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不当得利竞合王泽鉴

❶ 什么是侵权责任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顺便举几个例子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 从债法的意义上说，不真正连带债务不履行的后果，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侵权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的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侵权责任形态。
例如，在侵权行为法的产品侵权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不论受害人向法院起诉生产者还是起诉销售者，只要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有缺陷，造成了损害，就应当由被起诉的被告承担责任，如果起诉的是销售者，而产品缺陷又是生产者造成的，那么，销售者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可以向生产者求偿。
[案情] 张某和李某于2002年１０月１日结婚，婚后由于性格不合，自2003年３月１２日起分居。２004年１月１日，李某回家看望儿子时，顺手拿走张某抽屉里一张１０万元Ａ银行定期存单，次日凭本人身份证和结婚证将存单提前支取。张某遂起诉。[几种观点] 1、李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张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承担，A银行不承担责任，张某应向李某主张侵权责任。
2、李某对张某构成侵权，A银行对张某构成违约，按责任竞合，张某只能择一行使其请求权。
3、A银行行为既具有违约行为性质，又具有侵权行为性质，其民事责任属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张某对A银行可以择一行使其请求权。只有在认定李某、A银行均构成侵权的基础上，张某才可以张某、A银行为共同被告。
4、本案应按不真正连带债务处理，李某、A银行应对张某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分析] 1、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李某在未得到张某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张某的名义支取存单，构成无权代理。《合同法》第48条规定了无权代理合同的效力。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而不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因为此类合同尽管因代理人缺乏代理权而存在瑕疵，但此种瑕疵是可以修补的，也就是说，因为本人的追认可以使无权代理行为有效。然而，本案中，张某并没有也不可能事后追认李某的无权代理，这就涉及到李某所实施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当然无效的问题，也就是说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被代理人的行为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基于此项信赖与无权代理人进行交易，由此造成的法律效果法律强使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制度之设，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交易的安全，对疏于注意的被代理人，令其自负后果。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一是主观上存在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二是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三是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合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本案中，A银行工作人员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A银行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下文将对A银行的违约作详细分析）。《储蓄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有其身份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对身份证明作了明确界定，即“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同时明确“办理提前支取手续，出具其他身份证明无效。”因此，本案李某必须出具张某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存单和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Ａ银行才能为其办理提前支取手续。Ａ银行工作人员在李某未能出具张某上述规定的有效身份证明的情况下，以结婚证作为张某的居民身份证明，违反《储蓄管理条例》规定，显然存在过错。上述分析表明，本案A银行因其工作人员的过错，不能主张李某的行为为表见代理。
2、本案是否存在责任竞合？
李某对张某的侵权和A银行对张某的违约在本案中是很明显的。
（1）李某的行为构成对张某债权的侵害。所谓侵害债权，是指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或与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并造成债权人损害。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侵权主体主要是债的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当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时，债务人亦可以成为侵害债权的主体。二是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这就是说，侵权行为人不仅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而且具有直接加害于他人债权的故意。对于债权人来说，他要向第三人主张侵害债权的赔偿，也必须证明第三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具有损害其债权的故意。如果他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损害债权的故意，而仅能证明行为人具有侵害其他权利的故意（如侵害债权人的其他财产的故意），或者侵害债权的主观状态为过失，均不能构成侵害债权。本案中，张某持有的存单是对A银行享有债权的凭证，李某作为储蓄关系（张某和A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未征得张某同意擅自从张某家中拿走其存单（债权凭证）并支取，主观上李某不仅具有违法的故意，而且客观上李某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张某债权（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灭失，符合侵权债权的构成要件，李某的行为构成了对张某债权的侵害。至于李某实际占有了应由张某取得的10万元存款及利息，李某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张某财产权的侵害，而是侵害A银行现有财产的行为。因为，A银行的行为只造成了对张某合同债权的侵害，并未造成对其现有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因而不存在侵权的客体。张某的存款由于A银行的过错被他人支取，张某的损失是其合同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存单作为合同凭证，所记载的是一种合同债权而非所有权。储户到银行存款，将其货币交付给银行，这将发生货币所有权的移转，这一现象正是由货币的特殊性决定的。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在交易上可以互相替代，货币所有权与占有是合一的，随占有的移转而移转。货币的占有人即推定为货币的所有人，故货币所有人将其一定数额的货币出借或委托他人管理或在银行存款，可推定借用人、管理人、银行即时取得货币所有权，在借用、管理、储蓄期间，借用人、管理人、银行使用这些货币并不构成违约和侵权行为。因此，本案中，张某基于存单所享有的权利只是一种合同债权，即请求A银行按存单支付本息的权利，因李某的侵权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张某的合同债权而不是货币所有权。利息是根据储蓄合同所产生的，如果双方没有合同关系，利息的取得无法律根据，只有在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张某才可能取得利息，而请求A银行支付利息也是合同债权的组成部分，利息的损失当然也是合同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李某实际占有10万元及其利息财产之前，财产权（10万元及其利息财产的所有权）属于A银行。由于李某对上述财产的占有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此对银行而言，李某构成不当得利。
（2）违约行为是指违反合同债务的行为，亦称为合同债务不履行。这里的合同债务，既包括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又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还包括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的要求，当事人所必须遵守的义务。储蓄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A银行签发的存单便是合同的表现形式。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储蓄章程和规范（见上述关于存单提前支取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规定存储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这些条款虽然只是银行单方的意思表示，但如果储户自愿地把钱款存入银行，便是储户全部接受了已经拟就的合同条款，储蓄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一般而言，合同义务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所负有的应从事或不从事特定行为的义务，当事人只有切实履行其应负有的义务，才能使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得以实现，义务人不履行其应负的义务，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义务主要是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但义务的来源又不限于当事人的约定，还包括法定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所产生的注意、保护、忠实、保密、协作等附随义务。就法定义务而言，当事人可以就法律的任意性规范作出特别约定，但如果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则法律规定的应由合同当事人负有的义务自然构成合同的内容，也就是说，法定义务成为合同义务。
