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法重述第二次pdf

Ⅰ 什么是传统的侵权行为什么是新类型的侵权行为，二者如何界定以及二者的规则原则是什么

我们可以对这个侵权行为首先下一个定义，这就是：侵权行为就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造成损害，违反法定义务，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传统的侵权法 ，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物权，但是现代侵权法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个范围，就是说侵权的对象不限于物权这个范畴。因为随着多年来科技的发展等等，知识产权领域发展非常快，。而且知识产权的内容也发展得非常快，这样知识产权作为侵权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从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人格权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侵权的对象又扩大到人格权的领域。所以下面我想谈一下，就是在这个侵权的对象方面或者说侵权法的保障的范围方面，侵权法的总的发展趋势。这里面存这么几个趋势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趋势，就是随着人格权的扩张，当人格权和物权的保护形成了一种权利冲突的时候，侵权法的一个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应当向对人格权的保护倾斜。这一点，在两大法系我认为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很重要、很典型的一个美国案例，就是反映了这个侵权法在这个领域发展的趋势。这个案件就是美国伊那伐州的一个高级法院的一个案件，在这个案件里面，简单的案情就是这样，这个原告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有一次到这个被告的已经长期没有使用的小棚子，一个小屋吧，他想到里面去找一些水喝，结果等他刚刚把这个门推开进入这个屋子里面，被告就是这个屋子的所有人，正好在这个屋子里面收拾东西，那么当他发现原告闯进来以后，没有做任何的警告，马上就拿起枪把原告的腿打断了。那么开枪打断以后，被告的理由就是说他为了捍卫自己的物业，捍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他人的侵害，他有权自卫。但是原告在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这个案件引起了很广泛的争论。那么，这个争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一种观点认为，按照英美法古老的法律有一个规则，就是叫做禁止非法闯入。按照这个规则，就是说，任何人不得非法地侵入他人的物业，否则，所有人有权自卫。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对私人的物业而言呢，“风可以进，雨可以进，但是这个国王不可进”，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表达了对私人物业神圣不可侵害。那么，在个人物业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所有人可以采取一切防卫，包括开枪。这些都是合法的。另一观点认为，尽管原告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入，但是，当他进入到这个房间以后，他并没有对被告的生命构成任何威胁。被告在没有做任何警示的情况下开枪打伤原告，实际上是以伤害对方的生命健康权来捍卫自己的物业，保护自己的财产。按这种观点认为，当两种“法意”现在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原告的生命健康要求受到保护，另一种是被告的私人财产要求受到保护，当这两种权利受到保护的时候，侵权法应该优先保护的是生命健康栅L所以这个观点后来被这个法官采纳，他在这个判决里面表述了一段话，后来这段话为美国“侵权法重述”把它这个记载下来，而且直接规定到美国“侵权法重述”里面。他在这个判决里面他说，个人财产它必竟是私有的，是属于个人的，但是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人的生命的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一切利益。所以最后判决被告败诉，赔偿造成对原告的伤害的一切损失。这个案件就是体现了现代侵权法的价值取向，这个是叫做“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这是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的完整，他应当并可以说它应当置于财产权更为重要的位置。法律里面最高的”法义“，这是侵权法发展的第一个趋向。 第二个趋向，就是随着保护的权利的范围的扩张，责任形式随之而多样化，民事责任形式或者说侵权责任形式越来越丰富。传统上，侵权法的主要责任形式就是损害赔偿。这种损害赔偿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一般的损害赔偿。它主要是一种财产的损害赔偿，是基于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确定的这样一种赔偿，当你造成了我多少损害那么就应该以同等的财产来补偿，来弥补你给我造成的损害，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交易。所以损害赔偿它是保护财产的最有效的方法，原因就是在于它是一种体现了公平交易的一种补救方式，但是它这种方式的主要适用的对象是财产权，是物权。当侵权法的保护对象向人格权，向知识产权等权利扩张以后，那么这个责任形式就完全多样化了，不仅仅是损害赔偿，那么还包括比如说对名誉权的损害里面的恢复名誉、停止损害、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甚至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说赔礼道歉这种形式可能比损害赔偿更为有效，对受害人的补偿更为有效。受害人可能并不要求你做出多少赔偿，而只是希望你向他作出一个道歉，弥补心理上的一种抚慰，一种安慰。特别是，我想介绍在英美法特别在美国最近这几十年，在侵权法领域出现了比较广泛的，也比较多地运用的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它和我们刚才讲的一般的赔偿的区别，就是表现在：这种赔偿它主要是由法官做出的高于一般的财产损失的赔偿数额的赔偿。那么这种赔偿它针对的是故意的或者说恶意的侵害他人的人身的这种行为，某些情况下它也包括侵害财产，但是主要适用的是故意或者恶意地侵害他人人身这种行为。在很多案例里面法官说，被告毫不顾及他人的生命、财产，所以应当判罚为惩罚性赔偿。这个惩罚性赔偿出现有很多人也不理解，说为什么这样觉得不可思议。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损害赔偿存在一些缺陷。一般损害赔偿完全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也能体现实质正义的要求。一般的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补救的最公正的手段。因为一般损害赔偿是反映交易关系的产物，其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这就是说，行为人实施一定的不法行为致他人损害，应当根据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造成多少损害赔偿多少损失，从经济上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通过赔偿的支出购买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从这一点上来看，一般的损害赔偿实际上一种等价交换的转换形式，它充分反映了交易中的价值法则。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般的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最公正的方法和最有效的途经。然而，一般的损害赔偿毕竟不能够公正地解决各种民事违反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纠纷。但毕竟此种规则考虑的只是损害事实的判断，而没有考虑到在赔偿能力方面因为社会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差别。这就使它不能完全兼顾到个别情况下的实质正义。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实际损害以金钱价值计算的困难性，法律上对损害赔偿的限制以及因贫富的巨大差距导致加害人对其支付的赔偿毫不在意，这些都决定了一般的损害赔偿在许多情况下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同时也不能完全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所以，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弥补一般损害的缺陷、实现实质正义的一种方式、方法，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惩罚性赔偿运用得特别多就是像打架，打人这种行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种案件，比如说打了一拳，受害人到法院去告，法官说就是打了一拳嘛，是吧，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必要到法院来起诉，觉得这好像都不值得。有的出现了，到法院以后，你说你把医药费拿出来！医药费证明拿出来，那么医药费就是50块钱，挂号费，打的费，最后就赔偿50块钱。所以被告说如果我早知道就是赔50块钱的话，我还不如真多打几耳光。