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女侵权案

1. 《民法总则》185条如何理解

杨立新：对民法总则草案规定第185条的看法

作者为杨立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条是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特别强调了对侵害英雄烈士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一、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发展及理论基础

在《民法通则》制定的时候，关于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并没有在考虑之中，这表现在《民法通则》没有一个条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规定，甚至也没有办法引申出对死者人格利益进行民法保护的意思。这不是在指责《民法通则》立法者缺乏远见，而是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民法通则》规定了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民法保护的原则以后，除了对生存的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保护之外，社会实践还提出了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要求。这个要求集中地反映在天津法院审理的一个被称作“荷花女案”的民事案件。1987年4月18日，作家魏锡林创作的小说《荷花女》，在天津《今晚报》上连载，描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故的艺名为“荷花女”的艺人吉文贞的艺术和生活经历，其中虚构了吉文贞的恋爱经过以及被恶霸奸污等情节，损害了死者的名誉。死者的母亲和哥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作者和《今晚报》的行为侵害了死者的名誉，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确认作者和《今晚报》社构成侵权责任。

此后这样的案件不断发生，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以及遗体和遗骨等人格利益的，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确立了全面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原则。

毫无疑问，这样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按照《民法总则》的立法思想，胎儿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同样死者也具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对于胎儿的民事权利保护采用胎儿出生以后视为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方法予以法律保护。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尽管其主体已经死亡，不能再以民事主体的身份享有民事权利，但是对于他们死后的人格利益仍然予以适当保护，因而也还保留了部分民事权利能力。未出生的胎儿和已经死亡的自然人享有的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与设立中的法人和清算中的法人享有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基本原理是一样。因此，对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进行法律保护，在这一点上，应当与所有的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都是一样的，都是基于同样的法理基础。

二、对英雄烈士死者人格利益的特别保护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民法总则草案》中，有的代表提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利用歪曲事实，诽谤抹黑等方式恶意诋毁侮辱英烈的名誉、荣誉等，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影响很恶劣，应对此予以规范。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英雄和烈士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加强对英烈姓名、名誉、荣誉等的法律保护，对于促进社会尊崇英烈，扬善抑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据此，建议增加本条。

这里的英雄烈士应该都是已故的死者，而不是生存的自然人。对英雄烈士死亡后的人格利益予以保护，这并没有超出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无论这种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行为是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都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都是对私益的保护，而不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使本条文特别强调对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进行的保护，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扬善抑恶，但是仍然还是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适用的是同样的民法法理。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一规定并不能认为是错误的规定，而是正确的规定。

三、对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并不否定对其他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185条对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做出这样一个特殊保护的规定，并不是说对其他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就不予以保护。相反，按照《民法总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即使在自然人死亡以后，他们所享有的部分民事权利能力也是完全一律平等的，不能因为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而一般的自然人死亡以后，其人格利益就不能得到保护或者不能得到平等的保护。尽管在《民法总则》第185条规定的条文中，并没有规定对一般的自然人死亡后的人格利益保护的内容，而且在《民法总则》的其他条文当中也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而仅仅规定了对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作出特殊保护的规范，但是仍然得不出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就必须做出特殊的保护，因而否定了对其他自然人死后的人格利益的保护原则。

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明白的，而且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仍然规定得相当清楚。我们在研究侵害鲁迅的姓名权侵权案件中，就提出了一个鲜明的意见，由于鲁迅的形象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形象，因而对于鲁迅死亡后的人格利益应当予以法律保护，但是在这样的保护当中，与其他自然人死亡后的人格利益保护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如果诽谤鲁迅的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涉及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那将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方面，如果鲁迅的近亲属没有提起诉讼保护鲁迅的死者人格利益，国家有关机关例如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侵害鲁迅的死者人格利益这种侵害公共利益行为人的责任，要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方面，如果鲁迅的近亲属都不在世，没有直接保护鲁迅死者人格利益的近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关机关例如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让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事实上，这样的经验完全可以应用在对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上。因此对一般的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与对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基本原则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予以平等保护，不能有歧视性的规定。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例外，如果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涉及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负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关国家机关就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以制裁侵权行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理解和适用《民法总则》第185条的时候，也完全适用这样的规则，而不能得出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就必须予以特别保护，而对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就不予保护的结论来。

《民法总则草案》的第一次审议稿到第四次审议稿都没有这个条文。这个条文是在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民法总则草案》中，由于有的代表提出这样的意见，法律委员会才提出来这样的法律条文。可以说，《民法总则》第185条的这个条文设计的并不精巧，概括的问题也不全面，并不是一个含义精准、适用规则明确的民法规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一条文仅仅强调了对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而没有强调对一般的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从文字的表面上看，确实有人格不平等的嫌疑。同时，对于确定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构成侵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其实只要具备了侵害死者人格利益造成损害，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就具备了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而不在于还须具备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要件。因此，对这一条文必须做出正面的理解，而不能仅仅拘泥于字面上的表述而作出片面的理解，应当基于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基本法理和规则，依据《民法总则》规定的民法基本原则作出全面、准确的解释，才能够正确表达《民法总则》以及第185条的基本精神。

