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为什么印度可以“随意”制造美国的药物
原来在国内某仿制药出口美国的第一企业工作,对于仿制药立项有一点点研究,简单说说:
很多人说的都不错,我来说几点仿制药的难度问题
1、对于特殊剂型的仿制药难度,比如,缓控释、吸入、混悬等,要做到与原研药BE一致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生产线的投入,打个比方,硝苯地平的控释片,如果要做到与原研释放一致的,估计生产线上投入就接近一个亿。
2、对于特殊原料药的仿制药难度,比如有原料药金属腐蚀性比较大的、需要冷冻保存的。之前调研立项过一个产品,后来放弃了,主要原因是原料药的不稳定,需要-30摄氏度保存和运输。这个还是很难的。
3、BE问题,由于目前国内新的药品管理办法的提高,新的仿制药必须要通过一致性评价才可以上市。所以比如一些代谢特殊的产品,高变异的产品,BE的难度就比较高。有以下几个产品BE就非常难,缬沙坦、熊去氧胆酸。
4、复方制剂,单方的就比较麻烦,复方制剂更加了
5、杂质多或者特殊类别的,比如多肽类药物,多肽类药物的杂质分析就比较复杂,有些药是几微克的,现在要求千一以下的杂质需要明确结构和毒理,那药几微克的,杂质就是几纳克的了,对于这个痕量分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投入也非常高。
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不同工人做的糖衣片的包衣对于崩解的影响,包材对于药物的影响等等。
仿制药我觉得特别像小时候一个故事,就是王献之临摹王羲之的字,写了个大字,觉得很像,但王羲之点了一个点,妈妈说,只有这个点像王羲之。对于仿制药来首要临摹的有9分以上的像,其实自己的功底也需要很深。
顺便说一下,印度的仿制药除了工艺以外,还有几点对于我国有一定优势
1、BE的成本,以前中国是临床研究比较低廉的国家,但是现在由于一些媒体的乱报道、人口红利的逐渐的消失,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对于国内一致性评价的要求越来越高,临床研究的费用越来越高。部分的产品印度的BE的费用可能只有国内的一半。
2、环保成本,中国原料药在全球比较领先,无论是产量还是合成成本,主要原因是用很大的环保的代价换来的。而最近几年国家对于环保的管理严格,仿制药原料药的成本也提高了不少,不少的企业面临停产或者需要大规模投入环保设施。而印度对于环保还比较粗放。
3、专利问题,很多人看过我不是药神的电影,里面提到关于格列宁的印度版,很多身边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不仿制呢?我专门有一篇关于药神的文章供参考。印度很多采用强仿来无视专利,而中国这两年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所以对于强仿的开放会很少。但这个就会带来时间差。比如药神里面提到的原型,伊马替尼,印度提前6年时间仿制,就意味着在5年时间内会有降低原料成本的方法,新的路径,制剂工艺的提高,生产线成本调整等等。导致仿制药的质量水平、成本的差距。
那个那个谁啊:从《我不是药神》来说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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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说几句好话,中国目前的仿制药的水平在一致性评价的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下,近几年有了飞速的提高。而新药的研发在资本的催生下也在快速的成长,比如恒瑞、百济神州、贝达等一些药企成长令人欣喜。
加油吧,中国制药!
『贰』 为什么中国不允许仿制药
关于印度仿制药产业,普遍的舆论认为,药品强制许可是印度仿制药产业成功的根本。然而,梳理印度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会发现,这或许是一个长时间的误解,印度的“强仿”是基于本国法律的仿制,而非国际公约的“强仿”。早在2005年,国际公约已经允许各成员国在特定的前提下启动药品强制许可。但几十年来,我国从未下达过一个指令,印度也只有一个强仿案例。
有不少声音建议我国应适时启动药品强制许可,以提高我国药品可及性。但《等深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关于中国仿制药的发展,绝非启动“强仿”那么简单,这背后拥有的一系列产业、市场、价格、终端等方面的因素,都成为中国仿制药难以“击穿”的墙。这一切,不是一日铸就,若要解决,亦非一日之功:中国仿制药产业的发展困境,不是一个策略就可以解决,而需要“一揽子”的“药方”。
仿制药还在路上,这是当下很无奈、又急需改观的现实。
7月5日,江苏豪森医药集团(以下简称“江苏豪森”)确认收到CFDA 核准签发的“伊马替尼”(商品名:昕维)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率先成为该药品首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企业。
昕维是被称为“抗癌神药”的格列卫在中国的首仿药,通过一致性评价,意味着昕维在质量与疗效上与瑞士诺华制药的原研药格列卫相比肩,也将在招标定价方面享受到与原研药相等的政策红利。
然而,这个令企业和行业振奋的好消息,却几乎被同期印度低廉的仿制药的热议所淹没。
格列卫由瑞士诺华制药研发,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小分子靶向药物。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在我国,约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其中15%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大约有90%病人诊断时为慢性期,但每年约3%至4%慢性期进展为急变期,急变期死亡率极高。
格列卫的问世,改写了病患的生存史,将病人5年生存率从只有30%提高到89%。目前,格列卫可以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的10 年生存率达85%~90%,生命周期大大延长。因为格列卫的抗癌神效,美国对其上市进行了加速审批。一年多后的2002年4月,格列卫正式进入中国。
公开资料显示,格列卫开创性研发的背后,是制药企业历时半个世纪、投入研发费用50亿美元。创新性的新药,被称为原研药。其高昂的研发成本,一般会导致其药价极高。
上市后多年,诺华格列卫的价格几乎雷打不动,120粒一盒的价格在23500元左右。直到2015年陆勇案曝光,格列卫才首次降价,从23500元降到21000元。
格列卫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就加入到中华慈善总会的患者援助项目,后来又发展到买3 赠9,为中国患者大幅降低了药费负担,但进入医保前,患者每年的负担仍需6.6万元到7.2万元左右。
2013年4月2日,格列卫专利在华失效。随后,国产仿制药陆续上市,并开始抢占市场。
按照国际一般惯例和我国的专利保护制度,原研药专利期到期后,仿制药才能上市。
格列卫专利期失效后不久,首仿药昕维上市。随后的2014年,正大天晴药业集团伊马替尼胶囊上市,商品名为格尼可。2015年,石药集团伊马替尼片上市,商品名诺利宁。
昕维的上市价格要“亲民”得多,只有格列卫的十分之一。
目前,从各省药招平台价格看,三种国产格列卫仿制药价格差不多是诺华格列卫的一半甚至更低,以0.1g×60片规格的北京招标价格为例,江苏豪森的昕维价格为1160元/盒,正大天晴的格尼可价格为872元/盒,石药的诺利宁价格为949元/盒。
在全球的医药领域,制药企业依靠药品的专利保护排他性地在一定时期内垄断市场和获得巨额利润,但随着专利保护期失效,仿制药进入市场,原研药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就会出现大幅降低。这种现象被形象地比喻为“专利悬崖”。
