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官司南方周末

① 跪求：《市场制度最道德》读后感

本人是“南方周末”的老读者，每期必看，而且看得仔细。觉得这份报刊对自己开拓视野很有帮助。当有自己的片言只语在上面变成铅字时，还增添了一点成就感。2011年7月14日的“南方周末”第31版整版是北大教授张维迎的“市场制度最道德”。我反复读了几遍。我还在最欣赏的一段文字下面郑重划了道道并加上一个五角星：“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better life。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两种：第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此时，我想到了了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市场怎么有那么多的问题？这市场的逻辑怎么在中国就带给消费者那么多苦恼？发达国家怎么就做得那样好？我们市场问题，也包括社会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出现状况，首先就把美国、欧洲（主要指原西欧）和日本作为标杆对照。因此，我一看到我们这边出现的麻烦，我的惯性思维就定点到发达国家的先进上去了。

这个问题还没想明白（但隐隐约约觉得答案可能是中国的市场还不算是真正的市场），我又翻到第30版，读到“你在跟谁说话？”。其中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苦恼每一种手机都有不同的充电器，其实充电的原理都一样，但是“唯利是图”的厂商就是不给人方便，把每一个接口搞得不一样……”。顿时对发达国家的“市场逻辑”而产生的幸福感有了问号。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手机，文中提到的苦恼可能遇到过的人不少。不管打引号的唯利是图是什么用意，充电接口问题给消费者造成的的苦恼是坚硬的事实。且不说这个不兼容问题要给环境造成多少额外的污染（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是个大问题）。中国的手机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品牌，生产商都是大名鼎鼎的市场大腕儿，特别是生产IPHONE的美国苹果公司。他们是赚了大钱，按文章作者的讲法，他们是“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得钱就越多”。但是为什么对这个小小的苦恼，这些大公司就没有想到要解决呢？我怀疑市场逻辑在这里真的是掺和了唯利是图的动机。

说到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也就是文章特意指出的“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还真的是有故事讲。且不说在中国代加工产生的污染，包括环境污染和工人中毒以及那一点点可怜的加工费，那天价的售后服务费也会使你产生不小的苦恼。业内人士评论道：“从IPHONE到IPAD，从IPOD到苹果电脑，每一种苹果产品的售后都是天价”。一位用户购买iPhone 3GS在保修期内出现了音量键脱落问题，苹果维修中心告诉用户，维修需要花费3807元，此价格和购买一部新iPhone的花费相差无几。这样的事例在各种媒体中披露过不少，所以业内人士才做出了“苹果全线产品维修皆天价”的结论。由此看来“市场的逻辑”产生的幸福感还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要是再说到美国金融市场五花八门的东东，你就会知道，被他们拖下水的苦恼绝不是个小苦恼。

把这一期的几篇文章看完，思绪又回到那个充电器的接口问题。我想，我们中国人也不蠢，开发一种通用接口充电器也不是什么难事。我觉得我就有这个能力办个此类企业。这种冲动不过只持续了几分钟就消失了。我怕被“知识产权”缠上身。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这还是要归功于2011年7月7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一位中概股老板的上市与退市自述:短线操盘手把我害惨了”。他在文中说道：“我吃惊地发现在美国，官司是能把企业拖垮的。”还告诉你，那里的律师费也是个天价。有人可能会说，你就在国内做，美国人来打官司在中国打，怕什么？我当然会怕的啊。官司打赢了，发达国家肯定会愤怒谴责中国司法不公，国内有人也会配合的。如果打输了，那我的为消费者解忧的好心不就起了反作用吗？那会给咱们正在崛起的国家抹黑的。我真的也会被发达国家斥之为“盗贼”的。再说了，我要办了这家企业，就会把企业做大做强。要是一旦把产品卖到美国去，那不就会被就地正法啊？我可出不起那个天价的律师费。律师也是“市场的逻辑”的律师啊。还是上面讲的那位老板的体会发人深省：“前几天有几个美国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愿意免费给我们打官司，我想都没想就挂了。”我的“我想办一家企业”的念头自此也彻底挂掉了。

