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案例分析
他只能处分自己名下的2.5万
夫妻共同财产，所得8万，给养子3个是共同处分行为，还剩5个是共同财产，一人一半
B. 关于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例及详细分析
案例：现年60岁的蒋伦芳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二人收养一子（黄勇，现年31岁，已成家另过）以养儿防老。1990年7月，蒋伦芳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原泸州市市中区顺城街67号房屋所有权。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迁，由拆迁单位将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还房安置给了蒋伦芳。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永彬与蒋伦芳将蒋伦芳继承所得的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蓉。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将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黄永彬因病去世。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留下的遗嘱。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审判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赠与原告张学英，并经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公证，该遗嘱形式上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以下违法之处：1、抚恤金不是个人财产，它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死者单位对死者直系亲戚的抚慰金，不属遗赠财产的范围；2、遗赠人黄永彬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是黄永彬与蒋伦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遗嘱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遗嘱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未经共有人蒋伦芳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3、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一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蒋伦芳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陈蓉，该8万元售房款还应扣除房屋交易时蒋伦芳承担的税费，实际售房款不足8万元。此外，在2001年春节，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便对其遗嘱进行了公证显属不当，违背了《四川省公证条例》第22条：“公证机构对不真实、合法的行为、事实和文书，应作出拒绝公证的决定”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的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讲，本案被告蒋伦芳在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际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社会风气。
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据此，纳溪区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于2001年11月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分析
本案属遗赠纠纷。遗赠是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其他财物。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立遗嘱时虽具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遗赠人黄永彬对售房款的处理违背客观事实。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黄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该8万元售房款还缴纳了有关税费，黄永彬与蒋伦芳共同将该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子黄勇，实际上已经没有8万元。遗赠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仍以不存在的8万元的一半进行遗赠，显然违背了客观事实。其次，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剥夺了蒋伦芳一发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他们的婚姻关系受法律的保护。“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表现，但黄永彬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上诉人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其妻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立书面遗嘱，因其内容和目的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遗嘱。其遗赠行为自然无效。
我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公证机关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对所要证明的法律行为、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遗嘱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律行为公证的条件就必须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17条也规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订立的将其死后遗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遗嘱虽然经过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因该遗赠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民事行为。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所作出的（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依法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采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中，《继承法》、《婚姻法》为一般法律；《公证暂行条例》系国务院制定，为行政法规；《四川省公证条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为地方性法规；《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为部门规章。《民法通则》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规定，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故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结合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遗赠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还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并非一切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违反已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体现的，维持现行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行为，则属于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
本案中，黄永彬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违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黄永彬基于其与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C. 被告蒋伦芳与本案中的遗赠人黄永彬于1963年登记结婚，婚后感情一直不合。在1996年，黄永彬与张学
根据法学原则，黄永彬的确有权利处理自己的遗产，将之赠予他人，这没错，但黄这样做的前提是这笔遗产确实是完全属于他的，没有人能够对这笔遗产中的任何一部分主张自己的权利的。譬如说黄借钱了，那么赠予遗产时候就必须先还债，再赠予。
