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有关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案例
案例1：甲驾车违章，被交通机关将机动车扣留，停放于派出所内的停车场，甲于当晚将车偷偷开回家，后被公安机关发现。甲是否构成犯罪，何罪？
㈡ 民营企业涉产权纠纷是指什么
产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民营企业涉产权纠纷是指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法人单位或公民之间涉及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纠纷。
㈢ 国有企业资产产权纠纷案是否可以民事诉讼
您好，属于民事诉讼案件类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专》，以民属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
一级案由包括：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海事海商纠纷，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侵权责任纠纷，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共十大部分。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㈣ 请大家帮我找找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案例,谢谢大家了
为索债私扣车辆 债未讨回反赔钱
中国法院网讯 王侠为讨债强行扣押他人车辆，结果债未讨回反赔钱。日前，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侠将所扣货车返还给原告王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00元。
7月21日下午，王侠率人到工地找到正在拉砖的王强，向其讨要欠款。王强称手头暂时没钱，请求再宽限几日。为使王强主动还钱，王侠遂强行将王强用于营运的北京JB2310P8型货车扣押。王强几次托人交涉，要求王侠返还车辆，但王侠拒不返还。王强无奈，遂将王侠诉至法庭。
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被告王侠无合法依据，私自扣押原告用于营运的货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应立即停止侵权，对所扣货车予以返还。因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应酌情予以赔偿。（文中之人均为化名）
不孝长子无缘遗产 丧偶儿媳全部继承
中国法院网讯 10月24日，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继承纠纷案，老人的亲生长子因不尽赡养义务，无缘遗产；丧偶儿媳姜丽萍因为悉心侍奉老人，获得了老人的全部遗产1.3万元。
花甲老人周翠英生育了两个儿子。次子夏志亮与姜丽萍结婚后，生育一男孩。不久，夏志亮因工程事故而死亡。长子夏志明到邻村招亲，长期在外打工，对亲生的花甲老母从来没有过问。2002年9月，老人因病卧床，动弹不得，姜丽萍一直将老人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悉心侍奉，而夏志明却对老人连看都不看一眼。
今年3月，周翠英病逝，留下1.3万元存款。夏志明得知后从外地赶回家，强行要取走周翠英的存款，赶姜丽萍出家。无奈，姜丽萍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上述判决。宣判后，双方均表示服判。
案例辨析：借记卡存款被盗责任分析
银行应负赔偿责任
案情回放
2003年1月，唐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办理了一张金穗借记卡。2004年8月，唐先生在持卡取款时，被告知卡中仅剩人民币98.90元，卡中原有的人民币36万元已经被转走。后经公安局调查，有人伪造了唐先生的身份证，以唐先生的名义申请了金穗借记卡，然后利用银行的电话转账业务，将唐先生的存款盗取，并于当日分五次从五个网点全部提现。案件至今尚未破获。
唐先生认为在自己未申请电话转账业务和身份证、金穗借记卡未遗失及密码未泄漏的情况下银行应该对此事负责。而在与银行的交涉中，银行同样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从而拒绝赔偿。
李刚(北京市律师协会银行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广住律师事务所律师)
唐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办理了金穗借记卡，那么唐先生与银行双方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合法的储蓄合同关系。在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中，银行负有保护唐先生存款安全的义务，即有关唐先生的所有银行交易，银行负有严格审查相关的证件、密码的义务。
唐先生的身份证、金穗借记卡未遗失，密码未泄漏，未办理另一张金穗借记卡，也没有申请电话转账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卡中原有的存款却被转走并提取。银行理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银行作为储蓄机构，它的工作人员应该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仔细审查客户的身份证件，辨别客户身份证件的真伪，以保护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正是由于银行的疏于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的审查不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利用伪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证，以唐先生的名义成功申请了另一张金穗借记卡，而后通过电话转帐业务，转走了唐先生金穗借记卡中的存款。
犯罪嫌疑人以唐先生的名义成功申请了另一张金穗借记卡只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关键点，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唐先生金穗借记卡的密码。根据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电话转账业务适用于中国农业银行的两张同城银行卡之间，而要转账成功，还必须提供转出卡的密码。即要想从唐先生的金穗借记卡中通过电话转账业务转出其存款必须要提供唐先生的密码。由此可知，犯罪嫌疑人是知道唐先生的密码的。至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获知唐先生的密码的，暂时无人知道。银行如果以“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码”来进行抗辩，就要提供唐先生自己泄漏密码的确切证据。如果银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唐先生自己泄漏了密码，就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王良钢（北京市京仁律师事务所）
在充分研究各银行的《借记卡章程》后，可以预料，银行方面肯定会以《借记卡章程》“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和“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视为合法交易。因密码失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的规定来抗辩。在现实的同类案件中，银行也正是以此为主要抗辩理由，并成为致持卡人败诉的利器。但律师认为该抗辩是不成立的。
首先，在借记卡的取款(取现和转账)交易中，密码不是惟一凭证，除密码外，借记卡也是凭证，在大额取款时，身份证也是凭证。仅以密码相符作为合法交易的要件，势必使无卡、无证的取款交易成为合法，使存款的安全性大打折扣。
其次，密码失密的途径可能有三：一是持卡人泄密；二是银行泄密；三是他人破密。既然失密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那么不问青红皂白地规定“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无疑是银行在以“霸王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
再则，“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的规定，使银行不思在技术和流程上改进和加强借记卡的安全性，不去辨别身份证的真伪，不履行最大可能减少甚至杜绝伪造、冒用借记卡交易的义务，使借记卡的安全性得不到应有保障。
