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行政诉讼法双轨制与单一制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构成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全部内容。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确定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和司法赔偿责任的原则都是按“违法原则”；两者实行相同的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等等。然而，它们毕竟体现了对不同的国家权力的监督和事后补救，在很多方面它们又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中，两者在赔偿程序上的差异就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国家赔偿法中有关国家赔偿程序的规定，本文拟就行政赔偿的特点、行政赔偿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的区别和联系等作一分析。
一
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看，行政赔偿程序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引起行政赔偿程序发生的方式上，允许两种方式——“单独式”和“一并式”并存。
（一）单独式。即“单独提起”，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已经被确认，赔偿请求人仅就赔偿问题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请求，当赔偿请求人采取这种方式时，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要具备“单独提起”的前提。国家赔偿法第9条第1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3条、第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第3条、第4条规范的是行政赔偿范围，即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何种违法情形时，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这一款所说的”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3 条、第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就是”单独提起“的前提。也就是说，因”单独提起“而发生的行政赔偿程序，必须是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的行为已经被确认为违法的基础上进行。那么，什么叫”依法确认“、由谁来确认、怎样进行确认？根据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有以下几种情况：
1.作出违法行为的机关或者作出违法行为的行政工作人员所在的机关进行确认：
2.行政行为经相对人申请复议，被复议机关确认为违法，或被复议机关撤销；
3.由于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具体行政行为已被法院确认为违法，或者判决撤销，且判决生效；
4.具体行政行为系终局裁决行为，被拥有终局裁决权的行政机关确认为违法。
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通过上述途径被确认为违法后，受害人就可单独提出赔偿请求。
其次，赔偿请求人单独就赔偿问题提出请求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由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处理。如果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赔偿或者双方就赔偿问题达不成协议的，受害人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也就是说，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是“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一个必经程序，赔偿请求人不能越过该“雷池”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究其原因，不难理解，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终究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赔偿义务机关，设置该先行程序，可把大量的赔偿纠纷消灭在该阶段，从而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也给赔偿义务机关提供了一个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补救的机会，是符合设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最终目的的。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不服的，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该依照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二）一并式。即“一并提起”，也可称为连带提起，是指赔偿请求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或要求撤销该违法行为的同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国家赔偿法第9条第2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行政赔偿，“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一并式”具有以下特点：
1.赔偿请求人将两项不同的请求——要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撤销该行为和要求赔偿向同一个机关提出，要求并案审理。这里的“两项不同请求”应当是两项属于同一诉讼系列即行政诉讼系列的不同请求，而不是不同诉讼系列的两项不同请求。因为行政赔偿诉讼其性质仍属于行政诉讼。后者则较常发生在当行政机关依法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它）们相互之间的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进行处理，当事人既对该处理不服，要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同时又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原权属纠纷，因此而形成的是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2.“一并提起”的条件是两项请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其一，该行政行为违法。因为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条件就是行政职权行为违法。其二，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是由该违法行为引起的，两者具有因果联系。
3.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可一并在行政复议中提出，也可一并在行政诉讼中提出，这里既包括在申请复议和起诉的同时提出，也包括在行政复议和诉讼的过程中提出，因此，“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程序实际上就是适用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综上，无论是“单独提起”还是“一并提起”，解决行政赔偿责任的最终程序都是赔偿诉讼程序。其中，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必须先经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
二
与行政赔偿程序相比，司法赔偿程序有很大不同，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司法赔偿程序只能“单独提起”。
前已述，行政赔偿请求既可以“单独提起”，也可以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但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0条的规定，司法赔偿只能单独提起。通过对两种提起方式的分析，不难看出，“一并提起”是在同一个程序中解决两个请求，而“单独提起”却要通过两个程序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效率方面，还是在便于受害人行使以至实现其赔偿请求权方面，“一并提起”都要优于“单独提起”。那为什么在司法赔偿程序中不采取“一并式”，允许赔偿请求人在要求确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违法的同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呢？这绝不是立法者们任意所作的选择，而是有其内在缘由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由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决定的。在这个机制中，一方面，三机关可以相互纠正对方的错误，比如，错拘可以经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予以确认；错捕可以经法院判决无罪予以确认；错判可能因检察院抗诉引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确认。另一方面，三机关又是分工负责，自己有权改变自己作出的决定。如检察院在逮捕公民后，可能因撤销案件、决定免予起诉或者改为取保侯审，将该公民释放，对此，人民法院无权审查检察院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允许“一并提起”，意味着在当事人认为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取保候审等决定违法侵权时，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并要求赔偿，人民法院就有权对检察院的决定进行审查并进行确认。