引起《民法总则》要规定第180条的事实起因，实际上主要是基于对侵害狼牙山五壮士死者名誉的案件。被告洪振快发表的两篇文章，对狼牙山五壮士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抗敌的事迹和精神这一主要事实，没有作出评价，而是以考证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以及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细节为主要线索，通过援引不同时期的材料，相关当事者不同时期的言论，甚至是文革时期红卫兵迫害宋学义的言论为主要证据，全然不顾基本历史事实，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文章多处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文章虽然未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但被告采取的行为方式却是通过强调与主要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群体及其事迹产生质疑，从而否定主要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们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因此，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侵害他人名誉、荣誉的加害行为。案涉两篇文章经由互联网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伤害了原告的个人感情，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判决构成侵权。

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在社会反应中是两种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这个判决确实弘扬了社会正气，保护了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但是也有人认为，既然对死者人格利益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而是在探讨历史真实，并没有违反表达自由的原则，也不构成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因而不赞成这个案件的判决。

如果从学术探讨的角度上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案件法院作出判决，法官可以有自己对法律适用的理解。同样，对一个判决提出批评意见和赞同的意见，也是完全正常的，也都在表达自由的范围之内，受到法律的保护。把这样一个问题上升到相当的高度，把它规定在《民法总则》的民事责任一章，可能仍然会有不同意见的表达。至于对《民法总则》规定第185条的法理基础如何进行探讨，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最起码要贯彻民事主体人格平等的原则，对英雄烈士的死者人格利益应当保护，对其他自然人的死者人格利益也应当予以同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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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对死者名誉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死者因为与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所以他的名誉好坏，直接影响到其遗属的名誉，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和作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死者的名誉受到民法的保护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
因此女儿，配偶均可提起诉讼。
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1)存在侵权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
(2)死者确有名誉被损害的结果。
(3)行为人的行为指向死者。
(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一旦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不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则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5)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有几个，一是，究竟题材是什么样的，是记实性的，还是故事性的，二是，从叙述中，是否能很容易判断出，讲述的是甲某其人，这要求甲某在当地是否有一定知名度，三是，报纸的发行范围有多大，这是精神赔偿会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谁知道老相声演员“荷花女”的情况

名誉权纠纷案

原告：陈秀琴，女，80岁

被告：魏锡林，男，52岁，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被告：《今晚报》社 法定代表人：李夫，总编辑

案情：

原告陈秀琴系天津市解放前已故艺人吉文贞（艺名荷花女）之母。1940年，吉文贞以“荷花女”之艺名参加天津“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以“荷花女”之艺名在天津红极一时，1944年病故，年仅十九岁。

被告人魏锡林自1986年开始，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同年2月至6月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秀琴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之弟吉文利了解情况并索要了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该小说约十一万字。

该小说使用了吉文贞的真实姓名和艺名，原告陈秀琴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中虚构了吉文贞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许扬、小麒麟、于人杰三人恋爱、商谈婚姻，并三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于人杰已婚，吉文贞“百分之百地愿意”做于人杰的妾。小说还虚构了吉文贞先后被当时天津帮会头头、大恶霸袁文会和刘广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小说在最后影射吉文贞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同时，该小说虚构了原告陈秀琴同意女儿做于人杰的妾和接收于家聘礼的情节。该小说完稿后，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作者即投稿于《今晚报》社。《今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每日登出一篇，截至同年6月12日刊登完毕，共计连载56篇。刊登中并加了插图。

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陈秀琴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吉文贞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今晚报》社要求停载。《今晚报》社对此表示，若吉文贞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

为此，原告陈秀琴于1987年6月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被告魏锡林未经原告同意，在其创作发表的小说《荷花女》中故意歪曲并捏造事实，侵害已故艺人吉文贞和原告的名誉。《今晚报》社在原告要求其停止刊载时未予停载；报社所作《荷花女》题图也有损于吉文贞形象，其肖像权也受到侵害。故要求魏锡林及《今晚报》社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小说《荷花女》不得出版；魏锡林赔偿原告精神损失及经济损失费800元；《今晚报》社赔偿原告精神损失及经济损失费2000元。

被告魏锡林辩称：《荷花女》为小说体裁，作者有权虚构。创作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对荷花女悲惨命运的描写，使读者热爱新社会，痛恨旧社会。小说并未损害荷花女之形象，而是美化抬高了她的形象，故不构成侵权。且吉文贞本人已故，原告陈秀琴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无权起诉。并反诉：由于原告起诉造成本人名誉的损害及经济损失，要求原告陈秀琴为其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被告《今晚报》社辩称：报社对小说不负有核实内容是否真实的义务，如该小说构成侵权，按“文责自负”原则，责任应由作者本人承担。吉文贞早已死亡，保护死者名誉权没有法律依据。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认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公民死亡后，亦不能例外。不保护已死亡公民的名誉权，就不能对公民生前的名誉进行有效的保护。小说虽允许虚构，但使用公民真实姓名为小说人物，不顾其人格尊严，随意进行虚构，则是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许的。该小说虚构原告母女有关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等情节，贬低了死者吉文贞的人格，损害了吉文贞的名誉，也必然不同程度地损害其在世亲属的名誉。同时，小说对原告陈秀琴的描写，也使其名誉受到损害，并在经济上受到一定损失。被告《今晚报》社在原告陈秀琴两次提出小说《荷花女》损害了其女吉文贞名誉，要求其停载的情况下，仍继续连载，使吉文贞及原告陈秀琴的名誉在更大范围内受到损害。《今晚报》社的行为已侵害了吉文贞及原告陈秀琴的名誉权，亦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陈秀琴在其女儿及本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有权提起诉讼。两被告提出不应保护死者名誉权及原告无诉权的主张，显然缺乏根据，本院不予采纳。小说连载中的插图、题图无明显侵权情况，对原告主张插图侵权，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魏锡林反诉原告侵害其名誉权没有根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1989年6月21日判决如下：