话说回来，苹果公司的确是世界上最牛的公司之一。我的儿子就是千千万万果粉中的一员。他今年五月买了一部iPhone，不爽的是一个多月就罢工了，送去维修中心治疗了一个星期。还好，是免费的。我儿子也没有几多怨言。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但是，作为国际上最牛的企业，如果在对待生产链的每一个环节中，能用美国的环保标准来干涉我们中国代工厂的环保工作，用美国的人权标准来干涉我们中国代工厂工友们的待遇，用对待美国消费者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乃至其他第三世界的消费者，那无疑不但会赚更多的钱，也会给消费者和为其工作的工友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可以给我们问题多多的中国企业树立一个鲜活的“市场逻辑”的榜样，使诸多中国人可以彻头彻尾地体会到“市场逻辑”的魅力----谁不愿意过better life呢？！

② 朱巍的发表作品

《网购“后悔权”为何难落实》，《中国消费者报》，2014年4月28日
《互联网的法治化》，《新京报》，2014年4月21日
《公共领域采购之弊端》：《法制周末》2014年4月2日
《“秦火火案”带来的启示与反思》，《法治周末》，2014年4月16日
《XP停止服务，不适用霸王条款》，《法制晚报》，2014年4月9日
《从携程“漏洞门”反思网络金融》，《法制晚报》，2014年3月26日
《“集体研究”不是渎职犯罪的挡箭牌》，《法治周末》，2014年3月13日
《解决微信“抄袭”，不能全靠法律》，《法制晚报》，2014年2月28日
《关注互联网时代的司法透明度》，《法治周末》，2014年2月26日
《以人查房的利与弊》，《法治周末》，2014年1月8日
《支付宝用户信息被卖，未涉隐私？》，《新京报》，2014年1月7日
《杜绝网络诈骗是互联网公司的责任》，《光明日报》，2014年1月6日
《支付宝用户信息被卖未涉隐私吗》，《新京报》，2014年1月6日
《探月所涉法律原则解读：或可仿南极构建月球法律体制》，《北京日报》，2013年12月18日
《消费返利法律问题研究》：爱思想网，2013年1月8日
《法律不相信霸王条款》，《法治周末》，2013年12月18日
《“网络安宁权”不只要写在纸上》，《新京报》，2013年12月8日
《信访与政绩须“脱钩”但不必“划界”》，《小康》杂志，2013年12月6日
《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依法治理的重要指引》，《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6日
《案件管辖改革是保障当事人权益的核心》，《新京报》，2013年10月31日
《360不正当竞争“累犯”行为当严惩》，环球财讯，2013年10月23日
《“查开房”网复活，莫将侵权变成偷窥狂欢》，《新京报》，2013年10月23日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保护》，搜狐传媒，2013年10月16日
《莫让院士头衔成为利益滋生的温床》，《小康》杂志，2013年10月10日
《加州网络“橡皮擦法”：善法善于宽容》，《新京报》，2013年9月26日
《对行凶精神病患不应羁押批捕》，《新京报》，2013年9月16日
《司法应成为散户权益最后屏障》，《新京报》，2013年9月11日
《古今中外“禁酒令”源远流长》，《燕赵晚报》，2013年9月10日
《国家利益被侵害，法律应有作为》，《光明日报》，2013年9月2日
《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依法治理的重要指引》：《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6日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解读》：《新互联网时代》2013年第1期。
《媒体的转载审核义务》：《青年记者》2013年六月上。
《艺人的人格权应如何保护》：《演员杂志》2013年第7期。
《诚信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紫光阁》2013年第3期。
《“虚假诉讼”购车新法有招治》《法制晚报》2013年1月5日
《手机实名制可剥剥隐身衣》，《法制晚报》2013年1月7日
《入网实名制让违法隐形人无处遁形》，《新京报》2013年1月9日
《红黄绿灯之源》，《北京日报》2013年1月9日
《红黄绿灯之源》，《新华文摘》2013年第6期
《官本位作祟是瞒报的根源》，《光明日报》2013年1月15日
《“小夫妻代购火车票”违法吗？》：《新京报》2013年1月16日
《电子送达解无法送达难题》，《法制晚报》2013年1月11日
《域名侵权亟待立法》，《法制晚报》2013年2月1日
《赔偿额不应有上限》,《法制晚报》2013年1月29日
《女副市长笔试倒数第一，破格理由何在》,《新京报》2013年1月22日
《古今中外的禁酒令》：《北京日报》2013年2月6日
《网络侵权多发，三招专治网站装糊涂》，《法制晚报》2013年3月21日
《热气球事故赔偿责任分析》，《北京日报》2013年3月6日
《力挺见义勇为，防止恩将仇报》，《法制晚报》2013年2月26日
《网络实名制相关争议问题研究（一）——网络实名制无损于个人信息保护》，《中国广播》2013年第2期
《网络实名制相关争议问题研究（二）——网络实名制有益于建立诚信社会》，《中国广播》2013年第3期
《女子结扎致死，不能用钱摆平》：《新京报》2013年4月10日
《“假离婚要求复婚不予支持”是媒体误读》：《一财》2013年4月11日
《微信收费：圈地运动讲的是规则》：《小康》2013年第5期。
《网络非法转载等同剽窃》，《经济参考报》2013年4月23日
《来自中世纪的@》：《北京日报》2013年5月8日
《对打车软件设立行政门槛值得商榷》：《新京报》2013年7月3日。
《震后房贷还要不要还？》：《新京报》2013年4月26日
《虐虎拍照动物园也应受处罚》：《法制晚报》2013年5月6日
《诉前禁令不适用网络名誉侵权》：《法制晚报》2013年5月10日
《线上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新京报》2013年5月18日
