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哪儿有
立石镇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二、实行定期排查制度 各村、各部门对本辖区、本系统内信访方面矛盾纠纷每月排查一次，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排查做到不遗漏、不扩大化、全面详细地掌握信访矛盾纠纷的情况。
3、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组职责及工作制度-领导规章制度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一、定期排查制度⑴要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组, 三、工作协调制度(1)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收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信息，认3、矛盾纠纷排查
科技局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2008年11月10日 （二）各科室、中心对排查出的一般矛盾纠纷，应填写《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登计表》每月25日前报告局综治办；对于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矛盾纠纷应及时排查并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文县第三中学|甘肃省文县第三中学
为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矛盾纠纷排查制度预防和减少犯罪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教学秩序稳定，根据教委指示精神，特制定学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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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两项制度指的是什么
第一条 实行矛盾纠纷定期集中排查调处制度。县镇、村居两级调处中心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抓住敏感时期及重大节假日活动时期的集中排查调处，全面掌握本辖区矛盾纠纷的总体情况。
第二条 在抓好一般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基础上，按每季度定期开展矛盾纠纷和不稳定隐患集中排查调处专项行动，对列出的重大矛盾纠纷及不稳定问题，实行领导挂帅。
第三条 县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重点排查可能导致突发性事件的矛盾纠纷；涉及人数较多、易引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矛盾纠纷；严重干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矛盾纠纷。
第四条 集中排查调处的重点内容主要有：征地拆迁纠纷，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涉法涉诉问题，劳资纠纷，涉军问题，环境污染纠纷，物业管理纠纷，医患纠纷，其他重大纠纷隐患等。
第五条 县镇调处中心实行一个窗口对外，对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按照“统一受理，集中疏理，归口管理，依法调解，限期处理”的原则，层层分解任务，逐级落实。
第六条 每一次排查调处要有完整的记录，归类梳理、归档备查。
第七条 坚持“边排查、边调处”和“滚动排查、连续化解”的指导思想，增强排查调处的工作实效。
第八条 县镇调处中心要认真抓好重点区域、重点群体和重点问题的纠纷排查工作，要逐村组、逐社区、逐单位进行摸排梳理，确保把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搞清楚。
第九条 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中的重点人、重大问题，要密切注意动态，加大调处和稳控工作力度，并分别制定具体可行的调处方案，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调处工作期限。
3. 什么是矛盾纠纷 “三三制”
一、健全调解平台，夯实大调解工作基础
一是健全组织网络。县委、县政府专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属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
二是规范阵地建设。县调解中心与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信访法律服务中心“三位一体”，设立接访受理室、综合调解室、协调组、三调联动办和巡回调解庭。
三是完善工作制度。县、乡两级调解中心分别建立了工作例会制、首访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查究制和绩效考核制等17项工作制度。在村(居)建立排查化解制度、调解守则、调解须知等10项制度。
二、完善三项机制，提升大调解工作效能
一是分级排查机制。
二是层级管理机制。
三是“三调联动”机制。
三、强化保障措施，确保大调解有效运行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二是配齐配强队伍。
三是实行奖惩激励。
4.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原则
为了把各种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广开信息来源，拓宽
信息渠道，及时发现“萌芽”。通过谈心、交流及情报信息报送制度和节假日各部门领导值班制度等形式广泛获取有关内幕性和预警性信息，切实做到上下联络畅通，信息传递及时准确。
2、各部门要注意掌握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动态，通过定期召开有关的座谈会、分析会，了解各种动向，研究应对措施；通过领导深入基层和校长信箱、学生座谈会、家长意见二十四小时回复等制度，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和要求，认真解决问题。对于反映出来的各类矛盾和纠纷落实化解责任，做好疏导工作。
（三）齐抓共管，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
各职能部门在对学校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必须从学校的安定稳定大局出发，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沟通和协调，齐抓共管，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努力把矛盾和问题化解。以党支部为主，负责调解党员干部之间的矛盾；工会负责调解校内教职工之间的矛盾；德育处负责调解学生之间、学生与校外人员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
（四）抓好经常性与重要时期的排查调处
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加强预测、预防、化解工作。坚持集中排查调处和经常性排查调处相结合，突出抓好重大节庆和敏感时期前的集中排查调处。对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影响重大的矛盾纠纷，党政领导亲自协调，分析原因，采取措施，
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及时了解学生动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协调和化解日常生活和活动中的一些矛盾纠纷。
5. 如何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思考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间纠纷的类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了矛盾纠纷主体多元，成因复杂，调解难度日益加大，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原有的调解工作机制已难以满足新形势对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新要求。目前，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已成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纠纷得以及时、便捷、公正、妥善解决，对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同时，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优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保护司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纠纷解决机制生态性平衡的作用。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情绪的波动和利益格局的巨变，各种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什们样的年代，主观因素都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如个体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欲；个体对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需求的不满足；社会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贫而患不均；争强好胜；情感好恶等等。客观因素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新旧体制变革脱节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等等。