如前所述，黄属于明显的婚姻过错方，只要打官司，他就必须对此进行补偿甚至坐牢，也就是说他的遗产里有相当一部分应该作为补偿款先交给蒋，剩下的他才能自行处理，而且这一部分的内容不由他决定，要看法院怎么判。
黄张二人在黄与蒋的婚姻存续期间长期、公开的非法同居，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是典型的事实婚姻，也就说黄永彬张学英两人同犯重婚罪。黄永彬与张学英自1996年开始同居，到2001年为止一共六年，重婚告诉并未超过诉讼有效期。现在黄永彬死了，只要蒋伦芳告，张学英必须伏法，也就是必须坐牢以及赔偿。
但也要注意一点，1996年到2001年一共六年，这期间黄永彬与蒋伦芳始终处于分居状态，按照中国法律，分居超过两年就可以申请合法离婚了，但黄蒋二人都没有申请过——大约是因为惧罪，这才是坐失良机，对张最不利的地方。
任何一家公证处都只能就遗嘱本身进行公证，所以公证就只能证明这份遗嘱的确是黄永彬写的是其意思的真实表示，但如果黄本来要求的权利就不是他该有的，公证处也不能凌驾于法院之上。
总之，遗嘱是真的，那么张根据遗嘱要求黄答应过她的财产，是对的。但黄的这笔遗产首先要支付黄对蒋的补偿，张对蒋的补偿，而且黄蒋共有财产必须由蒋来继承至少8成。因为蒋才是合法妻子，是无过错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然后再进行分配。而且分配之前，张必须先把重婚的刑期先坐完。
其实张是幸运的，因为很可能蒋不懂法，这桩案子里，只要蒋准备起诉，最后得到大部分财产的一定是蒋，张就是坐完了一两年牢，也只能得到很少的一笔财产。
D. 法律案例 急求答案啊
1.不可以，因为黄永彬和张学英虽然不属于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但在黄永彬病危期间，一直照顾，尽了事实原应该由妻子要尽的义务，而其妻子蒋伦芳却没有尽到其妻子的义务。另一个黄永彬对其的个人财产是有完全的处置权的，他生前所立的遗嘱是不受婚姻关系所制约的。
2.法官的理由应该是婚姻法实施后，事实婚姻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办法》公布实施以后，就不承认了。而黄永斌和张学英同居是在1996年，且之前并未离婚，其与蒋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法官的审理案件时应该参考其他客观因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黄永彬在生病期间的情况。另外一点是黄永彬是有权对其个人财产进行处置的，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那要另行处理，要区分后才行。黄永斌的财产处理是以遗赠的方式赠与张学英，而张学英并不是做为法定的遗产继承人去取得这一权利，而是根据当事人生前的意愿，以赠与的方式取得，本案适用赠与的相关规定，但就以《民法通则》第7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法律原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3.这个题就不好答了，面太广了，可发挥的空间比较大，主观性比较强。
E. 案情介绍。
你好，你讲的四川泸州的案件吧：
发生在2001年的张学英诉蒋伦芳拒绝交付遗赠财产纠纷案（有关报道和研究者称之为“二奶”争遗产案）引发了社会舆论界和法学界持续不断的关注和讨论，笔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题目是：《“二奶”和法学家是如何被法官捉弄的》，副标题是：兼论错误的法律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文章发表后，经常有同学和朋友认为我在那篇文章中表述的观点不完整，希望我就此案件进行一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因此作如下陋文。欢迎各位法学同仁、同学、法学爱好者批评指教。
原告张学英是受遗赠人。遗赠人是被告蒋伦芳之夫黄永彬。被告蒋伦芳与遗赠人黄永彬于1963年5月自愿登记结婚，未生育，于1970年收养一子黄勇。黄勇结婚后与养父母分居。1996年，张学英与遗赠人黄永彬相识，两人随即在当地农村租房同居，共同生活至2001年2月。蒋伦芳则在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宿舍独居。2000年9月，蒋伦芳将其在1990年继承父母遗产所得的一套住宅房出卖，获款80000元。2001年1月，蒋伦芳和黄永彬拿出30000元赠与其养子黄勇购买商品住宅房。2001年2月，遗赠人黄永彬患晚期肝癌病住医院治疗，蒋伦芳始终予以护理，张学英未参与护理。2001年4月18日，原告张学英的诉讼代理人韩凤喜在医院为黄永彬代书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壹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证明：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在公证员面前，在代书遗嘱上签名、捺手印。4月22日，遗赠人黄永彬逝世。4月25日上午，被告蒋伦芳在泸州市宾仪馆火化遗赠人黄永彬的尸体时，遗嘱执行人易念华突然向蒋伦芳和黄勇宣读了遗赠人黄永彬的公证遗嘱，要求蒋伦芳和黄勇执行该公证遗嘱。蒋伦芳和黄勇当即表示不执行该遗嘱。当日下午，张学英即向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1、原告所举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所立的遗嘱虽经过公证，但因该遗嘱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违背了有关政策、法律规定，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公证机关关于2001年5月17日作出的（2001）泸纳撤证字第02号《关于部分撤销公证书的决定》公证书，在遗赠人死亡后变更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律依据，侵犯了遗赠权利，本院不予采信。2、遗赠属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是当事人实现自己权利，处分自己的权益的意思自治行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旦作出就成立，但遗赠人行使遗赠权不得违背法律的规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无论从社会道德角度，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来讲，均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自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以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遗嘱，将其遗产和属被告所有的财产赠与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违反法律的行为。而本案被告蒋伦芳忠实于夫妻感情，且在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其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侵犯了蒋伦芳的合法权益,对蒋伦芳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在分割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本应对蒋伦芳进行损害赔偿，但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质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依法享有的合法的财产继承权，违反了公序良俗,破坏了社会风气。原告张学英明知黄永彬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生活，其行为法律禁止，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侵犯了蒋伦芳的合法权益，于法于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原告张学英要求被告蒋伦芳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蒋伦芳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张学英负担。
法庭当庭宣判时，近1500名旁听公民鼓掌拥护判决结果。
