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权纠纷案例

⑴ 有关受教育权的案例及法院的判定（字少点）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受教育权案”，这是中国最著名的关于受教育权的宪法案例了。如下：

原告：齐玉苓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二审判决时间：2001年8月23日一审法院：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告齐玉苓因与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发生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90级经财会专业委培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其中包括：1.陈晓琪冒领工资5万元；2.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9万元；3.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1000元；4.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6000元；5.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5000元；6.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2000元；7.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调查费1000元），赔偿精神损失40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他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被告滕州教委辩称：在90届中专招生考试中，从报名、考试、录取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的各环节，本被告都严格执行了招生政策，在此纠纷中无任何过错，不应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均是被告滕州八中的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同在滕州八中驻地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显差异，齐玉苓在90届统考中取得成绩441分，虽未达到当年录取分数线，但超过了委培生的录取分数线。当年录取工作结束后，被告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苓为该校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被告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中，因成绩不合格，失去了继续参加统考的资格，为能继续升学，陈晓琪从被告滕州八中将原告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领走。陈晓琪之父、被告陈克政为此联系了滕州市鲍沟镇政府作陈晓琪的委培单位。陈晓琪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到被告济宁商校报到时，没有携带准考证；报到后，以齐玉苓的名义在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的学生档案，仍然是齐玉苓初中阶段及中考期间形成的考生资料，其中包括贴有齐玉苓照片的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以及齐玉苓参加统考的试卷等相关材料。陈晓琪读书期间，陈克政将原为陈晓琪联系的委培单位变更为中国银行滕州支行。1993年，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自带档案到委培单位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参加工作，被告陈克政为使被告陈晓琪冒名读书一事不被识破，曾于1991年中专招生考试体检时，办理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盖有“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的体格检查表，还填制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加盖“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的学期评语表。1993年，陈克政利用陈晓琪毕业自带档案的机会，将原齐玉苓档案中的材料抽出，换上自己办理的上述两表。目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人事档案中，陈晓琪使用的姓名仍为“齐玉苓”，“陈晓琪”一名只在其户籍中使用。
经鉴定，被告陈克政办理的体格检查表上加盖的“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确属被告滕州教委的印章；学期评语表上加盖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是由被告滕州八中的“滕州市第八中学财务专章”变造而成，陈克政对何人为其加盖上述两枚印章一节，拒不陈述。
另查明：1990年，被告滕州八中将当年参加中专考试学生的成绩及统招、委培分数线，都通知了考生本人。
1990年的招生办法，要求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必须凭委培招生学校和委培单位的介绍信报名。为满足这一要求，凡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事实上都是自己联系委培单位并自己交纳培费用。被告陈晓琪当时交纳了5500元的委培费，原告齐玉苓既未联系过委培单位，亦未交纳过委培费用。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二、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三、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四、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被告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被告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被告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五、鉴定费400元，由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200元；六、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本院核定的实际争议数额19.5万元计收5410元，由原告齐玉苓负担4400元，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各负担300元，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55元。
宣判后，齐玉苓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理由是：一、陈晓琪实施的侵犯姓名权行为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应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二、根据当年国家和山东省对招生工作的规定，报考委培不需要什么介绍信，也不需要和学校签订委培合同，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定（1990）7号”文件中对报委培生工作的规定，违反了国家和山东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采信。本人在参加统考前填报的志愿中，已经根据枣庄市商业局在滕州市招收委培学生的计划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表示对委培学校服从分配，因此才能进入统招兼委培生的考场参加统考，也才能够在超过委培分数线的情况下被济宁商校录取，正是由于滕州八中不向本人通知统考成绩，而且将录取通知书交给陈晓琪，才使本人无法知道事实真相，一直以为成绩不合格落榜了，因此也才不去联系委培单位，没有交纳委培费用。各被上诉人的共同侵权，剥夺了本人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并丧失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利益。原审判决否认本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是错误的。
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陈晓琪赔偿因其侵犯本人姓名权而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本人受教育的权利（即上中专权利及相关权益）而给本人赞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被上诉人陈晓琪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陈克政答辩称：中专预选考试结束后，齐玉苓私下曾对陈晓琪表示过她不准备上委培学校。正是由于齐玉苓有这个意思表示，所以我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当然，以后陈晓琪使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齐玉苓不知情，但这并不违背齐玉苓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侵犯的只是齐玉苓的姓名权，没有侵犯齐玉苓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因此给其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济宁商校答辩称：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完全是由陈克政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如果有其他具体行为人明知是假，还为陈克政编造或更改档案材料，应当追究具体行为人的责任。济宁商校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济宁商校在陈晓琪、陈克政实施的侵犯姓名权方面有故意行为，因此济宁商校没有给齐玉苓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滕州八中答辩称：滕州八中于当年以张榜公布的形式将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进行了通知。齐玉苓合法权益在1990年就已经受到陈晓琪、陈克政的侵犯，而滕州八中的财务章是1992年4月才刻制的，以加盖了变造的财务章让滕州八中承担侵权责任，于理不通。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答辩称：滕州教委在1990年的中专招生工作中，从考试到录取以及考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都是严格按招生政策规定的程序进行。齐玉苓被他人冒名上学，与我委无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滕州八中已将上诉人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给齐玉苓本人，没有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承认是上诉人齐玉苓本人填报了委培志愿。因此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参加考试。
上诉人齐玉苓在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毕业以后，其户口是由被上诉人陈克政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迁出。
被上诉人陈晓琪至今仍使用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自1993年8月到2001年8月，共领取工资计52043元。
滕州市1997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00元，1998年1月至1999年6月为110元，1999年7月至今为143元。
上诉人齐玉苓于1990年8月至1991年5月在山东省邹城市第二十中学（现为第四中学）复读，其间支出复读费1000元。1993年6月份，齐玉苓向有关部门交纳6000元城市增容费后转为非农业户口。同年8月，齐玉苓又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交纳学费等费用5000元。1996年8月，齐玉苓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齐玉苓曾有一年多时间下岗待业。
以上事实，由枣庄市招生委员会证明、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收款凭证、文检鉴定书、常住人口登记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证明、滕州市民政局的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除此以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齐玉苓所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存在着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46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外，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批复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批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自1993年8月计算至陈晓琪停止使用齐玉苓姓名时止；其中1993年8月至2001年8月，共计41045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六、驳回上诉人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910元，由上诉人齐玉苓负担8984元，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19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910元，由齐玉苓负担8984元，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1936元。

