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侵权责任赔偿范围是什么
侵权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因侵权而造成的他人财产、人身和精神的损专害，依法应承担属的以给付金钱或实物为内容的民事责任方式。侵权损害赔偿是一种适用非常普通、并经常出现的民事责任方式。由于其涉及的内容较为庞杂，所以我们可以说，损害赔偿又是一种法律制度，它是由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方式等各项制度构成的一个制度体系。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
⑵ 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如何界定
任何法律都有其特定的保护范围，而明确界定《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对于提高人民法院审理侵权纠纷案件的质量和水平，促使人民法院更好工作，具有重要地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侵权责任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这就说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除民事权益以外的其他权益如违约责任等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而民事权益具体包含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等”应当是开放的，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权益，其他民事权益也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比如死者名誉、胎儿人格利益等。由于民事权益种类繁多，立法中难以全部列举，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地出现新的民事权益，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被《侵权责任法》保护，因此，法律所不禁止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也应当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
因此，我们应当把握的是，民事权益的范围它包括民事权利、也包括民事合法利益，即权益既包括有名的权也包括无名的益，它们都是《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现代侵权法保护的其他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名称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可见，我国法律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名称权的，虽然《侵权责任法》未明确列举名称权，但其应当属于“等”人身权益的一种，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
2.死者人格利益和胎儿的利益。在民法上，活着的人才可能享有人格权，自然人死亡之后，其权利能力丧失，已不可能再享有民事权利。但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死者近亲属的个人利益，在自然人死亡以后，法律仍需要对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此时，死者的名誉、姓名以及肖像等不再体现为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法益。同理，胎儿的人格权益也要受保护。比如侵权母亲的健康权，导致胎儿受损害，胎儿在出生后也有权要求赔偿。
3.占有。我国理论通说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从现实生活来看，许多占有的状态尽管还没有形成权利，但基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法律有必要对这些占有状态进行保护。如拾得遗失物、漂流物等，依据法律规定，占有人应及时返还失主或上缴国家，而不能据为己有，占有人也不能因其占有而获得占有权，并长期占有这些物。而且，占有一旦形成，便应当受法律保护。如果上述占有人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凭借暴力从占有人手中侵夺其占有物，则社会经济秩序将遭受严重破坏，法律秩序也将荡然无存。
4.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属于专利权之外的合法利益，如果行为人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受害人可以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5.纯粹经济损失。所谓“纯粹经济损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权利，但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和有形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上的损失。纯粹经济损失是金钱利益上的损失，它不涉及精神上的损害。该损失可以金钱数额进行量化，但由于其涉及范围的不确定，在损失的计算上也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应当尽量限制其保护范围。根据发生形态的不同，可将其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致损，即行为人对受害人造成的同时，也间接地对第三人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二是失去使用价值的损失。三是不实表示造成的损害，等等。就各国立法及判例学说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规范趋向，即对纯粹财产上利益的侵害出于故意时，或者以故意背于善良风俗为要件，才应成立侵权行为。之所以如此不是在于惩罚，而是鉴于加害人明知而为之，责任范围可得预见，自不应免于赔偿责任。
6.债权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
合同债权也是一种民事权益，但它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侵权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的规定不涉及合同债权问题，因此债权不受侵权责任法调整，而是由合同法调整。
