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消费者网上购物诉网站侵权法院判决案例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例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法院近期受理一起原告毛源宏诉被告北京阳光山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网上购物而引发的纠纷。二OO四年十月，家住江西省南昌市贤士湖住宅区54栋3单元601室的毛源宏在新浪“一拍网”注册，并在网上拍下商品编号为5596482的二手笔记本电脑一台，价格为3350元，卖家为湖南省长沙市建设北路华天商城枫祥科技，联系人是李凤。十一月一日，毛源宏按照网上资料向枫祥科技的个人（财务人员杨永花）帐户汇款3400元，但没有收到电脑。此后，联系人李凤手机关机。经向湖南省长沙市工商管理局查询，发现长沙市并无建设北路，也没有华天商城，设在华天商城的枫祥科技更属子虚乌有。
二00五年三月十六日毛源宏向南昌市东湖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新浪“一拍网”的所有人和经营者北京阳光山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3400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含旅差费）。经东湖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新浪“一拍网”提供双方买卖这一平台，负有对卖家起码的审查义务。但“一拍网”向网民提供完全虚假的交易信息，而原告完全是基于对“一拍网”此知名网站的信任，与虚假的枫祥科技进行交易，造成的损失“一拍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调解，被告表示愿意赔偿原告的损失，但要求原告协助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此案。网上购物引发的纠纷案件，目前在我院尚属首例，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拓展，开展网上购物、网络经营活动大势所趋。应如何维护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规范网络经营者的行为，是摆在我们执法者面前的一项新课题，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当今互联网迅猛发展，传统的交易方式也正在受到互联网的冲击，网上交费、网上证券买卖、网上购物等形式多样的网上交易也正逐步走向我们的日常生活。网上交易是一种以互联网为操作平台和数据传输媒介的交易方式。与传统交易方式相比，网上交易具有速度快、信息丰富、操作便捷等优势。中国的网上交易还处于“初级阶段”， 网上交易的基础还相当薄弱，在此背景下，这一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诸多问题：首先，中国网民存在网络购物恐惧症。阿里巴巴旗下中国第二大在线拍卖网站淘宝网(www.taobao.com)的总经理孙彤宇说：“中国人的确很想在网上购物，但很多人都害怕迈出第一步，他们有很多担忧：在线支付安全吗？我买的产品会不会有瑕疵甚至是假货呢？” 现今，中国约9000万的上网者中，仅10%的人通过互联网购物，而相比之下，在美国该比例达到38%。分析师也曾指出，因为中国仍然以现金为主要支付手段，所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网上交易还是交易者们当面结清的，而仅有30%是通过网络来支付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有13亿的人口，但信用卡发卡量却不足200万张。究其原因，中国人缺乏在网上购物的足够信任。其次，邮递系统难以信赖，配送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网上交易的出现与发展是时代的需要，它必将促使传统相关业务的转型，并对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虽然 目前我国已相继颁布了《商用密码管理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互联网保密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规章，这些也为我国网上交易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和支持。但同时，随着我国信息基础建设的规范和完善，实施网上交易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且发展潜力巨大，而相关法律支持与其发展规模的差距还很大。我国目前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也基本呈空白状态，行业间的监管对于网上交易毫无力度且法律上对行规以难以认同，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的市场信用体系极不完善，严重影响网上交易业务的发展，也为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中有相当多的法律问题是不容回避且又亟需解决的。
第一，要约的撤销问题。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要约可以撤销，除法律规定不可撤销的情形外，但撤销通知须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在网上交易中，因网络数据的传输速度极快，要约的发出与到达几乎是同时的，并且接受方的计算机往往具有自动审单的判断功能，可以及时作出承诺，所以要约方能够撤销要约的机会微乎其微。我认为，网络本身的特点就是快捷、短程，风险与利益并存，网上交易是抓住商机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愿承担风险，可以选择传统的交易方式。另外，发出要约时，网络一般会让使用者再次确认要约内容是否正确，如果加以确认，可以视为放弃要约的撤销权。
第二，电子签章的问题。网络交易合同（或称电子合同）是指在专用的或公开的网络环境里通过数据电文达成的非纸质的数字化的合同。电子合同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网站达成，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数据交换来达成。从各国现有的实践来看，传统的合同仍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有关法律往往要求有当事人的亲笔手签或机构的盖章。网上业务作为一项电子交易，具有无纸化的特点，这使其有别于传统的合同交易形式，此时，作为合同成立标志的签章问题则遇到了挑战。倘若合同的成立还需签章，则使电子交易的优势无法体现。
第三，交易证据的收集问题。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数据电文证据的法律地位及其认定的具体要求。电子交易的无纸化使得纠纷发生时，证据的收集甚为困难。目前，学术界针对数据电文到底归入何类证据有两种观点：一为视听资料；一为书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视听资料应与其它证据结合方能确定其证据力。所以，如果将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一类，其证明效力就将大打折扣。而《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表明，《合同法》已经把数据电文视为书面资料，笔者赞成将数据电文归入书证类证据中。
第四，事故、故障造成损失时当事者的责任承担问题。网上交易业务的正常开展对服务系统的依赖性极强，网络系统的事故和障碍所引发的民法律责任是银行和客户极为关注的问题。我国法律对此问题尚未规范，笔者认为：病毒入侵、“黑客”袭击网络系统等网络犯罪不应纳入不可抗力事件，因为网上交易的安全系统是保障网上服务安全性、可靠性的重要技术系统，如果该系统出现故障或被破译，以致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害，该安全系统的提供者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五，网络服务系统所有者、经营者是否为当事者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网络服务系统在提供在线平台服务中，负有谨慎注意之义务，对买卖双方负有审查职责，买卖双方也是基于对网络服务系统的充分信任才促成了交易行为。一旦网络服务系统提供虚假的交易信息必然会给当事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由网络服务系统的所有者、经营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作为当事者也有义务协助网络服务系统所有者、经营者行使追偿权，这样也减少了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诚信体系的建立，网上交易将有着广阔前景。目前中国正逐步开放快递市场，中国邮政很快将面临来自诸如敦豪速递公司(DHL)，联合包裹服务(UPS)及其联邦快递(FedEx)的竞争，市场环境将逐步改善。中国的某些网站也在尝试新的配送机制，比如，组建由年轻人构成的自行车配送队伍，这些配送员会负责收取用户的付款，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为网上交易展示光明前途。

摘自豆丁网。

2. 我国出现首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是什么时候

我国出现首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是2003年
“虚拟财产”并非财产
——析我国首例“虚拟财产失窃”纠纷案

黄 龙
内容摘要：在网络游戏的语境中，“虚拟财产”实际上已演变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它建立在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就是“虚拟财产”的错误判断之上，进而导出“虚拟财产”就是财产的荒谬结论。游戏者通过进行网络游戏而取得的“虚拟物品”并非财产，但在法律上可定性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通过电子数据表现出来、在特定条件下游戏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权利但不具有财产属性的劳动成果。

