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日本侵权行为法

『壹』 在线等啊 结合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现状，评析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论述）

我国对于驰名商标的特殊法律保护：

我国于1985年加入《巴黎公约》后，直到1993年修订的《商标法》及其细则才涉及驰名商标的保护，细则中首先使用了“为公众所熟知的商标”这样的术语，并明确规定禁止以不当手段将此类商标抢先注册。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发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并与1998年修订后重新发布。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我国在修订《商标法》时根据《巴黎公约》、TRIPS协定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保护驰名商标的内容。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
《商标法》第13条根据该驰名商标是否已在我国注册为区分依据，规定了对于驰名商标提供的不同的保护方式。
（一）对未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
未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包括两类，一是在其他国家已获得注册但未在中国获得注册的，二是既未在我国注册也未在其他国家获得注册的。虽未在我国注册，但因为驰名商标具有多于普通商标的特殊属性，所以仍然能获得我国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措施如下：
1、禁止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非法注册和使用
商标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就相同或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该条的适用对象是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此外，还需要存在以下条件：
①法律禁止的行为包括申请注册或使用、实施复制、摹仿或者翻译的行为；
②申请注册的商标使用的范围与他人驰名商标使用的范围相同或类似；
③必须在客观上造成了“容易导致混淆”的后果。
该款规定的核心就是为了防止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的未注册驰名商标产生混淆。
2、注册时可获得特殊保护
我国《商标法》第11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缺乏显著特征的。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可见，普通商标的注册注册要受到诸多的限制，而对于驰名商标由于其本身已具备显著特征，可弥补显著性的不足，所以法律在这点上一般放宽了其注册标准。例如，20世纪80年批准境外的“维他命”商标用于豆奶制品的注册申请。
3、赋予商标权人以撤销权
《商标法》第31条特别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受到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根据规定，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权人还有权禁止他人的非法抢注，申请撤销该注册。美国《必胜客公司》商标“Pizza Hut”和香港城雄有限公司的商标：“SHER WOOD”在我国被他人抢注，商标局应他们的申请，认定这些商标的驰名性质给予特殊保护，据此撤销了相关的注册商标。
（二）对已在我国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
1、给予跨类保护
或称扩大保护，即将公司已获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展到不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上。《商标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这是我国商标法对驰名商标进行扩大保护的法律规定，应注意其条件：
①跨类保护的对象只能是在我国已获得注册的驰名商标；
②跨类保护所针对的不法行为时：在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上非法注册或使用；
③必须在客观上“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是否包含了所有领域，现行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各国对于此种保护是否应有限定也存在不同的规定。我国商标局在解释其中“足以造成误认”时，认为它是指会造成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产生当事人与商标注册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错误认识。 从立法本意来讲，对跨类保护应有所限制，适度保护，应以足以引起消费者对商品的提供者和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或产生某种联想为判断依据，不能含盖所有的领域。同时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根据个案情况，考虑商标的知名度、商标的显著性的大小、强弱和被控侵权行为的误导性等因素在案件中作出合理判断，不能将驰名商标变成无原则的全类保护。例如，1998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定东京近郊的夏奈尔（Chanel）小酒吧侵犯了夏奈尔集团的利益，该案可能是最高法院在原被告营业性质不同的情况下认定给予跨类保护的第一案例。最高法院认为，尽管被告的经营内容、种类、规模与原告的经营不同，但鉴于原告商标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原告所属的服装企业也有多元化经营的趋势，被告所用原告的标志，可能会使一般的消费者造成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紧密的经营上的关系或者同属于一个集团的误解，据此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正当利益。
2、赋予权利人以撤销权
行为人违反《商标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局应不予注册，一旦注册的，驰名商标权人享有撤销权，对于属于恶意注册的，还享有无限撤销权。（参照上文所论述。）
3、联合注册制度和防御注册制度
《商标法》中规定了有关联合注册制度和防御注册制度。与普通商标相同，驰名商标当然的享有对于普通商标的保护。
4、对其他领域里的淡化行为进行限制
主要是驰名商标与企业名称、产品的名称和装潢、域名之间产生的冲突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体现了扩大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精神。

『贰』 简述罗马法的主要内容，评价它的作用、影响及利弊得失

罗马法，一般泛指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它既包括自罗马国家产生至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元老院的告示，成文法和一些习惯法在内。也包括公元7世纪中叶以前东罗马帝国的法律。