除上述对银行抗辩的反驳外，律师认为明确以下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此类案件的刑事部分通常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因持卡人的存款处于银行的实际控制中，犯罪对象是借记卡(在《借记卡章程》与借记卡上分别明确规定“借记卡所有权属发卡行”与“本卡所有权属某某银行”)，犯罪的主要客体不是持卡人的财产所有权，而是金融票证管理制度和银行的财产所有权，因此，银行不应将因他人犯罪行为受到的损失转嫁到持卡人身上。
第二，持卡人是接受银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该类案件的民事部分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基于上述理由和对《借记卡章程》的解读以及本案的案情，银行在本案中存在以下过错：
1.银行在《借记卡章程》和申请表中没有载明借记卡的电话转账功能，侵犯了持卡人的知情权；
2.银行自行为持卡人设置电话转账服务，侵犯了持卡人的服务选择权；
3.银行设置的电话转账服务，使无卡转账得以实现，客观上取消了借记卡本身所具有的安全保障功能，银行没有全面履行保障持卡人财产安全的义务；
4.银行查验身份证和限制大额取现的业务流程形同虚设，没有履行谨慎注意义务。
银行没有过错不负责任
杨文莉（北京律协银行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本案例中我们获知，唐先生在借记卡上的存款被他人利用电话银行的转账功能，转入另一张以唐先生名义开立的借记卡后取现，而这后一张借记卡是他人利用伪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证申办的。在一般情况下，开通电话银行转账业务以及利用电话银行进行转账均需要根据电话银行系统的语音提示，输入借记卡的卡号及密码等相关信息方能办理，而犯罪分子又是怎样获得唐先生的卡号和密码的呢？由于公安机关尚未破案，我们不得而知。
类似的案例已屡见不鲜，例如：某女士持借记卡在某银行的ATM机上取现时，随手将ATM机打印出来的交易凭条丢弃，而这一举动却恰恰被犯罪分子注意到。于是，在某女士离开后，犯罪分子拾取了该交易凭条，故此获得了某女士借记卡上的有关信息，例如借记卡的卡号等。而更有甚者，当某女士输入交易密码时，被早已有所准备的犯罪分子偷窥到。因此，犯罪分子很容易利用取款人的疏忽大意，获得借记卡上的有关信息，从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某银行“借记卡章程”的有关规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的密码，防止泄漏，凡密码泄漏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合法交易。因密码失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因此，须提请大家注意：持卡人在使用借记卡的过程中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借记卡及密码，防止泄漏、遗失及被盗。在银行申请借记卡后，对借记卡的初始密码要及时更改，且密码的编辑要科学化，尽量避免使用自己的生日、有规律的数字等易于被他人破译的密码。另外，在银行的ATM机上取现时，应首先注意观察ATM机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员，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员，应去其他的ATM机取款或改在银行的柜台办理。交易完毕后，应及时取走借记卡及交易凭条并妥善保管。此外，不要随意将身份证或者身份证的复印件提供给他人，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另外，银行只对公民的身份证进行形式上的审查，银行根本无能力进行实质审查，身份证的真伪最终应由公安机关负责鉴定。况且，本人认为案件的关键是犯罪分子获得了唐先生的卡号及密码，才使得存款从唐先生的借记卡中转出，这是导致存款被盗取的直接原因。当然，对伪造的唐先生的身份证未辨别出来，银行应改进辨别身份证真伪的技能和技术设备，避免发生类似事件。
虽然在本案中，唐先生曾声明他从未将其借记卡的卡号、密码以及身份证丢失或泄漏给他人，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本人认为，除非唐先生能举证证明银行在这起存款被盗取案中存在明显的过错，否则，他很难通过民事程序获得赔偿。
既然唐先生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故本案属于诈骗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抓捕罪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追缴赃款，用以赔偿唐先生的全部损失。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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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什么是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分离，请举例
就是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对董事会负责。企业所有者通过董事会制定企业规划制定责任目标，并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通过聘请职业经理人组建管理团队对企业按照董事会的规划进行日常的经营。职业经理人团队对董事会负责，享有在于董事会签订的聘任责任书责任范围内的战略制定、人事任命、财务运作权。
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的典型特症，可惜现在的民营企业多半还不理解，因此凡事还是老板说了算，有些本身资方就是CEO，有些虽然聘请了CEO，但真正的管理经营权还是老板。
一个企业如果出现严重的违法情况，CEO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抓起来判刑，但所有者是不要承担责任的，最多是该企业破产，他的投资收不回而已。
所以经营权属于企业的最高管理者CEO；而所有权属于出资人。这就叫两权分离。
㈥ 公司法案例分析
公司法典型案例分析 原告：王维和。
被告：云南东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陆公司）。
被告：云南省技术进步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开发公司）。
原告王维和的诉讼请求是：
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三方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
2、责令被告停止对原告公司财产所有权的侵权行为;
3、两被告返还原告的2294万余元资产和赔偿损失;
4、确认两被告非法炮制的有关侵占原告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文书和实施的行为为无效的法律文书和行为;
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以下为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玉溪市维和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和公司）于1996年7月19日登记成立，王维和为法定代表人，股东为王维和及玉溪市莲池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莲池公司），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王维和出资占55%，莲池公司出资占45%。
1997年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维和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成立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7500万元，东陆公司投资3000万元，技术开发公司投资2400万元，维和公司投资2100万元。同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另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三方重新投资原维和公司，注册资金为7500万元，东陆公司投资3000万元，技术开发公司投资2400万元，王维和投资2100万元。