《网友相约自杀，网站责任何在》：《新京报》2013年5月30日
《亲子鉴定不应是准生证门槛》：《新京报》2013年6月3日
《临时工执法是个伪命题》：《新京报》2013年6月8日
《欠缴水电费禁考公务员，于法无据》：《新京报》2013年7月7日
《在门口看看老人，法律又能如何》：《新京报》2013年8月6日
《空中别墅违法，再牛业的拆》：《法制晚报》2013年8月16日
《王雪梅事件拷问法医公信力》：《新京报》2013年8月19日
《惩罚性赔偿是消法修正案亮点》：《法制晚报》2013年8月28日
《国家利益被侵害法律应有所作为》：《光明日报》2013年9月2日
《网民应成为治理网络谣言主力军》：《光明日报》2013年8月29日
《网络谣言受害者也应挺身而出》：《新京报》2013年8月29日
《拍卖书信应遵守最小伤害原则》：《北京日报》2013年5月29日
《李广年是否伪官别让法律旁观》：《新京报》2013年6月27日
《律师不可背离职业伦理》：《新京报》2013年7月26日
《司法应成为散户的最后屏障》：《新京报》2013年9月11日
《演员的人身权保护》：《演员杂志》2013年第8期。
《作家与版权》：《中国作家》2013年第8期。
《“微博第一案”的法律解读》：爱思想网，2012年12月19日
《私自载客并非都是“非法经营”》：《新京报》，2012年12月19日
《希望任建宇获释不仅是个案的胜利》：《新京报》2012年11月20日
《地铁商业冠名应听听民众意见》：《新京报》2012年11月15日
《为何工行可以取消“全额罚息”》：《新京报》，2012年10月31日
《更该为公务员职业伦理立法》：《新京报》，2012年10月25日
《“NBA”进汉语词典并无不可》：《新京报》，2012年8月29日
《为什么会有“钓鱼抓嫖”》：《新京报》，2012年8月24日
《网站删帖需有明确法律规范》：《新京报》，2012年8月11日
《治超罚款月票”是典型的行政寻租》：《新京报》2012年8月9日
《“天灾”能成为高速免责的理由吗》：《新京报》2012年7月30日
《“破案”要尊重法律程序》：《新京报》2012年7月23日
《“乌木之争”政府奖励似乎少了》：《新京报》2012年7月10日
《举报人为何成不敢领奖的“懦夫”》：《新京报》2012年6月15日
《“反家暴”立法，未成年人应特殊保护》：《新京报》2012年6月4日
《高速路“超时费”是否乱收费》：《新京报》2012年5月15日
《村民拆迁补偿款理财无需镇政府操心》：《新京报》2012年5月9日
《互联网自律的一个里程碑》：《光明日报》2012年5月3日
《协调网络舆论自由与监管的几点原则》：载《信息安全网络》2008年第6期
《记者行使职务权利四原则》：合著，《青年记者》，2012年13期
《论房屋转租——以<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视角》：《河北法学》，2010年第5期
《更有效管理道路交通 更公平保护人民利益——解读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7日
《<新浪微博社区公约>的解读》，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2年12月13日
2011年
《你的密码安全么》：《北京日报》2011年12月28日
《网购“信誉评价”谁说了算，摧毁体系能换来“平等”？》，《北京日报》，2011年11月30日
《微博言论侵权难享豁免权》：《新法制日报》2011年9月20日。
《邻里间的“容忍”底线在哪里》：《北京日报》2011年9月1日
《网站善用“避风港规则”可免责》，《人民日报》，2011年8月23日
《伦敦骚乱引发微博法律思考》：《北京日报》2011年8月17日
《窃听丑闻动了西方新闻自由底线》：《北京日报》2011年7月27日。
《艺术品买家应有知情权》：《北京日报》2011年6月29日。
《微博版权如何认定，默许转载并非放弃版权》，《北京日报》，2011年4月27日
《网络不是侵犯版权的“避风港”》，《人民日报》，2011年4月27日
《避风港规则须防滥用》：《北京日报》2011年4月27日，第18版。
《俄青年怀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19日
《微博或造就法律无疆地带，名人“发言”更要谨慎》，《北京日报》，2011年4月6日
《司法，区别善恶兼备的民俗》，《法制日报》，2011年4月6日
《该不该给民间慈善设立行政许可》：《清风杂志》2011年第8期
《以价论奖何以有生存空间》：《清风杂志》2011年第7期
《寻找人格保护与新闻自由的最佳平衡点》：《法治新闻传播》2011年第2辑。
《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几个问题》：《法治新闻传播》2011年第1期。
2010年
《记者人身权利应该特别保护——从风闻言事说起》，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0年12月15日
《“QQ相约自杀”判决值得商榷》，《新京报》，2010年12月6日
《民事权利不得滥用——评湖南一起旷日持久的专利权纠纷案》，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0年10月17日
《<典当管理条例（送审稿）>修改建议——以典当的商行为性质为视角》，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0年10月17日
《网络转载“潜规则”不成立》，《新京报》，2010年7月2日
《房地产典当实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商报·典当导报》2010年6月29日。
