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什么是传统的侵权行为什么是新类型的侵权行为，二者如何界定以及二者的规则原则是什么
我们可以对这个侵权行为首先下一个定义，这就是：侵权行为就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造成损害，违反法定义务，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传统的侵权法 ，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物权，但是现代侵权法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个范围，就是说侵权的对象不限于物权这个范畴。因为随着多年来科技的发展等等，知识产权领域发展非常快，。而且知识产权的内容也发展得非常快，这样知识产权作为侵权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从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格权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侵权的对象又扩大到人格权的领域。所以下面我想谈一下，就是在这个侵权的对象方面或者说侵权法的保障的范围方面，侵权法的总的发展趋势。这里面存这么几个趋势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趋势，就是随着人格权的扩张，当人格权和物权的保护形成了一种权利冲突的时候，侵权法的一个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应当向对人格权的保护倾斜。这一点，在两大法系我认为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很重要、很典型的一个美国案例，就是反映了这个侵权法在这个领域发展的趋势。这个案件就是美国伊那伐州的一个高级法院的一个案件，在这个案件里面，简单的案情就是这样，这个原告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有一次到这个被告的已经长期没有使用的小棚子，一个小屋吧，他想到里面去找一些水喝，结果等他刚刚把这个门推开进入这个屋子里面，被告就是这个屋子的所有人，正好在这个屋子里面收拾东西，那么当他发现原告闯进来以后，没有做任何的警告，马上就拿起枪把原告的腿打断了。那么开枪打断以后，被告的理由就是说他为了捍卫自己的物业，捍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他人的侵害，他有权自卫。但是原告在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这个案件引起了很广泛的争论。那么，这个争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一种观点认为，按照英美法古老的法律有一个规则，就是叫做禁止非法闯入。按照这个规则，就是说，任何人不得非法地侵入他人的物业，否则，所有人有权自卫。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对私人的物业而言呢，“风可以进，雨可以进，但是这个国王不可进”，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表达了对私人物业神圣不可侵害。那么，在个人物业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所有人可以采取一切防卫，包括开枪。这些都是合法的。另一观点认为，尽管原告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入，但是，当他进入到这个房间以后，他并没有对被告的生命构成任何威胁。被告在没有做任何警示的情况下开枪打伤原告，实际上是以伤害对方的生命健康权来捍卫自己的物业，保护自己的财产。按这种观点认为，当两种“法意”现在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原告的生命健康要求受到保护，另一种是被告的私人财产要求受到保护，当这两种权利受到保护的时候，侵权法应该优先保护的是生命健康栅L所以这个观点后来被这个法官采纳，他在这个判决里面表述了一段话，后来这段话为美国“侵权法重述”把它这个记载下来，而且直接规定到美国“侵权法重述”里面。他在这个判决里面他说，个人财产它必竟是私有的，是属于个人的，但是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人的生命的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一切利益。所以最后判决被告败诉，赔偿造成对原告的伤害的一切损失。这个案件就是体现了现代侵权法的价值取向，这个是叫做“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这是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的完整，他应当并可以说它应当置于财产权更为重要的位置。法律里面最高的”法义“，这是侵权法发展的第一个趋向。 第二个趋向，就是随着保护的权利的范围的扩张，责任形式随之而多样化，民事责任形式或者说侵权责任形式越来越丰富。传统上，侵权法的主要责任形式就是损害赔偿。这种损害赔偿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一般的损害赔偿。它主要是一种财产的损害赔偿，是基于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确定的这样一种赔偿，当你造成了我多少损害那么就应该以同等的财产来补偿，来弥补你给我造成的损害，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交易。所以损害赔偿它是保护财产的最有效的方法，原因就是在于它是一种体现了公平交易的一种补救方式，但是它这种方式的主要适用的对象是财产权，是物权。当侵权法的保护对象向人格权，向知识产权等权利扩张以后，那么这个责任形式就完全多样化了，不仅仅是损害赔偿，那么还包括比如说对名誉权的损害里面的恢复名誉、停止损害、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甚至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说赔礼道歉这种形式可能比损害赔偿更为有效，对受害人的补偿更为有效。受害人可能并不要求你做出多少赔偿，而只是希望你向他作出一个道歉，弥补心理上的一种抚慰，一种安慰。特别是，我想介绍在英美法特别在美国最近这几十年，在侵权法领域出现了比较广泛的，也比较多地运用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它和我们刚才讲的一般的赔偿的区别，就是表现在：这种赔偿它主要是由法官做出的高于一般的财产损失的赔偿数额的赔偿。那么这种赔偿它针对的是故意的或者说恶意的侵害他人的人身的这种行为，某些情况下它也包括侵害财产，但是主要适用的是故意或者恶意地侵害他人人身这种行为。在很多案例里面法官说，被告毫不顾及他人的生命、财产，所以应当判罚为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出现有很多人也不理解，说为什么这样觉得不可思议。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损害赔偿存在一些缺陷。一般损害赔偿完全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也能体现实质正义的要求。一般的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补救的最公正的手段。因为一般损害赔偿是反映交易关系的产物，其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这就是说，行为人实施一定的不法行为致他人损害，应当根据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造成多少损害赔偿多少损失，从经济上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通过赔偿的支出购买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从这一点上来看，一般的损害赔偿实际上一种等价交换的转换形式，它充分反映了交易中的价值法则。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般的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最公正的方法和最有效的途经。