(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但区域优势、潜力优势、中心城市优势等等的开发与发展，随之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少群众不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失衡导致失控，最终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二)人口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在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占有方面，城镇人口本身就比农村人口享有了较优厚的待遇，而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意识，城乡矛盾也较突出。以人口比例矛盾来说，目前一对农村夫妇普遍生育2个以上小孩，城镇夫妇只生育1个小孩，少数城镇夫妇还不愿意生育，从而导致城乡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同时，农业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挖掘潜力越来越低，引发农民人均收入的不断萎缩，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就业、收入为核心的利益冲突，在个人、群体、行业、家庭、社区、城乡、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矛盾数量剧增，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三)新旧体制转轨，社会控制系统的缺陷与失控
任何体制的变革，都会带动思想、经济、体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多元的利益主体共生，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加之社会诚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缺乏规范，固有的各种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如医疗秩序，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秩序整顿，另一方面是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各种涉及医疗卫生行业的“潜规则”在利益的驱使下屡禁不止，医患纠纷大量频发。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从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状况来看，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特点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一）主体多元化
随着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打破了旧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各种利益主体应运而生。伴随各类主体的活动，矛盾纠纷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发生日益增多。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干部与群众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渐进深入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法治化进程，导致基层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从纠纷的主体看，基层矛盾纠纷的主体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仅以农民这一社会主体为例，随着阶层、群体的分化，传统定义上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阶层。
（二）内容复杂化
由于个体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性、差异性，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以“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③]。查阅每一件矛盾纠纷的处理，我们会发现当前各种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成因交织在一起。往往既有历史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因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不理解，要求过高、不顾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的经济、行政、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有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如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基层选举等，在矛盾纠纷的此消彼长过程中，还关联其他诸多不稳定因素，其后果不是涉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矛盾纠纷的复杂性。
（三）类型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跨区域、跨行业纠纷，劳资纠纷，商品经营、信贷、投资纠纷，企业合伙、转包、拍卖、兼并、破产纠纷，土地征用、划拨、流转纠纷，安全生产纠纷，婚姻财产纠纷，优抚救济纠纷，赡养抚养纠纷等不断涌现，类型呈现多样化。
（四）调处疑难化
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诱因复杂，加之往往是主体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表达诉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矛盾纠纷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熟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政策法规，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复合化的纠纷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有些纠纷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尤其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仅导致调处的疑难化，更加速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和威胁，甚至容易酿成恶性事件。
三、现今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从机构、人员、经费、处理机制及调研情况和实际工作来看，目前运行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所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在一个部门设立办公室，再层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执行督办和量化考核的运作方式。从表面上看，确实做到了领导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督办到位，考核到位，但实质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办事，从上到下机构人员大多数是兼职，把矛盾纠纷调处作为本职工作的不多，尤其是在基层机构。据调查，占相当数量的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排列一长串，但除司法助理员在编，在职外，大多数为单位兼职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会议材料、文件材料、督办检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结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结案数与辖区纠纷数对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组织不下基层，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基本上设置在县级以上，定时或受邀请开展工作，资源没有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务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明显脱节；四是工作经费无保障，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规政策都是免收费用的。但每调处一件纠纷，无需取证，无需差旅，座在办公室内召集调解，就把事情处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几年、十几年，几十次均没有调处成功的纠纷，而司法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又没有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能纳入预算的就更为鲜见。
(二)从矛盾纠纷调处的困境来看，一是诉讼调处的困境，基层各级调解组织一方面是兼职，另一方面按规定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还得倒贴差旅费，中介组织因无利可图，又延伸不到基层，其结果是人民法院诉讼和非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而中介组织门庭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或是在基层调解组织与法院之间呈拉锯式的推拖。二是非诉讼调处的局限性，从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来看，非诉讼调处对解决常见性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广大群众越来越离不开非诉讼调解，但对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显得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基层调解组织只能执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据相关部门统计，95%以上源于政策前后脱节，或非现行政策力所能及。同时，非诉讼调处，以主体双方互谅互让为原则，以协商调和的方法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更不具备权威性、终结性。三是调处机制运行方式的脱节，虽然诉讼调处机制、仲裁机制、行政机关纠纷处理机制、以及信访制度等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调处体系，但由于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和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的现状，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脱节，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不畅，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思考
