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单纠纷标的

『壹』 求银行败诉的案例

对一起有关流动资金贷款借新还旧的银行败诉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1997年8月6日，A公司因生产急需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10万元，1998年8月5日贷款到期。由于A公司资金周转问题，不能按时还款，1998年7月24日A公司向B银行提出借新还旧，延长还款期限。为了降低贷款风险，B银行同意借新还旧，并要求A公司对新贷款提供担保。1998年7月28日，A公司持空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担保意向书请求C公司为其担保，C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并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证人位置及担保意向书上盖C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1998年8月4日，B银行与A公司签定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A公司向B银行借款10万元，用途为借新还旧，借款期限为6个月；C公司是担保人，当借款人不履行合同时由其承担连带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贷款人可以直接从保证人的存款帐户内扣收贷款本息。次日，A公司将10万元借款按事先约定偿还了拖欠B银行的旧贷款。贷款到期后，A公司未能如期偿还。1999年3月15日，B银行直接从C公司帐户上扣收10万元抵偿。C公司认为自己不知道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担保合同应当无效；同时B银行未经其同意，擅自扣划其帐户存款，侵犯了储户所有权，请求法院判令担保合同无效，B银行返还被扣划的存款并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B银行与A公司恶意窜通，利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签订的借款合同损害了保证人利益，C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B银行直接扣划C公司帐户款项，是侵权行为，应返还被扣划的存款，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属于“借新还旧”借款合同的担保合同纠纷。C公司起诉时有两个诉讼请求，一是主张C公司担保行为无效；二是B银行直接扣划C公司存款构成侵权。
（一）C公司保证行为是否有效
对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主要依据《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来判断。判断的标准就是看签订保证合同时，银行和借款人是否构成对保证人的欺骗，是否向保证人隐瞒贷款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是否以欺骗的手段使保证人提供担保。如果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的真实用途是借新还旧，则银行与借款人不构成欺骗，保证合同有效，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如果保证人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借款合同的真实用途是借新还旧，则银行与借款人构成欺骗，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在认定“借新还旧”的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时，一般首先看旧贷款保证人与新贷款保证人是否为同一人，或者是否旧贷款无保证人而新贷款提供了保证人。如果借新还旧中旧贷款与新贷款均有保证人，且保证人为同一人，即使在保证人出具保证时不知道银行与借款人进行借新还旧的情况下，保证人仍然要承担保证责任。因为债务人用新贷款偿还了旧贷款，就立即免除了保证人对旧贷款的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就只针对新贷款，故较之债务人按照实际贷款用途使用新贷款，保证人在债务人借新还旧时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要小。比如，债务人按照实际贷款用途使用新贷，而不是借新还旧，如果资金不能收回，则旧债未了又出新债，保证人因而要承担对旧贷款和新贷款两笔贷款的保证责任。由此，若借款人改变贷款用途而借新还旧的，对保证人的不利影响很小，反而只须对后一笔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当旧贷款保证人与新贷款保证人为同一人时，无论其是否知晓新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保证人均应对后一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我国担保法有明文规定。我国《担保法》第30条第1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如果借新还旧中，旧贷款没有保证人或旧贷款与新贷款的保证人不是同一人，新贷款的保证人不知道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进行借新还旧的，应按照《担保法》第30条第1款关于欺诈的规定，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为此种情况下的借新还旧，不仅是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借款人）串通实际变更主合同的贷款用途，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而且保证人承担保证的可能是不良贷款，甚至是一笔死帐。原本就不能收回的贷款，却让保证人出具保证，显然对保证人不公平，违反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如果借新还旧主合同写明是借新还旧或以贷还贷的，或者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保证人知道借新还旧的事实还提供担保的，保证人仍然承担保证责任。
依据《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般说来，保证人在全面衡量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及主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方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本案中，C公司不是旧贷款的保证人，A公司要求C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时，只出示了空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且未说明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而作为贷款人的B银行也未履行告知义务，即保证人C公司不知道其所担保的借款合同的借款用途是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因此依据上面的探讨，C公司的担保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贷款人B银行存在不作为过错，C公司对A公司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银行直接扣划C公司存款是否构成侵权
尽管银行的扣划存款行为是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但由于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无须承担借款人A对债权人B银行的连带还款责任。因此在本案中，虽然作为保证人的C公司在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证人位置及担保意向书上加盖了C公司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是“当借款人不履行合同时由保证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贷款人可以从保证人的存款帐户内扣收贷款本息。”这一条款并非是C公司与B银行达成的协议，C公司根本不知道这一条款的内容，它仅是贷款人B银行与借款人A公司之间在借款合同中的约定，是非法处分C公司合法权利的行为，该条款应属无效条款，不能约束C公司。因此贷款人B银行直接扣划保证人存款帐户内资金来偿还A公司贷款本息的行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三、有关建议
（一）如实填写贷款借新还旧的真实用途
在借新还旧中，除不能虚构借款用途外，还必须向保证人明示，避免保证人以“双方恶意串通，构成欺诈”要求免责。建议在贷款申请书、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的“贷款用途”栏直接填明“本贷款用于偿还×××（合同编号）合同项下借款人所欠贷款人贷款本金”，以确保借新还旧行为的合法有效。
（二）对借新还旧的贷款用途的填写切忌懒惰
鉴于目前立法对借新贷款偿还旧贷款问题涉及甚少，各地法院判决也不同，为避免司法裁判风险，防止司法实践中判决保证人免除担保责任，银行应当规范贷款操作并注意证据保全。银行与借款人办理借新还旧贷款时，在旧贷款与新贷款均有保证人的情况下，无论保证人为同一人还是不同的人，一定要在借款合同的用途上写明“借新还旧”或“以贷还贷”，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让保证人在签订合同时知道银行与借款人进行的贷款是借新还旧。
（三）落实担保措施
由于借新还旧的特殊性，对贷款的担保一定要保证其效力。原贷款为担保贷款的，要重新办理担保手续。新的担保方式的风险不能高于原担保方式。原贷款没有担保的，要补办担保，并保证担保充足有效。
（四）扣收保证人存款帐户要慎重
银行贷款业务中，为了回收贷款的安全和快捷，银行通常从债务人的存款帐户中直接扣收贷款本息，但是银行在直接扣收时，一定要注意合法有据。建议银行在采取直接扣收贷款本息前，一定要与债务人达成扣收协议，并保存书面证据，如委托转帐付款授权书或扣款协议书等。