1997年8月20日，东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在春持8月19日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依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签订的“三方重新投资原维和公司”的《协议书》，以维和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向玉溪市工商局申请维和公司有关事项的变更。1997年9月9日，玉溪红塔审计中心玉溪市审计事务所出具了维和公司注册资本金为7500万元的《资本金核验证明书》。1997年9月26日，玉溪市工商局根据变更申请及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对维和公司部分事项进行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郑在春，注册资金为7500万元，股东变更为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及王维和，其中东陆公司出资3000万元，技术开发公司出资2400万元，王维和出资2100万元。1997年12月21日，两被告召开会议，作出维和公司《董事会暨股东会决议》，称原维和公司股本金为零，不再享有股东权益。
在被告据以进行维和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一系列法律文书中，1997年8月19日《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这两份材料上的“王维和”签名是参会人员蒲新民所写，没有证据证明蒲新民已征得王维和的同意。1997年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这两份材料，经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前两页（内容部分）与尾页（无正文，签名部分）非一次性形成。另，1997年12月21日维和公司《董事会暨股东会决议》没有王维和的签名，两被告在庭审中认可该决议不产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维和公司的经营运作中，既有民事行为，也有行政行为。在本案中，法院仅就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有关工商管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在本案审查范围。该院认为，1997年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维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签订的《协议书》，分别违反了《公司法》第75条和第39条，因而无效。1997年8月19日《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及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的内容不能视为王维和真实意思表示，因而无效。1997年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这两份材料，一方面不足以确认为王维和之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其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9条、第31条），因而无效。该院还认为，根据《公司法》第4条，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原告王维和作为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无权以财产所有权争议主张权利，其请求两被告返还资产和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为：1997年7月25日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维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与王维和签订的《协议书》，1997年8月19日《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及维和公司《章程修改条款》，1997年9月25日的维和公司《董事会决议（1997）1号》及维和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1997年12月21日维和公司《董事会暨股东会决议》，均无效。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由王维和承担30%，东陆公司、技术开发公司共同承担70%。
㈦ 常用法律案例分析
转载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1\ 关于离婚案件中彩礼款的定性处理（案例分析）
李宪华 柳海峰
【学科分类】婚姻、家庭法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 案情
原告毕某，女，1982年4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
住东阿县大桥镇毕庄村，农民。
被告赵某，男，1982年12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东阿县大桥镇双凤村，农民。
原告诉称：由于与被告相识之间性格差异较大，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故要求与被告离婚。
被告辩称：我与原告有较好的感情基础，只因些许小事发生矛盾纠纷，但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故不同意离婚。即使判决离婚，原告亦应退还我彩礼款19000元，钻戒一枚和借款3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并订立婚约，当时原告在家务农，被告在部队服役。2008年5月14日原、被告自愿于东阿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08年11月被告自部队退役。原告诉称于2008年5月24日至8月12日、10月1日至10月12日先后去被告所在部队并与被告共同生活，被告不予认可，仅承认退役后曾在原告家中共同居住二天。2008年古历11月，在媒人撮合下商量催娶事宜，并拟定于2008年古历12月6日举行婚礼。此时原告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未告知被告。被告在爱为原告送结婚所需棉絮时，因原告嫌弃棉絮质量不好双方发生争执，同时二人性格倔犟均不予妥协，致使矛盾愈演愈烈，原订婚礼亦被迫取消。2009年1月5日被告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2009年1月7日送达前原告告知被告怀孕之事并要求被告陪同前去中止妊娠手术，被告未允，原告独自做了人流之行为，更加激起原告对被告的不信任感，自此双方未再谋面。2009年1月22日被告自行撤回起诉，期间被告通过媒人和亲戚多次和好工作，但均未奏效。被告称订婚时曾给原告见面礼6000元、满水钱1000元、认家钱1000元，定娶时给与原告催娶钱10000元、满水钱1000元，原告父亲住院时，其父又给与原告2000元，对上述款项原告认可。被告另辩称原告之弟结婚时曾给原告1000元、退婚后给付原告钻戒一枚价值1500元，原告主张该1000元款项系被告给其弟的结婚礼金，不属借款，并否认收取被告钻戒。审理中，原告坚持离婚诉求，并以已共同生活为由不退还被告彩礼款，被告自认双方隔阂太深，无和好希望，亦表示同意与原告离婚，但以符合法律条件为由坚持要求应退还彩礼款。因双方各持己见，致调解不能达成一致。
合议庭合议时，对下列事实无争议：
1、关于离婚问题：原、被告虽有着良好的婚姻基础，并自愿登记结婚，但在定娶过程中因细微小事产生矛盾，且互不妥协让步，终至矛盾升级、事态扩大，继而造成信任危机，对婚姻的存续失去信心，虽经本院多次调解，终未奏效，现双方均认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之希望，并一致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基本原则，应依法准予离婚。
2、关于彩礼的范围问题：一般来说，在定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它与婚约均有直接关联，明确是以结婚为目的，带有浓厚的习俗风味。而在订立婚约后结婚前互相来往中，男方主动给女方的礼品，如烟酒、食品、衣物、少量现金则不认为是彩礼，而理解为一般的婚前赠与。同时对满水钱、认家钱系女方在定亲过程中因改称谓或某一行为而获取，付出了一定代价，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一般情况下亦不按彩礼对待，均按婚前赠与。
3、关于彩礼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主张在订婚、定娶过程中共给付原告彩礼款19000元（包括满水钱，认家钱3000元），钻戒一枚，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2000元，主张给其弟1000元系结婚礼金，否认收取钻戒。双方争议并不太大。根据上述界定范围满水钱、认家钱应按婚前赠与认定，故本案的彩礼款应局限于16000元。原告主张借款应由权利人主张相关权利。另给其弟1000元，被告虽予否认不属礼金，但确因原告之弟结婚时给付，在为由该种情形时亦就不会有该款给付的发生，故该款应认定为结婚礼金，应按赠与性质对待。原告否认收取被告钻戒，被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故该理由不予采信。