有社会就有纠纷，纠纷不可避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灭或压制纠纷，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去其弊而存其利，降低纠纷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与危害，把解决纠纷的成本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纠纷解决的效果达到最佳程度。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认识矛盾纠纷所处的社会背景，熟知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基础，它主要解决处理矛盾纠纷如何定性，如何选择突破口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关键环节，它解决有人办事、怎样办事的问题。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矛盾纠纷解决形式，但在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疑难化等特点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纽带，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为依托和支撑，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一）深入研究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以和为善的思想更是在中华文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发生纠纷后，往往希望纠纷能迅速解决而又不伤和气，而将纠纷诉诸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关系极端破裂的标志。人民调解应该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制度，其优势在于组织健全，扎根基层，了解实情，反应灵敏，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践证明，人民调解符合我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和完善。
矛盾纠纷的产生在广大群众中，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机构设置理应以基层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前沿阵地。针对乡镇(社区)人少事多，缺编缺员突出的实际，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整合人力资源，保证有人办事是前提。积极引导有关新兴社会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动人民调解组织向保险、金融、建筑及城市拆迁、土地流转、工商交易等矛盾纠纷多发的行业和领域延伸。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加大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扶持力度，不仅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质；还应将调解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拨出专项资金以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加强立法，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目前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虽有明确规定，但较为笼统、原则，缺少对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经费保障等内容的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应加快人民调解的立法步伐，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性质、地位、任务、方针，明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明确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工作规范以及调解员工作补贴等政策扶持措施，使人民调解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立法应对人民调解受案范围保持开放式结构，人民调解积极参与到各类社会矛盾（包括轻微刑事案件）的化解中。
目前，我国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解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或规则。一是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在基层，应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解决方式。二是应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信息沟通机制、预防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并正确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情感的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沟通、协调、协商、部门分流、信访等多种方法，多做思想工作，从思想上，情感上消除矛盾隐患，平息矛盾纠纷。特别是尖锐的矛盾纠纷，要顾全安定团结大局，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化解矛盾，原则上不动用强制力量，不宜以诉讼的方式处理，确保矛盾纠纷在控制下调处。应制定非诉讼纠纷调处规则体系，保证纠纷调处程序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引导公民形成正确、理性的法治理念，依法寻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张正义，为构建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三）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纠纷调处机制
实践证明，调解和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仲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信访部门分流处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关键是要认真总结经验，理顺关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学有序地得到处理。
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首先要保证中介组织合理分设，确保矛盾纠纷随时发生，随时得到处理。因此，应将机构设置到矛盾纠纷原发地--社区（乡镇、村），将组织、机构建立到人民群众中去；其次要理顺部门矛盾纠纷调处关系，合理分流处理矛盾纠纷，克服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规范性，确保群众解决纠纷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机构调处职责明确，部门之间衔接有序，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与民众提供规范的矛盾纠纷调处；第三要突出纠纷解决的终决权力。人民法院应以非诉讼调处为基础，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最终解决权，严肃法律尊严和最高权威。
（四）强化行政解决纠纷的功能
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和主动性的特有优势，是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全面规范和确认行政机关和基层政府在民间纠纷处理中的地位和职责，将其与人民调解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区分开来，并充分发挥其特有功能，使其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承上（司法）启下（民间）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用工纠纷、土地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机制愈发显得重要。例如，在解决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问题上，劳动监察部门的积极介入远比诉诸司法更为高效、经济，对务工人员利益权益的维护效果更好。
（五）加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