然而，一般的损害赔偿毕竟不能够公正地解决各种民事违反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纠纷。但毕竟此种规则考虑的只是损害事实的判断，而没有考虑到在赔偿能力方面因为社会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差别。这就使它不能完全兼顾到个别情况下的实质正义。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实际损害以金钱价值计算的困难性，法律上对损害赔偿的限制以及因贫富的巨大差距导致加害人对其支付的赔偿毫不在意，这些都决定了一般的损害赔偿在许多情况下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同时也不能完全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所以，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弥补一般损害的缺陷、实现实质正义的一种方式、方法，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惩罚性赔偿运用得特别多就是像打架，打人这种行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种案件，比如说打了一拳，受害人到法院去告，法官说就是打了一拳嘛，是吧，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必要到法院来起诉，觉得这好像都不值得。有的出现了，到法院以后，你说你把医药费拿出来！医药费证明拿出来，那么医药费就是50块钱，挂号费，打的费，最后就赔偿50块钱。所以被告说如果我早知道就是赔50块钱的话，我还不如真多打几耳光。一般的损害赔偿的弊病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一般的损害赔偿是公平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对一些特殊的案件，可能，它不一定是公平的。这就是民事的现象非常复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例外情况下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是有它深刻的原因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我也曾经呼吁，就是说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案件里面，考虑是可以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那么，随着责任形式的多样后，这样，又产生了对侵权法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侵权法责任形式就是损害赔偿。因此，我们把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法在民法上又称为叫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或者，就叫侵权损害赔偿。为什么大陆法系要把侵权法放在债法里面，原因就在于它产生的就是一种损害赔偿之债。受害人是债权人，加害人是债务人，受害人有权请求债务人赔偿损失。因此，它要适用债法的一般规则，但是，因为责任形式多样化以后，侵权行为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之债，还包括多种责任。这样，就决定了传统的民法典，整个大陆法系民法典在侵权法的构建，体系的构建上，现在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就是说，还是用传统的债法来包容侵权法，这个已经是不适应侵权法发展的趋势了。所以，我们正在制定的民法典，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突破大陆法的体系，使侵权法从偾法里面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专门的领域，就是相对于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律平行的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我们把它称为侵权行为法。这可以说是对大陆法体系的一个重大的变革。那么，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责任形式多样化了。 第三个发展趋势，就是这个侵权法保护的人格利益的范围，发展得非常快，而且扩张得也越来越宽泛。不仅仅是在法律上逐渐确认了有关象名誉、肖像、隐私等等这些人格具体的人格利益，而且现在又出现了所谓一般的人格利益。这个主要在德国法出现的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我的理解，实际就是要解决具体人格权在列举具体的权利方面的不足，实际上要起到一个“底‘’条款的作用。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民法通则列举了各项人格权，但是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人格权。比如说最重要的，现代社会最重要一种人格权，非常重要的，这个隐私权，在我们的民法通则里面就遗漏了。这就是具体人格权的例举方法必然造成的弊病。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法律上就是要通过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来形成一种底余款，我们建议我们的侵权法和人格权法应当采用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身体完整，这三句话作为我们一般人格权的定义。任何新的人格利益出现以后，既使他没有在法律上确认为一种人格权，但是可以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身体完整这样的一般人格权来概括。所以，也为法官对这些人恪利益提供保护，进行保护也提供了依据。这里，我想也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个隐私权的发展也非常快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侵害隐私的工具和手段也越来越先进而且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比如说这个高倍望远镜，什么针孔摄像机，那么这个什么透视的照像机，都对个人的身体的隐私等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通过计算机，通过网格来收集个人的信息，也越来越容易，同时对个人这种隐私的信息的传播，也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一且这个在网上发布个人的隐私以后，它是向全世界传播，而且可以无数次地下载，这个侵害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大多都在制定有关电子商务以及制定有关计算机的这些法律的同时，专门颁布有关法律保护个人的隐私。有人说这个计算机的保护，对网络信息这些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或者说他的重要方面就必须要包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学者说隐私权可以说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权利。如果我们说，对政府现在是越来越要求他公开透明，但是对个人，我们是要求越来越保护个人的隐私。这可以说这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总之，这个侵权法保护的权利范围尽管扩张了，但是我们都可以说用这个把它和违约行为相区别，仍然我们把它限定在绝对权的范围。所以我们说侵权行为，首先，我们认为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侵害财产、人身、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的行为。 