主要内容一）人法
人法是对在法律上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的人的规定。
1.自然人。包括两种：
（1）生物学上的人（包括奴隶在内）；
（2）法律上的人，指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奴隶不具有法律人格，被视为权利客体）。罗马法上的人格由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三种身份权构成。三种身份权全部或部分丧失叫“人格减等”。罗马法规定，只有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享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2.法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人概念和术语，但有初步的法人制度。
（1）法人的种类：
①社团法人，即以自然人的集合为成立的基础，如宗教团体。
②财团法人，即以财产为其成立的基础，如慈善基金。
（2）法人设立的条件：
①物质基础；
②最低法定人数（3人以上），一定数额的财产（多少没有严格规定）；
③须经过元老院的批准或皇帝的特许。
3.家庭法
（1）实行一夫一妻的家长制家庭制度；
（2）家或家族是指在家父权下支配的一切人和物的总和（家父、妻、子女、奴隶、土地）。家的特点是以家父权为基础（共和国后期，家父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
（3）婚姻有两种：“有夫权婚姻”、“无夫权婚姻”。
（二）物法
物法是罗马法的主体和核心，由物权、继承和债三部分构成。
1.物权
（1）物：除自由人以外存在于自然界的、对人有用的一切东西。它包括：
①有形物体和具有金钱价值的东西；
②无形体的法律关系和权利。
（2）物的分类：要式转移物，略式转移物；有体物，无体物；动产，不动产；主物，从物；特定物，非特定物；有主物，无主物；原物，孳息等。
（3）物权：权利人可以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权利（其范围和种类皆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创设），其中所有权为自物权，其他的为他物权。
（4）物权的种类：所有权；役权（地役权、人役权）；地上权；永佃权；担保物权（质权、抵押权）。
2.继承
（1）分类：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
（2）原则：早期：“概括继承”；后来：“限定继承”。
（3）关于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以及遗嘱继承的方式等问题，罗马法上均有较完备的规定。
3.债
（1）债的发生原因包括：
①合法原因，即由双方当事人因订立行为而引起的债；
②违法原因，即由侵权行为而引起的债，称之为私犯；
③准契约和准私犯。
（2）债的分类（根据债的标的和标的物的不同）：特定债和种类债；可分债和不可分债；单一债和选择债；法定债和自然债。
（3）罗马法还对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转移、债的消灭作了详细规定。
（三）诉讼法
1.公诉：对直接损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理。
2.私诉：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私人利益案件的审理，它是保护私权的法律手段，相当于后世的民事诉讼。
3.诉讼程序：先后呈现法定诉讼、程式诉讼、特别诉讼三种形态。
影响罗马法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罗马法中所蕴涵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法律观念，具有超越时间，地域与民族的永恒价值。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影响更为直接。正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亦称为罗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罗马私法体系。
罗马法的有关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鉴与发展。《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就是对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如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继承了《法学阶梯》的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例；而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则是以《学说汇纂》为蓝本的，形成了总则、债法、物法、亲属法、继承法。法、德两国的民法体系，又为瑞士、意大利、丹麦、日本等众多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加以仿效。
●2.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如公民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不告不理”、一审终审原则等，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陪审制度、律师制度等。
●3.罗马法的立法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它所确定的概念、术语，措词确切，结构严谨，立论清晰，言简意赅，学理精深。