『贰』 限制行为能力人存款纠纷案

1、属于有效行为，复甲17岁，属于制限制行为能力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行使与自己智力能力相符合的行为。
2、有效。理由同上
3、不属于，因为甲属于接受母亲委托存款的情况下，甲把乙认为少300美金拿回家咨问母亲是在一个行为之内，并非默认后的行为。。
4、未成立。乙未接受存款。
5、可以主张物上请求权，基础于甲进入银行拿到存款凭条，银行对甲的待存款有一定的保护义务。。。

『叁』 如何确定案由

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是立案、审判实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原《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同时废止。该规定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诉由，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审判实务中准确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提高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科学性。
一、民事案件案由的涵义
所谓民事案件案由，是指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主要是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结合现行立法及立案、审判实践，将民事案件案由分为四级案由。一级案由10种，如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纠纷等；在第一级案由项下细分为30种，作为第二级案由，如婚姻家庭、所有权、合同、劳动争议、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等；在第二级案由项下，又列出了361种案由，作为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是实务中最常见、最广泛使用的案由；在部分第三级案由项下，又列出了300多种案由，作为第四级案由。
二、如何正确确定民事案件案由
1、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的依据。一般地是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鉴于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焦点可能有多个，，争议的标的也可能是两个以上，为保证案由的高度概括和简洁明了，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货款、工程款）、侵权方式等要素，如“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民事案件案由在坚持以法律关系的性质来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的同时，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民诉法理论“诉”的分类里的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如“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系确认之诉，即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或确认当事人民事权利的诉讼，目的在于确认当事人是否享有所争议的出资权益。
2、确定民事案件案由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在立案和审判过程中，确定民事案件案由，只能适用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不得擅自编造案由，如自定“欠款纠纷”作为案由，这是准确的，也是不严谨的。如果出现应当规定为新的第三级或第四级案由，可以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整理、筛选、补充相关的案由。
其次，一审法院在立案和审判过程中，应当根据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或依据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先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中选择；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依次类推，则适用第三级案由；再没有，则可以直接适用第二级案由，直至第一级案由。
再者，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应当以主法律关系来确定案由，如金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应以主法律关系即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来确定；但当事人仅以从法律关系起诉的，则以从法律关系来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民事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此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则应当相应地变更案件的案由。
还有尚要注意的，对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确定的民事案件案由是错误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予以纠正，重新确定案由。

『肆』 民事诉讼法56条怎么理解

民事诉讼法56条：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因而起诉参加到已开始的诉讼中来的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具备以下3个条件：