《网络实名制之法社会学分析》，《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16日
《一个案件分成7706次起诉是纵容剽窃》：《新京报》6月12日，评论周刊版。
《<世界杯80年精彩图集>出版，寻找曾经的世界杯记忆》，新浪体育，2010年5月17日
《善意收当制度能被确认么？》：《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2010年2月4日
《宋祖德案提出四个法律问题》：《新京报》2010年1月2日，评论周刊访谈版。
《论转租——以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为视角》：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5期
《论证言广告代言人责任》：载《朝阳法律评论》2010年第3辑
《我为什么支持网络实名制》：《新闻与法制》2010年第7期。
《网络实名制不会对舆论自由产生负面效应》：《青年记者》2010年第12期。
2009年
《从<侵权责任法>（三审稿）看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09年12月28日
《论消费权益保护中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判解研究》，2009年7月27日
《论业主概念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含义》，《判解研究》，2009年7月1日
《简述中国典权制度的变迁史》，《判解研究》，2009年5月22日
《论交强险中的法律关系》，《判解研究》，2009年5月17日
《“何鹏案”VS“许霆案”》，《判解研究》，2009年4月19日
《历史的看待发展中的商事惯例——以否定“中国酒店业12点退房”商业惯例为视角》，《判解研究》，2009年3月19日
2008年
《不可抗力视角下的悬赏广告履行限制》，《判解研究》，2008年6月30日
《地震中的法律价值取向————以孔子治国方略为视角》，《判解研究》，2008年6月16日 参与《衡山发‘四不论’禁赌令，是僭越职权还是从严治赌？》讨论，讨论内容全文在中国江西网上发表，2014年4月28日
《“两证”被吊销 写手忙找下家》，《新闻晨报》，2014年4月29日
《新浪“许可证”之失：或半年后才能重新申请》，《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4月25日
《新浪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被通报 两证吊销影响几何》，《人民网》，2014年4月25日
参与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期“传播热点论谈”，主题为聚焦“马航事件”，从“被遗忘权”角度阐述观点，2014年4月16日
《三菱电机不认可工商局抽检结果拖延召回或被罚》，《法治周末》，2014年4月16日，
《新消法为何难以落实》，《法制晚报》，2014年4月16日
《“集体研究”免责“挡箭牌”》，《解放日报》2014年4月14日
《网络安全事件不断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紧迫》，《法制日报》，2014年4月11日
《互联网“心脏出血”，用户安全风险谁担责》，《法制日报》，2014年4月11日
《中石化“牛郎门”案二审：两网站败诉 庭审细节曝光》，中国广播网，2014年4月1日
《中消协发布安全软件用户满意度调查》，《南方都市报》，2014年3月19日
《点赞，社交网络的伟大创举？》，《法制晚报》，2014年3月17日
《电信业十大隐性侵权现象揭秘:擅自更改消费套餐》，《法治周末》，2014年3月12日
《4S店缘何热衷搭售保险，入保率挂钩销售业绩》，《法治周末》，2014年3月12日
参与《雾霾汹涌来袭 百姓能否索赔？》讨论，讨论全文在中国江西网上发表，2014年2月28日
《网络交易监管日趋严格》，《中国贸易报》，2014年2月27日
参与《司机马路上施舍挨罚是爱护生命还是伤害善意》讨论，讨论全文在中国江西网上发表，2014年2月20日
《“复旦投毒案”宣判：两个生命的悲剧警示》，《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
《家国情怀与舆论泡沫》，《法治周末》，2014年1月7日
参与《天津环保应急限号遭“乌龙”，交管部门拒绝执行引热议》讨论，讨论全文在江西新闻网上发表，2013年12月27日
《“人肉搜索”的法律边界在哪》，《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1日
参与“中欧完善媒体法律保护项目媒体从业人员培训研讨会”，并作了《网络侵权责任》的主题演讲，2013年12月13日
《“微博法庭”：网络案件，网民裁决》，《南方周末》，2013年12月5日
《“三权”保护刻不容缓 安全企业互联网权限亟需监管》，中国财经网，2013年11月27日
《移动互联网“一战”爆发》，《中国品牌》。2013年11月刊
参与中央台召开的“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规范”第二场专家研讨会，结合代理“牛郎门”案件的体会，与大家分享了网络媒体在内容监管和平台自律方面的法律界限，2013年11月7日
参与《记者遭跨省刑拘事件罪名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讨论，讨论全文在江西新闻网上发表，2013年10月25日
《“损害商业信誉罪”边界之辩》，《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0月24日
参与“互联网与公共传播”论坛讨论，2013年10月17日
