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网购中遇到这些侵权行为，应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行使退货权
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认为7天无理由退货是电商主动提供的一项额外服务，但其实这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一项权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需要注意的是，有几种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
一是消费者定作的商品；
二是鲜活易腐烂的商品；
三是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已经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是已经交付的报纸、期刊。
也有些电商已经将无理由退货的时限扩大至15日或30日。但请注意，一般情况下退货的费用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消费者如对商品质量不放心，可以在购买商品时同时购买退货险，降低退货成本。
二、行使“退一赔三”的权利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增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在消费者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电商对消费者进行了欺诈情况的下，如：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价格欺诈等，消费者都可要求电商“退一赔三”。在此过程中，电商可能会要求消费者出具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三、向消费者协会组织投诉
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无疑是一种是效果好、成本低的方式。中国消费者协会已经建立专门处理对电商的投诉的绿色通道—中消协电商消费维权直通车平台。目前，一批消费者熟知的电商企业均已入驻该平台。具体投诉流程，消费者可咨询当地的消费者协会。
2. 杨立新: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中网络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第二部分是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网站承担连带责任的两种情况。 (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与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不同。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是指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况下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网络侵权责任形式，《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两种规则: 1.提示规则。《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也有的将其叫做“通知与取下”规则。 提示规则的要点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侵权行为，被侵权人知道自己在该网站上被侵权，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示，通知其网站上的内容构成侵权，要求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该提示之后，应当按照其提示，及时采取上述必要措施。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构成对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行为的放任，具有间接故意，视为与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因此，就损害的扩大部分，与侵权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提示、或者经过提示之后即采取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承担责任，即为“避风港”规则。 2.明知规则。《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明知规则，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实施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必要措施，任凭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网络平台实施侵权行为，对被侵权人造成损害，对于该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放任的间接故意，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应当理解和解释的主要问题 依笔者所见，《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尤其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规则，在下述十个问题上需要进行正确理解和解释。 1.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确定侵权责任范围的做法是确定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即民事权益的范围。在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中，也使用了“民事权益”的概念，即“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对于此处的“民事权益”应理解为凡是在网络上实施侵权行为所能够侵害的一切民事权益，包括人格权益以及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 2.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发布的信息有无审查义务。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上发表的信息不负有事先审查义务，除非是自己发布的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用户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没有事先审查义务，这是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 3.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条件。根据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条件是被侵权人通知，或者是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不是经过法院确认侵权。 4.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要求。被侵权人提示之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这里的所谓及时，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被侵权人通知后的适当时间内，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侵权通知后的合理时间内。具体是否构成及时，需要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例如技术上的可能性与难度具体分析确定。 5.对采取的必要措施的选择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必要措施是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例如停止服务的措施)。所谓必要，就是能够避免侵权后果，且不限制他人的行为自由。这就是“必要”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的，构成新的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自己决定采取何种必要措施。如果对必要措施是否必要发生争议，则由法院在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中作出裁决，由法官判断。 6.被侵权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应否设置必要的门槛。笔者主张在被侵权人提出通知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应当设置必要的“门槛”，一方面可以限制无端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人的滥用权利，妨害互联网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被侵权人的责任感。 7.被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用户提出侵权责任请求的反提示规则。反提示规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被侵权人的提示而采取必要措施之后，发布信息的网络用户认为其发布的信息不构成侵权，而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恢复的规则。如果确认该网络用户发布的信息不构成侵权，没有侵犯提示人的人格权、著作权等权益，给反提示人造成损害的，提出提示的“被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连带责任的性质。 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与谁承担连带责任？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就是与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但本条只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也是连带责任人。如果被侵权人起诉两个被告，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法院应当一并确定各自的赔偿责任份额。但由于网络侵权行为的特点，被侵权人一般只知道侵权的网站，很难确切知道侵权的网络用户是谁，在实践中，被侵权人通常只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不起诉或者无法起诉直接侵权人。这并不违反《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连带责任规则。 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何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有的学者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为实施了间接侵权行为。这样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的性质是正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是一个间接行为，并非直接侵权。 第三，一方的侵权行为为直接行为，另一方的侵权行为是间接行为，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换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共同侵权吗？依我所见，并非是共同侵权行为，而是基于公共政策考量而规定的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由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隐匿性，被侵权人不易确定直接侵权人身份的特点，才规定为连带责任，使被侵权人可以直接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给网络服务提供者苛加的一个较为严重的责任。 第四，既然是连带责任，那么就一定要有赔偿责任份额的问题。对此，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责任大小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由于只是间接行为，因而其承担责任的份额必然是次要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应当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确定适当的赔偿份额。 第五，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有权向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追偿。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3. 急需一篇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的论文
摘 要：本文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入手，详细分析了B2C、C2C交易模式中是否存在销售者和经营者这一问题；进一步阐述了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最后深入探讨了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网络消费者 网络经营者 侵权 权益保护