1、被告魏锡林、《今晚报》社承担侵害吉文贞（荷花女）及原告陈秀琴名誉权的责任，分别在《今晚报》上连续三天刊登道歉声明，为吉文贞及原告陈秀琴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其道歉声明的内容及版面由本院审定。被告如拒绝执行，本院即在其他报刊上刊登为吉文贞及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公告，其费用由拒绝执行的被告负担。

2、被告魏锡林、《今晚报》社各赔偿原告陈秀琴损失费400元。

3、被告魏锡林应停止侵害，其所著小说《荷花女》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复印、出版发行。

4、原告及二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

5、以上一、二、三项，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执行完毕。

宣判后，二被告不服，以原理由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认为：法律保护公民的名誉权。公民死亡后，虽丧失了权利能力，但其生前享有的名誉权仍受法律保护。损害死者名誉的同时，也会使其在世亲属的名誉受到损害。因此，公民死亡后，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亲属有权提起诉讼。魏锡林在其小说中使用吉文贞和陈秀琴的真实姓名，虚构有损她们名誉的故事情节，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其行为侵害了她们的名誉权，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今晚报》社对使用真实姓名的小说未作认真审查，即予登载，致使损害吉文贞和陈秀琴名誉的不良影响扩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经说明是非责任，在法院主持下，当事人双方于1990年4月20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

1、为消除魏锡林所著小说《荷花女》不良影响，由《今晚报》社负责将双方商定的陈秀琴所写介绍吉文贞生平真实情况的来信，魏锡林所写表示道歉的复信，在原连载该小说版面上刊登，并加有道歉内容的编者按，于本调解书送达后十日内执行完毕。

2、经济赔偿问题双方自行解决。

3、魏锡林原著小说《荷花女》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印、出版发行。小说修改后， 版发行必须征询吉文贞有关亲属的意见。