《多方“围剿”奇虎360 联想、小米加入“战团”》，中国新闻网，2013年9月30日
《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判刑 专家建议应从严掌握》，《中国青年报》，2013年9月12日
《海外代购热背后的维权难题》，《法治周末》，2013年9月11日
《“今日焦点网”等11家网站被查处》，《南方都市报》，2013年9月8日
参与“中日网络消费研讨会”，2013年8月29日
《法学专家呼吁完善打击网络谣言法律框架》，中国公安报，2013年8月24日
《钱钟书书信拍卖引争议 著作权能否对抗所有权？》：《新法制报——法律圆桌》，2013年5月30日
担任“明德民商法研习社银行卡纠纷案件”研讨会主持人，2009年8月31日
参与“范曾诉文汇报、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一审判决研讨会”，2011年6月23日
《法官称不能让个案阻碍网络言论自由》：《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7日
《法学家杨立新作客网易 谈“艳照门”的法律困境》：《网易嘉宾访谈》2008年3月28日
《朱巍：微博言论侵权难享“豁免权” 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认为网络侵权常见5种类型，名人和普通人侵权责任应有区别》，《新法制报》，2011年9月20日
《深圳唯冠若咬住苹果不放 将涉及滥用诉权》：《donews》2012年3月9日
2011年
《微博言论侵权难享“豁免权”》，《新法制报》访谈，2011年9月20日
《“7·23”遇难者怎么赔》，《京华周刊》访谈，2011年8月15日
《典当行业有福音》，《法治周末》访谈，2011年5月24日
《唐山丰润对超重货车巨额罚款，记者采访遭遇粗暴干涉》，中国广播网，2011年4月2日
2010年
《浙江在线：侵权官司未了，上市进程受阻》，《投资者报》，2010年11月15日
中国法学讲坛，《一场由人情义气引发的债务纠纷案研讨会》，2010年10月13日
《批评还是诽谤？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民主与法制》，2010年10月11日
《新京报诉浙江在线非法转载案将二审》，《新京报》，2010年6月30日
“《新京报》起诉浙江在线非法转载案”研讨会，《新京报》，2010年6月12日
《宋祖德败诉启示，网络发言边界在哪？》研讨，《新京报》，2010年1月2日

③ “无证收购玉米案”,王力军非法经营罪，一审请了假律师，是怎么回事

根据公开的报道，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一审的确是委托了假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事务所，一审法院对律师身份的审查失职。
冒充律师，代理案件，收取费用，这是刑事诈骗案，当事人可以报案，并依法追究冒充者的刑事责任。也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冒充者的法律责任，因为无代理资质，无代理权限，而冒充者本身代理的案件就是非法经营罪，这是极大的讽刺。
关于真假律师判断，法律工作者判断，简要回答如下：
律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全国，民商事刑事案件代理，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服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所在区县，只能代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也不能跨区跨县执业，更不能跨市跨省执业，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附：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_新闻频道_东方头条

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与临河区法院仅一条马路之隔，王力军在这里找了自己的一审辩护律师。（南方周末记者 滑璇/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也无“王润生”律师。司法厅称，官网是实时更新的。
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注册晚了，“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2017年2月13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再审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控辩双方均主张王力军无罪，法庭决定将择日宣判。
2016年4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出再审指令。
再审现场坐满了前来旁听的人大代表和记者。王润生没出现。作为一审辩护人，他为王力军做有罪但罪轻的辩护。但此后，王润生连王力军的电话也找不到了。
在一审判决书中，王润生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简称“青银所”）律师。此外，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简称“二所”）主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不存在；在山东省司法厅注册的律师中，也没人叫王润生。