然而,在我国,治癌神药格列卫并没有遵循这一普遍规律。仿制药上市多年后,原研药依然占据市场大部分份额。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诺华的格列卫(销售额为15.4亿元)市场份额最高,为80.29%,是其他3家国内仿制药总份额的4倍。
不仅如此,国产仿制药还遭受着印度仿制药的冲击。按照目前我国的相关规定,印度产的”格列卫”未经我国批准进口。所以,海外代购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印度知名制药公司TNatco生产的仿制格列卫VEENAT,0.1g×120片规格的售价不到1000元人民币,赛诺(Cyno)公司的仿制格列卫伊玛替尼更便宜,团购价格最低可以达到200元/盒。
算下来,以一个月120粒“格列卫”的治疗量计算,印度仿制药每年只需要2400元,相当于国产“格列卫”一个月的花费,更是只有诺华格列卫的几十分之一。
陆勇认为,相比骨髓移植,长期吃印度“格列卫”能让他“正常”活着。
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企业老板陆勇,在2013年被警方逮捕前,长期服用在印度购买的仿制药“格列卫”,且治疗效果显著。此后,受几千位病友的委托,他帮助代购印度“格列卫”。但2014年,陆勇因“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 被提起公诉。2015年1月29日,陆勇无罪获释。
“我吃了3年的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在格列卫纳入医保以前,这句电影台词,也是我国很多慢粒白血病患者的真实写照。
据了解,格列卫因为对慢粒白血病的特效,为诺华带来了巨额收入,上市至今,全球总收入已经高达几百亿美元。
而诺华格列卫,不过是印度“世界药房”中抗癌仿制药中的一种。
据报道,印度制药行业年产值占全球制药行业的比例为3.1%~3.6%,产量为10%左右。仿制药约占国内医药生产领域71%的市场份额,是印度制药业的最大组成部分。目前,印度仿制药出口到世界200多个国家,2017~2018财年出口额为172.7亿美元。
虽然印度是目前世界第二大制药市场,并成为当前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基地之一,但对中国市场来说,印度药品占有率并不高。我国很多传染病和重大疾病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的需求很大。
国内普遍分析认为,印度仿制药产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印度实行了药品强制许可制度,也就是通常说的“强仿”。
但民间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美国得克萨斯州St. Mary 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认为,这是国内长期的一种误解。
贾平长期致力于国内外公共卫生领域政策研究。他告诉《等深线》记者,印度实行的药品仿制制度,是在本国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内的仿制,而非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强仿。到目前为止,印度通过下达药品强制许可仿制生产的药品只有一种。
所谓强制许可,简单说就是一国政府在未经得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允许第三方生产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方法的法律制度。
在国际上,关于实施药品强制许可曾经斗争了很多年,并最终达成共识。
由于1994年签署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 协议”),过于强调药品专利保护、专利独占权,导致专利药品的高价格,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公共健康药品的获得。
此后,WTO 各成员方一直致力于寻求专利保护和公共健康之间新的平衡。
2001年,《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肯定了各成方国有权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时使用强制许可,通过药物强仿获得低成本的仿制药品;各国有权认定何种情况构成“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诸如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造成的公众健康危机,即构成这种“紧急状态”。
2005年通过的《TRIPS协议修订议定书》(下称“TRIPS议定书”)首次对TRIPS 协议修订,并进一步规定,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以在国内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在未经专利持有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国内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销售或从其他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的成员方进口有关治疗上述疾病的专利药品。
“这不仅能大大降低相关专利药品的市场价格,而且有利于更迅速和有效地控制、缓解公共健康危机,也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许可仿制药品扫清了法律障碍。”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向记者表示。
“实施强制许可必须有前提条件,即认定某个疾病在一国出现了大规模公共健康危机,使国家处于紧急状况。但《多哈宣言》和《TRIPS议定书》都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标准是公共健康危机,这就为各个国家实施强制许可留了个口子,即各个国家自己来定义本国是否处于公共健康危机中。”贾平说,强仿必须要获得国家强制许可令才能实施。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3月9日,印度专利局向本地仿制药企业Natco公司签发了该国首个强制许可,针对的是德国拜耳抗癌药“多吉美”(英文商品名Nexavar)。虽然德国拜耳公司对此表示抗议,但来自仿制药的竞争,使该药在印度的价格显著降低至每月175美元,降幅接近97%。
但政府决定,该公司向拜耳支付该药品6%的净销售额作为专利使用费。
虽然2012年之后,有多家印度本国企业申请强制许可,比如仿制罗氏(Roche)乳腺癌重磅药物赫赛汀(Herceptin)、百时美施贵宝(BMS)白血病药物Sprycel等,但印度专利局均以药企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为由,驳回了强制许可的申请。而印度当局依据的法律就是1970年的《专利法》。
1970年的《专利法》第92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 “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或“公共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况下,印度专利局局长可以根据中央政府发布的通知自行颁发强制许可。
该条款要求印度政府告知公众此类极端情况,此后,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申请强制许可。印度专利局局长可根据其认为适当的条款和条件授予申请人专利强制许可。