我们要给侵权行为下得第一个定义是：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等绝对权利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的法律确认了引诱违约、第三人侵害债权等制度，开始将第三人对债权的侵害作为侵权行为对待，这是侵权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侵权法对债权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就对外效力来说，债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都具有不可侵害性，如果第三人基于故意和恶意侵害该权利之后，债权人有权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在第三人故意侵害债权的情况下，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形成为一种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因此不能用合同相对性的规则来否定 债权人对第三人所享有的侵权法上的权利。然而，债权毕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侵权法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对其进行保护，因此在法律上不能以例外保护的存在而否认侵权法对绝对权的特别保护。 我们要给侵权法下的第二个定义，就是侵权行为也是一种因故意和重大过失侵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的行为。现代侵权法为了强化对公民的保护，那么，这也是现代法制的基础，这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个保障的范围越来越宽泛，它还不仅仅限于对绝对权的保护，还包括了对一些尽管没有形成为权利、法律上正式确认它是为一种权利，而只要可以在侵权法上能够提供救济的各种利益？所以现在两大法系在我看基本上在这点上总的趋势完全一致，就是任何一种新的案件出现以后，只要法官认为这种利益是在这种权利尽管或者是利益只要它能够在民事上，在民法上提供一种补救，或者换句话说能够找到一种补救措施，那么，就有可能把它作为侵权对待，把它作为侵权的对象，并且对他进行提供对受害人的这种利益进行保护。除非是不能提供一种救济，这个就像我们讨论报纸上前一段出现的很多案件，实际上，我觉得法官都判决要求赔偿，这个实际上我认为是符合了这个趋势。比如说一家里的父亲去世以后，骨灰盒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的话哩，正在开追悼会，全家召集了亲朋好友开追悼会，而且也哭得非常的伤心，突然，殡仪馆的找来了。说这个骨灰盒拿错了，什么原因拿错，是他们把它拿错了。那么，全家就非常地气愤，就说这个我们在一起开追悼会啊，非常伤心，哭了这么半天，谁也不知道究竟哭的是谁。后来，在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但是，这个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说不清楚。实际上是一种合法利益的侵害。再比如像上海出现的那个案件，小两口刚刚分得一套房子，装修，请这个装修公司装修。那么，一个装修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想不开，在那个装修的房子里面上吊自杀了，后来，小两口就告了装修公司，要求赔偿，原因说自从他上吊自杀后我们就再也不敢进到这个房间去了。造成了损失。但是，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啊？侵害了财产权利？他这个房子也没受到任何损害。侵了人格权啊？健康权啊？好象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最后法官还是按侵权做出了赔偿
② 美国产品责任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美国产品责任法概述
根据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规定，产品责任是指“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因其制造和出售有缺陷的产品而使该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及第三者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进行赔偿的法律责任”，调整这种法律责任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就是产品责任法。
按照有关美国法律的解释，产品责任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产品责任法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法的特点。由于美国有的州法认为产品责任的承担可以建立在完全独立的严格责任基础之上，这种严格责任既区别于过错责任，也不等同于一般侵权法上的无过失责任，受害人可以仅通过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并且这种缺陷造成了对受害人的损害，而无须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对缺陷的存在具有过失，即可请求他们给予赔偿。因此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一种以严格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的特殊的侵权行为法。
美国的产品责任的立法表现形式多样，既有习惯法(common law)，又有成文法(statute law)，包括联邦产品责任法、各州产品责任立法及判例以及适用于各州的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判例，也包括对司法实践有着指导作用的有关产品责任的示范法。为了统一各州产品责任法，美国商务部于1979年1月公布了《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 (Model Uniform Proct Lability Act)，作为专家建议文本，供各州在立法及司法中参考适用。此外，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下设的消费特别委员会于1982年公布的《产品责任法草案》以及美国法学会编撰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1965年版)在统一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97年5月2日，美国法学会通过了新的产品责任法重述——“法律重述(第三次)，侵权：产品责任”，标志着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③ 如果别人侵犯了我的隐私，最大的惩罚是什么
一、侵犯隐私权责任的构成
归责原则是确定责任成立和归属的核心，其所要解决的，乃是依据何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归属问题。[3]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并且也以过错作为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自由意志理论的主观过错说假定每个理性人都有自由意志，其行为决定于其意志，每个人仅为其意志负责，无意思则无责任。诚如德国法学家耶林：“使人负责任者，非为损害，而系过错，就如使蜡烛发光者，非为火，而系氧气一般。”一个人应该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害负责，这几乎是一种自然法则，也是公正的基本要求。因而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是法律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是“理性的胜利”。[4]虽然有观点认为，侵犯隐私权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要件。[5]但笔者认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应当属于一般侵权，适用过错归责的原则。在该种侵权行为中，仅是侵犯之客体不同，并不存在高度危险行为、转承责任等情形，其归责无法适用报偿主义、危险主义等无过错责任理论。