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与现行刑事诉讼机制背道而弛。而行政赔偿不存在这个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复议机关有权裁决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行使司法监督权，以判决的形式撤销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变更我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等等。因此，允许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赔偿请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任何障碍。其次，是法制统一的基本要求。刑事赔偿实行的是无罪羁押赔偿原则，而认定有罪还是无罪，是依靠刑法，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的。比如，对发生法律效力的错判，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予以纠正。如果允许“一并提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申诉就必须受理，受理后就必须首先来认定原判是否有错误，这就大大破坏了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无异于另外搞了一套程序来替代审判监督程序，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同样道理，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刑讯逼供等行为也不能“一并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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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完善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权人实现权利，进一步与国际著作权制度接轨
著作权归著作权人，著作权应由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就是这样规定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修改后，在这方面增加了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由此条我们可以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得到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权利人实现著作权或权利人著作权受侵犯后代行救济权。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众多的作者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共同行使他们的权利。在西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时，就有专家提出将集体管理组织写进，鉴于当时许多人对这个组织不够了解，且我国又缺少相关实践经验，故未写入。但在实践领域，相继出现一些对某一方面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的组织，如1992年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均在各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规定了权利体系完善的著作权，体现于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些权利中，有些由著作权人自己行使，如发行权、改编权、展览权等；但有些权利著作权人无法或很难控制，如复制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围内被多次转载，其作者获得稿酬权利是很难得以有效保护的；再如音乐作品的广播权，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电台、电视台，其相应的财产权也难以实现，等等。对此，在知识产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作者往往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权利，由集体管理组织代表作者去履行义务许可、收取费用，已成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权利的手段。在这次著作权法修订中，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
通过专业性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权利人来说，可节约权利实现或救济的成本，使权利得到充分的维护；对国家而言，也便于实施著作权管理，同时与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接轨；从整个社会来看，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激发创造性，促进科技文化进步。
二、扩大行政处罚范围和行政处罚种类，强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力度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2〕。有人主张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应强化司法保护，淡化行政保护，以防止行政力量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3〕。但是，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影响大、专业性强，全通过司法解决是困难的，而行政保护具有速度快、程序简便的特点，能及时处理纠纷，节约成本；并且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也承认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故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均规定了行政保护，并且予以强化，在著作权法修改中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与原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比较可以看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新增了以下行政处罚情形(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不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传播著作权人的作品，也可给予行政处罚，并且这种传播方式不限于复制、发行，还包括表演、放映、广播、汇编以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2）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经录音录像者同意，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3）未经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或者故意删除或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于美术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在著作权领域所涉程度和广度均得以加强，这一方面是基于著作权客体范围的发展变化，新的权利客体需要行政救济；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当前盗版活动猖獗，虽经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滥势头，且这越来越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不利于我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的交流，需要发挥行政机关主动、迅速的执法作用。
2、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原著作权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是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修改后，新增了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及没收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即除侵权所得外，侵权制品及实施侵权行为的资料也予以没收，这一方面增强了处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权人后续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较好的打击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规定法定赔偿制度
1、 规定了临时保护措施