二、关于彩礼款的定性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彩礼款的定性大致有五种意见：一是赠与关系，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的规定。赠与行为完成，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再行索要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无效民事行为。以给付彩礼以限制婚约违背了《婚姻法》婚姻自主原则，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故应认定因订婚给付或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澳门民法典》第1474条做出如下规定：因婚约之一放当事人无能力或反悔而未能缔结婚约时，任一方当事人均有义务按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之规定，返还曾获他方或第三人因订立婚约及对双方结婚之期待而赠与之物。”】。三是附条件赠与行为。以附条件赠与行为。以结婚为成就条件，若双方最终缔结了婚姻关系，赠与目的实现，赠与行为保持原有效力，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关系，所附条件未能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财产回复原始状态。【瑞士民法典第94条规定，婚约双方的赠与物，在解除婚约时径可请求返还。】四是不当得利。女方因婚约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即他主占有，这种占有权根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根据返还占有权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得利，占有人负有返还义务。因双方未能结婚，当事人期待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一方取得财物缺乏法律依据，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婚姻不缔约的，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的一切或作为婚约标志所给的一切。”】五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以婚约的解除为所附条件，若条件不成就，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若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恢复婚约前状态。【德国、瑞士民法典相关规定】。目前对第五种意见的倾向性越来越大。
诚然，本案涉及的不是婚约的解除，而是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理解与适用。但未明确彩礼法律定性和范围界定的前提下，仅靠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远远解决不了一些具体的审判问题。2007年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据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和公平原则，将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发生的各种情况细化量化，并详细制定出“不予返还”“减少返还数额”具体情形。值得参考借鉴。
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应支持返还彩礼款的法律规定。即对该条文中“共同生活”的理解。原告主张登记后随即去被告服役不对并与其共同居住三个月。“十一期间”又居住十余天，同吃同住，已构成该法条中“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故彩礼款不应再行退还。被告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仅认可在退役后仅在原告家中住过三日，并与原告有过性关系，但主张偶尔的性行为并不能认为系“共同生活”，故要求原告退还婚前彩礼款。
对“共同生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在认识上也存有差异。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共同居住，无论时间长短，即便是一天，也应视为共同生活。也有人认为，共同居住应当经过一定期限，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生活。还有人认为，认定共同生活应当以双方发生性关系为必要。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对于共同生活的认定，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共同”是指一同、一道。“生活”《辞海》解释为1、人的各种活动；2生存活着；3、生计；生涯；4、指工作或手艺。依照原意，共同生活应指意项1即一起参加的各项活动。按一般理解，共同生活应指在一定时间内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持续稳定的家庭生活，是指双方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在经济上相互抚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精神上相互抚慰，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发展而进行各项活动的过程。其中即要求双方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应要求双方有相互扶助、共同承担的经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只有举行了该项仪式，人们才普遍接受双方成为夫妻关系的事实，共同居住生活才名正言顺。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构成真正的夫妻关系。综上，“夫妻共同生活”必须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夫妻双方，二是相互履行夫妻权利义务和共同扶助的经历；三是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参照河南周口中院的“指导意见，该期限不应少于三个月。”
被告给付原告彩礼即非处于自愿赠与，又非原告索取，而是出于本地的风俗习惯使然，这种基于婚约所产生的财产流转关系，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婚约的效力。无论从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还是道德上的社会友善和和谐去评判彩礼行为，都不免失之公正。如支持男方诉求，则女方什么也得不到，未免失之公允；如不支持男方诉求，则极易诱发道德危机，甚至引发恶性冲突事件。鉴于赠与人请求返还彩礼的正当理由，应从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社会公道等民法基本原则出发，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可判决受赠与人部分返还，全部返还或受赠范围内适当补偿。《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有“对一方因彩礼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不足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的，可以有条件的支持一方请求返还彩礼款的诉讼主张。对适当返还作出的理论依据，德州和部分地区也有了相关案件。故本案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亦可作出按比例返还的判决，以10000元为宜。
2\一起汽车消费贷款案例分析
程武龙
【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关键词】汽车消费贷款、借款、抵押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4日至1月15日，我行西岗支行分别与大连当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的五名员工签定汽车消费借款合同，总金额为67余万元。该笔款项全部用于购买汽车，所购汽车的产权单位均为当代集团。当代集团以贷款所购车辆抵押给我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时又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岗分公司签定了保证保险合同。到2001年12月止，贷款余额为58余万元，保险公司也以各种理由不履行赔付责任。