一般的损害赔偿的弊病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一般的损害赔偿是公平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对一些特殊的案件，可能，它不一定是公平的。这就是民事的现象非常复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例外情况下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是有它深刻的原因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我也曾经呼吁，就是说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案件里面，考虑是可以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那么，随着责任形式的多样后，这样，又产生了对侵权法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侵权法责任形式就是损害赔偿。因此，我们把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法在民法上又称为叫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或者，就叫侵权损害赔偿。为什么大陆法系要把侵权法放在债法里面，原因就在于它产生的就是一种损害赔偿之债。受害人是债权人，加害人是债务人，受害人有权请求债务人赔偿损失。因此，它要适用债法的一般规则，但是，因为责任形式多样化以后，侵权行为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之债，还包括多种责任。这样，就决定了传统的民法典，整个大陆法系民法典在侵权法的构建，体系的构建上，现在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就是说，还是用传统的债法来包容侵权法，这个已经是不适应侵权法发展的趋势了。所以，我们正在制定的民法典，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突破大陆法的体系，使侵权法从偾法里面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专门的领域，就是相对于合同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法律平行的这样一部重要的法律，我们把它称为侵权行为法。这可以说是对大陆法体系的一个重大的变革。那么，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责任形式多样化了。 第三个发展趋势，就是这个侵权法保护的人格利益的范围，发展得非常快，而且扩张得也越来越宽泛。不仅仅是在法律上逐渐确认了有关象名誉、肖像、隐私等等这些人格具体的人格利益，而且现在又出现了所谓一般的人格利益。这个主要在德国法出现的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我的理解，实际就是要解决具体人格权在列举具体的权利方面的不足，实际上要起到一个“底‘’条款的作用。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民法通则列举了各项人格权，但是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人格权。比如说最重要的，现代社会最重要一种人格权，非常重要的，这个隐私权，在我们的民法通则里面就遗漏了。这就是具体人格权的例举方法必然造成的弊病。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法律上就是要通过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来形成一种底余款，我们建议我们的侵权法和人格权法应当采用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身体完整，这三句话作为我们一般人格权的定义。任何新的人格利益出现以后，既使他没有在法律上确认为一种人格权，但是可以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身体完整这样的一般人格权来概括。所以，也为法官对这些人恪利益提供保护，进行保护也提供了依据。这里，我想也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个隐私权的发展也非常快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侵害隐私的工具和手段也越来越先进而且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比如说这个高倍望远镜，什么针孔摄像机，那么这个什么透视的照像机，都对个人的身体的隐私等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通过计算机，通过网格来收集个人的信息，也越来越容易，同时对个人这种隐私的信息的传播，也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一且这个在网上发布个人的隐私以后，它是向全世界传播，而且可以无数次地下载，这个侵害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大多都在制定有关电子商务以及制定有关计算机的这些法律的同时，专门颁布有关法律保护个人的隐私。有人说这个计算机的保护，对网络信息这些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或者说他的重要方面就必须要包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学者说隐私权可以说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权利。如果我们说，对政府现在是越来越要求他公开透明，但是对个人，我们是要求越来越保护个人的隐私。这可以说这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总之，这个侵权法保护的权利范围尽管扩张了，但是我们都可以说用这个把它和违约行为相区别，仍然我们把它限定在绝对权的范围。所以我们说侵权行为，首先，我们认为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侵害财产、人身、知识产权等绝对权的行为。 我们要给侵权行为下得第一个定义是：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等绝对权利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的法律确认了引诱违约、第三人侵害债权等制度，开始将第三人对债权的侵害作为侵权行为对待，这是侵权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侵权法对债权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就对外效力来说，债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都具有不可侵害性，如果第三人基于故意和恶意侵害该权利之后，债权人有权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在第三人故意侵害债权的情况下，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形成为一种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因此不能用合同相对性的规则来否定 债权人对第三人所享有的侵权法上的权利。然而，债权毕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侵权法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对其进行保护，因此在法律上不能以例外保护的存在而否认侵权法对绝对权的特别保护。 我们要给侵权法下的第二个定义，就是侵权行为也是一种因故意和重大过失侵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的行为。现代侵权法为了强化对公民的保护，那么，这也是现代法制的基础，这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个保障的范围越来越宽泛，它还不仅仅限于对绝对权的保护，还包括了对一些尽管没有形成为权利、法律上正式确认它是为一种权利，而只要可以在侵权法上能够提供救济的各种利益？所以现在两大法系在我看基本上在这点上总的趋势完全一致，就是任何一种新的案件出现以后，只要法官认为这种利益是在这种权利尽管或者是利益只要它能够在民事上，在民法上提供一种补救，或者换句话说能够找到一种补救措施，那么，就有可能把它作为侵权对待，把它作为侵权的对象，并且对他进行提供对受害人的这种利益进行保护。除非是不能提供一种救济，这个就像我们讨论报纸上前一段出现的很多案件，实际上，我觉得法官都判决要求赔偿，这个实际上我认为是符合了这个趋势。比如说一家里的父亲去世以后，骨灰盒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的话哩，正在开追悼会，全家召集了亲朋好友开追悼会，而且也哭得非常的伤心，突然，殡仪馆的找来了。说这个骨灰盒拿错了，什么原因拿错，是他们把它拿错了。那么，全家就非常地气愤，就说这个我们在一起开追悼会啊，非常伤心，哭了这么半天，谁也不知道究竟哭的是谁。后来，在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但是，这个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说不清楚。实际上是一种合法利益的侵害。再比如像上海出现的那个案件，小两口刚刚分得一套房子，装修，请这个装修公司装修。那么，一个装修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想不开，在那个装修的房子里面上吊自杀了，后来，小两口就告了装修公司，要求赔偿，原因说自从他上吊自杀后我们就再也不敢进到这个房间去了。造成了损失。但是，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啊？侵害了财产权利？他这个房子也没受到任何损害。侵了人格权啊？健康权啊？好象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最后法官还是按侵权做出了赔偿

