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滥用案例

⑴ 专利诉讼案件中的即发侵权问题有哪些

专利诉讼案件的类型有哪些?
1、专利行政案件，即以专利复审委员会或专专利属局作为被告的专利行政案件，包括应否授予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宣告授予的发明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发明专利权的纠纷案件、实施强制许可的纠纷案件。
2、专利侵权案件，即专利权人或利害关系人对专利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的案件，包括：侵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等专利权的案件。
3、专利权属纠纷案件，即以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归属发生争议当事人双方作为原、被告的案件，包括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和专利权属纠纷案件。
4、专利合同纠纷案件，即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案件等。
5、其他专利纠纷案件，包括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纠纷、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费用的纠纷案件。

⑵ 怎么避免侵权怎么判断是否有专利

等同特征的通常表现形式包括：产品部件位置的简单移动，必要技术特征的分解或者合并，方法步骤顺序的简单变化，产品部件的简单替换。司法实践中使用等同原则判定侵权与否的条件是从严而不是从宽，最大限度保持适用等同原则标准的客观性、一致性和社会公众的可预见性。等同原则构建的初衷是为避免被侵权人通过一些细微的非实质性的改变来逃避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给予专利权人以有效的救济，等同原则的判定准则是“方式、功能、效果”三一致，即专利发明和被控侵权物相比较，在必要技术上是否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得到基本相同的功能，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作为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也有称之为三基本原则）。实践中由于进行等同物替换导致的效果有所不同，可能优于或者劣于专利，但只要在实现发明目的范围内的变化，都应当属于等同原则基本相同的范围内，实践中还有一些改劣发明，如果因改劣发明，致使不能实现发明目的，或者技术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不构成专利侵权。 判定侵权与否中等同规则的演进： 判定专利侵权对比方法的演进上，以发明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原则来认定侵权是否成立，即独立权利要求的每一个技术特征要么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在被控侵权客体中，要么以相似的方式出现在被控侵权客体中，两者必须满足其一，否则不能认定侵权。后来的司法判定中，全部技术特征被整体等同规则替代，整体等同规则的运用明显地加强了对专利权人的保护，但权利要求被过宽解释增加了等同原则适用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公共利益，随即便出现了“特征一一对应”标准，比较方法上有了重大转变，以“逐一要素比较法”来判定侵权，用以平衡专利权人和共公利益，这一方法将专利保护范围由字面意义的限定拓展到权利要求中对应的所有等同物，排除无关紧要的替换和简单的复制，等同替换的标准是被控侵权物是否以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得到实质上相同的功能、发挥实质上相同的效果，并且这种“方式、功能、效果”的相同性对同一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此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专利侵权成立。正确认识等同原则的标准，既有客观上的判定，又有主观上的标准，客观标准是“三一致”也叫“三基本”，主观标准是“一普通”，客观上分析被控侵权物与专利技术是否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得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主观上判断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就能显而易见地想到。寻求利益平衡是法律调整社会机制的主要功能的最极目标，既刺激研究开发者的积极性，又防止专利保护边界模糊而损害公众利益，在判定专利侵权中强调以权利要求书作为确定专利权利范围的标准，不宜随意扩大权利范围，正确运用等同侵权对比的“三一致”测试标准。“三一致”原则是抽象的标准，为判定侵权提供了一个大致划定的方向，等同侵权的判定适用于具体案例，需要律师充分考虑相关对比参数，在利益均衡的前提下依照程序规则精心判断，具体说在对比过程中以普通技术人员的认识能力作为比较尺度，将“方式、功能、效果”三一致作为对比参数，以普通技术人员的主观判断作为误差参考，验看在三一致方面是否相同。在实际案例中，对于“方法、功能、效果”三一致标准的理解差别很大，权利人总是往宽方向解释，侵权人则相反，司法判定者也因其技术性往往陷入被动之中，技术毕竟有其抽象的一面，除了这些技术之外，找不到其他可信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等同三一致认定标准带有经验性，三一致标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给司法者提供一个较为接近真实的参考依据，并非绝对精确的判定标准。等同三一致原则对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我国的专利保护体系大多是在外力塑造下建立起来的，因而要时时关注最新动态，分析利弊得失，正确划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保护界限，探寻等同原则创始的理念。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重大科研项目以及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技术支持的高新技术专利，应作较宽解释，以激发专利人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热情，对于为了改善某些技术领域落后而引进的技术，应当强调权利要求书对公众的公示功能，对权利要求书作较为严格的解释，以保护公众利益，重视司法规则的规范性，合理抑制主观裁量解释权限的幅度，维持公共领域的自由开放，力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别正义和社会正义在最大限度内得到统一。加强专利权的保护与制止专利权的滥用是一对矛盾体，保护权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遏制滥用行为同样不能忽视，根据专利解释的规则，首先要准确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实务案例中的三一致原则： 北京A公司与河北B公司之间的专利侵要案件可以看出，两家公司都是生产防火卷帘的企业，北京某公司生产的耐高温防火卷帘取得发明专利，河北某公司生产的特级防火卷帘未取得专利，两家企业在一次招标会上因同时参与竞标相遇，北京某公司落标后以河北某公司生产的防火卷帘构成专利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从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分析，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大致相同，如何判定侵权与否成为难题，原告诉求专利侵权，被告以公知技术以及技术特征明显不同为由提出抗辩。1、原告起诉主张被告的防火卷帘侵犯其专利权利要求4以外的权利，注重的是“权利要求书”的文字而忽略了其表达的中心内容，将凡是利用“耐火纤维制品帘面和夹芯复合而成”特征的产品全部纳入其保护范围，扩大了专利权的保护边界。合理界定权利保护范围：依据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边界，对权利要求进行法律解释。