实际上,1970年的《专利法》,不仅对实施强制许可进行了规定,更是为印度药企仿制药物提供了最早的、也最宽松的法律依据。
1970年的《专利法》,将药物专利分为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同时规定,药品、食品及农业化学品等产品本身不能授予专利,只对上述产品的生产过程授予专利。
依据印度国内现有的法律,印度政府允许本国制药企业,在未获得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仿制药品的化学成分,改变制药工艺,生产与原研药安全性和效力、质量、作用以及适应症等相同的仿制药。
“诉仿制药工艺的难度在法律层面更大。” 上海柯棣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CEO杨晨说。
不仅如此,印度还从国际组织获得了推迟10年履约1994年签署的TRIPS 协议的超长宽限期。
从1970年到2005年,三十多年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宽限支持,印度制药产业完成了大宗原料药、特色原料药、仿制药、非专利药、专利新药的产业升级路线。
利用自身的低成本优势,即几乎为零的研发成本、超低的生产线建设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印度制药产业实现了快速升级。
2005年后,印度大的制药企业更是完成了国际化运营的过程。
如今,印度拥有世界顶尖的仿制药企业。据统计,2017年全球7大仿制药公司中,印度就占了两席。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仿制药并未停留在低端仿制中,而是占据了高端仿制药的高地,仿制了大量乙肝、丙肝、肝癌、肺癌、肠癌、乳腺癌等很多传染病或重大疾病的治疗药物。
然而,印度也并非是仿制药“天堂”,仿制药的质量正在经历冲击。
据了解,近几年,生物一致性评价和生物利用度研究数量在印度增长,原因之一是,印度政府对仿制药质量监管松散,相关数据收集不透明,这使得药品质量难以让人信服。
2017年的相关报道称,15年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印度没有进行任何生物利用度或生物一致性评价检查,如今,FDA近一半的检查是在印度进行。
我国是制药大国,仿制药占据绝对比例。
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有4376家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其中90%以上都是仿制药企业。近17万个药品批号中,95%以上都是仿制药。
2017年,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达到5000亿元左右,占总药品市场约40%的份额。
但我国并不是仿制药强国。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郭云沛向《等深线》记者表示,我国制药企业存在“多、小、散、乱”等问题,而国外大的制药企业也就几十家。
“中国已跻身世界制药大国之列,但只是仿制药和原料药的生产大国。”郭云沛说。
有如此多的仿制药批号,但我国仿制药在国际上并未有足够话语权。
而掣肘仿制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仿制药与原研药之间的差距。
“过去我国仿制药水平很差,主要是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绝大多数仿制药没有达到有效性,药效与原研药差距较大,且缺少相应的规范和标准,但2008年以后上市的仿制药有所改变。”郭云沛说,我国仿制药的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为提升我国制药行业整体水平,保障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医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2015年,我国启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明确,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化学药品须重新进行一致性评价,并于2018年底前完成。逾期未通过者,药品生产批件将被注销。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指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就是仿制药需在质量与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
根据CFDA对于一致性评价的规定,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将获得医保支付方面的适当支持等优惠条件。
据统计,2018年底前需完成的289种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涉及17740个批准文号以及药品生产企业1800多家,占全部化学药品制剂生产企业的61.7%。
据了解,2007年上市的仿制药,没有与原研药进行一致性评价的强制性要求。
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仿制药应当与被仿制药具有同样的活性成分、给药途径、剂型、规格和相同的治疗作用。已有多家企业生产的品种,应当参照有关技术指导原则选择被仿制药进行对照研究。
这也就意味着,仿制药的比照研究对象不是必须以原研药为参照。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曾表示,在我国,除了首仿要求按照创新药的标准外,其余都是按“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又没有统一的标准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重复申报。
没有统一标准品的另一个后果,是把仿制药的水平拉低了。
据介绍,一般而言,首仿只能做到原研药的80%,二仿只能做到首仿的80%……如此一来,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就会一代不如一代。
有一个极端的案例,或许能说明些问题。据医药界的一位知名院士介绍,国内曾有数十家药厂在仿制同一种胃药,其中只有一家的疗效和国外的差不多,其余的都是安全低效,甚至是安全无效。
对仿制药开展一致性评价,是国际惯例。历史上,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日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
国内制药企业的产业格局,或因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而改变。有分析认为,一致性评价,将提升我国仿制药在国际的话语权,未来50%的药品批文将会被淘汰。
而在郭云沛看来,仿制药产业的良好发展,还将提升原研药的议价能力。
“仿制药的价格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只有市场扩大,高水平仿制药大量生产,才能倒逼原研药降价。”郭云沛说。
然而,被期待促进行业供给侧改革的一致性评价,进行得并不顺利。
据国家药监局的公告,截止到7月26日,有57个品种的口服制剂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叁』 互联网公司需要专利吗