电子商务中出现的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已逐渐成为其发展的阻碍，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在尊重电子商务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法律及相关层面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推动我国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相对应、相对立的关系，没有经营者就没有消费者，反之亦然。电子商务中可能存在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模式有三种：B2B、B2C、C2C，其中B2C模式中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毫无争议的。值得探讨的是B2B、C2C模式中是否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等问题。
电子商务只是人们生活消费的途径之一，它没有改变消费者的定义也没有改变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所以现行法律对消费者的定义同样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解释消费者的定义，也没有对消费者的主体资格进行说明，要清晰地界定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身份，就必须对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及概念进行界定。根据国家标准局《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的规定，可以成为消费者主体的只能是“个体社会成员”。有些学者认为若单位购买生活资料最后也是由个人生活消费而使用，那么该单位和集体属于消费者权益法保护范围内。笔者认为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单位”、“集体”或者“组织”是否构成消费者的主体仍然值得商榷：
首先，国际通行的规则是将消费者定位于个人。从目前法学理论界的观点和世界各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惯例看，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只限于个人，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指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将消费者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欧盟消费者远程合同指令》将消费者定义为，非出于商业、买卖、职业目的而缔结合同的任何自然人。
其次，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单位购买生活资料的基点仍是个人生活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是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在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时，其不能直接进行生活消费，不能作为最终消费者。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由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如果单位坚持依照《消法》来主张权利，这种情况下它的地位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诉讼代表人。
最后，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交易中弱势一方，就单位所具有的实力而言，很难将其视为市场中的弱势一方。个人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处于弱者地位，故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特殊保护。且其与经营者相比较缺乏交易经验或缺乏足够的交易信息和交易能力，从而导致在交易中不具有与经营者对等的实力，所以需要国家立法进行干预；而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进行交易时，有足够的团体力量与经营者抗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处于强势地位，法律上没有必要给予特殊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的只能是个人。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商业性服务的，由国家专门法律保护其消费权益的个体社会成员。那么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主体资格为：出于生活消费目的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商业性服务的个人。由此可知，B2B交易模式中的单位购买者不具有网络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即B2B交易模式中不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的概念未作解释，也未对其主体资格进行界定。《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经营者有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产品质量法》用的是“生产者”、“销售者”概念，未将两者合称。实践中，经营者的概念也不明确，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我国对经营者管理注重的是经营许可证的取得或商业行为。本文将“经营者”界定为：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性服务，并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同时，本文认为电子商务中具有经营者主体资格的有：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达到营利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在C2C交易模式中，虽然销售方为没有经营许可证的个人，但个人销售者应被视为经营者，以令其对应的购买者自然成为消费者，双方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具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消费者作为分散孤立的个人，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且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2]，故法律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电子商务中，因网络的虚拟化、电子化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例如在C2C交易中，在线销售者只是披露商品信息或自己的身份信息，消费者无法对其信息作出真伪鉴别。如果销售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内容，那么购买者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信息不对称在C2C交易模式里表现的淋漓尽致，整个交易过程中购买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2、在C2C交易模式下，企业可能以个人身份注册并从事经营，而购买者很难得知与其交易的对象究竟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法律一概将注册为个人用户的企业销售者排除在经营者的范围之外，那么与这类销售者进行交易的个人不会被法律视为消费者从而无法受到特殊的保护。
3、C2C交易中，大部分的个人销售者以出售商品为业，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客观上存在营利行为。由于网络的特性，个人销售者可以只凭借个人身份证或相关证件开设“店铺”，销售商品。其“店铺”规模及产品种类甚至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商家相媲美，甚至规模更大、种类更多。其销售方式多样，包括拍卖、零售、批发等。这类个人销售者的性质和现实生活中的经营者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其借助了网络这一便利资源。将这一类个人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更有利于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C2C交易模式中，如何以特定的标准来确定个人销售者为经营者，这涉及到制定法律的技术问题，本文不作论述，但建议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1）个人销售者是否以出售商品为业，具有营利目的。（2）个人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数额或交易频率是否达到一定标准。（3）个人销售者“店铺”货物的库存量。
二、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
相对于传统交易，电子商务具有交易主体虚拟化、交易过程无纸化、支付手段电子化、交易空间泛地域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权等更容易遭到网络经营者的侵犯。（见表一）
1、网络消费欺诈问题
网络消费欺诈是指经营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网络上实施的，利用虚构的商品和服务信息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消费者财物的行为。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该概念中的经营者包含了真实的经营者和假冒经营者身份的欺诈行为人。因为，在网络环境下，若销售者对其身份信息披露不全或虚构身份信息，购买者则很难辨认或无法判断销售者的真实身份。在目前网络法律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只要消费者将在线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或者说消费者根据销售者披露的信息判定或推断其为经营者，无论其是真实的经营者还是假冒经营者身份的欺诈行为人，法律上都应当将销售者认定为经营者。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有助于消费者在遭受欺诈后寻求司法救济，也可以借助该法对网络交易行为进一步规范，弥补现行法对网络交易监管的不足。现阶段，网络消费欺诈的手段有：低价陷阱套取货款、空头承诺骗取订金、网络拍卖欺诈等。
针对网络消费欺诈，可以尝试建立事前预防体系：（1）建立经营者信息管理中心；（2）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3)从立法上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审查义务；（4）可以考虑在涉及网络消费合同时，法律作这样的规定：在网络交易中，对消费者的付款应先做预付款处理，交易过程完成之前，预付款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2、网络虚假广告问题
网络虚假广告是指经营者为达到引诱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而发布的关于其商品或服务的不真实的信息，如夸大产品性能和功效、虚假价格、虚假服务承诺等。网上广告因其特殊性，给相关部门的审查和监管带来了一定难度。而网络广告是网络消费者购物的重要依据，消费者的购物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广告文字和图像判断而作出。消费者很难判别广告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其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难以得到保障。
笔者对网络虚假广告的监管有如下建议：（1）加强对经营者身份的审核与公布；（2）明确ISP[3]与ICP的责任；（3）明确主管部门的监管职权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4）完善相关法规。有必要针对网络虚假广告等不正当引诱方式制订特殊规则，使网络广告的发布行为有法可依，加强对虚假广告的管理。
3、网络消费合同履行问题
网络消费合同不适当履行的行为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延迟履行。网络购物的物流配送缓慢是消费者经常遭遇的问题之一，出于某些原因，经营者向消费者承诺的交货日期难以兑现；（2）瑕疵履行。网络消费者在认购商品并发出货款后，经常出现实际交付商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等与物品介绍不一致的情况。（3）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网络交易的最大特点就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承担“包修、包换、包退”的义务，但因为跨地域交易、经营者真实身份难以认定等因素，消费者很难实现其享受售后服务的权利。关于数字化商品的退货问题也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的合同履行期限未做规定，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偏向消费者履行期限的规则。根据欧盟2000年10月31日生效的《消费者保护（远程销售）规则》：“供应商必须自消费者向其发出订单的30天内履行合同。无论出现任何原因，供应商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合同，必须尽快通知消费者并返还所涉款项，通知与返还期限在履行期届满30天内。”该规则同时规定“消费者有权在最少7个工作日内撤销任何远程契约，且不需要给付违约金与说明理由。在撤销契约中，消费者承担的费用仅限于返还货物的直接费用。”我国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考虑这两个规则，有条件的确定最长履行期限和“犹豫期”。前者可以促使经营者及时处理信息，尽快履行合同；后者可以确保消费者“退货权”的实现，同时保障经营者的合法利益。