（一）他人之间的诉讼正在进行。如他人之间对民事权益、经济权益有争议没有形成诉讼的，属于诉讼外的争议，诉讼外的争议如果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不是要求参加诉讼。

因为诉讼尚未开始，谈不到参加诉讼的问题，只有在他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经济权益的争议已经形成诉讼，而诉讼程序又在进行中，第三人才能参加诉讼。

（二）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全部或部分享有独立的实体权利。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全部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种是有部分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至于第三人对于原诉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否真正具有全部或者部分的独立请求权，则需在审理终结后才能确定。

(4)存单纠纷标的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

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第四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

第五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伍』 请教法律高手:连带责任

不承担。但还是可以向法院提一下。

前面那些学理解释于本案无用。

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当事人提出要求或向法院起诉了再说。无论如何，还有公平责任原则给你兜底呢。

『陆』 马上开庭了,男方提出管辖范围,我该怎么找证据证明他提出的管辖是错的

管辖通常原告就被告，你要证明受诉法院所在地，与被告经常居住地一致，否则管辖异议成立，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柒』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疑难问题解答(二)

最高法院吴庆宝：民商事审判疑难问题解答（二）
第三类、担保的有关问题
1、划拨土地上的建筑物被抵押，在破产时该划拨的土地可否视为抵押物?如何处理? 划拨土地上的建筑物提供抵押时现在究竟是以独立抵押还是地随房走，或者房随地走存在一些争议，但起码建筑物抵押时不可能是独立抵押，应当认定是与土地使用权一起办理抵押，否则建筑物脱离土地就不会存在。建筑物所有权人破产时如果该建筑物的抵押经过有权登记机关登记按照有关政策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抵押有效。在具体处理时应当由抵押人以抵押物在其价值范围内交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剩余部分才可以优先受偿给抵押权人。为何要考虑到交纳土地出让金主要是为了妥善安置破产企业的职工，可以想象，如果破产企业的所有有效资产均被以抵押方式优先清偿给抵押权人，那么破产企业将没有剩余资产来优先安置企业职工发放拖欠职工的工资等，这其实社会的负面影响反而更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收回划拨土地的出让金也并非纯粹的由国家收回，而恰恰是为了破产企业能够对企业职工的后续生活有所安置，以避免造成职工生活的动荡。
2、夫或妻一方登记财产所有权，在设定抵押时是否必须经夫妻双方共同同意?若夫妻共同在抵押合同中签名，是否应列夫妻为共同被告? 夫妻双方的共有财产通常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进行登记，对于该共有财产处分权归夫妻双方共有，除非夫和妻一方授权另一方处分或者办理抵押登记，否则该抵押登记的效力是值得考虑的。夫妻双方共同在抵押合同中签名证明该抵押合同是成立的，如办理了抵押登记，则进一步证明抵押合同是有效的，是可以得到切实履行的。在诉讼中因该抵押财产可能成为清偿债务的标的，加之该抵押物又属于夫妻双方共有，所以应当将夫妻双方为共同被告。例外的情况是夫妻双方授权他人同意以该财产设定抵押，那么在诉讼中仅列被授权人为被告而不必列夫妻双方为共同被告。
3、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设定抵押是否有效？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当然可以做为抵押物，只是要注意的是：抵押人应当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同时该房屋所有权人取得了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另外，如果该房屋在建筑时只是做为临时房屋而建设，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该房屋也并非房屋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设定抵押权，那么，抵押就是无效的。认定房屋抵押是否有效应当审查土地使用权是否有效，房屋建筑是否有效，房屋产权证书是否有权，抵押人是否房屋所有权人，或者不是房屋所有权人是否得到了房屋所有权人的授权或者同意。