『叁』 什么叫做“举证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一） 王利明

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及科技进步，各种事故损害赔偿、公害责任急剧发展，新型危险事项日益增多，使受害人在诉讼中经常遇到举证的困难。因为危险事故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技术性强，且在发生过程中受害人常常处于无证据状态，而行为人又常常处于持有或垄断案件主要证据的地位。在此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的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确实不能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充分的救济。因此在证据法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作用逐渐扩张，适用范围越来越宽泛。而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不仅关系到诉讼中权利实现的问题，更关系到实体权利的实现，不论在证据法上还是实体法中均有重要的意义。王利明教授的文章涉及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特征、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对司法解释的评述等四个方面，本版将分四次连载，敬请关注。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所谓举证责任，学者定义不一，被认为是民事诉讼领域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之一。英美法学者把举证责任分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德、日等大陆法系学者将举证责任分为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的举证责任）与客观的举证责任（实质的举证责任）。学者大都认为，英美法与大陆法的这种双重区分具有相似的意义。前者一般指当事人根据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在诉讼中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者亦称证明责任、确认责任，指当事人在提供证据以后，如果没有使法官对要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就要承担的败诉的不利后果。（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理论界争论很大。一些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从表面上理解是原来由对方（或己方）举证，倒置由己方（或对方）举证，举证责任的主体发生了对换。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以正置为前提，但何为正置呢？因此仍应该认为这是正常的举证责任分配。我国理论界尚未就正置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自然无从“倒置”。（参见张卫平：《证明责任倒置辨析》，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8期；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这种观点从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点出发，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也并无不可。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因此，所谓“正置”就是指“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正是相对于这一“正置”原则而提出的，是与“谁主张谁举证”相对应的概念，二者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作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解释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第四条、第七条则作为例外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这些都是针对一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设立的例外规定。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约定俗成，已成通说，如果因为概念之争贸然否定，则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举证责任倒置的特点表现在：
（一）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主张的一方或称为积极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过错或因果关系等问题）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反对的一方负担举证责任。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举证责任的转换，即在诉讼的审理进行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本证对要件事实予以证明后，相对方基于使该项证明发生动摇的必要性所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举证责任的转换一般是指在具体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而不涉及抽象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一方提出请求，另一方提出抗辩，双方都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负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举证过程中由于这种请求或者抗辩，使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依次转换，这种情况便属于举证责任的转换。亦即，举证责任的转换，是提出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间来回转移的情形。按照大陆法系的说法，叫做主观的举证责任的转换，客观的举证责任不发生转换的问题。发生举证责任转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事诉讼的特点与性质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有别于刑事诉讼，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当事人间的真实诉讼义务与诉讼促进义务要求当事人对他方的主张与抗辩，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主张或抗辩。这就决定了提出证据的责任，随着主张与抗辩的提出，必须在当事人间转换。
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实务中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原告才有举证的责任，而被告不负有任何举证的责任。这一观点显然是不对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实际上是指谁提出主张或者抗辩，谁就应当对此主张或抗辩的事实的存在进行举证。具体包括：第一，一方如果向另一方提出请求应当就此进行举证，举证证明的对象，应当是请求权存在的基础事实。在个案中，反诉请求也属于此种请求，皆为本证，都须提出证据证明。由于反诉与本诉是基于同一诉讼主体间相同或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发生，有时还以同一事实为根据，且反诉的请求具有独立性、对抗性、消灭性，这就使反诉与抗辩常常发生混淆。有时，反诉是广义抗辩的内容之一，如原告起诉被告欠款不还，被告主张债务抵销。二者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反诉可以独立成诉，而抗辩则不能独立成诉，它只能依附于某一诉讼中。在具体诉讼中，如果当事人一方仅仅是否认对方的请求，则属于抗辩而不属于反诉。否认，只是加重了被否认方举证的责任，否认者并不承担任何举证的责任。但是否认中，如果存在有支持否认的事实主张，对此否认所依据的事实，否认人应当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如原告主张被告欠钱一万元不还，被告说绝无此事，这就是否认，他不承担任何举证的责任。但是，如果被告在否认的同时，又说这个钱早已还了，对此还钱的事实，则要承担举证的责任。第二，一方提出主张以后，另一方对该主张进行抗辩，应当就此承担举证的责任。在实体法中，抗辩的事由或类型很多，如在合同诉讼中有债务不存在的抗辩、时效已过的抗辩等。例如，在个案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不动产使用权，诉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被告却主张房子是自己的。在该诉讼中，原告须对侵权行为发生的事实以及损害后果存在的事实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被告须对房子属于自己的事实以及被告对该房子没有使用权的事实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
举证责任转换并没有免除任何一方举证的责任，它仍然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的体现，它所转换的只是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责任，即主观的举证责任，而且该提出证据的责任，随着诉讼的进行，经常是在当事人间来回转换。而举证责任倒置则突破了“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它免除了提出主张的一方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所应负担的举证责任，而将此种负担置于反对的一方身上，所以，它是法定的基本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因此称为“倒置”。
（二）在举证责任倒置中，反对的一方应当就某种事由的存在或不存在负担举证责任。