Ⅱ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的重述（restatement)是什么意思

象明月说的那样，美国的这种重述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修订是有立法权的立版法机关对权法律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的修改和更新。这就是两者的最主要区别。
重述一般会涵盖一定时期内美国法律的一些重要理念，理论的产生和变化。很多对美国法律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法学家的理论会被记录在这种著作中，由于权威法学家的学说有时候会被作为法律的无约束力的渊源，如果被立法者所采纳的话就会变成有约束力的渊源。所以这种专家意见很受重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Ⅲ 美国产品责任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美国产品责任法概述

根据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规定，产品责任是指“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因其制造和出售有缺陷的产品而使该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及第三者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进行赔偿的法律责任”，调整这种法律责任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就是产品责任法。

按照有关美国法律的解释，产品责任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产品责任法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法的特点。由于美国有的州法认为产品责任的承担可以建立在完全独立的严格责任基础之上，这种严格责任既区别于过错责任，也不等同于一般侵权法上的无过失责任，受害人可以仅通过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并且这种缺陷造成了对受害人的损害，而无须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对缺陷的存在具有过失，即可请求他们给予赔偿。因此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一种以严格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的特殊的侵权行为法。

美国的产品责任的立法表现形式多样，既有习惯法(common law)，又有成文法(statute law)，包括联邦产品责任法、各州产品责任立法及判例以及适用于各州的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判例，也包括对司法实践有着指导作用的有关产品责任的示范法。为了统一各州产品责任法，美国商务部于1979年1月公布了《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 (Model Uniform Proct Lability Act)，作为专家建议文本，供各州在立法及司法中参考适用。此外，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下设的消费特别委员会于1982年公布的《产品责任法草案》以及美国法学会编撰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1965年版)在统一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97年5月2日，美国法学会通过了新的产品责任法重述——“法律重述(第三次)，侵权：产品责任”，标志着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Ⅳ 债权的构成要件

理论上说来，债权既然为民法上权利的一种类型，根据债权侵权行为三要件说，债权侵权行为的要件包括损害、因果关系与过错。上述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当然也应适用于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认定。只是由于债权相对性带来的非公示性以及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非直接性，学者们在讨论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时，标准比侵害物权时要严格得多。这主要体现在对行为人过错的认定方面。
过错按其形式，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但对于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而言，行为人的过错是否包括过失，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如日本学者林良平等认为，侵害债权的归属，第三人具备故意或过失，均可成立侵权行为责任。但这种观点被多数学者反对，理由主要是债权本
身不具备“社会公开性”，第三人有时很难知道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的债权，如果一旦第三人的行为客观上妨碍了债务的履行，要求其承担根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如果以过失作为侵害债权的责任构成要件，第三人实施了任何妨碍债务履行的行为，都可能构成侵权，这将会严重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妨碍自由竞争的展开。因此，将侵害债权的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过错限于故意或恶意，无疑是合理的。故意是侵权行为成立的主观要件，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结果，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在侵害债权中，故意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行为人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债权的存在。只有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行为人才能预见到行为的结果，行为人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是侵害他人债权责任成立的前提；第二，行为人意欲侵害债权人的债权。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认识到其行为将发生损害他人债权的后果，同时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追求此种后果的发生，这就意味着行为人在实施侵害行为时，其行为具有明确的指向。
将学者以上对侵害债权行为过错的界定与一般侵权行为过错理论进行比较，可清楚地发现，侵害债权的过错不仅不能包括过错的过失形态，甚至也不能包括故意形态中的放任，因此其构成是最为严格的。在此前提下，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成立侵权责任，当无疑义。但在有些情况下，第三人的行为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行为人也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但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此听之任之，视而不见。在此种情形下，对债权的损害乃是第三人行为必然或自然的结果，但是第三人事实上并无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主观意欲，此时是否一定不能构成对债权侵害的过错，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肯定的判例如在EihornV.WestmountInvestmentLtd.案中，控制Westmount投资公司的三被告，将公司唯一有价值的资产转让给新成立的关联公司，致使Westmount公司对原告的金钱债务履行困难。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法院不予认定，因为法院认定被告是在公司授权范围内忠实行使职权，被告转让资产所追求的效果并不是逃避对原告的债务。但即使如此，法院仍判决被告承担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该案中，被告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显然是放任自己的行为对原告造成侵害，但从公平正义角度考量，被告的行为具有可非难性，因此让其承担侵害债权的侵权责任是合理的判决，这一判决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成。
与此相反的是一物二卖的情形。例如，甲卖乙买，其合同订立在先，丙明知该合同的存在，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高价抢购，丙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乙的债权，主观上是放任这种损害。但我们不能判定丙构成对乙的侵权责任。因为债权不具有排他性和优先性，数个债权可以同时并存，并不会因产生的时间先后而有优劣之分，这是由债权本质所延伸的基本理念。债权的这种特性导致行为人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债权，并不必然构成侵权，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有违市场规则和公序良俗时，也即行为人行为具有可非难性时，才可认定。《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也承认双重买卖，其66条就规定，故意与债务人订约，致使债务人不能同时履行两个合同而对前合同违约，并不构成引诱违约。但《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并非官方颁布的成文法典，它只是由学者起草，供各州参考的范本，因此在美国实际判例中也存在着对立的观点。
所以，如果将侵害债权的过错仅限于故意中希望的情形，则会使相当多的侵权行为得不到规范，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而如果我们将侵害债权的过错界定为包括故意中的希望与放任两种情形，则会使第三人相当多的正当行为受到限制，从而限制了第三人的行为自由。由此看来，大陆法系习惯上的对构成要件的抽象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力所不逮了。反观英美法系，虽在从判例归纳出一般原则时意见未能一致，但在审判实践中，他们使用类比技术与区别技术，从法官自身的“良心”出发进行审判，具体个案的判决结果倒是大多符合社会的一般公平观念。这就为我们对侵害债权的认定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既然无法找到一条区分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成立的明晰而固定的标准，我们是否可以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个案判决中引入习惯、善良风俗等抽象标准，然后以司法实践指导立法，进行具体侵害债权行为的类型化呢？
善良风俗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并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借鉴，很多国家或地区在判定第三人侵害债权时，援引的正是这类条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184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学者认为，债权应该受到该条后半段的保护。而该后段其实也是关于背俗侵权的规定。背俗侵权条款属“概括条款”，与一般侵权相比，主要特色有二：一是其保护的利益，除“权利”外，尚包括其他利益；二是侵害行为须出于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主观归责要件较为严格。1997年“台上字”
3760号判决认为：“（184条）规定前后两段为相异之侵权行为的类型。关于保护之法益，前段为权利，后段为一般法益。关于主观责任，前者以故意过失为已足，后者则限制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因此以故意背于善良风俗作为要件，可以对侵权构成加以合理限制，使侵权责任不致过于广泛。对于善良风俗的理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德国帝国最高法院对善良风俗的解释为：“所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理智感觉”。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善良和合理思想”本身也需要一个定义，以回答人们的追问，即谁是那个有“善良和合理思想”的人呢？拉伦茨认为，善良风俗既包括了法制本身在内的伦理道德价值和原则，也包括了现今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的行为准则。不管怎样，善良风俗系指一般道德观念而言。这种社会道德观念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因而侵权行为法可籍此而与法律外的社会体相联接，而适应社会的变迁。
由于背俗侵权属“概括条款”，而善良风俗又是一个相当不确定及高度抽象的概念，非常灵活，具有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之中的功能，因此在运用中，需要在具体案件中通过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其进行价值补充。事实上对包括背俗侵权在内的一切侵权的认定，很多情形下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根据所谓的客观事实，而主要根据的是法学家（或者法官）本人内心的公平正义信念，即法学家（或者法官）从自己所理解的“既定”的社会正义分配方案出发，“决定”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然后再予以论证的。所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审判活动中都是必须的。只是为了促进法律适用的稳定性，我们有必要在法院适用该概括条款形成案例后，对案件进行比较与类型化，以便在对侵害债权进行认定方面，建立完整的裁判体系。

