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投资纠纷实务法律问题解析

⑴ 矿业权纠纷司法解释

法律分析：受让人请求自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载明的有效期起始日确认其探矿权、采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出让合同生效后、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颁发前，第三人越界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勘查开采，经出让人同意已实际占有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的受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 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⑵ 中国对俄罗斯矿业投资有关问题解析

609.中俄民族心态分析

中俄合作勘查开发俄罗斯矿产资源，双方应本着互利互惠的双赢原则，通过双方多层面的沟通协商，找到双方利益最佳平衡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把握现实而正确的心态。

中方投资者应尊重历史，把握现实，面向未来。尽管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历史上曾是中国领土，后被沙俄侵占，但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它现在是俄罗斯的领土，两国已通过协议确定了双方的边界。现在俄罗斯远东拥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开发，而我国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国内资源难以满足。俄罗斯东部经济发展也必须开发资源，而俄罗斯缺少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来开发远东的资源。这种资源和经济技术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进行长期资源开发合作的必然性。为了双方合作开发资源，双方必须加深了解、沟通、互信。放眼未来，平衡我们的心态是长期合作开发俄罗斯远东资源的前提之一。

俄罗斯对中俄合作开发俄远东矿产资源有两种代表性心态。一种是从远东未来发展角度出发，希望中国参与俄远东资源开发，另一种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担心中国参与俄远东资源开发会使中国人大量进入俄罗斯，进而提出领土要求。

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包括地方政府官员趋向于认同第一种观点，因为俄罗斯远东地区远离俄罗斯经济政治中心莫斯科，气候较寒冷，与莫斯科的经济联系因距离而较弱，而俄远东与中国东北各省有共同的边界，中国东北有较雄厚的人力、技术和经济基础，特别是中央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规划的发布实施，为东北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与此同时，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正在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层面，其成效将逐步显现。因此，俄远东参与中俄资源合作，进而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带动俄远东经济的发展，使中俄经济技术合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尽管只有少数人坚持，但对中俄资源开发合作很不利，其结果必将有害双方经济发展。其一影响中国的资源输入。其二将影响俄远东甚至全俄经济的发展。俄远东由于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近年人口逐年迁移至俄西部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长此以往，开发地方资源的能力将逐年下降，因此必将影响俄远东甚至拖累全俄经济的发展。

610.规则与潜规则

俄罗斯经过多年的法律体系建设及不断修改，已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律体系，矿产资源法律体系也是如此。尽管俄罗斯完成了矿产资源法律体系建设，但各法律间衔接存在诸多问题，这反映了矿产资源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不但如此，更加复杂的是某些权贵的存在使上述规则常被打破，或被附加某些规则之外的内容。诸如矿业权买卖过程中条件的随意更改，矿业权项目实施过程中被增加某些附加条件等，都是俄罗斯矿业权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潜规则。操控潜规则的都属于特权阶层，每个联邦主体具有不同的特权阶层，这要求实际工作者对其深入了解并区别对待。

611.企业与国家利益

在俄罗斯进行矿产资源开发，既要考虑企业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利益，企业应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国家应有统一明确的战略，指导对俄罗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避免企业间恶性竞争，致使国家蒙受损失。特别是在对俄罗斯矿业权竞拍或竞买过程中，应有基本统一的原则，以指导企业参与上述活动。

⑶ 中国对俄罗斯矿产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

中国实行“走出去”的战略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深入参与世界市场和在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能源领域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最大占有率的必然要求。但在这一进程中由于我国在境外投资方面经验有限、立法滞后、缺乏法律策略、国际人才资源不足和法律风险监控机制缺位等文化准备不够(而其中首先体现在法律准备不足)，使我国境外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形成了法律上的安全隐患。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行，我国包括国家与地方的大量能源矿产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及地方企业如龙兴国际资源开发集团公司和鹤岗矿业集团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对俄投资工作在迅速地展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企业对俄进行巨额矿产投资上却存在可能导致投资失败的法律上的不安全因素，即法律风险。对此，中央和地方主管机关和企业投资主体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俄罗斯矿产投资的法律风险是指，投资人在决策和进行具体投资行为时因自身人文、法律准备不足和对东道国投资的人文、法律环境缺乏系统调查和对策而导致的法律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法律风险与经济、政治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因为经济、政治因素的恶变都可能导致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一旦发生，企业自身难以掌控，往往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灾难。”

由于我国对俄罗斯投资参与国外竞争性产业，与西方资本输出国的各种投资商相比又缺乏境外投资的经验，所以面临的法律风险很大，本应投入较高的法律风险防范经费。然而事实上，我们的企业管理人员对境外投资缺乏法律安全意识，对法律风险的防范投入甚微，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这些都反映了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危险”。以下就我国企业对俄罗斯能源矿产投资突出存在的四个方面的法律风险问题进行阐释。

一、境外投资项目缺乏全面深入的法律评估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我国多数对俄矿产投资项目的评估集中于经济、技术论证，涉及法律内容的也只是很表面的缺乏针对性的形式化的表述，缺乏对俄投资的法律因素的深层注意和专业性分析，即缺乏对东道国与投资密切相关的物权法律关系网、法律规范的调查，如对他物权、土地权利、公示制度、登记规则的系统调查及境外资本制度、公司法律等的分析，这必将为企业后续经营和资本与资源的回流埋下风险。