侵犯隐私权的归责基础决定了其构成要件。传统民法认为，侵权行为的要件主要包括：责任能力、主观过错、行为之违法性、客体被侵害、因果关系、损害事实。[6]由此简化而来我国现在侵权法的通说四要件说（主观过错、违法行为、因果关系、损害事实）。具体言之，侵犯隐私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
（一）过错
所谓过错，是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具备一种意志上的缺陷，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类型，表明其违反了伦理义务，因而具有可责难性和不可原宥性。但过错作为一种纯粹的内心状态，不可能为法官所把握，这无疑增加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并使加害人易于免责，有失公正。客观过错说遂应运而生，主观过错被认为是古典意志自由哲学在法律上的不恰当影响。客观过错说认为，过错不是对内心状态的事实判断，而是对行为有欠缺的价值判断。“过错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一种法律问题。法院认定过错并不是把过错这种状态揭示给人看，相反，法院是对已经认定的某些事实做出评价，评价的标准除了法律，还有政治的、伦理的因素，有时仅仅是为了公平的分担损害结果”。[7]
（二）违法性
关于违法性要件的有无及其与过错要件的关系，笔者认为，德国侵权法的违法性要件是以主观过错说为前提的。在法国法系和英美法系，由于采用客观过错说和侵权三要件说，客观违法性已包含于客观过错之中，因此谈不上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问题。由于客观过错理论的兴起，主观过错的基础日渐动摇。而在所谓违法性的判断上，不仅限于成文法规定的义务，任何违背公序良俗，“社会共同生活准则”，违反诚信原则，滥用权利的行为，都可构成违法。奥地利民法对违法性的解释是“不法意味着依法不应当如此的任何状态，故应予禁止。它可能是确定的或有弹性的，这种禁止须是法律上的，即或依法律明文规定；或根据习惯，或根据法理”。[8]违法性的扩大使得它与客观过错中一般人的行为标准已经大体重叠。过错的客观化以及违法性的扩大化使得两者已近于融合，可责性要件与违法性要件的统一，其都旨在表明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标准人”的注意义务与行为准则，侵害了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应当负担赔偿责任。至于具体行为准则与客体范围的判定，应由法官自由裁量，依据具体情况，按社会常识与学者所谓的“法律感情”确定，从而使抽象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具体化适用。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在损害赔偿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往往决定赔偿责任的成立与否以及赔偿范围。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先后相继出现的客观现象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先出现的引起某种现象为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为结果。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才是因果关系的本来意义。[9]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目的、功能、判断标准上都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我国以往的必然因果关系说，源于前苏联，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学上的因果关系等同，认为因果关系是行为与损害之间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已为我国学者所摒弃。
英美法传统学说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这是由英美法的陪审团参与的审判模式决定的。事实上因果关系被称为“actual cause”，是指致害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引起关系。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事实问题，由陪审团予以认定。事实上因果关系的意义在于确定加害行为在造成损害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而确定行为人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采条件说，即适用“若无此行为即无此损害”的“but for”检验公式。但并非所有的事实上的原因均能够在法律上作为损害的原因，因此要进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被称为“proximate cause”或“legal cause”，是指在法律上有意义、能决定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法官认定，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而属于法律政策的范畴。其判断标准学说众多，有相当说、直接结果说、可预见说、充分原因说、必然因果关系说、危险说、法规目的说等。[10]在英美法中，主流学说是“可预见性”理论，即以行为人能否预见到损害的发生，决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大陆法传统学说将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这是与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陆法区分“权利受侵害”和“损害”，因而将违法行为与“权利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界定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而将“损害”与“权利受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界定为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11]前者是一事实问题，属于责任的构成要件，旨在解决责任的成立的问题，以条件说为通说；后者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因果关系，更是一种法律政策的工具，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归属之法的价值判断，[12]其旨在解决责任的范围问题，以相当说为通说。
可见，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就因果关系而言都采取“两分法（bifurcated approach）”予以把握。在侵权和违约等民事责任中，实际上往往注重后者，即在法律上决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这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损害概念过于抽象，为了防止因果关系和损害范围的无限扩大、漫无边际，损害赔偿的具体化的任务只能由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或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来实现。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在确定损害赔偿范围上应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无此行为，必不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以生此损害者，则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虽必无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13]