民事责任特别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这些要件事实的存在也构成了决定原告是否胜诉的关键。但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原告不必要就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否都负担举证责任，而应当由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指证明责任依据法律的规定发生特定分配的现象，同时还意味着反对一方所证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作出严格的限定，即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反对的一方究竟应该反证证明什么，必须要由法律规定。通常，由被告方证明的事实是由实体法加以明确限定的，其证明的事由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二是对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两个事实的证明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被告证明损害是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则不仅表明被告没有过错，而且同时也表明损害的发生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两个问题有可能也是相互分离的。例如，被告证明损害是因为不可抗力造成的，就可以表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从而应当被免除责任。
（三）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由被告承担证明某种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其无法就此加以证明，则承担败诉的后果。
举证责任倒置表面上是提供证据责任的倒置，实际上是就某种事实负有证明其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的倒置，是证明责任在当事人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然而，举证责任倒置不仅仅是对事实证明责任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对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常常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即“举证责任分配之所在，乃胜诉败诉之所在”。因为一旦倒置以后，举证责任被倒置的一方负担了较重的证明义务，如果其不能够就法定的事由进行举证，便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就该事实的主张成立，这就会从整体上影响到诉讼的结果。
败诉后果的承担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是一种结果责任，解决的是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问题。在实体法上，对被告承担的此类事实作了严格的限定，被告方对此要举证证明也有相当的难度。例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被告必须证明危险是由原告的故意造成的才能免责，倘被告无法就此举证则可能要败诉。这样，举证责任倒置通常是和严格责任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进一步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换的区别。举证责任的转换与严格责任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任何类型的案件在诉讼中都可能出现举证责任转换的现象，它不涉及抽象的实体法规范，只是当事人在具体诉讼过程中相互活动。
（四）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发动诉讼的原告一方，也应当对部分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的责任。
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原告不负任何举证责任，而应由被告证明一切？我认为，即便依据实体法的规定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告也要承担就一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举证的责任。在适用严格责任的情况下，对于过错、因果关系等，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被告证明，从而免除了受害人对此事实的举证的责任，而将该责任倒置给加害人一方，由其承担无法举证时的败诉风险。但其他要件事实，如加害人、损害事实等，则还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分配举证责任，由该事实的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高度危险作业的责任中，至少原告要证明危险是因为被告的行为造成的而非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否则其连诉讼主体的被告一方都不能明确，怎么诉讼？对谁诉讼？再如，在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倒置中，作为被告的医院一方，应当就其行为的科学性、及时性、没有过错的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而患者应当就被告行为的危害后果事实、危害后果与被告的行为间有关联的事实等，承担举证的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下，原告方也承担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的原因是：从实体法角度言，任何人主张权利都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其权利的存在；从证据法的角度看，主张的一方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即使法律从特定的目的出发，为加强对一些处于举证遇到障碍的特定当事人的保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只是将特定的证明事项倒置给被告一方承担，这并不是说，将所有的诉讼证明事项甚至释明事项，都交给被告承担。从性质上看，举证责任倒置实质上基于法律规定，由原告证明A事实的存在，但应当由被告承担B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明，被告不能证明的，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二）
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
探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和性质，还必须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倒置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产物，还是由法律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以“造法”的方式确定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参见（日）村上博己：《证明责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阁1986年版，第44页，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我国许多学者也赞成此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倒置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法官根据特定的案情所具体运用的一种举证技巧，即法官如果发现原告的证据距离相对遥远或者基于对一定主体（通常是受害人）的特殊保护等法律原因的考虑，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只有通过自由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裁判权并保证司法的公正。该观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则”）产生了较大影响。“规”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就是说，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仍然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学者对此解释为，由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样，为当事人创设一种‘准据法’……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同时，也在宣示一种新的实体法规范”（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我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的采用完全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举证责任倒置不仅是一个证据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而且与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这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与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在内容上是基本相通的。近代民法确立了过错责任的基本原则。但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的不断增加，事故损害的频繁发生，使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的需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若不坚持确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在某些特殊的民事案件中，如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责任问题、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纠纷案件中，可能会造成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结果。