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环境侵权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
我国《侵权责任法》只在产品责任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且回并非全部的产品责任都答适用惩罚性赔偿，而是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一，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观上具有故意，即明知是缺陷产品仍然生产或者销售;第二，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事实，即造成了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造成除此之外的其他损害后果的情形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三，因果关系成立，被侵权人的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是侵权人生产或者销售的缺陷产品造成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既非共同责任也非连带责任，而系相互独立的各自责任;第二，惩罚性赔偿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为前提，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因此，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存在明知情形，则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或者仅证明了生产者存在明知，则只可以请求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Ⅱ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偏低 惩罚性赔偿何时能
现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还没有动静
Ⅲ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是什么，功能是什么
第一、惩罚功能：惩罚性赔偿按照字面理解当然是对恶劣的不法行为给予惩处，以超出受害人实际损失的金钱作为赔偿来达到惩罚侵权人的目地。按照我国传统民事责任的赔偿方式，一般以补偿原则为主，即侵权人只负责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从社会角度讲，侵权人恶劣行为势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社会的基本价值必然会受到伤害。然而，在民事领域，很多情况都不能通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法律对侵权人加以惩处，如果没有其他惩罚措施，会放纵侵权人继续以类似方式侵害他人进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目地，不仅对受害人不公平也会对社会的基本价值造成伤害。故而需要在民事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侵权人进而恢复侵权人与受害人双方的对等价值，同时弥补对社会价值造成的伤害。惩罚性赔偿的引入重新肯定了被害人因加害行为而丧失的“人的价值”，通过给予惩罚赔偿金的方式弥补了受害人因侵权事件的发生而无法实现的价值。惩罚功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首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民事赔偿领域的补偿性赔偿的不足，进而使惩罚性赔偿作为一项独立的救济机制存在于私法领域之中。在使用惩罚功能时，笔者认为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也要兼顾侵权人的利益，如果一味的保护前者，对侵权人的惩罚过大，那么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惩罚的程度，最好的方式是考虑侵权人的恶劣程度，惩罚的力度要与侵权人的恶劣程度相适应。惩罚的效果为重新恢复侵权人与被害人之间相对的价值关系，同时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
第二、补偿功能：众说周知，全面赔偿原则是民事赔偿的一般原则，既然该原则已经有补偿功能，那么为何惩罚性赔偿还要兼具补偿功能。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全面赔偿原则尽管是赔偿受害人的全部实际损失，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取证困难或者其他因素，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由于现法律并不十分完善，对于诸如诉讼律师费或者其他非财产损失，往往不加以支持或者大打折扣后支持，这就造成了受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在实际审判中往往不能完全得到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就是为了弥补法律的不足。通过惩罚性赔偿可以解决由于法律不支持的精神上的损害、人身损害以及对未来收入的损失等，可以达到充分补偿受害人的目地。
第三、阻遏功能：阻遏功能与刑法的预防作用相似，也具有两个效果，即一般阻遏功能和特殊阻遏功能。一般阻遏功能即是通过对侵权人的恶劣的不法行为处以严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通过案件判罚所散发的威慑力量防止其他人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特殊阻遏功能则是通过让侵权人感受到侵权所遭受的惨重代价而不再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如果说惩罚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更多的在于维持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相对的公平正义，体现的是维护个体的价值。那么阻遏功能则更多的在于维护社会良好秩序，保护社会价值不受损害。与刑法类似，阻遏功能也是基于社会大众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是理性的，在做出某种行为前会平衡利弊得失。如果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的弊端要远大于利益，那么行为人将不会实施该行为。阻遏功能即时通过以往案例的严厉的惩罚性赔偿，使行为人在权衡利弊后不从事该类违法行为，达到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功能。
第四、鼓励私人执法：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也可称为激励功能，因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往往都高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很多，这就激励了受害人在遭受侵权时能及时起诉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不用担心像全面补偿原则那样，由于取证难等原因导致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造成了“赢了官司，输了金钱“的局面。之所以称为鼓励私人执法功能，这是因为在最初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英国，因为公民崇尚自由，所以并未建立强大的检察和警察系统，这就需要鼓励私人充当“检察官”的角色来追诉不法行为，达到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在现代社会，由于财政原因不可能组织大量的执法人员，又由于在私法领域，公务人员并不像公法领域那样有动力去主动的追诉不法行为，这就造成了很多不法行为不能得到追诉，这就需要私人参与执法。