2002年1月28日，我行依据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到2002年2月25日，五名员工贷款所购车辆全部被查封。2002年3月28日开庭，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
本案困难之处在于：（1）2001年12月中旬，我行就已开始查找贷款所购车辆，而当代集团不是说上沈阳，就是说借给了其他单位。我行在暗访中了解到：车辆基本上不在单位，有时来一会儿就走。（2）立案后不久，当代集团发生重大变化，法定代表人遭绑架杀害，企业基本停业，除值班人员外，已无人上班。
最后在我行的努力下，当代集团卖出了这五台车辆，我行的贷款本息全部收回，金额为63.8万元。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属汽车消费贷款纠纷，虽然我行贷款本息全部收回，但是从此案中我们也发现了在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中我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分析如下：
（一）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从表面上看似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手续齐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均应合法有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具体来说，理由有二。
1、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汽车消费贷款是指贷款人向申请购买汽车的借款人发放的人民币担保贷款。由此可知，汽车消费贷款对应款项所有权人应为借款人，以该款项购买的汽车应归借款人所有。本案汽车的产权单位是当代集团，而不是五个借款人。这与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2条不符，因此本案借款合同事实上并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是一般的借款合同。
2、由于以汽车消费贷款购得的汽车所有权人是借款人，因此若以该款项所购汽车设定抵押作为借款的担保，则抵押人应为借款人。也就是说当以所购车辆设定抵押时，借款人与抵押人应为同一人。据此，本案当代集团既不应是汽车的所有权人，也不应是汽车的使用权人，因此当代集团不应成为抵押人。由于本案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为当代集团，因此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事实上，即使当代集团是汽车的所有权人，同样不能认定其为员工借款提供担保而签定的抵押合同有效。因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已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必须提供担保。借款人可以采取抵押、质押或以第三方保证等形式进行担保。担保当事人必须签定担保合同。就本案而言，上文已认定担保合同是无效的，借款人签定的借款合同是无担保的。因此依据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15条同样可以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属于一般的借款合同。
4、事实上，本案借款合同也不是一般的借款合同，而是无效合同。因为各个合同文本的名称均为“中国工商银行汽车消费贷款合同”，同时合同的内容都是对于汽车消费贷款期限、用途、利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的规定，无法将其认定为一般借款合同。
5、《担保法》第5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主合同借款合同已认定为无效，反过来依据《担保法》第5条又可以证明抵押合同是无效的。
（二）不能同时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
在起诉前，我行曾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希望能通过其理赔达到清收贷款的目的，保险公司虽然没以履约保证保险合同无效拒绝赔付，但一直以其他理由不赔偿。本案中，我行没有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我行与保险公司签定的履约保证保险合同已明文约定：借款人为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而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不是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借款合同应归于无效，保险标的不存在了，因此保险公司也就无须承担履约保证保险责任。
2、保险公司与银行一样，相对于汽车消费贷款的借款人而言，属于优势群体。因此如果我行与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辩论，其将主张依法确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这将增加本案的难度，最终判决结果也将对我行极为不利。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行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
（三）统一合同文本中的违约期限条件应予修改
对于分期偿还借款合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当借款人未按期还款时，视为其余未到期的贷款全部到期。从诉讼的角度来讲，若等到每期贷款到期时才去起诉借款人，将可能造成诉讼不及时，并徒增诉累。因此，在业务开展初期，我行的汽车消费贷款合同一般约定：当借款人连续6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6期未还款，则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由于抵押车辆属于高损耗品，受损害的危险性大，且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因而容易造成抵押车辆贬值，增加贷款风险。所以上述合同对于违约期限条件的约定过于宽松，按此约定履行合同，将可能导致处理抵押物所得不足偿还借款合同本息，最终造成我行贷款损失。因此，我行有必要修改统一的合同文本，将借款人违约的期限条件作出更为严格的约定。例如，约定借款人连续3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3期未还款，即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
三、有关建议
1、本案贷款人与所购车辆的产权人之所以发生了分离，原因是我行业务人员对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导致了对汽车消费贷款借款人范围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由此建议我行：对各个业务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业务人员与法律事务人员的沟通。
2、从表面上看，对于由总行统一制定的类似汽车消费贷款这样的格式合同，业务人员使用起来很方便，即只须在统一的合同文本上填一些诸如名称、地址、借款金额、利息之类的事项，然后在盖上我行公章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签订合同时，我行不仅要核查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的主体对应性，而且还要兼顾两合同编号等事项之间的一致性。故建议我行信贷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要提高警惕，树立责任心，不可草率行事。
3、本案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由于律师未提出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的见解，借款人又未到庭，我行又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但如果我行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形势对我行将极为不利。因此我行在起诉时，应慎重考虑，不可草率地列所有利害关系人为被告。
4、查封车辆对于我行最后收回贷款本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有较大风险性的贷款或涉诉贷款案件，应首先注意请求法院诉讼保全。
㈧ 因法律风险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的例子
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
国有企业：