张学英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1、本案属遗赠纠纷，首先应当确定遗赠人黄永彬临终前立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这一遗赠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遗赠是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合法的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并于死后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其他财物，并于死后生效的法律行为。一个合法的遗嘱成立必须具备其构成要件。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所立遗嘱时虽具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遗赠人黄永彬对售房款的处理违背客观事实。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一套，系遗赠人黄永彬与被上诉人蒋伦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蒋伦芳继承父母遗产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l7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该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陈蓉，黄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该8万元售房款还缴纳了有关税费，并在2001年春节，黄永彬与蒋伦芳共同又将该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子黄勇用于购买商品房，对部分售房款已作处理，实际上并没有8万元。遗赠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仍以不存在的8万元的一半进行遗赠，显然违背了客观事实，系虚假行为。并且，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剥夺了蒋伦芳依法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黄永彬与蒋伦芳系合法夫妻，他们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表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但因黄永彬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黄永彬在病重住院期问，所立的遗嘱违反法律规定，将财产赠与与其非法同居的上诉人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其妻蒋伦芳依法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立书面遗嘱，因其内容和目的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不符合遗嘱成立要件，该遗嘱应属无效遗嘱。遗嘱无效，其遗赠行为自然无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权利和合法利益”。公证机关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对所要证明的法律行为、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32条明确规定，“法律行为公证应符合下列条件：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遗嘱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律行为公证的条件就必须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17条也规定：遗嘱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公证暂行条例》第25条、《四川省公证条例》第22条规定：公证机构对不真实、不合法的行为、事实和文书应拒绝公证。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订立的将其死后遗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遗嘱虽然经过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因该遗赠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民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故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所作出的(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依法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3、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中《继承法》、《婚姻法》为一般法律；《公证暂行条例》，系国务院制定，为行政法规；《四川省公证条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为地方性法规；《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系司法部制定，为部门规章；皆为民事审判之依据，而《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立法法》第5章之规定，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高于一般法律、法规和规章；后者若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加之《民法通则》是对我国民事法律基本制度的规定。故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在适用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结合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遗赠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除应当具备继承法所规定的有关构成要件外，还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即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起着使社会道德观念取得对民事主体之民事行为进行内容控制的重要功能，在法律适用上有高于法律具体规则适用之效力。“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与“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相辅相成。在确定“公序良俗”原则中“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内涵进行具体法律适用时，必须也只能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法律具体规定所体现的基本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加以确定。因此，并非一切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违反已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体现的维持现行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行为则必然属于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应为无效民事行为。在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与被上诉人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黄永彬却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属违法行为。黄永彬基于其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将其遗产和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使上诉人实质上因其与黄永彬之间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民事行为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所述，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虽系黄永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内容和目的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上诉人张学英要求被上诉人蒋伦芳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蒋伦芳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上诉人张学英负担。
F. 泸州遗赠案能单纯的用法律原则判决吗
法官在否定黄永彬的遗嘱效力时，也并不是依据我国《继承法》第22条的规定宣告该遗嘱无效，而是根据公序良俗原则，认为该遗嘱“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
事实上，本案中，黄永彬立下遗嘱，将其个人财产赠与其情人张学英，并且，根据法律的规定，将该遗赠遗嘱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张学英拿着该遗嘱将蒋伦芳告上了法庭，行使其诉讼的权利，为自己的权利而努力。应该说，她们的行为都是一种基于对法律的信仰而实施的行为，但是，法官否定了她们的法律信仰。具体到黄永彬的遗嘱行为，我们并不知黄永彬不留遗产给合法妻子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本案需查清的事实），我们并不能对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妄下定论。本案中，黄永彬的行为违反了一夫一妻原则，若蒋伦芳提出离婚，可以要求黄永彬进行赔偿，但是，黄永彬在婚姻关系中的过错不能用来否定其遗赠行为的效力，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一条原则，所以，即使是死刑犯，法律也要保护其人权。那么，在本案中，因为张学英是第三者，我们就要剥夺她的法定权利吗？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就像我们并不剥夺故意杀人者的受遗赠权一样。具体到本案，也就是遗嘱自由的原则，遗嘱人有指定受遗赠人、改变、撤销遗赠内容的自由，黄永彬只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其指定受遗赠人的权利，不能对此进行剥夺或否定，应该尊重死者的意思自治，即使死刑犯，也并不因他犯下的罪行而剥夺或否定其指定受遗赠的权利。
