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中的严重损害
一、以职业或身份来确定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严重标准及赔偿额。
职业是人在社会中基于生存、发展所从事的固定性、常规性的工作；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中地位和价值的表现，而职业往往也是身份的表现。如果某人的人身权益受侵害，且与其职业有密切联系，自然对其职业或身份会有重大的影响。例如，以模特、演艺等为职业的人，其脸部被划破与一般的老百姓相比较，其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显然要比非模特、演艺等职业的人要大，因为，模特、演艺人员的形象是决定其职业生涯的关健性因素，纵使这种脸部被划破不构成伤残，但在认定其所受的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来讲，是应当得到确认的。这就是因职业或身份不同而确定严重精神损害之标准的不同之所在。其他如从事足球职业人的脚受伤害导致其以后无法或难于从事足球运动；书法家、画家的手受伤害导致其以后无法或难于从事书写、绘画等工作，其所受的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都是应当得到确认的。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方面，如在同一地区、同一类型的侵权行为中，因职业或身份不同，但所受的伤害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例如在同一类型的交通事故中，面部受伤均构成8级伤残的模特、公司员工等人，其赔偿额是否一样？笔者认为，在确认受到相同等级侵权如都构成8级伤残的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额方面，除了考虑实施侵权方的因素外，还应考虑被侵权人的职业或身份特点，不能简单以伤残等级来作为唯一的确定标准。
我们强调受害人的职业或身份特征不是为了强化职业或身份的等级与贵贱，而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实际，符合个性特点，以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体的正当权益。
二、不同年龄的受侵害人遭受相同的侵害，其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及赔偿额也应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人生价值及生命意义；年龄差距越大，人生价值及生命意义之差距也会越大。一个年青者所遭受的侵害和一个年老者所遭受的侵害就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相比较来讲，肯定是不相同的，如果年青者和年老者两者都死亡，则年青者之亡带给其亲属的悲痛一般会比年老者之亡带给其亲属的悲痛要多得多，其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也相应的要高得多、强烈得多。因为年青者因其生命的短逝而会令亲人心理更加不平衡和更加悲痛；如果两者都受到相同等级的伤害而活着，例如两人在车祸中受伤都构成5级伤残，那么，虽然两者都痛苦，精神都受到伤害，但就年青者与年老者相比较而言，年青者因其后面的生命之路还长，但生存因伤残出现障碍而承受的精神与心理痛苦要比年老者多得多，其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也相应的要高得多。就其赔偿额来讲，自然，确定年青者的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就应比年老的要多。笔者认为，在确定精神损害严重程度及赔偿额中，年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越是年青、年幼者，其所受伤害给被侵权人所带来的精神损害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年龄这一因素。
三、受害人的家庭地位也应作为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及赔偿额考虑的因素。
被侵权人的严重精神损害要么是受害者本人，要么是受害者的近亲属。被侵权人系受害者的近亲属的，一般是受害者已死亡。但也有例外，如受害者年幼或受害者因受侵害而成植物人等。可不管怎么样，受害人的家庭地位也应作为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及赔偿额考虑的因素，例如受害者系独生子女或系家庭中经济等方面的顶梁柱或者家庭中最有前途、最有出色的人，因其遭受的伤害给家庭、亲人即被侵权人所带来的精神损害、心理痛苦之严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应当有别于非独生子女或一般的家庭成员。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不是歧视其他家庭成员，而在于维护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而且更主要的是对家庭和社会有贡献的人即家庭经济等方面的顶梁柱者给予肯定。
四、对特定对象的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及赔偿额，人民法院也应予以关照和考虑。
特定对象的被侵权人是指侵权人所带来的伤害即使不严重，也会给被侵权人带来灾难性影响的人。例如，依靠受害人赡养、抚养或照顾的老人、儿童、残疾人，如果受害人死亡或构成伤残，对这些被侵权人今后的生活或精神来讲都是影响巨大的。我们在确定其精神损害严重程度及赔偿额时应当考虑其因素，因为他们相对于普通人来讲，其生存能力本来就有限、生活就有困难。其他如幼年丧失父母的儿童、中年丧失配偶的夫或妻，晚年丧失孩子的父母，其精神损害程度之高之强烈，是他人所难于比拟的，显然，其精神赔偿额的确定也应充分考虑其因素。因为，这些被侵权人所经受的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和痛苦，作为法官没有理由对之冷漠与木然。
对特定对象的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及赔偿额的关照和考虑，有时会出现与上面所提及的年龄因素相重叠，为了公平，如果在确定赔偿额时已考虑了一种因素，就不宜将两种因素都考虑在内。
五、同命同价的死亡赔偿金，其精神损害的赔偿额是否一样的问题。
多个受害人的亲属即多个被侵权人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个受害人死亡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精神损害的赔偿额是否一样？对于这一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前文所提及的被侵权人年龄、系特定对象以及受害人的家庭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讲，其精神损害赔偿额应当是一样。因为立法所规定的可以同命同价的原则，不仅要体现在财产损失方面，而且也应体现在精神损害赔偿额方面，如果没有特殊或例外的情形，我们没有理由对同一被侵权人所确定的精神损害的赔偿额不一样的。
B. 买笔记本时，自带的家庭版操作系统，用于办公是侵权吗，是不是侵犯了微软
家庭版和企业版 只不过功能不同，
企业版多很多内容！
你是正版盘，就不算版侵权。
放心用！
另外用权盗版盘，法律上是侵权，但是国内百分之八十都是用的盗版的，微软没能力也没办法 控制！ 起诉更是 谈不上了，太多了人了！
不过 用安全放心的，还是正版！！支持你
C. 买笔记本时，自带的家庭版操作系统，用于办公是侵权吗，是不是侵犯了微软