Ⅳ 飞机坠落如何赔偿的问题

包头“11·21”空难中遇害的地面人员有权获得赔偿 包头“11·21”空难，造成了机上5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1名地面人员也在空难中死亡。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赔偿工作，有关保险公司已经开始赔付。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空难中因飞机失事造成一名地面人员的死亡，其家属有无赔偿请求权、向谁主张赔偿以及应当得到哪些赔偿。笔者认为，由于飞机出现坠毁事故，导致地面无辜第三人死亡，第三人的近亲属作为飞机坠落的直接受害者，享有赔偿请求权。东方航空公司作为航空器的经营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受害人因此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一、对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损害给予赔偿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当今民用航空交通工具普遍使用的情况下，作为航空器经营人的航空公司应充分重视航空运输质量，保证航空运输安全，但航空飞行是一种高度危险作业，航空事故还是无法避免甚至还屡屡发生。所以各国均在立法上保障对因此造成旅客和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如在美国法上，航空飞行从一开始就被毫无疑问地视为异常危险行为（所谓异常危险行为,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那些在那个时间、地点和环境下被认为是不寻常、很危险的行为,不管行为人多么谨慎和小心,都不可能排除它给人或财产带来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对于因航空飞行对地面或者水面第三人造成的损害，不论是人身伤害还是财产损害，受害人都可以基于异常危险行为的严格责任向加害人主张损害赔偿。（《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第520Ａ条）。在法国，除民法典第1384条第1款所作的一般性规定外，还有航空事故特别法上的规定。法国法上的航空事故责任最早规定于1924年5月3日的《航空交通法》。根据该法规定，航空器在飞行中因失事或从航空器上落下人或者物而造成地面第三人损害，航空器的营运人应对此负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在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造成的情况下，航空器的营运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始能减轻或者免除。现行的法国《民用航空法》吸收了1924年《航空交通法》关于航空事故的规定，不同的是现行的《民用航空法》特别强调了不可抗力的不可免责性。认为除不可抗力外，不得从飞行中的航空器向外抛货物，并且对于因不可抗力而向航空器外抛货物而造成地面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的，航空器的营运人应负赔偿责任。因此，一般认为，法国法上的航空事故责任是“严格化了的危险责任”，不可抗力、意外事件以及第三人的行为均不能成为加害人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只有在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造成的情况下，航空器的营运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始能减轻或者免除。1952年10月7日在罗马签定的《关于外国航空器对地（水）面上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公约》（本公约于1958年2月4日生效，我国尚未加入）第一条规定“经证明，因飞行中的航空器或者从飞行中的航空器上落下的人或者物，造成地面（包括水面）上的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获得本公约规定的赔偿；但是，所受损害并非造成损害的事故的直接后果，或者所受损害仅是航空器依照现行的空中交通规则在空中通过造成的，受害人无权要求赔偿。第二条规定“本公约规定的赔偿责任，由航空器的经营人承担。”总之，对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损害给予赔偿基本上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法律和有关国际航空运输公约、条约、协定、惯例等规定的通行做法。二、我国对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损害的法律规定美国法上的“异常危险行为”，大陆法上的“危险行为”，在我国称为“高危险作业”，是指从事对周围环境具有异常危险的行为时所承担的无过错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因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或者从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落下的人或者物，造成地面（包括水面）上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但是，所受损害并非造成损害的事故的直接后果，或者所受损害仅是民用航空器依照国家有关的空中交通规则在空中通过造成的，受害人无权要求赔偿”；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上述赔偿责任由民用航空器的经营人承担；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了免除或减轻经营人责任的情况即“应当承担责任的人证明损害是完全由于受害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过错造成的，免除其赔偿责任；应当承担责任的人证明损害是部分由于受害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过错造成的，相应减轻其赔偿责任。”；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了民用航空器的经营人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责任担保；另外，该法在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了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损害赔偿的例外，如“为受害人同经营人订立的合同所约束的损害”不适用于上述规定损害。三、受损害的地面第三人或其近亲属可以主张的赔偿事项 纵观在世界上发生的空难或飞机失事赔偿案中，社会对受害人都予以最大程度的同情，法律也都在允许范围内向受害人作出倾斜。在财力雄厚的航空公司引发的航空灾难中，受害人往往没有任何过错，特别是对那些地面上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无辜的第三人而言更是如此。不应该让遭受“飞来横祸”的弱者去承受过多过重的责任，法制社会应给予受害人全面的充分的法律救济，责令加害人给予足够弥补受害人全部损失的赔偿。在航空事故中，对旅客的人身伤亡，大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了最高赔偿限额（包括我国已参加的《华沙公约》以及世界上大多数航空公司参加、签定的吉隆坡《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关于旅客责任的承运人间协议》等），但对地面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规定却不尽相同，有的有限额规定，有的没有限额规定(有的国家对第三人侵权的赔偿是一般客运赔偿额的二到四倍）。我国的《民用航空法》对第三人侵权没有规定赔偿限额。而对旅客身体损害的赔偿，实践中执行的只有1993年11月29日国务院修订后发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根据此规定，对旅客死亡的赔偿最高是7万元。但这也只规定旅客在航空器内或上下航空器过程中死亡或受伤的赔偿限额。椐此，笔者认为关于国内航空运输中对第三人侵权的赔偿，法律甚至法规无赔偿限额的规定,应当依据《民法通则》和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计算赔偿数额。根据《民法通则》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包头“11·21”空难中死亡的无辜第三人的近亲属，享有向作为航空器的经营人东方航空公司请求赔偿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具体包括：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需要说明的是，如经调查，机场在飞机坠毁事故中存在指挥、通讯联络上的过失或飞机本身存在质量瑕疵，那么机场和飞机的制造商作为共同侵权人都有可能成为赔偿义务人。同时，依照我国《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民用航空器的经营人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责任担保。但赔偿权利人对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请求并不以后者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责任担保为前提，后者也不能仅在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或者责任担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当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在法律没有作出例外规定的情况下，实行全面赔偿。我们在来看看法航空难赔偿，对于遇难者的赔偿问题，根据国际公约，即使航空公司没犯任何错误，也应该对失事航班遇难乘客的家人给予赔偿。以上条款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中所规定的。该公约以被91个国家接受，包括巴西和法国。根据公约，赔偿最高金额为每名乘客10.9万欧元。另有消息称，一位中国乘客是中国人保寿险的客户。其家属可能得到960万元的保险赔付，这将是中国保险史上赔付最大个人保险赔款。