根据《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从法院判决案件的角度讲，依法支持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纠纷的处理，就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坚强后盾。因而，人民调解与审判工作（主要从民商事案件审理而言，包括诉讼调解）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示范、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人民法院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建立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反馈制度和司法建议制度，加强对个案指导。对涉及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判决变更、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生效裁判文书寄送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的建议，以保证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质量。同时，从诉讼立法上将人民调解设为某些特定类型民事纠纷的诉讼前置程序，建立庭前调解制度。即这些类型案件的解决施行“先调后诉”，当事人在起诉前需先提出调解申请；如未提出调解申请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者依据职权将案件移送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要坚持合法、自愿原则，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不放弃任何能够调解解决的机会。
总之，矛盾纠纷调处解决多元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关键是实现各纠纷解决机构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协调，形成民间调解、行政解决纠纷和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⑦]。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体系重整过程中，进一步加大普法和依法治理力度，不断完善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以人民调解员等调处力量为主体、各级行政部门协调联动、法院诉讼为终结裁决的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运作体系，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社会发展，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6. 如何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关键是要将维护社会稳定关口前移，在源头预防和化解农村矛盾。
加强源头预防。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为重要事项、决策、措施出台的前置条件、必经程序和刚性门槛，做到应评尽评，并重视运用评估结果，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问题发生。
加强源头化解。要拓宽农村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充分利用干部联系群众的各种有效载体，变上访为下访，进村入户，广泛收集村情民意。建立村社情民意室，村两委班子成员、大学生村官、联村干部共同组成接待组，轮流负责接待村民，及时受理诉求、解决问题。建立健全县乡村组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落实村小组随时排查、行政村每天一排查、乡镇每周一排查工作制度；对排查出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分类梳理、建档立册，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 （赖丽娟）
让村务监督实起来
有些地方设立了村务监督机构，但没有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实际上成了摆设；有的对监督什么、怎么监督没搞清楚，工作效果不明显。要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加大监督力度，使村务监督真正实起来。
明确职责方式，促进村务监督规范化。规范村监会工作职责，村监会通过事前介入、事中跟踪、事后检查公开等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在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督上，使监督更加及时、有效。
建立完善制度，促进村务监督制度化。建立村务情况分析、村务监督工作报告、评议考核等标准化监督工作制度，制定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细则，建立村务监督管理工作记录簿。
推广清单模式，促进村务监督流程化。把村务公开、“三资”管理、村级工程项目建设等重点监督内容具体化为工程项目、债权债务、票据收支等监督事项，分别列出清单，逐项明确监督要点、关键环节和监督方式，并绘制监督流程图，实现村务监督菜单式操作。（费晨亮）
专业人才下沉夯实基层法治力量
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法律专业知识的有力支撑。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充实基层法治力量，应倚重和发挥法治专业人才队伍的作用，打造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基层法治队伍。
要整合法治资源，引导政法机关干部、法律志愿者、退休政法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基层法治建设，通过定期开展法律服务进村（社区）、送法上门等活动，普及日常生产生活涉及的法律知识，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扎实培育基层法治土壤。要建立法治干部到基层挂职帮扶长效机制，经常性深入到群众中去，将专业知识与基层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便民化法律服务体系，为百姓排忧解难，推动问题解决回归法治化轨道，让人人讲法治在基层扎根发芽。要大力推行基层法律顾问制度，采取政府兜底的方式，鼓励基层直接购买法律服务，实现村村有顾问，在决策环节把征求法律顾问意见作为必经程序固化下来，推动基层党员干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公共事务。（吕继刚）
下村设站建册 让法治建设深入基层
要实现基层由传统管理向法治治理的转变，可通过落实干部联村制度、设立专职指导员驻村工作指导站、创建村民诚信档案册等方式，推动法治建设更加深入基层。
坚持联村干部下村常态化，通过参与每周例会、开展民情走访等活动，了解、掌握基层一线情况，宣传法治理念，建立正确、合法、覆盖面广的诉求渠道，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专职指导员牵头、村老干部辅助、下乡律师协助，设立专职指导员驻村工作指导站，将群众反映、干部走访收集的问题登记备案，坚持“小问题工作站解决、大问题走流程”的原则，分类处理，向村、乡镇、部门递转，限期答复与跟进。根据驻村工作指导站登记备案的情况，针对“恶意”、“无理取闹”的群众上访事件进行档案记录，形成本村村民诚信档案册，为农村信用贷款等优抚政策下放提供依据，情况极其严重的，交由相关法律部门处理。（叶茜）
7. 矛盾纠纷八项机制
法律分析：一是建立属地稳控机制。以派出所为主体，以社区警务室为主阵地，采取入户走访、法制咨询等方式，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反映诉求，维护权益，解决问题。
二是建立教育培训机制。每月组织民警开展一次社会矛盾化解能力培训，交流经验，传授方法，分析当前矛盾纠纷新特点，探索新形势下调解方法和手段，提高民警综合运用政策、法律、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建立情报搜集研判机制。以社区民警为骨干，在各行各业和重点地区积极物建信息员，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情报信息网络。
四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严格落实对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单位的安全检查和监控防护措施，及早发现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各类隐患，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尽全力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五是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搜集到的情报信息和不稳定因素，对其存在和可能产生的危害和影响进行认真分析评估，并分为“一般、中等、较大”3个风险等级，根据风险等级向责任单位发布“红橙蓝”三色预警，督促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积极开展稳控化解工作，防止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六是建立联调机制。充分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多种方式，与街道、村委会、国土、司法、信访等相关部门实现矛盾纠纷信息共享，充分调动整合各方力量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七是建立奖惩机制。制订《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处理考评办法》，将调处工作列为执法质量考评和绩效考核的内容，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一项重要指标，对于矛盾纠纷调处数量高、社会效果好的予以奖励，对排查流于形式、化解不力，导致事态扩大、形成民转刑案件的，给予相应处分。
八是建立领导“下访”机制。
法律依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八、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24. 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要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对矛盾纠纷要依法妥善解决。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予以处理。要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25. 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对民事纠纷，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利和渠道。要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