4、网络格式合同问题
目前，网络消费类合同中普遍采用的是格式合同形式，大多数交易条款或服务条款都是经营者事先拟定好的，消费者一般只能接受或拒绝。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经常遇到点击类格式合同（click-warp contract），即消费者按照网页的提示，通过点击经营者网站的“同意”或“接受”按钮所订立的网络合同。另一种格式合同是浏览类格式合同（browse-warp contract），指经营者作为合同的一方在合同中约定，访问者一旦浏览了其网站主页便与该经营者成立了合同。
经营者的格式合同中，存在着减轻、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这些条款较高的隐蔽性令消费者忽略了条款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
在网络环境下，要消除格式合同是不现实的，因为“网络具有天然地适用格式合同的条件及优势”[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制定一些规则，规范网络格式合同订立的程序及内容，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经营者对合同订立程序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义务。网络经营者经常采用设置方便链接，将格式合同隐藏于其他页面等方式，使消费者无法知道合同的存在。经营者应当以醒目的标识提示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存在，并在技术上设置提示程序，消费者只有阅读了格式条款后，才能缔结合同。（2）经营者对格式条款的合理性具有提示的义务。订立合同过程中，经营者应当提醒消费者网站上哪些协议、声明、通知属于合同条款，而且应当以醒目、易懂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关键条款内容。（3）经营者对合同内容变更的告知义务。在合同订立后，存在着经营者对合同条款进行变更或修改的情形，经营者对其变更或修改的条款内容应当履行告知的义务。
5、网络支付安全问题
网络交易是一种非即时清结交易，通常由消费者通过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手段付款，经营者收到货款后才发货或提供服务，这区别于生活中即时清结的消费交易。网络的开放性增加了消费者财产遭受侵害的风险，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货币支付货款时可能承担以下风险：网上支付信息被厂商或银行收集后无意或有意泄露给第三者，甚至冒用[5]；不法分子盗窃或非法破解帐号密码导致电子货币被盗、丢失；消费者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造成损失；信用卡欺诈；支付系统被非法入侵或病毒攻击等。
对于保障网络支付安全，除了采取当事人自律规范、从网络技术上确保交易安全等措施外，更要从法律上明确银行、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平衡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从目前各国信用卡的法律规范来看，大都偏重于保护消费者。例如，美国的《Z条例》（Regulation Z）就规定：“消费者承担的责任有限，对欺诈产生的损失，经营者承担较大风险；对事件的调查责任主要由发卡行和信用卡公司承担。”我国在制定电子货币支付相关法律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内容，采取对消费者权益实行重点保护的立法原则。
6、网络消费者隐私权保护问题
网络消费中，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数据等被信息服务系统收集、储存、传输，消费者的隐私权不可避免受到威胁，如：网络经营者为追求利润和利益使用甚至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银行的过错行为或黑客侵犯导致的个人信用卡信息被盗、丢失；大量垃圾邮件的骚扰等。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法律对网络隐私权加以保护，而国际社会对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保护的力度已大大加强，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已经有了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的法案，我国也应该尽快把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纳入立法的日程。立法内容应当考虑以下几点：（1）规定经营者的义务；（2）收集个人信息行为必须合法。经营者必须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经主管部门许可及当事人同意后才可以进行收集；（3）个人信息的使用必须安全；（4）规定侵犯网络隐私权的法律责任；（5）制定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特殊保护条款。
7、消费者损害赔偿权难以实现问题
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权又称求偿权。实现这种权利的前提是消费者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或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后，人身或财产遭受了一定的损害。损害赔偿权实际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利益受损时享有的一种救济权。
网络的特性和相关法律的缺失使网络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产生大量的纠纷。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权益遭受侵害后，因无法得知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或者经营者处于其他地区而无法或不便寻求救济。而且过高的诉讼成本、举证困难、网络交易纠纷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也导致消费者容易放弃救济权。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如何更好的保障网络交易的发展，保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证网络消费者在遭受侵权后迅速、方便的寻求救济，这成为了立法面临的新问题。
三、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构建
（一）通过法律规定网络经营者的义务
1、在线信息披露义务
在电子商务中，经营者具有强大的优势，交易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经常陷入不知情状态，处于交易劣势。经合组织1999年12月《OECD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中明确指出网络经营者应当披露的信息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经营者身份信息、商品或服务信息、交易信息，这可以成为我国立法借鉴的原则。
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经营者有义务披露真实的、完全的交易信息，向消费者提供清晰的、全面的交易条件。如：向消费者收取的或由消费者承担的成本项目、服务条款、交付和支付条款、购买的限制或限度条件（监护人许可、地域和时间限制、购买额的限度等）、有效的售后服务信息、保证和担保条款等。
2、不得滥用格式条款的免责义务
网络格式合同在网络消费交易中是必要的，其效力是可以根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只要其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没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格式合同就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也应当从法律角度对免责条款进行限定，这对维护交易公平和发展网络交易具有重大意义。如：限制无效条款列入合同；限制不合理条款的效力；对于减轻、免除经营者责任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条款应当采用特别提醒的方式列入合同，否则就是“霸王条款，权利不平等”。
3、切实履行合同义务
电子商务合同履行中，经营者延迟履行合同、瑕疵履行合同、不履行售后服务义务的情况时有发生。除了上文中建议法律有条件的规定最长履行期限和“犹豫期”外，还应当规定经营者的承诺义务、保证售后服务义务、赔偿义务。当然，为了防止消费者对权利的滥用，可以规定一些例外情形。
4、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义务
网络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除了前面提到的措施外还可以从一些细节上进行规范，如：经营者要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和秘密性；提供的网络服务必须有技术保障，以保护消费者信息的安全；告知消费者降低风险的技术措施；对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带来的损害结果必须负有赔偿责任；经营者擅自转让消费者个人信息给第三方，造成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建立在线交易争端解决机制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除了从立法和制度上给予事前保障，还应当保证消费者在争端发生后寻求救济的权利和途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消费者在遭受侵权行为时寻求救济的权利，但在电子商务中，其救济途径却难以找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筑网络交易争端的解决机制：
1、设立小额诉讼程序
网络交易中，大多数是小额交易，在合同履行出现问题后，面对诉讼成本、诉讼困难等问题，消费者往往选择放弃救济。因此，有效的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对于方便公民小额纠纷，特别是保护网络消费者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小额诉讼程序的实质是为一般民众提供一种救济小额权利的司法形式，其具有立案数额低、简易、高效等特点，对小额诉讼程序在审理阶段上应该和一般诉讼程序有所区别，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就有以下特别规定：可以在夜间或休息日进行；实行一次言辞辩论终结诉讼；为实现简易、迅速的审理目的，对证据的调查有特殊规定；诉讼中严格限制诉之变更、追加与提起反诉；使用表格化判决；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限制当事人上诉。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受理小额诉讼的法庭，如：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构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小额诉讼程序。这不仅能够解决网络纠纷中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也能够轻松解决消费者跨地域、标的小、案情简单的多种纠纷。
2、建立在线投诉中心
中国工商总局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在线投诉中心，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消费投诉。在该中心投诉的资料由中心转发到被投诉的网络经营者所在地的工商局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由当地的工商局或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对投诉资料进行核查并进行处理；也可以考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下设立部门，该部门在收到中心转发的投诉资料并核查后，代表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这使消费者在寻求救济时不需要考虑地域限制和救济成本的问题。同时，笔者认为消费者对经营者所在地有查找的义务，这样可以让中心能快捷、高效地处理来自全国各地投诉信息以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建立在线争端解决机制
在线争端解决机制（ODR）是指“涵盖所有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决企业与消费者间因电子商务契约所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纠纷解决方式和适用规则的灵活性、争端处理的高效性、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低费用）等特点。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是最常见的在线争端解决方式。
在线调解的基本原理同传统调解一样，不同的是调解的全部过程在网络上进行。在线调解的特点是：
（1）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采取该种方式，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参与到程序中；（2）其程序受法律规范约束少。在线调解中，可以通过第三人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
（3）第三人为自愿且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美国Oline ADR的调查程序中，通常是由消费者协会、商业协会或一些中立机构来进行调解。
