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地王股权转让纠纷案

1. 潘石屹地王案是什么意思

一直以来，复星早已视外滩8-1地块为囊中之物，尽管之前与上海证大、绿城共享股权。然而，2011年12月底，SOHO中国以40亿元从急需现金的上海证大、绿城中国手中接过外滩8-1地块50%股权。

潘石屹的突然闯入，并成为与之股权对等的合作方，这令复星十分恼火。收购第二天，8-1地块项目原大股东、持股50%的复星集团提出自己享有“优先购买权”，SOHO收购无效；随后复星在年初一口气把SOHO中国、绿城、上海证大等涉股权转让的6家公司告上法庭。

随后，“地王”演变出一场纠纷，以致把包括复星、SOHO中国、绿城、上海证大在内的一众企业推上法庭。2013年4月一审判决——复星胜诉。

法院宣判

上海一中院认为，被告绿城公司和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的有关交易行为具有主观恶意，应当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

其相关交易虽然形式上没有直接损害原告复星商业对海之门公司目前享有的50%权益，但经过被告的相关交易后，海之门公司另50%的权益已归于被告长烨公司、被告长升公司所属的同一利益方，因此实际上剥夺了原告对海之门公司另5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此举明显规避了《公司法》第72条规定，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3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

此外，双方对海之门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改组事宜也发生争议，各持50%的股权结构的不利因素已初见端倪，海之门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和自治僵局也在所难免。显然，被告间的相关交易后果，不利于海之门公司以及项目公司的实际经营，也难以保障外滩8-1地块项目后续的正常开发。

综上所述，上海一中院依法判决认定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证大置业公司将被告绿城公司、被告证大五道口公司的股权状态恢复至转让前。

以上内容参考：中青在线-上海外滩“地王”案宣判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上海外滩地王案

2. 上海外滩地王案的案件介绍

从2011年到2012年 ，复星与SOHO中国[5.84-0.34%]也终于从场外暗中较劲 ，进入正面交锋状态。2012年11月29日，上海外滩8-1地块股权纠纷首次开庭未宣判结果后，各持有该地块50%股权的复星、SOHO中国频频放话。2012年12月2日，SOHO董事长潘石屹再次开口炮轰复星，随后，复星方面对潘石屹的说法予以了反驳。
外滩8-1地块曾以92亿元刷新2010年上海总价地王纪录，当时上海证大[0.152.74%]、复星国际[4.501.58%]、绿城中国[12.840.31%]各占股50%、40%、10%。
一直以来，复星早已视外滩8-1地块为囊中之物，尽管之前与上海证大、绿城共享股权。然而，2011年12月底，SOHO中国以40亿元从急需现金的上海证大、绿城中国手中接过外滩8-1地块50%股权。潘石屹的突然闯入，并成为与之股权对等的合作方，这令复星十分恼火。收购第二天，8-1地块项目原大股东、持股50%的复星集团提出自己享有“优先购买权”，SOHO收购无效；随后复星在年初一口气把SOHO中国、绿城、上海证大等涉股权转让的6家公司告上法庭。
撕破脸皮的SOHO与复星，先是一轮隔空对战。在2012年11月29日开庭前数天，潘石屹突然在网上爆料称，复星压价并索要5亿元合作费。对此，复星集团老板郭广昌则称，SOHO主动提出补偿但并不落实，SOHO受让股权的行为没有得到复星的同意，还恶意设置复杂交易结构，以绕过该项“母协议”这一法律结构进行收购。
2012年11月29日，上海“外滩8-1地块股权纷争案”在上海正式开庭，双方面对面“舌战”4小时。按照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定计划，此案一审的时间为两小时，但现场控辩双方争论激烈，双方轮番舌战将近4个小时。
由于该案一审未宣判，业内预计，两位大佬近期频频对媒体隔空放话，为的是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业内人士认为，复星和SOHO对外滩项目都投入了巨大成本，双方既不会轻易退让，也绝不愿意纠纷动摇到项目的未来发展。
2012年11月30日上海证大发 布公告称，在2012年11月29日外滩地王庭审上，法院并没有作出任何裁决。但在庭审最后阶段，被告原告同意法庭参与调解。但截至2012年12月初，各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
上海外滩地王争夺案自2011年12月底就拉开了序幕，SOHO中国、复星两大集团因为外滩8-1地块而结成了冤家，2012年5月复星法庭起诉，11月29日双方对簿公堂，潘石屹、郭广昌在上演一幕幕的“斗地主”。庭外无法和解，法庭上一审仍无结果，潘石屹、郭广昌各曝事件内幕， 引出了新的争议点：“母协议”、关键人“汪先刚”。外滩地王争夺案的未了局仍在延续…

