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刑法上的条件说因果关系问题，请说明为什么详细一点儿
不是。几率太小，与客观规律不符。
因果关系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指一种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引起另一种现象，引起其他现象的现象是原因，被引起的现象是结果。不过，因果关系的本身并不包括原因和结果，而只包含二者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罪责自负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一个人对某种危害结果有无罪责，决定条件之一就是他的行为与该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因此，当危害结果发生时，要使某人对该结果负责任，就必须查明他所实施的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换言之，查明某人的行为同危害结果有无因果关系，是正确认定犯罪、解决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注意以下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问题。
一、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因果关系作为客观现象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的有无只能根据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进行判断，不能以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某种危害结果而否定它的存在，也不能因为其假设存在而存在。比如，行为人轻伤被害人，但碰巧被害人为血友病患者，致使其流血不止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以行为人不知被害人是血友病患者，认为其行为不会导致被害人死亡而否定轻伤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那种认为只有在罪过支配下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因果关系的相对性
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说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锁链”，一现象是某一现象的结果，其本身又可以是另一现象的原因，换言之，原因和结果的区别在现象普遍联系的整个链条中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要确定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必须把其中的一对现象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的考察它们，也就是说，只有抓住整个链条中的某一特定环节，才能具体的考察这一对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谁为原因，谁为结果。至于哪一对现象需要抽出被研究，则要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因为刑法中研究因果关系的目的，是要解决行为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所以此处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只能是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合法行为、自然力作用等及其所引起的某种结果并不属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范畴。
三、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
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是指从发生的时间上看，原因在前，结果在后，结果不可能在原因之前存在。因此，作为原因的危害行为的实施，必定先于作为结果的危害结果的出现。这告诉我们，只能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的危害行为中去找原因。如果某人的行为是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后实施的，该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显然没有因果关系。比如，甲在睡眠中突发心脏病死于床上，行为人意图杀甲，看到甲躺在床上，以为其在熟睡，用枪向其射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行为人的杀害行为是在甲的死亡结果发生之后实施的，因而二者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凡是先于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都是引起该结果的原因；在结果之前的行为只有引起和决定该结果的发生，才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比如，行为人向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但行为人并不是出于畏惧心理，而是基于怜悯之心提供财物，则敲诈勒索行为与被害人提供财物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四、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和具体性
人的行为不可能超时空而孤立存在和发展；人的行为引起某种危害结果，总是同当时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相结合、相互作用的过程。一种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可能不会造成某种危害结果，但在具体的环境中、特定条件下，就可能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因此，考察某人的行为同某种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决不可能脱离案件的各种具体条件孤立的看行为本身，而应全面考虑危害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具体情况，否则，难以正确判明因果关系。比如，行为人与被害人产生争执，向被害人胸部打了一拳，致使被害人的心脏病发作，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遇交通堵塞而不治身亡。在这一案例中，在一般情况下一拳是不会致人死亡的，但恰巧被害人有心脏病，而且又没能及时送往医院，否则被害人是可以得救的。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行为人的击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行为正是在被害人具有心脏病和交通堵塞等具体条件下，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在全面分析对于结果发生的诸因素时，要注意把原因与条件严格区分开来。原因是引起结果诸因素中的决定性因素，而条件虽然对结果的发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它只是围绕原因对结果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非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能把原因与结果同等看待，否则，将会扩大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
五、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一样都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一因多果和多因一果。一因多果，指得是一个危害行为同时引起多种结果的情况。比如，行为人破坏公共汽车，致其倾覆，导致多人伤亡，又如，行为人抢劫被害人，并致其死亡。在一行为引起多种结果的情况下，要分析主要结果与次要结果、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以便正确定罪量刑。多因一果，指得是多个原因导致某一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比如，在共同犯罪中，每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又如，在责任事故类的过失犯罪中，事故的发生通常涉及到许多人的过失，而且还是主客观原因交织在一起。在多行为导致某一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应该区别原因的程度，分清什么是主要原因，什么是次要原因。这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导致危害结果发生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相应的，危害程度也有差别。通过分清主次原因，使各行为人承担各自的刑事责任。
六、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问题
在现实中，因果关系一般表现为一对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 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这种联系称为必然因果关系，它是因果关系基本的和主要的表现形式。但是自然和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因果关系的表现也不例外，从因果性和规律性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来看，因果关系可能是一般的和必然的，也就是可能具有规律的意义，但也可能既不是一般的联系，也不是必然的联系，而只是单一的和偶然的联系。这种单一的和偶然的联系，又被称为偶然因果联系，指得是某种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必然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又有其他原因加入其中，即偶然地同另一原因的展开过程相交错，由后来介入的这一原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这种危害结果的情况。