本案即涉及此种情况。张某到A银行存款，便与A银行发生储蓄合同关系。储蓄合同的内容都是由法规和规章加以明确规定的，除了其中某些任意性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特别约定排除外，其他内容都应自然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上述存单提前支取的有关规定虽然属于行政规章的规定，但由于它是国家金融管理机关针对储蓄合同当事人双方所作的规定，而不是对银行内部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的单方面规定，因此，它当然构成储蓄合同的内容。任何一方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A银行在无张某身份证和张某委托他人代取的依据的情况下，未按有关规定为李某办理提前支取手续，致使张某的存款被非存款人李某支取，显然已违反上述规定，属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上述责任是否存在竞合呢？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是民法学上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著名问题，至今仍无定论。王泽鉴先生认为，相关理论大致分为三类：法条竞合说、请求权竞合说与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从本条规定来看，两次出现的“要求”即“请求”之谓，其实是承认受损害方可以有两个请求权，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解释七”的标题“请求权竞合”更是反映得明白无误。关于责任竞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１）责任竞合也就是请求权竞合。（２）一个事实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分别发生两个请求权，这两个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原则上彼此不生影响。同时基于合同法第122条允许竞合的规范目的（保护请求权人而非允许他滥用权利），不允许请求权人分别处分两个请求权，或让与不同之人，或自己保留其中一个而将另一个让与他人。（３）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３０条）。（４）请求权竞合的所有请求权是指向同一给付的，而对这一给付，只能请求一次。如果其中一个请求权得到满足而消灭，由于它和其他请求权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则其他请求权亦随同消灭。（５）我国法律承认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并不意味着完全放任当事人选择请求权而不作任何限制。如果法律直接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只能产生一种责任，排除责任竞合的发生，那么就应遵守法律的这种规定。
上述关于责任竞合的分析表明，构成责任竞合为：（1）一个具体事实，具备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的要件；（2）多个独立的请求权权利主体为同一债权人，多个独立的请求权共同指向同一债务人。本案虽然李某对张某构成侵权，A银行对张某构成违约，虽然存在两个独立的请求权，但不构成责任竞合，因为：（1）两个独立的请求权的产生根据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侵权责任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李某对张某的侵权行为，违约责任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A银行对张某的违约行为。两个独立的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两个独立的事实。（2）两个独立的请求权指向两个独立的债务人。张某基于李某的侵权行为，从而享有对李某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基于A银行的违约行为，从而享有对A银行的违约责任请求权。因此，本案张某对李某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和对A银行的违约责任请求权不存在竞合。
3、A银行是否构成对张某的侵权？
如果A银行的行为构成侵权，有两种可能：一是A银行单独向张某实施了侵权行为；二是A银行与李某构成对张某的共同侵权。
（1）A银行对张某的单独侵权不能成立。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或人身。就侵害财产权的行为而言，其客体主要是指现有财产和利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包括合同债权。本案中，A银行的行为只造成了对张某合同债权的侵害，并未造成对其现有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具体理由见上文2（1）有关分析]，不存在侵权的客体，因而不能认为A银行构成一般侵权。
（2）A银行不构成侵害债权的特殊侵权行为。从本案来看，A银行未按规定为李某办理提前支取手续，乃是一种过失行为，其主观上并无侵害原告债权、加害于原告的故意，不符合侵权的主观构成要件，且A银行是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并不是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符合侵害债权的客观构成要件[见上文2（1）]，因此认定A银行的行为构成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是没有根据的。张某的债权客观上受到侵害，是因为A银行的行为违反债权合同（存单）的约定，所产生张某对A银行所享有的债权不能实现的后果，A银行的行为性质属于违约而非侵权。
（3）A银行与李某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一方面，共同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数个行为人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过错，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具有共同过错，才使其行为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因此成为受害人损害的共同原因。从本案来看，A银行与李某之间，就非法占有原告财产而言，既不存在着意思联络，也不存在共同的行为指向。A银行的行为虽有过错，但其主观上并不希望他人非法占有其储户的财产，因此认定A银行与李某之间具有共同过错，理由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A银行的过错行为只是造成了张某合同债权不能实现，并没有直接实施侵害张某现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由于不能认定A银行实施了侵权行为，因此，也不能认定A银行与李某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
4、A银行与李某应对张某的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即前者与后者分别基于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而负同一内容的债务，彼此之间并无连带关系，但其中之一履行债务后另一方的债务也因债权的满足而归于消灭。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判例学说发展而来的民法制度，各国立法并无明文规定，但各国均承认此项制度。即使在理论上存有歧见的国家（如德国），肯定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观点仍为通说。由于不真正连带债务有着异于连带债务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且已形成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的精巧的科学方法，这种理论和制度无疑已成为人类优秀民法文化的一部分。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迄今为止尚未引起我国民法理论的重视。既然我国广泛存在着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案例类型，借鉴西方国家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做法无疑会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对同一债权人之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属于广义的请求权竞合的一种，与狭义的请求权竞合不同。狭义的请求权竞合是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同一法律后果享有数个请求权，债权人可择一行使。不真正连带债务则是债务人就同一给付对于数个债务人分别单独地发生请求权，因一请求权的满足而使余者均归消灭。不真正连带债务特征如下：（1）债务必须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必须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而产生。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各个独立的债务，各项债务均是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分别存在的。本案中，A银行因对张某构成违约，应对张某负违约责任，而李某因对张某构成侵权，因而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二者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在这方面与一般的连带债务是不同的，连带债务产生的原因是同一的，如基于合同约定或某种共同侵权行为而产生连带债务。（2）不真正连带债务没有共同目的，只有各自单一的目的，各债务人之间对债务的发生在主观上也无联系，给付的相同纯属于相关的法律关系偶然性发生巧合。本案中，A银行与李某并无共同的故意，亦无任何意思的联络，更无共同的约定，其对张某所负的债务联结在一起，是偶然形成的。（3）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是相同的。本案中，A银行与李某对张某所负的责任内容是相同的，即返还10万元存款及利息。（4）债务人为多人，债权人享有数项请求权，如果债权人实现了某一项请求权，就不应再向债务人提出请求。也就是说，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尽管债权人对各个债务人享有分别的请求权，但因为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是相同的，债权人的一项债权实现后，其利益已得到实现，因而不应再向其他债务人提出请求。所以，在本案中，既然张某对A银行和李某享有的是不真正连带债权，因此，一旦张某向A银行或李某其中任一方请求承担责任而使其债权完全得到实现以后，其享有的对另一方的债权即应发生消灭。只有在张某向其中一方提出请求后不能保护其利益时，才能向另一方提出请求。
不真正连带债务人在涉讼时能否作为共同被告？由于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有不同的法律关系，其诉讼标的并非同一，按《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的规定不能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当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同种类（如同为违约或侵权行为）时，才按非必要共同诉讼处理，债权人同时起诉各债务人时可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当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同种类（如本案中一为违约行为，一为侵权行为）时，如果债权人同时起诉几个债务人，为简便程序，也可按非必要共同诉讼对待，因为此时各诉讼的目的在客观上相同。当然，即使将此类诉讼作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应当对不同的债务人分别作出判决。判决确定后，债务人之一履行判决而使债权得到满足时，其他判决也因目的达到而丧失执行根据而终止执行。
综上所述，本案张某可将A银行和李某列为共同被告同时起诉，请求A银行和李某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A银行或李某其中任一方履行债务而使张某债权完全得到实现以后，张某享有的对另一方的债权即应发生消灭。