尤其应当看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过将因果关系或过错的举证负担置于接近事故源的一方承担，也能够有效地促使举证责任被倒置的当事人一方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损害的发生。从诉讼的角度看，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为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过错事件和公害、药害事件那样的通过高度科学性、技术性过程发生损害的场合，要外行的受害者证明损害到底是否可能预见，对于预见到的危险加害者负有何种结果回避义务，并且，是否可以说加害者已尽到该义务，这些对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强人所难。在这种场合下，与作为专门家、事业者的被告相比，作为受害者的原告，在科学的专门知识、理解能力上均处于劣势，并且根本谈不上准备证据的经济上的资力（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现代民法引入了严格责任等新的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是严格责任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在侵权法中，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所生之损害，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免责，各国立法例多承认加害人得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2页）。严格责任的严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即受害人在遭受损害以后，就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或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负举证责任，而应当将此证明负担倒置给行为人。二是对行为人反证证明的事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上对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由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行为人只有在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行为和不可抗力造成的才能被免除其责任。这种限制也可以说是对于“倒置”的事由的限制。正是因为实现了举证责任倒置，且对倒置的事由在法律上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责任才是严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格责任与举证责任倒置是相通的，严格责任必须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才能体现其责任的严格性，而举证责任倒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严格责任。由于严格责任作为过错责任的例外，其通过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受，如果允许法官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自由裁量，无疑允许法官未经审判就决定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败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实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基本民事法律制度，属于立法权事项。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最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个案进行批复
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之三 王利明
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
按照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法定化的原则，即使对于司法解释所设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法律上也应当有所限制。也就是说，应当在法律上为司法解释所设定的规则设定条件。我认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至少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一、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应当属于实体法规范的范畴，实体法必须包含必要的证明规则，那种割裂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固有联系，认为证明规则应当完全由民事程序法规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大都认为，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是脱离实体法之外的程序法的内容，而是本质上包含于实体法规范之内的。如侵权行为法规范包含了特殊的证明责任规范的内容，其性质不同于纯粹过错归责的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通常，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应当由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规定，程序法或证据法可以确立一些指引性的规范，引导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而有关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倒置事由的规定必须要由实体法作出明确的界定。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适用，最终完成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范具有强行性，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法官都应予以适用。在这一点上，法官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必须适用法律的此种强行性规定。如果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则法官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诉讼案件中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我认为，法官不能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随意在诉讼中进行举证倒置。即使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并不意味着无法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应当看到的是，在特殊案件中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方式并非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种情形，证据法中的“表见证明”法则、推定规则等也能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二、原告就某种事由的证明出现举证障碍
原告必须是离证据距离比较远，客观上几乎没有取到证据的可能性，如果按照主张者即须举证的原则，作为原告的受害人几乎百分之百败诉。这意味着需要衡量诉讼双方的取证能力强弱和当事人与证据距离的远近，来判定是否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主张证明责任分配盖然性说的德国学者莱纳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应考量举证可能性，拥有更多的举证可能性的一方当事人，应负该事实的举证责任。举证的可能性，即是由证据与当事人距离的远近决定的，如果一方当事人远离证据，该证据全在另一方当事人保持范围内，他就没有可能得到，那么，此类案件就应当由保持该证据的一方承担举证的责任。例如，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对过错的举证问题，由于受害人根本不知道医疗过程与医疗行为，所有医疗行为的证据，包括手术记录之类的病历等证据，全在医疗者手中，他离过错证据距离较远，他所能够保持较近距离的证据，只能是到过该医院治疗，发生了损害后果之类事实的证据，所以，他应当对这部分事实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过错事实则由持有证据的院方承担。
证据的距离，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位置（准确距离长度），而是当事人控制证据的可能性的度量。证据距离远，就说明他很难控制证据，或没有控制证据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难得到该证据；证据距离近，就说明他能够控制该证据，因而他也能够得到该证据，甚至该证据本身就为其持有或占有，如果让他举证，他就有获得或提出证据的可能性。比如，举证责任分配原理中的危险领域说，也反映了证据距离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关系。危险领域是指当事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支配的该危险发生的生活领域，即根据所控制的危险领域范围（证据距离）来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因为一方无法了解另一方控制的危险领域内发生的侵权事实，他离该事实的证据距离较远，故难以举证证明，而该危险领域的控制者，他离证据的距离较近，更易于得知案件的事实真相的证据，让他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就成为可能。
三、根据案件的具

