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孕妇法院判决书

① 肖志军案最后判决

法院判决朝阳医院补偿死者李丽云家属10万元。

肖志军案一审期间，经司法鉴定，朝阳医院对患者李丽云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不足，但医方的不足与患者的死亡无明确因果关系。

朝阳法院认为，朝阳医院履行了医疗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而患方却不予配合，这些因素均是造成患者最终死亡的原因。因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不构成侵权。

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判决朝阳医院补偿死者李丽云家属10万元。李丽云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丈夫签字拒绝手术致孕妇死亡”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医疗纠纷孕妇法院判决书扩展阅读

一段时间以来，医疗纠纷频发，医患矛盾尖锐，而且屡屡造成流血冲突甚至人员死伤。就起因而言，其中相当一部分源于医疗损害，而不愿意进行诉讼则是其共同的特点。因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引》，有其积极意义，在内容上也不乏亮点。

亮点之一，针对患者生命垂危且不能表达意见的情况，《指引》明确在近亲属不明或无联系方式的、有联系方式但联系不到近亲属的、近亲属的意见明显不利于患者利益等六种情形之下，为挽救患者生命，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权的负责人批准，无须近亲属签字也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这一规定，有利于避免医护人员因为没有患者家属签字而眼睁睁看着患者的生命遭受严重威胁却束手无策的尴尬——2007年11月21日，孕妇李丽云因难产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因其丈夫肖志军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生与护士奋力抢救了3个小时后，李丽云最终死亡。

当然，医院在没有近亲属签字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等治疗，结果可能有两种：一是患者最终脱离危险，医患双方皆大欢喜。

二是虽历经全力抢救，但患者依然死亡或者出现成为植物人等极为不利的后果。若是患者家属一口咬定不手术或不治疗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医院必然落入里外不是人的境地。

② 今年1月20号朝阳医院案件何时开庭

法院判决朝阳医院补偿死者李丽云家属10万元。
肖志军案一审期间，经司法鉴定，朝阳医院对患者李丽云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不足，但医方的不足与患者的死亡无明确因果关系。
朝阳法院认为，朝阳医院履行了医疗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而患方却不予配合，这些因素均是造成患者最终死亡的原因。因朝阳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不构成侵权。
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判决朝阳医院补偿死者李丽云家属10万元。李丽云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丈夫签字拒绝手术致孕妇死亡”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医疗纠纷孕妇法院判决书扩展阅读

一段时间以来，医疗纠纷频发，医患矛盾尖锐，而且屡屡造成流血冲突甚至人员死伤。就起因而言，其中相当一部分源于医疗损害，而不愿意进行诉讼则是其共同的特点。因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引》，有其积极意义，在内容上也不乏亮点。
亮点之一，针对患者生命垂危且不能表达意见的情况，《指引》明确在近亲属不明或无联系方式的、有联系方式但联系不到近亲属的、近亲属的意见明显不利于患者利益等六种情形之下，为挽救患者生命，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授权的负责人批准，无须近亲属签字也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这一规定，有利于避免医护人员因为没有患者家属签字而眼睁睁看着患者的生命遭受严重威胁却束手无策的尴尬——2007年11月21日，孕妇李丽云因难产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因其丈夫肖志军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医生与护士奋力抢救了3个小时后，李丽云最终死亡。
当然，医院在没有近亲属签字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等治疗，结果可能有两种：一是患者最终脱离危险，医患双方皆大欢喜。
二是虽历经全力抢救，但患者依然死亡或者出现成为植物人等极为不利的后果。若是患者家属一口咬定不手术或不治疗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医院必然落入里外不是人的境地。
参考资料:人民网?北京:

③ 医疗纠纷

如果因为证据不足，法院很大可能不能支持你的诉求，不过等待判决还是有利的，因为，判决结果虽然可能对你不利，但有新的证据，我的意思说如果确实有技术力量可以做鉴定，那就是有新的证据足，当这样的证据足以证明你所提出的事实和理由，那么，将来还可以启动再审程序！从而获得赔偿，当然，如果你的鉴定将来也不能做的了，或者说也不可能有新的证据，那撤诉有可能返还一些诉讼费用！这个还要看你自己怎么看！