⑵ 赵丽颖维权案二审胜诉，该案件有何争议

这个案子，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关注，原告方是赵丽颖，被告方是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某食品有限公司。案子的缘由就是他们涉嫌盗用赵丽颖的肖像，以及赵丽颖的姓名，没有经过赵丽颖这方的同意之后擅自使用。让很多消费者误以为是赵丽颖代言，无疑对于赵丽颖名誉是一种损害。、

在2021年1月份，鞠婧祎来到厦门打官司，将厦门一家公司告上了法庭。因为涉嫌侵犯自己的肖像权，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这些关系大多都是有一个共病，就是使用人肖像权的时候，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违反法律法规。通常这些官司大多，以败诉而结尾。

⑶ 在司法案例中，关于名人姓名权侵权法院是如何认定的

今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并且能够鲜明地体现尊重人格尊严和保护人格权的人文主义立场。

⑷ 齐玉苓案件中她受侵犯的是姓名权还是受教育权

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第一审由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5月18日判决，第二审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23日作出判决。案件的基本事实是，齐玉苓有陈晓琪均系腾州八中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同在腾州市鲍沟镇的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显的差异。陈晓琪1990年

中专预选考试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参加统考以及报考委培的资格。上诉人齐玉苓通过初中中专预选后，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
表明其有接受委培教育的愿望。齐玉苓统考的分数超过了委培分数线，济宁商校已将其录取并发出了录取通知书，但由于腾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新生审查不严，在陈晓琪既无准考证又无有关单位证明的情况下予以接受，才使得陈晓琪冒名上学的目的得以实现，时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由于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腾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腾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在陈晓琪毕业时让其自带档案，方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才使陈晓琪冒名上学至参加工作，从而使侵权能够延续。该侵权是由于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腾州八中、腾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侵犯姓名权的行为，

其实实质是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前，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以下是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所作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法释[2001]25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腾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腾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祺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⑸ 律师请进，父母单方可以更改小孩的姓名吗