一、自国资委2003年3月成立至2004年底，中央企业报请国务院国资委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达146起，涉及中央企业131家，直接涉案金额19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已超过450亿元。涉案金额之大，涉案范围之广，令人震惊。这些法律纠纷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责任不清、制度不健全、监管失控、法律意识淡薄等，反映出企业在依法经营观念、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制度控制等方面普遍存在较大差距。
中小企业：
（一）、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法律风险现状堪忧，发案率高，执行率低，企业涉诉极为普遍。221家企业中有198家近三年发生过法律诉讼，174家企业发生债务拖欠，得到足额赔偿的企业仅33家。多年来法律风险是企业多种经营风险中最被忽视的一种风险。高发案率、高败诉率、低执行率、打赢官司拿不到钱的困扰，给企业经营带来釜底抽薪的损失。
（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的漏洞与不完善是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制度根源。221家企业中已经制定有工作计划的企业仅35家，有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及综合合同管理机构的仅29家，有司法证据制度的企业仅57家，有工业产权管理制度的企业仅38家，2/3以上的企业存在防范法律风险的制度漏洞。
（三）、企业法律培训存在空白与缺失。近三年来经常做一般法律培训的企业仅40家，占有效问卷企业的18.1%；从未做一般培训的企业有48家，占21.7%。而专业法律培训情况更差。经常做专业法律培训的企业仅30家，从未做专业法律培训的企业有66家。
（四）、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的不合规性成为影响企业法律风险的因素。如在与外商合资或项目合作中不做或很少做专利检索的企业有159家，不做或很少做商标审查企业的有132家，接受对方财产抵押时不做或很少做抵押财产合法性审查的有88家，接受对方保证合同时不审查或很少审查对方签约人是否有权签约的企业有154家。上述不合规性直接引发商标、专利、抵押无效、土地转让纠纷的高发案率。
（五）、企业重大决策过程仍缺少法定程序。律师、法律顾问有重要地位并参与决策的企业仅56家，在投资和担保合同签署的程序方面必须由股东会、董事会或企业领导集体讨论的有108家，即所调查的企业中近一半企业在关于投资和担保这样重大问题上仍由董事长、总经理或厂长一人决定。
（六）、企业法律事务方面的开支与国际惯例有极大差距。所调查企业中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48家，而在企业法律事务方面开支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48家，法律事务开支在3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3家。按国际惯例企业法律事务方面的开支一般占到销售收入的1%。虽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按国际惯例衡量，但目前大多数小企业在法律事务方面的开支甚至连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一都不到，确实可以反映出这些企业对于法律事务的忽视或轻视。
典型案例：
2006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件。上海福禧投资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违法手段获取了上海社保中心的数十亿社保资金，又通过不正常手段收购上海路桥发展公司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此后在短短的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福禧投资从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总资产达136.22亿元、净资产高达53.13亿元的财富增值神话，一个资本帝国迅速崛起。然而这个帝国根本就是建立在海滩上的沙雕，其所存在的法律风险始终是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法律风险转化为法律危机时，福禧帝国顷刻灰飞烟灭。
此外，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诉台湾精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权一案，历时四年，等汉王赢得一审时，PDA市场早已衰败。正如北京汉王总裁刘迎建所说：“我们打赢了知识产权官司，却挽回不了市场。” 这不验证了那句“打官司，没赢家”的俗话吗？面对法律风险，为什么企业不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呢？
又如近年来哇哈哈与达能的离婚案，安然大厦的倾倒，众多怀揣数亿甚至数十亿的老总纷纷下马，国内商界风声鹤唳。这都是法律风险惹的祸。
北京市物格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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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一、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范围问题
企业产权转让合同是指企业资产管理人或出资人作为出让方，就企业产权全部或部分转让，与受让方签订的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包括出让方(卖方)和受让方(买方)。出让方的主体范围，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并由国务院统一行使，企业只拥有企业财产经营权，企业本身不能出让属于所有者的产权，因此，国有企业产权的出让方必须是国家的授权部门或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以及对该企业直接拥有出资权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被出让企业本身不得成为产权转让的主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授权投资机构是指国家投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在国家授权部门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由政府的企业主管部门、行业总公司等代行资产所有者的职责。从集体企业的角度看，集体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按级划分由其主管部门或授权部门统一行使所有权或由出资人行使所有权并由此成为出让方。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必须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其它组织，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企业产权转让可分为全部转让，即把企业资产整体出让给受让方，形成企业的整体出售;部分转让，即原企业的出资者仍然在企业中保留一定的股份，同时由其他企业、公民个人等投资人参股到企业中来。部分转让只是发生出资人或股东的部分变更。
二、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企业产权出让人与受让人在协商订立企业产权转让合同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的有关规定，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否则企业产权转让合同无效或不发生效力。司法实践中，认定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双方当事人签订企业产权转让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否则，应当确认合同无效。例如：依照公司法规定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有二个人以上，在转让过程中，就不能在把公司产权转让给一个人所有时，还仍然保留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这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2、双方当事人不得借企业产权转让，悬空或逃废银行或债权人的债权。按有关规定，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改制(包括产权转让形式)，改制前的银行及债权人的债权应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然而有些企业在转让产权时，悬空或逃避银行及债权人债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一是整体转让产权即出售企业时，把企业产权分割转让给两个不同的受让人，其中一个受让人在接受企业部分有效资产的同时承担了大部或全部债务，甚至在接受无效资产的同时承担全部或大部分债务，实际上是出让方在利用这种改制转移有效资产，让一个空壳企业承担全部或大部分债务，以期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二是部分转让企业产权时，把企业的有效资产转让给受让人，把债务仍然留在原企业，故意隐瞒或遗留债务;三是出让方与受让方恶意串通，不把企业转让情况告知银行且仍由原企业在偿付或部分偿付银行利息，造成假象，故意逃避债务。司法实践中，对于未经债权人同意的逃避债务的各类“转让”方式和转让合同，人民法院均可认定无效。