特别是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很小但是却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案件，受害人并不会因为公共利益的损失而提起诉讼，这就造成了不法行为的继续发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于鼓励被害人成为“私人检察官”，实现执法目的，不仅有利于被害人，更有利于社会公共福祉。鼓励私人执法往往借助于惩罚功能，其目地是为了阻止侵权人本人和其他人从事相同和类似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其作用比起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要稍弱一些。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的四个基本功能中，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是其核心功能，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根本所在。而补偿功能是对现有补偿性赔偿方式不足的补充，随着法律的日益完善，可以预见补偿功能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弱。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作为弱于核心功能 的次功能，在私法领域日益发达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Ⅳ 专利侵权处以“惩罚性赔偿”怎么样
中国现行损害赔偿主要以补偿损失为原则，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外，其他法律尚未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属于特别法，而把惩罚性赔偿制度引申到其他损害赔偿领域，尤其是专利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尤为迫切。一方面，中国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主观上采取轻率、漠视态度侵害他人专利知识产权不法行为给予惩罚性赔偿，有利于对加害人施行惩罚，对受害人给予抚慰，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有效制裁专利侵权行为，减少恶性侵权行为的发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针对专利侵权等行为，不仅可以补偿被侵权人的损失，而且可令侵权人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从而达到制裁的效果，阻止不法行为再次发生。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具有惩罚和制裁功能。它主要是通过对故意或恶意的侵权行为实施惩罚，对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到达制裁的目的。惩罚性赔偿能够达到预防侵权的功能，这里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预防某个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特定侵权人继续或重复其不法行为，称为特殊预防；二是预防其他的、潜在的侵权行为的发生，称为一般预防。惩罚性赔偿还具有鼓励交易功能，能够鼓励市场交易，原因在于它使潜在的侵权人认识到交易比侵权合算，激励潜在侵权人进行交易。我国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制定民事特别法律时，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立法经验，在特别法中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作出明确的规定。修改后的《专利法》有望规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法院可根据情节、规模和损害后果，将赔偿额度最高提高至三倍。只要专利权人能证明对方是故意侵权，例如已侵权过一次并已败诉等，法院就可对侵权方作出惩罚性赔偿判决。中国建立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这不但能够鼓励权利人与侵权行为作斗争，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打假行动，也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专利等知识产权领域权益保护的迫切需要，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Ⅳ 销售者明知商品有缺陷还销售，由此给他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能否要求加倍赔偿
这涉及产品侵权时，被侵权人是否有权要求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问题。惩罚性赔偿即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如《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的“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就是惩罚性赔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款。”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也做了明确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由此可知，生产者、销售者对产品的安全性负有保证责任，在明知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坚持生产和销售，可以认定为其对结果有主观恶意，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公益，受害人可以依法要求惩罚性赔偿。
Ⅵ 在国外冒用他人电话做广告侵权最高赔偿多少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实行惩罚性赔偿是指当个人或组织以肆意、故意或放任的方式侵犯知识产权所有者权利而导致其遭受损失时，司法或行政机关判定侵权者
需要承担超出实际损害之外的赔偿。与常见的补偿性赔偿相比，惩罚性赔偿更强调支付给权利人实际损害之外的赔偿金，主要体现赔偿责任的惩罚性和威慑性，而补
充性赔偿的目的是填平与补足权利人因知识产权被侵害所遭受的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由来
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着悠久历史，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在1275年到1753年间，英国立法中至少有65条以上关于双
倍、三倍或者四倍赔偿的条款。英国法律史上最早在司法上承认的惩罚性赔偿案件发生于1763年，在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同时也建立了严格的适用要求。随
后，美国引入英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根据经济、社会、文化等现实情况不断丰富发展，不仅由判例确立起具有赔偿功能的惩罚性制度，同时还进行了具体规定，在
1793年颁布的专利法中就规定要加重故意侵权者的赔偿责任，是惩罚性赔偿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较早应用。
相对于主要使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采取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信奉平等自愿理念的大陆法系对惩罚性赔偿长期不予认可，认为其违背了民法核心的等价有偿
原则。但进入20世纪以来，在双方法系越来越多的学习、交流与互动之下，大陆法系也逐渐认识到惩罚性赔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民事责任除