我以为是监护人就可以，你可以咨询律师。 未满18周岁的公民需要更改姓名的，可由父母或抚养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户口登记机关核实情况后予以变更；对18周岁以上的公民，原则上不予更改，确有正当理由需要更改姓名的，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属干部、职工还须持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准予更改的证明，经责任区民警审查，派出所长提出意见，报上级户籍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才可给予更改。对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正在受刑法处罚的人和正在劳教的人，一律不得更改姓名 ---------------------------- 父母离婚后 孩子能否改姓？ 更新时间： 2005年06月23日 -------------------------------------------------------------------------------- 姓名，是公民用以表明自己，从而与其他公民相区别的符号。姓名权，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其姓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一种人身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人格权。 尽管姓名只是一个符号，但对于五千年文明的国度，这个符号被赋予很多的含意，许多人把它与血缘继承关系、抚养关系等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乎，离婚后变更子女姓氏引起的纠纷不断见诸媒体，一些案件长期缠讼得不到解决。子女姓氏问题在夫妻关系存续中一般不会发生纠纷，多是离婚后父母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子女年幼尚无表示自己意志的能力，于是就引发了不少关于子女姓氏之争的诉讼。 背景资料——姓名权是一项人格权 姓名权，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其姓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一种人身权，是公民一项重要的人格权。 姓名权包括命名权、使用权和变更权。命名权，是指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决定自己的姓名，任何人无权干涉。 一般情况下，我国公民出生后进行户籍登记时，可由父母协商确定子女的姓名。子女长大到有识别能力时，还可以自己选择姓氏，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如果子女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则还可以自行决定姓父母的姓氏之外的姓，并可更名。 无论子女处在哪个成长阶段，父与母之间在行使子女姓名权的问题上始终是平等的。而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子女姓名权的纠纷往往是在离异父母间产生的，特别是在姓氏的问题上。当前更改子女姓名的主要是离婚后的女性，具体情况有三种： 一是认为自己是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负有管理、监护的权利，包括更改子女的姓名。 二是男方不尽抚养义务，给女方和子女造成生活、教育等一系列困难。女方认为已经断绝一切关系了，索性就更改子女的姓名。 三是婚姻存在时矛盾深厚，女性离婚后受到社会、精神等方面巨大的压力，为摆脱精神上的痛苦而更改子女姓名。 其实，子女是父母双方的，我国颁布实施的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子女无论随父或随母姓，都改变不了子女与父母的血缘和抚养关系。那种认为子女必须随父姓的观念是极端错误的，而以子女更改姓名为由，不尽抚养义务则更是违法的。 以案说法——姓氏之争引发诉讼之战 5龄童姓氏被改丈夫告前妻侵权 案例一： 李某和高某婚后感情不和，双方协议离婚，女儿李铃（5岁）由母亲高某抚养。在高某抚养女儿李铃时，将女儿李铃的姓名变更为高铃，并于2003年6月向公安机关办理了女儿李铃的姓名变更。原告李某不服，以被告高某侵权为由，于2003年8月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高某恢复女儿原名。 判决：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支持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判令高某恢复女儿原名，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评析： 《婚姻法》规定，父母均享有子女随其姓的权利，但对子女个人来说，其姓名一般是出生后由父母双方协商一致而确定的，因此，当父母离婚后，也应当经过双方协商后再更改子女的姓名，这样的做法才与《婚姻法》提倡婚姻家庭关系平等的原则相一致。而且，未满10周岁的孩子因生理、心理方面的不成熟，在表达自身意志方面尚存在一定的障碍，甚至于自身的意志都并未真正形成，应由父母的合意来代替其自身的意志，行使民事权利。 这种权利行使方式是基于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属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此时父母双方可以共同给子女取名、更名，而且双方的权利是平等的。在子女未获得表意能力之前，父母一方擅自变更子女姓名的行为，实际上违反了父母在决定孩子姓名权问题上的平等原则。 从根本上说，父母一方擅自变更子女的姓名，侵犯的是另一方基于姓名而享有的对子女的亲权。 为争“冠姓权”离异夫妻上公堂 案例二： 赵先生与黄女士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12岁的儿子赵康伟随母亲共同生活，赵先生不定期地去前妻处探望儿子。 有一天，赵先生在检查儿子作业时发现儿子已改名为“章浩羽”（黄女士父亲姓章），赵先生认为黄女士不应擅自改儿子的名字，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儿子原来的姓名。 判决： 鉴于孩子已超过了10周岁，具备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法院征询了他本人的意见。在法官面前，孩子沉默了半天才说，名字是自己和妈妈一起查字典改的，自己也喜欢更改后的姓名，愿意叫“章浩羽”这个名字。于是，法院判决驳回了赵先生的诉请，认为孩子更名为“章浩羽”符合法律规定。 评析： 父母作为子女的监护人，在确定子女的姓名时，应该从子女的利益出发，并尽可能地考虑他们的意志，维护子女的姓名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父母双方对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由于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一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所以从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考虑他们的意见。 本案中孩子的年龄已超过了10周岁，应考虑其本人的意见。孩子自己同意更名为“章浩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专家提醒——以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为前提 目前，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父母单方更改孩子姓名的情况逐渐增多。由于父母单方更改孩子姓名，造成另一方的不满，有时会出现拒绝给付抚养费等很多“后遗症”。 对于这一问题，有关专家认为，离婚后，有的父母因子女与实际抚养人一方姓氏不一致，就要更改姓名，忽视了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负面影响。 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姓氏只是一个人的符号，淡化姓氏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必然趋势。此外，对父母离异的子女来讲，他们应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使用父姓或母姓或其他姓氏，也有权选择自己喜欢使用的名称。 总之，离婚后，父母单方给孩子更改姓名还是应该慎而又慎的，作为父母尤其要从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出发，这才能将给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⑹ 列举5个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间，原告徐诚被某市招生办派往下属某区招生办协助进行中专、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桦以“徐成”的名义，向省招生办公室写检举信，声称考生张剑“在入学考试时，系他人冒名顶替参加”。

