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历次修改

❶ 杨立新 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❷ 侵权责任法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我国只有一部抄《侵权袭责任法》，是2009年制订的并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至今没有修改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❸ 图片侵权法从哪年实施

2019年10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印发《涉图片类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对涉图片类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通知中规定了图片著作权归属以及怎样属于合理使用的边界问题。

以下是该通知内容：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涉图片类

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1、如何确定原告关于涉案图片著作权权属的证明标准?能否根据图片库经营者对涉案作品标注的水印或权属声明认定其著作权人身份?

答:原告应举证证明其著作权权属,不能仅因涉作品数量多，手续繁琐对方当事人对其权属无异议而不作任何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七条规定,结合图片库行业性质,行业现状、相关经营者证能力等情况,并基于引导此类经营主体规范开展业务、合理维权的裁判指引目的，实践中一般不能仅凭当人自行标注的可修改的水印和版权声明来认定权属。图片库经管者着应提供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初步证据以证明其权利归属。被告提出抗辩予以反驳的,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作进一步审查和综合判断。

说明:关于权属证明，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出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此系基于传统作品发行传播领域的通常情况而作出的依署名初步推定作者身份的规定。但在互联网领域，图片库经管者作为相关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上的作品可自行并修改水印和版权声明，该种标注和声明随意性大、可信低,不能简单视同为“署名“,故不能仅凭此类标注推定其著作权人身份。应注意的是，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要求，原告应对涉案作品权属提供相应证据，但对此类证据不宜一概而论,应根据个案情况，结合当事人权利获取情况、举证能力、对方当事人的反驳证据以及行业惯例、案件实际情观导因综合确定。考虑到著作权产生。流转、许可、使用等环节较多，交易链条较长,对普通著作权人的权属举证要求一般不宜过于苛刻,以免不合理地增加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但对于以经营图片为业的著作权人,基于该类公司往往系通过委托、购买、许可等正常交易方式获得相应著作权利，其有能力提交相应合同、交易凭证、作者转让声明等证据；作为著作权继受者和经营者，其有审核和证明相关图片权利来源的义务；故从此类公司行业性质、举证能力和更好引导规范其开展相关业务等方面考虑，此类图片库经营者更应规范审核并留存相关权利来源的证据，故对此类公司的著作权权属举证一般宜作更高要求。

2、涉案数码图片容易被篡改，如何判新是否原件?

答:判断涉案数码图片是否原件，最终目的是确定涉案作品是否属于原创，继而让明其权属。因此,对于涉案数码图片的真实性判断，除了可从技术层面进行审查之外,还可以关注当事人用以证明创作过程的其他证据。当事人提交的相关委托创作合同、拍摄现场记录，连续拍摄的同组其他画面、图片发表情况等，均可作为认定涉案数码图片系其拍的考量因素。

3、若当事人仅仅获得著作权人收于或转让的诉讼权利，而未获得著作权人授予或转让的相关实体权利，该当事人是否可以提起维权诉讼？

答：仅获得著作权人授予或转让的诉讼权利而未获得实体权利的当事人，不属于适格的原告，对其起诉不予支持。

4、如何确定摄影图片是否具有独创性？对公共建筑、自然景象的拍摄是否可以构成摄影作品？

答：不宜对摄影作品的创作高度作过高要求。若相关摄影图片由摄影者独立完成，且摄影者对拍摄选定对象的构图，取景或拍摄方式等做出个性化选择并形成一定独特视觉效果，即使其拍摄对象是公共建筑、自然景象，也可以作为摄影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5、若原告主张保护的涉案图片涉及的都是传统要素，能否以该图片主要使用了公有领域的表达为由认定其不构成美术作品，或在侵权判断上从严把握？

答：对于涉传统要素的美术图画，若其纯粹对现有图画或现有作品的复制，则不满足独创性要求，不属于智力创作，不构成美术作品；但若其在传统要素基础上进行了个性化的设计、选择、安排、取舍，形成有审美意义的一定差异性表达，满足独创性要件的，应作为美术作品予以保护。

在界定此类美术作品的保护范围时，应注意实现司法保护力度与创作高度的协调统一，在侵权比对上，应重点审查被诉图案与涉案作品的创作高度、被诉图案与作品相金丝的程度，从而作出相应侵权判断。

6、若原告委托进行电子证据固定的电子数据存在证机构并未去的《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而仅有获得有资质企业的授权和服务支持，对该类主体取证形成的电子证据是否可以采信？

答：证据的作用在于查明相关案件事实，电子数据存证取证只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手段，不能仅因进行电子数据取证存证的机构未取得相关许可证，就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在判断此类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及其证据洗哦里时，应根据电子数据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综合判断，一般可考察进行取证存证的行为主体的资质资信情况、取证存证过程、电子数据本身记载的内容所采用的技术手段等相关因素，结合案件其他证据或者日常生活常理作出正确判断。