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保存有可能的证据，为认定侵权打下基础，WTO知识产权协议要求成员国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如临时禁令、证据保全措施等，这也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侵权构成应具备“有损害后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对即将发生的侵权的司法救济，也不存在针对此类行为所采取的临时禁令措施。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但这种措施只有在有关实体争议的诉讼中采取。基于此，在以往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侵权行为不能及时制止，侵权证据灭失，侵务人得不到应有处罚、权利人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后果，削弱了司法保护力度。著作权法修改后，增加诉前禁止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规定，突破了传统侵权构成理论，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进步，这样可避免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和扩大；及时保全和固定侵权证据，便于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2、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按此规定，在著作权领域，如果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后权利人要提出证据证明侵权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但著作权侵权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侵权行为数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来越专业化，领域涉及也越来越广，这给被侵权人举证带来相当大困难。如著作权人要诉数年来久治不除的盗版行为，就要举证证明成立盗版行为。但事实上，盗版行为被权利人发现后，盗版行为人往往不提供盗版制品的来源，以各种借口来掩盖盗版制品的非法性，权利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举出有力反证的，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侵权事实认定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也易使权利人在主张自己权利时存在畏难情绪，怕无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笔不小的诉讼费用。这种对权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权法修改后得以扭转。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条采用了倒置的举证责任，要求复制品或其他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制品时，必须履行注意义务，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就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3、细化赔偿规定，增加法定赔偿数额
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对赔偿问题仅作出原则性规定，修改后予以细化。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列出了几种赔偿数额确定方法：（1）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赔偿；（2）按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赔偿；（3）按法定赔偿数额赔偿。法定赔偿数额确立后，即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确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侵权情节、侵权范围等，在法律规定的限额内判令侵权人予以判赔，避免了过去那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局面，将对权利人的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同时，该制度的确立，也丰富了我国民事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随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改不是一劳永逸的，但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无论是在立法内容亦或是在立法技术上均达到了国际水平，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面对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趋完善，相信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全可以满足时代要求，能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㈢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是多钱
1、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来计算。
死亡赔偿金是结合受害人的身份来确定，赔偿标准订了二等，第一等；城市居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第二等，农村居民，是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来计算。
普遍的以户籍为准，城镇户籍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农村户籍的，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 在同一个事件中受害，用不同的标准来赔偿，应该说有问题，但这是规定。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的死亡赔偿采取的是“继承丧失说”理论，确认死亡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的减少的补偿，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农村户籍人员在城镇就业或者安家、定居的情况及其普遍，这部分农村户籍人员的收入、生活支出与城镇户籍的人并无什么不同，因此以死者经常居住地作为适用城镇标准或农村标准的条件更公平、更切合实际，也更符合立法原意。
2、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客观计算方法，以定型化赔偿模式来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和赔偿年限，具体为： 就是一次性赔偿20年，死亡赔偿是固定的，受害人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死亡赔偿金赔偿的对象是余命，但又不完全是余命，如果年龄太小，赔偿20年就完了，年龄大一点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就减少一年。 死亡赔偿金采纳了系“继承丧失说”，并非精神抚慰金，其计算公式为：
（1) 城镇居民为：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60周岁以上的为（实际年龄－60）；75周岁以上为5年]
（2) 农村居民为：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N［N：60周岁以下为20年（含）；60周岁以上：N＝（实际年龄－60）；75周岁以上为5年］
(3) 60周岁以下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年。
(4）60周岁—75周岁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实际年龄-60)]。
(5)75周岁以上人员的死亡赔偿金=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
3、就高不就低的特殊赔偿原则。第30条规定的就是特殊情形下的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标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不一致的计算方法，受害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如果低的可以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标准赔偿，尽可能的给受害人多赔偿一些。
4、实际赔偿的金额的确定以及一次性赔偿原则。 第31条规定的是实际赔偿的金额的确定以及一次性赔偿原则。这条说什么呢？就说第19条至第29条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赔偿项目，对于这些人身损害赔偿项目都要实行过失相抵，就是司法解释第2条当中提到的，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2条的规定，实行过失相抵。
凡是赔偿权利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都应当实行过失相抵，分担损失。
5、选定受诉法院 。死亡赔偿金是按照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计算，因此受诉法院地的选择与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有密切联系。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法院管辖规定，交通事故案件中有管辖权的法院一般为：被告住所地法院、交通事故发生地法院，当事人在起诉前可查阅当地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选择标准高的法院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有利，在选择受诉法院时同时需考虑诉讼的成本，如路途远近、赔偿标准的差异比例、在当地诉讼是否方便、地方性保护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6、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分配 。 由于交通事故致人的非正常死亡，不但造成该公民生命的丧失，同时也给死者亲属及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极大损失，而且精神上的创伤及痛苦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一个人的生命是无论用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对死者亲属的精神伤害和物质损失又是客观存在的。我国法律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规定了死亡赔偿金，还是考虑到上述因素，从实际出发，对死者亲属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以金钱补偿的形式进行安慰。这不仅是一种抚慰，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对肇事者不法行为的谴责。