我们的投资可行性分析报告往往是给上级主管看的漂亮的文字，有的报告乐观到不真实的地步，缺乏真实的法律动态信息，掩盖了潜在的问题，对俄罗斯投资环境、投资立法和民族性的不稳定因素视而不见，只分析可行性，而避开对不可行性方面的深入研究。

一个境外投资项目，无论经济、技术论证多么完美，如果在法律的准备上存在疏漏，就会使法律风险暗藏其中，如此将导致事实上的执行障碍和错误，其结果必然造成项目的损失甚至失败。

围绕企业境外投资的经济、技术论证不能取代法律方面的工作。境外投资法律上的风险潜藏于自项目启动到经营活动中的一切环节。从东道国招投标的设计、吸引外资进入的策略、当地执法机关对人流、物流控制的手段到股权出让公司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公司股份出让的真正原因和动机及其合法性、矿产使用许可证的效期、许可证被收回或取消的实际状态、公司股东在其所有的股份上设定负担、公司在企业之间的融资行为、公司可能未公开的补偿或赔偿第三人的协议再到公司所有财产权属登记上的瑕疵等，都会给投资人带来法律上的负面后果甚至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涉外投资项目都不能回避的，不仅如此，要弄清这些基本问题，完成对项目涉及主体、东道国投资的人文、法律环境及上述所列各项的法律尽职调查，形成法律上的意见和策略方案，由专业律师出具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和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后，方可进入实际操作。

对于我国对俄投资企业来说，基于对俄矿产投资法律风险源头多、分布广并贯穿于整个项目运行过程的特点，我国应该进行必要的立法，对新的未审批矿产投资项目设立法律评估的前置程序，要求企业委托专业的国际律师进行必要法律尽职调查，提交专门的法律意见书，促进我国对外投资项目评估的实质性完善，健全评估排险的机制。对已经操作运行的项目，政府主管机关和矿产投资企业应该组织对俄经济法律专家进行全面的法律审查，以便投资企业尽早排除潜在的风险。

二、投资主体设计缺乏法律策略考虑

从中石油在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股份拍卖中被排出，到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在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股份并购中的失利，无不显示我国国有资本公司在海外并购中受到投资目标国的抵制。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国际矿产能源投资竞争中，中国的投资人以什么样的主体资格、商事主体和法律上的身份出现，以及如何出现的问题。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和在深入参与世界市场过程中，中国的本土法律文化与资源远远不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各个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及投资东道国的立法、规范进行调查和清理，对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法律文化资源进行鉴别、选择、吸收和消化，以便激发我国法律文化建设的活力。利用国际商法上的资源和运用各种可行的法律工具，这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全面国际化，提高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和避免巨大的法律风险的一个法律技术和策略问题。

我国对俄矿产投资的企业在对俄投资的主体身份上缺乏法律策略上的考虑和防范，几乎没有利用任何国际商法上的资源，将自己的国有资本来源和归属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或很容易被俄罗斯的专业人员查清底细。

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对具有公有制或国有资本背景的外来公司在俄能源矿产领域进行投资存有戒心。因为这种公司使他们感受到非市场因素和国家意志在暗中起作用。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股份拍卖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此案中，俄罗斯杜马为了排除中国国有资本石油公司，保护俄石油公司获胜，临时引用《私有化法》迫使俄政府修改《招拍公告书》，使中国公司因国有股超过25%而无权参拍，中国石油集团因此遭受了很大损失。斯拉夫石油公司股份拍卖事件就中石油本身而言，是个不成功的案例，但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外向化发展却有着借鉴意义。就此案例而言，中国石油集团的投资行为无论其成功与否，其意义都不仅在其自身，都应该引起中国对外经济管理部门和各类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广泛而深刻的反思。中国石油集团的失利如果被及时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借鉴，就会成为其他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成功投资的催化剂。

在我国企业正在运行对俄矿产巨额投资的今天，此案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应该引起各级主管部门和对俄矿产投资公司的高度重视。因为我们无法确认俄罗斯方面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以类似的或其他借口排除中国投资人在俄的矿产经营。

投资主体设计法律策略上的考虑，因其涉及公法关系和私法技巧等多种因素，是我国境外投资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基本的复杂的法律领域，其目的是要解决我国对外投资企业身份私法化和国际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难于真正融入国际与东道国经济，并为企业发展的未来埋下变数。

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和法律界应形成合力对东道国的投资法、土地法、环境保护法、公司法、民法等展开深入研究，对各种离岸公司和跨国公司展开调查，探讨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利用各种离岸公司和跨国公司等法律工具的实战问题、操作方法和法律技巧，从法律实务上给企业专业性的帮助和救济。

三、境外经营人力资源和干部队伍薄弱

在境外取得矿产资源使用权，只是进入项目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事情要复杂得多。对俄投资80%以上的风险存在于取得矿产使用权之后。

我国“走出去”投资的资本，能否变成利润和资源再“走回来”?巨额投资在国外的运行、使用和流转能否失控，导致国有资产境外流失?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发生各种意外事件，我们的团队能否应付?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在外经营团队对投资东道国的俄罗斯本土的适应能力。事实上在境外投资经营风险控制的核心，就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有很强作战能力的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据我们与对俄矿产投资企业的工作人员的接触，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真正了解俄罗斯。非但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存在用自己在国内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观念来评价衡量在俄的一切倾向，因而产生大量的不适应症。我们的现有队伍的整体条件素质与我们在俄的工作任务之间存在着距离。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对国际市场不了解，对法律文化不了解，防范法律风险的措施以及经费都远远不够，而且没有实战的经验”。