既不重要,也重要。- - “不重要”(特别是对互联网企业)是因为,专利总的来说不是互联网或软件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因为这种公司的胜出靠的是执行能力、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即Time to Market)、产品更新速度、(持续棒的)用户体验、和没有短板。即使有专利,通常互联网或软件公司也没有动力去告竞争对手,因为没有意义。相反,非常依赖专利的是制药,因为药厂(特别是辉瑞、拜耳这样的顶级药厂)胜出靠的是经过多年大投入研发出来的少数“一鸣惊人”(即blockbuster)产品,而且产品的疗效通常完全依赖一种活性成分。只要该成分的分子式用一组(甚至一个)专利保护起来,公司将来10年左右就靠这独门技术看着大笔利润入账了(专利保护期20年,从申请起算,但拿到授权通常3-4年过去了)。可以想象,这种成功,和互联网/软件公司的成功简直是阴阳两极,药厂的模式反而似乎和VC有些神似。所以,大药厂通常非常喜欢专利,支持各国对专利进行严格保护。相比,对专利既爱又恨的是硬件(机械、电器等)和电信企业。他们通常自己通过研发有大量专利,但是同时又永远冒着被人告侵权的风险,如果输了就赔一大笔钱,甚至被法院要求产品暂停出售。输了的,不甘心,就再想办法去找别人告(比如2006-2008年高通告诺基亚,诺基亚赔给高通20多亿美元;现在诺基亚告苹果;然后苹果又告了HTC)。被告怕了,或看到别人被告,就砸钱申请大量的专利组合。大家都搞军备竞赛,让专利律师赚很多钱。(当然军备竞赛不全是坏处,有货真价实的技术,才有胜人一筹的专利。互联网,GPS,都是军备竞赛时期的产物)。因此,硬件和电信企业经常游说政府降低专利申请和诉讼的成本。- - ”也重要”是因为软件企业仍然时不时被人告侵权,那时专利组合可以用来反诉,进行自我保护。虽然自己手里的专利少,但考虑两点:
(1)对方可能是产品繁多的大企业,这样有很多点可能被反攻;
(2)小企业应该考虑将专利放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体系--即一旦有盟友被告了,任何体系内企业的专利都可以借来用于反诉(当然成本应该自己承担)。最后,在中国申请专利目前还是相对便宜的(成本约是美国的1/8,而且政府常有资助)。
『肆』 德国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故事
阿司匹林,这种从3500年前“柳树皮可以止痛”发展而来的药物与青霉素、安定并称医药史上三大经典药物,几乎每一次人类出现新的重大疾病,阿司匹林的新作用就会被发现,并被迅速大规模推广。因发现阿司匹林作用机理而获得198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约翰?瓦内爵士说:“尽管阿司匹林是一种古老的药物,但我们每天都可能在它身上发现新的东西”。
《阿司匹林的妙用》的作者Eric Metcalf声称:“每天一片阿司匹林,让你远离医生。”他在书中探讨了阿司匹林在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帕金森、骨质疏松症等病症的预防和治疗中的最新医学进展。到2007年,应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已经和儿童时期免疫、戒烟预防措施一起,成为2007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推荐的首要医学预防措施。难怪拜耳公司前主席巴克马得意地说,每天服食两粒阿司匹林差不多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
110年的历史足以让人看清楚,至少有两个原因促进了作为商品的阿司匹林的畅销:售价低廉以及拜耳公司的有力推动。阿司匹林的新用处总是不断被发现,但要证实这些额外效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变成商品销售则更加复杂。110年来,拜耳公司要做的就是,通过一次次的市场营销把这款药品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再通过专利与商标把这款商品的利益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1899年3月6日,阿司匹林的发明专利申请被通过,商品专利号为36433。阿司匹林开始在位于德国伍珀塔尔的埃尔伯福特工厂生产。它的发明者、29岁的德国化学家菲利克斯?霍夫曼接到导师的通知,让他停止手头对煤焦油的研究,开始专攻一种药物—改进水杨酸,制造一种稳定的副作用更小的解热镇痛药。
霍夫曼这个药物并不陌生,这东西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但他需要改造这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药物,使它从一个土方子变成一种商业化的药物。很早的时候,霍夫曼饱受风湿之痛的父亲就服用水杨酸解热镇痛,只是它引起的呕吐和胃部不适让人难以忍受。他父亲早就在问他能否找到一种办法,让水杨酸既能达成药效,又不要这么大的副作用。
霍夫曼梳理了一系列论文,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生产出稳定又副作用较小的乙酰水杨酸(ASA,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比其他产品研发人员幸运的是,他背后有一家强大的公司。
拜耳做了其它制药公司不屑于做的两件事情,一是为化学品乙酰水杨酸取了个商标名“阿司匹林”,二是为其生产过程在很多国家注册了专利权。
在那个年代,医生的要求也并不高,只要药品稳定副作用又较小,便足以得到医生认可:20世纪初卫生条件太差了,健康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个出生于1900的美国人一般只能活到49岁左右。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包括肺炎、肺结核、肠炎和伤寒等,这些疾病多数是由受污染的水和食物导致的。因此和在欧洲一样,阿司匹林很快便作为解热镇痛的首选药物。从西伯利亚到旧金山的药房里,到处能买到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很快就拥有了一帮医生粉丝。美国成为拜耳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而阿司匹林也成了拜耳在美国最重要的产品。到1907年,拜耳产品在美国的总销量中,阿司匹林占21%,到1909年达到31%。
最初阿司匹林的供应形式是250g的瓶装粉末,粉末每1g装入纸袋,分发给患者。后来阿司匹林以500mg片剂与世人见面,之后1904年管状试剂上市。1915年阿司匹林是片剂,而且不再需要医生开处方。
不过,拜耳对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这为阿司匹林迎来商业需求上的第二个高峰打下了基础。
阿司匹林市场前景最大的应用领域—心脏病预防,其研发过程并不是由拜耳公司主导的。拜耳的能力体现在,当阿司匹林对心脏病的预防在学术上被证明,昂贵的临床试验也由政府机构完成之后,拜耳很快开始介入,并用自己最擅长的营销和专利权的筹码,将这种药品的影响力极尽可能地扩大。
194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耳鼻喉科医生Lawrence Craven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他给那些扁桃体发炎的病人使用相对大剂量阿司匹林,会导致他们流血过多。这让他联想起,阿司匹林也许能够增加血液供应,而增加血流供应是保护心脏的一个途径。于是他从1948年开始,利用阿司匹林治疗他的年迈的男性病人,帮助他们减少心脏病发病几率。到了195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几篇论文,声称他的8000多个病人无一遭受心脏病突发事件,而且阿司匹林还能帮助他们预防中风。
对于阿司匹林对心脏的作用,他的认识和当时整个世界都相反,但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他的数据非常粗略,他发布论文的期刊也不够有名,受众十分有限,他的结果因此没引起太大关注。他的发现甚至没能帮助自己,他于1957年死于心脏病突发。