它反映了法律对生命权的保护得到了加强，也是对生命权予以重视的表现。同时，有的死者生前或以后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其死亡造成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下降也是客观存在的，给予一定的死亡补偿费，也兼有一定的经济补偿的性质。 由于死亡赔偿金兼有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的双重性质，对于该款项的分配，应当依照立法上设立该款项的目的，并结合我国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领受人的范围和分割原则。
领受人应确定在死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及物质损失是最大的，同时由于死者的非正常死亡，造成了家庭的残缺，对于生活、工作等方面影响最大的，也是死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只能确定一个原则，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按照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应以安定死者家属的生活为主，精神补偿为辅。
死者的配偶及与死者死亡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应当多得，与死者死亡时未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即可。
7、如果交通事故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其标准的，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广东省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 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
三 丧葬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 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死者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承担丧葬义务的人有权要求获得丧葬费。
过去，以死者家属为安葬死者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为限。不少省市的丧葬赔偿标准按照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暂行规定和交通事故发生地规定的原则办理，以死者生前 6个月的收入总额为限。大约3000-4000元。一般包括运尸费、火化费。购买骨灰盒费，一期骨灰存放费，以及雇请人员所支付的劳务费和必要的交通费等合理费用。
但超过上述标准的，经法院审查确属必要，可以按照丧葬费的实际损失计算，予以赔偿。死者家属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有关部门限期殡葬决定的费用不予赔偿。
司法解释规定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这个标准最简明，也最方便。
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丧葬费的规定
1．《工伤保险条例》
第37条 职工因工死亡，其直系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 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共直系亲属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定的待遇。
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后死亡的，其直系亲属可以享受本第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2．《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50条第7项 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7条 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4条第1款第7项 丧葬费：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机关有规定的，依该规定；没有规定的，按照输丧葬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计算。
㈣ 已满18岁的精神病人犯法家长还有承担责任吗
2019年10月20日19时许，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大连市沙河口区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一个10岁女孩被害身亡。接警后，大连市公安局即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于当日23时许，发现了13岁的蔡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到案后，蔡某某如实供述了杀害女孩的事实。
由于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2019年10月24日，公安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期限为三年。
2020年1月，女孩的父母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蔡某某及其监护人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家属处理后事的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今年5月9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蔡某某及其监护人未到庭。2020年8月10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蔡某某的父母被判赔偿原告丧葬费46134元、死亡赔偿金8165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1000元及误工损失223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0元，合计1286024元。此外，被告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辽宁省级平面媒体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判决结果公布后，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再次对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下调、民事赔偿金额是否合理进行了激烈探讨。
（一）不予追究蔡某某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在我国，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论实施何种犯罪行为，均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尽管蔡某某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并导致了女孩死亡的后果，但其实施行为时未满14周岁，根据《刑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不予追究蔡某某的刑事责任于法有据。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均可逍遥法外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我国法律对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规定了一些矫治措施。比如说本案中，公安机关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三年。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八条有着同样的规定。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 ：“未成年人在被收容教养期间，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或者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什么是收容教养？收容教养就是政府对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人进行收容、集中管理教育的一种强制性矫治措施。我国法律对收容教养制度并无体系化规定，何谓“必要条件”、应当如何执行均无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地方将收容教养人员送进工读学校进行教育，有的则送进收容所，有的则是在少年犯管教所等。
针对收容教养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作出了一些回应。二次审议稿不再使用收容教养，将该措施纳入了专门教育。二次审议稿规定未成年人有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同时二次审议稿对专门教育的执行场所、执行方式作出了回应。
（三）女孩父母何以获得民事赔偿？