我们面对的俄罗斯是这样一个东道国，她用1000年的时间使自己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和物权拥有者，这样一个传统地把土地和资源看重得高过一切，并将其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国家，在她的家园进行矿产投资、获取资源，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多变性，骨子里的不规范不能保证他们的诺言一定兑现。另一方面，俄罗斯作为资本输入国还拥有立法、执法和司法上的全面法律优势。再者，在俄罗斯对中国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在2006年12月2日召开的俄罗斯联邦统一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莫斯科市市长卢日克夫就强烈批评俄罗斯现行对外经济政策，指出“俄罗斯的经济部是俄罗斯联邦的，而不是中国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中俄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现状的异议和心态。这些都构成中国对俄投资的潜在的政治风险因素，而这些因素自然会引发中国对俄投资的法律风险。

为了保证收回投资，保障中方投资人的各项权益，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必须形成一支有巨大适应性、有能力与具有全面优势的东道国相匹敌的操作队伍。企业必须靠自己强悍的团队保证企业在整个投资运行过程的安全和最终收回投资和拿到资源。干部队伍的薄弱，必然会给企业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组织建立适应矿产国际化运作的国际法律人才队伍。吸纳具有外语条件和专业知识、同时能适应国际合作和处理国际纠纷的专业法律研究人员、执业律师为我国能源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各项具体的法律帮助，诸如对可行性方案进行法律评估、参与谈判、审查合同以及在俄合作期间的跟踪服务等。

为解决境外投资企业干部队伍薄弱的问题，各级政府应设立针对国外投资经营人员的专门的机构，将对外经营人员的干部培训、管理和考核制度化，以此强化境外投资企业的团队建设，增强他们对东道国文化的适应能力，克服在国内形成的习惯，尽快进入角色，能够高效有序地开展工作，有处理危机和化解风险的应变能力，从而保证对外投资项目的人力资源和干部队伍符合实际要求。

四、缺乏风险监控机制

我国对境外投资的控制主要靠的是项目审批制度，对项目投资后的监管缺乏有效方法和监控机制。其结果往往是将巨额投资的风险之宝押在对外经营企业主管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上，押在他们和企业每年交的几份报告上，这等于事实上放弃或丧失了在投资东道国实地实时监督、控制和防范风险的时机和方法，这对作为财产所有人的国家和作为纳税人的百姓都是不负责任的。

为了降低巨额投资在“体外”循环所存在的风险，保证对外投资的安全，防止国有资产境外流失，规范境外经营活动，国家有必要针对所有对外投资项目进行相关立法，建立风险监控机制，必须从公法主体到私法主体建立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包括在项目论证阶段的专业法律尽职调查和专业的法律评估，项目运行阶段的法律跟踪服务，及在中俄两国实时实地的风险监控机制运行，从而实现我国对俄投资的保护。在目前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作为应急办法，应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法律研究咨询机构及有关专业中介机构参加，组成“对外投资风险监控组织”，对已投资项目和将投资项目在中、外两地进行实地的全面和长期的法律风险的检查和监督，并及时为政府提出排险建议和方案，帮助企业在境外健康运行。

⑷ 　矿产资源法

一、矿产资源法的立法背景和宗旨

（一）立法背景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中积累的旧矛盾和出现的新问题日渐增多，迫切需要立法，矿产资源法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孕育。当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勘查、开发管理体制不合理，造成了矿产资源和勘查、开发资金的巨大浪费；二是开采过程中矿产资源损失浪费现象严重；三是多种经济成分办矿和乡镇矿业的迅速发展，争夺资源、矿业秩序混乱的现象十分突出；四是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不尊重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上述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的速度和效益，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迫切需要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调整和解决。197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家经委领导下，由地质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开始起草矿产资源法。起草办公室总结了我国30年来有关矿产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已有的法规、规章，参考了十几个国家的矿业法规，充分考虑了当时矿业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的状况，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8年易稿15次，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于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调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的诞生，在立法上填补了我国矿业法律的空白，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长期无法可依的历史，为把地矿行政管理和矿业生产经营纳入法制化轨道，提供了前提条件。矿产资源法的实施是我国矿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0多年的实践证明，本法的施行，在增强全社会矿业法律意识、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打击乱采滥挖和破坏矿产资源的行为，促进矿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法律调节作用。

（二）立法宗旨

矿产资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基本源泉，矿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矿产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开发利用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在我国，90%以上的能源，80%的工业原料，30%的人畜饮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来自矿产资源，因此，矿业的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此外，矿产资源又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矿产资源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一些重要矿种的储量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大国，是不可能依赖大量进口来解决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的。因此，为了发展矿业，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有必要通过立法，规定在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实现“十分珍惜，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基本国策，从而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国家制定矿产资源法的目的所在。

二、修改矿产资源法的情况

（一）修改矿产资源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部矿产资源法的公布施行，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振兴矿业，曾经起到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10年来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矿产资源法中某些条款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一是原有法律规定与强化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观念并对其加强管理的需要不相适应；

二是原有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管理制度与深化地矿工作改革，促进矿业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不相适应，突出地表现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矿业权管理制度束缚了矿业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矿业秩序治理整顿对修改法律提出了迫切要求。矿业秩序虽经多次整顿，一些地方矿业秩序仍不正常，乱挖滥采破坏资源的现象仍相当严重，亟需法律增加强化执法力度的条款。