关键词： 网络游戏 虚拟物品 虚拟财产 无形财产

（一）“虚拟装备”失窃起讼争

2003年1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国内首例“网财”被窃案并作出判决。备受玩家和公众关注的全国首例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案终于一审审结，原告李宏晨如愿要回了自己丢失的“武器”。

河北的网络游戏玩家李宏晨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共花费几千个小时的精力和上万元的现金，在一个名叫“红月”的游戏中积累和购买了虚拟的“生物武器”几十种。但在2003年2月17日下午，当他再次进入游戏时，却发现自己库里的所有武器装备都不翼而飞了，包括3个头盔、1个战甲、2个靴子等虚拟物品。于是他想到了报警，但警方却以技术力量不足拒绝立案。后经查证，这些“装备”被另外一个玩家盗走了，李宏晨找到游戏运营商北极冰科技发展公司进行交涉，但该公司却拒绝将盗号者真正数据交给李宏晨，于是，李宏晨以游戏运营商侵犯了他的私人财产权为由，将北极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求被告赔偿他丢失的各种装备，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等诉讼请求。2003年8月27日和11月5日，朝阳区法院分别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虽然虚拟装备是无形的，但在网络游戏环境中是无形财产的一种，所以应该获得法律上的适当评价和救济。由于玩家参与游戏时，获得游戏时间和装备的游戏卡均需以货币购买，所以虚拟装备具有价值含量。被告经营网络游戏，原告是参与该游戏的玩家之一，双方形成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由于被告无法证明原告装备丢失的原因，也没有证据表明原告的密码有证人之外的其它人员知道，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欠缺，应对原告物品的丢失承担保障不利的责任，原告主张的丢失物品可由被告通过技术操作对已查实的物品进行回档。据此，法院判令运营商对李宏晨在“红月”丢失的虚拟装备予以恢复，并返还其购买105张爆吉卡的价款420元，以及交通费等其它经济损失共计1140元。但驳回了精神损害赔偿等其它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与被告都表示不满。[1]12月30日，被告北京北极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该案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认为法院对其在网络游戏运营中的安全防护职责的认定有误，不应由其承担虚拟装备被盗的赔偿责任。[2]

（二）“虚拟物品”能否作为游戏者的财产保护？

前案的处理，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认识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即从法律上对“虚拟物品”进行正确定性。在“虚拟物品”能否作为游戏者的财产看待与保护问题上，国内法律法学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与主张。

一些人持反对意见。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1、游戏者在网络游戏中获得的财物完全是虚拟的，只是在特定游戏中的内容信息，如同在比赛中取得的分数，其本身不具有价值。有人称：“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要求法律或个人为不存在的东西负责，我认为很可笑”；2、虚拟物品的价值是虚拟的。虚拟财产对于着迷的游戏玩家来说，它们是昂贵的。而对于其它人来说，这些东西又是一文不值的；3、“虚拟财产”是资料而不是财产。有人认为，就本质而言，“虚拟财产”不过是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中的各种数据和数据，而且完全是无形的，这种虚拟的所谓财产，不能算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因为作为游戏玩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装备和武器本身来讲，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它就是用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组数据，这些数据在计算机游戏这个软件里面运行的时候，可能是起到了某种作用，本身独立出来，没有任何意义；4、将“虚拟物品”视为网络游戏者的财产缺乏法律依据。有人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将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列入法律保护的范畴。

但似乎有越来越多的法律人士认为“虚拟物品”存在着其固有价值，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赞成者的主要理由是：“虚拟物品”属于无形资产。根据我国的立法精神以及民法的规定，公民的财产应受法律保护。“虚拟财产”属于无形资产的一种，自然要受法律保护。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钱明星教授认为：“它既然可以交易，那也就是说它既有市场价值，也有交换价值，这种属性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明虚拟财产具有财产性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也认为“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虚拟财产既可以从游戏开发商处直接购买，也可以从虚拟的货币交易市场上获得，因而虚拟财产已经具有了一般商品的属性，其真实价值不言而喻。从法律对财产的定义来看，虚拟财产也应得到保护，网财的获得往往经过持有者的个人劳动（练级）、真实财物付出（购买游戏卡）、市场交易（买卖装备），网络虚拟财产已经具备了真实财产的基本特性”。[3]

此外，有人专门撰文就 “虚拟财产”属于财产的观点进行过具体论证：1、虚拟财产的获得，主要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同时客观存在着伴随性的财产投入；2、虚拟财产的获得，可以通过实际购买的方式获得 ；3、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之间存在着市场交易；4、虚拟财产与真实货币的固定兑换方式已经存在 ；5、虚拟财产所有者对虚拟财产的重视性与日俱升。[4]

比较权衡之下，笔者持反对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反对者的具体观点与理由。因为反对者的反对理由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没有就“虚拟财产”是不是财产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法律论证，而是仅就某些现象进行主观评论与批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虚拟财产”并非财产。在网络游戏的语境中，“虚拟财产”实际上已演变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是导致赞成者的观点与理由背离常识的重要原因。“虚拟财产”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它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它建立在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就是“虚拟财产”的错误判断之上，进而导出“虚拟财产”就是财产的荒谬结论。只有走出“虚拟物品”就是“虚拟财产”这一认识误区，重新审视和认识 “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才能正确回答它是否属于游戏者的财产这一问题并且给出合理的法律解释。财产有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之分，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既非游戏者的有形财产，亦非其无形财产：

其一，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并非民法上的物，不是有形财产。理由是：
1、不具备物的特性。民法上的物，通常是指能够为民事主体支配和利用的物质对象，能够独立存在并能为人所控制。“虚拟物品”只能依附在特定网络游戏软件中，不能独立存在。

2、不具有物的价值特性。作为财产的物，必须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些价值必须是客观存在而非虚拟的，而“虚拟物品”根本不可能具有物的价值特性。就事物之间的联系看，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不外是游戏程序对游戏胜利者的奖励。换言之，它们只是一种游戏成果或成绩，是游戏者的游戏技能及水平的象征。乍看起来，“虚拟物品”似乎具有某些价值，它们的存在与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游戏者的娱乐需要、增强了游戏的娱乐功能和让游戏者的获得充分的主观体验等。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些价值其实是特定游戏程序本身的价值体现而非“虚拟物品”的价值。任何“虚拟物品”只会有“虚拟价值”，而不可能象现实中的物一样具有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真实价值。

3、缺乏一切物应有的自然属性。现实生活中的物种类繁多且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如猪肉能作食品、毒药有毒性和爆炸物具有高度危险等。而网络游戏中一切虚拟的同类物，根本不具有这些自然属性。

