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伤害纠纷

Ⅰ 法律纠纷，篮球场地比赛受伤，谁负责任

按照过错承担责任，这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了，撞伤人的队员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主办方和队长如有过错，应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自己一方也存在过错，对方可适当减免责任

Ⅱ 球场暴力打人者能免责吗

赛后打人者不仅要受到足协的重罚，更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竞技运动中，更多的伤害源于比赛过程中的冲突。不仅比赛过程中的恶意侵犯涉嫌故意伤害，就是非故意造成伤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非故意致人伤害需补偿

体育运动本身有一定危险性，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加体育运动前应当预见到这种危险性，也应对运动可能造成的伤害有所认识。只要自愿参加比赛，就表示愿意承担可能出现的伤害。但是，即使他人自甘冒险，加害方无意中致人损害也并非绝对免责。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实践中也有判例表明，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按照“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即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受害人的损害程度、双方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判令行为人对受害人适当补偿。 故意伤害他人涉嫌刑事犯罪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对打架、斗殴行为的处罚：运动员、官员在赛前、赛中、比赛暂停、中场休息或赛后参与打架、斗殴的，将被处以停赛（运动员）或禁止进入替补席（官员）至少6场，并处以至少30000元的罚款。同一个球队多人参与打架、斗殴的，球队的俱乐部或者会员协会将被处以罚款、扣分或其他处罚。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冬发说，我国《体育法》第三十三条明文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目前我国仍没有体育仲裁机构，体育仲裁方面的制度也不完善。在赛场上的伤害事件多由赛事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处理，如罚款、禁赛等，追究民事责任的很少，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少，个人自发组织的体育运动中发生的伤害事件更容易不了了之。如果在类似的体育运动中受伤，应准备好相关证据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去认定责任，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暴力事件发生在赛场上，参与主体是运动员，这些特殊性都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在没有专门立法的情况下，对类似的伤害行为就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处理。若行为人未造成轻伤以上伤害，则其不构成犯罪，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以罚款、拘留等刑事处罚。若导致被害人轻伤、重伤或者死亡等严重后果，行为人应当依照《刑法》中有关故意伤害罪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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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在足球场上把别人踢伤了，依据法律需不需要赔偿

根据问题所述，球场上踢伤了人，多数情况下不能算是故意，应归为过失致他人受伤。

而过失行为客观上确实给他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即侵害了他人人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 “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在足球场上把别人踢伤了，是需要赔偿他人损失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规定。

“在足球场上把别人踢伤了”的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尽赔偿义务。

(3)运动伤害纠纷扩展阅读：

根据人身损害的原因，可以分为一般侵权人身损害、特殊侵权人身损害、产品损害、交通事故损害、医疗损害、环境污染损害、高度危险作业损害、饲养动物损害、工伤损害、物体损害和意外事件损害几种类型。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11年修正）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划分成如下几类：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

水上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纠纷；航空器对地、水面上第三人损害赔偿纠纷。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纠纷；雇员受害赔偿纠纷；雇佣人损害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地面（公共场所）施工损害赔偿纠纷；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塌落损害赔偿纠纷；堆放物品倒塌损害赔偿纠纷。

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特别行政区军人执行职务侵权纠纷；防卫过当损害赔偿纠纷；紧急避险损害赔偿纠纷。

人身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法律制度。

所谓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就是指因侵害自然人的身体健康权或生命权而提起诉讼的案件。

Ⅳ 参与竞技性体育运动受伤，谁来承担责任

我们在生活中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就避免不了会受伤，因为这些体育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了，世界上哪一个运动员不是遍体鳞伤。这些伤痛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受伤之后，尤其是对于这种竞争性的运动，我们应该由谁来负责有谁来帮助我们赔偿医疗费能损失，如果我们是自愿加入这些经济活动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受到了损伤也不得让其他人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是我们由于被他人的一些行为，导致我们受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道德上要求这个人来复我们的一部分医疗费用，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害的话，那么只能用自己来承担。