4、债权人主张直接以抵押物或质押物、留置物变价受偿的诉讼程序如何操作，法律文书如何表达? 在若干物权做为受偿标的物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清偿顺序的问题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可能留置的情况多一些，而且当事人之间也会约定较为简单易行的变价或者清偿办法，例如以较高价值的标的物留置在债权人处会约定债务人不能归还欠款则留置物归债权人所有，不会留有超出价值的部分归还债务人，或者不足部分如何进一步清偿的问题，既简便易行，又能够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而在民商事交往中，法律关系和争议金额往往较为复杂，很难用简便的方法加以表述，常常会多出或者少于债权的价值，而这也是日后发生诉讼的主要隐患。但无论如何，在诉讼中遇有三种担保方式并存的时候，肯定要分出个先后顺序，不能以同一顺序清偿债务。应当考虑按照清偿简便易行和实际占有优先的方式来分出清偿顺序。 （1）当存在留置的方式时，因该物被债权人实际占有或者提存于第三人处且价值已事先确定也充分考虑到了市场风险和折旧的因素比较容易直接用于清偿债权人的债权，所以，该种方式应当优先于其他担保方式受偿。担保法解释第79条第2款规定：“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可见，司法解释认为无论何种情形，无论留置权在先办理，还是抵押办理在先，留置权均优先于抵押权。 （2）当存在质押的方式时，应当分清质押物以及该物派生出的民事权利归属于债务人并没有将所有权转移给债权人，进入清偿顺序时，也应当考虑到质押物的实际价值以及其所派生权利的实际价值，同时要注意到质押物要以动产为主，当然还可以涉及到附着于质押物的民事权利，这个权利究竟如何行使需要做出鉴定或者审计并非依债务人所主张的价值数额为准，其实现的程序也并非象留置物处置时那么简单易行。在先质后押的场合，及时抵押权已经办理登记，成立在前完全有效的质权应优先于抵押权。至于防止质权人于出质人恶意串通损害已经登记的抵押权的问题，可以通过合同无效制度、证据规则以及证据鉴定制度来解决，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质权损害抵押权的，应当认定竞存时的质押权优先。 （3）抵押物并不需要实质占有，而往往以登记管理机关登记和公示为生效要件。该抵押物仍然归属于债务人占有、使用，仅仅从法律上限制了该抵押物的处分和转让。债务人提供的抵押物既可以是自己拥有所有权的抵押物也可以是经过他人同意的、他人拥有所有权的抵押物，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抵押物是以不动产为主要指向对象，虽然也存在大量的动产抵押的情况，在诉讼中予以清偿是存在着一定难度的，必然涉及到抵押物的估价、审计、拍卖，并不能以债权人所能接受的最抵价格予以转让或者变现，其处理的方式更应注意到公平和公正，也要注意维护抵押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处置时应当优先于保证而落后于留置的担保方式。通常情况下抵押权的实现要优先于质押权。对于抵押的公信力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有不同认识。总的讲，我国的抵押登记属于公示性质的，登记机关不对抵押财产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仅仅是拿来登记表填写完毕，加盖抵押人的公章，由登记机关予以认可后，盖章登记予以公示，决没有可据此认定抵押财产真实可靠的道理。例如，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0条规定：“以《担保法》第34条第1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的，抵押财产的范围应当以登记的财产为准。抵押财产的价值在抵押权实现时予以确定”。第61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由此看来，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抵押合同与抵押人及抵押登记所指向的抵押财产应当属于同一财产，所以难以负起公信力的抵押之登记责任，这也给司法审判的具体案件带来不少麻烦。起码抵押登记应当起到：第一，避免重复登记，以同一笔财产反复办理抵押登记；第二，避免虚假登记，登记财产不真实，损害债权人利益；第三，避免恶意损害第三人的登记，例如逃避其他债权人的追索，办理恶意登记。 在法律文书中，自然应当阐述上述几种物的担保的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顺序关系，特别是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所应当考虑的清偿顺序。 附录：关于吉林市商业银行营业部与交通银行吉林分行船营支行长春路分理处存单质押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 （2003）民二他字第21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 2002年 11月 22 日（2002）吉高法民三请字第 1号《关于上诉人吉林市商业银行营业部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吉林分行船营支行长春路分理处存单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我院于2003年6月2日收悉。根据你院二审认定的事实，经研究，答复如下： 吉林市商业银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因为贷出款项，并通过存单质押而取得了交通银行吉林分行船营支行长春路分理处（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出具的存单。依照本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商业银行以存单质押请求兑付而起诉，应属存单纠纷案件。商业银行在接受出质存单后向交通银行进行了核押，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质押合同有效，交通银行应承担本案所涉存单的兑付责任。但应以该存单质押的债权为限。 此复
二○○三年一月四日(承办人：王洪光承办)
附相关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218/11/15989001_433832027.shtml