④ 医疗纠纷！法院无司法鉴定结论就判决了！是否合法急需相关法律法规！

香港最高法院判决书中的经典段落“法官有权依照自己的观察、判断来评议证据，但是这样充满了不公平”！！

⑤ 医疗纠纷诉讼书怎么写

诉讼文书大体上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医疗纠纷诉讼书属于民事诉讼，怎么写？按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法律规定，文书一般写法为：
1、标题‍，民事诉状
2、原告、被告基本情况，联系方式
3、诉讼请求
4、事实与理由
5、正文
6、致法院
7、具状人
8、年月日

⑥ 医疗纠纷起诉书怎么写

医疗纠纷起诉书应当按照以下事项来写：1、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2、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3、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4、有关医疗纠纷的证据和证据来源，原告提出有证人作证的，应当如实提供证人的姓名和住所。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一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⑦ 法院受理哪些医疗纠纷及如何诉讼医疗事故赔偿争议能否协商解决

一、法院受理哪些医疗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如何受理医疗事故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有：《关于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否受理问题的复函》（1990年11月7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关于对“当事人以卫生行政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答复》（1995年6月14日）。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法院对于医疗纠纷案件的受理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病员及其亲属如果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如因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民事诉讼）。
3、病员及其亲属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医疗事故结论没有意见，仅要求医疗单位就医疗事故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民事诉讼）。
4、如果当事人对卫生行政机关做出的医疗事故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行政诉讼）。
5、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已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最终鉴定，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争议拒绝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以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行政诉讼）。以上司法解释仍然没有明确未经医疗鉴定可否直接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
国务院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者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均可在接到结论或者处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一条三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为此，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规定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作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因此，鉴定结论常被作为法院审查起诉是否经过行政处理阶段，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据。有的法院甚至规定只有被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确定为医疗事故和差错的医疗事故纠纷法院才受理。
病员及其家属本来就对卫生行政机关组织的鉴定机构多有不信任，经常发生逾期未作出鉴定结论或者鉴定结果明显不公的现象，促使患方去寻求其他解决途径。从严格意义上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复函不属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但是该复函内容正确，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九）项关于诉讼制度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一条所指的法律应当作狭义解释，即行政法规不得做出限制诉权的规定。
二、医疗事故赔偿争议能否协商解决
2002年9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八）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因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属于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不必由受害人举证。以上规定已赋予患方在未经医疗事故鉴定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权利。

⑧ 医疗纠纷起诉书如何写

医疗纠纷起诉书应当按照以下内容写：1、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2、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3、请求人民法院对医疗纠纷作出判决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4、原告应当提供医疗纠纷有关的证据和证据来源，有证人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和住所。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一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⑨ 李丽云事件中所涉及的医疗机构在法律上是否存在过错

2007年11月21日，孕妇李丽云因感冒在同居男友肖志军陪同下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就诊，院方建议做剖腹产手术，肖志军坚持认为自己是陪同李丽云来看感冒，不是来生孩子，拒绝签字，李丽云经抢救治疗无效死亡，一身两命。事件发生后，此事多被惯以“男子拒签致产妇死亡事件”为题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热议。2008年1月24日，死者李丽云父母将医院和肖志军告上法庭。后由于肖志军离家出走，相关法律文书未能送达，李丽云父母撤回了对肖志军的起诉。

诉讼中，李丽云父母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而朝阳医院则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审查同意了朝阳医院的医疗事故鉴定申请，原因在于，法院认为：医疗纠纷中存在着当事人可以选择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两种鉴定;医疗机构有权进行抗辩并优先选择医疗事故鉴定;如鉴定结论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患者一方有异议，则有权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进一步对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不过，这一纠纷中按规定需承担本次医疗事故鉴定的机构-----朝阳区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明确表示：“因北京市卫生局已于2007年11月25日组织了市级孕产妇死亡专家评审并做出了几点意见(见市卫生局就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的调查通报)，故我会不再对此病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使得该案医疗事故鉴定程序无法启动。于是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医疗过错鉴定。鉴定结论为李丽云的死亡主要与其病情危重、病情进展快、综合情况复杂有关，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患者死亡无明确因果关系。