（四）损害事实
损害作为一种事实状态，是指因一定的行为或事件使某人受侵权法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遭受某种不利益的影响。[14]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损害事实具有确定性，损害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损害须现实存在。损害概念在学说上有利益说（差额说）与组织说之争。利益说较为抽象，以德国学者Mommsen认为损害是被害人因该特定损害事故所损害之利益，该项利益，依其所言，乃被害人之总财产状况，于有损害事故之发生与无损害事故下所生之差额。组织说由Oertmann所倡，认为损害乃法律主体因其财产之构成成分被剥夺或毁损或其身体受伤害，所受之不利益。[15]两者个有利弊，然都限于财产损害，在侵犯隐私权行为中，并无实质意义，因为侵害隐私权主要发生羞辱、苦恼、不安等精神痛苦，该损害无法以利益差额或财产毁损、人身伤害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在非法获取、公开个人隐私的情况下，精神损害往往是该行为的必然结果。因为隐私权人隐匿和隐遁的行为即可推定其非常担心个人隐私遭受侵犯，而实际的侵权行为使这种担心转为现实的痛苦。因此对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实际上仅认定加害行为与侵害隐私权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所谓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即可。例如，根据法国判例，对于侵害私生活，判例似乎在偏离1382条，而是根据民法典第9条，仅仅要求证实对于私生活的侵害行为，而不要求证明实际损害的存在。[16]
二、侵犯隐私权形态的类型
隐私权为各国所普遍承认，但因其内涵极度模糊，故其具体范围及保护模式并无定制。在首倡隐私权的美国学界，对于隐私权这一新型权利的界定，存在普罗瑟教授的“分散的隐私权”和布罗斯坦教授的“统一的隐私权”两种理论之争。[17]在大陆法系的框架下，我们在以侵权行为法一般规则保护隐私权的同时，也需要结合具体判例进行隐私权类型化的整理。所谓类型化，简而言之，就是分类。人类的思维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就是从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开始的，所以，德国法学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强调“对事物的本质的思考是一种类型学的思考”。格雷说：“分析法学的任务就是分类，包括定义，谁能够对法律进行完美的分类，谁就能获得关于法律的完美的知识。”[18]类型化能够弥补法律概念抽象化的不足。如拉伦茨认为，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辅助思考形式是“类型”，德国民事法学今日的特征是一种独有的抽象概念及类型混合并存的情形。[19]在侵犯隐私权行为的的体系整合过程中，借鉴英美法归纳性思维的经验积累，适当地融入类型化的方法，能够有效的克服体系化的刚性和封闭性。
就侵害隐私权行为的类型化而言，其大体可分为不作为与作为两类，前者是“当为而不为”，后者是“不当为而为之”，具体侵害形态如下：
（一）不作为侵权
对隐私权的侵害一般都是以积极作为的形态存在，但例外的情形下，不作为也会构成侵犯隐私权。不作为侵权须以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为前提。所谓法律上有作为之义务，不仅指法律有明文规定者而言，其依公序良俗，由法律全体之目的及精神观之，有作为义务者，亦属之。一般而言，其包括：（1）基于法律之规定有作为义务：（2）基于服务关系而有作为义务；（3）基于契约关系而有作为义务；（4）因自己先行行为所生之危险而有防止的义务；（5）有防止危险的机会，依公序良俗之观念有防止危险的义务。[20]
不作为侵犯隐私权的具体情形主要包括：媒体对涉及隐私的报道应尽到审核义务而未尽到；个人资料收集机构保留错误的个人资料，未及时修正；在个人资料收集时未履行告知或通知义务；保管他人资料，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致使信息流失或失窃，如档案管理部门储存的电子数据因未采用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而被黑客窃取、散布等。
（二）作为侵权
1．侵入
未经允许非法侵入他人私人空间，破坏他人居住安宁。侵入的空间不但包括所有人的不动产，而且占有人租赁、借用的房屋、旅店，甚至还扩及私人的信箱、电子邮箱、电脑硬盘空间。这种侵入不仅包括物质的接触和实体的进入，而且无形的目光、信息、电波、噪音的侵入构成广义的侵入，例如重复性电话接入、手机短信发送、垃圾邮件传输、借助望远镜远眺他人住宅等。著名的“延安夫妻观黄碟案”即属于典型的侵入侵权。
2．骚扰
骚扰是以侵入之外的方式侵害他人私生活安宁，如跟踪、尾随他人，在他人住宅之外盯梢等。再如现代愈来愈严重的性骚扰问题，“性骚扰”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凯瑟琳·麦金农在上个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其指出，性骚扰就是通过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医院或其他公共领域，以欺凌、恐吓、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要求或举动的行为。[21]其表现为语言调逗、图文展示、眼神及姿势等，以及身体接触、暴露性器官等以言语或动作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或猥亵的情形。性骚扰在生理、心理和感情上会对受害者的私人安宁等隐私利益造成严重伤害。[22]
3．窥视、拍摄
非法偷窥视他人私生活，或者擅自拍摄、录制他人私生活情景。例如，现实生活中一度沸沸扬扬的“璩美凤光碟”事件；深圳某企业在厕所内装摄像头监视职工；上海某中学安装摄像头拍摄了一对早恋的学生在教室里拥抱、亲吻的镜头，在学校电视台播放。
4．窃听、截取
这是针对他人的通讯秘密和交流隐私的侵犯。窃听和录音是对他人话语交流的侵犯；截取信息是针对电报、传真、信件、邮包、电子邮件等，在传送过程中截获、扣留、拆看。对他人信息通讯过程的窃听和截取，规制的是该不当取得信息的行为，而非注重知悉该信息的结果，即便没有实际知晓被窃听和截取的信息，也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
5．刺探、调查
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私人经历、行踪、通信、财产状况、家庭生活等，例如私自翻阅他人日记、记录。
6．搜查、检测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财物或住所；非法强迫他人按指纹、验血，进行酒精检测、基因检测、健康检测等。此外，翻检、分析他人丢弃的垃圾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存在争议。在美国Colorado v. Hillman案中，法院根据隐私的合理期待理论，认为警方搜查垃圾时不必取得许可，因为垃圾制造者对与其垃圾有关的隐私不再具有合理期待。但大多数国家的隐私法禁止该种行为。笔者认为，虽然该动产因所有人抛弃已为无主物，但其中蕴含着他人的私人信息痕迹，故意以不当方式提取该信息应构成侵权。
7．公开、传播
未经允许非法向第三人披露他人的婚恋史、疾病史、受害经历等私人信息，或传播扩散其知悉群体的范围，均构成侵犯隐私权，无论是以口头方式或者书面方式，还是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络等现代通讯技术以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均可。
8．不当的个人资料收集
收集、储存、使用涉及自然人隐私的身份、地址、信用等个人资料，须征得其本人的同意，若本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则必须得到其近亲属同意。这是个人资料为生成主体所有的原则所决定的。收集个人资料必须以合法及公平的方法实施，并保证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在收集时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告知当事人：其是否有义务提供资料；收集该资料的目的；该资料可能移转和披露的范围；其查阅、修改资料的权利。并且，未经资料主体的同意，资料使用也不得超出当初收集目的所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不当的个人资料收集行为，属于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