执业时，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不能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刑事案件。“无证收购玉米案”，是一起刑案。
王力军找到王润生是2016年春天，案子已由检察院移送法院。一直自信无证收购玉米“不算个事”的王力军，拿到开庭通知后，从临河区法院出来直奔二所。
与附近其他几家法律服务所相比，二所的位置最好，就在临河法院对面，只隔一条马路。墙上的公示栏显示，该所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王润生的名字在第一排第一个，职务为“主任”。
接待王力军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交了100块咨询费，王力军被告知，如果认定非法经营罪，可能会被判三到五年，还有一至五倍罚金。听说可能要坐牢，王力军决定请个律师——二所主任王润生。
据二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所里接的案子以民事居多，刑事一年只有几件。王润生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收案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民事案件收取标的额的4%；刑事案件，公安、检察院、法院每阶段各5000元
。
刚借钱交完6000元违法所得、5000元保释金，5000元的律师费在王力军眼里不是个小数目。但陪他同去的女儿不肯省这笔钱。她在西安工作，是一本大学的毕业生。
王润生掏出律师执业证让父女俩看，两人随便一瞥，也没拿在手里细瞧。王润生的律师执业证显示，他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
交了钱，双方签了刑事辩护委托书，但这份协议王润生似乎没给王力军留底。“我把所有跟案子有关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但都没有这份协议。”王力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一叠诉讼文件，其中就有与两名再审律师签
订的委托代理协议。
南方周末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王力军与王润生的刑事辩护委托书上不仅有二人签名，而且按着王力军的手印，加盖了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公章。
依照刑事案件程序，律师出庭前要向法院提交三样东西：与当事人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律所出具的刑事辩护出庭函。
王润生提交的刑事辩护出庭函内，抬头为临河区法院，落款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并加盖公章，右上角还有“【青银刑字第201600293】”字样。
到法院调卷后，王润生很快有了判断：“我第一反应是，整个案子的侦查情况比较模糊，21万的非法经营数额不太清楚。别的没有疑点。”
在王润生看来，这样的案子并不复杂，侦查机关早把各种证据准备好了，非常清晰，自己不用再去调查取证。他甚至在开庭前就预测出了一审结果。因为王力军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粮库、淀粉厂等正规销售渠道，“
没有卖到黑道上”，非法经营数额虽然高达21万，但实际获利只有6000元，“所以我预计他能判缓刑”。
王力军从王润生处也曾得到同样的信息：你这个罪名应该能认定，我不可能承诺给你辩得无罪，只能给你争取缓刑。
根据临河区法院笔录，2016年4月5日一个多小时的一审庭审中，辩护人王润生的话很少。他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法庭调查时无发问，对公诉人出示的十多组证据无异议，辩方也无证据出示。
质证时，公诉人提到临河区粮食局、临河区工商分局开具的王力军无经营资质证明时，王力军忍不住说道：“我没有办证资格，只有固定场所才给办证。”辩护人王润生依然无异议。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王润生说得也不多。他说：“被告人是无意中触犯了刑法，不是故意犯罪，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有自首情节，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正规渠道，获利数额较小，请求法院从轻判处。”
当被问到有无新的辩论意见时，辩护人王润生又说：“王力军无意识犯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无证收购玉米案”曝光后，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尤其是质疑粮食收购资格审批和市场经济下的管制。
2017年2月13日的再审，是另一种场面。辩护人是从北京来的律师王殿学、张雪峰，两人自愿为王力军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对检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多次质疑。比如，王力军亲戚杨某认为王的行为属于犯罪的
证言，律师认为这与本案无关。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