7、在涉图片类侵权纠纷案件中，被告往往以涉案图片的用途系辅助文章以说明某个问题为由，作“适当引用“合理使用抗辩。如何审查该抗辩是否成立？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调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判断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属于适当引用的合理使用，一般考虑如下因素：（1）被引用的作品是否已经发表；（2）引用目的是否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3）被引用的内容在被诉侵权作品中所占的比例是否适当；（4）引用行为是否影响被引用作品的正常使用或者损害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图片用途仅系前述要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判断个案情况是否符合“适当引用”合理使用抗辩，可根据前述要素予以全面审查。

8、涉图片类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如何适合法定赔偿，应考量哪些因素？

答：根据相关著作权法律规定，结合涉图片类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实践，在适用法定赔偿确定相关判赔数额时，一般考虑如下因素：（1）作品的类型和独创性程度；（2）作品知名读和正常市场价值；（3）权利人为创作或取得相关权利而付出的合理成本；（4）被诉侵权行为 性质、情节等；（5）被告的主观过错；（6）其他因素。

来源：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

❹ 侵权责任法出台后，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改变了么

您好，侵权责任法改变了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侵权举证责任的分配

《侵权法》第七章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学界将本章规定的医疗侵权责任从理论上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即医疗技术损害侵权纠纷，医疗伦理损害侵权纠纷和医疗产品侵权纠纷。根据不同类型来确定医疗损害纠纷的举证分配规则，同时《侵权法》还从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角度明确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可以免责的范围与条件。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7条和第58条规定了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技术损害责任一般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特殊情况下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可以看做附条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62条规定了医疗伦理损害侵权纠纷，主要强调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保密义务，这些主要是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以及未履行医疗伦理义务的行为与患者所受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该损害责任的关键，但《侵权责任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这些关键点由谁加以证明。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了医疗产品损害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明确了医疗机构使用有缺陷的医疗产品的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侵权法》第60条也从三个方面明确了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分配，一改过去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实施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实行过错原则和附条件的推定过错，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在平衡医患权益方面具有更好的作用。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❺ 《侵权责任法》确定的归责原则有哪些

(1)过错责抄任原则。《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说，造成损害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要看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有过错有责任，无过错就无责任。

(2)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推定实质上就是从侵害事实中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免除了受害人对过错的举证责任，加重了行为人的证明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就要承担责任。
(3)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若能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有助于提供更为详细准确的解答。

❻ 新“侵权责任法”什么时候颁布

我国只有一部《侵权责任法》，是2009年制订的并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至今没有修改过。专
《中华人属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❼ 侵权责任法确定的归责原则有哪些

归责原则构建了侵权类型，即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严格责任类型。
归责原则对应着侵权责任的基本分类。三种归责原则对应了各种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它们在构成要件、免责事由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过错责任、过错推定和严格责任对行为人所强加的责任是有区别的，就行为人来说，严格责任最重，过错推定次之，过错责任最轻。对受害人的保护也不相同,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在责任的选择上应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责任。
现代侵权法出现了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相结合的模式，适应此种发展趋势，我国《侵权责任法》采取了“一般条款+类型化”的模式。所谓一般条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成为一切侵权请求权之基础的法律规范。所谓类型化，是指在一般条款之外就具体的侵权行为类型作出规定。《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在法律上确立了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
归责原则确定了不同的责任构成要件。例如，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三要件或者四要件，严格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能按照一般的责任构成要件来确立。
归责原则还确定了不同的减轻和免责事由。就一般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而言，其需要符合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构成要件，就不构成侵权责任。如果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如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行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既可能表明行为没有过错，也可能表明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也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不成立。因此，法律规定的上述免责事由，都可以成为一般侵权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但是，在特殊侵权责任中，需要具备特殊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免责事由才能减轻或免除责任。
侵权责任形态
侵权责任形态是指确定侵权责任在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形式。由于承担侵权责任主体的复杂性，责任形态既有单独责任，又有多数人责任。在多数人责任中，又包括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按份责任等。
(一)连带责任
所谓数人侵权中的连带责任，是指数个侵权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以聚合的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人，依法应当向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不因加害人内部的约定而改变。加害人之间基于共同协议免除某个或某些行为人的责任，对受害人不产生效力，也不影响连带责任的适用。
我国侵权法在数人侵权行为的规则上非常有中国特色。
首先，《侵权责任法》从“共同”这两个字上区分了共同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第8条的“共同”应当理解为主观的共同联系。
其次，关于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是指数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都有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的可能，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但不知数人中何人造成实际的损害。我国《侵权责任法》修改了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抗辩事由方面，以确定具体侵权人为抗辩事由。
第三，吸取欧洲私法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最新经验，第11条规定了累积的因果关系(也有学者译为并存原因、原因力竞合等)。这就在法律上规定了以累积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它是指数个行为人分别实施致害行为，各个行为均足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
(二)按份责任
按份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额对债权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情况下，行为人对外也可能承担按份责任。《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了部分的因果关系，又称共同的因果关系，指数人实施分别侵害他人的行为，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由加害人分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在不能够确定实际加害人或加害人不能够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由补充责任人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责任形态。补充责任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补充责任具有次位性。在补充责任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发生了分离，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可能使行为人之外的人承担责任，责任主体不一定是直接的行为人。补充责任是一种第二顺序的责任。第二，补充责任具有从属性。第三，补充责任大多是一种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相应的责任
所谓相应的责任，是指根据补充责任人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承担的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多个条款中，规定了“相应”的责任。第一，相应责任一般是对外责任，即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第二，相应的责任也可能是对外应负的责任份额。第三，相应的责任常常是对补充责任的限定。
相应的补充责任，首先应当确定相应的份额，如果需补充范围超过相应份额的，以相应份额为准;其次，如果需要补充范围小于相应份额的，以实际需要补充的份额为准;再次，需要确定在补充责任的范围内，应当承担多大的相应责任。
(五)补偿责任
所谓补偿责任，通常是指在侵权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基于公平依法由其向受害人承担的适当的补偿责任。所谓公平责任，就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等因素，由双方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补偿责任主要特点在于：第一，补偿责任主要是一种公平责任。第二，补偿责任的责任范围是有限制的。第三，补偿责任主要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六)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基于不同的原因而依法对同一被侵权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某一责任人在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终局责任人要求全部追偿。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43条“关于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连带责任”、第59条“关于医疗领域产品责任的连带责任”、第68条“关于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责任”、第83条“关于第三人过错造成动物致害的责任”等四个条文中规定了不真正连带责任。