法律规则为公民提供一种确定的行为指导原则，于是，公民按照法律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法律规则为公民的行为提供一种确定的预期。我们不能要求公民跨过法律规则而按照法律原则来行事，因为法律原则本身的不确定性并不能为其提供一种确定的对行为的预期。若公民按照法律规则行事却不能得到其预期的法律结果，那么，对其法律信仰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虽然本案中法官的判决赢得了民众的掌声，但是，却不能说是法律的胜利。
G. 泸州遗产案
——以“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为例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问题，之所以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带有普适性，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在任何语境中都是真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初步判断是肯定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通过对个案的的分析得来的。
“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及其内在的司法合理性问题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3]
该案件判决的过程及之后，都受到了当地百姓及全国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学界中有很多学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该案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分析。但是，引发我兴趣的则主要在于一点：在有关该案的看法中，当地民众与学界呈现出较为对立的看法，而且几乎是一边倒的：大部分法学界人士都对该案提出了质疑[4]，而大部分当地民众则对该案判决表示了支持。[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立？如何来解读这样一种截然对立的现象？在事过几年之后再旧事重提，虽不免有“马后炮”“事后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判断谁对谁错，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为一件知识事件作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而这样一种时间上距离的拉开，反倒能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理性、更心平气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
那么，在案件审判过程及审判之后法学界与社会公众的讨论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而在讨论各方又是倚仗什么样的理由和资源呢？我根据当时各方的讨论，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代表文章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 1、 法院违反了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原则以及特殊规则优于一般规则的立法法规定；
2、 法院的判决侵害了死者的财产权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遗赠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 陈岑：“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王怡：“法治评论：脆弱的财产权”
韩新华、金涛：“论概括条款及其具体化” 在法学界当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质疑法院意见一方无疑是占多数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本案的发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认为《继承法》上有关财产继承的规定与《婚姻法》中有关规定在本案中出现冲突从而形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法官的行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权而已。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
表一：法学界看待“泸州案”的不同观点[6]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其一，遗赠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除非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遗赠人可以将自己的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任何人，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其二，“ 二奶”仅是社会上对一类人的称呼，并不证明否定其民事主体的地位，既承认为合法的民事主体，“二奶”当然有权接受遗赠。这是私法上平等原则的体现。其三，从社会功能而言，在当今中国，首先应当确立的是权利本位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动摇旧有的封建观念，以其与另外的人同居为由就认定其作出遗赠的动机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为，背离了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社会功能 根据网上讨论情况，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1、 不能将财产判给二奶，其理由是黄有彬处理财产不应损害合法继承人的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黄永彬的这种遗赠行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后作出的，是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一种挑战。
2、 1500人的掌声说明法官基于法律的裁判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为情与法的和谐及公序良俗与法律的一致
表二：网上公众对该案的不同观点[7]
通过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结合其他一些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对立：
其一：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受教育层次较高的阶层之中，他们在论辩的过程当中所倚仗的资源主要是法学资源，而不是其他资源[8].而在法学界当中对法院判决持反对意见的为多数，到了文化层次较高公众群体中这种多数地位逐渐被稀释，而到了普通大众群体当中，对法院持赞同意见的则占据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众中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则更主要的是一个道德上的直觉。[9]假如说法学内部的自洽给予我们法律的确定性，而公众对判决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法律的可接受性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案当中，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
其二：而从两个表中的质疑方的观点，我么可以发现其更多是从法学的内部视角来寻求自己的正当性资源的，而从同意一方来看，则更多的是从法学的外部视角来寻求正当性资源的。
这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哈贝马斯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一种偶然地产生的法律的运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论证，从而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呢？[10]但在中国本案所凸现出来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随着时间的逝去，本案所带来的讨论也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解决（也许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它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断地提出。最近出现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宫案”或多或少是该问题的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