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进一步调整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治理整顿矿业秩序，对矿产资源法的某些规定加以修改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

（二）修改矿产资源法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1.立法遵循的基本原则

（1）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这是立法的基本原则。

（2）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勘查、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的方针。

（3）不同经济类型的投资主体公平竞争的原则。

（4）加强矿业权管理和保护的原则。

2.立法的主要指导思想

（1）充分照顾到与原矿产资源法立法指导思想的合理继承性，包括立法原则和建立的基本制度的延续性。

（2）总结10年执法的经验，坚持“发展”与“治乱”相结合。

（3）使法律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通过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促进矿业生产力发展。

（4）既从国情出发，又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并符合国际惯例的竞争机制，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公平竞争，按照经济规律管好、用好矿产资源。

（5）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应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总之，立法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强化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法律制度，科学有序地管理，促进矿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修改矿产资源法的意义

1996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这是遵循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认真总结10年来我国矿业发展实践和地矿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地矿法制建设的一次重要的修改完善，是矿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是建立矿业新秩序的重要举措，也促进了地质矿产行政管理进入新阶段。

（1）为地质勘查业、矿产采掘业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提供了法律条件。过去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靠国家财政投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已不可能全靠国家财政拨款。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总结了10年矿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矿业权市场新机制，为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注入新的活力，为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机遇，对建立勘查、开采良性循环机制创造了条件。

（2）加大了执法力度，为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和治理整顿矿业秩序，提供了法律保障。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增加了多条加大执法力度的条款，必将对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治理整顿矿业秩序，发挥重要的规范和调节作用。

（3）促使地矿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工作进入新阶段。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赋予了地矿主管部门更多的权力和职责，同时进一步规范了行政行为，为地矿行政工作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必将推动进一步严格依法行政，其核心是在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原则下，建立、规范矿业权市场，并加强监督管理。

（四）矿产资源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矿产资源法修改决定共18条，修改的条款涉及到原法15条，新增加4条，减去1条，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共53条。这次修改，突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矿业权管理制度，即解决发展问题。二是从立法上增加了治理整顿矿业秩序，加强执法力度的条款，即解决“治乱”问题。

第一方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矿业权管理法律制度体系，主要修改以下内容。

1.明确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宪法、民法通则和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全局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使有限的矿产资源不仅为当代人也能为子孙后代造福。但是，原有法律没有规定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这就导致随意批准采矿，乱挖滥采，争抢资源，矿业秩序混乱的局面。所以，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明确了“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第3条第1款）。这就从法律上落实了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强化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使宏观调控权集中在中央。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中央政府的委托依法管理和保护矿产资源。

2.确立了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的制度

这是修改法律的重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矿业改革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际通行作法，作出的重要修改。原矿产资源法规定，“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授权、无偿取得、不得流转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问题之一是导致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不能充分体现；有的探矿权人长期占有较大的工作区而投入不足，找矿效益差；许多采矿权属纠纷久治不愈，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矿业权人无偿取得矿业权，无偿使用国家资源。问题之二是没有把矿业权作为财产权进入市场流转，极大地阻碍了矿业经济的发展，恶化了我国的矿业投资环境。

在矿业经济生活中，确有探矿权人在勘查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需要转让部分探矿权，吸收资金的；有的探矿权人找到了矿，自己无力继续勘探或开采，需要转让探矿权，获取一定回报的；确有采矿权人由于各种原因，或无力经营，或将自己的资金投向更有利可图的领域而需要转让采矿权的；有的采矿权人在矿山企业进行改组、联合、分立或者破产时，需要将采矿权与其他财产一并转移的各种实际需要。所以，从法律上确立矿业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第6条规定，“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矿产资源法还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

3.国家保障各类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的合法权益

原矿产资源法第4条规定了国营矿山企业、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不同的法律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资源的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联营及私营矿山企业也已存在。为保障各种经济成分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采矿者公平竞争，合法经营，对原矿产资源法作了修改。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4条规定，“国家保障依法设立的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的合法权益”，“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国家保障国有矿业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说，只要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设立的各种经济类型的矿山企业开采矿产资源，其合法权益都受到保护。但是，由于矿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国家必须保障国有矿山企业的主体地位。

鉴于个体采矿的各种弊端，国家对个体采矿给予限制。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35条第2款规定，“矿产储量规模适宜由矿山企业开采的矿产资源、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和国家规定禁止个人开采的其他矿产资源，个人不得开采。”这些规定有利于矿业由分散向集约转变，推动矿业向规模经济发展。

4.对勘查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保障探矿权人的合法权益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6条规定，“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法律突出了探矿权人的主要权利有利于改善探矿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但是，优先取得采矿权，不是独立的权利。探矿权人在勘查许可证允许的期限内或探矿权保留期内方可优先申请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12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实行统一的区块登记管理制度。”这是地矿行政管理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也是国际通用的管理办法。实行区块登记管理，可以依法对勘查工作进行规范化、现代化管理，从宏观上控制勘查区范围，通过实行排他性原则，可以减少探矿权人之间的纠纷，有利于保护探矿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探矿权人优先取得采矿权的权利；国家将勘查区块授予探矿权人后，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勘查或者采矿。

5.对采矿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保障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