❽ 《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有无修改最新的规定如何

1、侵权责任法实施之间，根据最高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专医疗机属构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侵权法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规定，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由患者承担举证责任；
2、侵权法对过错的证明问题，采用了推定的方式，只要证明医院存在违反违法行为、隐匿病历等行为，就推定医院有过错。
北京医疗律师刘昭彦

❾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条例之间的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应该被取代废止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1、构成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2、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3、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按照何种标准承担责任？[1]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由于赔偿的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结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这意味着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医疗过程无差错”的举证责任，上述两项责任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这种规定下，是不是意味着医疗损害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医疗机构来承担？我们姑且不谈此规定是否合理，因《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规定。[2]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我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片面。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释确定这个规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疗过程中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医疗机构则通过检查、化验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状况，制定治疗方案，熟悉治疗过程；二是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并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的源，是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三是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一般要通过鉴定才能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机构需要做的，不过是申请鉴定、启动鉴定程序。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而言并没有过分加重其负担。也不会出现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那样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风险。[3]
但是，对此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这一司法解释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即当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定要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不久，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基本精神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鉴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赔偿的标准做出了一些调整，赔偿的数额比《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高，所以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做出这样的规定，完全基于医疗纠纷诉讼主体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因医疗机构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的事故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二是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限制赔偿原则有助于调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的角度上讲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四是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社会公益福利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赔偿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过高的赔付费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会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按照什么标准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医疗结构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理由有以下三点：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2、《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适用《条例》的规定处理，而应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而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对《条例》49条2款的理解应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用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赔偿标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适用依据就是第106条和119条的规定，相应地，对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可能会出现赔偿标准失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范围内。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赔偿金的数额相对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医疗差错赔偿纠纷案件的问题，将会出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案件得到的赔偿要比构成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得到的赔偿要高的多。大连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当前民事审判（一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36条第1款就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后，按该条例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该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并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的，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比例以不超过总损失的50%为宜）。”
事实上，与一般的医疗差错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医疗单位的过错程度上还是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后果上，都是更为严重的。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其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偏低。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失衡，而且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回避《条例》解决争议。这个标准“二元化”问题导致了激烈的争议。最高法院的纪敏庭长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要求修改《条例》甚至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的呼声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情况下，法院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两者失衡现象的加剧，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纷止争。”按照这一精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即“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又确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个人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根据在于：1、《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就《条例》和《民法通则》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只要是有关医疗活动中的医疗行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优先适用《条例》；[5] 2、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需要赔偿的情形，一般情况下，过错程度较轻，损害后果较小。按照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方法，医方过错程度重，患者损害后果大，得到的赔偿反而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难以服众，无论在法律效果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上都不好。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讲，法律适用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它并不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如果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救济的路径不一样，而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么，法律的适用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