并在信中称“我是市招生办干部，现协助某区招生办进行本年度中专、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对此事予以反映，本着对国家、对学校、对张剑本人负责的精神，恳请省招生办领导予以查处此事。”省招生办接信后对此事认真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进行了考卷笔迹鉴定。

8月28日，省招生办复信“徐成”，说明“参加考试系张剑本人所为，无冒名顶替现象”。徐诚接信后，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办及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要求调查事实真相。

2001年3月，经鉴定：检举信是被告李桦书写。在调查取证及进行鉴定的7个月内，徐诚因精神压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损害。

案例二

江某为能赶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单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龄，不能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于是，谎称其身份证已丢失，以购买进口药需要居民身份证为借口，向张某借用身份证。

随后，江某假冒张某之名到其单位开出婚姻登记介绍信，并拿走张某所在地的公共户口薄，与林某一起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江某的假冒行为后被张某发现，张某认为江某的假冒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权，并因此承受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精神打击，于是要求江某赔偿损失5000元并赔礼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东、董事，在A未参加董事会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会决议等文件上伪造A的签名，致使A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A认为，B的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因此公司未经其同意而盗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权，要求法院确认上述盗用姓名的侵权事实，并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关的工商登记，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案例三

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即争议商标）由案外人名乐公司于2003年5月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册，其专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经商标局核准，争议商标转让给易建联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建联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联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评审期间，易建联提交的新浪网网页打印件等证据载明：易建联自1999年开始从事篮球训练，2002年入选广东队，同年入选国家青年队。2002年获得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冠军，2003年获得全国男篮甲A联赛亚军。

网页打印时间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09〕第33584号《关于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争议裁定书》，认定：易建联系我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易建联公司未经易建联授权，将与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请注册商标，侵害了易建联的姓名权，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易建联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案例四

几年前，高先生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期房购销合同，约定房地产公司保证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内为其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如现房实测面积与期房预测面积发生变化时，按实测面积交纳相关税、费。

高先生入住后不久，房地产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纳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的契税、过户费及印花税，高先生交纳了全部费用，并将私人印章交给房地产公司。因高先生购买的期房实测面积大于预测面积，办理产权证需按实测面积重新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

房地产公司在高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填写了3份内容相同的《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同时在乙方签字处填写了高先生的名字，并加盖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后，房地产公司将房屋的产权证、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给高先生，并向他讲明新合同是为了办房产证而签订的，双方仍沿用旧的期房购销合同。

后高先生起诉至通州法院，称签订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减少了许多对他有利的条款。房地产公司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产公司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

诉讼过程中，房地产公司辩称，我公司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与高先生实际履行的仍是旧合同，没有给高先生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不构成侵犯他的姓名权。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备登记结婚，因李某全家搬迁，户籍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王某随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亲戚，称未婚妻户籍登记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想用方某的户口薄和身份证附李某的照片去办理结婚登记。

当时方某在外务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儿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同意把女儿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借给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记结婚，结婚证上是方某的名字。

后方某务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两人要求用他们自己真实姓名登记结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又于2005年9月8日以双方真实姓名重新登记结婚。方某户籍薄上留下了“离异”字样，引起了男友对其有“婚史”的误解，无奈之下诉至法院。

⑺ “袁米”被判侵权，该案件起到了怎样的警示作用

一度在薇娅直播房间热销的“袁米”，是袁隆平院士亲自受权的？跟袁隆平院士有什么关系？4月26日，湖南高院通告，经法院宣判评定，“袁米”侵害袁隆平的姓名权和肖像权。

法院觉得，袁隆平院士为全人类粮食生产安全做出杰出贡献，针对其名字及肖像，各种社会发展行为主体均理应给予重视，并谨慎、标准地应用。尤其是行业行为主体，在宣传策划其与袁隆平的协作时理应秉持着求真务实的标准，不可捏造和夸大其词彼此相互之间的协作水平，以做到欺诈顾客并获得利益的目地。

