于燕山运动晚期。第六种模式认为郯庐断裂带是我国东部规模最大的一条白垩-新近纪的后地台型古裂谷带［24～26，84，85］，并划分出北、中、南三段，各段的基本特征、构造组合类型、沉降幅度、水平扩张量、火山活动、深部构造及地质发展史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均十分明显地表现为先张后压的双重构造特征，后期的挤压应力作用取代于拉伸作用。高维明等（1980）认为沂沭断裂带是典型的大陆裂谷带［86］，是在中生代左旋平移基础上，经历了白垩纪强烈横向扩张阶段和第三纪以来的消亡挤压阶段而形成的。
表1-3 郯庐断裂研究对比简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图1-2 郯庐断裂带构造模式图
王小凤等（2005）在《郯庐断裂带》一书中认为［2］：郯庐断裂的形成发轫于南北地块拼合带的向南突出部位，而下地壳物质的NNE向左行韧性剪切流动则是其启动机制，然后逐步向浅部和向北扩展。这一平面上自南向北分段递进的生长迁移机制，得到了相应沉积盆地和岩浆活动年代学资料的支持，也解释了中南段的缩短率和位移量明显大于北段的事实。同时根据不同层次变形域的特征，提出了沿滑脱面上层对下层做S（SS）E向滑动的多层滑移模式，反映了陆内大型走滑断裂带由深到浅的应力应变传递方式。通过断裂两侧地壳缩短资料的判断，得出了郯庐中南段累积最大位移量为300 km的结论。同时将郯庐左行剪切走滑断裂发育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四个变形阶段，较全面地重现了从特提斯体制向太平洋体制的复杂历史转化过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东部大陆边缘的动力学特征。
（4）对沂沭断裂带活动的趋同认识
郯庐断裂带（含沂沭断裂带）在漫长的形成演化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期构造活动，构造力学性质发生过多次变化，在中、新生代又曾以拉张、挤压（兼扭动）交替进行为特征。对沂沭断裂带来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是各家易于接受的：
一是，无论沂沭断裂带在中生代前是否有强烈的活动，中生代以来强烈活动有可靠的证据，白垩纪是具垂直差异特点的强烈活动的形成阶段，它代表新华夏系活动特征，是一条规模巨大的逆时针向压扭性断裂带。
二是，鲁东至少在二叠纪以后、侏罗纪之前曾有过比鲁西地区更大幅度的隆起。鲁东缺失古生界到下中侏罗统；沂沭断裂带中缺失二叠纪上统（石千峰组）；莱阳盆地底部砾石中发现石炭-二叠系灰岩砾岩［87］；鲁西局部发育有三叠系沉积地层；沂沭断裂带中坊子煤田坊子组（J）不整合于元古宇或下古生界之上。晚侏罗世到白垩纪，鲁东成为沉积的集中发育区，在莱阳盆地中沉积有近万米厚的中生代沉积地层，反映这时鲁西比鲁东有更大的隆起抬升。
三是，沂沭断裂带两侧中生代白垩纪以来地层可以对比，鲁东和鲁西并无明显差别。此外，在昌邑-大店断裂带北段常以揉皱带表现出来，这均显示白垩纪以来无重大平移。
四是，断裂带成生发展的地质特征对两侧地区有重要影响。晚侏罗世（155 Ma）前，伴随鲁东地区相对开始沉降，构造带已开始逆时针向活动。晚侏罗世是构造差异活动较强时期，随着胶莱坳陷的形成，胶北、胶南相对隆起，岩浆侵入活动广泛发育。特别是在上侏罗统类磨拉石建造沉积之后，下白垩统火山岩系喷发之前，是构造强烈活动时期，相当于大宝运动主幕（星野一男，1985），有强烈挤压的NE-SW走向构造形迹形成，断裂发生较大平移运动［88］。早白垩世断裂带及其两侧次级序断裂构造表现为张性活动特征及区域右行走滑的构造背景，岩浆大多充填在这些断裂中，基底上隆明显。晚白垩世至古近纪是顺时针平移的余动时期，断裂少有平移，主要表现在断裂两侧岩块相对升降运动和岩块内部低级序的断裂构造的成生活动［89～94］。
沂沭断裂带以东，新华夏系较低级别的NNE断裂构造相当发育，集中表现在胶北地区和胶南地区，牟平-即墨断裂以东也有强烈活动形迹。
到目前为止，以下问题仍然是地学界关注的热点：
A.沂沭断裂带启动的时间、边界条件及古构造格局?