Ⅳ 打篮球时无意中造成对方受伤要赔偿吗

本案系一般侵权纠纷案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体育运动，特别是篮球、足球等有人体直接接触的对抗性体育运动，完全有可能发生人身损害后果，参赛者褚某、李某等六人均是高中生，对打篮球时可能发生人身损害后果是应当有一定认识的，其自愿参加这种具有风险性的竞技运动，应视为甘冒风险行为。至于李某因比赛造成受伤，此系比赛中合理的身体冲撞所致，纯属意外，因为比赛中的冲撞，原本就是篮球运动的特点，不许学生在比赛中有冲撞，既是对学生的苛求，也是对篮球运动规律的违背。褚某在这次篮球赛中其行为并不具有伤害的故意或过失，因此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看似“公平”的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李某的经济损失，但此结果一旦被公众所周知，势必造成家长禁止学生参加此类运动，即便参加也是缩手缩脚的消极比赛，长此以往不但会导致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而且更会导致我国竞技类体育运动停滞不前。因此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蓝球作为一项竞技比赛，虽然是一种对抗性体育运动，有人体的直接接触，合理的身体冲撞完全有可能发生损害后果，但我们要看损害的后果是否属于比赛规则范围内的合理冲撞，如果明显超出了比赛规则范围，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话，应视为行为人有过错，应当对受害者的损失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公平责任原则是不同于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独立归责原则，要适用公平原则，必须得有法律依据，不能在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滥用公平原则。
自发组织篮球、足球比赛等激烈的体育竞技运动引发伤害案件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典型性。在本案中，致害人与受害人均无过错，存在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当事人分担损失的可能性。但应当强调的是司法实务中最终是否实际确定适用公平归责原则由当事人来分担损害，应从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和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出发，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既不能过于简单化搞一刀切一律判决由受害人自担损害，也不能过于绝对化地由致害人分担损失，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应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具体需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结合这类体育竞技运动本身的特点进行综合考量。这里的实际情况应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受害人的损害程度;
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以上两个方面应当同时具备，不可偏废，通过上述综合考量以当事人之间利益是否失衡作为价值判断来决定

Ⅵ 打篮球起纠纷，孩子叫父母，父母找来打手砍死少年，为何会发生这种悲剧

“爸爸”这个词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很多人只看到表面上是孩子伤害了自己的父母，如几年前:“爸爸是李刚”。2020年，童卓的自我曝光不断发酵升级。

其实，我们应该真正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熊孩子”中的“熊父母”都没有问题，他们怎么可能被骗?

在2011年长春发生的“黑门事件”中，一名18岁的高中生被其父母召集的犯罪团伙杀害。行凶者不仅心无悔改之意，甚至企图用金钱逃避法律制裁。

原来这件事已经有了赔款室，郝志鹏的朋友劝他不要打那个电话，如果围观的人马上报警，如果刀砍在吴某身上犹豫了没有摔下去……

这群人完美地错过了所有的正确答案，踩足油门，冲向终点线。

如果父母没有正确的观点，他们怎么能教育下一代与他人和睦相处呢?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人。