原矿产资源法第13条、第14条按照采矿者的所有制成分、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办矿审批权限。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存在明显弊端，主要表现在各类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在法律面前没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利于实施公平、公正、公开行政管理的原则。为此，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15条、第16条明确规定，对矿山企业设立的资质条件提出了原则要求；将采矿权的审批管理体制由多部门管理改为地矿主管部门一个部门负责；将按矿山企业所有制成分、行政隶属关系审批管辖，改为按矿产资源的储量规模、重要程度、资源赋存的特定空间来划分审批权限。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还规定省级以下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要由省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汇总向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备案。这样，可以确保国家重要的矿产资源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即充分体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有利于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可以避免对同一矿产地的重复审批，减少矿业纠纷，维护矿业秩序；也符合国际上开采矿产资源的审批、发证权限多数集中于较高层次的行政管理模式，更好地体现矿产资源所有者的意志。

第二方面，从立法上增加治理整顿矿业秩序，加强执法力度的条款。

在矿产资源法修改时，矿业秩序虽然在总体上有所好转，但是，一些单位和个人违法进入国有矿山企业和他人矿山企业乱挖滥采，破坏资源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矛盾尖锐，久治不愈成为热点。有的行政主管机关和执法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违法审批采矿，对违法行为执法不力。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矿业健康发展。所以，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增加了多条加强执法力度的条款。主要规定有：

1.进一步强调各级人民政府维护矿业秩序的责任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第1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有矿山企业和其他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的正常秩序。”第3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帮助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进行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第49条规定，矿山企业之间的矿区范围的争议，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上述条款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对矿业秩序加强监督管理和保护。

2.肯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的行政执法主体地位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45条规定，“本法第39条、第40条、第42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决定。”这里有两点对原法作了修改，一是由政府处罚改为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处罚；二是各级的处罚权限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决定，规范执法主体的行为。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45条还规定，“给予吊销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处罚的，须由原发证机关决定。”这就提高了处罚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3.明确了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权限和行政主体违法或不适当行政的法律责任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45条第2款规定，“依照第39条、第40条、第42条、第44条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给予行政处罚的，上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有权责令改正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47条不仅规定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依法行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而且规定“违法颁发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上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有权予以撤销。”

4.增加了勘查、开采行为主体资质条件的规定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3条第4款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这是规范探矿、采矿行为人条件，加强监督管理的重要条款。地矿主管部门在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履行登记发证手续时，要对相对人的资质条件严格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能发证；探矿权人、采矿权人申请转让矿业权时，也要对转让人应履行的义务和受让人的资质条件进行审查，不合格者不允许转让。

5.强调了采矿区范围的排他性原则

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将原矿产资源法第16条第3款和第36条合并，作为第1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他人依法设立的国有矿山企业和其他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采矿。”原矿产资源法为促进乡镇矿业发展而制定的照顾性条款产生了严重后果，主要是造成了矿区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混乱的采矿秩序长期不得治理。因此，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取消这一条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证采矿权的排他性。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施行后，如果某矿山企业愿意让出某些采矿范围，则可按采矿权转让的规定办理，并变更登记。

6.强化了对严重破坏矿产资源的采矿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力度

原矿产资源法第44条对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只规定了行政处罚，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从保护资源的角度出发，增加了刑事处罚的规定，依照刑法第156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刑法，明确增加了破坏资源保护罪条款。

7.对阻碍行政执法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条款

新公布的矿产资源法第48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刑法第15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法律增加这一条，有力地保障执法人员依法行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简介

矿产资源法共有7章53条。

第一章总则。阐明了立法依据、立法宗旨、管辖范围、基本原则以及管理部门。

第二章矿产资源勘查的登记和开采的审批。规定了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取得勘探报告的审批、地质资料的汇交，矿产储量的管理，矿山关闭的审批等内容。

第三章矿产资源的勘查。规定了探矿权人的有关义务等。

第四章矿产资源的开采。规定了采矿权人的有关义务等。

第五章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规定了国家对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的政策和基本要求。

第六章法律责任。规定了违反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所应受到的处罚。

第七章附则。授权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规定了本法的施行日期等。

矿产资源法规定了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主要有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律制度、矿业权管理的法律制度、矿产资源勘探报告审批法律制度、矿产资源勘查成果档案资料和矿产储量的统计资料统一汇交管理法律制度、矿产资源开采监督管理法律制度和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的法律责任等。上述法律制度及其管理的详细内容将在以后各章节中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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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主要结论

（1）国际矿业界对我国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评价

当前国际矿业界对我国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的总体看法见表7.11。但也有一些变化，特别是1997年印度尼西亚的布桑金矿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不少国际矿业公司对印度尼西亚矿业投资环境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很多预期的投资均搁浅。尤成问题的是，这些拟从印度尼西亚撤出的矿业资金，也并未转向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同时，要注意的是，我国这些周边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除个别国家外，应该说抗冲击能力是比较差的。国际矿产品市场或国际矿业资本市场一有风吹草动，跨国矿业公司马上会作出反应，或者要撤资，或者要暂停项目的执行。但在矿业资本是一个“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很多事情也只能看投资者的眼色行事。

表7.11 当前国际矿业界对我国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的总体看法

（2）决定我国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个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是由相关的诸多因素决定的。下面具体分析一下决定矿业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

1）矿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稳定、清晰、透明。

符合国际通常规则的矿业法的存在，是吸引外国矿业投资的一个基本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为了促进矿业以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持续健康发展，掀起了一股世界范围内的调整矿业法的浪潮。其中许多国家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调整矿业法创造更有吸引力的矿业投资环境，使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我国周边国家也不甘落后，也在纷纷修改或重新制定能为国际矿业界和矿业投资者接受的、可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矿权保障）的矿业法。我国周边一些国家近年来修改矿业法的努力见表7.12。

