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拆迁房屋获得的经济补偿的遗产继承纠纷案例有哪些
案件介绍：
黄萱与王源为夫妻关系，王源于1989年6月11日死亡，黄萱便由儿子王志照顾。王志与张建敏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女王颖。2005年8月5日，北京市顺义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作为拆迁人（甲方），与王志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一份《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1）拆迁乙方的120号房屋；（2）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黄萱（户主）、王志、张建敏、王颖。其中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共22万元，拆迁补助费共27.2万元，共计50万元。
王志用拆迁款购买了诉争房屋，直至2011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未及留下任何遗嘱。其后，黄萱和张建敏、王颖因遗产和拆迁款分配问题发生争执，遂将张建敏、王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丰台区的诉争房屋归黄萱所有，其给付张建敏、王英折价款；（2）依法分割北京市120号房屋剩余的拆迁款8万元。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张建敏领取了全部拆迁款。王志用拆迁款购买了101房屋，2006年8月12日，将该房屋登记在王志名下。
原告黄萱称，买房花费42万元，剩余8万元拆迁款未分割。
被告张建敏称，买房花费25万元，另有11万元用于支付房屋的装修和家具家电费用，剩余拆迁款全部交给了黄萱。被告黄萱对此则表示否认。
审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1、诉争房屋归张建敏、王颖共有，张建敏、王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黄萱49万元；黄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协助张建敏、王颖办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2、张建敏、王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黄璇人民币2.9万元；
3、驳回黄萱其他诉讼请求。
房产继承专家律师靳双权点评案件：
房产继承纠纷的专家律师靳双权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黄萱就房屋拆迁应获得的财产权益问题。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诉争标的物系以被拆迁的120号房屋的拆迁款购买的诉争房屋。现张建敏、王颖上诉认为，该房屋是王志生前承租的公房120号房屋所得的拆迁款购置，黄萱并不享有财产份额。对此，靳双权律师的解读是：
首先，本案中的《拆迁安置与补偿相关协议》是对上述所涉拆迁利益进行分割时的直接依据。根据该协议中载明的内容，120号房屋实际居住的户主系黄萱。在该协议中除拆迁补偿款外，还有拆迁补助费。而双方均认可全部拆迁款均由张建敏领取。在张建敏、王颖不能举证证明上述款项并无黄璇之份额的情况下，不能就此排除黄萱对该拆迁款享有的相应权利。
其次，用上述款项购买了诉争房屋之后，房屋一直登记在王志名下。而张建敏所称在支付相关费用后将余款交给黄萱缺乏证据。即购房后剩余的款项未实际分割。
关于该部分数额，根据庭审中的陈述，黄萱主张其买房后剩余款项为8万元，张建敏则称购房及装修等花费36万元。因此，双方所述相互对应，未曾使用金额至少8万元。
在考虑上述共有财产份额和其在被分割财产中所占比例，以及各继承人继承份额的情况下，依据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原则，法院判决诉争房屋归张建敏、王颖共有并给付黄萱相应遗产分割折价款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于法有据，其所认定的金额亦合理适当。
㈡ 农村宅基地房屋继承纠纷案例
法律分析：1981年2月，黄某以一户三人(黄某与妻子张某、大儿子)名义申请了宅基地建房。同年12月，小儿子出生。2002年大儿子结婚，黄某因车祸去世。2003年，小儿子因结婚另行申请了宅基地建房;大儿子也将房屋拆除，在原宅基地上建了新房，张某随大儿子居住。2004年，大儿子居住房屋面临拆迁，获得了拆迁补偿款10万余元和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款36万余元。小儿子得知后，认为宅基地补偿款属于申请宅基时的黄某、张某和大儿子共同所有，三人应各享有12万余元。父亲黄某已经去世，其享有的12万余元应作为遗产由母亲、哥哥和自己共同继承。大儿子反对，双方对簿公堂。
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从表面看争议标的是宅基地补偿款，实质是对宅基地使用权归属的争议。因宅基地使用权是宅基地补偿款的发生原因，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即明确了宅基地补偿款的所有者。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特殊的用益物权，与农民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紧密相关，因出生而获得(但并不一定实际享有)，因死亡而消灭。黄某于2002年因车祸死亡，自然失去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再是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宅基地补偿款当然也无权享有。小儿子要求分割宅基地补偿款的诉请于法无据，判决驳回。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依照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㈢ 继承法案例王（男）某和张某两夫妻出外旅行～出了车祸，王某当场死亡
在遗产分配问题中，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每个人都有继承权，包括王某的父母以及张某的妹妹。对于“财产应该先清偿债务”的说法，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债务作为消极遗产，是会随同积极财产一起被继承的。也就是说，继承遗产中积极财产的人，也需要继承其消极遗产——即债务。