3.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如何审理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规范
一、下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审理规范
（一）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标准
瑕疵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与足额出资的股东一样，应当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因此，瑕疵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仍然有权将其有瑕疵的股东资格或者股东身份转让给第三人。单纯就出资是否存在瑕疵而言，不应构成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此时股东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应根据受让人是否明知或应知出资未到位的真实情况来确定。出让人未告知受让人出资瑕疵的真实情况，出让人对此也不明知或应当知道的，受让人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对于转让人已经向受让人告知其股东存在瑕疵的真实情况，受让人仍然同意受让该股权的，则该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有效，受让人同时亦无权申请撤销该股权转让合同。
（二）瑕疵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
瑕疵股权转让后，在债权人追索债权的诉讼中，如果债权人将出让人和受让人列为共同被告，同时受让人以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的，债务纠纷可以和股权转让纠纷合并审理。如果债权人仅将受让人与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受让人又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应另行起诉，但应先于债务纠纷审理，债务纠纷应中止审理。
受让人明知或应知出资瑕疵仍接受转让的，意味着受让人必须承担不足注册资本的义务，受让人应承担因注册资本不到位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不能承担部分，由出让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导致公司股东组成违法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审理规范
（一）导致公司股东组成违法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类型
司法实践中，导致公司股东组成违法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类型主要包括：
1．有限责任公司原有股东人数为50人以下，但由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将导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超过50人。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4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有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
2．因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少于2人。根据《公司法》第7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2人以上200人以下为发起人。
3．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全部归于中方或外方。
（二）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对此问题，应当按以下几个原则来认定相关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1．对于股权转让导致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超过50人的，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无效，以体现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封闭性。
2．对于股权转让导致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少于2人即全部归于一人的，也不应仅据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3．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转让后，全部股权归于一个外方股东的，由于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法律允许的公司形式，除了该企业经营行业属于国家有限外商投资的行业的以外，不得以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该企业经营行业属于国家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股权转让依法不可能得到批准的，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股权转让后合营企业股权全部归于两个以上中方股东的，只涉及公司性质的变更，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但股权全部归于一个中方的，按照上述第（2）条的方法处理更妥当。

