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关于网络购物欺诈行为的案例以及分析
网上购物，可以节省时间、精力，坐在家里也能搜罗到全国各地的好货、便宜货，但最遗憾的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网上购物的安全性成为广大买家最担心也是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在媒体上已经看到或听到了太多的由于网上购物而被骗的事情了，网上购物真的那么可怕吗？
由于网络世界是个虚拟的世界，所有行为都可以虚拟身份掩盖，所以容易滋生欺诈等现象。但这几年来国外的网上支付业务迅速发展，国内也从政府到电子商务企业都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例如广东省推出了数字证书，如有诈骗行为发生，也能找到具体的犯罪嫌疑人；电子商务公司方面如易趣的实名注册，阿里巴巴的“诚信通”，以及一些网站实施的先行赔偿制度等，都在电子商务信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银行方面有招商银行推出的“VISA验证”服务等，都在力求加强网上交易与支付的安全性，最低限度地降低网上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从技术层面上讲，电子商务企业安装功能强大的防火墙来实现，比如NORTON，CISCO，NETSCREEN等等。由于网络问题的突发性因素，黑客技术的进步，还有企业安全要从整个面上来防御点的攻击，所以企业在这方面投入的比例势必会越来越大。通过对各种安全漏洞的补丁，入侵的检测，隐私控制，禁止非法访问，还有对重要信息的备份等手段，可以极大降低企业信息的安全性。
对于网络安全的保障，从大的方面来说有规范网络行为的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具体来讲包括网络安全、身份认证、安全存储等方面。总之，电子商务的网络安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不可不防 网上购物安全十大必知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网上购物，但网上购物的安全一直是很多人担心的焦点。在这里，我们特别列出了10项网上购物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连接要安全
在提交任何关于你自己的敏感信息或私人信息——尤其是你的信用卡号——之前，一定要确认数据已经加密，并且是通过安全连接传输的。你的浏览器和Web站点的服务器都要支持有关的工业标准，如SET(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和SSL(Secure Sockets Layer)等。
2.保护你的密码
不要使用任何容易破解的信息作为你的密码，比如你的生日、电话号码等。你的密码最好是一串比较独特的组合，至少包含5个数字、字母或其他符号。
3.保护自己的隐私
花几分钟阅读一下电子商务公司的隐私保护条款，这些条款中应该会对他们收集你的哪些信息和这些信息将被如何使用做详细说明。
尽量少暴露你的私人信息，填在线表格时要格外小心，不是必填的信息就不要主动提供。
永远不要透露父母的姓名这样的信息，有人可能会使用它来非法窃取你的帐号。
各种免费或收费的Web服务可以使你匿名浏览和购物。比如，你可以使用Anonymizer和Privada等站点来匿名访问其它商务站点，而不必暴露你的姓名和e-mail地址。
4.使用安全的支付方法
使用信用卡和借记卡在线购物不但方便，而且很安全，因为通过它们进行的交易都受有关法律的保护，你可以对提款提出质疑，并在质疑得到解决之前拒绝付帐。另外，如果你的信用卡或借记卡被盗用，你只需承担很小的一部分金额。网上拍卖站点越来越多，现金支付也越来越频繁，如果交易额比较大，你就需要使用i-Escrow和Tradesafe等站点提供的第三者保存契据的服务。当然，这些服务是收费的。
5.检查证书和标志
在美国，有一个叫做Better Business Bureau Online Reliability Seal的认证标志，拥有这个标志的公司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在线经营历史，并已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认可。同时，你可以参考BizRate，这个站点可以为你提供很好的有关在线购物的信息。它经常组织用户调查，并公布对商务站点有关项目的评分，如商品质量，客户服务质量和送货是否准时等。
有些拍卖站点，比如eBay，有一个用户反馈区，已经购买过商品的用户可以在这里对各个独立销售商的可靠性发表评论。
6.检查销售条款
著名的在线零售商都会出示有关的销售条款，包括商品质量保证，责任限度，以及有关退货和退款的规定等。有些站点要求客户在购物前必须点选“同意这些协议”，有些站点则把这些条款放在一个链接后面。
7.税款和运费
仔细阅读运送和处理等费用的有关说明，不同的送货方式费用差别可能会很大。找一些提供低成本配送方式的公司，或在定购量大时可以免费送货的站点。另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对网上购物是收税的。
8.再检查一遍订单
在发送购物订单之前，再慎重地检查一遍。输入错误(比如把2写成了22)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你收货的地址和发出订单的地址不同，你就需要做出特别说明，并仔细检查。另外，你必须确定你看到的价格正是该物品当前的价格，而不是你上次访问该站点时浏览器保存在你计算机中的临时网页文件上的过时价格。
9.估计送货日期
销售商应该会告诉你一个大概的送货日期。按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如果销售商没有指定货物送达日期，他就必须在30天内将货物送达，否则必须通知客户不能按时送货，并提出撤销订单，退回货款。
10.提出控诉
如果你在网上购物过程中碰到了问题，你应该立即通知这个商务公司。在他们的站点上找到免费服务的电话号码、邮件地址或指向客户服务的链接。如果该公司自己不解决有关的问题，你就应该与有关主管部门联系了
❷ 法院，网购质量纠纷消费者向哪个法院起诉