在线仲裁因受到网络技术对当事人举证等活动的限制，很少适用于网络交易纠纷，目前在线仲裁主要解决域名争议。建立和发展在线仲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1）证据提交的问题。网络交易中，除了数据电文来往外，可能也会出现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证据，此时如何向仲裁庭提交证据成为难题；（2）在线仲裁地的确定问题。由于在线仲裁程序完全是在线进行，故不易对仲裁地作出确认，仲裁地的确定对跨国交易产生的纠纷解决有重要影响。（3）仲裁裁决的效力问题。在线仲裁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多大的法律约束力，是否具有司法执行力，这一点尚不明确。
笔者认为，为更好的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更快的发展电子商务，建立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网上争端解决机制是有必要的，该机制必须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领导和管理（如国家工商总局、信息产业部），相关的全国性协会或组织负责争端解决（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以确定和保证争端解决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三）其他保护方式
保护网络消费权益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单从立法、司法角度还难以达到全面的保护，它涉及到政府、行业、消费者自身等多个层面，甚至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信用体制等问题。这要求我们不仅仅从立法、司法角度来探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要从其他方面来引导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实现，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体系：1、加强行政监管。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阶段，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对于减少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2、实行行业自律。网络交易因其特性导致行业自律往往比行政手段规制更具有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力量和作用。3、建立信誉评价机制。网络经济有着较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于交易纠纷的事前防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政府或法律授权建立权威的、中立的信誉评价机构，由它建立信誉查询系统，消费者可以对网络经营者进行信誉查询，这对于网络交易欺诈、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经营者可以起到警戒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网络法律网）
参考文献：
1、高富平：《在线交易法律规制研究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2、张新宝：《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1。
3、庞敏英：《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05，(7)。
4、孙玉荣：《民法上的欺诈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之适用》，《法律适用》，2005，(4)。
5、蒋虹：《网络虚假广告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探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2)。
6、金桂兰：《电子交易与支付》，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9。
注释：
[1]张雨林为张霖之笔名
[2]信息不对称，指市场活动的参与者对市场交易信息的拥有量是不对称的。导致其的因素有：1、商品或服务的复杂性与技术性。2、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和格式化。
[3]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网络服务提供者.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网络内容提供者。
[4]参见高富平：《在线交易法律规则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5]如帐号、密码、身份证号码等。
4. 网购中有哪些侵权行为
您好，
1、物品被寄丢卖家不赔付
（1）物品被寄丢了是网购中时常会实现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物流公司应该对失职行为负责，买家可以要求物流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全额赔偿货物价款。
（2）买方也可以直接找商家，商家可能会认为“这是物流公司的错，拼什么要找我”，但买方在网购时实际上是与卖方订立了约束双方的买卖合同，商家有按照约定交付货物的义务，物流公司实质是在帮商家履行合同，因此物品被寄丢使买方无法获得所购买的物品，买方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要求商家重新再发一件同样的商品或者退回相应的价款。
2、实物与网络表述不符不愿退货
网购中买方只能通过肉眼观察判断这个物品的质量，往往会出现卖方欺骗消费者，故意美化商品，所以经常都会看到哭笑不得的购物经历。商家这种行为已经属于消费欺诈，侵犯当事人的财产权，可以要求商家退货，若被拒绝，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3、承诺七天退货但又反悔
卖方经常为了吸引顾客，会打出承诺七天退货的标识，但当顾客真的想退货的时候又不百般推脱。其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以网购这种方式获得的产品，买家本身就有在七天内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并不因为卖方承诺了，买方才可以退货，买方可以到平台上投诉卖方，要求退货并全额赔付。
4、产品质量不合格但找不到卖方
因为是在网络上购买物品，因为商品质量不合格，遭受了人身损害，如果这个时候找不到卖方，应该怎么办呢?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中，买方可以直接起诉产品的生产方和经销商，要求他们赔付财产损失。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为了不愿意退货、买了假货拒退等问题起诉买家，一方面是因为数额小觉得太麻烦没必要，这需要大家增强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可能卖方早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可以先到网购平台投诉，委托律师寄送律师函，要求他们提供卖方信息。
5. 有关浅析电商平台在网络假货销售中的责任的论文
曹铎 饰 黄眉妖王
6. 一篇关于产品侵权的论文
侵权责任法在食品侵权方面的私法救济性
——以毒奶粉事件为模型的思考
陆梦慰*
【摘要】近来发生的三鹿奶粉突发事件，给大量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政府在惩治相关方给予受害人最大限度的补偿的同时，更应以此事件作为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的一个启发。在其立法中对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等的设置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倾斜，以体现其私法救济性法。
【关键词】食品侵权 归责原则 立法展望
最近三鹿奶粉爆出掺假丑闻，目前造成1.3万多名婴儿身患泌尿系统结石，其中3名甚至因为肾衰竭而死亡。 事件同时牵出乳制品行业的一个惊天秘密：即为了应对质监局对奶品含氮量（以此推测蛋白质含量）指标，已形成了集体往生鲜牛奶中掺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
值此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该事件的曝光无疑引起了对消费者寻求食品侵权行为之私法救济的诸多关注，即作为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法，应如何体现其对受害人的保护性倾向。具体包括：对于食品侵权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消费者）来说，是否应对其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因食品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害赔偿，应如何主张。
一． 食品侵权的特点
食品安全侵害作为典型的现代型侵权，与其他民事侵权相比，无论从侵害手段、因果关系认定乃至损害程度与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区别。
（一）侵害手段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行为大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或违德性的特征，例如损毁他人财物、砍伤他人身体等等，其价值的非难性比较明显。而食品安全侵权则不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导致风险来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例如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奶粉中会存在何种添加物以及该添加物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何种影响。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将导致侵害的难以规避性。另外，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质量的判定上往往遵循特定的标准，所以，对突发的重大质量瑕疵缺乏预见性。
（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代社会，风险加剧，导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愈加困难。受害人经常距离损害发生的原因比较遥远，或者因为技术上的障碍、信息不对称或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困难，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损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表现在食品安全侵害中，则为受害人难以精确说明食品质量问题与自身损害的因果联系，缺乏权威的质检机构对其加以界定。例如此次毒奶粉事件，如果让消费者自己证明究竟多少数量的三聚氰胺会造成侵害，难度将相当大。
（三）侵害程度与侵害范围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通常是特定加害人对特定受害人造成的个别权益侵害现象，不太会出现大范围的全体受害现象。而食品安全侵害则是一种现代型的集团性侵害，它所侵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普遍权益。食品质量侵权通常表现为某种特定食品对长期食用该产品的所有人的广泛侵害。这种侵害往往会形成社会性权益侵害的现象，造成大范围人员伤亡的责任事故。
食品侵权的上述特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侵权法的法理和制度框架。对这类侵权，如果依旧死板地适用传统侵权法，则势必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极大的困难，也难以有效保障受害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发挥民法的公平正义。
因此，在这里，笔者将结合三鹿奶粉事件，探讨在食品侵权中应如何充分发挥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的作用。
二． 食品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
（一）对归责原则的概述
“归责”在法律上的含义，是指依据某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归责原则作为“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 ，是任何一种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所必然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的体系。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是归责的规则，它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归责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实际上是构建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内容和体系。