4. 企业股权转让纠纷案例

公司股权纠纷案例 
时间：2010-6-29 9:08:36 
  核心提示：原告：谢某   被告：张某、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张某与上海立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设立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下称金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亩土地，张某拥有100%的股权。金刚公司成立后，张某将其2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原告... 原告：谢某 
  被告：张某、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张某与上海立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设立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下称金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亩土地，张某拥有100%的股权。金刚公司成立后，张某将其2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原告共计向金刚公司汇款美元392,908.64元。根据金刚公司2000年6月10日的营业执照，其实到注册资金为50万美元。1999年10月至2000年3月间，原告与张某多次商讨股权回购事宜。2000年3月13日，金刚公司董事会作出A、B两个决议案(以下简称3•13决议)，具体规定了股权转让以及支付转让款的方案。 
  原告诉称，张某并未按合同、章程的约定缴纳出资，并将原告的出资当作其个人出资进行验资。原告与两被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虽未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原告实际于决议签订后即离开公司，张某也向员工宣布原告已退股的消息。由于两被告始终未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故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被告张某辩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权的变更，必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光有董事会决议是无效的。并且，董事会决议本身也有违法之处，如将属于金刚公司的两处房产作价支付股权转让款，会造成合作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金刚公司辩称：本案属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与金刚公司并无关联。 
  审理中，原告以两被告故意不到政府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人为制造诉讼障碍为由，于2000年11月27日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即请求判令两被告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因本案所涉股东、股权变化所引起的一切法律手续。   针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两被告辩称，未能办妥股权变更手续是由于原告自身原因所致，并非被告拖延不办。此外，金刚公司已于2000年12月5日召开董事会，在原告借故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董事会作出了“关于2000年3月13日之A、B决议终止执行”的决议案(下称12•5决议)，因此原告退股的事实前提已不存在，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受理法院认为，3•13决议具有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双重属性，原告与被告张某在3•13决议签字之时，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即已成立。由于原告并未参与12•5决议的议定过程，12•5决议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并无实质影响。根据法律规定，这一股权转让行为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后方为生效，由于金刚公司未按决议去申报合作合同变更手续，致转让行为至今未能生效，转让合同未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故应对原告要求被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诉讼请求先行判决，至于其它有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宜，在先行判决生效后再行处理。据此判决：被告张某、被告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原告谢某将其在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张某事宜至审批机关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手续。 
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被告张某、金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至审批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审批机关将被告金刚公司的投资者变更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张某。 
  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宜，法院认为：3•13决议系被告金刚公司的董事会为原告股权

转让事宜而达成之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金刚公司愿以其特定财产为张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属于债的加入，但其对相关债务所负的责任，应为有限责任，即仅以约定的财产承担责任。据此判决：一、被告张某应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谢某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美元或人民币3,311,600元。二、对于被告张某在前款中的债务，被告金刚公司应以各方约定的特定财产(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上海市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房)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履行方式为：1、由被告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将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之房产过户给原告谢某，该房屋作价人民币421,145元;2、由被告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出售上海市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房，以所得款项偿付被告张某在本判决第一款中的债务。三、对原告谢某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一、关于未缴纳投资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权问题   有观点认为，本案被告张某在实际缴纳出资之前并不享有合作企业的股权，也不享有将尚未支付对价的股权转让给他方的权利，所以被告张某向原告转让股权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 
  按照公司法理论，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既可以是以原始出资方式而实际缴纳的股款所折算出的股东在公司出资中所占的比例或数量，也可以是股东以协议方式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承诺比例或数量。由于中外合作企业的出资责任不同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实收资本制，合作方在设立中外合作企业的申请获得审批机关批准后，可以暂不缴纳出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即可成立企业。出资可以在营业执照签发以后缴清，也可采用分期缴付的方法，合作各方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缴足投资或提供合作者条件的义务。这种体制使中外合作企业的设立较为容易，成立后的资金运作也更为便捷、灵活，有利于吸引外资。但是相应的也产生了没有缴纳出资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权的问题。   虽然本案被告张某在转让股权之前尚未缴付其认缴资本的对价，但法院并没有将张某向原告转让股权的行为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原因在于：1、金刚公司依法设立后，有关合同、章程以及营业执照、批准证书等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文件中均有被告张某作为公司合作方及股东的记载，被告张某作为合法股东，享有由股份代表的股东资格及相应的权利。事实上，被告张某也行使了包括表决权、收益权、知情权等在内的股东权利，其所从事的经营管理公司的行为均应视为代表被告金刚公司所作的行为。如果以被告张某未出资为由认定其不享有股权，则被告张某代表公司所作的一切行为均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这种认识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合作各方应当根据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各方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的期限”。对于在合同约定的投资期限届满前未缴纳投资的合作方对合作企业所享有的权利，法律、行政法规均未作任何限制性规定。因此，在合同约定的缴纳投资期限内，以被告张某未出资为由认定其不享有股权显然缺乏法律依据。3、被告张某向原告转让股权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报经审批机关批准，换发了批准证书，工商登记资料亦作了相应的变更记载，符合转让股权的法定条件，应属有效。 二、关于3•13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3•13协议具有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双重属性。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合作他方的书面同意;2、审批机关的批准。原告与被告张某在3•13决议签字之时，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即已成立。被告金刚公司的其他合作方参加了3•13协议，可以视为同意股权转让合同。但本案直至原告起诉时，被告金刚公司仍未向审批机关报送有关申请文件，致使合同未能生效。在诉讼期间，原告与被告张某对股权转让这一事实均无异