尤其是内容较为复杂的权利要求，通常可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技术特征，如果不对权利要求书进行解释，只简单地抄录权利要求书的文字，就不可能得到明确的专利权保护范围，对被控侵权客体的技术特征不作分析认定，就缺少比较对象，或者把比较依据搞错。原告的专利权利要求的必要技术方案是“多层耐火纤维制品复合而成卷帘”，说明书中将该技术解释为“耐高温性能极佳”“导热系数极小的耐火纤维制品复合缝制”“中间植有增强用耐高温的不锈钢丝或不锈钢丝绳的耐火纤维毯夹芯”“两面固定该夹芯的耐火纤维布”（使用有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帘面受火面的耐火纤维布采用陶瓷纤维布或高硅氧布，另一面采用玻璃纤维布）；“卷帘帘面中纵向可等间距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说明书记载的“耐火纤维制品”包括碳纤维、耐高温不锈钢丝、陶瓷纤维、膨体或普通玻璃纤维、高硅氧纤维、莫来石纤维、氧化铝纤维、氧化锆纤维、矿棉以及由它们纯纺或混纺制成的各种纱、布、绳、毯、毡，这些材料一般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复合、配套使用，亦可单独使用，说明书强调“如果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450度的高温对其中的有机纤维进行氧化处理。”故在解释权利要求时不应突破这一明确的条件限定，这种界限非常清楚的限定词，应当认为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无法联想到未经特殊处理的玻璃纤维布或者不含防火氧化涂层的玻璃纤维布仍可实现发明目的，故仅有普通玻璃纤维布的结构应排除了专利权保护范围之外，否则就等于从独立权利要求中删去了“由植入不锈钢丝的纤维纱线制成”“必须经氧化处理或涂有防火涂层”。2、是查明被控侵权物相应的技术特征。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必要技术特征看，原告的专利采用的是“防火隔热的功能性限定为特征”，对该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应当考虑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现方式。说明书记载涉案发明专利的目的是克服现有缺陷，提供一种耐火极限时间长、防热辐射性能好、高温强力好、化学性能稳定的防火隔热卷帘用耐火纤维复合帘面。从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记载分析，原告的发明是在上述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以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条件的功能性限定为必要技术特征。所谓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是指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中不是采用结构性特征或者方法步骤特征来限定发明，而是采用零部件或者方法步骤在发明中所起的作用、功能或者所产生的效果限定发明。侵权判定中应当对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解释为仅仅涵盖了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现方式或步骤，以专利权利要求及说明书解释为基础，合理限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判定侵权与否之前，要甄别和界定哪些是必要技术特征，哪些是非必要技术特征或通用技术，就本案来看判定侵权与否时不应扩大理解到凡是制造“耐火纤维复合卷帘”的所有技术都构成侵权。分析查知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对“耐火纤维复合卷帘”指明“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的功能效果。说明书中将“耐火纤维制品”进一步限定为“中间植有增强用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毯”、“中间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制成的耐火纤维布位于两面”，说明书表述这个技术方案的具体实现方式：如果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度－450度的高温对其中的有机纤维进行氧化处理，卷帘由同样具有优良耐火性能的耐高温缝纫线或耐高温不锈钢丝缝制而成，纱线中可以加耐高温不锈钢丝或其他耐高温增强材料。由此可见，原告此项发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是“耐火纤维制品夹芯和中间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制成的耐火纤维布位于两面的实现方式和背面温升作耐火极限判定为功能限定”，原告确认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其权利要求4“耐火纤维布使用有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从说明书记载看原告的权利要求4是以“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和“固定耐火纤维制品夹芯的背火面和迎火面的耐火纤维布”的必要技术特征，如果将该项权利要求排除在外，原告的专利技术无法实现其“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的功能。被控侵权产品与之对应的技术特征并非与原告权利要求书1－3,5－9完全相同或等同，被告方特级防火卷帘的技术方案是“玻璃纤维、镀锌钢板、金属网”的复合，结构特征并非与原告说明书中表述的“涂有耐火涂料并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纱线织成的耐火纤维布”“纵向等间距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度－450度的高温进行氧化处理”，被告的另一被控侵权物“挡烟垂壁”是由“玻璃纤维布、陶瓷纤维毯、钢丝绳、陶瓷纤维毡、玻璃纤维布”五层复合而成，其中的“陶瓷（煤矸石）纤维制品”及表面的“玻璃纤维布”不同于原告专利说明书记载的“经过氧化或涂层特殊处理”特征和“植有不锈钢丝纤维织成的耐火纤维布”的材质，其作用和功效不同于原告专利技术“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条件”的发明，不构成原告专利技术的任何一部分。挡烟垂壁由未加入钢丝的玻璃纤维布、未经氧化处理的陶瓷纤维毯、煤矸石纤维毡、镀锌金属绳、玻璃纤维布复合而成，挡烟垂壁表面的“纤维布”并非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多一层煤矸石纤维毡，没有落入原告的权利要求范围。3、是对经过界定的专利权保护范围与被控侵权物进行比较，作出侵权还是不侵权的分析认定，这三个步骤一个也不能少。判定专利侵权与否的前提是合理确定专利权的边界，坚持确保公共利益平衡，准确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利用司法政策和法律适用技术妥善处理适度保护的关系，从严把握专利侵权的适用条件，避免抽象保护和防止过度适用侵权。被控侵权物是依据国标规生产制成的，案中还出现专利权与国家标准的关系，这就需要注意，既要防止利用标准滥用专利权，又要有利于在重点技术领域形成一批核心的技术标准，对涉及纳入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行业特点以及标准制定现状和案件具体情况认定行为的性质，给予相应的法律救济，根据建筑行业的具体情况，就建筑行业写入标准的专利侵权判定和支付使用费办法有个案答复，如果专利权人参与国标制定时，未明确专利保护声明的，视为允可执行国标的企业免费使用。从方法、功能、效果三一致原则出发，本案专利中结构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增加或减少层数的差别，而是对于防火卷帘构件的功能效力及索引固定具有不同的物理学意义上的作用，防火卷帘中夹有金属板和金属网，在增强防辐射阻隔热源防火方面达到技术效果应优于专利效果，应当认为结构的增加与未增加不能具有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效果，故被控侵权产品不属于与专利相应技术等同的特征，更不是相同特征。因此，被控侵权产品亦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⑶ 音乐侵权案例分析：音乐版权问题致无法播放 为何音乐纠纷泛滥