4. 在搞一个人格权访问课题研究，哪能找到一些权威的法律案例。

人格权十大经典案例和分析

一、“好一朵蔷薇花”案。1987
入选理由：最早发生的媒体诽谤名誉权的案件
「案情」1985年1月18日，某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蔷薇怨》，《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对某县农机公司统计员王某某与单位领导的不正之风斗争的事迹作了报道。嗣后，女作家刘某到该县体验生活，根据一些人的反映，认为《蔷薇怨》的内容失实，以“为正视听，换回《蔷薇怨》给某县带来的严重困难”为写作目的，撰写了“纪实小说”《特号产品王某某》。文章使用真实姓名，声称“要展览一下王某某”，在文章的人物对话中，使用“小妖精”、“大妖怪”、“流氓”、“疯狗”、“政治骗子”、“扒手”、“造反派”、“江西出产的特号产品”、“一贯的恶霸”、“小辣椒”、“专门的营私者”、“南方怪味鸡”和“打斗演员”等语言，侮辱王某某人格。该文在《女子文学》、《法制文学选刊》、《江河文学》和《文汇月刊》4个刊物发表，发行64。9万册。王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和发表这篇作品的刊物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这个案件是《民法通则》实施后最早发生的一件极有影响的侵害名誉权案件。案件的典型性在于：第一，它涉及的是文学作品的侵权问题，写作小说会不会侵害人格权。案例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任何文字作品，只要是用来侮辱诽谤他人的，都能构成侵权的行为方式。第二，在事实基本真实的作品中，只有侮辱的语言，是不是构成侵权责任。案例的回答是，无论是纪实性的文章还是评论的文章，事实不真实，当然构成侵权；事实真实但使用了侮辱、诽谤的语言，使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也构成侵权。第三，构成侵害名誉权的损害事实究竟应当怎样认定。法律并不要求受害人一定要造成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后果才是精神损害事实，才能够构成侵权责任的损害事实要件，而是侮辱、诽谤的言辞已经被第三人知道，即“公布”，即为造成了侵权的损害事实。因此，这个案例是非常经典的，在人格权法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女经理隐私被宣扬并加以批判”案。1987
入选理由：最早的隐私权受到侵害被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案件
「案情」1987年，被告曲某担任某供销公司的副经理，原告洪某系该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二人在工作中配合不够默契，曲某对洪某有成见。一次洪某外出，忘记将办公桌的抽屉锁好，曲某趁机翻看，见有洪某的一本日记，便擅自翻阅，发现洪某在日记中记载她对初恋男友的倾心、怀念、思恋的感情，自我倾诉对该男友的相思之苦，把自己比作安娜，把该男友比作渥伦斯基，把自己的丈夫比作卡列宁，感到自己陷入苦闷而无力解脱。曲某见此如获至宝，将相关的内容摘记下来，组织成了证明洪某道德败坏、生活作风不端正的材料，复印数份，寄送组织、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又召开公司职工大会，在会上宣读了洪某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并加以夸张、歪曲的解释。洪某回到单位后，职工对其疏远躲避，有关领导又找其谈话，洪某方知内情。她为维护自己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法院认为曲某的行为构成侵权，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
「点评」《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因此隐私权究竟是不是一个人格权，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在实践中，隐私权受到侵害的案件不断发生，需要对受害人予以法律保护。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中确定，对隐私权采取间接保护方式进行保护，即侵害隐私权使受害人的名誉受到侵害的，按照名誉权的法律规定处理。本案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事实证明，对于隐私权的间接保护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确立对隐私权直接保护的制度，就无法全面、完善地保护隐私权。尽管最高法院在2001年做出了对隐私利益采取直接保护方式的司法解释，但是，仅仅承认隐私权是一个人格利益而不是权利，显然是不对的。可
以说，隐私权是最近十几年来普及最为广泛的人格权概念之一，社会的文明进步要求完善对隐私权的立法和法律保护措施。同时，这个案件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人格权难道就不是人格权吗？主张“人格权法定”的意见，受到严峻的质疑。
三、“荷花女”案。1988
入选理由：最早发生并由此做出对死者名誉利益予以保护司法解释的案件
「案情」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11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女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点评」《民法通则》规定了名誉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没有规定死者的名誉利益是不是要保护以及怎样保护的问题。这个案件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解决。对于这个案件的讨论和关注程度是极为广泛的，不仅在学术上和司法实践上有重大影响，而且在普及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司法解释，对于死者的名誉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其近亲属有权提起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诉讼请求。因而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理论研究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保护已经写进了民法典草案的人格权法编，再也不是争论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案件的作用是不能忘记的，它的光辉永存。
四、“人体画展览风波”案。1988
入选理由：最为轰动、拖延时间最长的侵害肖像权案件
「案情」甲、乙、丙三人都是某美术学院模特工。在招聘的时候，美术学院和模特工约定按照《招聘简章》处理聘用事宜。该美术学院招聘模特工简章规定，模特工用于课堂教学、写生，对模特工的工作情况予以保密。校方使用模特工规则规定：教学使用模特工，由任课教师填写模特订单，经系主任批准；教师创作，也应先填订单经系主任批准。承包创作任务的单位所用模特工，须在订单上注明，在任务结算时从稿费中偿还模特费。按照上述规定，三位模特工为美术学院提供服务。1988年举行全国首届人体油画大展，规模空前，中国美术馆门前观赏的人排成长龙。油画作者未经三名模特工的同意，将以三名模特工为模特创作的人体画也予以公开展览，作者和美术学院获得若干展出的收益。原告以被告违背原来商定的协议为由，认为公开展示其人体作品侵害其肖像权，请求法院予以保护。直到90年代末，这个案件才审判终结，判决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点评」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并不特别重大，但是它的影响极大。在当时，举办第一届人体油画展览是一件轰动的事，再加上出现了肖像权纠纷案，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它对普及人格权法律知识是极为重要的。之所以将这个案件存放了十年之久才审理终结，就是为了要“冷处理”。在这个案件中，主要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模特肖像权保护的特殊性。对于模特的肖像权应当进行保护，但是由于提供模特创作作品的特殊性，对其肖像权的保护是应当
有特殊规定的。我们在起草民法典草案专家建议稿时，起草了一个条文，就是“自然人接受作为人体模特的约定，视为放弃以其人体形象创作的作品的肖像权。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约定”。这样规定的理由就是，既然接受作为人体模特的约定，就准许对方以其人体创作作品，如果既准许其以其人体创作作品，又不准许将创作出的作品展出或者出卖，主张这些作品的肖像权，那么提供人体模特创作就没有意义。至于本案之所以认为构成侵害模特的肖像权，是因为双方约定了对模特身份的保密条款。如果不是这样约定，不应当认为构成侵权。另外一点，对一个民事争议的案件，长达十年才予以处理，显然看出“长官意志”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干预作用。这不符合司法规律的要求。
五、“擅自使用病患肖像”案。1990
入选理由：肖像权受到侵害而没有得到司法支持的典型案件
「案情」朱某幼年患眼睑重症肌无力症，于1967年去眼病防治中心防治所诊治。应经治医生请求，朱的家长提供了朱患病症状的照片。后医生陈某接受了朱的治疗资料，接手为朱治疗，基本治愈。朱的家长按照医生的请求又提供朱治愈后的照片一张，交陈某作为医学资料保存。陈某总结自己几十年的治疗经验，撰写了《重症肌无力症的中医诊治和调养》一书，自费出版。后来，陈某在该防治所开设业余专家门诊，专治此症，从中提取50％的挂号费。1989年，陈某撰写稿件，由某科技报社的编辑加工修改，在该报公开发表，介绍该病症的症状及陈的治疗效果，介绍陈的坐诊时间和著作，并擅自配发了朱治疗前后的两张照片。朱某认为陈某与科技报社发表该文时使用其肖像，未经自己同意，具有营利目的，侵害了其肖像权，故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宣传医疗知识对社会有利，该行为不构成侵权，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的两个被告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使用原告的两幅照片，其中一幅是其患病病容的肖像，其行为既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也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是很严重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民法通则》第100条中规定的“营利目的”是不是侵害肖像权的构成要件。肯定者说既然是法律的规定就应当是构成要件，否定者说这只是一种表述而不是规定侵权责任。讨论的主导意见是后者。第二，宣传医疗成果是不是就构成侵害肖像权的正当抗辩事由。为公共利益需要而使用他人的肖像和隐私，是构成合法抗辩的，但是，这种宣传医疗成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吗？一方面，肖像权和隐私权都是人的绝对权，除非需要牺牲人格权的那个公共利益特别重大，但本案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另一方面，即使是需要介绍医疗成果，使用他人肖像也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权利人本人进行保护，不使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受到直接的牺牲。尽管本案的判决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这些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六、“擅自摘取死者器官制作标本”案。1992
入选理由：第一例尸体受到侵害起诉得到判决支持的典型案件