对产品缺陷致害责任应该适应何种归责原则，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一是过错责任说，所谓过错责任 ,就是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 ,应就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该说认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即为有过错，因此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是一种过错归责。二是过错推定责任说，该说认为，当瑕疵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时，先推定制造商或销售商之过失，将举证责任转换至制造商身上，如果制造商无法举出抗辩理由，就需要承担责任。三是无过错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是一无过错责任，无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四是二元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既适应无过错责任原则，也适应过错责任原则，但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严格责任原则适应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直接责任、表面责任 和生产者的最终责任、实质责任；过错责任原则适应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和运输者、仓储者及中间供货人的最终责任。
目前，过错责任说已被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抛弃，过错推定责任说仅适用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生产者不能以其对产品缺陷致害无过错作为抗辩，如适用这一原则则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无过错责任，是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无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损害承担责任。
有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就是“严格责任”的别称，其实，二者差异颇大。从法律责任性质上讲，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教育功能，同时也及时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而无过失责任则不具有制裁并预防不法行为发生的作用，其目的仅在“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另外，严格责任仍然允许加害人提出特定的抗辩事由以求免责；而无过失责任纯粹为客观归责，一旦被告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被告就被确定要承担责任。
因此，现在在产品责任法领域中，严格责任原则已成为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的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原则，是指：只要产品缺陷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生产者或销售者就必须对此进行赔偿。作为一种专门因应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产品责任理论 ，严格责任原则在食品侵权领域的应用则由于具有下列两个特点而备受青睐：其一是预防优势，即对于预防因为食品缺陷与风险所招致的损失，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总是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其二是风险或损失扩散优势，即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比较容易地将缺陷食品或风险食品造成的损失通过增加费用或保险等手段分散出去，转而由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 符合其“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的基本思想。并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符合“ 谁收益谁负担风险 ” 的罗马法原则 ,食品制造商销售食品赚取利润自然应当对其产品缺陷所招致的损害负责 ,况且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还可以刺激食品生产企业改进产品设计 ,完善和加强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 ,提高产品质量 ,保障产品安全。
（二）我国在相关问题适用的归责原则
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法》中。目前，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有很多约定。《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论界一般认为41条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42条规定销售者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三）在我国的适用范围之比较
根据《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侵权(《民法通则》第 121条,下同)、产品责任(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 (124 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127 条) 、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包括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的损害 (不得以选任或监督无过错而主张免责)(43、121条) 等。这也是当今世界通行的做法。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 (107 条) 、受害人故意 (123条) 、第三人过错 (127 条)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或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五个方面。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民法通则》)
所以,从适用范围上看,严格责任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法官在判案过程中为尽快平息纷争,尽量降低审判成本、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技巧,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要比前者普遍、广泛得多。
三．食品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及相关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是一种事后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其本身作为救济法不能主动介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中。换句话说，侵权责任法是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解决在权力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救济的问题。而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立法的一个启示性事件，同样揭示出举证责任在消费者寻求损害赔偿时的重要作用。例如，尽管有关部门以检测出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却没有明确造成损害的剂量之上限。那么，消费者应依何标准主张产品存在缺陷？另外，消费者的损害范围除了包括实际身体健康受损的所主张的医疗费外，没有实际受到缺陷产品侵害，但其去医院检查花去的检查费用及车马费是否应包括在内？最后，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后，除了三鹿之外，乳品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也被牵扯进来。这就导致消费者索赔的困难，如何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由特定企业造成的，也将是侵权责任法不得不纳入考虑的问题之一。
产品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有：产品存在缺陷；存在损害事实；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下面，笔者将一一解读我国现有法规对各构成要件的规定，并就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作相应展望。
（一） 关于产品缺陷
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缺陷”一词的解释和定义，因为缺陷是任何权利要求的基
础。产品缺陷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不仅关系到原告能否获得赔偿，而且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阀”。 因而，它往往成为利害关系人争执的焦点。
在我国,关于产品缺陷含义的界定与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是一致的。 在《民法通则》第
122 条中规定: “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在解释上应按产品责任法通用之‘缺陷’概念进行解释。《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可以看出，第46条的规定,是我国有关立法上首次使用产品“缺陷”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吸收了国外产品责任法中界定产品缺陷的主要内容,把“不合理危险”作为产品缺陷的基本含义,同时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增加了有关“安全标准”的内容。这条规定是对《民法通则》关于“质量不合格”的扬弃,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来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实践中,怎样来确定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呢?
在产品责任法发展最迅速、最完备的美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认定标准:一是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期望标准,即以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该产品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消费者合理预期的程度,则具有不合理危险性,因而该产品就是缺陷产品。比如，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误将其食用会有碍健康。对于这种危险，正常消费者都能认识到,因而不属于不合理的危险。但如果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则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因为正常消费者不会预料自己所购买的奶粉中含有会使人患泌尿系统结石的化工原料。
任何法律都有刚性和弹性的一面，而成文法的不周延性决定了必须制定弹性标准。借鉴美国的“消费者合理期待”原则，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可以适用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添加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诚信原则，消费者便可以此来主张奶粉存在缺陷。
2. 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生产者是否可以产品符合强制性安全标准而主张不存在不合理危险,并据以要求免责?
笔者认为，不宜优先适用强制性安全标准,不应将其代替不合理危险而成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另外标准,否则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生产商们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他们往往通过参与标准的制订来施加影响,以尽量减轻其责任,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安全标准的制订不仅受到制订者认识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到科技水平、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产品的大量涌现,使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呈现滞后性,某一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可能并未包括该产品的全部安全性指标。符合强制性指标的产品,仍有可能具有安全标准范围以外的不合理危险的情况,因此,这些安全标准本身并不一定是最先进、最合理的，而笼统的规定符合这种安全标准的产品即无缺陷显然有失偏颇,势必会引起产品缺陷认定的疏漏,从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显然与产品责任制度创设的目的——保护消费者、用户利益相违背。因此,应该把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的最低要求,若产品不符合该标准,则成为产品有缺陷的直接证据,生产商应承担责任;若产品已经符合该标准,则是产品无缺陷的初步证据,消费者如果有其他标准证明产品确实存在缺陷,那么生产商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中可对《产品质量法》第46条作这样的理解: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产品存在缺陷的充分条件,但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只是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根本上讲,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是由产品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决定的,我国在认定产品缺陷时宜采用弹性标准,即以不合理危险作为衡量标准,而安全标准只是实际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判定依据,但不能作为优先适用的标准,不能将不合理危险标准取而代之,即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还应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