9．违反保密义务
医生、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专家向社会公众提供特定的专业服务应负有勤勉谨慎、克尽职责的高度注意义务和为相对人计算的忠实义务，其基于其职业关系获悉他人隐私的，负有保密义务，不得非法利用和公开该他人的隐私。例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4条：“(1)任何人如果揭露因其职业获知的事实会导致其背叛或有可能有背叛第三人正是因其职业赋予给他的信任时，他不得被强迫揭露有关事实。(2)已吐露或披露此等事实者可以得到它们不会被其赋予信任者泄露的保证。”
10．歪曲报道
权利人可能被指称某一虚假事实与其本人有关，即是该事实不构成对其名誉和私人秘密等人格利益的侵犯，但这种不真实的关涉可能使他人处于遭受公众误解的境地，侵害其私生活的安宁和自由。即1960年普罗瑟教授所归纳并编入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歪曲报道（false light）”：公开不正确或不真实的讯息，使当事人遭到他人怜悯、讥笑或鄙视，导致身心受创。如1951年的Leverton v. Curtis Publishing Co.案，某报将一张小孩在大街上被摩托车撞伤倒地的照片用作报纸插图，但标题为“他们自寻死路”，使小孩被认为不小心的行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第81条（个人资料真实权）规定：“任何人均有权受保护，以免被他人指称某一虚假事实与其本人或其生活有关，即使该事实不侵犯其名誉及别人对其之观感，又或不涉及其私人生活亦然。”
11．干涉自主决定
以欺诈、强迫等手段，违背权利人的意志，非法干涉他人的避孕、堕胎、分娩、性别改变、性取向等私生活自由，也构成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三、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检讨
我国自建国之后，囿于历史原因，民法典起草屡受挫折，私权利长期蒙受压制，更遑论隐私权。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隐私权乃至人格权的研究较之财产法仍偏薄弱，据学者考证：“检索广东中山大学法律系编辑《1985——1987年全国法学文章目录索引》，可以发现，在这两年里，中国法学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诽谤法规、名誉权和与名誉权联系密切的隐私权的专题文章。”[23]在立法实践上，我国缺乏统一的隐私权制度，零散见于各单行法规定，如诉讼法明确规定，以司法解释和其他法规作为补充。
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没有就隐私权做出规定，无疑是一个立法的疏漏。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采取间接保护方法，通过名誉权涵盖隐私权，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也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即将隐私等同于阴私，通过名誉权涵盖隐私权提供救济，这种模式有失完善。名誉权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并排斥他人贬损自己的名誉的权利。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区别如下：
第一，权利主体不同。隐私权的主体只能为自然人，通说认为，法人不是隐私权的主体；名誉权能够为法人所享有。
第二，保护客体不同。名誉权保护的是个人的社会评价，名誉依赖于社会公众的认知与评价，名誉权是个人不受歪曲和贬损的权利；隐私是个人与公共领域无关的私生活领域，隐私权是个人不受干扰和公开的权利。
第二，侵害方式不同。侵犯名誉权行为以散布虚假事实为特征，其侵害方式主要为诽谤和侮辱行为；而侵犯隐私权所公开的恰恰是真实、客观的信息，并非捏造虚构而出，其侵害方式主要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公开权利人隐私，或者骚扰、干涉他人私生活。
第三，责任形式不同。对于侵害名誉权行为一般有五种责任形式：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在大众传播活动中，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主要是采取发布声明予以更正的形式；而隐私是一旦宣扬公布就无法收回，所以致害人不可能采取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方式来承担责任，主要应该强调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
第四，免责事由不同。除了共同的公共利益、公众人物之外，侵犯名誉权的主要免责事由是据实报道和公正评论；而侵犯隐私权则据实报道和公正评论都不能免责，因为隐私披露即构成侵权，内容真实与否在所不问，其主要免责事由是知情权、正当的公众兴趣等。
第五，专属性强弱不同。名誉权不得自由处分或抛弃；隐私权当事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处分，自愿公开，或允许他人披露。
第六，侵害动机不同。侵害名誉的方式主要为诽谤和侮辱，行为人往往主观上存在故意，其动机有加害他人的意思；侵害隐私往往可能怀有良好的动机，未必具有恶意。例如，1992年轰动一时的杨沫诉汪兆骞名誉侵权案。纠纷是因汪以“东方笑”为笔名在《知识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梅开二度访杨沫》引起的，作者本人在庭审期间一再强调，“他从小学起就一直对杨沫怀有敬仰之情……他写这篇文章，目的是歌颂杨沫这位文坛前辈。”[24]
第七，侵害后果不同。侵害名誉将导致客观上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隐私造成的后果未必会毁损当事人的名誉，损害的主要是本人的感情和心理。[25]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抛弃了以名誉保护隐私的传统模式，对于保护隐私权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解释”区分了隐私权与名誉权，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究其实质，仍未承认隐私权为一独立的私法权利，而是将隐私作为一般法益，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而为加害行为时方得予救济。言外之意，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就可以肆无忌惮。这是以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为旗号公然漠视个人隐私权，构成了对隐私权不应有的限制。就其渊源考察，该条款借鉴了德国民法第826条的“背俗加害”侵权，而德国其实已通过一般人格权使隐私权受到第823条第1款一般侵权的保护。因此，隐私权为独立的权利类型，以过失归责的一般侵权行为即可构成侵害，在此添加了一顶所谓“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帽子”，实属蛇足。
④ 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