?痉ㄊ导?擦至肿茏堋举例子，淘宝网上购物，买家A在北京，在淘宝网上向海南一卖家B购买海产品，收到后发现发过来的海产品是变质的，买家A如果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应该如何起诉，向哪里法院起诉？其实如果放到现实世界，没有淘宝网这一个网络载体，这一问题恐怕很好解决了。如果没有淘宝网，A和B之间的交易行为，可以看做是合同的一种，可能是书面合同，也可能是口头合同，一方支付款项后，另一方发货，收货方发现货有问题，很明显是一种违约行为，当然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的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很好理解，就是卖家B所在地，但是很明显北京的A跑到海南去打官司，成本太大，因此我们来看合同履行地：在网上查到的有些观点认为，由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不管是从开始发出要约，点击购买，到付款，到后面的卖家发货，买家点击确认收货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淘宝网上，而淘宝网的注册地是杭州，其服务器等提供网络服务的物理设备都在杭州，因此杭州才是合同的真正的履行地，因此应该可以到杭州的法院进行诉讼。对于这种观点，我是不赞同的。这很明显是将网络行为的物理载体和网络行为本身混为了一谈。在这个事件里面，淘宝网充其量只是A和B双方合同行为的一个协议达成的平台，最多是合同签订地，但决不能称之为合同履行地，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淘宝网上的交易一般有买家支付邮费，卖家包邮，或者买家自提等几种发货方式，如果B采用卖家包邮的方式，毋庸置疑A可以选择交货地北京的法院提起诉讼；反之如果是A派人上门自提的货物（比如快递的到付方式），那么A就只能去海南了；至于买家支付邮费，卖家通过快递公司送货的方式，在法律上会有一定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淘宝网上买家提供的送货地点是否可以认为是合同履行地。这里争议的主要来源是由于淘宝网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收货地址”而不是用的“交货地址”，一字之差，可争议就产生了。如果是交货地址，不用说是卖家要到此地址交货才算合同履行完成。自然此地址就成为合同履行地。但如果是收货地址，是站在买家角度来确定的收货的地点，卖家可以申辩说他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时，合同就已经履行完成了，因为是买家支付的运费，因此卖家交付货物给承运人的地点就是货物的交货地点，也就是合同履行地。另外，看到有些网友对以上这种情况到底是侵权还是违约也很迷惑，其实以上这种情况应当是违约，不是侵权，但是如果A收到货后，做了饭菜吃了，结果A生病住院，这时就出现侵权了，这时A既可以选择违约之诉，也可以选择侵权之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就不讨论了，侵权行为地到底是哪里？按照相关法律其中侵权行为地指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行为结果地。于是又有观点冒出来，认为侵权行为发生在淘宝网上，淘宝网服务器在杭州，因此侵权实施地和结果地都是杭州……我还是要说，这种理解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上面的网络购物的案例，淘宝网只是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工具，真正的侵权行为还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因此还是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去分析，一般来说这种侵权的诉讼对A比较有利，因为他可以选择侵权结果地（往往就是原告所在地）进行诉讼。个人浅见，欢迎讨论。
❸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❹ 如何确定网购平台在侵权行为中的责任
法律分析：网络平台侵权责法律责任的认定:只要利用网络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那么就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作为被侵权的人就可以要求侵权者停止停止侵权、而且还可以要求删除、屏蔽、以及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❺ 网购后的商品有侵权问题，请问购买者会不会有什么责任
相反，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无区域性，使得网络购物在形成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法律问题。有的甚至是我国现行民商法没有涉及到的，这对我国民商法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几年，网上购物已悄然兴起，成为广受欢迎的购物方式之一。与传统购物相比，网络购物尽管给人们带来了快捷、方便、丰盛和廉价的优势，但是，“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无区域性，使得网络购物在形成巨大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法律问题。”[1] 笔者认为，网络购物产生的法律问题可以三个阶段分析，一是在购物过程中易发生的法律问题;二是在纠纷发生后易发生的法律问题。三是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法律建议。 一、“网购”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1 、网络经营商的诚信度难以保障。互联网技术的先进性、复杂性、变化性，为不法商品经营者利用网络欺诈获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在网上发商品信息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低。