『捌』 法院叛刑是先刑还是先民

从“先刑后民”到“先民后刑”思路的转变
——以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为视角
【论文提要】刑民交叉案件是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尽管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已有部分规定,即“先刑后民”一直是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但该原则的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一些困境。因此笔者提出,应在部分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中转变思路, 从“先刑后民”到“先民后刑”,也许会对“先刑后民”的处理理念产生一些变革。本文正是在这一动因下的一次尝试。故笔者以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为视角,结合审判经验, 首先介绍了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分类及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面临的困难和障碍,然后对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中“先刑后民”模式进行反思,接着分析了“先民后刑”思路对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之价值意义, 功能意义,最后提出在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民事程序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刑民两种司法程序进行合理衔接与协调，建立民、刑分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以及民、刑合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审理机制的构想。
【关键词】刑民交叉；司法程序；变革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相关法律体系 20 多年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容庞杂而且体系相对规范的法律部门。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产权案件不断趋向复杂的今天，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在某些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中案件审理的要求，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问题。所谓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就是由同一或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所引发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和知识产权刑事犯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织的案件。从我国的实践状况来看，对于包括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在内的各种知识产权案件我国在实践当中通常采取“先刑后民”或是“刑事附带民事”的方式来处理。对此，本文在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管辖的一般管辖模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围绕民事程序在解决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上的独特价值意义及适用性展开分析，提出对这一问题的新思考，藉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类

所谓刑民交叉案件，又称刑民交织、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或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1]。

（一）广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质”的交叉，如某一行为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罪，是股权纠纷还是职务侵占罪，是技术纠纷还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规定表明，在交通肇事仅造成财产损失而又无力赔偿时，数额多少将成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无力赔偿的“量”在30万元以下时，不构成刑事犯罪，仅作民事处理；在30万元以上时，则构成刑事犯罪，将定罪处罚，但在造成的损失“量”或行为人的赔偿能力尚未确定时，该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也是一种刑民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刑民关系还存在转化的可能，如过去将骗取贷款用于生产未归还而产生的争议界定为民事争议，但在2006年6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骗用贷款罪”，则将该种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贷款欺诈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2]，即民事纠纷向刑事犯罪转化。又如经济领域的投机倒把行为，过去大多作为犯罪处理，现在基本上作为民事争议处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纠纷转化。此外，在刑法规定的追缴与退赔中，也存在刑民交叉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追缴与退赔都是通过刑事诉讼，对遭受财产损害的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恢复，是由司法机关主动采取的一种损害赔偿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3]。

（二）狭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体表现为同一主体实施的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导致法律事实的牵连而成立刑民交叉[4]。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一切从国家本位出发，倡导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于国家利益，体现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为主导，民事案件服从于刑事案件，这种“重刑轻民”、“刑主民从”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司法机关常以刑事优先于民事，民事部分的审理应服从于刑事部分的审理为由而对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如银行审查不严导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领；停车场疏于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车被盗窃；雇员为雇主服务期间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该种“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过于强调公共利益的维护，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独特的利益要求[5]；同时阻断了对被害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也阻碍或延后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审理，必然导致案件的久拖不决，使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长期处于搁置状态。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使被害人滋生强烈的反社会情绪，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转换。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优于民”、“先刑后民”的单一模式处理，而应当根据个案情况区别对待。

（二）法律方面的障碍

为保证刑事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即将“打击”放在第一位，“保护”放在第二位。甚至对打击犯罪作狭隘理解，认为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刑罚处罚，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慰藉和补偿。因此，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个人权益应作出让步和牺牲，其无需在刑事诉讼中提出民事权利要求，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即是对其民事权益的最好保护。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是刑事诉讼法从立法角度，对通过刑事诉讼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确认和肯定，但仅适用于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适用范围狭窄，远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体范围和法律特征[6]。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1985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均规定，为打击经济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民事案件应绝对服从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实体上要求“重刑轻民”，在程序上强调“先刑后民”。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针对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后民”的同时，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审理”的例外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受“先刑后民”、“刑主民从”思想的影响，加之，该《通知》的法律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因此，其确立的对刑民交叉案件实行“分案审理”的模式并未真正得到贯彻实施。1997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过程中，对发现的犯罪线索要及时告知侦查机关，如存单纠纷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时，应“先刑后民”，存单纠纷案件中止审理；如不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时，存单纠纷的处理不受刑事案件的影响，可独立运行，即可以“刑民分离”。但该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存单纠纷类案件。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形式，针对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对经济领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有章可循，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即只适用于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对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中“先刑后民”模式之反思