❷ 无不当得利还是侵权责任

不明真相的收抄到牛奶的人袭把牛奶扔了，他的行为并无不当，不构成侵权。因为，那人可以以为那牛奶是他自己的，他那天就是不想喝了，当然可以扔了；再有，人家把一盒屎送到他家，他可以扔了也可以用来做肥料。以前我也做过这一题：），呵呵，祝你学习进步！

❸ 不当得利与侵权

我用自己的话来简单归纳一下，也许答案不够严谨，但是应该可以解释明白。
1 侵权、不当得利都是债的发生方式，也就是说，都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债权。
2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简而言之，一方受损一方受益，受损与受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给付性的和非给付性的，非给付性不当得利中，有些是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的。
3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有的学说认为还要包括手段的不法性。但是，在此可以看出，侵权人不一定因此而受有利益。
4 你所举的例子，即任意转租，属于无权处分，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按照不当得利处理，首先这是一个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侵权行为不是法律行为。
5 无权处分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利益受损的，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经合的具体方式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各国立法例均有不同。

下面另附一段王泽鉴的论述：
不当得利是德国法学的特色，侵权行为、契约都是自己一个领域，不当得利是能够调整整个无权利财产变动的机制。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非常重要。中国大陆的不当得利很简单，只是一个条文。不当得利法在英国是有的，英国从Dobbs以来，有众多不当得利的讨论。台湾的不当得利本来是个统一的规定：一人受益而没有原因造成他人受损害的，应该负赔偿责任、返还义务。德国还划分给付、非给付的不当得利的类型，台湾经过很多学者讨论，就将台湾的统一的不当得利改变成了德国型的非统一的、类型化的不当得利，对德国法的继受就变成了实务与学者的通说。

❹ 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的区别

我用自己的话来简单归纳一下，也许答案不够严谨，但是应该可以解释明白。
1 侵权、不当得利都是债的发生方式，也就是说，都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债权。
2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简而言之，一方受损一方受益，受损与受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给付性的和非给付性的，非给付性不当得利中，有些是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的。
3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有的学说认为还要包括手段的不法性。但是，在此可以看出，侵权人不一定因此而受有利益。

下面另附一段王泽鉴的论述：
不当得利是德国法学的特色，侵权行为、契约都是自己一个领域，不当得利是能够调整整个无权利财产变动的机制。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非常重要。中国大陆的不当得利很简单，只是一个条文。不当得利法在英国是有的，英国从Dobbs以来，有众多不当得利的讨论。台湾的不当得利本来是个统一的规定：一人受益而没有原因造成他人受损害的，应该负赔偿责任、返还义务。德国还划分给付、非给付的不当得利的类型，台湾经过很多学者讨论，就将台湾的统一的不当得利改变成了德国型的非统一的、类型化的不当得利，对德国法的继受就变成了实务与学者的通说。
参考资料：原创（武汉大学法学院）