3、双方当事人不得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现实中，企业产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是不评估或评估不实造成流失。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关键要对改制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评估。但有些国有企业在转让过程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评估不规范或评估不实导致国有资产不同程度地流失，如对有形资产高值低估，对无形资产诸如商标权、商业信誉权等不予评估或故意低估，忽视对商业秘密价值的计算等;二是无偿或低价转让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三是持同股不同利;四是趁国有企业转让之机，非法处置国有资产，或对应收或可收的款项债权怠于行使权利，对销售收入管理不严，肆意挥霍等。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无效，并应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4、企业产权转让尤其是整体转让应当采用规范的操作方式，如公开拍卖、招标转让、协议转让。如果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出售企业的应当经过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公开拍卖，招标转让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应当承认其合同效力。而采用协议转让的，由于具有不公开或不能公开的情况，如涉及企业重大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利益等则宜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而不宜采用前两种方式，同时，在程序上应当有所限制。
5、关于“零价格”出售小型企业的效力问题，在小型企业转让过程中，将债务等于或大于资产的企业出售时，产生了所谓“零价格”出售问题。对此问题，只要当事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企业改制政策的强制性规定，对出售企业资产的评估是规范的、客观公正的，出售操作程序是规范合法的并且出售行为经过了有权机关的批准，就应当认定其效力。
企业产权整体转让出售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依照《民法通则》第六十条和《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恢复企业原状，买方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卖方，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予以适当补偿。在具体处理时应当依据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经营性亏损的，应当由造成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则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确认各自应负的责任;对非经营性亏损的应当由买受方承担责任;对于经营性盈利的，如果卖方追索且在致合同无效上没有过错的，应当予以支持;对于资产的自然增值部分，不考虑过错责任，应当予以返还。另外，企业整体出售或产权部分变更而致出资人或股东变更的，当事人应当办理工商变更或注销登记。但如果没有办理也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改制行为的有效性，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限期补办工商变更或注销登记手续，当事人一方据此而推翻协议的，不予支持。
另外，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数额比例，违约行为发生后，应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予以处理;约定违约金低于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相反的，可以相应减少。
三、企业产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
企业产权转让合同依法签订后，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全面履行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各自的义务，亦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的及其履行期限全面完成合同约定义务，并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履行企业产权转让合同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按规定办理有关产权转让的审批手续。根据我国目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出让国有资产产权必须严格履行有关报批手续：属于中央级国有企业产权出让的审批，应当按照中小型、中型、大型国有企业的不同划分，分别报经国家经贸委、财政部或国务院批准;属地方国有企业产权出让的审批应分为：成批出让国有企业以及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产权的，必须由省级政府授权的部门报国务院审批，出让属于地方管理但有中央投资的国有企业，应当先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意;有权代表政府直接行使国有企业产权的部门或机构出让单个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产权的，按其隶属关系由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后，向产权转让机构申请转让。出让集体资产产权的，应当到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属于工业企业的应到经委办理审批手续，属于其它企事业单位应到体改委办理有关手续。
2、对资产进行评估并对债务进行处置。资产评估是企业改制实施步骤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资产评估是指对具有时效性的资产进行价格判断，也就是说，当企业需要改制转让时，必须委托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改制的特定目的、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按照资产评估原则，运用科学方法，以统一的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进行评定估价。一是评估应体现“真实、科学、公正、合理”的原则。看对现有资产评估是否认真审核国有企业现有的帐面资产和实物资产，又考虑到企业如果出卖，按市场价格现在可能达到的实际价值，是否确定了国家所有者的真正权益。看对无形资产是否加以了合理评估。无形资产主要是指企业事业单位拥有的对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产生持续影响的非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如专利权、商标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服务标识、商业信誉等。无形资产在现代企业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衡量现代企业与传统企业的重要标志，因此在资产评估中，必须加以重点审查。