Ⅵ 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

共同侵权行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意思联络的版共同侵权行为。权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就是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即数人基于主观上的关连共同而侵害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这种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包括实际行为人、教唆行为人和帮助行为人。2、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对于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视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人既没有共同故意又没有共同过失，实施的行为直接结合，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侵权行为。这里所谓的行为直接结合，实际上就是客观的关连共同。3、共同危害行为。共同危害行为就是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权利危险的行为，并且已造成损害结果，但不能判明其中谁是加害人。对此，本文专门设立一个题目进行讨论。4、团伙成员。团伙组织的成员的集合行为，是指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如果没有团伙的集合行为则可以避免造成损害的结果发生，如果该集合行为可以归责于该团伙，则该团伙的成员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

Ⅶ 侵权法重述第三版

美国法律研究院，由法律学者、法官与法律实践者组成的杰出团体，多年来一直编纂各种法律“重述”，即对美国法的详尽、权威的总结或过滤。这些总结在诸如侵权、合同与财产等普通法领域特别具有价值——在这些领域，法律规则散见于成千上万的司法裁定，因此很难查找、掌握。美国法律研究院的重述因此对美国法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正如司法裁决书对重述的大量引用所反映的那样。译成中文后，这些重述将为中国的法学院学生、学者、法官和实践者提供一个对美国法的准确、高效的指南。

——理查德·A·波斯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庭首席法官（1993—2000）、法官（1981—1993；2000至今），同时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美国法律研究院的各种重述是许多在多种法律领域内最有才干的美国学者与实践者长期、认真合作的结果。寻求其他法律制度的智慧结晶的中国法律改革者应为这些富有学术性与影响力的书籍目前已开始被译成中文而感到幸运。没有人应该声称美国的经验与解决办法必定适用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一法律文化与问题。但是，如果比较法的一个功能是开扩视野、启发思考，这些新的译文便应该受到我们中国同事的广泛欣赏。

——杰罗姆·A·柯恩，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创建人暨首任主任（1965-1981）、副院长（1975-1978）。

Ⅷ 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二版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

《侵权法重述：纲要》是2006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肯尼斯·S·亚伯拉罕，阿尔伯特·C·泰特，许传玺等。该书主要有研究院特别编制的案例总结，以及对人、物等的侵权行为进行了相关解释和介绍。

Ⅸ 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局限性和合理性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principle of the autonomy of will)，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合同准据法的一项法律选择原则，是国际合同领域法律适用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十六世纪由法国人查理•杜摩林提出。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现已成为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理念，涉及到国际私法的方方面面。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同时，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也进行了限制，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没有限制便无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法律上所讲的自由也必须是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所保护的自由。随着传统意义上的意思自治的衰落，国际私法体系也不断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不但未衰落，反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理论
1、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
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从民法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有的学者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认为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私法主体有权依自己意志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也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双重含义，即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还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就是合同自治，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包括缔约自治、履约自治、内容自治、形式自治和违约补救自治。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一个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所谓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处理与自己所从事的民事活动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不受国家或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意思自治原则必须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首先要公平、公平，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恶意欺骗对方当事人；其次是它必须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不能造成法律规避。其主要表现为，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仅对基于自己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而负责。换句话说，意思自治要受到限制。
2、国际私法领域内意思自治原则的形成发展
（1）早期阶段（16、17世纪以前）
私法（或民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意思自治原则也不例外，它是起源于罗马法的。但这种起源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换言之，罗马法孕育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思想和精神，但并未提出意思自治的概念，并未将意思 自治抽象为私法原则。事实上，意思自治说产生时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说”（T he Theory of autonomyof the arties）, 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学家查理•杜摩林。杜摩林认为，对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的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可见，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为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2）充分发展阶段（18、19世纪）
18、19世纪，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思自治原则在当时政治、经济诸要素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基本确立。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意思自治的形式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政治上，19世纪欧洲大陆的资本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它的建立也为意思自治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上的前提。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倡导平等、自由、人权、博爱，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学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被广泛传播，尤其是社会契约论，已成为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
（3）完善阶段（20世纪至今）
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张适用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越是晚的国际私法立法，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场合便越多。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部国际私法典，而该法典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也最为广泛。而且，正是这部法典，受到了各国冲突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被誉为是包含了目前最优的确定法律选择的原则。综观各国立法及判例，目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经在下列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夫妻财产关系、继承、物权、侵权行为、不当得利、信托以及司法管辖、国际商事仲载，等等。
3、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领域
就其内容而言，意思自治的核心是当事人的自治，是自由实现的主要法律形式。
民事立法对意思自治的规定体现在许多方面：（1）可以提供选择的机会，增加自由选择的效能。即用共同规则的形式，预先为民事者设定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以规范民事者的自由民事行为； （2）为民事者自由意志的外化，排除人为的不正当障碍，以保证民事行为的自由开展；（3）把自由上升为受国家强制力保护 的客体，使之成为“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4）在具体民事活动中，法律保护民事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伙伴、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形式、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内容等。
同时意思自治还表现在民法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在所有权领域，则表现为所有人得依法任意处分其财产；在契约领域，则表现为契约内容、契约形式、契约对象等方面之充分选择自由；在婚姻家庭继承领域，则表现为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遗嘱自由等；在民事责任领域，则表现为自己责任，即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由自己独立承担。但意思自治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合同领域，表现为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从萌芽到发端，从兴起到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历史原因，曾经的辉煌与曾经的冷落都是历史使之然，都只印证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应有地位。
4、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意义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意思自治无论是在传统私法中还是现代入私法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
意思自治说的直接法律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
从更深远一层说，意思自治理念肩负着呼唤人类自由本性，打破封建等级制度枷锁的历史重任，顺应了近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蕴涵的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的价值取向，要求以权利制约权力，公民权力存在的目的只不过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它有助于解放封建宗教神学桎梏的人性，更新伦理法律观念，对建立近现代民主国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及实施现状
1、意思自治原则运用及实施的理论依据
意思自治原则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在合同法领域引起的争议也最大。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分歧中有一种就是关于什么是首要原则的争论，即主观论和客观论的对立。
主观论认为，在合同中当事人既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协议创造某种权利义务，他们当然有权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法律。
客观论认为，合同的有效成立及效力是与一定的场所相联系的，因而合同应适用何国法律不能完全根据当事人自己的选择，而应根据合同与一国或哪几种有最密切联系的客观标志来确定。
相比之下，客观论的渊源较早，后被主观论取而代之。但是近来，客观论修正后卷土重来，人们又倾向于在主观论的基础上，吸收客观论的合理成分，将二者加以结合，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合同自体法理论即其中一种。
合同自体法（the proper of the contract）的名称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来，关于具体内容，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韦斯特来克指出，合同自体法是支配合同内在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是与合同有真实联系的法律。戴赛和莫里斯的著作称，合同自体法是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明示时，根据合同的条款、性质和案件的总体情况推断当事人会意图适用什么法律，如果当事人意图不明确，不能通过情况推断的，合同受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支配。威希尔和诺斯教授也基本上持这种主张。这种确定方法也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该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既肯定了意思自治原则，又补充了意思自治的不足：对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作出规定。后来《美国第二次冲突法》、1951年《比荷卢国际私法条约》、1980年欧共体《合同债务法律适用公约》、1986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也采用了该种方法。
2、各主要法系国家中意思自治原则地运用及实施现状
在解决国际私法案件中的法律冲突时适用意识自治原则，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均采用的方法，但具体理念有一定差异，现以合同为例做以分析。
传统的英国国际私法理论主张无限制的意思自治。该理论允许当事人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其合同关系的准据法，这个法律可以与合同毫无联系。但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行为及所选法律的范围同样有条件限制：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必须合法，不能排除有关公共秩序及国家重大政策的强行法律规范的适用。此外，当事人选择合同准据法必须是善意的，必须有合法的目的，并且是合法产生的，不存在规避公共政策的意图。因而，所谓无限制的意思自治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
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十分强调合同与准据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求当事人不得选择与合同毫无实际联系的法律，这被称作有限意思自治。如，波兰1926年的国际私法规定，当事人合同准据法的选择只限于当事人国籍所属国、住所地、合同缔结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的法律。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187条第2款也指出：允许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准据法，但当事人在选择某一法律时，必须有一种合理的依据，这种合理的依据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或合同与所选的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合同或在那里缔结，或合同谈判在那里进行，或合同在那里履行，或合同的标的位于该地，或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国籍、营业地在该地。否则，选择被法院认为无效。
3、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便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我国《合同法》分别从第三、第四、第八条，从不同的角度对合同自由做了阐述，对意思自治作了展示。其中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为合同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意思自治是平等的必然延伸；只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才谈得上意思自治，否则建立在特权和歧视之上的意思自治也只是徒具形式的自由。《合同法》第四条虽没有明确使用合同自由的字样，但却不折不扣的载负着合同自由的精神，是关于合同自由最为明确的规定。而第八条强调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受法律保护，更是提高了合同自由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这说明我国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首用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同时也接受了合同自体法的观点。但是这些规定都是原则性的，仅体现我国立法承认了意思自治原则在私法领域的重要地位，还需要在实务中不断发展。