共同侵权行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意思联络的版共同侵权行为。权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就是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即数人基于主观上的关连共同而侵害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这种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包括实际行为人、教唆行为人和帮助行为人。2、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对于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视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人既没有共同故意又没有共同过失，实施的行为直接结合，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侵权行为。这里所谓的行为直接结合，实际上就是客观的关连共同。3、共同危害行为。共同危害行为就是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权利危险的行为，并且已造成损害结果，但不能判明其中谁是加害人。对此，本文专门设立一个题目进行讨论。4、团伙成员。团伙组织的成员的集合行为，是指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如果没有团伙的集合行为则可以避免造成损害的结果发生，如果该集合行为可以归责于该团伙，则该团伙的成员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
⑤ 试比较美国《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篇》与中国《产品质量法》
你财富都没有。。。。这种问题怎么会有人来回答你。。。。
⑥ 登山队员相互之间有救助的义务吗为什么
分为法定救助义务和先行行为救助义务。前者如警察丶医院丶船员，后者如相约出游，登山等。
目前国内立法偏弱，以法官按法理自由裁量为主
可参考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次）》第40条规定：当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只要制造了一个继续性的有形损害，该行为人负有阻止损害发生或将损害限定在最小范围的合理注意义务。
期待依法治国理念下，加大立法步伐
网络问答，言达解答，日行一善，只为普法
⑦ 美国侵权法重述是哪一年
最初的《侵权法重述》于1923年——美国法律研究院在同年早些时候成立后不久——即开始编撰。因此，与《代理法重述》和《合同法重述》一道，《侵权法重述》是研究院最早的几个项目之一。在随后数年内全面负责该工作的报告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弗朗西斯·H·博伦(Francis H．Bohlen)教授，虽然起草该《重述》部分章节的助理报告人达7人之多。该《重述》的最后一卷(即第四卷)于1939年出版。又过了16年后，在1955年，研究院回到侵权法这一主题，对最初《侵权法重述》的各个方面进行回顾和反思，依据其后法律的发展重新表述并常常扩展其规定内容。费时24年才完成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最终完全替代了原《重述》；因此，本书未收入原《重述》的任何章节。《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的报告人是跻身20世纪最著名侵权法专家的两位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赫斯汀法学院的威廉·L·普若瑟(William L.Prosser)教授和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约翰·w·威德(Johnw．Wade)教授。最初的编撰工作几乎完全是普若瑟完成的，并且前十九章在他仍担任报告人时已被研究院批准、出版。普若瑟在1970年辞职后，威德承担了修改普若瑟的剩余几章的草稿、将其提交研究院批准，并监督其出版的责任。
⑧ 侵权法重述第三版
美国法律研究院，由法律学者、法官与法律实践者组成的杰出团体，多年来一直编纂各种法律“重述”，即对美国法的详尽、权威的总结或过滤。这些总结在诸如侵权、合同与财产等普通法领域特别具有价值——在这些领域，法律规则散见于成千上万的司法裁定，因此很难查找、掌握。美国法律研究院的重述因此对美国法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正如司法裁决书对重述的大量引用所反映的那样。译成中文后，这些重述将为中国的法学院学生、学者、法官和实践者提供一个对美国法的准确、高效的指南。
——理查德·A·波斯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庭首席法官（1993—2000）、法官（1981—1993；2000至今），同时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美国法律研究院的各种重述是许多在多种法律领域内最有才干的美国学者与实践者长期、认真合作的结果。寻求其他法律制度的智慧结晶的中国法律改革者应为这些富有学术性与影响力的书籍目前已开始被译成中文而感到幸运。没有人应该声称美国的经验与解决办法必定适用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一法律文化与问题。但是，如果比较法的一个功能是开扩视野、启发思考，这些新的译文便应该受到我们中国同事的广泛欣赏。
——杰罗姆·A·柯恩，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创建人暨首任主任（1965-1981）、副院长（1975-1978）。
⑨ 如何认定商业秘密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
第三人是指直接获得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以外的人。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中，商业秘密权利人为第一人;而直接获得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为第二人，第二人包括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行为人，以及虽通过正当途径获得商业秘密但违反保密约定或要求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人。第三人有恶意第三人与善意第三人之分，由长昊商业秘密专业团队律师为你分析：
(一)善意第三人的行为
善意第三人的行为是指第三人不知且不应该知道第二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的违法行为而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善意第三人不知且不应该知道第二人的行为违法，因此善意第三人获取、使用、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通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但自其知悉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后，应当经权利人的同意而继续使用，并向权利人支付相应的使用费。
一个国家对善意第三人的处理与其民法中动产的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有着某种联系，并受其决定和制约。如何正确处理善意第三人的问题，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主办的AIPPI杂志有关商业秘密中的善意第三人问题讨论中反映出各国较大的分歧。对行为人善意通过侵犯了商业秘密的他人获得商业秘密，是否应该被禁止使用，主要有两种认识：以芬兰、荷兰、爱尔兰、巴西等国的工作小组认为，商业秘密权利人不能禁止善意第三人使用该商业秘密;德国、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美国等国的小组认为商业秘密的所有者不能对善意取得该商业秘密的后继使用者主张权利，然而经过通知后，商业秘密的所有者可以禁止后继者使用;日本、法国、匈牙利等国的小组也同意禁止善意第三人使用，但存在比较有力的第三人免责、例外规定，日本小组认为正常商业交易中获得的商业秘密应当除外(即不应被禁止使用)，法国小组则建议对支付了对价或进行了投资且仅为善意获得者的利益使用者除外，匈牙利小组认为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在特定时间内及时提出不得使用的要求，对善意获得者进行了补偿的条件下，善意第三人不应该使用该商业秘密。现在国际上多数国家认为善意第三人取得的商业秘密可以被禁止使用。