假设王死亡时，其夫妻共同财产包括20万和3间房子。其中，一半即10万和1.5间房子会被视为王的遗产。在没有人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这部分遗产将由王的妻子、父母共同继承。具体来说，妻子将继承13.33万和2间房子，而父母各自继承3.33万和半间房子。
如果妻子随后去世，她的遗产（包括13.33万和2间房子）将由妹妹继承。此时，关于债务的部分，王死亡时，妻子需要承担约6.7万的债务，父母各自承担约1.65万的债务。而当妻子去世时，她的债务将由妹妹承担。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王的父母各自继承3.33万元和半间房子，并承担1.65万元的债务；而妻子的妹妹则继承13.33万元和2间房子，同时需要承担约6.7万元的债务。
㈣ 继承法案例
1、丧偶儿媳，因赡养刘老太，取得第一顺序继承人权利；
2、刘老太儿子去世，其份额应由儿子的两个儿子共同代位继承；
3、因此，刘老太财产应当由其女儿、儿媳各继承三分之一，两孙子代位继承各得六分之一。
㈤ 三道大学大一思修案例题求高手解答：关于遗产继承，遗产分割，专利权。
1、4个继承关系，王长生的财产由三子和刘芳平分继承，刘芳的财产由三子继承。内王勇的财产由妻子张秀和容儿子王涛继承，王刚的财产由女儿王小玲继承。
因王长生留下的12间房屋和200000元钱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所以王长生无权处分属于刘芳的那部分财产，故遗嘱无效。继承结果为：张秀继承2间房，约5.36万元人名币；王涛继承2间房，约5.36万元人民币；王小玲继承4间，约9.67万元人民币；王强继承4间，约6.67万元人民币。
2、李某的个人遗产100万和抚恤金50万由张某、李某的父母、腹中的胎儿平分。每人分得37.5万元人民币。
3、该项专利应授予乙厂。
㈥ 求一关于继承的案例
继承法案例分析
1、赵伟光系某公司经理，其妻王某长期病休在家，夫妇二人生有一子一女，儿子赵宏于 一九九0年与本厂职工王英结婚，婚后生有一子赵小刚。赵宏于一九九二年因车祸丧生。女 儿赵娟未婚，与父母同住。赵伟光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于一九九五年于某南方城市结识当 地女青年钱某，次年钱某为赵伟光生一子赵扬，赵扬一直随同母亲生活。一九九九年五月赵 伟光因车祸意外死亡，经查，有现金10万元，银行存款10万元，赵伟光生前没有遗嘱，现其 家人因继承份额发生纠纷。
（1）钱某提出赵扬为赵伟光的亲生儿子，亦有权继承赵伟光的遗产份额，她的主张是否成立 ，为什么？
（2）赵宏的妻子主张代位继承赵宏的应继份额，她的主张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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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尉兰琴
-- 发布时间：2005-11-21 18: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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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某的主张成立，赵扬有权继承赵伟光的遗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子女包括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因此，虽然钱某并不是赵伟光的合法妻 子，但赵扬属于钱某与赵伟光的非婚生子女 ，在遗产继承上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与 义务，有权继承父亲的合法财产。
（2）赵宏的妻子王英提出其代位继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但赵宏的儿子赵小刚 有权代位继承赵宏的应继份额。根据《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 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 亲或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因此，王英作为赵宏的妻子，并不是赵宏的晚辈直系血亲， 不符合代位继承的条件，应由其儿子代位继承，王英只在赵小刚成年之前对其继承的财产享有代管权
㈦ 关于夫妻财产继承和遗嘱继承的民事案例
这个就是当年四川泸州遗产案吧，在法学界也算是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了，你看下有关资料吧，然后结合的想法看怎么判吧。
——以“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为例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问题，之所以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带有普适性，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在任何语境中都是真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初步判断是肯定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通过对个案的的分析得来的。
“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及其内在的司法合理性问题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3]
该案件判决的过程及之后，都受到了当地百姓及全国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学界中有很多学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该案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分析。但是，引发我兴趣的则主要在于一点：在有关该案的看法中，当地民众与学界呈现出较为对立的看法，而且几乎是一边倒的：大部分法学界人士都对该案提出了质疑[4]，而大部分当地民众则对该案判决表示了支持。[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立？如何来解读这样一种截然对立的现象？在事过几年之后再旧事重提，虽不免有“马后炮”“事后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判断谁对谁错，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为一件知识事件作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而这样一种时间上距离的拉开，反倒能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理性、更心平气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