议，对应根据3•13协议办理有关报批手续的事实亦无争议，从而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张某在3•13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如果直接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既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安全稳定。况且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未能发生预期法律效果的原因是因为被告金刚公司未按3•13协议去申报合作合同变更的手续，在审批机关对股权转让事宜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之前，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 
  从合同履行的角度看，原告自3•13协议后，即退出金刚公司的经营管理，将其所享有的包括表决权、收益权、知情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实际交付给被告张某，可以说，原告方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合同本身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如正常报批，则合同可完全履行。如果仅仅以欠缺报批手续这一生效要件否定合同的法律效力，显然有违诚信、公平的法律原则，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发展。   三、关于先行判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本案关于股权转让合同一节事实查明后，法院考虑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需以股权转让行为生效为前提，所以对原告要求被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诉讼请求作出先行判决。先行判决生效后，被告张某、金刚公司至审批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审批机关将被告金刚公司的投资者变更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张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生效。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法院再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宜进行审理作出裁决。 
  以办理批准、登记手续为生效要件的合同，被债务人以不作为形式阻挠，无法生效，由此产生的利益严重失衡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司法界。这种不作为行为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背道而驰，主观恶意非常明显，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这种行为的性质以及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争议较大，往往以合同未生效为结论，对相对方的利益保护较弱，无法制裁违背诚信原则的当事人。本案采用先行判决的方式为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践经验。

5. 王某与某贸易公司跨境股权转让纠纷案判决结果是什么

2022年1月22日上午，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评选结果揭晓。经专家委员会评选，并综合网民投票结果，最终评选出“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及十大提名案件。王某与某贸易公司跨境股权转让纠纷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提名案件”。

2016年3月，为拓展境外钢材市场，开展贸易活动，案外人蒋某等九方投资人在中国境内设立某贸易公司，以贸易公司名义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钢铁公司，并已取得境外投资审批。鉴于埃塞俄比亚给予在该国公司持股的外国自然人免于办理签证的便利，故各投资人与负责经营管理的派遣人员王某在《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钢铁公司名义上由王某与贸易公司共同作为登记注册的股东，但实际上全部股权均属于贸易公司；王某同意为贸易公司代持钢铁公司的股份，如贸易公司决定更换代持人，其将无条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就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19年2月，贸易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名义股东王某的代持股权全部变更至贸易公司名下，但王某收到通知后未配合办理股东变更授权公证手续。故贸易公司起诉要求王某将股份无偿转让给其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判决支持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王某提起上诉。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就王某与贸易公司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问题，双方在书面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国法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王某与贸易公司之间对钢铁公司的股权存在代持合意，其应当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返还股权。但是，贸易公司要求王某配合变更股权登记，涉及公司股东的进入与退出，系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所以应当适用钢材公司登记地法律，二审中委托苏州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专家对本案所涉的埃塞俄比亚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查询并出具咨询意见，据此在查明并适用《埃塞俄比亚1960年商法典》的规定的基础上，认定判令王某限期作出股份变更登记手续的行为，不会因违反埃塞俄比亚当地的法律规定而无法履行。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判决作出后，贸易公司即将生效判决进行公证和认证，并与股东会决议等申请文件一并提交埃塞俄比亚投资局。2021年8月，埃塞俄比亚投资局接受贸易公司的申请，将王某在钢铁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至贸易公司名下。
企业海外投资引发的纠纷，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还必然涉及当地法律法规中对于外商投资的相关规定。本案正确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准确适用外国法，切实保障我国投资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仅对于推动两国司法互信具有重大意义，更是国际司法协助实践领域的重大突破。
专家案评团认为：
王某与某贸易公司跨境股权转让纠纷案，
保障投资人海外合法权益！