在那个年代,阿司匹林能够保护心脏被认为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因为人们服用水杨酸用于解热镇痛的时候,很多人会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最早阿司匹林在拜耳的实验室里被合成时,在实验室里停留了很久,也正是因为当时拜耳的医学总监拿不准其对心脏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拜耳的科学家仔细地考察了历史上服用水杨酸的剂量,发现当使用较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时,其对心脏副作用会较小。后来拜耳又委托几个德国医生悄悄作了临床试验,在证明对心脏足够安全之后,才敢正式开发这个药物。
一直到1950年代,拜耳对阿司匹林对心脏的作用都仍然高度警惕。哈佛教授、阿司匹林专家Charles Hennekens手里保存着一张1950年代登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阿司匹林广告,上面有一系列文字特意保证阿司匹林不会影响心脏。
直到1971年,科学家发现阿司匹林能够保证血液中的血小板凝结,这样便能够保持心脏的血液供应,以保护心脏。然而在整个1970年代,针对阿司匹林用于心脏病预防的临床研究规模太小,还不足以说服公众。
这时候,拜耳公司数十年坚持的学术营销开始发挥作用了。这种药品的影响力,加上它异常便宜的价格,让更多的学术界人员致力于此药物的临床研究。很快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学术证明不断出现。1977年发表于美国《Strok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首次证明阿司匹林可以预防脑卒中之后,越来越多的证实阿司匹林预防心脑血管事件作用的研究发表于世界权威医学杂志。
在阿司匹林从一个药物变成一种商品的过程中,不能把所有功劳归在拜耳身上。阿司匹林确切地能被适用于哪些病症,还是需要大规模地被FDA认可的临床研究来证明。这种研究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和资源,不过掏这笔钱的不是拜耳,而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
内科医师研究是阿司匹林拿下心肌梗死一级预防资格的关键点。这次研究由NIH于1983年开始组织、22071名美国健康男性医师参与。这项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目的是,评价小剂量阿司匹林是否可以预防健康人首次心肌梗死的发生。参加研究的医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随身携带并服用研究药物,平均随访时间达5年之久。
这项原本耗时8年的研究,在第5年被伦理委员会提前终止。原因是阿司匹林实在太有效了。研究中期结果便足够证明,阿司匹林能使心肌梗死风险降低44%,首次致死性心肌梗死发生率下降66%,糖尿病人群首次心肌梗死发生率下降61%。伦理委员会认为对照组的医师有权利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预防冠心病,以便从中受益。1988年,该研究的结果发表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引起了巨大轰动。
类似的,阿司匹林的女性健康研究纳入了近4万名美国女性医务工作者,历时十年;护士健康研究纳入了12万名美国女护士,历时达24年。这些由医务工作者亲自参加的研究大大推动了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发展,也标志着阿司匹林已经通过了研发阶段最严格的考验。
1971年,拜耳阿司匹林加维生素C的泡腾片问世;1993年,拜耳阿司匹林肠溶片上市。肠溶片在阿司匹林外面加了一层包衣,这种药片在胃部不溶解,直到肠道才发生作用,这样就几乎完全解决了胃部不适的副作用问题。2003年拜耳阿司匹林粒状产品(无需饮水)面世。2007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的研究显示,5年间每天使用300毫克或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使治疗后10至15年的结肠癌发生率降低74%。这印证了澳大利亚G.Kune教授1988年的研究,被拜耳视为阿司匹林继解热镇痛、心脏病预防之后的第三个飞跃。
阿司匹林的发展中一直都有商业与科学两种推动力。商业与科学究竟谁该领先半步,这问题拜耳已经考虑了110年,恐怕还要继续考虑下去。
『伍』 为什么印度被称为“世界药厂”
印度限制对国际巨头的药品的专利保护,既为本国的庞大人口提供了廉价药品,也成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输送特效仿制药的大基地,有“世界药厂”之称。据“无国界医生组织”估计,非洲有约17万人使用抗艾滋病仿制药,其中80%的产地是印度。
而印度之所以能频频向国际药业巨头设限,拒绝给予其在中国等国被给予的专利保护,其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的法律理由是药品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即不经专利人同意就可仿制其药品的制度。印度专利法庭在驳回拜耳起诉时就说,多吉美这种药物价格过贵而只能依赖进口,但它对很多患者构成了基本需求,因而必须以强制许可来确保此药在印度的可获得性。这就是实施强制许可的一个常见理由。
法律上,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通过与强制专利许可相关的修正案后,印度随即修改了本国专利法,规定申请人在3种条件下可以申请强制许可:公众对该专利的合理要求未得到满足;该专利产品未能以合理价格向公众销售;该专利未能在印度境内得到应用。同时,如果国内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或严重紧急状态,或基于非商业公共用途时,为了公共利益,中央政府可以通知专利主管机关签署强制许可。
印度通过限制国际药企专利权和专利强制许可,既确保了基本药品的可获得性,也使本国能更好地应对疟疾、禽流感、艾滋病等流行病危机。
除印度之外,菲律宾、泰国、巴西等国都曾削弱国际大公司享受的专利保护,放宽国内药企对专利药的仿制,或者允许从别国进口仿制药,以促进对贫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障,如泰国就曾对一些抗癌、抗艾药物实行强制许可。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强制许可制度。中国专利法也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产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地区的强制许可。经修订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从去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这一制度也有详细的规定。只是在实践中,无论是申请还是政府直接对药品实施强制专利许可的情况都很少,虽然民间也有对乙肝、结核、艾滋病等疾病的治疗药品实施强制许可的呼声,但很少有人去主动推动这项行动。
专利制度有很多优势,可以保护创新,鼓励药企投入研发开支取得技术突破,但其实质是依靠政府权力保障的一种特殊保护,当这种特殊保护在和发展中国家公民的基本健康需求产生冲突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利益取舍需要,而WTO规则允许药品强制专利许可,正是要给这样的取舍留下空间。