补偿功能外，还应拥有惩罚、预防和遏制等功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开始突破同质补偿的传统观念，引入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
美国作为一个科技大国，非常重视对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激励与保护，很早就把惩罚机制纳入到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体系中来，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
偿制度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与此同时，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在司法实践也积累了大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案例。在美国知识产权的部门法规中，专利法、商标法
与商业秘密法均明确规定了侵权者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在补偿性赔偿金基础上增加了额外的赔偿，前两者为“三倍赔偿”责任，后者为“两倍赔偿”责任。
美国专利法规定，以陪审团或是法院确定的初始赔偿金额为基础，侵权者最终支付的损害赔偿可以提升至初始数额的三倍。其中，计算损害赔偿金的方式有两种，一
是按照合理使用费用估算，二是基于经侵权法判定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进行衡量。但美国专利法并没有明文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而是留待法院判例予以明确，
由实践得出主客观相统一、综合考虑客观事实因素的解决方式。与专利法、商标法相比，美国版权法并没有对惩罚性赔偿倍数做出明确规定，其赔偿责任主要是通过
法定赔偿金体现。即在法院最终判决之前，版权所有者可以对与诉讼相关的所有侵权行为要求法定赔偿。而在计算赔偿金方面，侵权过错是否基于主观意图会显著影
响赔偿金的数额。换句话说，侵权赔偿金主要不是根据被侵权者遭受的具体损失或侵权者的损害事实来确定，而要看侵权者的动机是属于故意侵权还是无意的过失侵
权。这种法定赔偿金的确定方式与逻辑具有遏制故意或恶意侵权的作用，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总的来说，在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具有如
下特征：首先，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兼顾侵权与被侵权者双方，不仅强调对受害者损失的弥补，同时重视对侵权者的惩罚以及对潜在侵权行为的遏制。其次，规定惩罚
性赔偿额度的上限。为防止在实施中无节制的使用惩罚性赔偿，美国相当多的州在立法中都对惩罚性赔偿的最高数额进行了限制。第三，在不同的知识产权部门法规
中，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比例关系具有一致性。除版权法外，其他部门法不仅对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而且均设定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不得超
过补偿性赔偿的两倍。第四，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金额度的确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其他民事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方式有差异。
加拿大在制定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和程序时借鉴美国的经验，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只要侵权的动机与行为是主观恶意的，就适用惩罚性赔偿。例如，加
拿大在著作权法中明文规定，侵权者首先需赔付被侵权者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自身因实施侵权行为而获得的非法利润，在此基础上，法院还可以根据侵权的具体情节与
程度判定侵权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在被判定为恶意侵权的案例中，侵权者还需要承担被侵权者发生的法律诉讼费用、正常支出范围外的其他费用，同时基于其承担
的实际赔偿金、非法获益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总额来支付法院判决期间的利息。加拿大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惩罚性赔偿责任和法定赔偿责任
同时适用。其次，确定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具体范围以防止出现不合理的赔偿金。第三，赔偿范围有所扩大。受害者的法律诉讼费用、正常性支出之外的费用以及利
息等各类费用都可以纳入赔偿范围。因此，加拿大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对受害者进行更为充分的补偿，但同时，其立法却没有对这类赔偿的适用条件做出更加明确
的区分与界定，因而无论是故意或非故意侵权，都有可能被判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英国虽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起源地，但其与美国的情况并不相同，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与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主要应用于恶意或严重侵害他人
权利的案件。具体到知识产权保护，英国1623年制定的垄断法开辟了专利保护的先河，对此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专利法的制定影响深远。在其初始条款中，专利
所有人可获得因专利被侵权而遭受损失的三倍赔偿，还可同时获得两倍的诉讼费用补偿。虽然英国政府无意在民事程序中进一步扩展有关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但
1988年制定、2010年修改的《英国版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规定的附加性损害赔偿制度仍然具有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该法案第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在案件公正需要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判决附加性的损害赔偿金，但必须根据侵权者的主观恶意程度和因侵权获得的实际收益等因素进行确定。这种附加赔偿金是在补
偿性赔偿金基础上增加的额外赔偿，超出补偿性赔偿的初始数额，具有警示与威慑功能。特别是这种额外赔偿金的判定要基于侵权者的主观意图和获利情况，与惩罚
性赔偿的条件非常类似。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英国法院首先考虑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是否是故意的，其次，考虑是否存在一次以上的侵权行为，最后考虑侵权活动所持
续的时间范围。此外，英国在确定附加的赔偿金额时并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倍数，而是基于侵权者从实施侵权到被侵权者提起诉讼这个时间区间内的许可费用进行计
算，即着重考虑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
德国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公法与私法要分立的原则。而知识产权属于私法领域，因此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方面遵循的是填平原则，即损害赔偿