6. 上海外滩地王案的案件分歧

2012年年底，SOHO中国宣布，以40亿元的价格从“外滩地王项目”的老股东证大、绿城手中收购项目50%的股权。这一举措，引起了持股50%的另一个老股东复星的强烈反弹。复星认为，交易三方侵犯了复星作为大股东的优先认购权，并向法院诉请交易无效。
对于复星的“优先认购权”，各方的理解也存在差异:SOHO中国认为，通过收购“上级公司”完成的该项协议不涉及优先认购权的问题。潘石屹还透露:在证大与他们接触前，2011年3月复星就与证大和绿城接洽收购事情，为什么一直到2011年12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成交？复星与证大和绿城谈了9个月没有成交，是因为复星没有钱。
据复星方面披露，最初是复星希望收购少数股份，实现控股，而剩余股权由SOHO中国收购，但SOHO中国希望整体拿下50%股权，因此交易一直没有达成。当SO－HO中国介入后，复星认为自己拥有“优先认购权”，作为第三方，一直等待证大与SOHO中国双方明确的收购协议。就在正式签约前几天，证大向复星发来一份函件，向复星报价42.5亿元，要求两天内答复。
复星认为，这不是潘石屹的报价和条件，不符合优先权程序，因此没有回应。直到12月28日，证大通过临时董事会宣布SOHO中国40亿元收购后，郭广昌在当日深夜致电潘石屹，表示复星对潘石屹出给证大的这个价格非常感兴趣，希望给复星时间考虑。潘石屹表示，绿城资金链要断了，必须马上签。于是，12月29日SOHO中国与证大、绿城直接签收收购协议，这就也成为日后双方纠纷的导火索。 还有一份“母协议”的存在与否分歧较大，也成为双方争议焦点。
按照复星的说法，证大和复星签订一项“母协议”(《合作投资协议》)中明确规定，未经一方准许同意，其他任何一方不得转让项目的部分或全部股权。据复星披露，该协议时在2010年4月25日证大第一次向外界融资的时候签订的，正是这次融资，复星(30%)和绿城(10%)得以进入为“外滩地王”项目设立的合资公司中。复星的代理律师表示，“合资公司作为一个为特别目的成立的平台，从一开始所有人就被绑在一条船上了。”
然而，潘石屹在微博中表示:“这个《母协议》是根本不存在的”。
对此，复星方面则立即回应，“母协议”已作为法庭证据递交。对于该相关约定是否存在，另一个相关人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没有明确表态。但他指出，所谓“母协议”的精神是“因证大取得了复星最想要的项目，因此双方约定平等操作这个项目(绿城的股份全权委托证大管理，本质上就是证大和复星50%对50%)，证大负责操盘，复星负责政府关系和资金。” 按潘石屹的说法，“一年来我几十次主动和郭广昌电话、短信联系，也多次通过中间人与他联系，他一直坚持要我们答应5亿元补偿才能见面谈合作。”这也被外界理解为双方“闹僵”的原因之一，因为复星在“外滩地王项目”的前期投入较大。
对此，郭广昌反驳称:“5亿元的补偿等要求最初是潘石屹提出的，潘说，因为复星之前对这个项目做了很大的投入，如果股权方面50%对50%，他们愿意在股东贷款等方面做一些补偿，在他们签协议前半年的时间里，潘石屹提出很多类似的东西。但我的意见是，这些都可以谈，但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合作，复星一直与别人合作，能做大股东，也能做小股东，可跟潘石屹越谈越觉得大家价值观不合，根本没法合作，不是钱的问题。”
虽然同为被告一方，戴志康在微博中称，证大和绿城及时从外滩项目顺利撤退已是巨大成功，绿城转危为安，证大立刻转战南京，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很庆幸！对于目前的股权纠纷，他指出，“大家都是上市公司没必要打这样的官司，协商互谅互让是最好的办法。”