（二） 损害事实的范围
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致使受害人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害，并导致财产或非财产的减少或灭失结果的客观事实。就损害事实的本质而言，侵害事实必须造成损害后果。可具体表现为受害人死亡、残疾、增加病痛、延长治疗期限以及各种形式的财产损失。
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根据便是损害事实，有损害才有救济。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是以财产赔偿的方法承担的，一方面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侵权责任法的事后救济性，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仅有违法行为，而无损害结果，那么赔偿也就无从产生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损害事实主要有两类，即财产损害与人身损害。 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实质上是对财产权利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而遭受的财物方面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的具体数额加以计算，不包括臆想的、不能证明的、无法确切计数的经济利益的损害。财产损害的类型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已得利益丧失或现有财产减损，例如因医疗事故造成病人诊疗而花费的医疗费。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灭失，如医疗事故致残导致病人丧失劳动能力而减损的劳动收入。人身损害。人身损害即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导致受害人受伤、致残或死亡。纠纷案件绝大多数会造成人身损害。
在毒奶粉事件中，相对人受到人身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财产损害具体该如何定性呢？这里就存在定义损害范围的问题，即如果此次事件中的相对人确因三聚氰胺受到侵害而患了肾结石（主损失），那么所有因看病而花费的检查费和车马费等（附损失）都应归入损害范围；如果相对人没有患病，那么其相关开销是否应计入损害范围。
笔者认为，应该计入。如前所述，消费者与商家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应该允许消费者在未知的领域内，为规避风险而做的防范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计入损害范围。
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借鉴来说，出于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角度考虑，应扩大侵权法可补救的损害范围。具体来说，就是损害除了包括财产损害，还应包括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损害；除了包括实际的现实损害，还应包括潜在的未来损害。一些国家通过扩张损害的概念，从而使侵权责任法展现出创设和生成权利的功能。
（三） 因果关系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侵权损害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两大法系各国都主张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除法国民法典对因果关系有所涉足外，各国立法对因果关系及其标准均无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立法和司法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为规范和统一因果关系标准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并且，为了应对现实的挑战 ,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不得不重新检讨。于是,为了克服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僵化与不合理现象,在民事责任及其诉讼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各种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并逐渐为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所支持。
在我国， 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必然因果关系”说，即认为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必然联系才具备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过程，目前在我国占通说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 结合毒奶粉事件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前所未有的损害事故也随之发生,如环境污染、 核电站泄露、医疗事故、建筑事故以及食品安全事故、药品不良反应事故等等。这些损害事故的事实原因经常牵涉极为深奥的专业知识,普通人难以了解其致害机理,有时甚至穷尽现有的科技知识,依旧无法准确地确定其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死板地遵循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势必会因其证明上的困难而使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且更使加害者逍遥于法律之外,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指以条件说所论证的事实因果关系为前提, 又主观地限制因果关系的范围, 此说认为, 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下发生该项结果, 还不足以判断有因果关系, 必须在通常情形下, 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 始得认为有因果关系, 那些依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看来是偶然的条件行为则不是法律的原因。
但是，有学者指出“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可能性，可能会使因果关系的链条拉得过长，涉及的原因也过多，会扩大责任人的范围，也有可能使受害人得到重复的赔偿，或不适当地扩大赔偿范围，虽然在
许多情况下有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但也有可能使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相应的，在侵权因果关系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日本，首先发展出了“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诉讼上的因果关系的举证 ,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得经过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学的证明法则来加以证明 ,可以依照经验的法则 ,综合所有的证据来进行推敲认定 ,只要能够认定只有特定的事实才能招致特定的结果的发生这一关系 ,就可证明这一事实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但是,“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揭示当事人对这方面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 ,因而客观上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疫病学因果关系”(也称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理论应运而生。这一学说采用集体性统计方法,从疫病学分析某种疾病发生之原因及其关系较大的因素,进行综合性判断。使用疫病学的方法探寻一定的病因时,必须要对病因与疾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并通常要判断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1)该因子从发病前已经开始了作用；(2)该因子的作用越大,该疾病的患病概率便越高；(3)从该因子的分布以及增长和消退的角度来看 ,可以通过既有疫病学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流行疾病的特征进行解释,且不会出现矛盾 (该因素被消除或者有所减轻的话 ,该疾病的患病概率或者程度就会降低 )；(4)该因素作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机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学上合理的说明,即使病理学上不能严密地加以说明,也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在台湾 ,近年来发展出来的“事实因果关系”理论逐渐开始在侵权诉讼领域产生影响。而所谓事实因果关系 ,是指因果关系的成立 ,只须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如无该行为 ,即不发生该结果 ” 这样的条件即可 ,而无须再判断是否具有必然的相当因果关系。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因果关系推定。
如前所述,由于食品侵权的特征使得作为受害方的消费者在侵权诉讼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常由于无法掌握有利证据而在诉讼中败诉 ,其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 ,举证责任倒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为司法实践所接受。“被告必须证明其行为无过失才可免除责任。” 在我国,根据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4项之规定①,由药害侵权所引发的诉讼之证明责任也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就食品侵权问题，可根据本国国情，在博采各种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受害人只需证明有损失，而生产企业需证明该损失与缺陷产品无关，否则就推定其有关，即存在因果关系。王利明教授更建议，“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度中，立法不宜对因果关系做刚性规定。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对因果关系的具体规则加以整理，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对举证责任负担，如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做适当规定。”
7. 网络法律制度法律侵权2000字论文
网络法律制度法律侵
我知道的肯定好
比
8. 网络侵权应承担那些责任
网络侵权应承担哪抄些责任
1、民袭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2、行政责任，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行政罚款。
3、刑事责任，依据刑法第217条的规定，处以相应刑罚、罚金。
网络侵权构成要件
1、侵权责任包括过错（含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它们的构成要件不相同。
2、《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关于过错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有上过错四个方面。
3、《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这就是关于无过错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的法定性、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因果关系三个方面。
9. 对侵权行为的解析论文三千字
一、概念
行为人侵害人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行为。
“一般认为，侵权行为首先是一种民事过错行为，也就是说，侵权行为破坏了法律规定的某种责任——这种责任是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不许被破坏；侵权行为同时又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的行为，而加害人必须对被伤害人做出赔偿。”