Ⅶ 体育纠纷的特点发生条件及解决途径

随着现代体育的迅速发展，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和劳动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甚至专门从事体育活动，在体育组织管理和各种参与者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关系。现代竞技体育呈现职业化、商业化趋势，各种国际间比赛频繁，竞争日益激烈，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都投入对运动成绩所蕴涵的巨大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逐，各种竞技关系日益复杂。由于当事人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法律体系的差异、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履约状态的变异，发生纠纷往往难以避免，因此，国际体育活动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育纠纷数量的激增。
体育纠纷是体育发展的障碍。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尚未完成，体育纠纷的解决手段不够完善，竞技体育的超常发展与社会配套条件不适应，矛盾十分突出。
及时有效地解决体育纠纷，不仅具体作用于矛盾的化解，而且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促进体育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巨大社会震荡和利益矛盾冲突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各种法律纠纷增多，违法现象乘机而入，一些体育纠纷不能及时公正解决，已经造成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和破坏。必须增强依法解决体育纠纷的权威性，拓宽体育权利保护的法律救治渠道，加大对体育违法现象的治理力度，建立起体育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秩序1。尤其是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在即，我国需建立与国际接轨、能够迅速、方便、经济地解决的体育纠纷的机制，因此建立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将体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体育纠纷的概念和类型
体育纠纷，是指在体育活动中以及解决与体育相关的各种事物中，各种体育法律主体间发生的，以体育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
体育纠纷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涉及体育活动的商业性纠纷，如赞助、广告、转播权、知识产权引发的纠纷；二，体育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纠纷，如运动员合同、参赛资格、国籍等；三，有管理权的体育组织对其成员实行惩戒引发的纠纷，如兴奋剂、禁赛、执照取消等。
由于体育纠纷的种类与性质复杂，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又各有其优缺点，所以体育纠纷解决相对于一般的纠纷解决更为复杂。
二、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发展趋势
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体育纠纷救济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各国法律传统、体育制度各不相同，但都出现了一些普遍的发展趋势：一，体育纠纷救济机制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目前各国大都是采用体育行会的内部救济与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体育纠纷；二，体育界对体育行会内部的纠纷处理机制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事人要求保证程序的公正与合法；第三，虽然体育界非常不情愿，但体育诉讼的数量还是呈现增加的趋势；第四，体育仲裁是当前最有效的体育纠纷解决方式。
三、体育诉讼与体育纠纷的“司法介入”
诉讼是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典型的决定性、规范性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但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办法。随着社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出现体育诉讼急剧上升的趋势，为权利而斗争，将体育纠纷诉诸法院，对于体育界人士来说已经不再陌生。有人认为，体育诉讼增多是人们权利意识增加、社会进步的表现。这种看法并非千真万确，因为法院诉讼过于法律化、费用高昂并且耗时过长，对于时间非常珍贵的体育领域来说，有时用诉讼解决纠纷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如在近年来在篮球运动员马健与俱乐部的诉讼中，虽然最终得到司法判决，但马健整个赛季都无法参赛，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 。通过诉讼解决体育纠纷一般应该是最后的救济手段，当当事人认为其他手段无法解决争议，才求助司法救济，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认为是唯一或最有效的手段。
同时，体育领域的“司法介入”问题也不容回避。体育界和其他实行职业或行业自制的领域一样，管理机构依据法律或自身章程行使管理职权的行为，司法机关有无介入的权力，如何提起诉讼，司法机关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可能进行审查在法理上存在很大争论，这一问题经历了一个由忽略到重视，由法律语言不确定到肯定司法管辖权的发展过程。毫无疑问，对于体育纠纷，司法具有最终的裁决权。体育不可能脱离法律单独存在，并非只有体育组织在体育问题上才有发言权，司法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体育内部章程、规则的不完善及体制上的漏洞。体育人士应开放头脑，做好司法介入体育的应对，因为司法介入会给体育界带来很多问题，小到国家法院推翻IOC有关兴奋剂禁赛的决定，大到运动员可能利用某一国家法律阻却国际赛会召开直到取得判决结果为止。
但由于体育的特殊性，一些国家和体育组织关于司法介入体育纠纷的原则是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即只有当事人寻求了体育行会内部的救济之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原则是多年来法院从一系列判例中总结出来的，任何人只有在遵循了其所属的体育行会的内部有关程序之后，才能进入司法程序2。
在此所说的纠纷解决，指的都是民事纠纷，因为只有民事纠纷当事人才有处分的权利3。至于中国足坛“假球”、“黑哨”事件，则属于刑事诉讼范畴，国家司法不会放弃追诉，一定会介入处理4。