偶然因果关系通常对量刑具有一定的意义。比如，行为人抢劫被害人，被害人逃跑。在横穿马路时，被害人由于慌乱被正常行驶的汽车轧死。在这个案例中，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着偶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行为人不仅对抢劫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且对被害人的死亡也须负责任。当然，这种责任并不是杀人罪的刑事责任，而是在对抢劫罪进行量刑时体现出来。偶然因果关系有时对定罪与否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行为人以限制自由的方法强迫被害人在其作坊中劳动。被害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寻机逃出作坊，行为人发现后在持棍棒追赶。被害人慌不择路，失足落入路边沟里，头碰石头，造成重伤。在这一案例中，如果行为人仅有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由于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因此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是，现在发生了被害人重伤的结果，而且行为人的强迫劳动行为与此结果之间具有偶然的因果关系，据此可以认定行为人的强迫劳动的行为已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构成强迫职工劳动罪。
七、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在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不作为没有行为，从物理上说是无，无不能生有，因而不作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在客观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只是法律上拟制的因果关系。我们认为，解决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像解决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一样，坚持因果关系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不能用物理学的机械作用的观点，而应当用社会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不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法律拟制的。不作为与作为是行为的两种表现方式，都是处在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之中。因此，不论是作为或是不作为，都不可能不在现象的普遍联系中既是其他现象产生的结果，同时又是产生另一现象的原因。在不作为的情况下，行为人具有实施某种行为以防止或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的特定义务，但却没有实施该种行为，以致危害结果发生，如果行为人履行特定的义务，危害结果便不会发生，因此，行为人的不作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比如，行为人是铁路扳道工，负有按时扳道的职责，但行为人能履行这一职责却未履行，以致火车出轨，造成人员伤亡。在这一案例中，负有按时扳道义务的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在客观上引起了火车出轨、人员伤亡的危害结果。当然，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与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在结构上存在不同。不作为只有通过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他人行为或自然事实等因素结合才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
八、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研究和确定某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有无因果关系，对于解决这一行为人对于该危害结果应否负刑事责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其当然不对该结果负刑事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须对此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诸要件的统一，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为了解决已经发生的危害行为是由谁的行为造成这一问题，因此只是确立了行为人对特定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并不等于解决了其刑事责任问题。要使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还必须具备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否则，即使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仍不能构成犯罪和使其负刑事责任。
㈡ 因果关系里面的条件说是什么
因果关系认定：“条件说”
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就认为有因果关系？一般采取“条件关系”说，即如果没有前者A行为就不会发生后者B结果，那么A是B的原因。
例：甲与患有脑动脉瘤的乙因口角发生撕扯，甲把乙头部用力夹于腋下，乙用力挣扎几下后脑血管破裂出血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有条件关系（如果甲不夹乙脑袋，乙就不会用力挣扎，当时不至于脑血管破裂死亡），认定有因果关系。关于甲对此结果的责任，还需考虑其主观有没有故意、过失才能最终决定。本案甲的行为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不相当，不担故意罪责，若认定有过失，可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
㈢ 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因果关系是构成侵权的基础要件，因果关系不成立，就不能要求行为人对损害后果承担版侵权责任。因权果关系的学说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学说，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因果关系判断理论采取的是相当因果关系学说，成立相当因果关系，即有因果关系。那么，相当因果关系如何判断呢？根据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只要法官依照一般社会见解判断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行为通常能够引起损害的发生，即可认定有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公式为：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故，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理解为实际上通过“通常不发生”对条件因果关系的限缩，通过“通常发生”（通常）对必然因果关系的扩张。
㈣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㈤ 违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出自哪里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都属民事责任
1、侵权责任一般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当事双方又无过错，依公平观念，也可采取公平责任原则。违约责任一般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2、侵权责任，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因其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定要有损害后果的存在，无损害无侵权。在违约责任中，损害后果不一定是承担责任的要件，如定金罚则。
3、在侵权责任中，一般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义务就加害人是否有过错负举证责任。而在违约责任中，违约方只有证明具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时才能免责。
4、在侵权责任中，免责条件只能是法定的。在违约责任中，除了法定的免责条件外，合同当事人还可以事先约定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但当事人不得预先约定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
5、侵权责任的形式包括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既包括财产责任，也包括非财产责任。违约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强制实际履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 6、在侵权责任中，损害赔偿的范围不限于财产损害，而且包括人身损害及其他损害。在违约责任中，损害赔偿的范围限于财产损害。
㈥ 试述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怎样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相关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又称等值说，该说认为所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因而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行为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条件说的优势在于它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按照该学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容易发现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条件说的批判也很多，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把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看待，没有区分不同条件之间的不同作用，这样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便不能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范围。