表7.12 我国周边一些国家近年来修改矿业法的努力

我国周边国家的矿业法，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对外国矿业公司，执行矿业标准工作合同制度。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印度尼西亚的矿业标准合同，稳定、透明、可预测性强，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欢迎。俄罗斯最近试用的产品分成协议、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规定的矿权授予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印度尼西亚的标准合同的烙印。蒙古新制定的矿业法参考了印度尼西亚的标准合同。菲律宾、越南，也在部分执行这一制度。尚未制定出矿业法的老挝，目前同外国矿业公司谈判参考的是由设在美国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提供的标准合同草案。②重新制定矿业法、矿产资源政策的几个国家，在调整矿业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当前的国际矿业形势与矿业界的国际通行规则，并且大多是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制定的，基本上得到了国际矿业投资者的肯定。包括菲律宾、哈萨克斯坦、蒙古、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③有几个国家目前矿业立法滞后，包括老挝、柬埔寨、阿富汗等国，虽然他们一直在努力，但在法律出台前，矿业投资者是会望而却步的。当然，浑水摸鱼也正是时机。通过对我国周边国家矿业立法情况的调查，可以认为，从矿业法制的角度看，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前景看好的国家有越南、蒙古、俄罗斯、中亚四国、缅甸、巴基斯坦等，投资很难有保障的国家有老挝、柬埔寨等。

2）矿业税制。

矿业税收制度是决定矿业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矿业税收制度的角度，可以把我国周边国家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见表7.13。

表7.13 我国周边国家矿业税收政策

我国周边国家的矿业税收制度有以下特点：①除个别国家外，我国周边国家大多数均实行一定形式的税收优惠制度，特别是所谓的免税期。但也正是这种税收优惠，使投资者产生了担心，因为他们担心这种税制不稳定，所有的税收优惠都只是些甜点心，没有正餐，甜点再多也没用。②除个别国家外，我国大多数陆上周边国家的税收制度都有许多盲点。税制上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特别是勘查支出的税收处理等方面。经常还面临有“签字费”、矿床发现“红利”之类的东西；甚至使投资者无法计算。③高税和低税国家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有盲点当然也不行。那些税制相对合理的国家是最优先的选择。有时，所得税和权利金并不是评价税制的关键所在。④对税收风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税收风险的办法，那么对税制的评价则可采用另外的方法。此外还取决于投资公司的类型（抗风险能力）。

3）外国投资法及私有化政策。

为了吸引外国矿业投资，大多数周边国家均制定了外国投资法，调整了外国投资政策，并且这些周边国家的矿业，以前多是由国有部门控制的，最近也大多实行了私有化政策（表7.14）。

表7.14 我国周边国家的外国投资法和外国投资政策

续表

总之，这些政策对吸引外国矿业投资有一定的意义。印度、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泰国，长期以来一直有较稳定的外国投资法和政策。哈萨克斯坦的外国投资法在前苏联国家中，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其余前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中亚四国，另外还有蒙古，其外国投资法都有一些盲点。越南、缅甸、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等国尽管非常认真地制定了新的外国投资法，但问题在于外资法中的许多条款不适用于矿业项目，矿业法和外国投资法是两张皮。从外国投资法的角度看，投资环境不太好的是印度。首先，其对外资股份比例有限制；其次，外资对利润的汇回都需经印度国家储备银行和投资局的批准。

4）地质矿产资源信息开放程度。

为了吸引外国矿业投资者进行矿产勘查和开发，必须让他们全面了解国家的地质矿产资源信息，才能及时作出决策。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如越南，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一直在大力宣传本国矿产资源潜力，对外公布矿产储量、矿床位置等信息，引起了外国矿业公司的重视。我国周边这些国家的矿产资源，特别是印支地区国家及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很长时间内是与外界隔绝的，不为人所知。现在，全然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这样，投资者就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那么，获取数据容易的国家，就得到投资者的重视；反之，外国矿业公司就会犹豫不决。

在地质数据的获取方面，我国这些周边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在俄罗斯和除哈萨克斯坦外的中亚四国，地质数据的获取是很困难的。所有地质数据和地质信息均归政府所有，矿业项目的投标者，只能以规定价格购买一般性的地质资料包，中标者才能得到详细的数据。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稍好，允许投资者通过与政府谈判获取数据。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蒙古新成立的能源采矿地质部在近年来也积极地向外国投资者无保留地提供地质情况和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该部下属的地质调查所在联合国开发署的援助下建立了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数据库，并正在组织力量将多年来形成的大量地质报告翻译成英文以方便西方矿业投资者。印支地区国家，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现在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对外公开地质和矿产信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家矿产资源的潜力，受到国际矿业公司的重视。

5）在国际市场销售矿产品的可能性。

决定矿业投资环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国际市场销售矿产品的可能性。外国矿业公司所生产出的矿产品，能否顺利出口，能否按国际市场价格销售，是否允许使用一些国际上通行的管理市场风险的手段（如套期交易等），是投资者主要考虑的问题。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者按预先规定的价格将所生产的矿产品卖给国家，这是投资者很难接受的。目前，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在这方面还有计划经济作用的影响，但哈萨克斯坦似乎要好些。另外，我国周边国家中有不少是内陆国家，大宗矿产品的运输也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外国矿业公司主要到周边国家投资金矿的原因之一。