7. 最高法司法如何解释剑指公司治理五大模糊地带

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下称《解释》）有关情况。《解释》包括27条规定，涉及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等五大方面纠纷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法律人士看来，此次《解释》涉及的五个方面均是围绕公司治理中股东权利的保护而展开的，符合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等要求，同时也是对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公司决议效力等问题的回应，直击此前曾引发争议的公司治理五大模糊地带。

适当干预“铁公鸡”

一般而言，公司是否分配和如何分配公司利润，原则上属于商业判断和公司自治的范畴，但近年来，公司大股东违反同股同权原则和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排挤、压榨小股东，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损害小股东利润分配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公司自治。

为此，《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司法可以适当干预，以实现对公司自治失灵的矫正。

在A股市场中，上市公司连续多年不分红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40家上市公司在过去10年中未进行过利润分配，其中约30家
更是长达20年不分红。不过，这些公司大都解释称，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不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因此多年未进行利润分配，也未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

如果的确业绩不佳，不分红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公司业绩不错，管理层甚至领着过高的薪酬，却迟迟不愿分红，这种情况就需要司法适当干预。

事实上，证监会已对“铁公鸡”有所关注。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此前明确指出，证监会将对具备分红能力而不分红的公司进行监管约谈，督促相关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切实履行责任，支持上市公司履行现金分红义务。

细化优先购买权

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故公司法规定，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权利。但具体如何执行，公司法并未具体规定。

基于此，《解释》细化了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程序规则，明确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边界和损害救济制度。例如，转让股东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有权要求以实际转让的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该股权。

对于损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实践争议，《解释》认为，对此类合同的效力，公司法并无特别规定，不应仅仅因为损害股东优先购买权认定合同无效、撤销合同，而应当严格依照合同法规定进行认定。

事实上，在规模庞大的交易方案中，优先购买权一直有着颇为重要的分量，使用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通知、行使方式、行使期限等事项不明确，往往导致交易遇到困境。

2012年，复星因争夺外滩“地王”而起诉SOHO中国的案件便以优先购买权为突破。彼时，复星认为，绿城中国与上海证大联手将持有的海之门
（外滩“地王”持有公司）50%股权以40亿元的价格转给SOHO中国，侵犯了自己的地块优先购买权，要求废除上述转让协议。结果则是，该诉讼耗时长达三
年多，最终以复星收购该项目的全部股权，并放弃全部诉讼请求而结束。

谁能“代表”公司

对于公司诉讼地位的认识，《解释》也分列多条予以明确。例如，公司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监事会或者监事系公司机关，其履行法定职责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应当是公司直接诉讼，应列公司为原告。

此外，《解释》还对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胜诉利益的归属、诉讼费用的负担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例如，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
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

上述法律人士表示，《解释》明确公司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实则进一步界定了诉讼中公司的权责关系，而明确股东代表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等事项，则完善了股东代表诉讼机制，权责划分明确。

所谓模糊，也就是法律并没有好好明确规定，导致很多企业人走漏洞。

8. 潘石屹地王案是什么意思

潘石屹地王案，是2010年2月1日发生在上海的一件商业事件。

2010年2月1日，上海外滩8-1地块以92.2亿元的价格成交，成为上海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政府出让地皮。然而，拿下了“地王”的上海证大当时账上仅有5亿元，投标书显示，其银行存款加净资总额也不过30亿元，因此被外界质疑为“蛇吞象”。