2017-02-16 10:19 法治

我要报错
评论 .
.
..

.
“说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根据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而该条例在2016年2月进行了修订，不再要求农民个人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王殿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二所的办公室里与王润生进行了一番对话。当记者提到一审开庭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已修订时，王润生反问：那是判决以后的事情了吧？
“修订是在开庭前两个月，你当初想过从这个角度给王力军辩护吗？”
“我想过，我也说过。法官不采纳。”
“别人收粮食咋没事，别人大部分都有证，或者挂靠在某一个有粮食经营许可证的公司。”王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法律上来说我不能做无罪辩护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在那放着呢，还有法律规定，所以
我只能做罪轻辩护。就这么简单。最后给他判了缓刑。”
一审时，王力军的一切诉求就是不进监狱，让他能够回家种地。王润生说，王力军对缓刑的结果很满意，没有上诉。但最高法院经过审查后，指令再审。王殿学认为，最高法院主动要求再审的情况十分罕见。
王力军说：现在才知道我这就不应该判有罪。要是早知道，我就上诉了。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青岛人，青岛大学法律系毕业；在青岛的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148法律服务二所两头兼职。据他介绍，青银所有十几名律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收录“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代理、辩护的12件案件，其中，内蒙古9件、甘肃2件、福建1件，裁判起止时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上述青银所参与的案件，全部由王润生、陈正勃代理。裁判文书网上查不到该所其他律师代理的案件。
王润生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9次，某交通肇事案为刑事案件，其他皆为民事案件。陈正勃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3次。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二所十几名工作人员中，有三名律师，除了自己，还有王飞、邬瑞。巧合的是，二所也有一名工作人员叫做陈正勃。南方周末记者询问陈正勃是否也为青银所律师，王润生给予了肯定的答
复。
律师执业证显示，2015年5月18日山东省司法厅向王润生发证。据他介绍，2001年他从山东到内蒙，一直在做律师的行当，2002年取得律师资格。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山东省司法行政网”上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
记者再分别输入王润生的姓名、律师执业证号、法律执业资格或律师资格证号，均显示“暂无符合条件的数据”。陈正勃的信息同样查不到。
但若换成其他山东律师，只需输入姓名、证件号等任一项，即可显示结果。即便是2016年因故未通过年检的律师，也能查到相关信息。
内蒙古司法厅官网也查不到王润生与陈正勃两名律师。
对此，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2016年回山东注册时因事耽搁了，“原本应该5月注册，我7月才去，已经注册完了。可能因为这个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
王润生还说，“他（陈正勃）估计现在也查不到，他和我一块去注册的，也是注册晚的。注册得晚，估计系统就不报了。”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山东高院的关系向山东省司法厅查询，得到的结果也是，没有“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没有律师王润生、陈正勃。记者又通过青岛市司法局的内部渠道查询显示，查不到青银所。
对于是否存在系统登记疏漏的情况，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向山东省律师协会考核监督部咨询，答复是：不可能。只要他拿了执业证，司法行政网上肯定就有他的登记。
山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资质管理科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答复是：山东省司法行政网是实时更新的，如果在这个网上查不到，那就可能没有这个人。
该查询系统还提示，2009年全国统一换发律师证后，执业证号以“137”号段开头；此前的“150”号段执业证号不作为律师身份的证明，致电才可查询。王润生的执业证号为“137”号段。
一名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曾告诉他，网上查不到青银所，“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人把它当事”。