这怎么会和侵权扯上关系呢！家庭的意思是比较适合家庭用户使用，不代表就必须家用。叫你这么说预装家庭版的商务笔记本就不能用了。
D.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未成年侵权和被侵权问题 、“家庭监管”的概念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内人损害的，由监护人容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家庭监管——即留在家庭内部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的意思。
E. 恋爱不成向对方家庭公开曾经同居算侵权吗
法律管不了这么小的事吧！应该是对方不对，但还不到付法律责任的地步。所以只能算民事纠纷，还是估计判道歉的结果。
F. 未经本人允许私自在网上公开他人姓名和家庭住址是否侵权如题 谢谢了
属于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在没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是没权利公布他人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的```
G. 教嗦、挑拨离间致他人家庭破裂算侵权吗
如果你有证据
找得好律师才有可能出现所谓侵权一说
不然。。。
这种情况
直接抽就好了
告赢的机率有点低
H. 家庭装摄像头夫妻之间没有经过另一方同意是否侵权
看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防盗，你虽然不同意，但必定知道，那就不是密秘了，这种情况应通过双方沟通解决，应不是侵权，，如果一方偷偷装，不让另一方知道，是以监视对方为目的，那是侵权了。
I. 我想问下。未经他人允许，在论坛上把别人的家庭住址发布出来。算是侵权么
隐私权概念仍不明确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软件联盟执行理事董永森律师认为，名誉权与隐私权，在法律上是不同的概念，而《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中的“九不准”，只是在第八项规定了“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涉及的是名誉权，但未对隐私权作出规定。
而在民法上，也没有“隐私权”的明确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互联网负起保护个人隐私的监管责任，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专家共识
应充分保护互联网的言论自由
赵晓力认为，互联网是中国公民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一个非常便捷的渠道。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是对通过网络发表言论是持支持、赞成和参与的态度的，对互联网相关言论由事后审查，变为事前审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另外，几位专家也都同意并强调不应让互联网承担不应该也不能承担的言论监管义务，互联网的合法言论自由平台，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
■焦点问题
电话号码是隐私吗？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法律研究专家刘德良教授则认为，像电话号码、工作地址、家庭住址等具有通讯作用的个人信息，本身就要用于交流，如果将这些信息予以公布，并不能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他说有关隐私权应该做“狭义的界定”，即“一经公布即会有伤害”的个人信息，不需要有后续的行为，例如公布“夫妻生活的细节”。
而公布地址，电话等信息，往往是后来的“滥用行为”造成了当事人权利的受损，而并不是公布电话信息本身。
刘德良认为，必须划分清楚隐私的界限，才能进一步讨论跟互联网有关的隐私权问题。他同时承认他的这种划分，在学界是有争议的。
是什么导致了侵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姚辉认为，既然讨论侵权，就要讨论一个因果关系问题，例如网站发布个人电话和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的行为是不是引起侵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公布了这些信息就导致了后面的结果。
姚教授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一位男子经常收到内容暧昧的垃圾短信，被他的女朋友多次看到，女朋友就忍无可忍和男子分手了，那能不能简单地认为：垃圾短信引起了二人的分手？姚教授说，他非常怀疑，认为这只是“貌似”因果关系。
回到网络上来，实际上需要探究的是发信息的人是否应当知道或者能够预见到其行为会导致侵权的后果，若超出预见，则不能认定为侵权。
公布电话是间接原因？
在界定损害结果上，他同意刘德良教授的观点，要看这种损害是否需要证明，例如发艳照就是无须证明的，而那些不必然导致损害的，例如发布电话号码和工作单位等，实际上离损害结果很远，是一种间接的原因，即使要承担责任，也是一种补充责任，在具体数额上应该减少。竞报记者王晓清
■专家建议
立法重点在禁止信息滥用
刘德良称，个人信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手机号码、教育背景、家庭住址的个人基本信息，另一类则是与人格利益和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信息。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技术的应用，本身是中立的。而在运用这个技术平台时，首先要遵守相关法律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而对于那些直接关乎他人人格权的信息，一旦公布将有损他人隐私权。将个人信息放在网上更多的不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而是信息被发布到网上后，网民们对信息的滥用行为。
网友往王菲家墙上抹漆，侵犯了其财产权，而用网上获得的手机号辱骂王菲，则侵犯了其通信自由权和人格权。因此他建议，目前的立法重点应是对于网民对人肉搜索信息发布后的滥用行为。
网络管理者需引导搜索
董永森提出，隐私和隐私权不能画等号。将某人的个人信息公开不见得就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个人隐私权的侵犯是指给对方造成了一定伤害的。人肉搜索和个人隐私权有一定关系，人肉搜索有可能侵犯了个人隐私权，由人肉搜索引起的网络暴力，则涉及名义权问题。
隐私权和名义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2008年4月1日，最高院公布了相关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其中涉及了人格权纠纷，在人格权纠纷中第四项解释了名义权，第6项解释了隐私权，所以两者在法理上并不统一。“人肉搜索”有可能侵犯隐私但不一定侵害名义权。
董律师认为，人肉搜索有正、负两方面。最重要的是网监部门对它应该有一个法规上的限定，发帖人有自己行使话语权的权利，但前提是要在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条件下。网络管理者要判断搜索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尽量减少负面情况的发生，将“人肉搜索”向正面引导。竞报记者李佳邱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