关于“先刑后民”，有学者在操作层面上将其解释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如果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问题，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予以审理判决。”[7]此外，另有学者从理论层面上对该原则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该原则在内容上包括“位阶上的刑事优先”与“位序上的刑事优先”两方面的要求: 前者是指刑事判决的效力在位阶上应当高于民事判决，刑事判决的内容要对民事判决发生拘束力，即便民事判决已经先行作出并已生效，但刑事判决仍然可以将其推翻; 后者是指在程序上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应当优先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刑事程序以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在不妨碍刑事责任实现的前提下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附带处理民事责任问题[8]。在我国，“先刑后民”原则的法律渊源最早见于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了在查处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之后十几年间，我国司法机关又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文件，逐步确立了“先刑后民”原则在刑民交叉案件处理中的的基本地位。然而，“先刑后民”原则的一味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带来一些问题，目前人们对它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该原则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 “重刑轻民”、忽视私权保护的意识和观念，不利于公民私权意识的生长和培育，三是我国当前刑、民两种司法程序在程序价值设定、程序技术以及程序运行特点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受害人的民事权利救济往往受到诸多限制。针对“先刑后民”原则的正当性问题，有学者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层剖析，认为该原则的适用旨在刑、民程序冲突的理性解决，这里面蕴含着现代程序立法者对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两种程序之构造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洞察: 在现代诉讼程序发生刑、民分离的背景下，刑、民两种程序之间存在的种种技术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实体法上的规范竞合将引发程序间的交叉与冲突，由此导致刑事裁判与民事裁判之间可能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在此情况下，以下两方面因素则促使立法者不得不考虑将刑事诉讼程序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 一是从价值上判断刑事诉讼较之民事诉讼更具社会意义( 公益性及判决的预决性) ，二是从技术上分析刑事诉讼较之民事诉讼更能全面揭示案件事实真相 ( 较为强大的刑侦、取证手段及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9]。倘若上述立论能够成立，我们可从中进一步引申出这样一种认识: 当某一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问题对刑事问题存在价值意义 ( 利益及效益评价) 层面及技术意义层面( 真实发现) 的依赖时，“先刑后民”或许可以成为其中一种较为合理的管辖模式安排; 而当上述依赖不存在或者不十分明显时，或者，当某种新的价值意义出现时，其他的管辖模式也许能够获得相应的空间而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此外， “先刑后民”这一运作模式本身包含了在刑事程序中一并解决民事问题这样一种变通性做法，这一做法明显体现了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但其前提是: 一方面，刑事程序必须具备足够的功能容量，不仅能够将民事法律关系认定过程中必备的程序和实体元素囊括进来，而且还要能在刑、民两种程序之间始终能找到对接和平衡点，比如统一的法院管辖权标准，明确的损失评估标准，能够相互包容或者相互衔接的证明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刑事程序在同时处理刑事问题和民事问题的过程中，相关的价值追求始终不发生混同，始终能做到泾渭分明，比如，刑事司法程序所须恪守的“疑罪从无”理念能够始终不发生动摇，不受民事责任审理过程的影响。以上这些前提条件若无法具备或者不能完全具备，那么，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在内的“先刑后民”运作方式将有可能遭遇现实的难题和困境。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对原来作为刑民交叉案件解决基本原则的“先刑后民”原则加以突破，在刑事诉讼所彰显的维护公共秩序之外发现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的新的价值意义，在功能层面上摆脱对刑事程序的依赖而实现发现真实、制止侵权行为之目标; 并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及其可能的变革空间内，寻找到或者创建刑、民两种司法程序的衔接点和两者相协调的契机。

四、“先民后刑”思路对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之价值意义

对于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而言，侵权事实及其后果的认定及评价始终是案件处理的核心问题; 而且，基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持续性及其损害结果的迅速扩张性，在认定先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同时，还有必要对侵权行为采取即时的抑制和制止措施，使受侵害人避免因损失的急剧扩大而陷入无以挽回的境地。故而，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不仅仅要关注发生在过去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及其能否得到充分的救济，而且还要关切基于侵权行为的不断延续而导致的损害后果不断严重、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况且，对侵权损害后果的估算恰恰又是其后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刑事责任及其大小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侵权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唯一界限是涉案标的的大小，通常表现为一定的涉案金额或者侵权产品的数量。由此可见，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处理过程中，通过民事程序对侵权责任的认定在功能意义上是一个极其重要、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对于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保障及权利救济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这应该成为整个知识产权案侵权案件处理的核心价值。此外，就知识产权侵权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如何为前者向后者的 “跨越”设定一个合适的“门槛”，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与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管辖模式的选择同样息息相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法定犯罪的范畴，也就是说对个体知识产权所实施的侵害严重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即需要科以刑罚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法律判断问题。各国法律对该问题的态度决定于各自的综合国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具有太多普适性意义。故而，当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之后，无论其侵害程度如何，在通过赔偿损失、销毁侵权产品或者标识、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承担，全面实现了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和补偿之后，何种条件下才会存在追究侵权人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在理论上必然不太容易界定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我国，犯罪数额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而言是一个重要因素，属于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法定情节，该数额分别包括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违法所得数额、犯罪行为直接涉及的物件数量以及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类别[10]。然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单纯的涉案金额本身无法获得普适性的意义，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一个统一的定罪标准，如何通过功能有限的司法程序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环境 ( 包括网络环境) 下出现的多种多样、高度智能化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有效地给予刑事制裁，一直是长期摆在立法者和实践者面前的难题。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而言，民事司法程序的适用是一个首要的环节，同时也是较为现实、有效一种途径。