二、、概念界定
对侵权行为的构成， 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罗马法和英美法国家所采取的对每种个别的侵权行为类型分别地规定要件、效果的方式， 另一种是像法国民法第1382条那样， 对侵权行为的要 件、效果设置一般性规定的方式（使因faute 造成损害的人负担赔偿义务） .从中国学者的论著看， 一般热心于后者， 即采取一般抽象概括定义的方式。依前者，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给侵权行为下一个统一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依后者， 似乎又难达到统一的认识。出路何在？ 本文认为， 侵权行为作为一类社会现象， 必然具有其共同特性， 只要我们从各个特殊的具体的侵权行为中， 概括出其共同的东西， 给侵权行为下一个较为科学的概念， 还是可能的。
界定侵权行为概念的指导思想
一）、侵权行为概念要反映各种侵权行为的共同特征
学者们希望能对侵权行为作出一个统一的定义。“这种定义的重心在于规范的可操作性。由于定义给出了侵权行为的识别标志及构成要件， 法官只要按照三段论的推理方法， 确定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定条件， 便可作出判决。这样定义即成为法律实施的前提， 成了法律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化身。” 目前民法学界之所以对侵权行为构成认识不一， 形成三要件、四要件乃至五要件六要件， 正是由于他们忽视对从形形色色具体的侵权行为中去发现其普遍性的原因或根据。侵权行为尽管千差万别， 但其共同的特点是， 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他人合法权益受到了某种行为的侵害。侵权行为人是主体， 被侵害的客体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他人的合法权益， 主体通过各种侵权行为作用于客体之上， 成了联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在主体、行为和客体的关系中， 客体是单一的， 主体和行为则是多重复杂的。客体的单一性为界定侵权行为的概念提供了基础。
二）、侵权行为内涵应该是各种具体侵权行为共同的本质属性
历史上， 关于侵权行为概念的表述远没有现代学者们复杂。在举世闻名的罗马法名著查士丁尼所著的《法学总论》中“ Injuria （侵害行为） 一词， 一般地说， 指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而言”“王政时期罗马已将违法行为分为公犯（ delicta publica） 和私犯（ delicta p rivata） 1当时公犯是指通敌、叛国等危害国家利益的罪行， 私犯则是侵害私人的财产或人身。”可见，罗马法的侵权行为就是侵害私人的财产或人身的行为。既简单又明确。这一概念的不足之处是并不是所有的侵害他人权利和利益的行为都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 而必须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他人权利和利益的行为。侵权行为作为各种具体侵权行为的理论前提， 应当符合“最简单原则”。
所谓最简单原则， 就是从外延上， 它能够包括一切侵权行为。从内涵上， 它能够集中各种侵权行为中所共同具有的最基本单位和因素， 剔除各个不同类型侵权行为中所具有的一切特殊性的因素。使用数学上的一个术语， 就是求出各个数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样的概念， 它所反映的各种具体侵权行为的特殊因素越少， 人们认识和识别侵权行为而发生错误的概率就越小。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当基本概念和公理距离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 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也就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 这种论证方法对于理论的选择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
三）、侵权行为概念应当符合科学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告诉我们， 概念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一个概念， 要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就必须先从考察具体的事物或现象出发， 将所研究的对象或现象的各个部分、因素和属性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加以考察、比较和分析， 然后再将对象或现象的本质属性抽象出来， 而将其余的属性暂时搁置下来不加考察， 从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过渡到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这种方法， 就是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的方法。概括的客观基础是同一类事物都具有其普遍性的属性， 这种普遍的属性不仅为某一个别事物所具有， 而且为这一类的事物所共有。能够反映同一类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为属概念， 反映同一类事物中个别事物的概念为种概念。侵权行为的概念与具体侵权行为概念之间应该符合属概念与种概念之间的关系。
对侵权行为的客体、主体和行为作一些简要地说明：
一、 侵权行为的客体是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益
关于是否属于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益， 可分为三种情况来认定：一种情况是， 侵害的客体是属于法律绝对保护的权益。这种权益具有对世性， 亦即世界上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其义务人具有不特定性。无论是什么人， 凡是侵害了这种权益的， 都属于侵权行为。如在一般情况下，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均属于法律绝对保护的权益。另一种情况是， 侵害的客体属于法律“相对保护”的客体。亦即法律在一定范围或者一定的条件下， 允许行为人对客体进行伤害， 对这种伤害， 法律不禁止， 也不谴责， 甚至鼓励。只有在行为人违反这些条件时， 法律才给予保护。如医生治病救人， 不仅要切除病人身上的病患， 而且为了病人的利益， 在切除病患时， 还必须连带地切除病人的一些好的器官或者机体。这是为了保住病人的生命， 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行为当然不算侵权。如果超出这种情况或不符合这些条件， 切除了病人身上不应该切除的其他器官或者机体， 这就属于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 应当认定为侵权。如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某医院为治疗盲肠炎， 竟将病人的子宫也切除掉了。再如， 竞技体育中， 运动员在遵守竞技运动规则的前提下， 因合理冲撞而伤害了对方的身体， 这是法律允许的， 不属于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益， 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如果运动员违反竞技规则， 故意伤害对方， 则应当认定为侵权。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受害运动员的人身属于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益。三是侵害的客体属于“法律不予确认和保护的客体”。如为了制止正在行凶杀人的犯罪嫌疑人， 将其击毙或者击伤， 属于“正当防卫”， 这自然不算侵权。
二、 对侵权主体的认定
认定侵权行为应当将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区分开来。传统民法理论认为， 无行为能力人因其不具有行为能力， 其行为不存在侵权问题。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中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说，民法通则在这里对“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的性质讲得还不够清楚的话， 那么，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讲得更清。其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由监护人承担。”这里最高人民法院将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明定为侵权行为。其中的被监护人自然包括无行为能力人。据此， 完全有理由地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成为侵权主体， 其行为可以构成侵权行为， 而与其是否具体承担民事责任并无必然关联。
三、 对于侵权的“行为”的认定
传统民法理论将侵权行为与行为人有无认识判断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联系起来。认为无行为能力人因其不能辨认、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 不具有侵权行为能力。本文认为， 对侵权行为的认定施加过多的主观因素是不必要的。生活实践证明存在两种侵权：一种主观无过失侵权， 包括无行为能力人侵权和“好心办坏事”的侵权； 另一种是过错侵权， 即有故意或过失的侵权。这两种侵权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侵害后果， 从性质上并没有什么 两样。侵权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事实行为（ realakte） 者， 基于事实之状态或经过， 法律因其所生之结果， 特付以法律上效力之行为也。”可见， 事实行为并不强调行为人的主观因素。英国法学家Flemiming就认为， “不管侵权人主观是否可受责难， 无辜的受害者都应当获得赔偿。”
可见， 以是否侵害了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权益来界定侵权行为的性质， 具有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基础。
特殊侵权行为
一、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只有在法律有规定，而且是在执行职务不当的条件下，才由国家机关承担民事责任。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故意使他人受到损害的，由公职人员自己承担民事责任。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不是在执行职务中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也由他自己承担民事责任。
二、雇佣活动或雇佣关系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三、帮工活动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
四、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产品生产者的免责事由有三项：（1）未将产品投人流通的；（2）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3）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同时法律规定，由于受害人的故意造成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失造成损害的，可以减轻生产者、销售者的赔偿责任。
五、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六、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的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超过责任限额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七、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免责事由有三：（1）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2）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3）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
八、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侵权行为的构成应具备的要件有：（1）施工工作应是在公共场所、道旁、通道等可能危及行人的场所进行。（2）施工人未设置明显标志，也未采取安全措施。（3）有损害事实的存在。（4）施工人有过错。（5）有因果关系。
九、建筑物等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下列情形，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1）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2）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3）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
十、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致害动物饲养、管理人的两种免责事由：（1）因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2）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