这个事件从发生、发展至成为案件，现业已开庭审理，事情的真实情况正逐步廓清，当案件最终落槌，慢慢地，这个引发关注与热议的事件会随着一切的盖棺定论而淡出我们的视野。但是，这个事件、案件中折射出的非法律与法律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问题之一 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值得关注

李丽云的死亡事件，对于媒体，无疑是极具新闻价值的，而作为新闻，自然当尽可能抢在第一时间发布，否则新闻变旧闻，其新闻价值将大打折扣。但是在抓新闻、抢新闻的同时，媒体需要尽量避免传递误导公众的信息，尽可能客观地报道事件本身，至于避免以哗众取宠的方式为题为文，我想在此不必赘述，那当是应有之义。在李丽云事件发生之初，有些媒体的报道多少有失偏颇，其题多为“丈夫拒签致产妇死亡”、“男子拒签致孕妇死亡”等类似文字，固然这本身是医院的说法，而医院作为诊疗专业机构，其说法无疑比作为没有医疗知识的肖志军更具权威性与说服力，所以媒体以此为题报道，并不能说其有先入为主之嫌或已经作出了自身的主观判断。问题是，媒体是传播媒介，他们自身很清楚报道对于任何一个事件的影响与放大力，媒体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报道这一事件，使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多少有点煞偏风。这个煞偏风集中表现在公众舆论聚集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家属不签字的情况下，医院是不是应该为李丽云手术?其二是指责肖志军不签字的行为。事实上，李丽云案件审理到今日，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是不是应该为李丽云进行手术，本身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探究医院是不是应该在家属不签字的情况下为李丽云手术，以及肖志军为何不签字及其不签字的责任，意义何在?所以，回过头来看，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两个焦点，竟然不能够成其为问题。

何以出现如此可笑的情况?因为媒体一开始就不甚审慎地为这个事件打上了定性的标签，而借助于媒体了解事件经过情况的大众自然顺着媒体的思路往下走。时至今日，随着案件的审理，我们已认识到是否应为李丽云实施手术属于案件应当查明的事实，而肖志军的签字与否并不当然主宰李丽云生死，但对于该案的报道仍旧多为“男子拒签致产妇死亡案”或“丈夫拒签致孕妇死亡案”。目前的报道，这种标题虽可理解为对这一事件约定俗成说法的沿用，但是，我们不能不深刻地关注，媒体一开始为这一事件贴上的标签是多么地令人难忘，其影响力多么地具有穿透力。

无可置疑，媒体可以也应当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但是立场与判断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由于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具有的放大性，在某些涉及专业判断的事件中，在暂无法作出专业判断的情况下，媒体如何既高效快捷地进行报道，而又不失客观，无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问题之二 有关专家是否当本着社会责任慎言或建言

李丽云事件发生后，如上所述，一开始人们把焦点集中在医院是否应当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手术，及肖志军是否应当签字之上。于是，一方面有专家提出，“生命权和健康权高于一切，只有职业医生才能判断病人在危急时刻是否需要抢救。”并建议加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生命权的保护，规范相关医疗条款;另一方面有专家指出，应追究肖志军的刑事责任。

我不怀疑专家们的专业水准与良苦用心，但专家应该意识得到，自己的表态与观点对于公众看法的影响，因此，本着社会责任，专家既需建言，又需慎言。在发表意见或观点时，是不是应当深入了解事件客观情况?让自己的意见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哪怕不一定对，至少不那么随意。或者，如果没有途径或不便了解事件的客观情况，是否应当在发表意见时给予一个“假设如此”的声明?让公众知道专家的意见是建立在媒体报道之上的。专家们走得太急、走得太远、或稍微走偏，完全可能造成公众错误的认知。毕竟，我们中不少人是崇尚权威的。