不需要对侵害者进行惩罚，只要能够填平被侵权者的损失即可，这与民事损害赔偿法中的完全补偿原则相一致。但一直到19世纪，德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待惩
罚性赔偿的态度却和美国非常相似，不仅很多州都承认惩罚性赔偿的存在，德国法院也从来没有严格执行过对侵害的填平式补偿，而是经常将各种惩罚性因素加入到
判决中。但上述情况在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很大转变，德国对待损害赔偿的态度又回到完全补偿和弥补损失的传统理念。2009年，德国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与
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保护法和雇员发明法等，完成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工作。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损害赔偿金
计算上，德国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根据被侵权者遭受的具体损失予以赔偿，二是基于侵权者获得授权许可发生的费用决定赔偿金，三是根据侵权者实施侵权后获
得的收益来决定赔偿额。近年来，德国在专利侵权的司法实践上，鼓励被侵权人可以要求更高的损害赔偿，这事实上达到了与惩罚性赔偿相同的效果。而在著作权领
域，德国法院在一些判例中也突破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完全补偿原则，判决侵权者承担双倍的版权许可费用。此外，德国在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的有
关条款中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刑事责任，以加强对专利侵权的惩罚力度，达到遏制和威慑潜在专利侵权的目的。
法国于2007年把《欧盟2004/48号法令》引入其知识产权法典中，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准则与规范。在欧盟的法令中，尽管没有对惩罚性
赔偿进行明确规定，但一些相关条款与惩罚性赔偿具有实施效果的一致性。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在确定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金时，法院确定的金额不能少于使用
该知识产权的总费用，或者不能低于侵权人若被授权使用该知识产权所应当支付的费用总额。该款规定的适用使支付给原告的损害赔偿金可以超过所遭受的损害。由
此，知识产权法典在法国首次正式承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启示
国外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在理论研究层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明确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与范围。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知识产权侵权人的主观恶意，威慑潜在侵权行为。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兼顾权利人和侵权人、保障权益和促进社会创新等各个方面的平衡，在此基础上明确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设计科学的惩罚性赔偿额度。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金额、边界或范围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内容，其设计是否合理是衡量该制度科学性的主要标志。
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绝大部分都采用了法定赔偿且缺乏细则，自由裁量权很大，导致同一类案件的赔偿额度会产生巨大差异。因此，应结合国情实际，对法
定赔偿限额等进行综合考虑，针对不同类型案件进行标准细化，才能做到适用统一，这也是对立法的必要补充。
完善证据制度以确定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益。对知识产权侵权进行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是衡量和评估被侵权者的损失或者侵权者的获益，但由于知识产权
具有无形性、公开性和易复制性等特点，侵权具有很大隐蔽性，损失或收益难以准确衡量。针对这种侵权容易取证难的困境，可以通过完善证据制度来缓解，包括放
宽权利人的证明标准，增强证据保全和对侵权人有限度的适用举证妨碍规则等。
Ⅶ 我国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对商标权保护的意义拜托了各位 谢谢
具体抄见网址：http://www.btipsc.com/
Ⅷ 我国最新的侵权责任法和以前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产品责任法的区别以及对承担责任的影响
一、明确“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学者一般认为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而不是一种违反合同的责任。《侵权责任法》首先规定了生产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该法也规定了销售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比《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赔偿责任”更为明确。“侵权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而是基于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它是对法定义务的直接违反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无论是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消费者、用户，还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赔偿。从举证责任上讲，只需要证明产品的缺陷、损害、使用有缺陷的产品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未规定排除适用“产品责任”的情形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生产者三种排除产品责任的情形，即生产者能够证明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对这三种排除情形未作规定，从立法进程来看，最终颁布的法律成文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依据法律，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内容。也就是说，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来看，只要产品缺陷确实造成了他人损害，生产者都不能免责。从法律适用的原则来说，同一层级的法律规定，“新法”优先于“旧法”。因此，从这一条款来讲，无论是否投入流通，生产者必须承担产品缺陷引起的侵权责任，加大了企业的责任，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意识。为了平衡受害人与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补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款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据。相比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发现严重缺陷采取措施，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告知消费者，《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保护，更加符合产品质量状况“符合性标准”达标、“可靠性标准”不符合的新形势，鼓励企业在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三、第三者过错造成产品缺陷可追偿