此案中，袁米公司未经同意许可，在宣传推广海水稻等企业设备的相关文章中对袁隆平名字及肖像开展盈利性应用，但并不可以取证证实袁隆平与其说宣传推广商品中间的联系水平，也不能证实该关系水平与其说涉案人员宣传推广文章内容中所讲内容相符合。

法院觉得，袁米公司的该盈利性应用个人行为损害了隆平高科获得的对袁隆平名字及肖像的商业服务独享批准应用利益，且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和认可的商业伦理，非常容易致使用户搞混错认，并提升误购风险性，归属于不正当竞争法法第二条和第六条第四项制度性的知识产权侵权情况。遂宣判袁米公司马上终止盈利性应用袁隆平名字和肖像的知识产权侵权个人行为，并赔付隆平高科财产损失10万余元。

一审判决做出后，彼此当时人均提到起诉。二审湖南高院宣判：驳回申诉，检察院抗诉。

⑻ 李佳琦人格权纠纷案，该案件的详情始末是什么

这件事得从去年9月份说起。

去年 9 月，毕某、卢某在杭州注册成立了美腕(杭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佳琦影视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冒用李佳琦名义生产、销售“李佳琦严选”自热速食，并在包装中使用了李佳琦的肖像。

李佳琦的粉丝发现后将侵权产品邮寄给了李佳琦。今年 3 月，李佳琦起诉两家公司，要求其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106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产品名称、包装上使用其姓名和肖像，侵犯了李佳琦的姓名权和肖像权。因李佳琦未证明两被告因此所获得的利益，故根据其知名度、被告的过错程度等，酌情认定其经济损失为 16 万元。

所以对于明星(网红)来说自己的肖像权更容易被人侵犯，如果自己的肖像权被人侵犯了可以通过法律保护自己。

⑼ 迈克尔·乔丹赢了姓名权 警示意义有多大

随着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力度越来越大，靠“山寨”来发展“驰名商标”的创品牌行为必将走向沉寂
最高人民法院8日对再审申请人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10件案件进行公开宣判。根据判决，迈克尔·乔丹对中文“乔丹”享有姓名权，对拼音“QIAODAN”“qiaodan”不享有姓名权。由于这是迈克尔·乔丹在中国系列商标权诉讼的首胜，作出判决的主体又是最高法院，业内人士普遍将之视为对搭国外名人便车的“山寨”营销行为的警示。
然而回到判决本身，我们又不得不说，这种警示意义目前看还相对有限。首先我们要看到，本次最高法院宣判的10个案件中，乔丹只赢了3个。在中国司法主场内展开的这一系列共68个乔丹商标权纠纷案件中，目前乔丹也只胜了这3个。屡诉屡败、屡败屡诉的标签并未因此而完全撕掉。
再来看看最高法院支持迈克尔·乔丹那三个案件的裁判理由：因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了迈克尔·杰弗里·乔丹对“乔丹”享有的在先姓名权，违反商标法规定，应予撤销，故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及一、二审判决，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争议商标重新作出裁定……
不难看出，与其说这是一起“商标权”官司，还不如说这是一起“姓名权”官司。尽管20多年的商标法中，就已有了在先权的规定，但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商标行政纠纷中涉及在先姓名权保护的标准和条件等问题长期处于不甚明确的状态。最高法院终于通过这一契机，为同类裁判提供了一批鲜活的指导案例。
这3宗个案乔丹为什么能胜？主要是因为被判决不能使用的3件商标均系注册时间不足5年、在周边其他类商品（如游泳衣、装饰品、啤酒饮料等）上的防御性商标。也正因为这些商标还是防御性、未投放市场的，乔丹的胜诉对乔丹体育目前正在使用中的商标其实没什么影响。进而言之，它对乔丹体育“碰瓷”体育名人的“山寨”营销行为还很难产生实质性的警示。
迈克尔·乔丹很清楚他赢得的三宗诉讼的意义，他在最高法院宣判之后的声明中表示了“欣慰”，并称“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了我保护自己名字的权利。中国的消费者有权知道乔丹体育及其产品和我并没有任何关联。”
飞人乔丹于上述声明中的无奈不难读出，商业利益暂且不说，只好先告诉中国的消费者，乔丹体育及其产品与之没有任何关联。乔丹体育则在判后的声明中，极力宣扬“乔丹”乃是他们努力打造的“民族品牌”。我们其实心知肚明，“乔丹”所指向的，就是那位篮球场上的飞人。随着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力度越来越大，靠“山寨”来发展“驰名商标”的创品牌行为必将走向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