在印度等国,药品消费者的压力迫使政府与生产进口专利药的跨国企业讨价还价,限制其专利权的过度使用,同时因为一些药品属于政府医保范围,政府也有动力促使其降价从而降低医疗开支。但中国的消费者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因而很难通过申请去让政府给国际药企施压。所以,专利强制许可在印度如火如荼而在中国静悄悄,和中国患者、药品消费者缺乏组织性和发言权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印度、巴西等国的做法也有其负面影响——可能激发与国际药企的冲突,从而面临谈判与诉讼成本,国际药企也不愿在这些国家进行研发投资,而更青睐中国等对其专利保护较强的国家。但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WTO中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经发展中国家普遍强调和呼吁而争取到的一种特殊待遇,不利用这一点,在国际规则允许的合法范围内来为本国消费者争取低价药品,也是一种可惜。
所以,中国应该吸取印度等国的正面与负面经验,在保护专利促进创新、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与满足本国居民基本健康需求这些目标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
这不意味着一定要以一种“吃大户”的心态去强迫国际药企做出过多牺牲,但对于一些需求量大的治疗癌症等极端病症的特殊进口药品来说,如果能通过对国际规则的合理利用来允许国内药企仿制,从而以较低的价格供应,将意味着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让很多家庭不至于“因病致贫”,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而所付出的只是政府与一些跨国药企合理博弈的成本。那样一来,也可以避免中国穷人不得不从印度买药的尴尬。
『陆』 有没有人有美国关于知识产权协议的反垄断案例
美国Bayer公司利用“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摘要:专利权的法律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天生”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本文笔者通过翻译,介绍美国Bayer公司一案,将对Bayer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如何平衡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作出解析,希望为国内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又一参考实例。
关键字:专利权 反垄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Bayer公司
前 言
专利权的法律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当两者存在着矛盾时该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哪一个为重,一直都是业界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我国的《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颁布施行,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少有专利权与反垄断的案例出现。本文笔者通过整理、翻译,介绍美国Bayer公司一案,将对Bayer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如何平衡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作出解析,希望为国内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又一参考实例。
一、案情介绍
本案起源于1997年Bayer公司为解决专利诉讼纠纷而与以Barr为代表的三家药品生产厂商2之间达成签署的一份“解决协议”,该协议涉及一项有关抗生素有效成分CIPRO的专利,Bayer公司为了使Barr停止对该专利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诉讼,同时为了有效排除包括Barr在内的三家药品生产厂商与其竞争销售CIPRO相关产品,最终签订了该份协议。
Bayer公司是CIPRO专利的所有者(该专利1987年6月2日取得,于2004年4月9日保护期届满),在1991年12月6日,Barr发布公告,依照美国Hatch-Waxman法3,该公司已经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提交了一个简要的新药申请以寻求在Bayer公司的专利过期
1 Bayer案例内容基于Lexis英文数据库翻译、编辑。案例的数据库编号:2006 WI App 102, *; 293 Wis. 2d 770, **;718 N.W.2d 251, ***; 2006 Wisc. App. LEXIS 405
2 三家药品生产厂商: Barr Laboratories, Inc. ("Barr"),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HMR") and The Rugby Group ("Rugby")
3 美国的 Hatch-Waxman 法案规定了一些激励措施来支持专利已经过期的药物的仿制药开发,同时允许专利所有者补回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 审批过程中耽误了的时间。
案例评析
能够被许可销售CIPRO仿制产品,依照美国Hatch-Waxman法,Bayer公司将有四十五天的时间来控告Barr专利侵权。1992年1月16日,Bayer公司在纽约南部的行政区控告Barr,控告Barr侵犯了其专利,FDA就此中止了对Barr所提申请的审批,Barr在答辩期间联合了Rugby(三家药品生产厂商之一)针对Bayer公司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并为公众实施的反诉。
在案件进入初审法院前,即1997年1月8日,Bayer公司与Barr共商并最终与三家药品生产厂商联合签订了“解决协议”。该协议对至少六年的美国整个CIPRO产品市场作出了划分,协议内容包括:Bayer公司向Barr, HMR 支付总价值约达$ 398百万的报酬,作为交换,Barr承认CIPRO专利的有效性,承诺在美国的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上不与Bayer公司相竞争。基于该协议,Bayer公司在美国的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上保持住了垄断地位,从1997年1月到1998年12月期间,Bayer公司所销售的CIPRO产品的价格上涨了16.7%,成为美国处方药价格中上涨幅度最大的之一;内部销售文件显示,公司的税收和利润在签订该协议后均有大幅度增长,从1998年到1999年,Bayer公司从CIPRO项目上上缴的国家税收从$834,620,400增至$1,042,473,100,涨幅为25%,其净利润从$756,265,800到$921,631,900,涨幅为22%。
2000年11月6日,上诉人代表自己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因CIPRO商标而认够CIPRO产品的消费群体开始了诉讼之路。上诉人主张,由于Bayer公司和Barr等厂商间共谋形成的反托拉斯的“解决协议”,固定了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从而导致了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居民需要支付比没有这样的协议存在时高很多的价格来购买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该行为实质损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并对该州产生了不良影响,违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第CH1334。