虽然《侵权责任法》没有直接规定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产品责任，但是该法明确规定了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对第三人责任的追偿。《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新的规定明确了造成产品缺陷第三人的过错责任，保护了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对“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等规定的发展，体现了民事责任归责的新要求，符合当今产品生产制造分工日益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
四、“产品缺陷危险”可以预先介入
“产品缺陷危险”是指产品缺陷可能产生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后果，但尚未发生损害后果的情形。《产品质量法》仅对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规定了救济措施。《侵权责任法》除了对已造成损害的情形进行调整，还对产品缺陷危险规定了承担责任的形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通过及时排除、消除缺陷产品损害的危险，防范于未然，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五、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产品责任”
惩罚性赔偿，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严厉性程度最高的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是在承担补偿性民事责任基础上承担的增加赔偿责任，其用意在于涉及责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对责任人财产施加损失以达到惩罚的功效。《侵权责任法》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在对消费者给予补偿性赔偿之外，还对责任人处以惩罚性赔偿。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获取赔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样板作用，惩罚过去的行为遏制未来类似的行为。这无疑对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经营者产生巨大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肆意妄为。相比较之前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于因欺诈产生退一赔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侵权责任法》的新规定作为立法的亮点，引发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很大关注。从操作性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关于“缺陷”的界定还要更谨慎，如何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产品责任”作为侵权责任应当优先
《侵权责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确立了“侵权责任优先”的原则，即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律实践中，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能同时产生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而有时数种法律责任又不能相互取代，当这些法律责任都要以财产支付为内容时，可能出现违法者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全部财产责任的情况，这时应当优先承担产品责任。这是对《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延续和发展。《食品安全法》也体现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精神。产品责任优先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为本，以受害人为本的法治理念。通过违法者的损害赔偿弥补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七、“产品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产品责任也适用这一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侵害人身权益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还比较原则，比如“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或通过案例指导进一步具体明确。然而，这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规定将对追究产品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人们由于产品缺陷受到精神损害时除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获得救济外，受害人也可以请求经济赔偿来救济和抚慰。精神损害赔偿兼容了抚慰性、补偿性和惩罚性，既是对受害人精神权益的民事权利救济，同时也对侵权人彰显了一定的经济惩罚性，以示制裁和训诫。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消费者的精神权益，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Ⅸ 知识产权侵权该不该引入惩罚性赔偿
对此观点有正反两种声音，但专家认为引入惩罚性赔偿是大势所趋。
支内持： 知识产权侵权引容入惩罚性赔偿是实现公平正义有效手段。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一方面可加重对恶意侵权的违法成本，另一方面可迫使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兼顾对知识产权的监管和注意，有利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从情感上来讲，中国知识产权引入惩罚性赔偿是对受害者的慰藉性救济，是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现状不容乐观，盗版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权利方认为如果不对侵权方做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那么这种风气将会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反对：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不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惩罚性赔偿与民法的私法理念相冲突，因为惩罚性赔偿会导致私法的基本理念与损害赔偿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我国知识产权法目前主要的问题不是立法不够多，而是执法不够严。所以认为，不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将导致我们国家对知识产权采取一种强制性的保护措施，这个与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