❺ 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非给付不当得利之最重要类别，由德国判例所创，主要用于因自己之行为使他人蒙受损失，获得不当利益之均衡。然而，如何判断此处的“不当”利益，在法律上如何适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不无疑问。本文拟就权益侵害不当得的利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及其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作一简单的探讨。关键词：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nbs……依照不当得利的类型化理论〔1〕，将不当得利区分为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个类型，而在非给付不当得利中，又以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其最重要之类别，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创立，一方面扩大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范围和规范功能，为不当得利制度带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日益飞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侵害日益增多的今天，更显其意义。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此类不当得利的理论架构，并据以提出可操作的法律技术，保持其与法律体系中其它制度的协调。这显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因其涉及权益保护范围，并与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一、权益侵害与不当得利设例：甲与乙是挚友，甲外出经商，将其祖传的一钻石项链寄存于乙处，委托乙代为保管，待其经商完毕，即行取回。殊不知，在甲外出经商期间，乙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乙之子丙在乙去世后，清理遗物时，发现此项链，大喜，随后将项链出卖于善意之丁，即刻交付，取得价金若干。在该案例中，因丁善意，取得该项链之所有权，丙无权处分他人之物，构成对他人权益的侵害，甲得向丙提起请求。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甲向丙提起请求，其请求权基础为何？本文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形予以探讨：（1）丙不知也不应该知道该项链并非其父乙所有，即丙在出卖该项链时出于善意，不具有故意也没有过失。依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故意或过失是其必具要件之一，也就是侵害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在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因而甲不能依侵权行为向丙提起损害赔偿。但是此时甲的权利应如何得到救济？在这里，丙系无权处分他人之物，丁善意取得该物之所有权，丙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价金利益，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因而甲依不当得利向丙提起请求，应无问题。（2）丙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该项链并非其父乙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因丙明知或因过失不知该项链并非其父所有，而将其出卖于丁，丙在主观上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依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丙的行为构成侵权，甲当可向丙依侵权行为提起请求。在此情形中，甲亦可向丙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因为丙无权处分甲的所有物，其所受价金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在此时发生侵权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权益侵害中，被害人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此处所成立的不当得利，即是非给付不当得利中的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也被称为侵害型不当得利，其主要适用于因受益人自己的行为而取得应归属于他人的利益，但也包括因第三人行为及法律规定等情形。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创立，加强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救济手段，对维护正当的社会生活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二、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理论基础与构成要件不当得利调整的是“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并致他人损害”的当事人间的关系，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如何判断？当事人间的利益，如何平衡？本文认为对此问题的解决尚需从其理论基础与构成要件角度着手。（一）理论基础因侵害所生之不当得利，即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非给付不当得利最重要的类别，用于因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不正当利益之均衡。然而如何区分正当与不正当利益，颇具复杂性。在现今的社会中，常有以他人损失而获得利益，却属正当之利益，如市场中竞争行为。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基本上明确赞同通过正当竞争手段取得市场和利润，牺牲其他市场竞争者。当事人若违反竞争规则，获取市场和利润，则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法上的不正当利益。正当与不正当利益的区分，须确立一定的标准，以资判断，否则，将使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调整范围漫无目的，无限扩大，反将损伤不当得利制度之本身。关于不当得利的认定，目前主要有两种见解[1]：（1）违法性说，即认为侵害他人之所以构成不当得利，是由于其侵害行为具有不法性，违法即不当；（2）权益归属说，该说认为在法律上权益有一定的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违反法律秩序而取得专属于权利人利益的，即构成不当得利。依违法性说，当事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须为违法行为，而权益归属说则不以侵害行为的违法性为要件。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的利益，而不在于得利的过程，或财产变动的违法性。因违法行为而获得利益的，通常不准其保有，但也常有明确的违法，而未必有不当得利之请求权的情形，如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一般情况下，受侵害人并无不当得利请求权。此外，有时侵害行为虽不具违法性，但难谓侵害人有保有利益的正当性。由此可见，违法性说并不足作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判断标准，因为其并不能涵盖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所有情形，而且有违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权益归属说不以得利过程或财货变动的违法性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以保有利益是否正当为标准，符合不当得利制度规范功能与目的，且能涵盖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所有情形，因而笔者赞同此说。〔2〕（二）构成要件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作为不当得利类别之一，在整体上必须符合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定，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并致他人损害”。但是，依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在构成要件上，又必然有自身特定的要求。1．因侵害他人权益而受益（1）“侵害”的含义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侵害”是否要求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要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如前所述，不当得利之规范目的在于取除侵害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因此，侵害是否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均非所问，于侵害不当得利，其侵害之“违法性”并非要件，而是偶然性特征。〔3〕（2）“权益“之理解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权益”作何解释，其范围如何，是否要求有一定限制，是否所有被侵害的“权益”，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可成立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不正当竞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文认为该权益应有一定之限制，其限制的标准应视被侵害之“权益”，有无专属内容而定。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亦认为，侵害型不当得利之本质，在于保护法律赋予特定人之财产，不当得利是否存在，应以其得利是否与他人之权的专属内容相冲突而定。〔1〕（3）受有利益“受有利益”，指财产之总额之增加，其财产总额有积极的增加，故为受有利益，其本应减少而未减少，为消极的增加，亦属受有利益。就具体实例而言，受益之主要情形有：（1）权利取得，包括所有权、抵押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的取得；（2）法律所保护事实上地位的取得，如占有；（3）债务之免除，如他人清偿自己债务，而免自己之支出。在这里，取得了专属于他人的权益即为受有利益。在给付不当得利中，受有利益系指以某种特定的给付行为而取得个别具体利益，而非就受领人的整个财产状态抽象的加以计算，权益侵害不当中的“受有利益”，亦应依此原则加以判断。2、致他人损害（1）“致”他人损害不当得利的成立，须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损害，故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害之间须具有特定的联系，以此确定不当得利的当事人，并适当限制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关于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传统上不问不当得利的类型，均以因果关系作为判断基准，并有直接因果关系说，非直接因果关系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三种见解〔2〕。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致”他人损害，是指受利益与损害之间须有因果关系，即一方之收益与他方之受损，须互为因果，其因果关系须为直接的，至于其间的因果关系是否为直接，应以受益的原因事实与受损的原因事实是否同一为判断。非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利益，“致”他人损害，在解释上若无受利益之事实，则他人不致有损害结果的，即应认为有因果关系。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在基于公平之理念，而对于财产价值之不当的移动，加以调剂。故一方如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时，则对于因果关系之有无，亦应基于公平理念，而依社会上一般观念决之。如损益之间有第三人行为之介入，若该财产之移转，依社会观念上认为不当时，即应适用不当得利，使之返还。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将侵权行为法上的概念借用到这里用以判断收益与受损之间的联系。上述三说均不区分不当得利之类型，而对不当得利上的“收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作统一的判断，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出现后，有学者主张，对于不当得利上“受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不能做统一的判断，而应对不同的类型给以不同的判断标准。〔3〕笔者赞同此见解，在不当得利法上，一方受益，致他方受损害，是否无法律上的原因，与各个法律领域均有关联，因此如若不问不当得利类型，而对其“受益与受损之关联”均作统一判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困难的。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该如何判断，对于此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除了因其他方式而受益外，在侵害不当得利中，只要有财产上损益之因果关系，不须有财产上损益之“直接因果关系”，亦即使用他人之物者，原则上应对所有人为其使用价值之补偿，纵然有三角关系直介入，亦所不问。〔4〕（2）“损害”之含义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填补损害。损害，是指权益受侵害时所受的损失，损害事实发生前的状况，与损害事实发生后的情形，两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损失，即为损害。在财产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所失利益，必须依通常之情形，或依一定之计划、设备或其他特别情事可得预期者为限。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损害”之含义为何，是否与损害赔偿法上之“损害”含义相同。我们知道损害赔偿法的而不当得利之基本功能，非在于填补损害，而是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不当得利和损害赔偿基本功能既有不同，不当得利法上的“损害”之含义自应不同于侵权法中“损害”之含义，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说，所谓致他人“损害”，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亦有不同[1]。在这里，可以认为，凡侵害应归属于他人权益而受有利益，即当然致他人“损害”，不以请求人受有积极损害及消极损害为必要。3．无法律上的原因如前所述，权益有一定的利益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其利益的，乃侵害他人权益归属范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成立不当得利，可见，这里“无法律上的原因”主要指侵害人违反了法律对特定权益归属的分配，违反此种“归属的分配”即为无法律上的原因。