初审州法院认为,CH133仅适用于州内贸易,并以此为由驳回了起诉。二审法院认为,CH133不仅适用于州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还适用于州际贸易。该法院判决认为,初审法院对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存在错误,应当对原告诉被告违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主张予以支持,二审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
该案经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二审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对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是错误的认定是正确的,应当对原告诉被告违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以及原告诉被告的行为实质损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并对该州造成了不良影响的主张予以支持。但是,固定价格及垄断行为在在专利有效期件内是合法的,在有效期外属于非法行为,违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
二、案例解析
本案中,在CIPRO专利有效期间,即自合同签订日1997年1月8日至专利保护期届满之日2004年4月9日期间,Bayer公司作为CIPRO专利产品的所有者,其在行使该专有权的过程中,《专利法》赋予了Bayer公司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一定地域范围内就CIPRO产品的生产或者销售的垄断5地位,这种垄断权利的赋予是作为Bayer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其发明创
4 Wisconsin Stat. § 133.03:(1)任何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将构成重罪。如果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 10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是其他参与人,将处以不超过$ 50,000美元的罚款。(2)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划垄断州际间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将构成重罪。如果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 10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是其他参与人,将处以不超过$ 50,000美元的罚款。
5 垄断是指经营者或其利益代表者,滥用已经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通过协议、合并或其他方式谋求或谋求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藉以排除或限制竞争,牟取超额利益,依法应予规制的行为。
造的代价或补偿,垄断权利使其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变得合法化。也就是说,此阶段是以合法的方式保护垄断,这种保护可以减少人们以暴力和欺诈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欲望,从而可以激励人们从事更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但是,在CIPRO专利期限届满后,即自2004年4月9日后,Bayer公司即丧失了对CIPRO产品排他性的垄断权利,如果Bayer公司在此时间点后仍然延续其一贯的垄断行为,就可能会导致一种利用过期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发生。因为,在专利过期的情形下,作为CIPRO产品的经营者或其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已不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垄断地位。此后,Bayer公司的垄断行为在主观方面是牟取超额利益,在客观方面存在着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行为目的是为了维持或提高市场地位,获取超额垄断利益,行为后果是对市场竞争的实质性的损害或损害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在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Bayer公司与Barr等厂商仍然按照“解决协议”的内容执行固定价格,排除竞争的行为,完全符合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
进一步地说,在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Bayer公司的垄断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垄断高价类型。Bayer公司作为CIPRO产品的经营者,在该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中已具有较大影响力,为了进一步排除竞争,它与Barr等三家药品生产厂商签订了“解决协议”,对资源配置和利益重新作出分配,使其在CIPRO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上,几乎占据了全部市场份额,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能够与之形成竞争。由于制药行业的市场进入或退出障碍较大,CIPRO产品作为一种最常用抗生素类药,市场集中度高,消费者对其依赖程度越大,Bayer公司的市场支配地位也就越高,而Bayer公司正是凭借该公司的市场支配优势地位,以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幅度确定销售价格来销售其CIPRO产品,攫取超额垄断利润。
该垄断高价行为不但实质性地损害了消费群体的利益,而且使自身失去或大大降低其通过平等竞争改善管理、推进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并且阻碍了社会福利的增长,损失了社会整体福利,同时,该行为还践踏了平等交易规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掠夺了社会资财,侵犯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因此,在这种专利权过期的情形之下,如果Bayer公司依然拥有一个长期和稳定的垄断地位,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低下,因此,这一阶段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妨碍竞争的行为,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三、结语点评