『肆』 北大民商法复试书目

梁彗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崔建远：《合同法》（修订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
谢怀轼《合同法原理》
李永军《合同法》（法律社05年第2版）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
王利明：《物权法论》（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下册 梁小民教授翻译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高鸿业教授翻译，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和诺德豪斯合写，由萧深教授翻译，并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单行本出版。
蒋大兴的《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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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站: BBS 水木清华站
一，民法总论
1必读书目
A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0底出版）
B 董安生：《民事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C 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D 梁彗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E 龙卫球：《民法总论》（第2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 参考书目
A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B 卡尔拉仑兹：《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C 王泽鉴：《民法总则》（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D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E 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F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G 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二 民法学方法论和案例研究方法
1 必读书目
A梁彗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B 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出版社
C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D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E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F 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2参考书目
A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B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四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
三 人格权法
1必读书目
A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B 王利明主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方正出版社，2002年
C 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D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
2参考书目
A 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B 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
四 物权法
1必读书目
A 王利明：《物权法论》（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B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C 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
D 梁彗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
E 杨立新：《共有权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F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参考书目
A 梁彗星主编：《中国物权法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B 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C 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D 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E 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
F 曹士兵：《中国担保法诸问题的解决与展望》，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G 程啸：《中国抵押权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2年
五 债和合同法
1必读书目
A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B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 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2001年
C 崔建远：《合同法》（修订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
D 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E 郭明瑞，房绍坤：《新合同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参考书目
A 王利明：《违约责任轮》（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B 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C 龙翼飞主编：《新编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D 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E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F 王泽鉴：《债法原理》（1、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G 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H 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
六 侵权行为法
1必读书目
A 王利明主编：《民法 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C 杨立新：《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D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
E杨立新：《简明类型侵权发讲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2参考书目
A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B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C 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
D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
E 徐爱国：《英美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

『伍』 法学论文什么比较好写

多了去了，民法和商法写的比较多
难度高点的刑法也可以写

『陆』 如何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

浅谈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特点

1.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建设起步较晚，但是起点较高，发展较快

我国在1982年就率先颁布了商标法，这是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迈出的第一步。1984年，我过又颁布了专利法，该法明确规定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并按照国际标准建立了审查制的专利局和严格的审查基准，有关专利保护的法律程序尽可能采取国际惯例，使我国工业产权保护制度很快步入了现代国际工业产权保护行列[2]。经过实践证明，我国用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与发达国家两百年建立起来的体系基本相当，并且基本上与当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条约规定和精神相一致，可以称得上起步晚，起点高，发展快。

2.在发明创造方面实行了单一专利保护制度

我国采取了单一专利保护制度，即在一部专利法中同时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管曾高度赞扬：中国专利法所选择的方案集中了当代通常采用的最明智的方案，是一部很好的法。

3.对知识产权给予尽可能的充分保护

按照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的规定，同一智力劳动成果可以依据不同法律规定同时予以复合保护[3]。

4.行政处理与司法审判结合

为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我国根据国情规定除人民法院以外，各知识产权管理机关也可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采取行政调处知识产权纠纷的方法,主要目的是使包括侵权行为在内的有关纠纷能够及时、有效地得以解决，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5.注重国际间的合作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从开始建立就非常注意在专利、商标、版权等领域广泛发展同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及德、日、美、法等国的多边和双边合作。

（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现状分析

1.企业对知识产权需求与得到的保护无法完美统一

知识产权的载体主要在公司企业，公司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更新、服务提升等方面需要用新技术、吸收新成果、进行新创造，公司企业往往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企业的各项工作离不开作为产权形态的知识。但是，部分中小企业及私营企业，他们对知识产权要求程度并不高；也有部分需要大量知识产权的知识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对科学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非常重视，甚至把专利申请当成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这样就导致整个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需求与保护之前没办法完全统一，出现严重的不平衡。

2.不同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大相径庭

由于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所以对知识产权保护方法以及保护形式也会呈现出多样性。有的企业把知识产权保护视为企业的生命线，他们高度重视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及时申请专利,进行商标保护以及产品配方秘密保护等措施。有的企业则加大与科研院所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依托科研院所进行科技创新或者直接向这些单位购买专利。当然，还有很多中小企业本身对科技要求不高，他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不仅不及时申请专利,进行科技创新，甚至还仿冒他人的发明创造，盗用他人的知识成果。