浅论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shu1000.com 三、世界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及原因
1、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
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单从经济发展史来说，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逐渐被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所取代，市场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经济学说的推陈出新，使得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诘难与批评，各国都在立法中对其进行了限制。
2、对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对意思自治的弘扬和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的、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所谓的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康德认为：“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因此可以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法律上所讲的自由也必须是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所保护的自由。“个人自由必须制约于这样一个限度内，即必须不使自己有碍于他人。”从法律的角度讲，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自由是一种权利，而限制则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的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2）对意思自治进行限制的另一个原因是任何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受制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的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适当限制。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妨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因此，行使各个人的自然权利只有以保证社会的其他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为界限。”对自由限制的主要途径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限制，恰恰是因为自由是通过法律才得以固定下来的，法律是利用自身强制的力量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由。只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人权宣言》也认为行使各人的自然权利的“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当然，国家权力对个的自由的干涉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
（3）就民事关系而言，自由民事同时也就意味着应当是正当的民事、合法的民事和有序的民事。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为在阶段社会中，个体的利益和要求只有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利益相结合，才能形成为国家和法律所认可的普遍的社会利益。这种民事不但不会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反而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就是明证。这也正是国家必须把自由民事活动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的主要原因。
四、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趋势
合同准据法经意思自治原则为首要原则，目前国际上已无太大争议，我们必须注意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即它向合同以外领域的扩张适用。在不同领域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优点在于：（1）它是针对传统冲突规范，尤其是其连结点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改进措施。（2）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实现国家保护弱者和受害者的政策取向。（3）在某些国家，扩张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应用是为了增加适用法院地法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内国法院对案件的行使管辖权的机会。（4）回避主权者意志的自治原则，符合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主观愿望，也符合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客观要求，并且有着不同于其他法律适用原则的特殊优点，因而对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的解决有着独特的意义，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在合同自体法中，人们对意思自治原则加以限制，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对它的补充，已被广泛接受。基于这一理论，是英国学者在19世纪初提出来的一种名为“适当法理论”（the proper law doctrine）的冲突法学说。它发端于合同法理论，而后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其宗旨 以“适当”为原则来确定准据法，以期公正地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合理地裁决当事人各方面之权利和义务。它提出的“当事人意图”和“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实际即“适当”原则的具体化，是为确定“适当”的准据法所提供的准绳。它强调依据涉外民事关系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反对传统冲突规范的僵固性和封闭性。“适当法理论”的形成和演变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反映人们对法律的公正与合理精神的追求，为正确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它以其特有的体系、原则和方法，在学说林立的冲突法学说领域独树一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各国的冲突法产生着愈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意义和价值是如此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以致被认为是英国学者对冲突学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概括地说，不论在自由意志可以起作用的领域，还是在不包含意志因素的领域，适当法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除合同和侵权领域外，适当法在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所有领域，如无体财产的转让、遗嘱的处理、婚姻的实质要件、夫妻财产制度等领域也都是适用的。从发展趋势上看，适当法所适用的领域在逐渐扩大。从另一角度讲，适当理论是对意思自治原则补充的的完善与发展。
毫无疑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仍在继续发展着，其内涵将愈益丰富，其适用将愈益广泛。因为，国际私法就其本质而言毕竟属于私法的范畴，而私法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当事人实现自己的正当意愿和合理期待。私法如果不实行自治，便不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功能。国际私法只有秉公私法自治的精神，才能切实实现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适当调整，并使其本身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Ⅹ 个人隐私被人偷看违法吗