B.沂沭断裂带及其相邻地区的构造型式及岩石圈结构变化?
C.郯庐断裂带左行平移发生的时限?最大平移的幅度是740 km还是300 km?它所诱引的从浅部到深层次的应变图像如何?
D.中国东部大陆边缘变形的模式、地壳运动的程式及动力来源是什么?沂沭断裂带形成演化过程及构造应力场演变历史?
E.沂沭断裂带对该地区的构造格局、沉积作用、岩浆活动以及金属矿产、能源矿产的形成与分布等有怎样的控制作用?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1.3.2.2 构造控矿作用研究
（1）区域控矿作用
郯庐断裂带不仅在区域构造演化上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是中国东部一条重要的内生金属成矿带［95］。沿此带形成了一系列大中型金、银、铜、铁、铅锌等内生金属矿床。它们主要形成于燕山期（135～96 Ma）。当时在NE-SW向最大主压应力的作用下，郯庐断裂带两侧的次级NNE向断层或者NNE向断层与横向（NW、近EW向）断层交叉处，常常成为内生金属热液矿床的有利储集部位，此时NNE向断裂均具有张剪性的特征。该带的成矿作用可称为板内拉张带成矿作用。但是拉张作用最强的大断裂——郯庐断裂带反而没有储集大型、特大型矿床，那是因为该带拉张作用太强，不仅在成矿时流体可沿断裂带通畅地经过，在成矿后非成矿流体（地下水）也可产生强烈的淋滤作用，使成矿物质难以保存。而郯庐断裂带两侧的一些中型断裂在总体上较封闭的条件下的局部拉张部位，才比较有利于成矿物质的储集与保存。
（2）对金矿的控制作用
对于郯-庐断裂带对金矿的控制作用，王小凤等对郯庐断裂带中、南段对金矿的控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18］：①郯庐断裂带对金矿（矿带、矿田、矿区）分布的控制；②郯庐断裂构造系统控矿构造型式对金矿控制的多样性：A.主干断裂带内及旁侧与其走向相同的次级构造对金矿的控制，B.主干断裂旁侧“入”字型构造分支断裂控矿，C.金矿化受NEE（或NE）、NNW、NWW（或NW）等伴生构造控制，D.低序次旋扭构造对金矿的控制，E.构造复合控制金矿的具体定位；③控矿构造形变差异对金矿化类型的控制；④金矿成因的差异性与统一性；⑤郯庐断裂带成生发展与成矿的同步性。在战略找矿方面，提出了A.东西向构造带与郯庐断裂带的交汇复合区；B.构造活动、形变强烈和燕山期岩浆活动发育区；C.太古宇变质岩展布区；D.郯庐断裂带次级、低序次构造发育、自身复合及与其他构造成分复合区。具备上述四项条件的地区是找矿远景区的最佳选择。
Ⅳ 国内研究现状与进展
我国矿区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核心是生产组织和废弃地的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主要针对因盲目开采所造成的已破坏土地所进行的生态重建活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不合理开采所产生的废弃土地及其所造成的耕地锐减、环境恶化等不良后果。
我国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些矿山自发进行的小规模的修复治理工作;20世纪50～70年代处于自发探索阶段;进入80年代才真正得到重视，从自发、零散状态转变为有组织的修复治理阶段。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复垦规定》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标志着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走上了法制轨道。这项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已产生了许多实用的修复技术，如塌陷区的综合治理技术、露天排土场的复垦技术、矿山酸性水防治技术、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技术等［10］。
土地复垦早期工作集中围绕生态环境破坏规律及其预测、控制技术［11，50］、矿区土地复垦规划［51～53］、适宜作物选育［54，55］特别是在矿区土地复垦工程技术方面［56，57］，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20世纪70年代以后，复垦技术逐渐形成了一门多学科、多行业、多部门联合协作的系统工程。对促进我国矿区生态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进入21世纪以来，采后土地景观生态重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58～61］、闭矿规划［62，63］、复垦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研究［64～66］成为热点，同时矿区土地利用相关的理论技术发展迅速，如矿区循环经济［67］、生态伦理观［68］、裸露山体缺口治理［69］、矿山尾矿库无土植被生态恢复技术、矿山复垦与矿区水资源化方面研究［70］、矿区生态评价理论［71］、工业遗产旅游［72］、矿业遗迹［60］、生态矿业［73］、废石或尾矿的综合利用［74］、废弃地可持续利用［75］、生态基础设施格局研究［76］、生态服务价值［77］、矿业城市生态足迹［78］、生态包袱［79］、生态调控［80］等。为矿区土地利用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新的视角，使土地复垦涉及内容更加广泛;研究内容的丰富，视角的扩展，相关研究人员如生态学家、水利学家、景观设计人员、社会学家、规划建设学家的加入，为土地复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土地复垦事业蓬勃发展。
但是，我国在土地复垦的发展方面却很不均衡［10］，表现在:矿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恢复重建严重脱节，未能从矿区整体上加以系统研究;矿区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开发中重生产、轻保护，生态环境恢复重建投入不足;对现有土地复垦活动缺乏深入系统的总结，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使实践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中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建设矿区土地利用的安全格局，确保矿山开采对环境影响最小，进一步协调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寻求矿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土地利用格局是人类长期开发与改造使自然生态格局留下的人工化的烙印，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是确保建设活动不损害环境景观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推动下，作为生态建设管理的工具提出的新概念。但它的生态学术思想背景却有较长的历史。《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告诉人们，不要用人的小作为去妨碍自然的大作为。目前关于土地利用的安全格局，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俞孔坚提出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通过确定自然生态过程的一系列阈限和安全层次，提出维护与控制生态过程的关键性的时空量序格局［81～83］，并对敏感地段的景观安全格局［84］、生物保护的生态安全格局［85］进行了研究;方淑波、肖笃宁等对兰州市城市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进行了研究［86］，熊文等对城乡一体化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进行了研究［87］;王云鹏，LiangLuohui，杨子生等研究了云南金沙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88］，张百平等对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的科学基础与初步框架进行了研究［89］;马克明、傅伯杰等研究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概念与理论基础［90］，李富平、扬福海等对矿业开发密集地区景观格局变化进行了研究［46，91］，倪琪、谢艳平对矿业遗迹保护的模式进行了研究［92］，张大超、汪云甲构建了矿区土地资源安全评价模型［93］。矿区用地是一个通过各种复杂的物理网络、管理网络交织而成的空间。它们是在社会、自然的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有些格局从微观的、局部的、历史的眼光看是合理的，但从宏观的、整体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却是不合理的［94］，需要从区域整体出发，建立安全格局。
Ⅵ 国内外研究现状
总体看，国外偏重资源、环境保护、人口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题，较宏观。而国内偏重的是理论方法、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微观。有关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研究的著述相对较少。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理论