3.知识产权保护出现盲区，没有形成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中国产业发展层次、产业结构、产业品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状态。在东部比较发达的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也呈现出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人们往往一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就以为是多申请发明专利，而没有深入挖掘和拓展知识产权保护内涵。从知识产权保护主体来看，往往只有公司企业比较重视，而高等学校以及科研院所则关注较少，甚至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盲区。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

1.国内知识产权低水平运作

主要表现在：（1）权利意识淡薄。知识产权一词,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知半解的状态，提到知识产权，很多人认为仅仅是指各种各样的专利，对于知识产权所包含的其他诸如著作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等所知甚少，不会正确的运用甚至想不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导致许多无形资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2）产业化水平低下。在我国，很多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重要科技成果不是及时申请专利而是热衷于申报科技成果奖。由于科技人员不关心科技成果的开发利用，许多成果通过鉴定、颁发奖励之后就被束之高阁,或者被外国人抢先申请了专利。因此中国的科技人员虽多,但科研成果开发利用的情况却相当落后。（3）管理水平较低下。我国大多数企业仅设置兼职机构和配备兼职人员管理知识产权事务，设置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的企业所占比例较低，甚至有些企业没有任何设置。由于疏于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缺乏对科技开发人员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导致企业的商业秘密、专有技术被科技人员“跳槽”带走的事例屡屡发生，其后果不仅造成企业知识产权的流失，而且企业的市场销售份额也随之丧失。

2.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不平衡,企业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与水平不足

总的看来，中国在科技创新、科研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比较低，研发经费支出总额只有美国的三十分之一、日本的十八分之一，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4]。这样就出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不平衡问题。一些企业片面地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抓住当前的既得利益，缺乏长远利益,忽视依靠科学技术知识竞争的意识，从而对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极低；有的企业只注重知识和技术的利用而忽视对知识与技术的保护，甚至设法盗用别人的知识、技术与专利；还有的单位(尤其是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则强调知识、技术与专利的申请与保护而不重视把这些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3.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太完善,科技创新与研究投入不足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非常重视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关键[5]。法律法规制度比较分散,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机整合,甚至出现条例内容、责任限定、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冲突,《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在司法和行政保护的范围及力度上有所差异。

三.加强我过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一）普及知识产权教育强化保护意识

首先要对全社会成员进行深人、持久、有效地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认清知识产权保护是发展我们自己的科技和民族文化事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国家间正常交往和贸易的基础。我国要在世界上享有应有的地位就必须科技兴国，知识产权保护是发展科技的杠杆；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将要走上工作岗位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是教育重点对象，让他们对知识产权的内容、相关的法律规定与运作方法有一个深人理解，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第三，在教育的形式上，要辅之以经常性的打击各类盗版和假冒等侵权活动，造成一种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风尚。

（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也是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得以进行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应加大侵权损害赔偿力度，可借鉴美国经验，引入惩罚性赔偿，以根除“赔偿低”的痼疾。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则，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负担，引入一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解决“举证难”的问题。

（三）企业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善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企业的竞争实质上表现为知识产权的竞争。因此，企业要熟悉知识产权方面的新知识，多学习国内外优秀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起本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时将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成果、新技术、新发明和新创意到国内外有关部门申请知识产权注册，构筑自身的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措施体系,在自主知识产权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加以维护,积极应对跨境知识产权纠纷[6]。

（四）加强统一管理，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

我国知识产权是由版权局、专利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管理，但实际工作中却存在分散、协调能力差的问题,国家应设立专门知识产权的协调机构，统筹各部门的立法、执法工作，减少管理上的混乱。目前盗版和假冒商标等违法侵权现象仍然严重，执法要加强打击力度,在手段上要有所创新，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有一个更新的局面。

『柒』 就朝花夕拾理性的批判点评

《朝花夕拾》篇目中理性批判色彩较浓的有：
《二十四孝图》——批评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狗·猫·鼠》——通过对猫和鼠的一些秉性、行为的描写来比喻某些人。阐述作者仇猫的原因。