第二，该学说认为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因素皆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就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牵扯进来从而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造成真正有责任行为人的难以确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认为条件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缺乏灵活性，在稍微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往往出现不合理的认定结果。因此，现在仅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适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学说之外。
（二）原因说
原因说认为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对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为人承担责任。
该说在理论上把对损害结果作用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单从理论上来看有其进步性。但是该说也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原因说只提出要把条件跟原因区分开，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将两者区分开，只是给了一个主观、相当宽泛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损害发生的条件往往错综复杂，对损害结果的作用难分轻重，所以原因说在审判实务中适用的难度会很大。
第二，原因说把众多条件中所谓的“原因”认定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唯一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条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事实上可能造成当不能认定“原因”时，所有条件都与损害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从而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合理情况发生。
（三）法规目的说
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法规的目的来决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基本上是法律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法规目的说在解决一些与立法目的相牵连的案件的时候，能够发挥比其他学说更为明显的优势。但是法规目的说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法规目的所包括，也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法律来规制。依照法规目的说，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的保护就毫无希望可言。并且以法规目的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会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权人在法规目的的掩盖下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如果侵权人知道某一法条是为保护某一权益而设的，那么他就可能将受害人的其它权益置于该法条规定的情形之下，从而使得该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解决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规的目的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而法规目的说却舍弃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直接以法规的内容与目的来衡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最终仍然由法官来判断法规的目的，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盖然因果关系说
盖然因果关系说发源于日本，是因果关系证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盖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对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证明．应该只要就因果关系的存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程度即为充分，所以，应当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受害人转换到加害人身上。有学者将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的理论要点归结为：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为原告承担；第二，证明责任在实质上进行转换，即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被肯定；第三，“盖然性证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确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的程度的举证。”从价值方面分析，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减轻了被害人的证明负担，有利于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7]
（五）相当因果关系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系以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即有因果关系。冯·克里斯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原因和结果之间才有因果关系：(1)它必须是损害的必要条件；(2)它必须在相当量方面增加损害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知，并非引起某个事件的每个条件都是原因，只有使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条件才是该结果的原因，才会承担责任；如果该条件在一极其特殊的，或者极可能小的情况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并且该条件是一种事物在一般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则该条件不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依吾人知识经验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的可能，其条件与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换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关系。
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大陆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中适用最广泛的理论。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因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所以在其产生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判断”和“相当性判断”有机结合了起来。合理的确定了责任的范围。相当因果关系的构造可分为“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组成部分。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首先确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条件，而后再借助一般社会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进而断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从而避免了单纯采取条件说所造成的因果循环，牵连范围过宽，一概而论使每一个有牵连的加害人均承担责任的责任范围过宽现象的发生。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可能性”纳入判断因果关系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可能性”判断一般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与见识，所以在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某侵害行为是否为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时，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需证明该侵权行为依一般社会经验极大的增加了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则极大地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突出表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在该类案件中一般采用“盖然性”的方法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某化工厂污染了某居民区的水源。该居民区大部分居民喝了该水之后均呈现出不同轻重的中毒情况，则该居民区居民只需证明该化工厂侵权的“极大盖然性”即可，而无须亲自证明该盖然性已经达到了确定性的程度。