四、ADR在解决体育纠纷中的优势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解决纠纷的替代办法”，是对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的宗旨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在公平程序中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渠道5。与诉讼程序不同的是，它们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主要依靠当事人的自律，为当事人自治创造了更大空间。ADR在解决纠纷中甚至能够起到优于诉讼程序的作用。ADR的基本方式有协商（谈判）、调解和仲裁。
相对于诉讼，现代ADR在解决体育纠纷中有以下优点：一，能够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在体育中有大量的裁决要依靠专家的经验，如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伤害事件，加害人是否出于故意，是在规则的允许范围内还是故意犯规，这些都是普通法官很难做出判断的；二，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合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维护共同体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三，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能够得到双赢的结果；四，减少费用和时间，国际体育纠纷如果到了国际诉讼的程度，花费是巨大的，当事人通常要承担巨额费用风险，而ADR的灵活性和地点的随意性降低了费用和减少了时间，因此当事人大多愿意以ADR方式解决纠纷。 我国应重视体育纠纷解决中的ADR利用，降低成本，兼顾效率与公平。
五、体育仲裁制度与国际体育仲裁院
一些国家先后建立了体育仲裁制度，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作用也在不断扩展。成立于1984年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为了保证自己的中立地位，于1994年从国际奥委会的直接领导下脱离出来，CAS在布罗曼坦案、罗斯案中都推翻了国际奥委会的裁定，维护了运动员的权利，成为解决国际体育纠纷，尤其是解决重大体育赛事中的纠纷的重要机构。IOC已于1994年要求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签订协议，遵守CAS的仲裁协议，而不寻求其他司法途径。很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与CAS签订了将其与成员之间的纠纷提交仲裁的条款。和一般仲裁一样，国际体育仲裁也有自己的仲裁协议，但与一般仲裁不同的是，体育仲裁不仅局限在一般仲裁的财产性争议方面，很多人身性争议也在仲裁的范围内，如参赛资格问题。从CAS出版的案例集可以发现，国际体育仲裁庭受理的案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运动员国籍、就业合同、电视转播权、赞助商、执照以及大量的兴奋剂违规争议 。
六、体育纠纷的行业内部裁决机制
体育中大量纠纷是由体育行业内部解决的。目前，体育领域有处理权限的有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国家奥委会、各国单项体育组织等。体育组织内部设立的裁决机构，通常解决该组织与作为其会员的组织和在该组织注册的运动员之间发生的纠纷。体育行会的管理权力的来源有三：通过国家法律授权的权力；政府委托的权力；通过契约形成的权力和通过“事实契约”形成的权力。行规（体育行会的章程规则）与国家法律既有联系亦有区别，行规的效力来源主要源自于体育行会的自主性权力，在现代社会中，通过国家承认与保护，行规有可能获得与国家法律一样的强制力与约束力。
七、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及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体育纠纷多采用自行和解、体育社团内部解决、行政部门调解和裁决、诉讼等机制解决，与社会和国际接轨的差距比较大，而且体育主管部门、仲裁机构及法院之间的管辖关系不明确。由于我国体育社团和行政部门的解决方式普遍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和强制力不足；迄今为止，我国实际上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也没有专门的体育仲裁立法，仅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有象征性规定。我国体育行会内部的纪律处罚与纠纷处理机制存在较大的缺陷，从中国足球协会的有关纠纷解决办法和近年来处理的一些纠纷案例来看，我国体育行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在权限分配、审级设置、人员组成、听证程序、裁决效力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为了保护当事人权利，必须健全我国体育行会内部纪律处罚与纠纷处理机制。
八、我国建立以体育仲裁制度为中心的多元化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设想
我国尽快开辟以体育仲裁为中心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所谓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功能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要的调节系统。具体如下：一，适当的行政裁决；二，必要的司法程序，司法介入既有合理性又有有限性，但鉴于目前我国体育领域丑恶现象现状，我国体育纠纷司法救济方式应当得到明晰和扩展；三，完善体育行业内部的争议裁决机制，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各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纠纷解决制度，在审级设置、人员组成、听证程序、裁决效力等方面进行完善，切实保证符合公平、公正及效率原则；四，借鉴国际奥委会及一些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简便快捷、有鲜明特色并纳入国家仲裁体系的体育仲裁制度，应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该机构应当保证其民间性、中立性与技术性，本研究将对该机构的具体组成、职能权限以及体育仲裁程序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章程》与《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条例》草案；五、明确体育主管部门、仲裁机构及法院之间的管辖关系，确定法院的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六、2008年北京奥运会CAS将对比赛纠纷进行裁决，其仲裁条款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冲突，应尽早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