其二，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也不是游戏者的无形财产，因为：

1、“虚拟物品”虽然具有无形财产的形态与特征，但它们并非游戏者所创造。游戏者获得“虚拟物品”，是按照游戏设计者事先设计的程序和规则进行游戏并取得胜利的结果。在游戏过程中，游戏者没有也不可能对“虚拟物品”的产生进行任何创造性的劳动。而任何一种知识产权的产生，都与创造性劳动分不开。即使将游戏中的“虚拟物品”视为无形财产，其知识产权也只能属于特定游戏的设计者或开发者。

2、“虚拟物品”与特定网络游戏在使用上具有不可分离性，故不能分离或转化为游戏者的无形财产。作为附属性内容，它们存在于特定游戏软件中，其使用价值的发挥依赖于特定游戏程序。“虚拟物品”缺乏独立存在和独立发挥的价值，这注定了其知识产权不可能由游戏者拥有或与知识产权人分享。

3、“虚拟物品”缺乏成为游戏者无形财产的客观条件。游戏者根据其与游戏网站合同通过游戏胜利而取得“虚拟物品”，而并不与特定网络游戏的知识产权人发生涉及知识产权转让方面的法律关系，这在客观上排斥了游戏者取得虚拟物的无形财产权利的可能。更何况，游戏者拥有这些虚拟的物，是有时间条件和其它条件限制的。如合同约定的时间是否已经届满、当事人是否续签合同和网站是否还提供此类游戏消费服务等。

4、具有可交易性并不意味着“虚拟物品”就是游戏者的无形财产。依经济常识分析，无形财产固然具有可交易性，但具有可交易性的东西却未必是于财产。网络游戏中的“头盔”、“战甲”等“虚拟物品”在现实中的确可以成为交易的对象。表面上看，这种交易似乎属于无形财产的买卖，但其实不然。“虚拟物品”交易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游戏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二是网络游戏运营商与游戏者进行的交易；三是特定网络游戏知识产权人与购买者包括游戏者进行的交易。从法律角度观察，这三种交易都不属无形财产交易，也不能说明“虚拟物品”属于游戏者的无形财产：
（1）游戏者之间就“虚拟物品”进行交易，本质上是劳动或劳动成果的交易。即“虚拟物品”的拥有者向另一方游戏者出卖其劳动或劳动成果。因为“头盔”、“战甲”等“虚拟物品”的取得，依赖于拥有者即游戏者的智力水平、游戏技巧、游戏水平投入的时间和成本。游戏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被看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即智力劳动过程，这正是法律允许游戏者进行“虚拟物品”交易或“转让”的根本原因所在。作为交易客体或对象的劳动成果，未必就是知识产权或有形财产。要知道，劳动成果、知识产权和无形财产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2）网络游戏运营商与游戏者之间的交易也并非属于无形财产或知识产权交易（有效与否还取决于特定游戏知识产权人是否允许，因为运营商的知识产权产品所有权是受知识产权限制的），在本质上同样属于游戏消费交易，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从合同关系。这种从合同建立在游戏规则（依网络游戏规则，获得“虚拟物品”的途径是取得游戏胜利）之外，同样属于游戏消费合同，游戏者需要进行网络游戏消费才能使“虚拟物品”交易具有实际意义。
（3）知识产权人与购买者进行的交易也不属无形财产交易，而是知识产权产品的交易，在法律上应视为物的交易。依所有权法律规定，购买者取得该知识产权产品的所有权，任何人包括、知识产权人和网络运营商等都依法负有不得妨碍和不得侵害购买者的所有权的法定义务。可见，法律对购买者权利的保护，是针对真实的特定知识产品即物的所有权，而不是针对知识产品中的“虚拟物品”。

而“虚拟财产与真实货币的固定兑换方式已经存在”的事实，仅表明网络游戏消费或交易方式发生变化而已，同样不能证明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是无形财产为正确命题。

5、“虚拟物品”的重要性与其是否属游戏者的无形财产无关。以“虚拟财产所有者对虚拟财产的重视性与日俱升”论证“虚拟物品”就是财产的观点更是片面和荒谬的。理由很简单，“虚拟物品”对游戏者的重要性与“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是完全无关的。

综上所述，游戏者通过进行网络游戏而取得的“虚拟物品”并非财产，但在法律上可定性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通过电子数据表现出来、在特定条件下游戏者依法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如占有权和使用权等）但不具有财产属性的劳动成果。

（三）判决缺陷与思考

基于上述思考，结合“虚拟财产失窃”纠纷案的具体案情，笔者认为一审各项判决结果都是正确的，但判决中存在着明显的说理缺陷。本案案件类型新颖且属全国首例诉讼案，大众传媒的关注又使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判决说理缺陷可能会引起某些负面影响，如误导同类纠纷案的定性、造成判决基础不牢、影响正确适用法律和妨碍正确认识的生成等。因此，应当重视反思判决之不足。

1、判决中认定虚拟装备属无形财产缺乏法律依据。应当承认，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装备的确具有知识产权即无形财产的价值与属性，但那是针对游戏的设计者或其它知识产权权利人而言的。由于使用者并没有对这些虚拟装备的产生做出过任何创造性劳动或贡献，故虚拟装备上的知识产权或无形财产权不可能属于纯粹的游戏产品所有人或使用者，包括通过购买方式取得特定网络游戏的运营商和游戏者。如此看来，法院将案中争议的虚拟装备定认定为属于原告的无形财产（如果不是认定属于原告的无形财产，这对判决又是毫无意义的）是没有丝毫法律依据的。

不认定虚拟装备属无形财产并不会妨碍法院依相关法律规定妥善处理本案中的虚拟装备丢失问题：首先，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游戏消费合同关系。依此类合同要求，运营商有义务妥善保管游戏者的虚拟装备，即游戏后形成的专属于游戏者的特定资料。依合同法，原告游戏虚拟装备的丢失，可推定被告有过错；其次，原告也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其曾拥有案中的虚拟财产；最后，被告具备恢复虚拟装备的条件。网络游戏运营商可控制服务器数据，了解玩家活动情况，对玩家有严格的保障义务，故被告应对原告物品的丢失承担保障不利的责任。

2、判决中认定本案中的虚拟装备具有价值含量不合逻辑。游戏者与游戏运营商之间的合同性质是游戏消费合同而不是游戏产品买卖合同。依此类合同，运营商的主要义务是提供特定网络游戏服务并保证向游戏者提供约定的玩游戏的时间。要说有价值，其价值也只能体现在游戏时间上。花钱玩游戏与游戏中的“虚拟物品”是否具有价值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而游戏者专门购买装备的游戏卡即“虚拟物品”，充其量只产生一种从合同关系，其主合同仍然是在游戏者与运营商之间发生的特定网络游戏消费合同。这种交易，依然不能说明“虚拟物品”本身具有现实价值。