三、权害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竞合不当得利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就构成要件而言，不以受益人在行为上有违法性，也不要求其在主观上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旨在填补因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就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而言，首先，行为人在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过失，其次，其行为要有不法性，最后，被害人必须受有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由此可见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都有其各自的成立要件和规范功能，是两类不同的请求权。但是需要讨论的是，在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中，当其既构成不当得利，又构成侵权时，该如何处理？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应适用请求权竞合。〔2〕民法上的请求权竞合，一般是指同一行为事实在同一当事人间，同时符合两种以上法律要件，并发生以同一给付内容为目的多个请求权的状态。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所说：“依同一的法律事实，于同一当事人间具备两个以上之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之两个以上请求权之状态，谓之称请求权之并存或竞合。”[3]它不同于规范竞合或法条竞合。“一个法律事实，依两个以上之法规成立请求权之原因，其一方之法规对于他方之法规不在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或者虽有如此之关系，而其社会现象非可全由特别法规包括之者，兹成立有同一目的的两个以上之请求权，而生请求权之竞合。反之，一个事实关系虽依一个以上之法规，可认为请求权成立之原因，其中一法规对于他法规，在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系一法规排斥他法规之适用者，谓之法条竞合或法规竞合，惟依特别法规，成立请求，不发生请求权并存之问题。"〔4〕请求权竞合也不同于请求权聚合，请求权聚合是指同一事实，或者基本上属于同一事实的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不同的请求权，这些请求权是针对不同的给付的，而且都有效。在请求权产生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应怎样行使请求权？史尚宽先生认为，债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故于请求权竞合，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他请求权亦因目的达到而消灭，反之，就一请求权之成立，存有障碍，或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以外之原因而消灭时，则他请求权仍然存在。另外，请求权虽因他请求权目的之达到，同时满足其目的而消灭，但如一方之请求权较他方之请求权范围为广，其未能满足之部分仍不妨继续存在。〔1〕对此，我国大陆学者也有类似的见解，他们认为，由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在目的、构成要件、责任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不适宜将两项请求权同时行使，而且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互相排斥，不能并立的，如果将二者并立，将会混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和请求权，而且在具体处理上，会不适当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甚至有可能使受害人获得不当得利，所以通常的做法，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出发，尊重当事人个人的意愿，允许受害人就两请求权进行选择，但当其选择并开始实现一项请求权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请求权。〔2〕可见，在请求权竞合情形中，同一生活事实可以被纳入不同的作为请求权基础的规范，而这些根据不同的规范成立的请求权在内容上则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存在着多个，但相互独立的请求权，它们在内容上完全相同或重叠，也就是说，请求权竞合的所有请求权是针对同一给付的，而对这个给付只能请求一次。如果其中一请求权的到了履行，由于它和其他请求权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则其他请求权随之消灭。〔1〕不当得利，向有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两种对立的见解。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是建立在非统一说基础之上，该理论目前在德国与台湾已占据通说地位。（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以下。）非统一说使不当得利发展成为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相当明确的成熟的法律制度，使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较为简单，而易于掌握与其他制度之关联。但是，亦有学者认为，非统一说，由于过度概念发展的结果，也使其步向概念法学的巢臼，而忽略法律制度所欲追求的价值。但是在法学尚处发展的我国，概念的发展常为当务之急。（参见陈自强：《双务契约之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载《政大法学评论》,第五十四期，第213页。）因此本文以非统一说作为立论基础进行论述。

❻ 债务人转移财产为何不是侵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竞合的问题。你可以参考王泽鉴先生的请求权基础分析法来分析这样的案例。仅举一例详细说明：
一人甲乘坐公交车，上车就买了票。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因公交司机的过错导致甲在车上摔倒并且对甲造成损失。

公交车司机的行为很显然是一个侵权行为，侵害了甲的健康权。而因为甲在上公交车是买票了，他又跟公交公司有一个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公交车司机又构成了对于运输合同的违约，这就产生了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经合。
此时由权利人来决定到底是行使哪种请求权。最后结果大多是选择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这样获得的金钱利益较多。

希望你能依此思路进行法分析。

另外您提到的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为什么不构成侵权，我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竞合的问题。债务人不当转移财产，陷入无资力之结果，对于债权人的债权的行使造成损害，这确实构成一个侵权行为。但是我国《合同法》第75\76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此类请款以债权人撤销权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救济，我认为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场合，就应当按照法律的事先设定对其进行处理，以减少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法律适用的成本问题。

我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刊，你有兴趣可以查阅一下

❼ 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有什么区别

何谓竞合，从词义上说，竞者，争也;合者，符合、该当也。竞合就是反映争相符合，或同时该当之意。(1)法律上所称“竞合”，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释。有从权利竞合角度解释，认为竞合是指由于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利产生，并使这些权利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2)有从规范(或法条)竞合角度解释，认为竞合为一个不法行为，有数个法条的规定对其适用，但在裁判上则仅能适用其一而排除其他的情况;有从请求权竞合角度解释，认为竞合为依同一的法律事实，在同一当事人间具备两个以上的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的两个以上请求权之状态同时并存于同一当事人之间的情况。(3)本文持第三种解释。因一方行使请求权与另一方承担责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义务人的角度看，请求权竞合即是责任竞合。责任竞合作为法律上竞合的一种类型，它既可能发生在同一法律部门的内部(如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如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竞合)，本文仅探讨民法领域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我国《民法通则》专设“民事责任”一章，就引致民事责任的原因规定了四种情况:违约、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但由于民事关系的复杂性，民事违法行为性质的多重性，不仅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常常发生竞合，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也有竞合的现象存在。如何解决甚至消除责任竞合问题，以减少不同的请求权的选择导致不同结果的可能性，是法律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原因
侵权行为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规范现象之一，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完美的“侵权行为”的定义，曾经有人不无遗憾地指出:“为了给侵权行为下定义、人们已经作了许多尝试，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4)在不同语种的国家“侵权行为”有不同的文字符号，英语为“tort"(原意是“扭曲”、“扭歪”，喻示侵权行为的不正当性或反常性);法语为“delict"(一译为“不法行为”);德语为“Delikt"(不法行为)或“Unerlaubte Handlung"(不许行为);而拉丁语为“lictum"译为“私犯”，指不法致他人蒙受损害的种种行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会有“不正当行为”，“不法行为”，“过错”，“侵犯他人权利”等意思。在我国，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权行为，一般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行为人虽无过错，但法律特别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害行为，也属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债的发生根据之一，在侵权行为之债中，债权人为受害人，债务人为致害人(或曰加害人)，受害人有权请求致害人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致害人则负有义务给予对方相应的赔偿，这种因侵权行为所生之债，有的国家称为“侵权行为之债”，有的国家称为“致人损害之债”，有的国家称为“损害赔偿之债”，还有的国家称为“非合同所致损害”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中使用的概念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则为“损害赔偿”。(5)