十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十二、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列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构成要素
上述要件之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因素， 即：过错、行为不法、损害事实是否是侵权行为 必要构成要件上。侵权行为“要件”应是所有侵权行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当缺少这一条件就不能构成侵权行为时， 才能够称为“要件”， 否则， 就不能称为“要件”。当某一条件仅仅是构成某一类侵权行为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所有侵权行为中的必要条件时， 这样的条件也不应该作为侵权行为概念的“要件”。本着这一指导思想， 我们来讨论争议中的几个要件：
一、 过错
按中国学界通说， 是指“行为人在从事违法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所谓故意， 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某种法律后果， 而仍然进行此种行为，有意促成该违法后果的发生。所谓过失， 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违法后果应当预见、能够预见而竟未预见到， 或者虽然预见到了却轻信其不会发生， 以致造成违法后果。”可见， 过错主要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意识。本文认为， 过错不应当是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一）从中国立法上看， 中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没有过错， 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 中国民法通则对侵权行为采取的是广义的概念， 既包括过错侵权行为， 也包括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过错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下位概念； 作为属概念的“侵权行为”中， 不应该有它的位置。
（二） 从司法实践看， 法院在认定某些侵权行为时， 有时仅仅根据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本身， 即可认定其为侵权行为， 不需要探讨行为人内心的主观过错。比如，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 其本身足以构成侵权， 不需要再探讨行为人的内心心理状态。第三， 在许多情况下，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法律认可和保护的合法权益， 即使行为人内心没有过错， 同样应认定为侵权行为。“好心办坏事的人”即为一种。虽属“好心”， 但却侵害了他人， 也不能不认定是“侵权”。在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美国侵权法中有一个“蛋壳原则”（ shull of egg - shell） ， 即原告有一个像“蛋壳一样薄的脑壳”， 被告因“开玩笑”像平常人那样拍了一下他的脑壳， 却引起了原告死亡。在这种情况下， 被告“完全不存在”伤害原告的故意，被告没有预见到也不应该预见到其行为会引起原告的死亡。但被告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里构成侵权要件的是他的“行为及其后果”， 而非“内心过错”。
（三） 侵权法保护的重点应当是无辜的受害人。即使致害人内心没有故意或者过失， 但对他人造成损害的， 也应对受害人予以救济。对此， 美国著名法官O1W1霍姆斯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个天生鲁莽愚钝的人总是不断惹祸， 不是伤人就是害己， 那么毫无疑问， 它的先天缺陷在天国的法庭上会得到宽宥。但是， 他无意中给邻人造成的麻烦， 一点儿也不比过失犯罪造成的麻烦少， 因此， 它的邻人要求他达到他们的标准， 否则就自己承担后果； 由这些邻人建立的法庭， 不会去考虑他的个人缺陷。”
二、 “不法”
“不法”是指法律对该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不法”能否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这里有个如何衡量“不法”的标准问题。衡量行为的“不法”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以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为标准， 认为凡是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都是不法行为。这种标准反映在19世纪末草拟德国民法典时第二起草委员会反对第一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之中。第二起草委员会反对第一起草委员会所草拟的民法典草案第704条第二款， 认为该款允许任何受害人享有损害赔偿的权利而不管所违反的法律是否是为了保护他受到影响的利益， 此种法律走得太远。主张只有在侵害了受害人的法定利益时侵权人才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最终采纳了第二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形成了1990年颁布实施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另一种标准， 是以行为本身的性质对侵权行为是否“不法”作出界定。如果行为人行为的本身是合法的， 即使该行为侵害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该行为就不能界定为侵权行为， 甚至还可以成为阻却违法的理由。紧急避险是传统民法理论公认的合法行为。一些民法教材不仅不谈紧急避险也可能造成“侵权”， 而且还认为紧急避险可以成为阻却违法的事由。本文认为，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对 紧急避险是否可以构成侵犯， 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比如“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救火当属合法行为无疑。但从池鱼主人角度考虑， 他的财产无端受损， 难道不是被侵权？ 从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看， 许多合法行为也同样造成侵权损害。如工厂按国家标准排污， 这可谓合法行为， 但即使合法排污， 对周围社区居民造成损害的也照样赔偿。2001年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 就播出某一高压电站的设置完成符合国家要求， 但其附近一户居民的三个女儿均因高压电站设置的影响而得一种怪病， 起诉电站。难道能因“完全符合国家规定”就可以不认为是侵权？ 社会生活的现实， 已经向传统侵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有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侵权行为，虽为一种民事法律事实， 但难以将其完全归于违法行为或合法行为中， 应认为大多数侵权行为是属违法行为的法律事实， 也有合法行为而侵害他人权利的法律事实。”因此， 从行为本身性质讲， 很难将“不法”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三、损害事实
损害既包括物质的或金钱的损害， 也包括人身伤害、死亡和精神损害。许多学术著作都把损害事实看作构成侵权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要件。认为“仅有行为而无损害， 不构成侵权行为。”“各种侵权行为引起程度不同， 所造成的后果也不完全相同， 轻微的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微小， 但无论如何， 没有损害后果， 并不构成侵权行为。”在一般情况下， 侵权行为都会造成损害， 这是常态。但是否绝对到任何侵权行为都会造成损害？ 值得商榷。从因果关系看， 侵权行为是因， 损害事实是果。从犯罪学的角度， 有“犯罪预备”， 也有“犯罪未遂”， 这些行为即使未造成损害后果， 并不影响其行为的可谴责性。侵权和损害事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侵权是对侵权行为性质上的概括， 而损害事实是由侵权所造成的后果。侵权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后果， 但也有例外。现实社会生活的事例可以佐证：某一工厂擅自印制了他人注册商标标识， 并贴在自己的产品上， 准备出售。后因被举报， 伪造的商标标识被工商局查封和销毁。该案中， 该厂的行为并未给商标权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但是否就可依此不认定其为侵权行为？ 注册商标持有人可否要求其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在英美侵权法中， 有名义上损害赔偿和实质上损害赔偿之分。名义上损害赔偿（ nominaldamages） 是指受害人虽有权利要求赔偿， 但并没有造成现实损害后果时， 用以确认所被侵害的权利而进行的损害补偿。[而在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如日本在1925年11月28日大审院判决的大学浴室事件也曾判定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一定非要构成对某种权利的侵害后果。不难看出，没有损害结果的侵权行为是存在的， 并非没有损害事实就构不成侵权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过错、违法、损害事实， 在一定情况下， 不一定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任何运动形式， 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性的矛盾， 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侵权行为之所以多种多样、千姿百态， 就是因为每一种侵权行为都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形成， 在于其所处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 一切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有时， 一个行为本身即可构成侵权， 而不必再有其他条件， 如假冒他人驰名商标行为。有时仅仅一个行为尚不能确定其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还需要其它条件来配合。如甲与乙口角， 甲恼恨之下， 持棍棒追打乙， 因乙跑得快， 甲未能打着。甲虽然有明显伤害乙的行为故意， 但因未能给乙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 故不构成侵权行为。该种情况下， 甲的侵权行为的构成则需要两个条件：故意的行为和该行为给乙造成的损害事实。如果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 硬要套进三要件四要件的框框， 显然是不现实的。
行为特征
一、侵权行为是一种单方实施的事实行为
侵权行为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的，且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民事法律后果并不是当事人所预期的，因 此，侵权行为属于事实行为。
二、侵权行为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
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及时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法律所不许，其实质就是违反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这里所谓的法定义务。《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对于物权、人格权等绝对权而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一般义务。这种一般义务是侵权行为所依据的法定义务的主要来源。另外，债权也可以成为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但在构成腰间上，需要更高的门槛。
其次，这里的法定义务还包括法律赋予某些特定主体的特别义务，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据此，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教育机构对在该机构中学习、生活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有教育、管理义务。再例如，劳动法规定的有关劳动安全保护义务。如果违反这些法定义务，义务人则可能构成侵权行为。
再次，这里的法定义务也包括侵权法所设定的某些具体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例如《民法通则》第125条规定，在公共通道上挖坑、修缮时，应当设置明显的标志。《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秀山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种设定明显标志的就是一种强制性的作为义务。如果行为人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就违反了作为义务，对他人因此造成的损害应当曾但侵权责任。
三、侵权行为是加害于他人的行为
侵权行为的对象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物权，继承权，知 识产权等绝对权，一般不包括债权。除民事权利以外的其他合法利益，也属于侵权行为法保护的范围。
四、侵权行为是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据
侵权行为是一种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这种法律后果 就是侵害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