《五猖会》————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抨击。
《无常》—————描绘迷信传说的勾魂使者，讽刺了当时自称“正人君子”的军阀统治文人。
《阿长与<山海经>》——本文通过记叙“我”儿时与长妈妈相处的八件事，刻画了一位虽然没有文化、粗俗、好事，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对生活有着美好希望，热心帮助孩子解决疑难的普通保姆形象，表达了作者对长妈妈的尊敬、感激和怀念，祝愿之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通过对百草园自由欢乐生活和三味书屋学习生活的记叙，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追求自由快乐的心理。
《父亲的病》——揭露庸医害人和对封建孝道的不认同。
《琐记》————介绍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的一段故事。
《藤野先生》——写让鲁迅感激的日本仙台医专解剖学老师藤野先生（主要）和弃医从文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对国人在日本吃喝玩乐不思富强的批判。

《朝花夕拾》是一本家喻户晓的散文集，是一本必读的文集。虽然《朝花夕拾》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读起来兴趣盎然，这本书是鲁迅回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中不同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字。全书由《小引》《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后记》12部分组成。《朝花夕拾》一书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鲁迅后来修改的名字，又名《旧事重提》。“朝”表示早年时候，“夕”表示晚年时期。书名的意思是早晨盛开的鲜花，傍晚的时候摘掉或捡起，这里指鲁迅先生在晩年回忆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的人和事。

『捌』 在大众点评网上恶意评价负法律责任吗

在大众点评网上恶意评价，如果没的评价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将付刑事责任。

如果你的回答造成太大的影响，对社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你将会付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

第一百零一条 名誉权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8)点评日本侵权行为法扩展阅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修正)》

第一百零一条 名誉权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第六章民事责任

第一百零六条 归责原则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玖』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的案例

一、 消费者汽车维保 4S店使用拼装机油案

【案例简介】

温岭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对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部分保养、维修车辆的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未告知客户机油使用量的真实情况，而以整瓶结算费用，多余的机油则被回收、拼装成整瓶后重新入库按新品予以再次销售。

【案例点评】

本案中，当事人在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本应按实际机油使用量与消费者结算费用，却未告知消费者真实信息，并以整瓶的机油使用量为单位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实属谎报用工用料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费投诉“一赔三”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份，消费者陈女士在台州临海某珠宝店花了4908元，购买了一副千足金手链，事后却发现其购买的是足金首饰，而不是千足金首饰。与店家协商不成后，陈女士向临海市12315中心投诉。经法定机构检测，鉴定结果成色是足金、黄金含量为99.00%，而不是含量为99.9%的千足金。

【案例点评】

该案中珠宝店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的销售行为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误导了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该消费欺诈行为，按照“新消法”退一赔三规定，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启动“诉转案”，以行政刚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 全省首例违反新消法 侵害个人信息案

【案例简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在对杭州某家装公司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现场有部分楼盘业主名单。

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为了推广公司的家装业务，提高公司业绩，该公司业务员从市场圈内朋友处收集了已销售某楼盘部分业主名单，名单内容包括业主姓名、所买楼层号码、联系电话等，且当事人所得业主名单信息均未经业主同意或授权。

【案例点评】

当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日益严重，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时有发生。案件中当事人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收集业主名单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属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四、 串通设计师给回扣 橱柜企业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金华市工商局在开展家装服务和家居建材商品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市区某从事橱柜销售的家具用品店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诱导消费，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

【案例点评】

案例中部分家装企业在经营中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采用财物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商品，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通过设计师开展诱导消费，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购物成本。此类现象一度成为了家装服务行业的潜规则。

五、 微信虚假促销 水果店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2014年12月绍兴某水果连锁零售企业为吸引人气，通过微信平台等宣传方式，发布“疯狂车厘子”广告，其内容称只要任何人完成“下载活动APP客户端、点击我要分享、积满29个赞”，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该种黑色樱桃。

广告吸引参与者上万人，然而完成“集赞换礼”三个步骤的消费者到该公司总店，欲以承诺优惠价格购买樱桃时，被告知必须购买充值一定金额的预付卡作为购买前提。

【案例点评】

微信广告、微信朋友圈销售商品是一个新兴事物。“集赞换礼”则是一种向不特定人群发布的悬赏广告。

依据《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经营者在履行过程通过隐瞒事实和隐藏设置条件诱使消费者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合同违法行为，理应依法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