随后，“地王”演变出一场纠纷，以致把包括复星、SOHO中国、绿城、上海证大在内的一众企业推上法庭。2013年4月一审判决——复星胜诉。

(8)上海外滩地王股权转让纠纷案扩展阅读

2015年9月23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双双发布公告，公布了重组上海海之门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协议，重组之后，复星国际将通过上海证大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置业有限公司(证大外滩)持有外滩8-1地块的全部股权。

根据公告，SOHO中国间接拥有50%股权的海之门，将以84.93亿元的代价向股东之一复星出售证大外滩全部股权。同时，SOHO中国间接全资附属公司证大五道口、绿城合升以及上海磐石所授予海之门的股东贷款，将悉数转让予上海长升，上海长升为SOHO中国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据此，海之门将向上海长升清偿贷款31.05亿元及应付利息14.80亿元，总额约为45.85亿元；复星国际亦于公告中提及，海之门也将向其归还股东借款40.19亿元以及部分利息1764.59万元，共计40.37亿元。二者相加，海之门合共需要偿还的股东贷款高达86.22亿元。

观点地产新媒体翻阅复星国际2014年度报告发现，海之门缴租注册资本10亿元，流动资产为24.78亿元，包括现金及银行存款为3.94亿元，其他流动资产20.83亿元。

综合上述股东协议，海之门虽然因出售外滩金融中心全部股权获得84.93亿元，却需要偿还86.22亿元股东贷款。出售了外滩金融中心后，海之门名下再无实质性资产，潘石屹当年斥资40亿元收购海之门50%股权，在四年后只剩下空壳。

另一方面，郭广昌在四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吞并这个外滩“皇冠上的明珠”，虽然需要支付的代价为84.93亿元，但是扣除将收回的40.37亿元股东贷款，实际只需要再支出44.56亿元。换个角度说，潘石屹此前31.05亿的贷款帮助复星国际完成了项目的建设和封顶。

9. 上海外滩地王案的一审判决

上海外滩8-1号地块。该地块北至龙潭路，东至中山东二路，西至人民路，南至东门路，上海证大于2010年2月以92.2亿元拍得，折合楼面价为34148元/平方米，两个数字刷新当时上海总价、单价纪录，故被称为“外滩地王”。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上海外滩地王股权纠纷案2013年4月24日一审宣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复星集团胜诉，被告上海证大、绿城中国和SOHO中国三方的转让协议无效。对此，SOHO中国、绿城、上海证大对于审判结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上诉。