二所与临河法院不过几十米远。王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与“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的两名法官都相识，“有时候他们法院印不了东西，偶尔过来印印东西”。
2016年7月，“无证收购玉米案”经媒体报道引发全国热议。王润生当时还很纳闷：咋就传出去了？他为此问过法官，法官说，案子被法院当做典型案例上网做了宣传。“后来又再审，我感觉他（法官）这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裁判文书网显示，王润生还以巴彦淖尔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二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在内蒙古代理民事、行政案件33件，判决起止时间为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从时间上看，王润生交互使用着律师、法律工作者两个身份。
对于专职律师是否可以在法律服务所任职，上述山东省司法厅及律协两机构的答复一致：不行。“专职就是这个意思，要不怎么叫专职律师呢？”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简称“法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萌芽、80年代发展起来的职业。彼时，中国的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律师奇缺，为了填补农村、城镇的法律服务空白，一支特殊的法律人队伍建立起来。
“他们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巴彦淖尔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法工都是退休的公检法人员，而最近十几年，过司法考试的做律师去了，有些岁数大的干不动了，巴彦淖尔的法工只出不进越来
越少，现在还有一百多人。
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工，多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乡镇法律服务所或司法所执业，手里拿的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据上述工作人员介绍，与律师相比，法工执业受到三大限制：只能接当地人的案子，“好比你是临河的法律工作者，当事人必须也是临河的”；报酬标准参照司法部针对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规则，与律师收费完全不同
；不能从事刑事辩护。
然而，三条老规矩，有两条早已被时代淘汰。比如，法工的收费标准已突破司法部的硬性规定，“不然连调查取证、开庭的车马费都不够”；实际接案时，也会有人打破地域方面的限制，基本没什么人会管。
唯一剩下的，便是不能为刑事被告人辩护。上述工作人员说：这是一刀切，绝对不允许，只有律师才能接刑案。
尽管如此，南方周末记者还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到了两份刑事判决书，陕西丹凤县、贵州黎平县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别成为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中被告人的辩护人。
会不会是当地律师稀缺由法工顶上？上述工作人员解释，如果某个地方律师特别稀缺，国家会调配一部分律师去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事，巴彦淖尔就有过，从市区临河调律师到相对偏远的乌拉特中旗接案。
在临河法院旁边、二所斜对面，还有另外几家法律服务所。一个房间里，一名四五十岁的女性法工正为来访者解答与离婚相关的问题。她的名片上印着“法律本科”及资格证号。
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这是什么资格证号时，她说，“就是我们工作用的证”。那是律师？“不是，我们和律师的区别就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至于是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等，她只字未提。
在许多法律专业人士眼中，法工的地位非常尴尬，“只能吃律师吃剩下的”。尤其在城市，提到法律、打官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律师。
“大概90%的人不知道还有法律工作者这么个职业，”上述巴彦淖尔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他们硕果仅存的服务市场，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乡镇等地区。
因为“无证收购玉米案”，众多媒体赶来采访王润生。“记者来都是先找我，再找他（王力军）”。不过，他曾拒绝了内蒙古电视台的采访；当一名报社记者希望与他合影时，他同样婉拒，“我不想出名，我就是平
民老百姓出什么名？我就想平凡地生活。”
（南方周末实习生席莉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