他的行为完全违法了 我给你摘抄了一部分这方面的知识 你自己看看吧

劝你以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隐私权是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属于民事权利，为私权。世界各国对于隐私权利的保护、研究非常重视，许多国家把隐私权列入民法典，直接予以保护，还有一部分国家概括保护，在出现隐私权被侵害时，根据判例和法规直接保护。我国民事法律发展较慢，对人格权的研究更为落后。由于民事法律中没有条款保护隐私权，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非常普遍，审判实践中，侵害隐私权的案件呈上升趋势，为顺应世界民事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注重了对民事法律研究，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隐私权保护问题更加突出。笔者只能运用所学的一点浅薄的理论知识，结合实践经验，对我国当前隐私权保护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法律保护制度，浅见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思考。
一、引言
民事权利的保护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用民事保护方法，防止或减少权利受到侵害，或使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得到恢复（1）。民事权利保护的方法分为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两种。隐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力人可采取私力救济办法来保护权利。但由于我国长期重视公力救济，即公权干预，其私力救济的发展受限，没有形成体系化，大都通过公力救济方式来保护，即国家公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目前我国在人格权保护上，其制定的法律较为完善，但仍然没有形成价值趋向明确的体系。特别是隐私权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款加以保护。只是参照相关人格权中相关的名誉权来予以保护。隐私权被侵害的现象相当严重，也很普遍，也难以遏制。笔者根据我国现有的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参照国外隐私权的成果，就隐私权保护的范围、措施、方法，试通过自己所学的理论和审判实践，对隐私权这一人格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浅见不成熟的思考。
二、隐私权的含义及历史沿革
（一）隐私权的内含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2）。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强奸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3）。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隐私权具有以下特征：（1）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隐私权是自然人个人的私的权利，并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实际上就是商业秘密，商业秘密不具有隐私所具有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本质属性；（2）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3）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隐私权的保护并非毫无限制。应当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依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根据隐私权的特征，就目前国内外学者的通说，隐私权有以下四项权利：（1）隐私隐瞒权。隐私隐瞒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进行隐瞒，不为人所知的权利。（2）隐私利用权。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不仅享有消极的隐瞒权，还享有积极的利用权。隐私利用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3）隐私维护权。隐私维护权是指隐私权主体对于自己的隐私所享有的维护其不可侵犯性，在受到非法侵害时可以公力与私力救济，来维护隐私的不可侵犯性。（4）隐私支配权。隐私支配权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的隐私权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准许他人利用自己隐私的实质，是对自己享有的隐私利用权所作的转让行为，未经权利人承诺而利用者，为严重侵权行为（4）。
（二）隐私权的历史沿革
具有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是1890年，由美国法学家、大法官在《哈佛法律评论》中首次提到有关隐私权，使得隐私权成为法律问题。随后美国就隐私权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法院出现隐私权的判例。1940年sidis诉F.R出版公司案等，法官对隐私权认可，被美国法学理论界称为，是法学影响法院审判的一个杰出事例。后来出现了专门的联邦隐私法，各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法规。六十年代后，著名的法学家威廉普罗塞在他的《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中把隐私权分为四部分，即与私人生活有关的、与安宁生活有关的、与形象有关的、与姓名有关的（5）。英国对隐私权的研究不发达，隐私立法很零碎。英国现阶段正在为隐私权的保护系统化和专门化进行工作。大陆法系国家，德国的大多数判例和法学家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部分对“私权”的列举是详尽的，名誉权和个人秘密权将得到法律条款的保护。法学家和法官拒绝这些特殊的“人身权利”作为应受民法典第823条保护的绝对权利。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联邦法院于1954年通过“公民的一般人格权，保护隐私和名誉”的司法解释。法国为隐私权保护于1970年7月11日第70—643号法律，增补了《民法典》第9条，规定了隐私权保护，即“任何人有权使其个人生活不受侵犯”。1978年通过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律，还有瑞士等国。我国近邻日本，其民法没有隐私权的具体规定，但二战后修改民法典，确立“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等为民法解释的最高准则，个人尊严包括隐私权。1988年日本也出台相关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5年作出相关立法，对隐私权加以保护。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但是隐私权保护在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是问题是间接保护，而不是直接保护。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隐私权虽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人格权，利益受司法保护，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仍不失为一种立法和法律研究的进步，但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显然不足，使我国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缺陷。
三、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一）隐私权保护的方式
随着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法学界的重视，许多国家对隐私权保护采取各种保护方式，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直接保护。法律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但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可以以侵犯隐私或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律，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二是间接保护。法律不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公民个人的隐私受到侵害时，受害人不能以侵犯隐私或隐私权作为独立的诉因诉诸法院，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而只能将这种损害附从于其它诉因请求法律保护与救济。三是概括保护。在民法或相关法律及判例中笼统地规定保护人格权或人格尊严，不列举具体内容，在实践中仍然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对隐私保护作出零星的规定。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实际上是间接保护方法，和日本的对隐私权保护的方法一致，但保护的程度和力度不同，没有该国的法律制度完善。
（二）隐私权保护的不足与现状
从我国目前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来看，主要有宪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民法，隐私权作为一种民事私权，应当由其基本法民法来保护。由于我国民事研究起步晚，对人格权研究较为薄弱，其人格权中的隐私权历来与阴私相混淆，同时又受到中国特有的文化影响，其保护的程度和保护的方法没有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在我国私法领域中的成文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有明确的隐私权保护内容，仅仅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隐私权问题时，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以名誉权的名义来保护隐私权。因而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不足显现的。又由于隐私权未形成独立人格权，公众对隐私权的内容以及是否侵犯隐私权问题产生模糊认识，隐私权被侵害在我国相当突出。不仅公民、企业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而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具体侵害行为有：（1）侵入侵扰。私自侵入他人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的，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延安毗虼村村民张某和妻子在居住的诊所看黄碟事件。（2）监听监视。私自对他人的行踪及住宅、居所等进行监听、监视，安装窃听装置或者摄像设备等，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引起媒体关注的有厦门合资企业东龙陶瓷有限公司在厕所内装摄像头、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港资利祥表厂在男厕所安装探头等。又如四川省泸州市中院审理的妻子雇人偷拍丈夫婚外情行为，误将其他家人洗澡的镜头拍入（6）。（3）窥视。故意窥视他人居住，利用望远镜或者其他设备偷看他人的私生活，或者私自拍摄他人室内私人生活的照片或者录像片等，应当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在城市，一般均为楼房居住，两楼之间间距较小，常有人利用望远镜窥视他人室内活动，特别是窥视他人与性有关的活动。