五、“先民后刑”思路对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之功能意义

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司法程序而言，能否有效地建立起一套发现真实的程序运作机制至关重要。一般认为情况刑事司法程序对发现真实的促进能力要优于民事司法程序，其原因是一个强大的侦查机构的存在，该机构在证据收集、证据调查及证据运用方面的能力大大超越各类私的主体。然而，倘若我们对知识产权本身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进行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可能会出现例外。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相比，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及针对性，一旦实施，将直接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权益损害，权利人对该行为发生的敏感度以及观察动力应该说强过其他任何人和机构，此其一;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以不正当的模仿行为展现[11]，从而构成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害，相对于其他主体而言权利人对模仿行为具有更强的识别能力，同时对侵权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能够进行较为明晰、全面的评估，因此可以说，权利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发生和危害有着更多的了解，此其二; 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承担相应证明责任的权利人往往可以通过订购或现场购买等方式取得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实物或者发票的方式来进行证明，与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繁琐程序作支撑的机构侦查相比，这样一种取证方式在便利性和成本效益衡量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显而易见。此其三。因此，作为受害人的知识产权人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处理过程中能够发挥不同于一般民事权利人的作用，其中包括侵权行为的证明，对自身经济损失的评估、对侵权人的处理意见及赔偿要求的合理确定，等等。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人在积极主张、举证方面拥有一种天然的原动力和能力，将这样一种能够积极参与的主体吸纳进来，便使得民事程序在发现案件真实方面获得相应的优势。除此之外，民事程序中的信息披露及证据保全制度也能够在真实发现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前者如英、美的证据开示程序( Discovery) 、德国和日本的准备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交换程序，这些程序制度的设立能在很大程序上保证开庭审理过程中案件事实得到充分展露，促进法官心证的正确形成; 后者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第 50 条的规定，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相关证据确实存在被销毁的巨大危险的前提下有权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其条件是提供“足以保护被告和防止权力滥用”的保证或相当的担保。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4 条规定: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证据保全制度的设立正是适应了知识产权诉讼技术性、复杂性、诉讼时间长等特点，为证据收集的可靠性和高效性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技术保障措施。另外，民事程序在即时制止侵权行为、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方面同样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也是刑事司法程序难以与之匹敌之处，它主要通过采取诉前禁令制度来实现。诉前禁令作为Trips 所规定的“临时措施”之一，在大陆法国家往往被归于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中“假处分”的范畴，在英美法国家则属于救济制度中的 “临时禁令”，中国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表述为“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12]。在我国，诉前停止侵权行为的制度分别见于《专利法》第 61 条、《商标法》第 57 条、《著作权法》第 4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与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确立的责令加害人于诉讼中停止侵权行为的措施以及相关财产保全措施一道，形成了针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较为完善的救济制度体系。

六、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 “先民后刑”思路之实施机制

为了建立一种能够凸显民事司法程序在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上之功用的程序衔接及协调机制，本文拟提供这样一种思路: 对于某一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如果其中的刑事问题和民事问题没有形成实质性牵连关系[13]的话，那么，可以采取“刑民并行”的思路，将其中的刑事问题和民事问题由具有相应管辖权的法院分别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审理; 倘若同一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涉及同一侵权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且民事问题与刑事问题形成了实质性的牵连关系，那么，可以将该案的管辖权汇集到同一法院依照“先民后刑”的原则审理[14]。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管辖权能够集中于一个法院的前提下，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来体现民、刑两种程序之间的“先民后刑”较为恰当。一种方案是一个案件中的刑事、民事问题分别由同一法院内部的刑庭和民庭分别适用审理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只不过民事审理在先，刑事审理在后，前者的审理结果将约束后者; 另一种方案是在管辖法院建立一个统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专门审理所有的知识产权纠纷，该庭对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将按照“先民事、后刑事”的顺序进行。