「案情」1991年11月16日，原告杨某的丈夫、原告武乙和武丙的父亲武甲因患病住进被告某军区总医院治疗，同年11月27日凌晨因败血症、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被告在对武甲进行治疗期间，曾会同医学院的专家对病情进行会诊，两院的专家对武甲病情的诊断存在分歧意见。在此期间，武甲的病情迅速恶化。武甲死后，原告怀疑被告的诊断、治疗有误，要求被告在有外医院专家参加并有武乙在场的情况下，对武甲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以查明死因。被告对原告提出的“附加条件”未给予明确答复，在武甲死亡的当天，在没有办理完备尸检手续的情况下，由本院医务人员对武甲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并取出心、肝、肺等脏器留作标本以作研究用。次日，原告得知武甲尸体被解剖后非常不满，在找被告解决问题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1992年1月2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反诉原告损害其名誉权。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点评」这个案例并不是第一件请求对尸体进行保护的案件，在此之前河北省也发生了
一件类似的案件，法院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自然人死亡之后，其尸体究竟是不是要予以保护，在此之前一直是存在争论的问题。受理本案的法院根据法理，认为人的尸体不受法律保护是不符合情理和习惯的，因此直接做出判决，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个成功的判决。但是究竟基于什么理由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保护，则有不同主张。有的认为人死亡之后遗留的尸体是所有权的客体，由其近亲属享有这个权利。这个理论是不对的。我提出了一个身体权延伸保护的理论，是说自然人死亡之后，其生前享有的身体权就成为了身体利益，体现在尸体上面，由其近亲属予以保护。当然也有其他的理论。总而言之，从这个案例之后，我国司法实践就开始了对尸体的法律保护，这个案件的功绩就是奠定了这种保护的基础。此外，这个案例对于认定身体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民法通则》只规定了生命健康权的概念，其中是不是包括身体权，理论上有争论。既然死者的尸体是身体权的延伸，那么身体权也就是当然的。
七、“疑似精神病予以强制治疗”案。1991
入选理由：引发人身自由是不是具体人格权讨论的典型案件
「案情」在“文革”中，某矿务局矿工医院医生张某经常发表一些评价林彪、江青等的“另类”言论，该院领导认为其精神不正常，依据精神病院个别医生出具的为精神分裂症的“门诊印象”和“初步诊断”，经研究决定不允许张某上班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张某可能会被定为“恶攻”罪而被判刑罚），工资照发。“拨乱反正”之后，新的院领导决定对张某按照病休待遇开工资，张某认为是领导决定自己不上班并且工资照发的，如果扣工资，就坚持恢复上班工作。院领导认为张某是精神病患者不能上班，并下发文件认定张不具备自主行为能力，并为其指定监护人（行使了法院的权力）。张某不服。该院在未经张某本人及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派人强行将张用汽车送到精神病医院强制住院治疗38天。医院的结论为：“病员自住本院一月余，未发现明显精神病症状，故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张某以侵害自由权和名誉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认定侵权责任；对于侵害自由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点评」这个案例是全国第一例关于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但是，法院认为人身自由权在《民法通则》上没有规定为人格权，因此不能按照侵害人身自由权认定侵权行为，因而定为侵害名誉权的性质审结本案。这个案件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人格权法定否定说”的意见，就是人格权不能实行法定，民法对于人格权的规定仅仅是列举式的，并且要规定一般人格权作为总的概括，以免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那些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由于法无明文而不能得到保护。但是很多司法人员都固守权利法定的原则，认为没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就不是权利，人格权同样如此。本案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可惜的是，在民法草案人格权法编中，对人身自由规定为一般人格权的内容，而不是规定为具体人格权。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人身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因而是公权利，不能用民法保护。这也是一个荒谬的观点。凡是法律规定的具有人格权性质的权利，都需要民法的保护。对此，民法草案的人格权法编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条文了，解决了这个问题。
八、“女青年超市遭搜身”案。 1992
入选理由：引发了一般人格权及其保护的讨论并最终立法的案件
「案情」1991年12月23日，女青年王某、倪某到某超市购物，当二人购物后离开该市场时，超市保安人员追出将二人拦住，责问二人有没有拿超市的东西没有付款。二人如实告知已经付清货款，但是保安人员仍不相信，将二人带到收银台，告知其店方规定有权查阅顾客携带的东西。王某生气地让他们检查，保安人员还是不相信，将二人带到办公室盘问，并摘下帽子、解开衣服、打开手袋进行检查，逼得两名女青年伤心落泪。直到最后没有搜查出任何东西之后，店方才对二人道歉并放行。王某和倪某感到人格受到侮辱，名誉受到
损害，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造成严重精神痛苦，遂向法院起诉。经过法庭调解，超市承认错误，赔偿二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各2000元，二原告撤诉。
「点评」本案是以侵害名誉权起诉，但是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名誉权的保护问题，而是涉及人格尊严的问题，对一般人格权的承认和保护问题。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各国立法一般都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代名词，立法规定了人格尊严就等于规定了一般人格权。我国《宪法》对人格尊严是作了规定的，但是在《民法通则》中却将人格尊严规定在名誉权的条文当中，忽略了一般人格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这个案件发生时，立法机关正在起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家们认为，这种行为所侵害的就是一般人格权，就是人格尊严。在民法上，如果不确立一般人格权的地位，对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就无法完善保护。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第43条规定了对消费者人格尊严的保护，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地位。现在，民法典草案人格权法编的第2条对此明文加以规定，就是这个案件在人格权法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功绩。
九、“幼女被奸淫堕胎索赔”案。1994
入选理由：最早提出性自主权受到侵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案情」史某为13周岁幼女，1994年7月21日被罪犯刘某奸淫，致其怀孕、堕胎以及治疗等支出费用1300余元。经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后，刘某被法院以奸淫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在刑事诉讼中，史某的父亲以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刑事被告人对侵害性自主权（当时叫做贞操权）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法庭没有准许。后史父又向法院民庭起诉，列刘某为民事被告，要求其承担侵害性自主权的民事责任。
「点评」这是最早发生、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侵害性自主权的案件。但是这个案件的影响不够大。影响最大的同类案件，是2001年发生的王某被**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二审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性自主权及其保护的问题上，立法和司法都存在偏见。性自主权就是指主体自主支配自己性利益的权利，对此，刑法和行政法都有规定，但是在民法上就是不保护。现实的结果就是，在这些偏见面前，本案的受害人以及王某这位受害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同样的受害人，权利受到侵害就是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民法草案也还是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不知这个问题的解决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
十、“胎儿受到损害索赔”案。 2001
入选理由：第一次提出胎儿人格利益应当受到保护的案件
「案情」女市民贾某怀有4个多月身孕，某日乘坐某出租汽车公司戚某驾驶的奥拓车出行。在行驶过程中，出租车将正在前方右侧车道修车的黄某、张某撞伤，坐在出租车内副驾驶座的贾某同时被撞伤，右额粉碎性凹陷骨折及颅内血肿。交警部门认定，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司机戚天明及黄某、张某均违反有关交通法规规定，负事故同等责任。贾某认为，出了车祸后，自己吃了那么多药，肯定会对胎儿的健康有影响。某中级法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学鉴定认为，贾某属十级伤残，其受伤后服用的复方磺胺异恶唑等药物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用药量及用药方法、时间，加之人的个体差异等，对胎儿的生长发育的具体影响尚无法确定。由于贾某住院后司机戚某等三人拒付医疗费，贾不得不出院。贾某在生下小孩后，与对方多次协商无效后，向法院起诉，请求三名被告赔偿其医疗费、伤残补助费及对胎儿的伤害费等，共计20万元。
「点评」对于胎儿的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新问题，也不是一个试探性的民法措施，而是一个已经成熟了的民法制度，各国民法基本上都是有规定的。本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在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正式提起了诉讼程序。对于胎儿的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是：第一，胎儿在母体中受到损害，在其出生之后损害确定之时，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行使。第二，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出生时就是死体的，损害的是母亲的身体或者健康，由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是保护人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三个基本规则也是极为重要的保护措施，在民法人格权法编中必须规定，不然只规定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不保护自然人出生前这个时期的人格利益，在制度上不平衡，同时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也不均衡。至于本案，由于胎儿出生之后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损害，尚没有得到证实，因此还无法确定赔偿的问题。