6）与政府的谈判程序。

官僚主义障碍是国际矿业公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进行矿业投资时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首先，与哪个政府部门打交道，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外国公司都走过弯路，特别是在俄罗斯和中亚诸国。部门管辖权的斗争，只要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其次，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管辖权上的冲突。在俄罗斯和中亚诸国，与联邦（中央）政府打交道还是比较容易的，但与地方政府谈判就有许多问题，有时候根本谈不拢，联邦（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地方政府有时候就行不通。这样，一些重要的、联邦（中央）管辖的矿产项目，外国公司还敢涉足，特别是油气和黄金；但一些地方政府有许多发言权的小型项目，外国公司特别是大公司是望而却步的。最后，官僚腐败问题。我国周边国家，不少都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这也已成为阻碍外国矿业投资的一大因素。但许多国际矿业公司，已经有了一套与这些类型国家的政府机构打交道的经验，所以，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些国家，谈判一个矿业项目需要很长时间，外国公司有时候耗不起，与地方谈小型项目当然时间要短些，但会有一些后续问题让人难以招架。有时候政府违约现象很严重，就连在国际矿业界口碑尚好的哈萨克斯坦也是如此。如世界著名的黄金公司Placer Dome公司与哈萨克斯坦政府谈判购买瓦西克夫斯基金矿床的矿权，为此公司向哈政府交了350万加元应退还的储备金，1995年底公司决定撤出这个项目；但到1996年底，这笔钱政府还没退给公司，好在合同中有仲裁条款。

7）人民“感情”问题。

与其他的外国投资项目不同，矿业项目有其特殊性。在我国周边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蒙古、俄罗斯，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诸国，人民对待矿产资源的感情与土地差不多，不愿意让外国人拿走其宝贵的矿产资源财富，这就给外国矿业公可的运作带来许多困难。但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虽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却不那么严重，大家看到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对社会带来的多重效益。越南、缅甸、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等国，也正在转这个弯子。

8）基础设施。

俄罗斯、中亚诸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其他周边国家却相当差。一些国家，战乱连年不断，地雷现在尚未排净，如柬埔寨、阿富汗、老挝等。这也是在评价一个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9）环境压力。

我国周边国家中，大部分对环境问题均未真正重视起来。所以，矿业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都不太大。有的国家，虽然制定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只是官样的或表面上的文章，环境问题对矿业项目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否决权。如菲律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其严格程度超过美国，所以不可能真正实行。例外的是泰国，泰国已经出现了以环境保护、持续发展为借口否决矿业项目的例子。这也是其国情所决定的。

以上从9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周边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评价时应予注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

（3）我国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排序

将我国周边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按以上对决定其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的具体分析，进行简单的排序，其中各因子得分的选择是主观的，并且对各因子的权重未予考虑，因此只是定性的（表7.15）。

表7.15 我国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排序

总的来看，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1）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几个我国海上周边国家，矿业投资环境是较好的。也正是因为如此，那里显得有些太挤了。对抗风险能力低、资本不雄厚、缺乏国际矿业市场竞争经验、对国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文化不熟悉的公司来说，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

2）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其他中亚四国、蒙古，这些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不少已发现的矿床尚未开发（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金矿），有一定可谈判的余地。其中投资环境最好的是哈萨克斯坦，其余国家均差不多。但在这些国家经营的一个问题是，与联邦政府谈判尚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进行较大型的由联邦管辖的矿产项目一般是可行的；但是，一些小型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较多的项目，执行下去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不仅地方法规有随意性，非经济因素干扰更令人头疼。因此，在这些国家的选择是进行一些较大型的最好是有政府支持的项目，特别是油气和黄金矿产。

3）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国，虽然其矿业投资环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投资环境这几年确也有明显的改善。目前确实有不少外国矿业公司在那里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特别是一些小的初级公司，或许是有点浑水摸鱼的味道。在这些国家，从事黄金、宝玉石的勘查开发问题不大。考虑到其矿产资源情况，也可以准备进行一些长线的项目。特别是越南、缅甸的几个大铁矿，巴基斯坦边远省份的铜矿和铬铁矿等。

4）印度的矿业投资环境，虽然从得分上看属中游之列，但不是跨国矿业公司好的选择。在印度经营问题很多，甚至连利润汇回都有限制。

5）老挝、柬埔寨等国，由于目前连基本的矿业法也没有，所以大型矿业公司一般不予考虑进行实质性的勘查开发，但趟路子、练队伍、摸经验，也未尝不可，特别是老挝的几个铁矿，还是有吸引力的。

矿业投资环境不同于矿产资源状况，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相对静态的。目前我国周边国家大部分均在努力改善其矿业投资环境，吸引外国矿业投资，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考虑到文化背景、民族习惯等方面的问题，积极参与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是当务之急，因为等他们的投资环境真正转好了之后再进入，已经晚了。事实上，目前在非洲、拉美等较“热”地区发了财的矿业公司，多数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进军了这些地区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周边国家的矿业投资环境进行连续的动态的分析，作出及时的决策。

⑺ 矿业权纠纷的司法解释意味着啥

据中国证券网讯，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日前下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法》（以下称《暂行法》）。《暂行法》要求，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出让新设矿业权的，矿业权人应按《暂行法》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之前形成尚未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缴入矿业权出让收益科目并统一按规定比例分成。全文可以下载：/s/1jIQO1M2