不当得利(英文为Unjustified benefits，法文为l, enrichissement sans cause,德文为Un-gerechtfertigte Bereicherung，日文为:不当利得)(6)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害而获得利益。因为是没有合法根据的“得利”，虽属既成事实也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受损害之人，其结果是在获利人和受损害人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受损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其所获得的不当利益;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不当得利请求权在民法上是一种独立的请求权。按照传统民法学者的认识，不当得利为一“事实行为”，并且是一“有反于公平或正义”的不当行为。(7)而按照我国民法中对行为合法性的广义理解，不当得利既无合法原因，又造成他方的权利侵害或利益损失，此类行为至少应为不合法行为;现代一些民法学者为避免此类矛盾干脆将不当得利视为事件。实际上，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不仅在构成上具有类似之处，就是对其法律后果的性质有时也很难分清。如侵权行为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都是法定之债，二者都以损害事实的发生为基本要件，都以损害赔偿为责任内容等。所以，它们之间产生责任竞合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民法理论中对于同一法律事实所引起的法律关系究竟属不当得利之债还是侵权行为之债往往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对于受害方当事人已交付的标的物的返还请求权的根据，学者历来有“不当得利”之说与“非法占有说”的尖锐对立。一些学者认为，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若一方已受领他方给付的财产则构成不当得利行为。如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租赁关系消灭后，原承租人未交还租赁物，仍继续使用收益，属无法律上之原因使用他人物品，系实务上重要之不当得利类型。(8)其返还后果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债务。因此，在此种情况下，依法归于无效的仅为债权行为，而给付行为则因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仍属于有效，受领人取得财产仅缺乏原因，但却不属于非法占有。另一些学者则否认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有存在之必要，他们认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给付行为当然也应归于无效，受领人占有他方财产者应构成非法占有而非不当得利，该当事人应依法承担原物返还责任而非不当得利债务。(9)这两类观点对于现代各国民法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说，在确认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的国家多依前说解决此类问题;而在否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国家则多依后说处理此类争议，如大陆法系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能并立的观点。苏联民法也有“在能够提出返还财产的情况下，就没有理由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理论。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接受了德国民法“法律行为”(Rechtsgeschaft)的概念，但扬弃了构成德国民法特色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Die Lehre vom"abstrakt dinglichen Vertrag" ) 。(10)如《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经济合同法》第16条第1款也有类似规定，这里首先规定返还义务，显然不是因为不当得利而是非法占有。

但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斥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观点也不是绝对的。外国民法认为，占有的取得，标志着占有人取得了具有财产利益的法律地位，于此场合，即使受害人对占有物拥有所有权，占有人对占有利益也可以构成不当得利，只不过往往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的竞合问题。(11)有学者称之为“侵害权益之不当得利”( Eingriffskon-dition)。(12)例如王泽鉴先生认为，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依法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对无权使用者得为禁止，得将所有物让与他人使用者，通常亦得请求支付对价。因此，无法律上之原因而使用他人之物时，客观上侵害他人权利之“归属内容”(Zuweisungsgehalt des fremden Rechts)，其使用本身即属致他人受损害。不论有无肇致侵权行为法上之“损害”，仍应认为已具备不当得利法上受利益，致“他方受损害”之要件。(13)
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两种:因给付而产生之下当得利与基于给付外的事实而产生的不当得利，对基于给付而产生的不当得利之情形上文已论述。在基于给付外的事实而产生的不当得利中，其典型形式是因受益人实施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4)
1.非法使用他人财物。如非法使用他人的房屋，或租赁期限届满而对租赁物继续使用和收益等，均构成对他人财物的侵害，行为人应负侵权责任;同时，由于行为人从财物之上获得利益无法律上的根据，亦应负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2.非法出租他人财产并获得利益。它是指无租赁权或未经他人同意而出租他人财产，或在租赁关系消灭以后拒不返还租赁物，而将租赁物出租给他人，从而获得租金。非法出租他人财产，构成了对他人财产的侵害，行为人应负侵权责任;由此获得的租金无法律上的根据，因而构成不当得利，应负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3.非法处分他人财产并获得利益，非法处分他人财产是指未经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标的物处分权的人擅自处分他人标的物的行为。如无处分权人将他人财产出卖给第三人，而第三人构成善意取得时，受害人可请求无权处分人返还不当得利，并可基于侵权行为请求赔偿损失。
4.停害他人知识产权而获得利益.如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使用其专利而获得利益的。
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有的学者认为，各种债权的请求权在同一案件中同时并存或发生冲突时，应该确定各项请求权在行使上的先后顺序，以形成一种体系的概念，并“可以避免遗漏，以确实维护当事人利益，因为各个请求权之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举证责任及时效多有不同，主张何者，关系至矩”。(15)虽然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在多种场合会发生竞合的情形，但毕竟他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功能方面
我国《民法通则》设立民事责任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使违法方承担民事责任，使受害方受到侵犯的民事权利得到恢复或补偿，从而有效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就不当得利返还责任而言，其最初产生于衡平思想，(16)目的在于恢复因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不当变动而被破坏了的社会公平。其基本功能在于“取去”受益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领的利益(德文为Abschoepfungsfunktion) ,所谓“受领的利益”，抽象而言，即指财产总额的增加，包括财产总额积极的增加和消极的增加两种情况。就具体事例而言，财产的积极增加表现为:1.财产权利的取得。如所有权，他物权，知识产权及债权的取得等。2.财产权的扩张及其效力的加强。如因附合而使所有权的范围扩张。3.财产权利限制的消灭。如原来在财产上设定的抵押权，而后来抵押权消灭。4取得财产的占有，或因占有而受有利益。5.债务消灭。债务人债务的消灭，即为其财产的增加。财产的消极增加表现为:1.本应支出的费用而没有支出。2.本应负担的债务而后来不再负担或少承担。3.本应设定的权利限制而没有限制。而侵权行为责任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填补不法侵害他人权益所受的损害。“不法侵害他人权益”包括侵害他人人格权及财产权两个方面。
因二者的基本功能不同所以不当得利法之所谓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损害”(英文为at the expense of，德文为auf dessen Kosten)与侵权法上之“损害”(英文为damage,德文为schaden)应作不同的解释。前者之“损害”即是或相当于受益方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而后者之“损害”指受害方失去的利益和应得而未得到的利益(或称预期收益)，在人格权受到侵犯时可以是精神损害赔偿金(台湾称之慰抚金)。总之，侵权行为责任兼有补偿与惩罚两种性质，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只具有补偿性质。