虽然相当因果关系说已逐渐被大陆法系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相当因果关系说亦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易造成使用的差异性。由于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为人对极大增加损害结果的可能性理论并不能提出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同样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判决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会出现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现象的出现。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缺少必要的法律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判断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中。”由此可见，价值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借助数学及社会统计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可是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三，相当因果关系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并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的侵权案件判断其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有些案件并不适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权案件。
其四，相当因果关系说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在理论上有混淆“过错”判断的嫌疑。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的相当性表现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所不能预见但是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的“过错”的判断。一般人所能预见，而行为人却没有预见，此为行为人之“过失”；一般人不能预见，行为人预见了仍然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为之，此为行为人之“故意”，只不过这种故意隐藏得更深，若无有力证据很难证明而已。相当因果关系说把本应当在过错中进行的法律判断搬到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并称之为“相当性”的判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忽视了过错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们在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时，往往高估了因果关系认定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给人一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即等于侵权责任成立”的感觉，把过错放在一边，这种做法，诚不可取。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实质与解决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无论其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均无法解决所有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某一理论学说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具有应用价值，而在另一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则可能无法适用。所以，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侵权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乃是摆在所有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构建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时，应当坚持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不宜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复杂化。而是应当将主要问题留待司法实践中去解决．赋予法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㈦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
这位朋友你好！如上模拟案件中需要明晰的是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究竟应该如何认定的问题。我国因果关系经过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高概率因果关系说、条件说以及事实和法律相区别说的发展，日益丰富。但因果关系理论中最让人疑惑的两个问题仍然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讨论。该案件中，张某是为了救小学生而拦住马，被马踢伤，然而之所以李某的马会惊慌失措是因为食品公司在不允许放爆竹的地方燃放爆竹，因此食品公司的行为同张某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虽然李某是马车所有人并且马车是在李某的驾驶下撞人，食品公司的责任不因此而得以免除：这就是“行为后由于特殊情况的介入而导致结果发生的场合”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也就是本律师刚刚所言的因果关系判断的两大难题中的一个。
但实际上，如果食品公司燃放爆竹的地方是可以燃放爆竹的，也不能因此而免除其责任，也就是说这里认定食品公司责任的根本不是其“违法性”——在不允许燃放爆竹的地方燃放爆竹，而是因果关系性——张某的损害同食品公司的燃放爆竹具有因果关系。回答完毕，望采纳！
㈧ 侵权要符合四要素条件，请问在哪部法律上，第几条
侵权责任法。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具体侵权行为的、各种作为必要条件的因素。行为人的某一行为只有具备了法律规定的相关要件，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才可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反之，则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也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根据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本文主要以一般侵权行为为例具体分析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1、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在一般情况下，构成侵权行为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只有同时具备这些因素，侵权行为才能成立。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
（1）加害行为，即行为的违法性
加害行为又称致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做出的致他人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行为。任何一个民事损害事实都与特定的加害行为相联系，亦即民事损害事实都由特定的加害行为所造成。没有加害行为，损害就无从发生。从表现形式上看，加害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以不作为构成加害行为的，一般以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义务为前提。
加害行为就是行为具有违法性，侵害他人的民事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的原则上可认定为违法，但有违法阻却事由的，比如职务授权行为、正当防卫行为、紧急避险行为等，则应排除其违法性。违法情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2）损害事实，即具有客观存在的损害
损害事实，是指因一定的行为或事件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造成的不利影响。损害事实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非财产损失，如人的死亡、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痛苦、疼痛）等。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损害事实须具备以下特点：损害是侵害合法权益的结果、损害具有可补救性、损害是已经发生的确定的事实。依侵权损害的性质和内容，大致可分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三种。
财产损失，民法理论认为是指一切财产上的不利变动，包括财产的积极减少和消极的不增加，主要是指由于行为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权利施加侵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既包括积极损失，如人身伤害的费用支出，也包括消极损失，如误工减少的收入等。