有报导称：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均明确承认“网财”的价值并加以刑法保护，并已出现诸起侵犯“网财”刑事判决的先例。韩国就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服务商只是为玩家的这些私有财产提供一个存放的场所，而无权对其作肆意的修改或删除，这种“网财”的性质与银行账号中的钱财并无本质的区别。5撇开其真实性不谈，笔者注意到，报导内容是相当模糊的，人们无法就此展开必要的法律评说，也无法从中得出“网财”即“虚拟财产”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已被法律视为财产的结论。将“网财”纳入法律调整的视野，未必就是因为“网财”属于财产的缘故。例如，我国合同法也保护“网财”，这不能当然地认为法律在保护以“网财”形式出现的游戏者的财产。退一步说，假使果真上述国家或地区存在明确规定“网财”就是网络游戏者的财产的立法，我们也需要对之进行全面而严密的考察，探知其立法初衷、立法方法、具体调整手段和立法利弊等问题，深入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游戏“虚拟物品”的各种交易方式，才能断定其立法是否科学和是否具有借鉴价值。显而易见，光考虑立法的必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要看立法有无科学性和可行性。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具有复杂性法律属性并涉及到不同的法律规范，依现行法律规定保护“虚拟物品”，还存在着许多客观障碍或困难：

1、侵权难防。众所周知，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网络安全目前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尽管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都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采取了一系列安全防范措施防止非法外挂和密码保护等，但盗窃密码账户和玩家虚拟装备的事仍层出不穷，而且受害者往往无法知悉侵权者及其详细情况。调查显示：六成玩家虚拟财产经常被盗。从目前的条件看，法律对此类侵权行为的应有的一般预防功能难以得到发挥。要想减少此类侵权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网络游戏的安全监管。

2、举证困难。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网络游戏玩家在注册网名时都是使用虚拟身份或虚拟数据，并且仅注重网名与密码的记忆与保存而忽视其它注册数据的保存。一旦密码失窃，便很难证明自己的特定网络游戏账号的合法使用者和“虚拟物品”的拥有者。而涉及到特定网站以外的第三者侵权，要证明被告是网络世界中的某个人，更上难上加难。2003年底，一网络用户状告网络游戏服务商侵权的诉讼案，便因不能举证证实自己是网络游戏“决战-冰风传奇”中“shellcx”游戏账号的注册者身份，其诉请判令被告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恢复网络游戏账号“shellcx”正常使用并在公开致歉的诉讼请求便被法院判决驳回。6

3、具体责任难定。在肯定侵权事实的前提下，如何承担具体的侵权责任和确定侵权责任大小也并非易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虚拟价值的现实评价机制与法律保护方法尚未形成。由于涉及到网络技术与立法技术对接方面的问题，网络游戏侵权立法与司法的难度都非常大。

4、平衡利益困难。在一切网络游戏纠纷中，可能涉及到网络游戏知识产权人、游戏运营商、游戏玩家、网络管理者和第三人包括侵权人的利益的保护问题。而平衡各方利益并非易事，它不仅要考虑到法律的公平原则要求，还要尊重合理的网络规则包括网络游戏消费规则。不仅要从宏观上保证公平原则的贯彻，还要从微观上根据不同类型的权利、侵权性质与不同的侵权方式等区别对待。更重要的是，立法与司法都必须充分考虑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的不同法律属性，才能决定具体的保护方法。

“虚拟财产失窃”纠纷案进入诉讼程序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仅仅限于一个官司输赢所直接体现出的东西。它在反映民众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客观现实的同时，也悄悄地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网络时代的民事纠纷很精彩，但也非常复杂。这些新型纠纷正对法学家和法官的观念与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也向法学、立法和司法提出了很多人们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如何从容面对网络时代的法律挑战和交出合格答卷？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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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通讯地址：南宁市广园路25号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邮政编码：530023

（本文载中国互联网协会会刊《互联网天地》2004年第2期，发表时篇幅略有删减）

1综合2003年12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和中国法院网相关报导。
2荆龙：《北京首例虚拟财产案被告方提出上诉》，载2004年1月1日《人民法院报》第四版。
3 援引自中央电视台相关节目报导：《聚焦国内虚拟财产保护第一案 虚拟财产如何保护》（http://www.cctv.com/news/financial/inland/20031221/100182.shtml）
4于志刚：《关于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法律性质的思考》，载2003年7月10日《法制日报》第九版。
5武侠：《“网财”挑战法律空白》，载200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十六版。
6张嘉林：《虚拟网络世界游戏账号主人难寻》，载2003年12月12日《法制日报》第五版。

3.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4. 网络侵权应承担那些责任

网络侵权应承担哪抄些责任
1、民袭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2、行政责任，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行政罚款。
3、刑事责任，依据刑法第217条的规定，处以相应刑罚、罚金。
网络侵权构成要件
1、侵权责任包括过错（含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它们的构成要件不相同。
2、《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关于过错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有上过错四个方面。
3、《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这就是关于无过错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侵权行为的法定性、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以及因果关系三个方面。

5. 浙江杭州中级法院判决不公法官王宾女与杭州互联网法院赵溪代理法官私下达成协议继续枉法判决原告淘宝使用

淘宝就是包庇，欺诈客户。客服都是串通的，根本没用

6. 网站连接也有侵权吗，何为网络侵权

第三章 网络空间侵权法

网络空间发生最多的违法行为是侵权。

第一节 侵害网络通讯自由之行为

在网络个人通信自由问题上，一向以崇尚自由闻名的美国人又一次否定了联邦法令。作为美国《通信法（1996）》（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一部分的美国《通信规则行为法令》（CDA）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部法令在第223条中禁止人们通过互联网络发布猥亵资料或“明显的冒犯”资料给未成年人；违反这项法令者将被罚款和2年监禁。在大多数人看来，国会通过的这项法令的目标是正当和重要的。但在该法生效后仅几分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向费城联邦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控告CDA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告对该条（a）（1）B 、（2）和（d）（1）、（2） 条款提出质疑。1996年7月，由费城联邦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法庭推翻了被质疑的CDA条款，认为该法违宪。被告不服，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判决，推翻了限制猥亵图画和文字上网的通信行为规则法令。认为网际网络应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做出的此判决，判定CDA的所有主要条款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这等于认定政府对网际网络内容进行审查是非法的，它标志着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让成千上万的互联网使用者受到了言论自由条款的全面保护。