音乐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成了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中，在科技创造上面可以申请专利，写作也有原创，自然网络音乐也能有版权，在这个对于音乐比较流行，歌曲比较泛滥的时代，很多时候一首歌，好几个人翻唱，这样就容易产生版权纠纷问题，那么网络音乐版权纠纷泛滥的原因是什么？音乐侵权案例分析：音乐版权问题致无法播放 为何音乐纠纷泛滥音乐侵权案例分析原因之一，网络音乐平台合理的授权模式没有形成。前几年，各网络音乐平台经历了从没有唱片公司的授权到十家左右获得非独家的授权的过程，2014年，一些大的音乐平台以获得唱片公司的独家授权的方式，纷纷跑马圈地抢占音乐资源，导致诉讼不断、纷争不止，也使音乐版权价格飙升，至今没有一家音乐平台盈利。 在国际上，网络音乐平台获得授权模式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如苹果公司等，但在中国音乐平台合理的授权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音乐侵权案例分析原因之一，网络音乐平台仍缺乏好的商业模式。可能有人说商业模式与版权保护关系不大，但事实上如果音乐平台的商业模式不能盈利，这些平台不可能持续向版权方购买版权，也谈不上保护音乐版权。关于商业模式，有些人认为就是向用户收费的模式，其实好的商业模式不完全等同于收费模式，各音乐平台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并结合优质资源开发独特的、个性化的产品，用好的产品吸引用户，形成合理的商业模式，向用户收费只是多种商业模式之一。音乐侵权案例分析原因之一，广大网民版权保护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从我做起，自觉做到不买盗版、不用盗版，为正版音乐付费。如果网络音乐平台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再加上网民版权保护意识逐步提高，相信我国音乐版权保护的状况会发生根本性好转。还有音乐著作权是指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复制权、广播权、网络传输权等财产权利和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