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受本法调整，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我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应当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本条第二款列举了部分民事权益，最后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这可以涵盖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一方面法律上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应当予以否定，且债权人由于第三人行为而受损害，亦理应得以救济，而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在合同法领域因受债的相对性原则束缚而不能受合同责任调整；另一方面，由于债权的存在缺乏社会公示性，债权受害往往不具有直接性，若凡侵害债权均成立侵权行为，则行为人动辄得咎，社会经济活动及竞争秩序实难维持。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理由，第三人侵害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第三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被侵害的债权系合法债权、行为人系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的行为违反法律、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权人债权损害、第三人存在侵害债权的故意、第三人的侵害行为和债权人的债权受损害的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租赁、借用车辆出现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度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赔偿，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盗抢的车辆在机动车被盗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如果已报案，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由肇事方承担赔偿责任；未报案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车辆不应认定为“被盗”。其理由是：其一，从字面上理解，“盗窃”是一个法律术语，应经专门机关予以认定，与“丢失”有区别。其二，机动车辆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运输工具，国家对机动车辆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其取得、转让都必须依法进行登记。被告所有的车辆丢失后，应预料到丢失的机动车辆有可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其行为放任了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而且使盗窃者、抢夺者、抢劫者逍遥法外，受害人无法确认“肇事人”，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对受害者显失公平。因此，车辆丢失后，应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经公安机关备案确认，这才符合国家对机动车辆管理制度的规定。所有人在车辆丢失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不符合侵权责任法中“盗窃、抢劫、抢夺的机动车”的概念，无免责事由，应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可在赔偿范围内向盗抢人人追偿。
挂靠车辆致人损害的，被挂靠单位与挂靠车辆所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不管是否收取了管理费，是否具有过错，承担责任的范围是全部赔偿责任，不是补充赔偿责任。
⑶ 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如何界定
任何法律都有其特定的保护范围，而明确界定《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对于提高人民法院审理侵权纠纷案件的质量和水平，促使人民法院更好工作，具有重要地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侵权责任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这就说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除民事权益以外的其他权益如违约责任等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而民事权益具体包含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等”应当是开放的，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权益，其他民事权益也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比如死者名誉、胎儿人格利益等。由于民事权益种类繁多，立法中难以全部列举，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地出现新的民事权益，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被《侵权责任法》保护，因此，法律所不禁止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也应当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 因此，我们应当把握的是，民事权益的范围它包括民事权利、也包括民事合法利益，即权益既包括有名的权也包括无名的益，它们都是《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现代侵权法保护的其他合法权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名称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可见，我国法律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名称权的，虽然《侵权责任法》未明确列举名称权，但其应当属于“等”人身权益的一种，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 2.死者人格利益和胎儿的利益。在民法上，活着的人才可能享有人格权，自然人死亡之后，其权利能力丧失，已不可能再享有民事权利。但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死者近亲属的个人利益，在自然人死亡以后，法律仍需要对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此时，死者的名誉、姓名以及肖像等不再体现为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法益。同理，胎儿的人格权益也要受保护。比如侵权母亲的健康权，导致胎儿受损害，胎儿在出生后也有权要求赔偿。 3.占有。我国理论通说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从现实生活来看，许多占有的状态尽管还没有形成权利，但基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法律有必要对这些占有状态进行保护。如拾得遗失物、漂流物等，依据法律规定，占有人应及时返还失主或上缴国家，而不能据为己有，占有人也不能因其占有而获得占有权，并长期占有这些物。而且，占有一旦形成，便应当受法律保护。如果上述占有人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凭借暴力从占有人手中侵夺其占有物，则社会经济秩序将遭受严重破坏，法律秩序也将荡然无存。 