人身伤害，是指由于行为人对受害人的人身施加侵害所造成的人身上的损害。具体包括生命的损害、身体的损害、健康的损害三种情况。同时，对自然人人身的损害往往也会导致其财产的损失，如伤害他人身体致其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和误工减少的收入等。
精神损害，主要是指自然人因人格受损或人身伤害而导致的精神痛苦，当然广义上还包括法人的商誉损失等。与其他损害不同的是，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司法实践也只是补偿责任。
（3）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社会现象之间的一种客观联系，即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发生，则该种现象为原因，后一种现象为结果，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就称因果关系。理论上认定因果关系具体有三种方法：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根据事件的客观性来认定；根据原因现象是结果现象的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
侵权行为只有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构成。如果加害人有加害行为，他人也有民事权益受损害的事实，但二者毫不相干，则仍不能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必要要件。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过错，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直接关系到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根据民法原理，过错分为故意、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民事权利的结果而实施行为的，为故意。行为人根据一般人的见识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害他人的民事权利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为过失。一般认为一个专业人士违反了普通预见的水平的即构成重大过失。衡量行为人对其作为和不作为是否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应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进行确定，这也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
2、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构成侵权行为所必须具备的各个因素，主要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等。在特殊侵权行为中，职务侵权行为的发生必须是执行职务中的不当行为，且造成了实际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产品侵害责任、高度危险作业的损害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监护责任等，根据侵权主体和损害事实的法定关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建筑物等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是根据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因此，对于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结合侵权主体、损害事实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参照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承担原则。
三、侵权行为的分类与归责原则
根据侵权行为的过错要求、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等，侵权行为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1、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这是侵权行为的最基本分类。
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为过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以认定的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不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适用无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归责的侵权行为。
2、单独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
这种分类是根据侵权行为人的人数多少划分的侵权行为类型，一人即为单独行为。
3、积极侵权行为与消极侵权行为
这种分类是基于行为的主观行为所作的分类，行为人以作为形式造成的侵权就是积极侵权行为，而行为人的无意识行为或者默示不作为造成的侵权就是消极侵权行为。
根据民法原理，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有三个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了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确立了该原则作为我国侵权法一般归责原则的地位。过错推定是在某些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所适用的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变通方式，它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除非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方可免责，我国《民法通则》第125-126条关于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建筑物等致人损害的规定就是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
2、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行为人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责任范围通常有限额，仅适用于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有明文规定。
3、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又对受害人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害承担的责任原则。因此，适用此原则的前提必然是该侵权行为只能是一般侵权行为，而且加害人的主观上不能有过错。对于此归责原则的适用，在《民法通则》、“民通意见”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也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在特殊侵权行为中，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的损害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监护责任等，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建筑物等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对于造成的损害在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法律又未规定实行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平观念，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四、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
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又称为“免责条件”，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致人损害时，依法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事由。免责事由一般由法律定，部分事由也可以约定。民法理论上将免责事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当理由，包括职务授权行为（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受害人的同意等；二是外来原因，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的过错、意外事件等。
五、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侵权行为人对其不法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是侵权民事责任。侵权责任的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㈨ 简述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过错说对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影响
主客观过错说强调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要侵害结版果是权由该行为所致，就可以认定为存在过错。主观过错说强调行为人的侵害行为必须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缺乏故意或过失则不认为存在过错。因此，这两种学说对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影响在于一个要求具有违法性，一个要求具有主观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