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诸如环境决定论、人口中心论、增长方式转变核心论等各种侧重点迥异的理论观点。如1994年开罗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这个新的发展观逐步演变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其基本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途径为实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逐步过渡到以人力转变积聚和集中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基本模式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由此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资源稀缺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论等。
（二）提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类国际文献以及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和北京的国际社会发展会议等）都在世界范围内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社会发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纪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质财富，从而迅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20世纪人口翻了两番，超过62亿，并仍以每年7800万的速度继续激增；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21世纪困扰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表明人类社会当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续，四者的恶性循环为旧工业生产方式掘下坟墓，那种“先污染后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紧密相联，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纳入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协同进化、良性循环。1992年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聚会，其中102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发展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文件，对国土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提上了日程，并付诸实践。
（三）社会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模式
西方社会也从先前的发展模式中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是“整体的”，“综合的”，也是“协调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制定法规、采取措施，对国土资源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开发利用。从大量的消耗资源聚集财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到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总体看，从国外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各国都从自身国情出发，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发展模式具有针对性，虽然国外少有直接针对像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国外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规律则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和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常常欠缺对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种发展模式忽略了各国内部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使理论及模式的预期指导意义相对弱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于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是在西方发展理论的输入，以及我国社会实践的双层挤压中逐渐领悟到的，并部分在国土规划等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一）十八大报告等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我国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战略规划来看，国内相关的研究在沿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统一，并在有些细节上有所充实、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认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必须使“社会更加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直至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筑“和谐社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标，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了政策的着力点将转到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这些表述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区域国土规划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
从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一般采取“层次推进”的模式。坚持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这种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传统的发展观偏重区域发展，却忽视了区域间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
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阐明了四大区域的战略布局，即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振兴。这种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边境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相关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樊杰等（2009）对中国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为阿勒泰地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区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相关理论研究
从相关理论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的《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从当前国土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土地资源、固体矿产资源、能源矿产为研究重点，设计了我国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及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评价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国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指标、城市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矿产品价格指数、矿产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数、石油安全度和国土资源管理绩效等6个综合性指标。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从国土资源规划理论与实践出发，主要针对国土资源规划体系、国土资源规划理论基础、国土资源规划编制及国土资源规划实施等专题进行阐述，重点对国土资源五年规划编制、国土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等实例进行了专题研究。