很多不法商因此一味的追求商品信息的数量，而对商品的信息的真实性缺乏责任心。他们在网站公布需要出卖的商品实物图，一般都夸大了产品说明书，诱惑用户上当购买。另外，广告是消费者网上购物的主要依据，而一些不法商利用广告监督难、隐蔽性强、传播快、涉及面广的特点，大量发布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待购买方发现上当后，不法商已经转移或关闭站点，无法找到人。使得消费者被侵权而而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有人形容“网上欺诈已成为网络购物中侵害消费者权益最为严重的现象之一”[2]。 2、网络购物安全难以保障。保障安全权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法》)规定的消费者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传统的商品交易是当面挑选，当面支付，安全可靠性强。但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网上交易的安全性大打折扣，一直困扰着网上消费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支付方式的安全。目前网上交易付款以电子支付即网上刷卡为主要方式，但是，计算机病毒、黑客侵袭、内幕操纵的事情常有发生，使得网上消费者对电子支付心存疑虑。二是经营者信息的安全。传统购物交易要经过看货、咨询、试用、还价、交易、送货等系列环节，《消费法》中规定的知情权容易落实。而网络购物中，除送货外，其他环节都是通过网络这种虚拟的方式进行。许多网站关于商家的信息都不全面，消费者无法掌握商家和商品的真实信息，而且商家可以篡改、伪造信息。因此，网络购物安全成为购消费者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三是消费者个人隐私的安全。传统购物中，卖方不需要了解买方的姓名、年龄等与个人有关的信息，故《消费法》也没有专门的关于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但网络购物则不同，消费者必须先注册，填写较为详细的个人信息，才可以上网购物。这就使消费者不得不担心，个人信息会不会被网站公开，隐私权能否得到保护。 3 、退换货难。《消费法》对消费者退换货作了具体规定，在传统购物的实践中也较好操作。出了质量问题，消费者找到经营方一般都能解决。但网上购物出现的质量问题，却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购买者收到的货物与网上公布的图片一致，但质量却不是本人想象中的那样，能不能退货，向谁退货，路费、运输费谁承担，损失费谁负责。另外，“现在的许多购物网站对退换商品作了限制性规定。较为普遍的就是，退换货时商品及附件外包装和资料不得有破损。怎样才算外包装没有破损，谁说了算?这就更使得一些购物者忧虑重重，即使买了次货也懒得去退换货了，免得麻烦”[3]。 二、“网购”引起纠纷后的法律问题 1 、责任主体确认难。《消费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租赁他人柜台或者场地的经营者，应当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传统交易环境下，商店里的营业执照表明了经营者的身份和经营场所，交易对象一目了然。而在网络交易环境下，销售商只对商品的品质进行简单说明和外观平面展示，然后告知消费者银行帐号和购物电话。至于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名称、产地、经营者，消费者很难在网上看到。一旦商品发生毁损或者不能满足使用需求，消费者是该找网站经营者、商品经营者还是厂家?如果他们相互推诿，消费者该怎么办?显然，责任主体的不确定，导致交易中吃亏的永远是消费者。 2 、确认管辖法院难。因合同履行引发的纠纷，由哪个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 4 条作了如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传统商品交易中，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一般都很容易确认。但因网络购物引发的诉讼，确认管辖法院是件不简单的事情:一是被告住所地确认难。上文分析了责任主体不明确，必会使被告住所地无法确定。当事人要选准管辖法院，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无疑对消费者是不现实的，而且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二是履行地确认难。网上交易、货到付款，买卖双方对运费都有商量，此种情形履行地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确认并不难，难就难在电子交易。因为电子交易不需要运费，卖方直接将商品发到买方的电子邮箱中，如果买方在电子邮箱注册地收到商品，也不存在履行地确认困难，问题是如果买方是在外地打开邮箱收到商品的，此时履行地到底是算邮箱注册地还是商品打开地，不好确认。 3 、举证困难。《民事诉讼法》第6 8 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这一举证规则为网络购物中消费者举证设置了障碍。“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是通过互联网完成一系列交易的，一旦形成纠纷，负有举证责任的消费者就不得不从电脑上调取这些数据凭证。这些通过电子形成的证据，能否作为原件?在理论界认识不一。”[4] 究竟是买方电脑中的数据备份与留存还是卖方计算机中的数据备份或留存算是电子证据的原件?而且这些数据极易被修改、删除，其真实性难以确定。要求消费者对证据的原件和真实性加以证明，对消费者非常不利。 三、几点建议 2 、完善立法。目前，消费法已在修改中，但在完善传统消费领域的消费者权利保护外，还应增加网上消费领域的消费者权利保护。“建议完善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两个方面:网上消费的消费者权利包括知情权的完善、安全权的完善、公平交易权的完善、求偿权的完善。网上消费的经营者的义务包括提供详细的商品信息的义务、商品质量保障及售后服务义务、保护消费者个人数据的义务。”[5] 3 、确立先行赔付机制。