⑻ 我国矿业权纠纷有哪些特点

一、矿业权纠纷案件的审判理念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矿业权本身是财产权、用益物权，同时亦具有行政许可特性，兼具公权和私权双重属性，受公法和私法共同规范。矿业权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负有安全生产、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环境保护等公法上义务，相比较一般民事物权，矿业权的设立、流转、行使、消灭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针对矿业权的特殊法律属性，矿业权纠纷的审理应遵循以下基本理念：第一，矿业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可转让性系其本质特征之一，应允许其作为商品尽可能在市场上自由流转，在流动中增益财产价值，提高开发利用效率，实现市场在矿产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应进一步突出矿业权的物权属性，适当分离矿业权的财产属性和行政许可属性，消除阻碍矿业权流转的不合理因素，适当处理行政审批对矿业权流转合同效力的影响，依法保护矿业权流转，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第二，矿产资源具有稀缺性、耗竭性、不可再生性等特征，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应适度能动司法，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第三，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必然伴随对周围生态环境的改变甚至破坏，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如果任由市场调整，难以督促矿业权人主动将环境治理费用计入企业经营成本，甚至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分配不公。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应注意促进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为此，《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探矿权、采矿权等矿业权纠纷案件，应当依法保护矿业权流转，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二、矿业权出让合同的效力及解除
矿业权出让属于矿业权流转的一级市场，经历了从无偿到有偿、从申请在先到竞争性取得的深刻变化。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要求，“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方式，原则上实行市场化出让”。2016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等文件，强调要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限制矿业权协议出让，调整矿业权审批权限，强化出让监管服务。国家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本质上属于用益物权设立行为，既以行政许可为基础，兼具民事合同的基本属性。合理认定矿业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对尊重市场主体意思自治，明确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优化矿产资源配置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审理矿业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件应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发生“黑箱”操作，避免以公用物寻租的情形；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产权利益，践行诚实信用、契约严守、契约正义等法律原则。《解释》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第四条则对出让人和受让人可解除出让合同的情形分别做了规定。
三、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强制履行、合同解除及违约责任承担
矿业权转让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当事人不能凭转让合同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但并不意味着转让合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已经依法成立的矿业权转让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解释》第六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照“有约必守”的原则，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包括办理报批或者协助报批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请求另一方履行报批或者协助报批义务，人民法院原则上应予支持。《解释》第七条中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除外。”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受让人有权解除转让合同并要求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解释》第八条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转让申请虽报请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但未获准许的，矿业权转让合同丧失完全生效的可能，亦无继续履行必要。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过错方应赔偿无过错方的损失。《解释》第十条对此作了规定。
四、矿业权抵押的设立、实现和物上代位性
作为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财产性权利，矿业权的融资功能在实践中日益得到肯定。矿产资源属于不动产范畴，矿业权适用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基于物权法第十五条关于债权合同与不动产物权变动相区分的规定，矿业权抵押合同应自成立时生效。《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矿业权人为担保自己或者他人债务的履行，将矿业权抵押给债权人的，抵押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除外。当事人仅以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备案为由请求确认抵押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登记设立的基本原则，矿业权抵押权作为不动产物权，其设立应自登记时发生效力。由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尚未明确规定矿业权抵押的登记机构，亦未将其纳入不动产物权统一登记范围。实践中，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为抵押当事人办理的抵押备案，就其所具备的权利公示、公信效果而言，与不动产登记并无实质区别。为顺利解决矿业权抵押争议、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可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的抵押备案视为登记，作为矿业权抵押权法定登记机构确定前的过渡措施。《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之抵押权自依法登记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办理的矿业权抵押备案手续，视为前款规定的登记。”
拍卖、变卖或者以矿业权折价抵债等方式实现抵押权，将涉及矿业权的转让，人民法院在作出上述处理前应就矿业权竞买人、受让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进行审查。矿业权因抵押人被兼并重组、矿床被压覆等原因灭失的，应承认矿业权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抵押权人可就抵押人因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对上述内容分别作了规定。
五、特别区域内矿业权合同效力的司法审查
矿产资源兼具财产属性和生态属性,其开发利用又必然具有环境负外部性。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内禁止进行勘查开采活动。在上述特殊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会对区域内环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实践中，有些地方为促进经济发展罔顾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有悖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故人民法院应适度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对上述特别区域内的矿业权合同效力进行特别审查，为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服务。《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当然，人民法院对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影响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对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监管和处罚。
六、涉矿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建议及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协调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存在乱采滥伐、无证勘查开采、破坏性开采等违法违规现象，造成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解释》将涉矿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其中，既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完全契合，亦与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实践联系密切，还有助于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解释》第二十一条中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导致地质灾害、植被毁损等生态破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⑼ 最高法规定矿业权人不履行环保等义务可认定合同无效吗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矿业权人约定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修复义务的，或者不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可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最高法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答记者问。

“所以这些条款，是人民法院充分注意到了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充分吸取了地方审判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别涛强调。

别涛称，国土开采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破坏的事例和案例是很多的，说到祁连山的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之所以划定是因为它具有生态系统的代表性，保护区域内具有特殊的动物、植物和特殊的生态价值，正是因为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国家才予以保护。如果开发权人为了自己短期的集团的甚至一部分地方的局部的经济利益，只算小的经济账，而不算大的环境账、生态账的话，行政机关要处理，人民法院也会依法履行职能，认定这类合同无效。如果造成损害的，国土、环保等有关部门还要依法追究他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有了规定相信环境保护就会见成效了吧，希望都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