4.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属于专利权之外的合法利益，如果行为人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受害人可以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5.纯粹经济损失。所谓“纯粹经济损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权利，但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和有形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上的损失。纯粹经济损失是金钱利益上的损失，它不涉及精神上的损害。该损失可以金钱数额进行量化，但由于其涉及范围的不确定，在损失的计算上也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应当尽量限制其保护范围。根据发生形态的不同，可将其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致损，即行为人对受害人造成的同时，也间接地对第三人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二是失去使用价值的损失。三是不实表示造成的损害，等等。就各国立法及判例学说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规范趋向，即对纯粹财产上利益的侵害出于故意时，或者以故意背于善良风俗为要件，才应成立侵权行为。之所以如此不是在于惩罚，而是鉴于加害人明知而为之，责任范围可得预见，自不应免于赔偿责任。 6.债权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 合同债权也是一种民事权益，但它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侵权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的规定不涉及合同债权问题，因此债权不受侵权责任法调整，而是由合同法调整。 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受本法调整，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我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应当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本条第二款列举了部分民事权益，最后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这可以涵盖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一方面法律上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应当予以否定，且债权人由于第三人行为而受损害，亦理应得以救济，而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在合同法领域因受债的相对性原则束缚而不能受合同责任调整；另一方面，由于债权的存在缺乏社会公示性，债权受害往往不具有直接性，若凡侵害债权均成立侵权行为，则行为人动辄得咎，社会经济活动及竞争秩序实难维持。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理由，第三人侵害债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第三人实施了侵害行为、被侵害的债权系合法债权、行为人系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的行为违反法律、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权人债权损害、第三人存在侵害债权的故意、第三人的侵害行为和债权人的债权受损害的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租赁、借用车辆出现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度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赔偿，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盗抢的车辆在机动车被盗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如果已报案，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由肇事方承担赔偿责任；未报案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车辆不应认定为“被盗”。其理由是：其一，从字面上理解，“盗窃”是一个法律术语，应经专门机关予以认定，与“丢失”有区别。其二，机动车辆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运输工具，国家对机动车辆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其取得、转让都必须依法进行登记。被告所有的车辆丢失后，应预料到丢失的机动车辆有可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其行为放任了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而且使盗窃者、抢夺者、抢劫者逍遥法外，受害人无法确认“肇事人”，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对受害者显失公平。因此，车辆丢失后，应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经公安机关备案确认，这才符合国家对机动车辆管理制度的规定。所有人在车辆丢失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不符合侵权责任法中“盗窃、抢劫、抢夺的机动车”的概念，无免责事由，应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可在赔偿范围内向盗抢人人追偿。 挂靠车辆致人损害的，被挂靠单位与挂靠车辆所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不管是否收取了管理费，是否具有过错，承担责任的范围是全部赔偿责任，不是补充赔偿责任。
⑷ 《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哪些
您好！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其适用范围。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内害民事权益，容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如能提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⑸ 侵权责任法适用范围理解
我国的法律原则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不适用实施之前的行为。
但你这个需要明确一个法律问专题就是是否是持续侵权行为，如果是连续侵权行为，连续的期间达到了2010年7月1日那就要适用侵权责任法。