本案中，虽然蔡某某未满十四周岁，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女孩的父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蔡某某及其父母赔偿相应损失。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女孩死亡后，其父母作为其近亲属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应当赔偿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除此之外，因蔡某某才十三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就蔡某某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更令人震惊的是，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在近些年似乎并不罕见。
2012年，一名13岁的少女邀请同学到家里玩耍，趁同学不注意，用棍子将其砸晕。随后，她从家中找来菜刀、割纸刀、剪刀等凶器，当场将同学杀害。避免事情败露，女孩肢解了同窗，并将其抛弃。
2015年，因看小说受阻，三名少年先用棍棒击打女老师头部，继而追打至厕所，并用毛巾捂住女老师口鼻，最终致其死亡。3人搜走财物后，将女教师尸体藏匿在床底，清理现场血迹后逃离现场。年龄最小的不满12周岁，年龄最大的也只有13周岁六个月。
2018年12月2日，12岁男童吴某因不满母亲的严格管教，持刀砍了母亲20余刀，并表示”我又不是杀了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在大连男孩杀女童案中，蔡某某杀人后在群里说”呵，虚岁14”。
……
桩桩件件，触目惊心。
我们一时无法辨清未成年人杀人究竟是法律意识过于淡薄，还是太清楚法律对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不论是何种原因，这种于家庭、于社会而言都是灾难的现象必须引起公众和法律界专业人士的重视。
（一）考虑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
自1979年我国《刑法》通过起便有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犯罪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41年未有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成年人每天能接触到的信息爆炸式增长，心智相较于几十年前的未成年人成熟很多，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是否要随之调整一直在被探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提出建议，建议以修正案的形式调整中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从原来的14周岁下调为13周岁。
不少学者和专家都认为，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是有必要的，但也不宜下调过多。首先，当今社会下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从小便接触海量信息，心智已经比较成熟，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身高、体重也较几十年前有所增长，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应当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做出一定调整。其次，从近些年发生的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许多人都抱有极大的主观恶意，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在实施杀人行为，甚至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会追究刑事责任的，这种主观恶性极大的未成年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最后，对于家庭而言，加害人由于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受害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经济赔偿，于受害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可以发挥惩戒作用，但并不一定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青少年犯罪远不是仅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社会其他各方的努力。
（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体系亟待完善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未成年人犯罪和预防问题作出了回应，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立了双轨制的专门学校入校程序，增加入学程序的强制性；设立了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研究确定专门学校建设、教学、管理等事宜；完善了专门教育制度，对收容教养的适用程序、执行方式、执行场所作出了规定等。审议稿仍有不足之处，社会各界也在对审议稿提出各种建议。我们希望新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对预防青少年犯罪、矫治无需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行为有向好作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体系。
（三）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未成年人犯罪》显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家庭多存在各种不同因素，留守家庭、离异家庭、流动式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出现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排名前五。由此可见，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着重大影响。父母应当扮演好好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的角色，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及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避免原生家庭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从源头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若生活中的事实不断地提醒我们，低于十四周岁的孩子也可能实施令人胆寒的恶性犯罪，针对这种事件的法律措施之增订也应该在造成范围更大的伤害之前提上日程。被誉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即使其惩罚无法挽回那一个个已经逝去的鲜活生命，但其依旧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之光的重任，以及对蠢蠢欲动之徒的警示。
生命无价，警钟长鸣。
㈤ 侵权责任法里替代责任中举证责任的特点
一般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
“谁主张、谁举证”中的“谁主张”是主张事实的存在，而不是主张权利的存在。因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需要加以证明。主张自己享有或者对方不享有某项权利，必须依据某个事实的存在，有了事实的存在，才能把纸上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而谁认为这个事实存在，谁就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认为这个事实不存在的对方，不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不存在。
理解“谁主张、谁举证”要明确以下三点：
1、对积极事实的存在、发生需要主张之人承担举证责任，如主张对方负有某种义务、自己和对方实施了某种行为以及某种事实或行为的存在等等；对消极的事实(即没有发生的事实)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如主张自己没有实施某种行为、对方没有实施某种行为、某种事实没有发生、没有存在。
2、分清举证责任与举证权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必须进行举证，否则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支持、承担不利的后果；而享有举证权利则不同，自己可以进行举证，也可以不举证，举证成功则消灭对方的主张，即使举证失败也不需要承担对方主张的责任，对自己也没有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不能因此免除对方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自己的主张仍得不到支持、承担不利的后果。
3、关于免责条件的举证。不论是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行为，都有免责的情况，如不可抗力，被告可以举证证明属于是不可抗力是导致的相关侵害的原因，以及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以此来进行免责。这虽然是由被告进行举证，但这既不同于举证权利，又不同于举证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成败与否直接涉及到被告是否能够免责，与被告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其本质还是“谁主张、谁举证”，应定性为免责举证责任。
㈥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什么手段维护呢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日趋完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日益加强，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的知识产权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已渐趋紧密，可以说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企业。