本案给出的美国Bayer公司判例至少表明:专利权所有人的市场支配地位及垄断高价行为在专利有效期间内具有合法性,在此期间,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条件下,给予其最大可能地保护,然而,这种保护并不是无期限、无限制的,相同行为在专利有效期外的延续则可能构成垄断行为,属于非法行为,此时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柒』 康拜尔有专利吗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你怎么检索,你自己去查吧。
网站推荐,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
可以在网络里直接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然后点进去官网。
点击专利检索,进入页面。
你自己按照网站的步骤要求,注册一个账户就好。使用是免费的。
然后,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首页,也就是检索的页面,在申请人权利人处输入你要检索的公司名称,然后就可以检索到结果了。
你也可以限定其他的条件,比如分类号,比如申请时间之类的。
你也可以认真学习一下检索的技巧。
祝你好运。
『捌』 噻虫胺在中国有没有专利保护
CN201010148171.0 CN101796962A A01N57/12(2006.01)I 一种含噻虫胺与马拉硫磷的杀虫组合物A01N57/12(2006.01)I===一种含噻虫胺与马拉硫磷的杀虫组合物
CN201010148426.3 CN101796960A A01N51/00(2006.01)I 一种含噻虫胺的杀虫组合物A01N51/00(2006.01)I===一种含噻虫胺的杀虫组合物
CN201010148296.3 CN101796959A A01N51/00(2006.01)I 一种含噻虫胺与茚虫威的杀虫组合物A01N51/00(2006.01)I===一种含噻虫胺与茚虫威的杀虫组合物
CN201010148178.2 CN101796958A A01N51/00(2006.01)I 一种含噻虫胺与丁硫克百威的杀虫组合物A01N51/00(2006.01)I===一种含噻虫胺与丁硫克百威的杀虫组合物
CN201010132937.6 CN101796957A A01N51/00(2006.01)I 吡丙醚复配杀虫剂A01N51/00(2006.01)I===吡丙醚复配杀虫剂
CN201010148113.8 CN101790992A A01N57/14(2006.01)I 一种含噻虫胺与辛硫磷的杀虫组合物A01N57/14(2006.01)I===一种含噻虫胺与辛硫磷的杀虫组合物
CN200880023578.1 CN101730472A A01N43/82(2006.01)I 包含杀虫剂和植物活化剂的农药组合A01N43/82(2006.01)I===包含杀虫剂和植物活化剂的农药组合
CN200910167390.0 CN101669514 A01N57/16(2006.01)I 一种增效杀虫组合物A01N57/16(2006.01)I===一种增效杀虫组合物
CN200910035430.6 CN101669502 A01N51/00(2006.01)I 含氯代噻唑烟碱类杀虫剂与噻嗪酮的杀虫剂组合物及其制备与应用A01N51/00(2006.01)I===含氯代噻唑烟碱类杀虫剂与噻嗪酮的杀虫剂组合物及其制备与应用
CN200910163769.4 CN101658172 A01N43/40(2006.01)I 一种含多杀霉素的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玖』 草铵膦化合物专利是什么时候到期的
北京五一国际知识产权为您解答:
您好,要想确认某项专利是否期限届满,或者什么时候到期,可以对法律状态进行检索。
●专利或专利申请法律状态检索的方法有:
一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登记簿查询专利的法律状态。专利登记簿登记的内容包括:专利权的授予、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专利权的恢复、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的事项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后,均可以查阅或者复制专利登记簿中的有关内容,并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通过专利登记簿中记载的内容,可以了解专利是否期限届满。请求出具专利登记簿副本的,应当缴纳费用。
二是登录知识产权出版社,使用"法律状态查询"功能查询专利是否期限届满。法律状态信息主要有:实质审查请求的生效、专利权的无效宣告,专利权的终止,权利的恢复,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其解除,著录事项变更、通知事项等。不过检索系统信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时准确的法律状态信息应以专利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
三是在知识产权出版社正式发行的中国失效专利数据库中查询专利是否期限届满。
●查询国外失效专利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保护期限推算出某个专利是否因期限届满而自然终止成为失效专利,国外大多数国家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均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期限5-10年不等。
二是通过查询该国专利局专利登记薄上的法律状态确定。对于因申请人放弃专利权而提前终止或被专利局宣告无效等原因失效的专利,只能通过查询该国专利局专利登记薄上的法律状态确定。
三是可以直接到各个国家专利局的官方网站或欧洲专利局网站上免费查询并下载原文,也可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相关链接"国外主要知识产权网站"进入查询。
『拾』 阿司匹林我们都知道,那阿司匹林有没有什么传奇
拜耳公司专利、商标的多舛命运
1914年,一战爆发,席卷欧、亚、美洲和美洲,拜耳公司很快成了战争的受害者,生产销售受到严重影响;1919年,德国战败,拜耳公司的海外资产(专利、商标)作为战争赔偿被胜利的英、法、美等获得。
战后,在美国和加拿大,Sterling Drug公司以五百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拜耳公司的资产包括拜耳的名称和著名商标的使用权,在美国不得不以另一名字销售阿司匹林;1994年,拜耳公司以10亿美元再从美国买回阿司匹林的产权。
阿司匹林的“神药”地位
阿司匹林常被视为“万能药”,用作止痛剂、解热药和消炎药,防止血小板在血管破损处凝集,有抗凝作用,治疗某些特定发炎性疾病,如川崎氏病、心包炎、风湿热等,高风险患者长期服用以预防心脏病、中风与血栓,预防特定几种癌症,特别是直肠癌,全球30多个国家、地区批准用于心脑血管事件一级预防。
关于此款“神药”的争议
阿司匹林在被广泛应用的一级预防中争议不断,2019年,被纳入13项RCT试验,共164225名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其预防疾病有一定成效,但也显著增加出血、颅内出血及严重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简而言之,长期服用出血的副作用风险会大于其预防出血的可能。如何看待神奇和争议,其在一级预防的作用仍是至关重要,使用前评估心脑血管发生风险/出血风险应根据病情权衡利弊,个体化规范治疗才是王道。
阿司匹林临床新用
进来有不断的相关研究显示其临床新适应症,预防认知功能下降及阿尔茨海默症,以改善抑郁和精神分裂症,显著减缓慢性肝病患者肝纤维化进程,其在其他肿瘤方面的应用也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