举例说明：一个工厂2009年4月向外排放有毒液体造成周围居民损害直至2010年7月1日才停止排放那么这就要适用侵权责任法。但属在2010年6月30日停止排放就不适用侵权责任法。这与法院什么时候立案无关。主要看你侵权行为的时间。
⑹ 如何判断侵权责任是否成立
一违法性判断标准
关于违法性的判断标准,有结果不法与行为不法说。二者在寻求救济的过程中侧重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导致规范效果上存在差异。
结果不法说认为,导致权利侵害结果的侵权行为自然构成违法,以权利侵害作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仅在侵害行为存在阻却事由时,才不适用该项标准。（4）此说认为损害结果与违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果可以视为行为的一部分。然而,结果不法说在面对日益增多的纯粹间接侵害时,由于结果已不在行为过程的直接范围内,除非法律明文规定行为人对间接侵害行为应负责,否则难以合理解释间接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即使判断违法性的重点落在绝对法益遭受损害的消极结果(第一次现实损害结果)上,但最后还是归咎为导致该结果的行为,认定其具有违法性, （5）这样就将导致违法性判断过度泛滥。
行为不法说认为,一个行为不能仅因其有引发侵害他人绝对法益的消极结果,即推定为具有“违法性”,除了侵害绝对法益的消极结果外,还应顾及致损行为本身。（6）换言之,判断有无违法性,除了结果的衡量外,还须更深入积极地探究该行为有无违反社会生活上的一般注意义务。依据行为不法论,故意侵权行为可直接认定其违法性,而过失侵权则还应以行为义务违反作为违法性的判断条件。即如果行为并不违反一般注意义务,尽管该行为与侵害绝对法益的消极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因该行为具有“社会正当性”,因此应肯定行为的合法性。行为不法论一方面可避免违法性认定泛滥,导致社会活动自由受到过度妨碍;另一方面,则借由是否违反一般注意义务,赋予法官依社会发展和具体情况作出从事社会活动者应特别履行的注意义务的类型和标准,赋予特定的社会类群较高的注意标准,一旦行为人被认定属于应负一般注意义务的特殊群体,除非行为人能反证其并未违反该注意义务,否则就毋庸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而直接进入有责性阶段的检验。此种做法较传统做法更具有弹性,并能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产生的侵权行为。
不过,这种行为不法论在逻辑上却存在缺陷:探讨行为有无违法性时,区分故意和过失侵权类型,认为故意侵害他人绝对法益的行为即具有违法性,将故意这个归责要素提到违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断,明显地已动摇了前述成立损害赔偿责任的逻辑结构。由于存在以上弊端,学者提出了相对化的行为不法论,即在认定一个行为是否违法时,不是先进行故意与过失的检测,而是在探究法规目的的基础上,将仅落在法规所欲规范目的范围内的行为义务违反认定为违法,从而克服了将有责性判断前置的弊端。（7）在“法规目的说”的帮助下,违法 性出现了“相对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规则保护目的范围内,该规则才能成为行为义务的基础,违反该行为义务,才具有违法性。而行为义务的基础是为了达成某种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为人必须作为或不作为的规定。以“行为义务”为基础制定的法律规范,其判断违法性的出发点不仅是行为人,还包括法律秩序。违法性的“相对化”揭示出违法性本质上是对法律规范所定行为义务的反动,是法律规范对于行为的消极评价。以相对化的行为不法为内容的违法性在西班牙等国的民法典中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内容。这一思想,在意大利民法、荷兰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8）
结果不法说与行为不法说的争论关系到侵权法的体系与思考方法。（9）传统的违法性将目光集中在绝对法益的保护,但它既起不到权利控制和筛选的作用,也不能因应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得新兴权益因没有法律根据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济。因此,不妨以权益侵害为主体、辅之以行为义务的违法,构架合理的法益保护机制。相对化的行为违法论通过行为义务与法规目的两翼,以行为人是否违反行为义务作为违法性有无的主体标准,有效克服了传统违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违法性判断标准之后,可轻松反驳否定论者的第一和第二点理由。关于违法性标准过于模糊的观点,通过上述的论述,笔者深信学界将有必要重新检视。当然,社会科学不可能达到如自然科学般精确;况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则、规则也不在少数,如何单独苛求违法性,值得反思。至于学者提出的第二点否定理由,即对于因合法行为或者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加害人不承担责任的问题,可理解为因其没有违反行为义务,故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违法性”与“过错”之关系
违法性概念源于罗马法,经过德国普通法时期的发展,现已成为侵权行为归责要件的组成部分。在阿奎利亚法中,它意味着故意或过失的“有责的行为”,包含了现代意义下的违法性以及有责性,并将二者混同于“iniuria”的概念中。在罗马法上要将过错与不法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而又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发表《罗马私法中的责任要素》一文之前,违法论融合了客观不法(即权利侵害的外观)及主观不法(即对行为人的非难,可称之为“完全的违法性”) ,和今天通说所采“客观的违法性”,即将违法性与有责性看成相对立的态度截然不同。耶林认为,在权利侵害这种客观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还需要加上主观责任要素才能产生主观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将过错概念从“完全的违法性”中抽出,使它独立成为法律效果要件。从此,“权利侵害=客观违法性”的公式,与作为法律效果且强调个人意思责任的“有责任”(过错)开始区分,并成为民法学界的通说。
过错观念也源于罗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义务为标准的。其注意指行为的“外的注意”,并没有将关系到责任能力有无的个人“内的注意”因素考虑在内,可见当时仍未发展出主观过失的概念。耶林以后的过失论,在违法性与有责性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在有责性中强调行为人的意思责任,使得过失的内容逐步走向主观化,重视行为人“内的注意”的违反。但后来因温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种职业、性别、年龄、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断标准取代狭义的个人判断标准,此种客观化的过失判断标准成为德国民法的通说。后来,乌戈尔(Ung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为判断有无过失的标准,确立了客观过失论,并被当时德国民法学界奉为至理。自此,客观化的过失概念作为有责性要素,与客观的违法性概念仿佛又回到了罗马法时代的起点,客观化的过错与结果的违法性纠缠在一起,开启了违法性与过错关系长期争论的序幕。