然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以致于有些企业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觉得这种权利神秘莫测，与自己不相干，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直至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仅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有些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那么，企业究竟享有哪些知识产权呢？根据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企业通常享有以下几项知识产权：
1、企业名称。又称厂商名称，是一企业区别于它企业的标志符号。企业名称在法律上有三层含义：第一、在一定行政区域内保持唯一性，且一个企业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第二、企业名称登记后，企业对其名称享有专用权，其它单位和个人未经同意不得使用该企业名称，否则构成侵权行为；第三、企业名称具有人身财产权利的性质，可以依法转让。
2、专利技术。是指受我国专利法保护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法》对取得专利权的实质性条件有不同的具体规定，发明、实用新型必须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外观设计同时还须具有美感。在我国，专利权的取得采取申请在先的原则，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先后申请同一发明创造时，不论发明次序的先后，谁先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谁就可以获得专利权。因此，企业应尽快地将其发明创造成果申请专利。
3、专有技术。又称技术秘密，技术诀窍，指能提供一定价值，已被利用或者可能被利用，仅为有限专家所了解，且未在任何地方公开过其完整的形式，不作为工业产权取得任何形式保护的技术知识、经验、数据、方法和诀窍，或者以上对象的总和。其基本特征是（1）非专利性；（2）保密性；（3）实用性；（4）可转让性。对专有技术通常通过《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
4、注册商标。商标是指由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等构成，使用于商品，用以区别不同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所生产或经营的同一和类似商品的显著标记。商标必须通过注册，企业才取得对该商标专用权，《商标法》不直接保护未经注册的商标，但未注册的商标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专利法》来获得保护，同时，也可利用《商标法》有关注册商标的撤消制度来获得间接保护。但未注册商标的不利之处，除不能享有专用权外，还使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诸如不利于广告宣传，不利于参与市场竞争，不利于取得消费者信任等。
5、商业秘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所谓经营信息指经营策略、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投资标底等信息。商业秘密具有保密性和经济性两大主要特征，经济性着重在竞争优势，经济性以保密性为前提，一旦秘密公开，法律就不再对它进行保护。因此企业对其商业秘密应该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
6、商品包装装潢。依其不同的法律状态，分别受到《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交叉或重合保护。
了解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后，企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来源：环猎调查szcid.com。
首先，依据知识产权法，及时取得相应的权利。
知识产权中除了著作权、制止不正当竞争权外，都不是自动产生的。专利权实行申请在先原则，而商标权采注册确认和申请在先原则，企业只有及时申请并获得授权或注册，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其次，健全内部知识产权规章制度，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企业内部健全的知识产权规章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企业的知识产权如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若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极容易泄露，而一旦秘密公开，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特别是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因技术人员的流动带走原单位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给这些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鉴于此，企业应建立以下知识产权规章制度：专利申报制度；专有技术申报制度；计算机软件购销审批制度；职工在工作中完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及奖励办法；职工应承担的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的义务，其中包括保护企业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不受侵犯的义务，以及泄露秘密应承担的责任。
知识产权具有知识面广、专业性强的特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关系到企业的发展乃至生存，因此，设立专门机构或专门管理人员十分必要。
再次，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采取果断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目前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行“双轨制”，即被侵权人可以向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如专利局、商标局、版权局投诉，请求对侵权行为进行查处，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无论采取哪种途径，企业在发现他人侵犯自己知识产权时，应及时收集证据。
㈦ 商标权可否主张权利
当然可以了。商标专用权被侵权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在民事上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解决当前的商标侵权问题，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及其操作性很强的工作，它既涉及到立法、司法和执法和管理等层面，也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外交等领域，因此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给你说一下关于商标侵权的问题把按照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我国商标专用权保护实行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因此商标侵权的法律责任既有行政责任，也包括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首先，行政、司法保护双轨制，是现阶段具有我国特色的商标保护体制，由于行政保护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因此大部分商标侵权案件是通过行政执法机关处理的，但随着我国商标法律与国际商标法律的接轨以及社会商标意识、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行政保护日益显示出其不足之处。因此要求加强两方面工作，一是增强行政执法部门队伍总体素质、提高商标管理和行政执法水平；二是充实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和人员，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水平。其次，按照有关规定，对于商标侵权案件，涉嫌构成犯罪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该案件向司法部门移送。对于案件移送，虽然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但实施起来仍不够顺畅，影响案件移送的主要因素有：1、案件的定性标准不统一；2、案件定性的法律依据不一致；3、个别行政执法部门片面追求办案数量；4、个别司法机关的消极司法行为。实践证明，加大执法力度，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是极其有效的措施，因此，当前既需要积极引导权利人依法通过司法途径打击侵权行为，更需要确保移送渠道畅通。再次，有学者认为，制裁商标侵权行为最有效的手段是损害赔偿，这一见解不无道理。对于商标侵权的民事责任方面的赔偿问题，现行《商标法》规定工商部门有权应被侵权人的请求责令侵权人赔偿损失。这实际是关于执法部门解决民事问题的规定，从实践看，这一规定既增加了执法部门的负担，又不利于有效解决被侵权人的民事权利，已经不适合形势的需要。应对方法之一是可以将此规定在《商标法》修改中删去；或者如果确实考虑国情，可以规定执法部门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当事人再依照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