在个人通信秘密和隐私的保护问题方面，虽然从理论上讲电子邮件(E-mail)不是一种非常安全的通信方式，邮件在传输过程中有被篡改的可能，但人们对以个人密码加密保护的邮件还是倾向于信任的。在这里发生的侵权最多的是所谓“黑客”的闯入，他们将邮件的内容改过之后再发给收信人，这样收信人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发信人发过来的内容。一般情况下，被侵权者很难发现和追踪“黑客”，更别说抓住了。另一种情况是ISP把其客户的邮件非法转移或关闭，造成客户的邮件丢失和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泄露，这与私自开拆他人的信件、侵犯他人通信秘密实际上没有区别。只是现在各国的刑法还没有一个正式承认电子邮件的合法地位。但从长远来看，电子邮件取代大部分传真、普通纸质载体的信函已是必然。在法律上确认电子邮件的地位将使法律更加完善。在中国的法院，近两年审理了几起关于网络侵权的案件。其中一起是发生在北京大学两个共同使用一个电子信箱的学生之间。他们以该电子信箱向美国大学申请奖学金，其中一个以另一个人的名义向美国某大学发送了一封拒绝接受该校奖学金的电子邮件，从而直接导致被冒名的原告方留学计划未能实现。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始终不承认有冒名行为，法院、原告也无充分证据，但在庭下，被告承认了过错。这起侵权案因为是中国首例通过诉讼解决的，在当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中国新华社、美国自由之声电台（VOA）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但它对司法实践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垃圾邮件（Junk email），即邮箱中充斥着大量与本人无关的内容。垃圾邮件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引爆邮箱，使其无法正常使用。因为，邮箱是事先设好的一部分磁盘空间（一般为一兆或两兆），一旦邮件的总量超过这一容量，邮箱就会难以工作。而在网上以发送大量垃圾信件的方式破坏一个人的邮箱易如反掌，如采用某软件或方法即可按设定的时间和内容不断地向目标发起攻击。一旦目标因过载而瘫痪，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也随之丢失。采取过滤的办法是比较稳妥的，即设定接受哪一类人或哪一类内容的邮件，但其它有价值的内容也会因此而被扼杀在信箱之外。另外，大量垃圾邮件，浪费了以自负费用为特点的网络用户的金钱和时间，造成了网络系统的紧张。治标又治本的办法是采取措施对付滥发邮件的人。在邮寄广告中，个人用户可以以广告发布者侵犯隐私权为由诉其停止侵害，在传真广告中，有的国家有专门的法令管制滥用他人传真纸的传真发送。在网络广告中，理论上这种救济方法虽也可行，但网海茫茫，要找到真正的广告发布者，实在非容易之事。所以，尽管网络用户一再抱怨，但很难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令人感到振奋的是，美国法院最近对有“垃圾邮件大王”之称的华来士（Wallace）及其公司进行了制裁， 它为电子邮件的管理拉开了序幕。华来士是一家促销公司的所有人，他主持开发了电子邮件快速发送软件，并向很多ISP的用户散发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子邮件，而且有时盗用ISP的名义（通过改变回邮地址即可），造成用户抱怨不已。大脚公司(Bigfoot Partners Ltd.)和大地连线公司（EarthLink NetworkInc.）分别在纽约联邦法院和加州落杉矶县高等法院对其提起诉讼。五个月后，纽约联邦法院做出裁决，要求华来士将大脚公司及其客户的电子邮件从他的网络内清除，如果华来士或其代理人再向大脚公司的用户散发垃圾邮件或盗用该公司的名义发出这类邮件，华来士或他的代理人每天将要缴纳一万美圆罚金；落杉矶县高等法院根据有关禁止非法穿越私人领地的法律做出裁决，禁止华来士向大地连线公司的用户发出任何垃圾邮件，华来士向受害用户书面道歉，保证如再有类似行为，将会被判罚一百万美圆。法院认为，网络公司的网络可被视为该公司的领地，因此，华来士向公司的用户散发垃圾邮件，等于非法侵入该公司的领地。但在整个加州，针对是否应管理电子邮件仍存很多争议。反对立法的一方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立场出发，认为发出电子邮件与公民言论自由属同一范畴，有些人愿意接收这类广告，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但大多数人赞成限制滥发行为。

此前的1997年7月，美国内华达州第一个对电子邮件进行了立法，对滥法发电子邮件进行监管； 1997年春，康涅迪格州通过了消费者隐私权法案，其中对采用电子邮件形式散发的广告进行了限制， 但声势不大。此番法院以判例的形式确认了垃圾邮件的性质，相信对垃圾邮件进行立法管理的州还会增加。华盛顿州便是其中之一。华盛顿州的这项将在90天后生效的法案规定：不准发出大量电子邮件者隐藏发函的地址，不许掩饰传输的路径，也不许在电子邮件的主题项提供误导的讯息，如鼓吹暴富计划、疗治偏方或露骨的色情资料。新法案禁止从华盛顿州的电脑发出欺骗性“眉头词（Header）”的电子邮件，也不准发出这类电子邮件到发送者已知或有理由相信收信人是该州居民发送者必须确定收信人是否住在华盛顿州。对于惩罚措施，该法案规定：收到这类电子邮件的个人，可针对每件违反该法案的邮件索赔高达500美元的赔偿金，而网络服务商每件则可索赔高达1000美元。 这项法令最致命的弱点是没有说明由谁来、如何执行它。

在Usenet（新闻组）的讨论中，违反网络通信秩序的是大量重复张贴某一信息（re-posted message, SPAM）、张贴类似于抽奖链的信件(Postal Lottery Chain Letters, MAKE MONEY FAST)、发送大量带有二进制密码的讨论组(Large Binary Encoded message in discussion groups)及其它违反正常新闻组章程的行为。这些行为，都给网络使用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和麻烦。毕竟， 新闻组需要所有使用者的合作，这种接受信息者自担费用（通信费、存储费等）的通信交流工具如果让那些违反正常通信秩序的人经常介入，无疑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目前，对付这些行为所采取的方法几乎还处在道德领域，通常的做法是先劝说行为人收敛，当一切说服教育都无效时，宣布新闻组“死刑”（UDP，Usenet Death Penalty）。

第二节 网上诽谤和隐私权

互联网络这种媒体其覆盖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及时性是其它任何媒介都无法比拟的，也正是这一点被一部分人用到了不正当之处。在网络上发布诋毁、诽谤他人的言论易如反掌，而且“效果”惊人。1997年夏天，在网上发生了一起“中国毒岛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国内杀毒软件专家王江民在其开发的软件K300中添加了被称为“逻辑炸弹(Logic Bomb)”的反盗版程序，凡是使用该盗版软件者，其计算机程序将被锁定不能正常使用，必须找江民来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使用盗版软件方能解开逻辑锁。国内某些软件商于是在网络公告牌（BBS）上以匿名形式大肆攻击王江民的做法，并免费散发破解逻辑锁的程序。 姑不论江民公司私自添加这种计算机程序的行为是否违法（虽然公安部门对江民公司进行了处罚，但这并不说明江民违法，事实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当的自卫行为），单说诽谤手法就足以说明网络上BBS的厉害。此后不久，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管理网络上BBS的法规。要求网络服务商对其公告板的管理负责。