10. 股权转让出现纠纷怎么解决

（一）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没有征得其他股东同意的处理
未依法征得其他股东同意而转让股权的行为，严格讲是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如果其他股东追认的，则转让仍为有效。此种情形下，纠纷一般有两类：
1、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而受让人起诉出让人，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以先将该诉讼情况通知公司，让其在一定限期内征求其他股东对该转让合同的意见，其他股东在期限内有超过半数以上股东作追认或不作相反意思表示（通知转让而不作否认，视为同意转让），且不同意转让的其他股东又不购买该转让出资的，或仅欲以低于转让合同价格购买的，判令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如在合理期限内有其他股东表示以相同或优于该转让合同的价格条件购买该股权的，则视出让人意思表示而定。如出让人在此期间转而与其他股东履行股权转让的，则原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可以要求出让方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已部分履行的应作无效处理，出让人还应返还其已收取部分转让款及法定孳息。但审判实践中，法院应以受让人在审理中变更原诉请而为之，否则法院只能仅就原诉请审理，或予以驳回其要求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而不必主动干预应由当事人自由表示的私权。如经诉讼中给予一定的追认征询期限后，仍未能满足现行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条件的，则该转让合同确认无效，继续履行不予支持，出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亦如前述，可按无效返还及根据过错赔偿损失的原则处理。
2、公司要求确认股东出让的股权无效。在审理中，应由出让股权的股东负责举证，在期限届满前如其能举证证明已向公司提出转让其所拥有股权并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请求，公司过半数股东同意转让，且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未作购买该股权的意思表示，或其所报价格的要求劣于现股东以外受让人所出价格条件的，则该转让合同有效。此外，如公司提起确认无效之诉时，出让人所转让的股权业已登记到受让人名下，则此种情形可视为其他股东已明知，并同意该转让。该转让合同也为有效。除此两种以外，转让合同无效。由此，继而引起合同双方当事人纠纷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区分合同内外关系，受让人与出让人之间的纠纷属转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公司与出让人之间的纠纷属转让合同一方当事人与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关系，故一般应另行成诉，处理中按无效返还并按过错赔偿损失的原则裁判。
（二）股权出让人是实际投资未到位者或抽逃投资者的处理
在此情形下的纠纷，一般也存在两类。一为股权受让人以出让人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或确认其为无效；二为公司债权人发现注册资金未到位，而要求出让人、受让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且前一纠纷往往因后一纠纷的发生而引发。在这类纠纷中，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审判实践中，应具体考察出让人对受让人是否构成欺诈来确定合同效力或是否属可撤销合同。如出让人转让股权时，对受让人隐瞒了其真实出资情况的，受让人可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或主张合同无效。如公司债权人因追索债权，而将受让人与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起诉的，审理中受让人又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则应告知其另行起诉。因后一案处理的结果为前一案处理的依据，故程序上应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中止前一案的审理。后一案处理中，如股权转让合同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则前一案中受让人不再为应承担责任的共同被告，债权人可申请追加出让人为共同被告，由出让人承担出资未到位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如债权人将出让人、受让人一并与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则受让人以欺诈为由主张转让合同撤销之诉，可在公司债务纠纷中合并审理。如股权转让当时受让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出让人出资不到位的真实情况而接受转让，或受让人知道该事由后放弃撤销权，或未按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期限行使撤销权的，则视为其已同意在受让股权的同时承受原出让人因该股权所存瑕疵而应负的责任，故而受让人不能因公司债务纠纷而再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在此情况下，应由受让人承担注册资金不到位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另外，因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作为市场主体而存在并运行的物质基础，公司设立时股东所负投资义务是公司法所要求的法定义务，出让人未尽出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并不能因股权的转让而当然免除，故对受让人所不能承担部分，应令出让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与其义务相适应的补充责任。
二、股权转让纠纷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处理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在我院审理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少疑难问题，主要涉及股权的确定问题、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及股权转让导致一人公司存在的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股权如何确定的问题。股权是指股东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所享有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权是股权转让的前提，转让人如不享有股权，自然不能进行股权转让。认定股权的存在，是审查股权转让效力的先决条件。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转让人都是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载明的、并享有公司合法股权的股东，但在极少数案件中，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转让人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了公司，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体股东共同约定不将转让人的名字载入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后来转让人将股权进行转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股权的存在并进而判定股权转让的效力?根据《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章程应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根据第31条规定，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并记载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股东的出资额。从上述规定来看，一般情况下，确定股东是否享有股权，应从其是否实际出资、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名册上是否记载其姓名或名称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就上述情况下，转让人是否享有股权，我们应该视股权转让是在股东间进行还是股东与非股东间进行而定。如果股权转让是在股东间进行的，虽然转让人的名字或名称并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也未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但是由于全体股东对转让人是实质意义上的股东并无异议，我们也应确认其股东的身份及其享有的股权;如果股权转让是在股东与非股东间进行的，即使转让人实际出资了，我们也不能认定其享有股权，因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上未记载其姓名或名称，其身份对外没有公示，也就不具有公信力，受让人可以以此进行抗辩。当然，如果受让人明知转让人股东的身份没有公示，经其他股东同意，仍然愿意与其交易，我们就应当尊重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认并维护既有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