当我们随着法院的审理一步步探究案情时，我们发现，在这一事件中，如果法律强制赋予医生自主手术权，而本当具有精专知识、良好医德的医生作出了错误判断，则有可能错上加错。而事实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已经赋予了医院判断与决定力，在现实中只存在医院敢不敢作出判断与决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何需把“家属不同意情况下医院有手术实施决定权”作为特殊情况特别列明并固化?在李丽云事件中，医院提出的因不签字无法手术致死经过调查、审理，已大大走样，北京市卫生局对这一事件做出的《调查通报》给出的意见，明确表示：患者死因为重症肺炎、急性左心衰竭、肺水肿、呼吸功能衰竭，由于患者未能及时就诊，虽经抢救，死亡不可避免。说明，手术与否李丽云似乎都难逃死亡噩运。

至于医学界专家，在这一事件中，本来正应该是他们浓墨重彩粉墨登场的时候，他们却令人失望地集体失语，就算偶有个别专家发表意见，却只见意见不见其人。医学无疑是具有风险性与探索性的科学，我们固然不愿意看到医疗失败与错误，但失败与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选择的是面对而非逃避。李丽云事件对于医学界专家而言，绝不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正如我们法律界对于同一案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最终结论不能也不会语焉不详，但时至今日，虽经尸检、鉴定，李丽云事件在医学上的定性却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非医界人士无法判断的问题，医学界专家也无法判断，我们何以相信医学界专家的水准?何以相信医学的进步?至于如果医学界专家的集体失语是另有只可意会的理由，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为社会信赖、追捧的专家们，本无需承担社会责任。

问题之三 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鉴定是否具有可选择性

审理李丽云父母诉朝阳医院案件的法院认为，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鉴定具有可选择性，并且医疗机构具有优先选择的权利。对此，我认为，颇值商榷。

首先，鉴定的决定权在法院。医疗纠纷分为两种类型：医疗侵权纠纷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对于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说明，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后者，举证责任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分配。李丽云的父母提起的是医疗侵权之诉，按规定，应由朝阳医院对医疗行为与李丽云之死及其不存在医疗过错予以举证。那么朝阳医院应当如何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如不提出鉴定申请，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除非朝阳医院能够通过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它应当申请鉴定。不过，《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说明，是否需要鉴定，进行何种鉴定，并不取决于当事人申请，而是取决于法院认为该事项是否属于专门性问题、及属于何种专门性问题的判断及法院的决定。也就是说，鉴定的申请权在当事人，决定权在法院。

其次，医疗事故鉴定与医疗过错鉴定不具可选择性。医疗事故鉴定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的专门性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是根据查明案件事实需要进行的司法鉴定。这是依据不同法律规定、不同法律程序进行的两种不同的鉴定。当李丽云父母未以医疗事故侵权为由，仅以医疗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时，由于属于医疗事故，侵权成立应予赔偿，反之，不属于医疗事故，却不意味着侵权不成立无需赔偿，因此，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不属于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将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列入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没有依据。

医疗事故鉴定无需借助于司法程序启动，当李丽云父母以医疗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时，对于鉴定，他们事实上已经作出了选择：如果有必要鉴定，则案件中的鉴定应是依赖于司法程序才能启动的过错鉴定。

在李丽云父母已经选择医疗侵权诉讼中，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由于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与司法鉴定的程序不同，如果李丽云父母不接受医疗事故鉴定而基于法院委托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对于鉴定结论不服，他们很难作出进一步选择：提出再次鉴定申请，说明他们接受了医疗事故鉴定，只是不服结论;选择因为本身不接受鉴定而不申请再次鉴定，这个鉴定结果却会成为对案件有决定性影响的定论。

因此，我认为，医疗侵权案件中，应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是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在患者或其家属起诉时就已经是确定的了：患者主张属于医疗事故的侵权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患者主张属于医疗过错的侵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

再者，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不属于医院的抗辩理由，对于鉴定类型医院不存在选择权，更无优先选择权。医院认为医疗事故鉴定为其对抗患者或其家属的抗辩，只是其认识误区。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无需赔偿。但这只意味着医院无需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赔偿，并不意味着医院免责。当然，医院可以以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来进行抗辩，事实上，患者或其家属未提出医疗事故的主张，在法律上就可以认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但这种认定并不导致医院免责的成立，因此医院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抗辩主张并不带来其对鉴定的选择权或优先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