澳大利亚的判例法也有类似的案例。在1994年西澳大利亚大学Rindos博士诉某网络用户案中，该用户在网络新闻组（Newsgroup）上发表了贬低其学术能力的言论，原告Rindos以被告对其进行诽谤为由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Rindos 胜诉。该案表明，网上发布的任何信息，即使是仅在少数几个人中传播的，都有被无数人看到的可能性。一旦带有对被议论对象不利的性质，就有被控诽谤的可能，发布者就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网上聊天（Netchat）室与新闻组的传播手段大同小异，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随意发表言论，如果涉及他人隐私、阴私，无异于在公共场所揭人疮疤；在聊天室大放厥词，违反网上礼貌是必然的，还往往涉及诽谤。

在网上诽谤中，由于原告很难直接找到诽谤者，故直接起诉网络服务商者居多。1995年5月美国纽约高等法院的判例就是典型。在该案中，提供网络联机服务的美国第三大ISP--Prodigy Service公司因其在系统公告牌上登载了一条指责某证券公司 （Oakmont）具有欺诈的信息而被控犯有诽谤渎职行为。理由是该网络商对其公告牌上的信息进行了编辑控制。法院以Prodigy Service公司未能适当履行服务商其本身的监督职责而判决对由其用户发出的信息承担责任。

第三节 ISP责任与广告法

合理规范ISP的责任，不但有助于ISP自身的发展，繁荣信息产业，而且，对于ISP的用户的违法行为，也有预先防范的作用。

ISP潜在的责任多因诽谤和侵犯版权引起。看一家ISP是否负诽谤责任主要看它是否控制或监督了公告板上的内容。如果它试图监督或控制公告板上的内容或试图控制所上载的信息，那么它就可能因它是上载信息的出版者而承担诽谤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它只作为发行者而不负诽谤的责任。

在Cubby, Inc V.CompuServe Inc.,案中，CompuServe被裁决不承担因其独立的用户在网上张贴诽谤性言论的责任。法院认为：CompuServe 实质上是一家通过向它的用户收费的形式营利的电子图书馆，它拥有大量的收藏和出版物，它与公共图书馆一样并不能编辑、控制出版物的内容，要求它对每一可能带有诋毁的内容进行审查就象要求经销商一样是不切实际的。

但在另一判例中，Stratton Oakmont, Inc. v. Prodigy Service Co., 也就是上节提到的案例。 法院认为，Prodigy公司在广告中称它是以家庭为导向的网络公司，它有很好的防护系统和软件，能够授权信息的张贴者利用或移走公告板上的内容，因为它试图控制公告板上的内容，这样它就与出版者一样，应承担因贴诽谤性言论的责任。

ISP的另一潜在责任是侵犯版权。在Playboy Enterprise, Inc.v. Frena,案中,Playboy 起诉一家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为这家公司的一个用户未经允许，将一带有Playboy 版权的照片上载到了网络上。虽然它并不知道该照片是他人有版权的，法院还是判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此负传播和未经授权复制的直接责任。

由此看来，美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要求的责任是很重的。在中国，虽然没有现实的判例反映ISP的责任，但有关法规对ISP的责任与此相同。中国邮电电信总局（中国电信）在国家公用电信网基础上建立并垄断经营的提供多媒体通信和信息服务的网络--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169，与CHINANET不同）是中国规模最大、国内最具竞争力的服务商。中国原邮电部 （现为信息产业部）1997年9月10日颁布、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接入服务经营者（ISP）和信息源提供者的概念。该法规定：信息源提供者应对其向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所提供的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承担主要责任；同时网络经营者和接入服务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网络诽谤和侵犯他人隐私权方面，涉及最多的也是ISP的责任问题。德国的多媒体法根据德国可适用的一般法律，首先规定ISP应对其制作的内容负责；其次，如果ISP知道他人制作的信息内容，能够采取技术手段避免其使用，而且可以合理预见见到应避免其使用，则ISP应对他制作的而由其提供给用户的信息负责，也就是说，ISP应与信息制作者共同承担责任。在“合理性”问题上，德国采用的是与英美法相近的衡平法来判别合理性。另外，该法还规定ISP仅对接受其服务的第三方信息不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责任的承担者是该信息的制作者和将该信息发送到相关网络的一方。该法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制定了不同于以往的保护法令。因为现代网络先进的通信和信息技术，已经使人们很轻易地获取它所关注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个人的资料，对于寿险公司、银行、零售商等很多机构是必不可少工作。多媒体法尽管没有发布特别的保护个人资料的条款，但在使用数据保护的一般规定中有所涉及。如ISP应通过对系统的适当的技术和结构设计避免他人收集个人数据。只有在用户同意或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才可使用用户的个人资料。最典型的是网上结算。包括网上存款、付款（Online Payment）在内的多种网络服务都应允许用户使用匿名或假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务院1996年2月1日颁发、1997年5月20日修正的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实施办法》（1998年3月16日颁布实施）对接入单位（即ISP）及其下级单位（在ISP进行虚拟主机、托管服务器的机构或个人）、用户（具有ISP联网帐号的个人）的要求类似于若干年前中国的保甲制度。按照该规定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接入单位应当服从互联单位（指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中国金桥信息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科学技术网等四个网络—笔者注）和上级接入单位的管理；与下级接入单位签定协议，与用户签定用户守则”，这样分级管理，层层把关，以保证网络的最终使用者即用户遵守《办法》第十八条“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得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不得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及从事其它侵犯网络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第廿条“不得利用国际互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和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发现有害信息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采取措施，不得使其扩散。”

鉴于ISP的责任，ISP在与其用户、客户交往时，就要注意防范这些风险。最好的办法是与用户或客户签定书面的协议，声明：用户应知晓ISP不控制、管理他们的内容；用户应知道他们的内容在进入公共领域；用户应保证他们对其所上载的内容拥有完全的权利；ISP 不承担任何决定所上载的内容是否为受保护的或是为其他用户使用的责任。此外，ISP还应与用户签定赔偿条款，用以补偿因诉讼所带来的第三方责任（包括不当使用、出版、分销、演示受保护的内容等）的损失。这虽然不是十分保险，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己的责任。

各国对于网络广告的管理，几乎都是空白。网上信息传播的特点，使得人们难以识别到底是广告还是一般信息。但不容人们忽视的是，网上真正意义上的广告已经越来越热，网上广告收入每年增长率都在100%以上。著名的搜索站点Yahoo 1997财年仅广告收入就达5,400多万美元 。国内一家网络服务商瀛海威通信的广告收入也占它业务收入很大部分。但瀛海威并不是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册的广告服务商，那么它的广告收入是否因超越经营范围而成为非法所得？一方面中国的《广告法》中没有具体规定网络也是广告的载体，只是规定“及其它一切媒介”，（这种纯粹立法技术上的问题对于执法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如果承认网络上广告的合法性，那么，网络服务商就要受广告法的约束，而广告法也具有地域性的局限，如何规范网络上广告的秩序仍是问题。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在网络上推销其寿险，险些遭到英国客户的起诉，因为这种推销行为在英国是违法的，这家保险公司为避免在英国的业务因漫长并且纠缠不清的诉讼而受损，明智地关掉了在英国的网站代之以只对北美的用户开放。