我们应该正视网络购物这样一新兴产物，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但是，应当“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网上交易行为，明确网上购物网站的市场准入资格、市场经营行为组成方式等，使网站具备‘经营主体资格’，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权，可以建立一个先行赔付机构，如设立专门支付赔付金的网上银行”[6]。凡到网络从事商品经营的个人或法人，每季度或半年根据其销售额交付一定的保证金。由专门的机构如网上银行对保证金实行专项管理，专门用于经销商在网上交易中出现侵权问题时的先行赔付，赔付后由银行向造成侵权的网络经销商追索损失。 4 、确立有利于网络购物的消费者的诉讼管辖原则。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合同纠纷没有做出特别规定，因此在管辖原则上，只能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管辖。这一原则显然对发展电子商务是非常不利的。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的物品往往都不太贵重。如果因质量等问题，千里迢迢跑到经销商住所地去协商或诉讼，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此很多消费者就会自认倒霉。因此，我国对消费者合同纠纷的诉讼管辖应该作相应的修改，可以实行消费者所在地专属管辖原则。对于网络侵权纠纷，也可以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管辖改为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消费者参加诉讼，保护其诉权实现，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诉讼成本。但是，如果双方在合同的管辖上有协议的，应先适用协议管辖，协议无效时仍以消费者住所地法院管辖为准。 5、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上文中提到网上购物产生纠纷后，消费者通过起诉维护合法权益时举证十分困难，是自己的诉权无法通过法律实现。因此，可以在举证责任方面对消费者予以特殊规定，以鼓励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维护权益，在网上购物消费领域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缺乏维权意识和证据意识，消费者实际举证能力十分有限，对消费者维权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可以将举证责任倒置做扩大解释，将网络购物纠纷的举证责任囊括在内。参考文献: [4]有关侵犯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分析。参见纪晓昕著。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保护。网络法律评论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2。 [6]万以娴著 论电子商务之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01。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❻ 案例分析 一个8岁的男孩经常上网,某日在网上购物网站以其父亲的身份证号注册
如果按照这情况如果发生购物纠纷的话，要看过程是不是存在网站违规操作，这里面家乡的责任也很大，随意让孩子用身份证注册，而且孩子花钱的话，或者使用大人的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有钱，这当然存在隐患
❼ 谁有关于消费者权利的案例一个就行，加上分析及观点。急急急！！！
"："，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没有违法所得的，并赔偿李某损失："："看你贼眉鼠眼的样子;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及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第25条规定，李某很气愤，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格尊严，遂于1994年2月，当李某欲从珠宝店出来时;我怀疑你拿了本店的手饰，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规定、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或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
[问题]
1．
消费者享有的维护尊严权的含义是什么？
2．
本案中的自选超市是否侵权？
[分析]
1．消费者享有维护尊严权，能否让我看看。"当即遭到李某的断然拒绝，张说；情节严重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的规定，做贼心虚吧，就知道不是好人，侵犯消费者人格尊严或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据情节单处或并处警告，服务员张某挡住了他的去路，张说，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自选商场应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赔偿李某精神补偿费。
另外，并限制李某自由达半小时之久、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侵犯了李某的人格尊严，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声称自选超市侵犯其名誉权与人身自由，要求自选超市公开赔礼道歉。
3．
本案中自选超市对消费者身体擅自搜查，肆意侮慢，恢复名誉，清除影响！