⑷ 请大侠帮判断 专利侵权与否

等同特征的通常表现形式包括：产品部件位置的简单移动，必要技术特征的分解或者合并，方法步骤顺序的简单变化，产品部件的简单替换。 司法实践中使用等同原则判定侵权与否的条件是从严而不是从宽，最大限度保持适用等同原则标准的客观性、一致性和社会公众的可预见性。 等同原则构建的初衷是为避免被侵权人通过一些细微的非实质性的改变来逃避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给予专利权人以有效的救济，等同原则的判定准则是“方式、功能、效果”三一致，即专利发明和被控侵权物相比较，在必要技术上是否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得到基本相同的功能，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作为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也有称之为三基本原则）。实践中由于进行等同物替换导致的效果有所不同，可能优于或者劣于专利，但只要在实现发明目的范围内的变化，都应当属于等同原则基本相同的范围内，实践中还有一些改劣发明，如果因改劣发明，致使不能实现发明目的，或者技术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不构成专利侵权。判定侵权与否中等同规则的演进：判定专利侵权对比方法的演进上，以发明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原则来认定侵权是否成立，即独立权利要求的每一个技术特征要么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在被控侵权客体中，要么以相似的方式出现在被控侵权客体中，两者必须满足其一，否则不能认定侵权。后来的司法判定中，全部技术特征被整体等同规则替代，整体等同规则的运用明显地加强了对专利权人的保护，但权利要求被过宽解释增加了等同原则适用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公共利益，随即便出现了“特征一一对应”标准，比较方法上有了重大转变，以“逐一要素比较法”来判定侵权，用以平衡专利权人和共公利益，这一方法将专利保护范围由字面意义的限定拓展到权利要求中对应的所有等同物，排除无关紧要的替换和简单的复制，等同替换的标准是被控侵权物是否以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得到实质上相同的功能、发挥实质上相同的效果，并且这种“方式、功能、效果”的相同性对同一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此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专利侵权成立。 正确认识等同原则的标准，既有客观上的判定，又有主观上的标准，客观标准是“三一致”也叫“三基本”，主观标准是“一普通”，客观上分析被控侵权物与专利技术是否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得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主观上判断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就能显而易见地想到。 寻求利益平衡是法律调整社会机制的主要功能的最极目标，既刺激研究开发者的积极性，又防止专利保护边界模糊而损害公众利益，在判定专利侵权中强调以权利要求书作为确定专利权利范围的标准，不宜随意扩大权利范围，正确运用等同侵权对比的“三一致”测试标准。 “三一致”原则是抽象的标准，为判定侵权提供了一个大致划定的方向，等同侵权的判定适用于具体案例，需要律师充分考虑相关对比参数，在利益均衡的前提下依照程序规则精心判断，具体说在对比过程中以普通技术人员的认识能力作为比较尺度，将“方式、功能、效果”三一致作为对比参数，以普通技术人员的主观判断作为误差参考，验看在三一致方面是否相同。 在实际案例中，对于“方法、功能、效果”三一致标准的理解差别很大，权利人总是往宽方向解释，侵权人则相反，司法判定者也因其技术性往往陷入被动之中，技术毕竟有其抽象的一面，除了这些技术之外，找不到其他可信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等同三一致认定标准带有经验性，三一致标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给司法者提供一个较为接近真实的参考依据，并非绝对精确的判定标准。 等同三一致原则对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我国的专利保护体系大多是在外力塑造下建立起来的，因而要时时关注最新动态，分析利弊得失，正确划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保护界限，探寻等同原则创始的理念。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重大科研项目以及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技术支持的高新技术专利，应作较宽解释，以激发专利人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热情，对于为了改善某些技术领域落后而引进的技术，应当强调权利要求书对公众的公示功能，对权利要求书作较为严格的解释，以保护公众利益，重视司法规则的规范性，合理抑制主观裁量解释权限的幅度，维持公共领域的自由开放，力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别正义和社会正义在最大限度内得到统一。 加强专利权的保护与制止专利权的滥用是一对矛盾体，保护权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遏制滥用行为同样不能忽视，根据专利解释的规则，首先要准确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实务案例中的三一致原则：北京A公司与河北B公司之间的专利侵要案件可以看出，两家公司都是生产防火卷帘的企业，北京某公司生产的耐高温防火卷帘取得发明专利，河北某公司生产的特级防火卷帘未取得专利，两家企业在一次招标会上因同时参与竞标相遇，北京某公司落标后以河北某公司生产的防火卷帘构成专利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从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分析，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大致相同，如何判定侵权与否成为难题，原告诉求专利侵权，被告以公知技术以及技术特征明显不同为由提出抗辩。 1、原告起诉主张被告的防火卷帘侵犯其专利权利要求4以外的权利，注重的是“权利要求书”的文字而忽略了其表达的中心内容，将凡是利用“耐火纤维制品帘面和夹芯复合而成”特征的产品全部纳入其保护范围，扩大了专利权的保护边界。 合理界定权利保护范围：依据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边界，对权利要求进行法律解释。尤其是内容较为复杂的权利要求，通常可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技术特征，如果不对权利要求书进行解释，只简单地抄录权利要求书的文字，就不可能得到明确的专利权保护范围，对被控侵权客体的技术特征不作分析认定，就缺少比较对象，或者把比较依据搞错。