网络上另一种广告经营手段是通过向广告发布者提供专用的软件或为其通过该软件快速、大量发送电子邮件达到促销的商业目的。这种软件一次可以发出成千上万个电子邮件，通过在网络上搜寻电子邮件地址和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处得到ISP用户的资料，软件自动将商业广告性质的信息送到网络用户。这种广告经营行为也是传统广告法所没有涉及到的。但因为它是让接收者付费的信息，所以遭到了大多数网络用户的反对，在本章开首已经介绍了美国一些州对这类广告进行立法限制或禁止的法律和判例。现在台湾开始有人汉化这类软件。将垃圾邮件的做法移植到华人世界，大概也难以长久。

7. 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有哪些,快

十大案例包括：
案例一、“全脑”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全国首例竞价排名不正当竞争案
案例二、“杰克琼斯”商标权纠纷案。此案系电子商务侵犯商标权的典型案件，判决书获评全国第三届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评比三等奖。
案例三、“大众点评网”诉“爱帮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厘定了不正当竞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界限，判决书获得第二届北京市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评比大赛优秀裁判文书奖。
案例四、韩寒文学作品著作权纠纷案。此案系对信息存储空间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侵权认定的典型案件，本案入选2012年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判决书获评第三届全国法院系统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一等奖。
案例五、“猎豹浏览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我国首例浏览器过滤视频广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获评2014年北京市十大知识产权案例、全国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2014年中国十大最具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
案例六、“梦幻西游”游戏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率先从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三个方面对网络游戏全方位保护的典型案例，获评2014年北京市十大知识产权创新案例，并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法官案例评选活动一等奖。
案例七、新浪“拍客”商标权纠纷案。此案的判决书对互联网行业特定名词的权利界限进行了界定，对于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商标侵权问题的处理颇具借鉴意义。
案例八、“极路由”路由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首例硬件厂商屏蔽广告涉及不正当竞争的案件，此案入选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2014年中国十大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
案例九、“滴滴”商标权纠纷案。此案系“互联网+”背景下对于如何厘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典型案件，体现了法官对互联网经济下商标分类制度相关问题的思考。
案例十、周志全等经营“思路网”侵犯著作权罪刑事案，此案是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联合公安机关，在2013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破获的侵犯知识产权大案，本案获评2014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知识产权十大案例。上述十个经典案例全面反映了海淀法院近十年来涉互联网知识产权审判的新成果。有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海淀法院将继续积极回应社会对司法保护的新需求、新期待，不断提升海淀法院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8. 寻找网上购物受骗报警起诉的成功案例！！

浙江判决首例网络购物诈骗案
本网杭州7月21日电（记者岳耀勇 通讯员张永睿 俞炜） 昨天上午，杭州市西湖区法院一审判处从事网络诈骗、盗窃的黑龙江少年孙某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这是浙江省判决的首例利用网络购物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

未满18周岁的孙某初中还没毕业就远离家乡，来到浙江省义乌市打工，在打工之余他学会了上网。去年11月，孙某偶然发现可以网上开店赚钱，于是就在国内某著名电子商务网站C to C（即个人对个人）上登记注册了自己的网络店铺“佳惠时尚”。生意很快来了，一位姓杨的客户从他的网络店铺里买走了65元钱的扫地机。看到网上开店这么容易赚钱，孙某胆子大了起来。他从网上下载销量好、价格高的电脑图片放在自己的网络店铺里，谎称低价促销电脑。因为有了第一次交易，客户杨某信以为真，又在孙某的网络店铺选中一款笔记本电脑，贸然把7900多元分两笔汇到了孙某的账户内。骗到钱后孙某却对杨某置之不理。1个月后，孙某又以同样的手段，以收款不发货的方式骗得湖南省岳阳市一个买家的3000元。

掌握了电脑和网络知识的孙某不仅在网上骗钱，而且向他人发送“木马程序”，窃取他人邮箱密码和银行账号、密码。一个多月时间内，其从他人的网上银行账户非法转账3次，共窃取1．7万余元。

法院审理该案认为，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已经构成盗窃罪、诈骗罪。鉴于他犯罪时未满18周岁，又有较好悔罪表现，法院决定依法减轻刑罚，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办案检察官提醒：

网上购物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办案检察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案提醒公众：在注册、使用网上银行功能和网上购物时务必要有自我保护意识，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保护好自己的账户和密码。同时，不管是C to C（即个人对个人）还是B to B（企业对企业）还是B to C（企业对个人）电子商务网站，都应该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和信用制度，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保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他认为，这是现时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事业能够健康存活下去的保障。如若不然，电子商务恐怕马上会冷却下去。

日前，宣武警方破获了本市第一起利用网上购物实施诈骗的案件，两个骗子昨天从福建被押回北京。

一个多月前，在京做电脑附件生意的管先生从网上看到一条信息，称建发贸易集团销售的一种硬盘价格很便宜，几经联系，那家公司说已派人带货到了北京。管先生连忙去见来人，对方自称叫李志灿和汪仲山。管先生取了样品回去马上查验，结果不是他要的那个型号。几天后，两人带着新货再次来京，管先生见其颇有诚意就订了20万元的货。这时对方提出，请管先生在银行开个户头，将20万元存进去，双方分别输入两个密码，存折及提款卡由管先生保管，等货到后再共同提款，这样他们回去跟老板也有个交代。管先生一想也对，于是，他们就一起去了银行。

管先生此时不知道，在初次见面验证身份证时，二人就用眼睛将管先生的身份证内容“扫描”下来，二次来京时，他们已经制作了一张管先生的假身份证。他们先在同一银行用管先生那张假身份证开了个户头，然后又带管先生来开户。等管先生把20万元打入账户后不到1小时，两人就持管先生的假身份证返回银行提走10万元现金。当他们准备再提另10万元时被银行工作人员发现疑点，二人弃折逃跑。

宣武警方接报案后，几经周折才寻到两个骗子在福州的踪迹，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将两名继续行骗的嫌疑人抓获。据警方介绍，这是他们发现并破获的第一起利用网上购物诈骗的案子。（夏天）

9. 李振昌网络购物案件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鄂01民终239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左右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振业路161号9幢9层A座、D座。法定代表人：赵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华，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东，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昌，男，198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原审被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68号3号楼三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审理经过

上诉人上海左右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右化妆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振昌、原审被告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猫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2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诉求