（4）刺探。故意调查刺探他人的通信或者其他私人文件的内容，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性生活，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财产状况等隐私资料，应当被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5）搜查。在公共场所或者工作场所，非法搜查他人身体或者财物的行为，属于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上海市一名女大学生在某超市购物后出门时，被男保安拦住，认为该女学生有偷窃行为，强行搜身。（6）干扰。非法干扰他人夫妻两性生活，利用电话等方式骚扰他人，应当被认为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如有一些人，以打电话骚扰他人为乐，经常在深夜打电话骚扰他人，他人生活安宁被打破。（7）披露、公开或宣扬。非法披露、公开或宣扬他人的隐私资料，如他人的个人数据、婚恋史、受害记录、疾病史、财产状况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其他属于受害人的隐私范围的一些资料、信息，都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披露、公开或宣扬，都是向第三人传播受害人的隐私资料或信息，其具体做法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是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如传真、网络）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进行。如湖南外贸学院以六名男女学生因先后两次在女生宿舍过夜，违反校纪为由，将同宿的男女学生开除。再如，孕妇到医院作人流手术。新疆石河子市某女青年到石河子医学院某附属医院做人流手术，当她脱下裤子正当要接受检查时，手术医师将门外20多名男女实习生招进来围观见习，女青年当即提出让实习生回避，但手术医师仍坚持让实习生围观，边手术边讲解（7）。上述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公众的隐私权，造成受害人精神和人身痛苦，长时间不能恢复。
四、隐私权保护完善之思考
针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的不足现象，为厘清保护隐私权思路，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隐私权保护的经验与成果，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加以立法，以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等。下面谈一点不成熟的思路。
（一） 应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现有立法，包括刑法、行政法均有隐私权的内容，但作为根本法和基本法的宪法和民法未将隐私权规定为独立的人格权，使隐私权的保护受到消弱，如非法侵入住宅，刑法予以惩罚，但民事部分，特别是侵害隐私权造成的精神损害，刑事法律不仅不予保护，就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而言，虽然规定了保护，但是刑法与民法的规定相互冲突，法院没有办法解决，受害人还是不能获得救济。这势必令人深思的是，作为私权的一项重要人格权，在权利被侵害时不能获得救济，是对法律的践踏和对法律的不信任。为此，为了充分保护隐私权，使权利受到侵害时，如果有法律规定的救济措施，受害人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应当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人格权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行为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先行一步，但是仍没有明确，只是对名誉权的解释范围进行扩大，把隐私权作为一项内容。甚感幸慰的是正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提出的两个草案均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立法，并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内容、制裁措施作出具体规定，使得隐私权保护有法可依，隐私权的保护受到法律的尊重。
（二）规范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
许多国家对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均有规定，这是对隐私权是否被侵害的界定，以利于公民知道、了解隐私权内容与范围，减少隐私权的侵害。同时，具体的内容与范围，对被侵害行为人采取救济措施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充分保护其权利。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隐私权的内容在加大，侵害的行为类型在增多，但是规定其内容与范围也可采取灵活的方法，可在隐私权的法律条款中单列一项，即“其它导致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从而使隐私权的保护有明确的内容。也使我国当前的间接保护转换为直接保护，让隐私权的权能与其他人身权一样受到重视和尊重。但在确定隐私权范围和内容时，也要注意对侵害程度的确定，应当明确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界定，也就是说抗辩权的问题。如果隐私权人先行侵犯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相对方为维护其权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侵犯了隐私权人的隐私，根据自力救助的原理，相对方可因以免责或减轻责任。其隐私侵权抗辩的应具有以下条件（1）隐私权人先行侵犯他人权益；（2）他人侵犯隐私权人隐私系以救济该他人已被侵犯的权益为目的；（3）该他人别无其他救济途径（这是自力求助扩张解释的本质要求）；（4）侵犯隐私不得超过维护该他人权益的必要限度（8）。根据这些条件，如“捉奸”的偷拍人欲免责也应符合以下条件，否则，就构成对对方隐私权的侵犯：（1）隐私权人确实先有婚外情行为；（2）偷拍人偷拍行为仅以获取配偶婚外情证据为目的，而且拍摄到的配偶与第“第三者”的不轨行为不得传播、公开；（3）偷拍人通过其他途径确实无法获得充分证据证明配偶的婚外情行为；（4）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在上海南汇区法院审理的一起人格权案件中，妻子正与丈夫进行离婚诉讼，期间，妻子携亲戚至丈夫租赁的房屋，拍摄到丈夫与“第三者”同睡一床的照片（妻子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应至此为止）。但妻子仍不罢休，与亲戚一起将“第三者”内裤剥去，再行拍照，这后面的行为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妻子搜集丈夫不忠的证据行为未尝不可，但其后的侮辱行为侵害了“第三者”的人格权，其妻子及其亲戚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也应当确立一个责任原则，使当事人能够正当行使权利。
（三）规范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
知情权是一项公权，指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资料，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其中知政权包括对国家官员出生、家庭、履历、操作、业绩等个人信息的知悉，国为公众选举他们授予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谋求公共利益，就有必要对他们的品行、才干、价值观等有较深入的了解，官员有义务公开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社会知情权包括对涉及公众人物的各种信息和社会新闻事件的知悉。公众人物，他们已从社会公众那里获得的较常人更容易得到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牺牲部分隐私权益，是对这种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交换。这里涉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问题，公众人物（public.person）也有人称之为公众形象，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的社会成员，如歌星、影星、科学家、文学家、国家官员等。公众人物隐私权包括阳光隐私权和有限隐私权。阳光隐私权是对公民产生有益或有害联系的个人隐私部分。有限隐私权是指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不形成对公民有益或有害联系的部分。（8）阳光隐私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部分，是公众人物为得到回报而自愿放弃的部分，主要是为能够得到社会尊重，实现抱负，有成就感，获得物质待遇等。但是公众人物以下方面的隐私应得到保护的：①其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②私生活不受监视；③通讯秘密与身由；④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⑤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除国家官员外，社会知情权还包括公众对社会新闻了解的权利，并引申出媒体出于正当目的对社会事务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因而就出现隐私与新闻报道的冲突，这一对冤家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比较时，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且公共利益涉及社会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标准。二是权利协调原则；当权利冲突时，双方可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当必须牺牲隐私权来行使知情权时，应当将隐私权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即缩小披露、公开范围，当知情权是财产利益时，应当以维护隐私的人身权来对抗知情权。三是人格尊严原则（9）。当隐私涉及到人格尊严时，如他人的妻子与第三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等隐私时，或有疾病等，知情权要让位于隐私权，否则，将损害当事人终身的利益。因此根据三项原则，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以利益最大化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1）魏振赢著《民法》2001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41页
（2）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
（3）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2003年4月中国民商法律网
（4）杨立新著《人格权保护》 2003年4月中国民商法律网
（5）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2003年4月中国民商法律网
（6）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利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中，第27页
（7）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
（8）徐子良著《论涉及隐私权的权利冲突纠纷之司法衡平》，载《民商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一书中，第29页
（8）《简论社会公众人物的有限隐私权》 法律教育网
（9）杨立新著《人格权保护》 2003年4月中国民商法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