原告的专利权利要求的必要技术方案是“多层耐火纤维制品复合而成卷帘”，说明书中将该技术解释为“耐高温性能极佳”“导热系数极小的耐火纤维制品复合缝制”“中间植有增强用耐高温的不锈钢丝或不锈钢丝绳的耐火纤维毯夹芯”“两面固定该夹芯的耐火纤维布”（使用有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帘面受火面的耐火纤维布采用陶瓷纤维布或高硅氧布，另一面采用玻璃纤维布）；“卷帘帘面中纵向可等间距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说明书记载的“耐火纤维制品”包括碳纤维、耐高温不锈钢丝、陶瓷纤维、膨体或普通玻璃纤维、高硅氧纤维、莫来石纤维、氧化铝纤维、氧化锆纤维、矿棉以及由它们纯纺或混纺制成的各种纱、布、绳、毯、毡，这些材料一般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复合、配套使用，亦可单独使用，说明书强调“如果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450度的高温对其中的有机纤维进行氧化处理。”故在解释权利要求时不应突破这一明确的条件限定，这种界限非常清楚的限定词，应当认为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无法联想到未经特殊处理的玻璃纤维布或者不含防火氧化涂层的玻璃纤维布仍可实现发明目的，故仅有普通玻璃纤维布的结构应排除了专利权保护范围之外，否则就等于从独立权利要求中删去了“由植入不锈钢丝的纤维纱线制成”“必须经氧化处理或涂有防火涂层”。 2、是查明被控侵权物相应的技术特征。 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必要技术特征看，原告的专利采用的是“防火隔热的功能性限定为特征”，对该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应当考虑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现方式。说明书记载涉案发明专利的目的是克服现有缺陷，提供一种耐火极限时间长、防热辐射性能好、高温强力好、化学性能稳定的防火隔热卷帘用耐火纤维复合帘面。从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记载分析，原告的发明是在上述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以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条件的功能性限定为必要技术特征。所谓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是指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中不是采用结构性特征或者方法步骤特征来限定发明，而是采用零部件或者方法步骤在发明中所起的作用、功能或者所产生的效果限定发明。侵权判定中应当对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解释为仅仅涵盖了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现方式或步骤，以专利权利要求及说明书解释为基础，合理限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判定侵权与否之前，要甄别和界定哪些是必要技术特征，哪些是非必要技术特征或通用技术，就本案来看判定侵权与否时不应扩大理解到凡是制造“耐火纤维复合卷帘”的所有技术都构成侵权。 分析查知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对“耐火纤维复合卷帘”指明“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的功能效果。说明书中将“耐火纤维制品”进一步限定为“中间植有增强用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毯”、“中间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制成的耐火纤维布位于两面”，说明书表述这个技术方案的具体实现方式：如果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度－450度的高温对其中的有机纤维进行氧化处理，卷帘由同样具有优良耐火性能的耐高温缝纫线或耐高温不锈钢丝缝制而成，纱线中可以加耐高温不锈钢丝或其他耐高温增强材料。由此可见，原告此项发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是“耐火纤维制品夹芯和中间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制成的耐火纤维布位于两面的实现方式和背面温升作耐火极限判定为功能限定”，原告确认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其权利要求4“耐火纤维布使用有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从说明书记载看原告的权利要求4是以“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和“固定耐火纤维制品夹芯的背火面和迎火面的耐火纤维布”的必要技术特征，如果将该项权利要求排除在外，原告的专利技术无法实现其“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的功能。被控侵权产品与之对应的技术特征并非与原告权利要求书1－3,5－9完全相同或等同，被告方特级防火卷帘的技术方案是“玻璃纤维、镀锌钢板、金属网”的复合，结构特征并非与原告说明书中表述的“涂有耐火涂料并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纱线织成的耐火纤维布”“纵向等间距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度－450度的高温进行氧化处理”，被告的另一被控侵权物“挡烟垂壁”是由“玻璃纤维布、陶瓷纤维毯、钢丝绳、陶瓷纤维毡、玻璃纤维布”五层复合而成，其中的“陶瓷（煤矸石）纤维制品”及表面的“玻璃纤维布”不同于原告专利说明书记载的“经过氧化或涂层特殊处理”特征和“植有不锈钢丝纤维织成的耐火纤维布”的材质，其作用和功效不同于原告专利技术“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条件”的发明，不构成原告专利技术的任何一部分。挡烟垂壁由未加入钢丝的玻璃纤维布、未经氧化处理的陶瓷纤维毯、煤矸石纤维毡、镀锌金属绳、玻璃纤维布复合而成，挡烟垂壁表面的“纤维布”并非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多一层煤矸石纤维毡，没有落入原告的权利要求范围。 3、是对经过界定的专利权保护范围与被控侵权物进行比较，作出侵权还是不侵权的分析认定，这三个步骤一个也不能少。 判定专利侵权与否的前提是合理确定专利权的边界，坚持确保公共利益平衡，准确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利用司法政策和法律适用技术妥善处理适度保护的关系，从严把握专利侵权的适用条件，避免抽象保护和防止过度适用侵权。 被控侵权物是依据国标规生产制成的，案中还出现专利权与国家标准的关系，这就需要注意，既要防止利用标准滥用专利权，又要有利于在重点技术领域形成一批核心的技术标准，对涉及纳入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行业特点以及标准制定现状和案件具体情况认定行为的性质，给予相应的法律救济，根据建筑行业的具体情况，就建筑行业写入标准的专利侵权判定和支付使用费办法有个案答复，如果专利权人参与国标制定时，未明确专利保护声明的，视为允可执行国标的企业免费使用。 从方法、功能、效果三一致原则出发，本案专利中结构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增加或减少层数的差别，而是对于防火卷帘构件的功能效力及索引固定具有不同的物理学意义上的作用，防火卷帘中夹有金属板和金属网，在增强防辐射阻隔热源防火方面达到技术效果应优于专利效果，应当认为结构的增加与未增加不能具有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效果，故被控侵权产品不属于与专利相应技术等同的特征，更不是相同特征。因此，被控侵权产品亦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⑸ 专利诉讼案件中的即发侵权问题有哪些