李新玉等的《国土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就中国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这些资源在空间布局、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协作、法制建设、技术进步等方面相应的对策。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民族语发展》、樊胜岳等的《西北地区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徐建华等的《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王文学主持的《甘肃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西部大开发与甘肃区域经济》，刘敏主编的《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和王永亮主编的《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利用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对本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具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四）阿勒泰地区相关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有一些针对阿勒泰地区土地、矿产、水、草场与畜牧、旅游5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论文、专著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单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有独到的见解，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参考。
有关土地资源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有地区申报土地整治项目所形成的部分资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论证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区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实际经验和资料，这些材料主要对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了阐述。上述成果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矿产资源及矿业发展成果。阿勒泰地区此类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矿业特区建设研究与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业经济管理研究》（2012）。主要论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区周边国家毗邻地区矿产的可利用性》，研究报告有《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年）报告》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概况、矿业经济发展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为本书的编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针对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论著有：《阿勒泰草原的无奈和期盼》（2009）、《裂变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区草地资源分类经营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8）》（硕士论文）等。这些文献资料为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了研究支撑与参考。
阿勒泰地区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阿勒泰地区先后编制实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阿勒泰地区旅游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旅游资源与环境分析、旅游业发展总体目标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阐述。2006年国家旅游局、新疆旅游局组织中山大学编制了《大喀纳斯旅游区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阿勒泰地区旅游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征求意见稿）等。
（五）总体评述
从国内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的成果涉及我国某一固定区域单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专注于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更少。总体考察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1）大多数研究是将国土资源分种类，具体细化到每种资源不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方式，专门研究单个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但并没有同其他相关资源统筹考虑，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综合性。
（2）对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困境和途径等方面，特别是脱贫、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等层面，而涉及该类地区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综合性战略研究较少，系统总结研究的更少。事实上，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丰富和潜力较大的地区，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将更有利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缩短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同时保护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
（3）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本质是要求用社会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探索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任何发展都需要现实的物质基础，国土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应对其加以重视。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分散，系统性不强，亟待相对系统完善的成果问世，以期对这类地区的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借鉴切实有效的理论成果，提出发展战略、选择适合该类地区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有效保护，是开展本项目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
Ⅶ 情绪型犯罪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情绪犯罪：通俗也可以理解为冲动性犯罪。是指一个人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导致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已经不能够控制自己对伤害自己的人实施的攻击性的犯罪行为。此种行为往往具有残暴性，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具有不计后果性。此种犯罪通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且女性据多。多数是因为感情纠葛一时想不通。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中占有很大比例。
目前,我国情绪型犯罪现象异常突出,究其原因,外界环境是诱发各种不良情绪,导致情绪型犯罪的客观原因,而个体的心理失衡是情绪型犯罪的主观原因.建立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公安司法机关的防治工作,发挥每个家庭的功能性作用和强调个人的自我调节等,不失为预防与治理情绪性犯罪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