因不当得利制度之功能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原因而受之利益，所以数人不应因其行为之共同而负连带责任，应仅各依其实际利得数额负返还责任。而侵权行为制度的功能在于填补被害人所受之损害，所以当这种损害是由于数人共同侵权行为所致时，数人共同成立侵权之债，负连带责任。
(二)构成要件方面
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应具备两个条件:1.当事人须有财产损益的变动(德文为Vermoe-gensverschiebung)。即一方所受财产上的利益，必定是他方财产上所发生的损害，二者间有因果关系存在;2.财产损益的变动，必须是由于无法律上原因而导致的(德文为Maengel desRechtsgrundes fuer die Vermoegensverschiebung)。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2.行为人客观上给他人造成了损害;3.行为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
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成立，须以行为人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及客观(义务之违反)为构成要素;而不当得利因属于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故其请求权之成立，仅以损益变动无法律上之原因为要素，利得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再者，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为必要条件，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不以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为必要条件。
(三)归责原则方面
我国学者把《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归纳为过错责任原则、无过失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三项。(17)对于不当得利而言是以取消受益人取得的不当利益为目的，受益人取得不当利益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其归责原则仅以无过失责任原则为限。
(四)举证责任方面
由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构成，不以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要件，所以受损人行使其请求权，不须对受益人的故意或过失负举证责任;而一般侵权行为责任则以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所以受害人行使其请求权，应当对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负举证责任。
(五)责任内容方面
不当得利之债的内容为返还不当得利，具有纠正当事人之间不当的利益变动的作用。原则上受益人应将其所得原物返还受损人，若受益人就该项利益另有所得(如鸡生之蛋，金钱之利息)，亦应一并返还。原物不能返还者，应当偿还原物价额。侵权行为之债的内容主要为赔偿损害，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的作用。但因侵权行为包括对受害人人身或人格的侵害，故加害人的责任不以财产性责任为限，还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责任。

三、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当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因同一法律事实产生时，受害人应当享有一项请求权还是两项请求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这是个颇值研究的问题。德国判例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可以与其它请求权并存并同时行使。法国的判例强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只是在不存在其它请求权时才能适用。日本的判例认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目的和构成要件上不尽相同，但从保护受害人或受损人的利益考虑，不妨使两种请求权并存，允许当事人择一行使。(18)我国大陆民法学者对责任竞合问题研究不多，但基本上倾向于承认债权人有选择一个请求权而行使的权利。但有学者认为在同一事实发生两个请求权时，应在法律上对责任竞合作出适当限制，即在不同情况下，债权人只能行使某种请求权，而不能任由其自由选择。(19)
笔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在功能、构成要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责任内容等诸多方面差异甚大，不适宜将两项请求权同时行使，否则会在法律上造成混乱和困难。而且，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如果同时行使两项请求权，有可能加重受益人(加害人)的责任，而使受损人(受害人)获得不当得利。例如，在拾得人拒不返还拾得遗失物的情况下，如果允许遗失物所有人同时行使两项请求权，则拾得人不仅需返还原物，且要因其拒不返还行为而受到法律制裁。如果拾得物对拾得人并无太多价值，却被要求赔偿其完全不能预见的失主的损失，这在实践中是难以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因失主丢失其物自身也有过错，而尽管拾得人拒不返还拾得物有过错，但毕竟将拾得物在拾得后予以保管，使失主避免了损失。(20)所以较合理的做法是，从保护受损人(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允许受损人(受害人)就两项请求权择一行使，但是当其选择并开始实现其中一项请求权时，即意味着放弃了另一项请求权。(21)
再者，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是相互排斥，不能并立的。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允许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再行提出不同的诉讼主张，否则法院将不予受理。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款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而依第179条的规定，原告就同一事实提出另一主张并非申请再审的正当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承认责任竞合:“一个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有时可以同时产生两个法律关系，最常见的是债权关系与物权关系的并存，或者被告的行为同时构成破坏合同和民事侵害。原告可以选择两者之中有利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不应以其存在其它诉因为由拒绝受理。”由于该纪要系针对涉外、涉港澳的案件审理，其能否在国内的案件中适用，尚不明确，但可为我们处理国内同类案件提供参考。

❽ 王泽鉴的社会评价

王泽鉴著作等身，其中《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堪称经典，在台湾法学界内向有“天龙八部”容之称，为法律系学生必备民法教材。其余各书亦十分有可观之处，主要包括“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民法总则”、“债之发生”、“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民法物权（通则及所有权）”、“民法物权（占有）”等，亦广为各校法律系教师指定为教材。其自Larenz引进之“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思考解题模式，已成为台湾民法学界之主流。然王泽鉴于著作中经常表现出不拘泥于法律之技术性规定、重视价值权衡及判断之精神，经常引述“法之极，恶之极”，勉励学生勿成为仅知法条技术操作之法匠‧虽王师生性谦和不喜招摇，然其学说于海峡两岸均广受推崇，称之为海峡两岸当代民法第一人，谅不为过。