但在现代大陆侵权法中,过错与不法依然存在区别。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中二者界分至为明显,在法国和日本侵权法上二者也存在差异。在法国法上,赔偿义务的产生取决于被告的过错( faute) ,法国民法不但没有使用违法性的词语,而且认为因为使用违法性会误导人们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视为是“绝对不正确的”权利侵犯或者法律违反就没有过错,从而无需就此负责。不过,即使在现代法国法也区分过错的客观成分与主观成分,其中客观成分是指对法所认可的行为标准,主观成分是加害人的可归责性。（10）因此,所谓法国侵权法中过错包括不法的流行说法,实质上不过是在过错的范畴内,通过客观的行为标准的违反(即违法性)来判断主观的可归责性。换言之,在判断原理上,将过错的标准与违法性的判断,实质地加以混同,违法即为有过失。（11）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有行为人主观状态难以确定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违法性与可归责性功能不同。因为归责不仅仅考虑被违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时私法还要为行为人预留一定的空间,以适应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况的需要。此外,还应照顾主观心态的不同在私法体系上可归责性的差异。读者在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国法一直保持在过错的单行线上,而没有将过错与违法性分离呢? 这是因为法国民法长期贯彻过错责任的一元化归责原则,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不得不使过错概念客观化和扩大化, 以至于将“违法视为过失”。但随着法国法无生物上危险责任的确立,维持这样一个广泛的、富有侵略性过错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为了维护法律的逻辑结构, 将过错维持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呼声渐起,（12）以便为违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间。由此可见,法国侵权法中只是将二者在过错的范畴内分别加以界定,并非否认违法性的客观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条中没有违法性的规定,但判例通过云右门事件到大学汤事件的发展,学说也从权利侵害转移到为违法性要件,从而肯定了其法律价值。日本有学者认为,作为从被侵害利益的侧面到侵权行为责任的成立划定界限的概念,违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层面而言,虽现代侵权法中的过错所要求的注意义务与违法性概念下的行为义务内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具体而言,过失的成立,除了同一义务的违反外,还需要作一番考察:即与行为人处在同一具体情况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与行为人处在相同具体情况下,或者按照行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来判断该义务是否客观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违法性则完全采取抽象客观的标准,完全不顾及行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观状态,而从社会发展水平、人们对法制环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规范目的等角度确立违法性有无,并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获得其正当性,使得侵权法具有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违法性与过错虽然存在着密切联系,但二者却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并担负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前者从社会法律秩序角度设定一个行为 的容许限度,后者则依据一般人的行为状态决定是否具备可责性。认为过错包括不法的观点,无异于将创建社会法律秩序的任务委身于当事人的“过错”之中,实为过错概念所难以承受之重。
三违法性要件与立法体例
依相对化的行为不法把握违法性判断,并依此判断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对于一般条款立法例和列举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立法体例的选择对于违法性要件取舍并无实质的影响。
在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下,违法性判断依然有作用的空间。首先,一般条款的体系功能在于构筑请求权基础,而侵权行为的成立与责任的承担,依然需要规定下位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冲突。其次,一般条款立法体例中依然需要违法性要件对权利、法律规定义务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达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的精致平衡。具体而言,在过错责任条件下,如果缺乏违法性要件对侵权行为的保护范围与保护水平加以调整,只要发生损害结果,同时存在过错与因果关系而侵权行为即告成立的话,则其范围和打击面难免扩大,使人动辄得咎,社会自由受到限制。在无过失责任中,其构成除了事实上的合致性外,则无主观与客观条件加以规制,对利益的保护未免过于笼统;妥当的做法是,只有当该利益被无人过问属于违法时,才能适用无过失责任。第三,一般条款立法例中依然会存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况,需要通过违法性的“开放的特征”予以周到的保护。例如,对于非成文法上的作为与不作为,仅仅通过过错恐怕难以解决问题,还应该运用违法性判断予以协助。从比较法上看,新近采纳一般条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兰民法典》、《希腊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规定了违法性。
在列举式的立法例中,违法性主要的功能在于弥补列举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对化的行为不法论引发侵权法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即摒弃了对权利层面的把握,而通过对行为义务的违反,使得侵权法作为民法的生长点能够因应社会的迅猛发展。相对化的行为违法性不仅在思维方式具有革新意义,对于传统的列举式立法例也具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众所周知,列举式的通病在于不能穷尽,而违法性要件却有弥补列举式不周延的机能。具体而言,在列举式的立法体例中,受法律保护者通常为有权利外观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丰富多彩,具有权利外观的法益毕竟为少数,为了保护诸多新兴的法益,采用列举式的立法体例中除了采纳规则确定具体权利外,还通过相应的原则加以弥补规则权利的有限性。这样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则权利毕竟是不可操作的,于是法院不惜通过判例确立“一般人格权”、“营业权”等框架权,以提供对此类法益的充分保护。但走这条道路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将诸如“营业权”等所保护的类似“纯粹经济上利益损害”皆界定为权利,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则权利经过无数的判例才能确立为框架权,为司法活动带来了不确定性。若采纳违法性,则其弹性机制能够依据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护权利、法益和社会一般安全。因此,在列举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采纳违法性要件。