一、即发侵权的含义 关于即发侵权（imminent infringement）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即发侵权是指侵权损害的后果尚未发生的专利侵权行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即发侵权是侵权行为尚未发生，但行为人正在准备进行侵权。如果将侵权行为的完成过程区分为预备阶段、实施阶段、损害结果发生阶段，那么两种界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对“即发”所属的阶段界定不同。 笔者认为，有必要追本溯源，从该制度设计的初衷予以解释。“即发侵权”的概念来源于《TRIPs协议》第50条第3款，该条款规定，“司法机关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任何可合理获得的证据，以使司法机关有足够程度的确定性确信该申请人为权利持有人，且该申请人的权利正在受到侵犯或此种侵权己迫近，并有权责令申请人提供足以保护被告和防止滥用的保证金或相当的担保”。因此，“即发侵权”是指“侵权己迫近”（such infringement is imminent）。其中，“imminent”一词，意指“即将发生的，逼近的”；而“infringement”一词，系指一种侵入知识产权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同于民事侵权中的“tort”，并不考虑所谓“负赔偿责任”的问题。由此可知，即发侵权所强调的应当是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即将发生而尚未发生，不应当是已经发生但尚未造成损害的行为。由此，应当将即发侵权界定为专利侵权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但行为人已做好准备，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二、即发侵权的相关规定 为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使我国专利制度与国际接轨，我国于2000年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其中即根据《TRIPs协议》的相关条款加入了对即发侵权的规制。修订后的《专利法》（2000年）第六十一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该条款中的“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即通常所说的诉前临时禁令，其中的“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就是对即发侵权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1年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对诉前临时禁令申请人的范围、管辖、申请的条件以及法院审查的标准、解除的条件等，予以了明确规定。2008年，我国第三次修订《专利法》，仍然保留了规制“即发侵权”的相关条款。 存在争议的是，“许诺销售”条款是否也属于“即发侵权”的相关规定。如冯晓青教授指出，《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许诺销售”等系列实施专利的行为，这里的“许诺销售”，指的就是“即发侵权”。笔者认为，从专利权人享有的整体权利内容看，相比侵犯制造、使用、销售、进口等权利，侵犯许诺销售权应当是一种典型的“即发侵权”；但从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一旦将许诺销售权规定为专利权人的权利内容之一，性质将会发生变化，因专利侵权是侵入专利权人权利范围的行为，当行为人未经许可实施许诺销售行为，即已然实施了直接侵犯专利权人法定权利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而不应再认定为“即发侵权”。同时，从司法需求的角度而言，探讨“即发侵权”问题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因规则不明而引起的处理难题，而“许诺销售”已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纳入“即发侵权”讨论之必要。 三、即发侵权的可诉性困境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对司法在诉前介入即发侵权并予以临时禁令做了明确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及《专利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申请人“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而在同时符合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已提交包括被控侵权产品以及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对比材料等证明被申请人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的证据、不及时制止将会使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要件时，法院可做出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裁定事项。 至于能否以诉讼裁判的形式对“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作出判决，也即专利即发侵权是否具有可诉性并无明确规定。这正是司法实践中的缺憾所在，即一方面，即发侵权有规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专利法》的框架下，裁判存在依据不足的问题。 关于必要性问题。我国设置了临时禁令等措施以规制即发侵权问题，但如本文所举案例，有时权利人诉请的是法院以判决形式判令被告停止即发侵权，并非追求临时禁令的法律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当符合法定条件时，法院对被申请人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可作出临时禁令；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后，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必须在一定时限内提起诉讼，若不提起诉讼，法院将解除临时禁令；临时禁令的效力，一般维持到终审法律文书生效时止。由此，法院对即发侵权采取诉前临时禁令后，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应当起诉，依此逻辑，认可即发侵权具有可诉性为应有之意；反之，若不认可即发侵权的可诉性问题，对即发侵权的诉前临时禁令效果将不理想，因一旦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起诉后，法院若认为即发侵权不具有可诉性而简单驳回，临时禁令也将解除，权利人将又回到随时可能被侵权的状态。在特殊情形下，甚至于对实际实施侵权行为者都可能是无妄之灾，如前述案例二的情形，施工方若将购买的压浆剂混入水泥，将成为实施制造行为的侵权者，而从该案撤诉前已查明的事实看，施工方并不知道所购压浆剂混入水泥将落入已有专利的保护范围，但制造行为并无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余地，若专利权人无权制止压浆剂生产商的生产行为，那么等待出现“无辜”的直接侵权者将成为必然选择。 关于专利法框架下的裁判依据问题。根据《专利法》第十一条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不得实施侵犯专利权人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权利的行为。因此，只有在行为人侵入了权利人的上述权利范围时，侵权行为才成立，行为人才必须停止相关行为。但对即发侵权，专利法只规定了临时措施，却缺少后续处理依据，造成了裁判依据不足的问题。 四、困境的缘由及诉讼规制路径 在专利侵权理论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在的争论即专利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核心在于过错是否为侵权构成的要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认可的是知识产权是一种对世权，知识产权侵权之诉同时包含了物权之和债权之诉，即一方面是物上请求权之诉，另一方面是损害赔偿之诉，归责原则应当根据具体侵权行为类型而有所区分。正如张玉敏教授所指出的，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讨论应当针对具体的侵权行为类型和责任形式。停止侵害作为物权保护方法的责任形式，不管因何种侵权行为引起，均不以侵权人的过错为必要条件。赔偿损失作为债权保护方法，其归责原则必须针对具体的侵权行为类型，在慎重的利益衡量和政策选择的基础上确定。而事实上，一般侵权责任所要求的“四要件——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即针对损害赔偿责任而言。对物上请求权之诉，则正如郑成思先生曾反复强调的，并不需要“过错和损害事实”才能认定构成知识产权侵权，绝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均未曾规定在认定Infringement及采用禁令等民事救济时,需要以“过错”为要件,更谈不上所谓“四要件”。 即发侵权困境的缘由也即如此，即过分的强调了属于“债权”范畴的损害赔偿问题，忽略了属于“物权”范畴的停止“侵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物权法的规制方式，在诉讼中处理即发侵权问题，即即发侵权虽不能直接引起损害赔偿，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令行为人停止相关行为以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事实上，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知识产权法中，也有以类似方式规制即发侵权的，如日本《专利法》第100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独占实施权人，可以请求侵害其专利权或者独占实施权的人，或者有侵害之虞的人，停止侵害或者预防侵害，同时可以请求其废弃侵权结果物和侵权工具，或者采取其他预防侵害的必要措施；又如德国《著作权法》第97条第1款规定，违法侵犯著作权或者本法保护的其他权利者，得由受害人要求消除损害；有再次发生侵害危险的，得要求不作为；行为有首次违法之兆的，也得要求不作为。 同时，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以及新颁布的《民法总则》在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上也均规定了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险，因此，在专利法引入即发侵权的诉讼规制条款前，笔者认为，在诉讼案件中确有必要制止即发侵权行为的，可以上述法条为依据予以裁判。 至于对即发侵权的规制能否判令损害赔偿问题，如本文所列举的两个案例，原告均同时请求了判令停止侵权以及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的诉求。对此，笔者认为，损害赔偿仍应坚持损害赔偿之责的构成要件，即损害必须实际发生才有考虑予以赔偿之必要性，鉴于即发侵权处于侵权的准备阶段，实际侵权行为仍未发生，且考虑到停止即发侵权行为本即为考虑专利权人利益的特殊措施，一般不应支持损害赔偿请求。但若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侵犯专利权人之恶意，因维权合理开支与行为人之行为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可以判令行为承担专利权人合理维权之费用。 五、即发侵权诉讼裁判的构成要件 我国对即发侵权采取诉前临时禁令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笔者认为，诉讼裁判中仍可借鉴该规定，即在诉讼中判令停止相关行为，应满足： 1、原告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2、有明确证据证明被告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 3、责令被告停止有关行为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考虑到诉讼裁判与诉前裁定的区别，即：1、诉前停止侵权行为仅为临时措施，诉讼裁判则具有既判力、执行力和形成力，而非临时性；2、裁定诉前停止相关行为，即使完全符合前述条件，一般也需申请人提供担保，以确保申请错误时被申请人的损失获得赔偿，而诉讼裁判就其性质，则不太可能由原告提供担保，有可能造成双方利益的失衡。为确保专利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以及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在诉讼中判令被告停止有关行为，判定标准应更为严格，重点审查以下几点： 1、“被告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的证据，应达到确实充分，能证明若不由司法介入，侵权行为必定发生之程度； 2、被告的主观状态。主观状态虽非判令停止相关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仍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若被告明知或应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侵害他人专利权却仍积极准备，应当考虑以诉讼裁判形式予以规制； 3、若被告曾经实施过侵权行为，证据表明其有再次发生侵害之可能，可直接判令其不作为。 审视即发侵权在专利诉讼中的困境和解决之道，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示了知识产权法与传统民法的天然联系，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时，民法的基本规范与思维模式仍应是我们处理问题的重要依托。当然，作为专门法而言，为使裁判更为有法可依、法律适用更为统一，在《专利法》修订时，不妨借鉴前述德日的做法，引入预防侵害请求权，以更好地规制即发侵权行为。