❾ 求王泽鉴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

哥们你买一本吧 那个书值得珍藏 电子版是没有地
我都看了3变了 请求权基础分析法真的很有意思！！！

❿ 王泽鉴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怎么看

王泽鉴先生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生，台湾台北人。台湾司法院大法官，成功高中毕业，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学士、硕士。在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学习期间，以第一名考取台湾公费留学，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半年后转学至慕尼黑大学，师承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教授研究民法及法学方法论，于1968年获该校法学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讲授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民法物权、比较民法等课程。王泽鉴著作等身，其中《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堪称经典，在台湾法学界向有“天龙八部”之称，为法律系学生必备民法教材。其余各书亦十分有可观之处，主要包括“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民法总则”、“债之发生”、“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民法物权（通则及所有权）”、“民法物权（占有）”等，亦广为各校法律系教师指定为教材。其自Larenz引进之“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思考解题模式，已成为台湾民法学界之主流。然王泽鉴于著作中经常表现出不拘泥于法律之技术性规定、重视价值权衡及判断之精神，经常引述“法之极，恶之极”，勉励学生勿成为仅知法条技术操作之法匠‧虽王师生性谦和不喜招摇，然其学说于海峡两岸均广受推崇，称之为海峡两岸当代民法第一人，谅不为过。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至八辑目录 第一辑 雇用人无过失侵权责任的建立 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 连带侵权债务人内部求偿关系与过失相抵原则之适用 第三人与有过失 缔约上之过失 事实上之契约关系 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 动产担保交易法上登记之对抗力、公信力与善意取得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 诚信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 权利失效 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 摔角游戏之违法性 商品制造人责任 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 奸淫未成年子女怀胎生子之侵权责任 间接受害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及与有过失原则之适用 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 给付不能 不动产赠与契约特别生效要件之补正义务 无法律上原因之财产损益变动 恶意占有人对有益费用之不当得利请求权 善意取得权利之抛弃与损害赔偿 强制拍卖非属债务人财产与拍定人之地位 典权设定后何以不得再设定抵押权？ 同一不动产上后设定之抵押权会妨害先设定之典权？ 耕地承租人事先抛弃优先承受权的效力 矿工工资优先受偿权 优先承买权之法律性质 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分其财产之效力 第二辑 比较法与法律之解释适用 契约关系对第三人之保护效力 悬赏广告法律性质之检讨 无因管理制度基本体系之构成 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 赌债与不法原因给付 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之侵权责任
意思表示之欺诈与侵权行为 盗赃之牙保、故买与共同侵权行为 雇主未为受雇人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民事责任 慰抚金 干扰婚姻关系与非财产上损害赔偿 地上权之时效取得 “动产担保交易法”上登记期间与动产抵押权之存续 继嗣与收养之效力 英国劳工法之特色、体系及法源理论 第三辑 “司法院”例变字第一号之检讨 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与消费者的保护 受诈欺或胁迫而为意思表示之效力在实例之分析 自始主观给付不能 不完全给付之基本理论 使用他人物品之不当得利 物之瑕疵与不当得利 以同居为条件之赠与与不法原因之给付 未成年人及法定代理人之侵权责任 未成年子女之财产、父母及第三人 产品责任之现状检讨及其发展趋势 产品责任特别立法之比较研究 侵害占有之侵权责任与损害赔偿 不法侵害他人之物之损害赔偿方法 劳灾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连带侵权责任与内部求偿关系 雇用人之责任与慰抚金之量定 让与请求权 共有人优先承购权与基地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竞合 不动产抵押权之善意取得 不动产抵押权与从物 第四辑 法学上之发现 无效法律行为之撤销 纯获法律上之利益 第113条规范功能之再检讨 土地重划完毕，所有权状换发后出卖人应即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 债之关系的结构分析 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再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二重买卖 为被害人支出医药费、无因管理及代位
法定抚养义务人为被害人支出医药费之求偿关系 互开支票利用未能兑现与不当得利 添附与不当得利 对未出生者之保护 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 因侵权行为负债务者之拒绝履行权及不当得利请求权 抛弃继承与诈害债权 税捐、工资与抵押权 第五辑 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 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出租他人之物、负担行为与无权处分 租售他人之物、所有人之承认与债之主体的变更 买卖、设定抵押权之约定与第758条之“法律行为” 物权行为错误与不当得利 未成年人与代理、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制度与衡平原则 不当得利之连带债务 侵害他人债权之侵权责任 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 出卖他人之土地移转登记前被征收时，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交付受领补偿费之请求权基础 德国法上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 基于契约关系之越界建筑与土地受让人之拆屋还地请求权 离婚契约之拘束力与特别生效要件之履行 两愿离婚“登记”法律性质之争议债法学方法论上之检讨 第六辑 无权代理人之责任 物之损害赔偿制度地突破与发展 “公路法”关于损害赔偿特别规定与“民法”侵权行为一般规定之适用关系 土地登记错误遗漏、善意第三人之保护与“国家”赔偿责任 为债务履行辅助人而负责 出售之土地被征收时之危险负担、不当得利及代偿请求权 物之瑕疵担保责任、不完全给付与同时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第264条规定之适用、准用及类推适用 买卖不破租赁：第425条规定之适用、准用及类推适用 委托人不得代位行使受任人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取得之权利? 通谋虚伪之第三人利益契约 五则法律问题及“司法院”研究意见之检讨 无抚养义务而为抚养时之请求权基础 《在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侵权责任：比较法之分 第七辑
“台湾现行民法”与市场经济 定型化旅行契约的司法控制 基于债之关系占有权的相对性及物权化 挖断电缆的民事责任：经济上损失的赔偿 使用借贷关系终了后继续占用借用物的不当得利 误认他人为生父而扶养与不当得利请求权 土地征收补偿交付请求权与第225条第二项规定之适用或类推适用 时间浪费与非财产上损害之金钱赔偿 第三人利益买卖契约之解除及其法律效果 雇主对离职劳工发给服务证明书之义务 论移转不动产物权之书面契约 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要件、登记与效力 关于邻地通行权之法律漏洞与类推适用 第八辑 举重明轻、衡平原则与类推适用 人格权、慰抚金与法院造法 契约上地不作为义务 私卖共有物、无权处分与“最高法院” 出卖之物数量不足、物之瑕疵、自始部分不能与不当得利 赠与地土地移转登记前被征收时受赠人得否向赠与人请求交付地价补偿费？ 捣毁私娼馆、正当防卫与损害赔偿 商品制造者责任与纯粹经济损失 银行征信科员评估信用不实致银行因超额贷款受有损害得民事责任 “动产担保交易法”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