综上,违法性要件能依据社会法制发展水平而不断调整行为人的行为,从而能维系社会发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准。相对化的行为违法论构成虽因其过于宽泛和模糊的特征遭学者诟病,但它体现了法律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一方面能够在受害人的救济与加害人行为自由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另一方面又为法官依据个案情势,赋予社会活动者特别履行的注意义务预留了空间,能适应社会迅猛发展。因此,违法性要件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为建立我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侵权法体系所不可或缺。
⑺ 侵权行为侵犯的权利范围
具体要看是哪方面侵权，例如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然而目前，据相关统计显示，司法实践中采用“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方法确定赔偿额的微乎其微，采用许可费合理倍数的也是很少，绝大多数专利侵权案件都是使用酌定赔偿来确定赔偿额的。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酌定赔偿是指，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具体案件的因素并在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范围酌情予以确定赔偿额的制度。 当然，有损害就应该有救济，虽然原告未能举证实际损失、侵权获利、不存在或是专利许可合同或是许可使用费不合理时，法官将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损害赔偿额确定，法官在酌定赔偿额案件中自由裁量的基础是原告提供其损失的间接证据。 法院依法酌定赔偿额时，需要依据案件的相关事实。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通常会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被侵权专利的类型，发明和实用新型因比外观设计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此法院对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损害赔偿要高于外观设计专利； （2）涉案专利的创造性，专利权人开发专利的投入； （3）被控侵权产品的市场价值； （4）侵权人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涉及范围、侵权情节、手段以及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 （5）权利人在进行侵权诉讼时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费、咨询费等。 综上，对于专利侵权案件，依据具体案件的相关事实，原告在提出诉讼主张请求法院酌定赔偿时，结合法院通常考量的因素，需要尽可能提供索赔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
⑻ 《侵权责任法》第89条所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包括哪些范围
《侵权抄责任法》第袭89条规定：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主要包括二类人：
一、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的单位或者个人。
既包括在公共道路上主动堆放、倾倒、抛撒物品的人，如故意将油污泼排于道路路面的人；也包括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导致物品遗撒于公共道路妨碍通行的单位或者个人，如建筑公司车辆运输建筑垃圾时，将建筑废料散落到公路上，如果造成损害后果，建筑公司就是赔偿义务人。
二、对公共道路负有管理、维护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为了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畅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共道路的管理、维护者应当及时发现妨碍道路通行的情况并采取合理维护、养护等处置措施，如因其疏于管理，未及时发现和处置公共道路上的妨碍通行物，导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⑼ 侵权责任法确定的归责原则有哪些
归责原则构建了侵权类型，即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严格责任类型。
归责原则对应着侵权责任的基本分类。三种归责原则对应了各种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它们在构成要件、免责事由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过错责任、过错推定和严格责任对行为人所强加的责任是有区别的，就行为人来说，严格责任最重，过错推定次之，过错责任最轻。对受害人的保护也不相同,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在责任的选择上应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责任。
现代侵权法出现了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相结合的模式，适应此种发展趋势，我国《侵权责任法》采取了“一般条款+类型化”的模式。所谓一般条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成为一切侵权请求权之基础的法律规范。所谓类型化，是指在一般条款之外就具体的侵权行为类型作出规定。《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在法律上确立了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
归责原则确定了不同的责任构成要件。例如，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三要件或者四要件，严格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能按照一般的责任构成要件来确立。