⑹ 有没有人有美国关于知识产权协议的反垄断案例

美国Bayer公司利用“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摘要：专利权的法律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天生”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本文笔者通过翻译，介绍美国Bayer公司一案，将对Bayer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如何平衡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作出解析，希望为国内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又一参考实例。

关键字：专利权 反垄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Bayer公司

前 言

专利权的法律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当两者存在着矛盾时该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哪一个为重，一直都是业界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我国的《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颁布施行，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少有专利权与反垄断的案例出现。本文笔者通过整理、翻译，介绍美国Bayer公司一案，将对Bayer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如何平衡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作出解析，希望为国内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又一参考实例。

一、案情介绍

本案起源于1997年Bayer公司为解决专利诉讼纠纷而与以Barr为代表的三家药品生产厂商2之间达成签署的一份“解决协议”，该协议涉及一项有关抗生素有效成分CIPRO的专利，Bayer公司为了使Barr停止对该专利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诉讼，同时为了有效排除包括Barr在内的三家药品生产厂商与其竞争销售CIPRO相关产品，最终签订了该份协议。

Bayer公司是CIPRO专利的所有者（该专利1987年6月2日取得，于2004年4月9日保护期届满），在1991年12月6日，Barr发布公告，依照美国Hatch-Waxman法3，该公司已经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提交了一个简要的新药申请以寻求在Bayer公司的专利过期
1 Bayer案例内容基于Lexis英文数据库翻译、编辑。案例的数据库编号：2006 WI App 102, *; 293 Wis. 2d 770, **;718 N.W.2d 251, ***; 2006 Wisc. App. LEXIS 405

2 三家药品生产厂商： Barr Laboratories, Inc. ("Barr"),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HMR") and The Rugby Group ("Rugby")

3 美国的 Hatch-Waxman 法案规定了一些激励措施来支持专利已经过期的药物的仿制药开发,同时允许专利所有者补回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 审批过程中耽误了的时间。

案例评析

能够被许可销售CIPRO仿制产品，依照美国Hatch-Waxman法，Bayer公司将有四十五天的时间来控告Barr专利侵权。1992年1月16日，Bayer公司在纽约南部的行政区控告Barr，控告Barr侵犯了其专利，FDA就此中止了对Barr所提申请的审批，Barr在答辩期间联合了Rugby（三家药品生产厂商之一）针对Bayer公司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并为公众实施的反诉。
在案件进入初审法院前，即1997年1月8日，Bayer公司与Barr共商并最终与三家药品生产厂商联合签订了“解决协议”。该协议对至少六年的美国整个CIPRO产品市场作出了划分，协议内容包括：Bayer公司向Barr, HMR 支付总价值约达$ 398百万的报酬，作为交换，Barr承认CIPRO专利的有效性，承诺在美国的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上不与Bayer公司相竞争。基于该协议，Bayer公司在美国的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上保持住了垄断地位，从1997年1月到1998年12月期间，Bayer公司所销售的CIPRO产品的价格上涨了16.7%，成为美国处方药价格中上涨幅度最大的之一；内部销售文件显示，公司的税收和利润在签订该协议后均有大幅度增长，从1998年到1999年,Bayer公司从CIPRO项目上上缴的国家税收从$834,620,400增至$1,042,473,100,涨幅为25%,其净利润从$756,265,800到$921,631,900,涨幅为22%。
2000年11月6日，上诉人代表自己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因CIPRO商标而认够CIPRO产品的消费群体开始了诉讼之路。上诉人主张，由于Bayer公司和Barr等厂商间共谋形成的反托拉斯的“解决协议”，固定了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从而导致了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居民需要支付比没有这样的协议存在时高很多的价格来购买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该行为实质损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并对该州产生了不良影响，违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第CH1334。

初审州法院认为，CH133仅适用于州内贸易，并以此为由驳回了起诉。二审法院认为，CH133不仅适用于州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还适用于州际贸易。该法院判决认为，初审法院对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存在错误，应当对原告诉被告违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主张予以支持，二审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

该案经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二审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对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是错误的认定是正确的，应当对原告诉被告违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以及原告诉被告的行为实质损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并对该州造成了不良影响的主张予以支持。但是，固定价格及垄断行为在在专利有效期件内是合法的，在有效期外属于非法行为，违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

二、案例解析

本案中，在CIPRO专利有效期间，即自合同签订日1997年1月8日至专利保护期届满之日2004年4月9日期间，Bayer公司作为CIPRO专利产品的所有者，其在行使该专有权的过程中，《专利法》赋予了Bayer公司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一定地域范围内就CIPRO产品的生产或者销售的垄断5地位，这种垄断权利的赋予是作为Bayer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其发明创
4 Wisconsin Stat. § 133.03：（1）任何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将构成重罪。如果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 10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是其他参与人，将处以不超过$ 50,000美元的罚款。（2）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划垄断州际间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将构成重罪。如果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 10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是其他参与人，将处以不超过$ 50,000美元的罚款。