李振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左右化妆品公司依法退回货款并赔偿货款三倍金额29700元；本案诉讼费由左右化妆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8日和4月9日，李振昌通过天猫平台以淘宝名“淋漓特价”在左右化妆品公司名下的“左右家居专营店”购买了如下产品：“宜乐歌活力洗发乳750ml”20瓶，单价158元；“宜乐歌活力洗发乳250ml”20瓶，单价88元、“宜乐歌男士活力洗发乳750ml”20瓶，单价158元、“宜乐歌男士活力洗发乳250ml”20瓶，单价88元。以上洗发水共计80瓶，总价9840元。“宜乐歌活力洗发乳”在网页宣传上称“防脱固发，丰盈发感”、“绿色配方，防脱固发，有效促进头发再生，带来浓密秀发……”、“打造丰盈发感”；“宜乐歌男士活力洗发乳”在网页宣传上称“预防脱发，净化头皮”、“强韧发根，预防脱发……有效滋养头皮，促进头发再生……”、“净化头皮，丰盈秀发”。嗣后，李振昌将所购买的80瓶洗发乳中，除1瓶“宜乐歌活力洗发乳750ml”（价值158元）已被使用外，其余79瓶洗发乳已退还给左右化妆品公司，左右化妆品公司已将80瓶涉案洗发乳价款全额退给李振昌。李振昌认为涉案商品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遂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另查明：浙江天猫公司系网络购物平台天猫商城的服务提供单位，提供增值电信业务。在李振昌向其提交涉案产品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投诉申请后已介入处理，并向李振昌告知涉案产品销售商的真实名称和联系方式。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左右化妆品公司销售涉案商品的行为是否对李振昌构成欺诈。根据左右化妆品公司提供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凭证》以及其陈述查明，涉案商品均是普通化妆品，没有获得特殊用途化妆品的批准文号。《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十条规定：“生产特殊用途的化妆品，必须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取得批准文号后方可生产。特殊用途化妆品是指用于育发、染发、烫发、脱毛、美乳、健美、除臭、祛斑、防晒的化妆品。”育发类化妆品是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左右化妆品公司在对涉案商品进行网页宣传时使用“绿色配方，防脱固发，有效促进头发再生，带来浓密秀发……”、“强韧发根，预防脱发……有效滋养头皮，促进头发再生……”等词汇，介绍其具有育发功效，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足以让一般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功效产生误解，导致一般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购买，已构成对消费者欺诈。李振昌要求三倍赔偿货款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鉴于李振昌已使用1瓶价值158元的洗发乳，将剩余79瓶涉案商品退还左右化妆品公司，左右化妆品公司将80瓶涉案商品的价款全额退还给李振昌，故李振昌已使用的该瓶洗发乳金额应在赔偿款内予以抵扣。关于左右化妆品公司提出的李振昌系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范围的抗辩理由，因本案李振昌购买涉案产品的数量、金额均符合一般消费者日常使用范围，并无证据证明李振昌系因营利目的而购买，故对此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左右化妆品公司提出的李振昌知假买假违反诚信的抗辩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精神，在食品药品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仍然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故对此抗辩理由，亦不予采纳。天猫公司系天猫商城信息发布平台的服务提供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的规定，天猫公司已提供商家的名称信息，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左右化妆品公司支付李振昌购买价款三倍赔偿金29520元。扣除多退的货款158元，实际还应支付29362元，此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李振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71元，由左右化妆品公司负担。此款李振昌已预交，左右化妆品公司应将所负担的诉讼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李振昌。二审审理期间，左右化妆品公司提交本院关于李振昌同类案件的裁判文书五份，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关于李振昌同类案件的搜索结果，拟证明李振昌在本院有同类诉讼14起，在一审法院有同类诉讼68起，在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同类诉讼2起，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有同类诉讼8起，合计至少有92件同类诉讼，李振昌并非普通消费者。李振昌质证认为，左右化妆品公司搜索的案件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李振昌是正常消费。本院认为，左右化妆品公司提交的裁判文书及搜索结果系公开信息，其内容真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上诉人诉求

左右化妆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20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或驳回李振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振昌承担。事实与理由：1.左右化妆品公司在天猫上销售给李振昌的80瓶意大利原装ELGON宜乐歌活力洗发乳均是资质合格、原装进口、手续齐全的合法商品，且在天猫商城合法销售，不存在所谓虚假广告的事实。2.李振昌在左右化妆品公司的网上店铺购买80瓶洗发水后，就故意制造事端、恶意索赔，导致售后纠纷。经阿里巴巴出面调解判定，最终以左右化妆品公司承担货物的来回邮费并退货退款结束此次交易，双方已达成和解且李振昌已自愿放弃三倍赔偿的请求，双方纠纷已实际处理完毕。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对象是消费者，而李振昌并不是真正消法保护的消费者，其本身是经销商或者就是利用消法“知假买假”变相敲诈的职业打假人。李振昌一次性购买80瓶洗发水，洗发水存在保质期或使用期限问题，其购买如此多洗发水不是为了生活需要，且其收货地址是世纪超市，很明显本身是商家以经营或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如果认定左右化妆品公司存在误导消费者或欺诈行为，但李振昌明知存在虚假广告行为而故意大量购买，其行为本身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李振昌在一审法院存在所谓消费者诉讼达数十起，更加说明其不是消法保护的消费者，左右化妆品公司不存在欺诈。

被上诉人答辩

李振昌二审答辩认为，左右化妆品公司销售的洗发水不具备特殊化妆品用途而宣传具备特殊用途，构成虚假宣传。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左右化妆品公司应否向李振昌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三倍赔偿责任。本案中，左右化妆品公司销售的宜乐歌洗发乳并非具有特殊用途的化妆品，但该公司在洗发乳的销售页面宣传产品具有防脱固发、促进头发再生等功能，属于夸大宣传，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但李振昌购买本案商品，其目的并非正常的生活消费，其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三倍赔偿。其一，李振昌一次性购买了80瓶洗发乳，价款共计9840元，其购买数量及金额不符合普通消费者的日常消费习惯。其二，从生效裁判文书查询情况看，李振昌在本院及其他法院有大量同类诉讼，均为购买商品后即诉至法院请求赔偿。本院有理由相信，李振昌大量购买本案商品，其目的并非日常生活消费，而是通过诉讼手段为自身牟利，以获得巨额赔偿。其三，李振昌在购买洗发乳与左右化妆品公司产生争议后，双方已进行退货退款处理，左右化妆品公司将货物价款全额向李振昌退还，李振昌已不存在商品价款的损失。其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涉案商品为洗发乳，不属于食品或药品，对于食药纠纷的特殊保护政策不宜适用于本案。综上所述，左右化妆品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其无需向李振昌承担三倍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决结果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5民初20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振昌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7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元，均由李振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合议庭

审判长杨玲审判员李行审判员叶欣

判决日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书记员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