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背景
食品药品纠纷案件已经成为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中社会关注度较高、涉及范围较广的案件类型。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2年,全国法院受理的食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共计13216件,占各类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6%。其中2010年受理4080件;2011年受理4513件,同比上升9.59%;2012年受理4623件,同比上升2.44%。食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所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危害严重,直接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品、药品安全事关民生,既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近年来,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活动十分猖獗,涉及“毒奶粉”、“瘦肉精”、“假肉食”、“地沟油”、“苏丹红”、“毒大米”、“毒生姜”、“毒胶囊”、“塑化剂酒”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劣药的“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屡禁不止,虚假食品、药品广告十分常见,以普通食品甚至农药残留超标食品冒充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行为给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可能同时引发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广大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依法维权越来越多,加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的任务日趋艰巨繁重。
由于食品、药品纠纷往往涉及人身损害赔偿,不仅会产生违约责任,而且还会产生侵权责任,案件受到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调整,办案中遇到的程序和实体问题较为复杂。例如,在程序上,消费者维权是否需要行政前置程序;消费者是否可以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知假买假者是不是消费者;侵权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如何处理等等。在实体上,赠品不合格能否索赔;消费者请求价款十倍赔偿是否要以造成人身损害为前提,是否适用违约之诉;代言虚假广告承担何种责任;网络消费时遭受损失网络交易平台如何担责;认定食品是否合格的标准如何掌握;如何认定“霸王条款”等等。由于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同,一些案件的处理存在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情况,迫切需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加以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台了本《规定》。《规定》将于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
㈡ 食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有哪些
您好,由于食品、药品纠纷往往涉及人身损害赔偿,不仅会产生违约责任,而且还会产生侵权责任,案件受到《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调整,办案中遇到的程序和实体问题较为复杂。难点包括:
一、没有统一案由,确定法律关系难,执法尺度不统一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并未将消费者权益纠纷作为类别进行划分。消费者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主张权利时对选择法律关系往往存在困惑,甚至无所适从。消费者在立案时,多选择买卖合同纠纷以及健康权、产品责任纠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等侵权责任纠纷。案由不同,则意味着不同的法律关系,审理时举证责任、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也不同,造成执法尺度的不统一。同一纠纷,往往因案由选择不同,而导致最终的裁判结果有所差异。
二、消费者举证难、鉴定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4条第6款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消费者首先要证明所购产品存在缺陷,且该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之后才由生产者就免责事由举证。如何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及因果关系,对于消费者具有一定难度。《产品质量法》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一方面,“不合理的危险”的界定没有明确的标准;另一方面,产品没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应“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显然,上述两个方面,消费者的理解具有主观性,有时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来确定,有时则必须借助科学的鉴定结论。这就增加了消费者的举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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