看对债务处理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落实债随资走的原则，如在国企改制中涉及其与银行的债权债务问题时，既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的规定，要尊重金融机构保全金融债权的意见，依法落实金融债务，不能逃废;又要本着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原则，在坚持债随资走的前提下，逐步妥善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对于其它债权人亦应如此，为国企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评估应当委托资质等级高、信誉好、能力强的中介机构进行，应当进行规范操作。对国有资产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评估的规定，让具有法定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对集体资产的评估应尽可能委托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对小型的乡镇企业的评估，可以委托乡镇财政所或乡镇评估小组进行评估，然后再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核，切实把好评估关。三是对于由资质不符的评估机构为改制企业所做的资产评估，原则上应由资质相符的评估机构进行重新评估。但如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法院可以承认其效力;对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确有错误的，或评估机构因过失提供的报告有重大遗漏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并由法院委托原评估机构予以补正;对于评估机构进行的不正当评估或故意提供虚假评估报告的，法院可依据当事人申请或职权委托其它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依法追究评估机构相关责任，如果因此而给当事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评估机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按约定交付标的物并严格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因此，当事人一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拒绝履行合同，而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向对方提出经济赔偿。如果买方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仍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包括全部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卖方要求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应当首先认真调查买方的财产状况和支付能力，如买方具有支付能力或有可供执行的足额担保的，应当限期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如买方不具有支付能力，且不能提供足额担保，或者买方虽有支付能力，但限期后仍不履行付款义务，卖方要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如果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卖方仍未完全履行交付(资产)义务，买方可以要求卖方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经济损失。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并据此确定双方当事人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应当注意的是，在处理此类合同纠纷，对违约行为实施救济时，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应当首先考虑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不要轻易以解除合同或赔偿损失的办法解决。这是因为：合同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承诺，是承诺就要信守，信守合同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法律上的要求。另外，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例如，卖方未履行企业重大事项告知义务，买方因此受到经济损失，就有权向卖方提出赔偿;卖方在履行合同后对原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按合同约定或有关规定仍负有不得侵权或保密的义务，否则就得负侵权赔偿责任。
四、企业产权转让后原企业遗留或遗漏债务的处理问题
原企业遗留(漏)债务的情况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评估时遗留债务，主要是对原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中应承担债务的遗留。其主要发生在核产核资时，只注重帐面审核，而没有进行调查核实，核定企业债务不细不严，如遗留应支付的货款、借款利息等;二是被转让企业注册资金不到位或开办单位抽逃注册资金所遗漏的债务;三是原企业对外提供担保的债务，有些企业由于管理不规范，对外担保很难从原企业帐面上反映出来而形成债务遗留;四是挂靠单位的债务，企业转让后，在挂靠企业无力承担时，被挂靠企业应承担连带责任;五是一些特别的企业侵权之债。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下三条原则：
（一）法制原则。凡是符合企业分立、合并、变更或者债权债务转移法律规定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确定承担债务的主体。例如，企业兼并、联合的，其遗留或遗漏的债务由兼并联合后的企业承担;企业分立的，坚持债随物(资)走的原则，按照资产的合理分流分配债务，并订立明确的债务转移协议;
（二）法人制度原则。企业的股东或出资人，应当以其在该企业的股份或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三）债务随企业资产转移的原则。对于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又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债务随企业资产转移的原则，确定承担债务的主体。
在这三条原则的前提下，处理企业改制中的债务问题，具体为：对于企业产权转让仅为企业出资人或者股东变更，原企业并不消灭的，企业产权转让前遗留或遗漏的债务，应由转让后的企业法人自行承担。企业产权全部转让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原企业法人不消灭，仅是出资人变更，则企业出售前的遗留债务，仍由该企业法人自行承担;受让方将所受让的企业整体入股与他人重新组建新的公司，原企业予以注销，企业转让前遗留(漏)的债务，应当由受让方以其在新建公司中的股权为限承担民事责任;受让方以所购企业为基础重新注册新的企业法人，企业转让前的遗留(漏)的债务，原企业予以注销的，应当由新注册的企业法人承担，原企业应当办理注销登记而没有办理的，法院应将新企业法人与老企业法人均列为被告。诉讼中法院应当责令未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办理注销手续，判令新的企业承担民事责任。
另外，对于企业转让前的债务，双方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并经债权认可的，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虽有约定但没有征得债权人同意，则转让前的遗留债务根据“债随资走”的原则，由受让方承担。如果企业转让时，转让方故意隐瞒或遗留(漏)原企业债务的，对所隐瞒或遗漏的债务应当由转让方承担。对于因注册资金不到位或主管部门、开办单位抽逃注册资金而形成遗留债务的，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原企业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其不到位资金或抽逃资金的范围内承担;对于担保债务的遗留问题，应当由转让方从转让所得中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是转让所得是政府部门接受的则由其从接受所得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或者按照债随资走的原则，由受让方从接受资产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对于一些特别侵权损害之债亦应按照“债随资走”的原则，由受让方在接受资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