5. 我国名誉权规定要保护死者及其几代嫡系亲属的名誉权

“我国司法解释关于死者近亲属有权对死者名誉损害起诉的规定，实质上是把死者名誉视为死者近亲属的一种合法利益加以保护的。同时在程序上也解决了象施利聆案那样死者继承人所主张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利的困难。”
公民有“已故亲属名誉权”。请注意这一权利同“已故亲属的名誉权”之间的区别。前者的权利主体是活着的人，是说公民有权拥有名誉好的已故亲属。后者的权利主体是死去的人，是说死去的人有权拥有好的名誉。
“已故亲属名誉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它呢？魏永征解释说：“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死者名誉实际上是指死者生前的名誉，亦即对死者生前行为表现的社会评价。如果死者名誉可以被任意诋毁而不受到任何制裁，这不仅对死者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于宏扬社会正气、维护安定团结。死者名誉遭到不法损害，受到不利影响的首先是他的近亲属，他们会陷于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
这意思就是说，既然死人不能有权利，活人又不能继承那权利，那就把它说成是活人本来就有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９３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确认了先人具有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曾在１９８９年《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中指出，“吉文贞

6. 谁知道荷花女案件的经过

吉文贞，1925年6月出生在上海一个曲艺之家，自幼随父学艺演唱，从1940年起在天津登台演出，曾红极一时，1944年病故。

1985年起，魏锡林拟以吉文贞为原型人物创作小说。创作中，魏锡林曾几次寻访了陈秀琴（吉文贞之母）、吉文利（吉文贞之弟），了解吉文贞生平及其从艺情况，并索要了其生前照片。1987年初，这部由魏锡林自行创作，总计约11万字的小说《荷花女》完稿，并被投稿于《今晚报》。

《今晚报》副刊自1987年4月18日至同年6月12日对小说配插图进行连载，每日一篇，共计56篇。小说在内容中使用了吉文贞的真实姓名和艺名，内容除部分写实外，还虚构了部分有关生活作风、道德品质的情节。

在小说连载过程中，陈秀琴及其亲属以小说损害了吉文贞的名誉为由，先后两次找到报社要求停载。《今晚报》社以报纸要对广大读者负责为由拒绝，并在同年8月召开的小说笔会上授予该小说荣誉奖。