那么，在案件审判过程及审判之后法学界与社会公众的讨论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而在讨论各方又是倚仗什么样的理由和资源呢？我根据当时各方的讨论，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代表文章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 1、 法院违反了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原则以及特殊规则优于一般规则的立法法规定；
2、 法院的判决侵害了死者的财产权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遗赠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 陈岑：“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王怡：“法治评论：脆弱的财产权”
韩新华、金涛：“论概括条款及其具体化” 在法学界当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质疑法院意见一方无疑是占多数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本案的发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认为《继承法》上有关财产继承的规定与《婚姻法》中有关规定在本案中出现冲突从而形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法官的行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权而已。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
表一：法学界看待“泸州案”的不同观点[6]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其一，遗赠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除非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遗赠人可以将自己的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任何人，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其二，“ 二奶”仅是社会上对一类人的称呼，并不证明否定其民事主体的地位，既承认为合法的民事主体，“二奶”当然有权接受遗赠。这是私法上平等原则的体现。其三，从社会功能而言，在当今中国，首先应当确立的是权利本位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动摇旧有的封建观念，以其与另外的人同居为由就认定其作出遗赠的动机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为，背离了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社会功能 根据网上讨论情况，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1、 不能将财产判给二奶，其理由是黄有彬处理财产不应损害合法继承人的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黄永彬的这种遗赠行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后作出的，是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一种挑战。
2、 1500人的掌声说明法官基于法律的裁判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为情与法的和谐及公序良俗与法律的一致
表二：网上公众对该案的不同观点[7]
通过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结合其他一些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对立：
其一：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受教育层次较高的阶层之中，他们在论辩的过程当中所倚仗的资源主要是法学资源，而不是其他资源[8].而在法学界当中对法院判决持反对意见的为多数，到了文化层次较高公众群体中这种多数地位逐渐被稀释，而到了普通大众群体当中，对法院持赞同意见的则占据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众中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则更主要的是一个道德上的直觉。[9]假如说法学内部的自洽给予我们法律的确定性，而公众对判决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法律的可接受性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案当中，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
其二：而从两个表中的质疑方的观点，我么可以发现其更多是从法学的内部视角来寻求自己的正当性资源的，而从同意一方来看，则更多的是从法学的外部视角来寻求正当性资源的。
这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哈贝马斯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一种偶然地产生的法律的运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论证，从而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呢？[10]但在中国本案所凸现出来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随着时间的逝去，本案所带来的讨论也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解决（也许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它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断地提出。最近出现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宫案”或多或少是该问题的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