对善意第三人的“善意”主观状态，按多数国家的规定，“通知”有致使“善意”消失的破坏力。美国《侵权法重述》第758节规定，行为人从第三人获得他人使用商业秘密，没有注意到其属商业秘密且第三人的披露违反了对他人的义务;或行为人因错误获知该商业秘密，没有注意到秘密性和错误，对接到通知之前的披露或使用，对他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对接到通知之后的披露或使用，对他人承担法律责任，除非在此之前其已善意支付了商业秘密的对价，或已如此地改变了其状态致使其承担责任失去公平。在有些情况下，禁止被告接到通知后的进一步使用，是不公平的，可以考虑附加其他救济，如允许被告使用，但需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我国《合同法》第353条规定：“受让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有严重缺陷，没有考虑到受让人的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况。该规定应只适用于第三人没有过错的情况。在第三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受让人如不对专利权人或技术秘密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会严重动摇专利权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基础，损害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353条规定应该是合同双方之间内部的责任及分配。实施所转让的专利、技术秘密侵害合法专利权、商业秘密权的，如果被判赔偿损失，对合法专利权人、商业秘密权人，应该由让与人、受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还被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受让人还必须停止有关生产和销售。在“对外”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再根据《合同法》第353条规定，在“内部”由受让人向转让人追索损失赔偿，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33条规定：“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依据应当知道该技术秘密是非法转让或违约披露的，赔偿责任由非法出让入或违约披露人承担，该技术秘密如果尚未公开，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获悉属非法转让或违约披露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保守秘密。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所遭受的损失及采取保密措施的费用，可向非法出让人或违约披露人追偿;无法追偿的，由合法拥有技术秘密的企业与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合理分担。经合法拥有技术秘密的企业书面同意，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可以继续使用该技术秘密。”相比之下，《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33条的规定比《合同法》第353条的规定更科学，更具可操作性
(二)恶意第三人的侵权行为
恶意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指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第二人实施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的违法行为，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恶意第三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同第二人的行为一样，也是对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侵犯。我国有关法律法规都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恶意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在科技人员或有关人员调入本单位时，应当主动了解该人员在原单位所承担的
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并自觉遵守上述协议。明知该人员承担原单位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义务，并以获取有关技术秘密为目的故意聘用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27条第3款规定：“明知他人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不得到本企业任职，仍然招用该人的，市科技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立即停止侵权，并根据情节处以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30条规定：“明知或应知以违约披露或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技术秘密，受让、使用或煮再向他人披露该技术秘密的，其转让协议无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市科技主管部门封存与技术秘密有关的设备和资料，并处以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恶意第三人侵权行为有两大构成要件：
1.主观要件，即第三人对第二人的违法行为“明知或应知”。明知是一种故意状态，应知是一种过失的主观状态。在私法理论上，过失与故意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恶意第三人的明知行为和应知行为同等对待，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论。过失是指欠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757节专门讨论第三人“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主观状态：所谓行为人应该知道，指一个有理智的人从其掌握的信息可以推论出该事实;或一个有理智的人在特定情势下会产生疑问，根据疑问其以合理的智力和注意力，将会知道该事实。美国《侵权法重述》第757节还指出，“应该知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商业秘密的秘密性和违反义务披露：依本条所述规则，行为人只有同时意识到有关信息是秘密的事实，和第三人的披露违反其义务的事实，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这两个事实经常相互依存，注意到一个就同时注意了另一个。因此，如果行为人知道某人提供给他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商业秘密，行为人就应该对某人有否披露该信息的授权，产生疑问。只要商业秘密的收受者知道存在违反保密义务或不正当获取手段，知道意外或事故导致泄露，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收受行为构成侵权。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如果行为人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人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是积极促成、唆使他人盗窃、利诱、胁迫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利人的商业秘密，那么行为人应该是“第二人”，而不应该是“第三人”。这一认识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TRIPS协定》及美国《侵权法重述》的精神相一致。
2.客观要件，即第三人自己客观上实施了违法行为，包括从第二人那里获取商业秘密，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披露该商业秘密。具体您可以咨询专业的商业秘密律师，邱戈龙尖端知识产权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