（一） 民、刑分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这样一种处理机制运作的基本程序如下: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由确定的、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之后，先由民事审判组织对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属或者侵权责任问题进行审理，待其对权属问题及侵权责任问题作出裁判，再由权利人提起刑事自诉，或者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将案件移交刑事审判组织进行审理，由其在前一民事裁判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对侵权人是否需要就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作出裁判。如果采取这一模式，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程序协调问题: 一是两种诉讼程序中认证的协调，前一程序已经认证的证据在后一程序中不再组织质证和认证，并且两种诉讼程序中的证明标准能够予以清晰界分，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分别依照不同的证明标准进行认定;二是紧急救济措施的协调，在设立民事诉前救济、诉前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制度的同时，也相应设立刑事诉前强制措施和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从而能够实现紧急情况下对犯罪证据的固定、提取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控制，从而保证对触犯刑律的侵权人能够实施有效的刑事追诉; 三是审限的协调，即在民事审理先行的情况下，刑事诉讼审限的计算要能够与之相适应，将那些必要的、与民事程序相衔接与协调的期间纳入到刑事诉讼审限当中。

（二）民、刑合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该处理机制的运作是以在法院内部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构为前提，负责包括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在内的所有类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判。由统一的审判法庭对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进行审理时依然遵循“先民后刑”的原则，对其中的知识产权确权、侵权责任认定以及侵害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责任判断问题分别适用相应的诉讼程序进行处理。合庭审理的一个最大优势在于审理案件的全体法官自始至终能同时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辩论，保证了彼此之间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对证据进行斟酌与考量，这样有利于一个大体相近的心证的形成，减少同案审理人员之间在案件事实认识上的偏差; 此外，在合庭审理的情形下，有助于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上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刑、民严格界分的观念，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从一种整体意义上来加以认识，将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所涉及的民事问题和刑事问题视为纠纷处理不可分割、彼此关联的部分来对待，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意义上的联系，通过个案处理经验的积累及其反思，根据社会的发展程度在“私”和“公”的意义平台之间适时调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定性坐标。这样的一种纠纷解决观也许能够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纠纷的妥善解决，并使得该纠纷解决过程能被置于一种开放的视野，与全社会对知识财产的认知之间时刻保持流动性，并形成有效的张力。对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实行合庭审理显然对审判机构人员的综合审判业务素质和经验提出了较高要求，这需要通过恰当的人员结构配置机制来实现。此外，相关的程序衔接和协调也不可或缺，除了上述分庭审理情形下提到的刑、民程序衔接与协调机制之外，还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建立对口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上诉审及再审机制，二是和解、调解机制的有效运用，充分利用审判组织合一的优势，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引入和解和调解的契机，通过双方的信息沟通、协商和及时的利益补偿，将违法的侵权关系转变为合法的许可使用关系或者其他互利合作关系，由此在诉讼框架内拓展此类纠纷解决的新渠道和新空间。

『玖』 法律行为的部分无效包括哪些情况

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情况：
（1）标的数量超过法律许可范围
《合同法》第214条第1款：“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7条第2款规定：“托贷款中约定的利率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部分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款规定：“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低于订立合同时当地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确定的最低价的，应当认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价格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7条第1款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2）法律行为的标的由数种不同事项拼合而成，其中一项或数项无效。如买卖合同标的物有数个，其中之一为法律禁止流通物，则该项买卖中仅买卖禁止流通物部分无效，其他部分仍可有效。
（3）法律行为中的非主要条款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而无效。
根据《民法通则》第88条，《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以及《合同法》总则、分则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影响主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有三：即当事人条款、标的条款和数量条款。民事法律行为缺少必备条款之一，整个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整个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则民事法律行为全部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发生法律效力，谈不上部分无效和部分有效的问题。因此，所谓部分无效的条款应除上述三个必备条款以外的非主要条款。包括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费用的负担、违约责任以及解决争议的方式等。如《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40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担保法》第29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规定： “一、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应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确认为无效。 二、经济合同中保证条款被确认为无效后，不影响该经济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但当事人双方约定提供保证作为该经济合同成立要件的，保证条款无效时，其他条款都应确认为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1款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4日（88）民他字第1号）：“经研究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任意侵犯。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 ‘工伤概不负责任’。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的，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对这种行为应认定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