归责原则还确定了不同的减轻和免责事由。就一般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而言，其需要符合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构成要件，就不构成侵权责任。如果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如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行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既可能表明行为没有过错，也可能表明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也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不成立。因此，法律规定的上述免责事由，都可以成为一般侵权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但是，在特殊侵权责任中，需要具备特殊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免责事由才能减轻或免除责任。
侵权责任形态
侵权责任形态是指确定侵权责任在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形式。由于承担侵权责任主体的复杂性，责任形态既有单独责任，又有多数人责任。在多数人责任中，又包括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按份责任等。
(一)连带责任
所谓数人侵权中的连带责任，是指数个侵权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以聚合的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人，依法应当向被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不因加害人内部的约定而改变。加害人之间基于共同协议免除某个或某些行为人的责任，对受害人不产生效力，也不影响连带责任的适用。
我国侵权法在数人侵权行为的规则上非常有中国特色。
首先，《侵权责任法》从“共同”这两个字上区分了共同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第8条的“共同”应当理解为主观的共同联系。
其次，关于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是指数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都有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的可能，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但不知数人中何人造成实际的损害。我国《侵权责任法》修改了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抗辩事由方面，以确定具体侵权人为抗辩事由。
第三，吸取欧洲私法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最新经验，第11条规定了累积的因果关系(也有学者译为并存原因、原因力竞合等)。这就在法律上规定了以累积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它是指数个行为人分别实施致害行为，各个行为均足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
(二)按份责任
按份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各自按照一定的份额对债权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情况下，行为人对外也可能承担按份责任。《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了部分的因果关系，又称共同的因果关系，指数人实施分别侵害他人的行为，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由加害人分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在不能够确定实际加害人或加害人不能够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由补充责任人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责任形态。补充责任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补充责任具有次位性。在补充责任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发生了分离，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可能使行为人之外的人承担责任，责任主体不一定是直接的行为人。补充责任是一种第二顺序的责任。第二，补充责任具有从属性。第三，补充责任大多是一种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相应的责任
所谓相应的责任，是指根据补充责任人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承担的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多个条款中，规定了“相应”的责任。第一，相应责任一般是对外责任，即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第二，相应的责任也可能是对外应负的责任份额。第三，相应的责任常常是对补充责任的限定。
相应的补充责任，首先应当确定相应的份额，如果需补充范围超过相应份额的，以相应份额为准;其次，如果需要补充范围小于相应份额的，以实际需要补充的份额为准;再次，需要确定在补充责任的范围内，应当承担多大的相应责任。
(五)补偿责任
所谓补偿责任，通常是指在侵权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基于公平依法由其向受害人承担的适当的补偿责任。所谓公平责任，就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等因素，由双方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补偿责任主要特点在于：第一，补偿责任主要是一种公平责任。第二，补偿责任的责任范围是有限制的。第三，补偿责任主要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六)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基于不同的原因而依法对同一被侵权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某一责任人在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终局责任人要求全部追偿。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43条“关于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连带责任”、第59条“关于医疗领域产品责任的连带责任”、第68条“关于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责任”、第83条“关于第三人过错造成动物致害的责任”等四个条文中规定了不真正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