张某遂叫保安人员，将李某强拉到保卫室，由超市的女工作人员对李的大衣口袋及裤兜进行检查，没有发现超市的手饰，便放走了李某[案情]
某自选商场是北京一家大型的自选超市，1994年1月3日李某（学生）去该超市购物，上午十时
❽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案例分析
案例一：
一刚上小学二年级的男童，在某购物网站以他父亲李某的身份证号码注册了客户信息，并且订购了一台价值1000元的小型打印机。但是当该网站将货物送到李某家中时，曾经学过一些法律知识的李某却以“其子未满10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拒绝接收打印机并拒付货款。由此交易双方产生了纠纷。
李某主张，电子商务合同订立在虚拟的世界，但却是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履行，应该也能够受现行法律的调控。而依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12条第2款和第55条的规定，一个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应该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其子刚刚上小学二年级，未满10周岁，不能独立订立货物买卖合同，所以该打印机的网上购销合同无效；其父母作为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拒付货款。
对此，网站主张：由于该男童是使用其父亲李某的身份证登录注册客户信息的，从网站所掌握的信息来看，与其达成打印机网络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而并不是此男童。由于网站是不可能审查身份证来源的，也就是说网站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注意义务，不应当就合同的无效承担民事责任。
问题：当事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
电子合同是否有效？
案例二：
海南经天公司1998年投资180万元完成开发并出版发行的《中国大法规数据库》，被海口网威公司2000年将其解密后，复制到其经营的《司法在线》网站上。经天公司将该侵权的网上法规数据库下载，经过公证后将其作为证据，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问题：海口网威公司是否侵犯了海南经天公司的著作权？为什么？
案例三：
赵某是国内著名拍卖网站的注册用户。1999年10月1日晚上，他在浏览网页时发现一网站正在举办“海星电脑专场拍卖会”，于是在阅读了拍卖公告后就参与了竞拍。经过一番竞价，赵某以最高价竞得3台电脑，并且该网站公布的拍卖结果中确认拍卖成交。过了国庆假期，赵某汇款1万余元打算取得拍来的3台电脑，但是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
赵某称当时他在这家网站的“买家须知”中看到拍卖周期是10月1日至10月5日，但是在10月8日他再次上网时，发现该网站仍在进行海星电脑专场拍卖会，而且截至日期改为了10月10，他已经拍卖成交的3台电脑正在以他的拍价为底价继续拍卖，10月9日公布了第二次拍卖结果。对该著名拍卖网站出尔反尔的做法，赵某当即提出抗议，认为网站违约，必须承担责任。于是赵某把这家网站的主办者北京某电子技术公司和某国际拍卖公司等多家单位告上法庭，要求给付他拍得的3台电脑费用，赔偿电脑贬值损失1万余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问题：赵某拍得的3台电脑是否有效？为什么？
❾ 网购中有哪些侵权行为
您好，
1、物品被寄丢卖家不赔付
（1）物品被寄丢了是网购中时常会实现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物流公司应该对失职行为负责，买家可以要求物流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全额赔偿货物价款。
（2）买方也可以直接找商家，商家可能会认为“这是物流公司的错，拼什么要找我”，但买方在网购时实际上是与卖方订立了约束双方的买卖合同，商家有按照约定交付货物的义务，物流公司实质是在帮商家履行合同，因此物品被寄丢使买方无法获得所购买的物品，买方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要求商家重新再发一件同样的商品或者退回相应的价款。
2、实物与网络表述不符不愿退货
网购中买方只能通过肉眼观察判断这个物品的质量，往往会出现卖方欺骗消费者，故意美化商品，所以经常都会看到哭笑不得的购物经历。商家这种行为已经属于消费欺诈，侵犯当事人的财产权，可以要求商家退货，若被拒绝，有权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3、承诺七天退货但又反悔
卖方经常为了吸引顾客，会打出承诺七天退货的标识，但当顾客真的想退货的时候又不百般推脱。其实，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以网购这种方式获得的产品，买家本身就有在七天内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并不因为卖方承诺了，买方才可以退货，买方可以到平台上投诉卖方，要求退货并全额赔付。
4、产品质量不合格但找不到卖方
因为是在网络上购买物品，因为商品质量不合格，遭受了人身损害，如果这个时候找不到卖方，应该怎么办呢?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中，买方可以直接起诉产品的生产方和经销商，要求他们赔付财产损失。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为了不愿意退货、买了假货拒退等问题起诉买家，一方面是因为数额小觉得太麻烦没必要，这需要大家增强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可能卖方早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可以先到网购平台投诉，委托律师寄送律师函，要求他们提供卖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