1987年6月，陈秀琴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以魏锡林未经其同意在创作发表的小说《荷花女》中故意歪曲并捏造事实，侵害了已故艺人吉文贞和自己的名誉权，《今晚报》未尽审查义务致使损害扩大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魏锡林认为，小说《荷花女》虽然虚构了部分情节，但并没有降低“荷花女”本人形象，反而使其形象得到了提高；另“荷花女”本人已死，陈秀琴不是正当原告，无权起诉，并提起反诉。《今晚报》社认为，报社按照“文责自负”的原则，不负有核实文学作品内容是否真实的义务。

天津中院在近两年的审理期间，走访了天津曲艺团、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等地，查证了当年邻居、作家、曲艺演员、观众等17个证人，参照文化部颁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第十一条“关于作者死亡后，其署名等权利受到侵犯时，

由作者的合法继承人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规定精神，认定公民死亡后，虽然丧失了权利能力，但其生前享有的名誉权利仍受法律保护。损害死者名誉的同时，也会使其在世亲属的名誉受到损害。

因此公民死亡后，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亲属有权提起诉讼，故“荷花女”之母陈秀琴有权提起诉讼。魏锡林所著《荷花女》体裁虽为小说，但作者使用了吉文贞和陈秀琴的真实姓名，

其中虚构了有损吉文贞和陈秀琴名誉的一些情节，其行为侵害了吉文贞和陈秀琴的名誉权，应承担民事责任；《今晚报》社对使用真实姓名的小说《荷花女》未作认真审查即予登载，致使损害吉文贞和陈秀琴名誉的不良影响扩散，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判决结果

天津中院判令，魏锡林和《今晚报》社分别在《今晚报》上连续三天刊登道歉声明，为吉文贞、陈秀琴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各赔偿陈秀琴400元。同时魏锡林停止侵害，其所著小说《荷花女》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复印、出版发行。

《今晚报》社、魏锡林不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高院在认定天津中院判决合法的基础上，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参考资料来源：人名法院报-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 名誉权纠纷案

7. 谁有“荷花女”案件的判决书

（一）判令被告魏锡林在《今晚报》或其他报刊连续三天发表声明，为死者吉文贞恢复名誉，向原告陈秀琴赔礼道歉；判令被告《今晚报》刊登原告所写介绍吉文贞的生平文章，并在文前加编者按，对原告赔礼道歉。如二被告拒绝执行，由人民法院在其他报刊刊登与上述内容相同或判决书主要内容的公告，其费用由二被告分担。

（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陈秀琴因治病等受到的实际损失170余元。至于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而要求经济赔偿的数额，按照我院第四次民事业务研讨会纪要提出的标准确定400元，总计约600元，由二被告按其责任大小分担。

（三）判令被告魏锡林所著《荷花女》一书今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复印、出版发行。

（四）《今晚报》社在1987年8月授予魏锡林创作《荷花女》一书所得的荣誉奖证书由人民法院予以收缴。

（五）关于作者魏锡林所得稿酬，一种意见是应按非法所得予以收缴；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不管。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六）诉讼费20元由二被告各负担10元。

8. 脸部受伤，留下一个疤，能要求多少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应该在200到500左右不等
因为你的意外损失不是很大` 所以我说的可能还多了` 看实际情况了

9. 关于民法的一个问题：名誉权也包括荣誉权吗

不包括。
1.名誉，是指社会上人们对于公民或法人的品德、才干、声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这些被维护的名誉是指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保护。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所谓名誉，从字义上解释，就是指公民、法人的名望声誉。也就是说，一个公民、一个法人的品德、才干、信誉等在社会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即自己的名誉，依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名誉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人格尊严，它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乃至其它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法人的名誉表示社会的信誉，这种信誉是法人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它的整个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企业法人的名誉，反映了社会对它在生产经营等方面表现的总的评价。法人的名誉往往对其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发生重大的影响，名誉权是民事主体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因此，除了我国宪法、刑法和一些行政法规很重视这项权利的保护之外，民法通则第101条在确认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的同时，又以禁止性法律规范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名誉侵权的形式
名誉侵权主要有下列几种方式：侮辱，诽谤，泄露他人隐私等。
侮辱：是指用语言（包括书面和口头）或行动，公然损害他人人格、毁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如用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或极其下流，肮脏的语言等形式辱骂、嘲讽他人、使他人的心灵蒙受耻辱等。
诽谤：是指捏造并散布某些虚假的事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如毫无根据或捕风捉影地捏造他人作风不好，并四处张扬、损坏他人名誉，使他人精神受到很大痛苦。
侮辱、诽谤是常见的名誉侵权行为，民法通则101条明令禁止用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对法人名誉的侵害，主要表现在散布有损法人名誉的虚假消息，如虚构某种事实，诬说某工厂的产品质量如何低劣，以图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垮对方等等，这些都是侵害法人名誉权的侵权行为。
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严格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人民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2.荣誉权，是指公民、法人所享有的，因自己的突出贡献或特殊劳动成果而获得的光荣称号或其他荣誉的权利。
3.
名誉权和荣誉权都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保护的人身权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被屡屡侵犯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涉及文化名人的各类名誉权官司，更频繁见诸报端。《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02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可见，名誉权和荣誉权是一对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法律概念。两者之间存在如下联系:

相似点
第一，保护客体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名誉权和荣誉权保护的客体分别是民事主体的名誉、荣誉。名誉是指社会公众对自然人、法人的品德、才干、生活作风、信誉等方面的一般的、总体性的评价。荣誉则是因特定主体的突出贡献或特殊劳动成果而由政府、社会组织授予的一种赞美称号，如某人被评为最佳男主角，以及某人的长篇小说获茅盾文学奖等。可见，荣誉和名誉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把荣誉视为名誉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二，不是财产权但都与财产权相关。名誉权和荣誉权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它们都与特定的人身不可分离而且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但是，它们又可以与一定的财产权发生关联。如果公民的名誉权和荣誉权受到侵害，他可以要求赔偿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一定的精神损害金。

不同点
但是，名誉权与荣誉权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第一，权利主体不同。名誉权的权利主体是所有的民事主体，任何自然人、法人都享有名誉权，具有普遍性。而荣誉权的主体则不是所有的民事主体，而是依据是否获得荣誉的事实而定，因而有的民事主体享有荣誉权，有的则不享有，它具有专属性。
第二，取得和丧失权利的方式不同。公民自从出生时起、法人自其成立时起就开始对自己的名誉依法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而荣誉权并不是公民一出生便能享有的权利，而必须是有了突出贡献被有关组织授予某种称号以后才能产生的一项权利。如果公民的荣誉称号被合法取消或剥夺，其荣誉权也就丧失了，但名誉权不会丧失。需要说明的是，公民的名誉权和荣誉权并不一定随着公民的死亡而必然丧失。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死者名誉权是可以得到保护的。最先提出此要求的是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她于1987年起诉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小说的《今晚报》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法院的判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肯定性回答。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案件不断出现，不久前由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的杨子荣名誉权案也是如此，杨子荣的养子杨克武因电视剧《林海雪原》起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认为被告在电视剧中虚构了不少情节，严重侵犯了英雄杨子荣的名誉权。3月15日，法院裁定驳回了杨克武的诉求，原因并不是法律不保护死者的名誉权，而是因为法院认定杨克武与杨子荣的收养关系不成立，不是适格的原告。
第三，侵权方式不同。侵害名誉权是以侮辱、诽谤、报道失实、公布他人隐私等行为损害他人名誉，侵害荣誉权的主要方式是非法剥夺他人的荣誉称号。具体而言，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侵害名誉权的主要方式主要体现为诽谤、侮辱、新闻报道失实。例如，去年，歌手韦唯为《韦唯的燃情岁月》一文起诉一家画报社及作者王学仁侵犯名誉权，原因主要是某画报未经同意连载了名为《韦唯的燃情岁月》的文章，文章内容主要描述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不愿让人知晓的情况等。如果批评文章反映的问题虽然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或者基本内容失实的，都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学作品使用素材不当也有可能构成此类侵权。创作文学作品时，故意用小说等文学作品侵害他人名誉权的，为诽谤。作者使用素材不当，损害生活原型人的名誉权的，构成侵害名誉权。
在实践中，因名誉权纠纷产生的案件众多，而荣誉权的诉讼相当少见，原因就是名誉权具有普遍性，侵权方式具有多样性，而荣誉权具有专属性，法律明文规定的侵权方式只有剥夺他人荣誉称号这一种。像2002年于洪东诉今日中国出版社一案被称为“全国首例荣誉权官司”，于洪东因曾在珍宝岛保卫战表现突出被荣记一等功并多次受国家领导人接见，可是,今日中国出版社在一本标明“战况纪实、历史写真”字样的书中却张冠李戴，将于洪东的事迹全写到战友冯某头上，侵害了原告的荣誉权。

10. 大讨论死去的人具有名誉权吗

一、死者有没有名誉权？

第一种解释是，死者有名誉权。这种意见始见于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名誉案的批复：“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权向法院起诉”。[iii]其后，最高法院于1990年对海灯名誉案的批复中重申这一意见：“海灯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养子，范应莲有权向法院起诉”。[iv]

这儿所说的“依法”中的“法”意指1987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和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v]

但是，名誉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者本人。别人（如亲属、律师或其他人）可以在本人的授权下代办有关诉讼事务，但任何人都不能未经授权而以被侵权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在有关死者名誉权的诉讼中，权利的主体已死，逝者已也，他或她既不可能诉讼，也不可能授权。最高法院把提起诉讼的权利交给死者亲属，就形成学者魏永征所说的“（原告）所主张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利”[vi]的状况，违反了上述“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人本人”的原则。

其实，公民一旦死亡，他的权利义务也就随之消失。这一点在《民法通则》第9条中规定得很清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9条对公民（自然人）的定义适用于《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所有权利义务，当然也适用于第101条和120条所保护的名誉权。[vii]

换言之，《民法通则》并未保护已故公民的名誉权。最高法院两个批复中关于死者有名誉权的意见于法无据。

从常理、逻辑上讲，把权利、义务的终点定在死亡之时是很有道理的。人死了就不可能再履行纳税、服兵役的义务或其他任何义务了。同样，人死了也不可能再享受选举、婚姻、劳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了。把名誉权单列出来允许死者保留，似乎名誉权是一种与别的权利义务都不同的“权后之权，”于常理、逻辑上都说不通。

1993年《高法解答》第5条中不再谈保护“死者的名誉权”，而代之以“死者的名誉”。[viii]按照魏永征的说法，删掉这“权”字，是因为最高法院已意识到主张死者有名誉权于理于法不合。[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