5 垄断是指经营者或其利益代表者，滥用已经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通过协议、合并或其他方式谋求或谋求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藉以排除或限制竞争，牟取超额利益，依法应予规制的行为。

造的代价或补偿，垄断权利使其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变得合法化。也就是说，此阶段是以合法的方式保护垄断，这种保护可以减少人们以暴力和欺诈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欲望，从而可以激励人们从事更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但是，在CIPRO专利期限届满后，即自2004年4月9日后，Bayer公司即丧失了对CIPRO产品排他性的垄断权利，如果Bayer公司在此时间点后仍然延续其一贯的垄断行为，就可能会导致一种利用过期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发生。因为，在专利过期的情形下，作为CIPRO产品的经营者或其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已不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垄断地位。此后，Bayer公司的垄断行为在主观方面是牟取超额利益，在客观方面存在着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行为目的是为了维持或提高市场地位，获取超额垄断利益，行为后果是对市场竞争的实质性的损害或损害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在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Bayer公司与Barr等厂商仍然按照“解决协议”的内容执行固定价格，排除竞争的行为，完全符合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

进一步地说，在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Bayer公司的垄断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垄断高价类型。Bayer公司作为CIPRO产品的经营者，在该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中已具有较大影响力，为了进一步排除竞争，它与Barr等三家药品生产厂商签订了“解决协议”，对资源配置和利益重新作出分配，使其在CIPRO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上，几乎占据了全部市场份额，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能够与之形成竞争。由于制药行业的市场进入或退出障碍较大，CIPRO产品作为一种最常用抗生素类药，市场集中度高，消费者对其依赖程度越大，Bayer公司的市场支配地位也就越高，而Bayer公司正是凭借该公司的市场支配优势地位，以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幅度确定销售价格来销售其CIPRO产品，攫取超额垄断利润。

该垄断高价行为不但实质性地损害了消费群体的利益，而且使自身失去或大大降低其通过平等竞争改善管理、推进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并且阻碍了社会福利的增长，损失了社会整体福利，同时，该行为还践踏了平等交易规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掠夺了社会资财，侵犯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因此，在这种专利权过期的情形之下，如果Bayer公司依然拥有一个长期和稳定的垄断地位，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低下，因此，这一阶段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妨碍竞争的行为，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三、结语点评

本案给出的美国Bayer公司判例至少表明：专利权所有人的市场支配地位及垄断高价行为在专利有效期间内具有合法性，在此期间，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条件下，给予其最大可能地保护，然而，这种保护并不是无期限、无限制的，相同行为在专利有效期外的延续则可能构成垄断行为，属于非法行为，此时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⑺ 前辈们,能否帮我找一些关于知识产权滥用的案例,先感谢了

知识产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知识具有公用性，在由知识产品创造者享有的同时，社会公众对之也有合法的利益，可以共享知识。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又具有私权的属性，是知识产品创造者的个人劳动的产物。保护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保障。正当地行使知识产权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但是，如果滥用这种专有权，就会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使其成为一种非法的垄断权。自20世纪70年代始，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时代，垄断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国家垄断变为知识垄断。这种变化导致了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产生，并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成为我国政府和外向型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

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

知识产权滥用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情形。这在掌握着核心技术以及丰富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的跨国公司上表现更为明显。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比较优势，把知识产权作为垄断的手段来限制我国民族企业，损害我国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愈演愈烈。
滥用知识产权挤压我国民族企业
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二十多年来，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我国政府的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华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谓日渐完善。随着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跨国公司经过多年努力对我国形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专利技术限制机制等相继启动。前者更多地以环境保护为由提高产品进口的门槛，后者则是知识产权滥用的最新体现。
入世以来，跨国公司的知识垄断行为已经给我国的民族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中国产品成本低、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但技术研发能力弱，核心技术大多依靠进口。由此，跨国公司以“技术牌”应对我国的“价格战”，以技术占领我国市场成为了一种策略。如2002年的 DVD 事件，国外DVD厂家联合起来，把专利绑在一起形成专利池，然后形成标准，向我国 DVD 生产企业索赔高额专利费。而这些企业制定的标准我国企业必须执行，因为这种标准已形成了市场垄断。其后，彩电、电池、数码相机等产业因知识产权而起的贸易纠纷此起彼伏，使我国众多企业和行业蒙受重大损失。
有的跨国公司还利用对各种知识产权 (如专利技术) 的专有权，通过订立不平等的协议给我国企业种种束缚，实现其限制竞争的目的。如在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附加限制竞争的条款，实质是用合同这样的合法形式达到限制竞争的非法目的，来维持既有优势或谋求进一步的垄断地位。
在我国市场套取超额利润以损害我国消费者利益
跨国公司在没有竞争对手时，利用专利与技术产品对我国实行价格歧视。如微软在视窗系列中对我国采取的歧视性的超高定价行为，微软中文版 Windows98 在我国的售价是 1998 元，在美国仅为 109 美元。据保守估计，我国一年的计算机销售量是200万台，以100万台新出售的品牌机捆绑销售Windows98计算，与在美国的差价就达10亿元人民币。这就是说；一年中我国消费者因为微软的差别价格要多支出10亿人民币。
在出现竞争对手时，压低价格打击对手。微软公司为了剿灭我国国产软件WPS97，在WPS97发布前夕，匆忙推出97元超低价格的word97版本。不管word97的低价，还是Windows98的高价，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利用知识产权行使市场垄断，谋取超额利润。
凭借知识产权控制我国企业甚至行业
目前，跨国公司还通过控股的方式并购我国企业，扩大规模和实力，控制行业甚至形成垄断。如柯达公司并购除乐凯公司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内洗印材料和照相器材厂家，迅速形成市场优势地位。目前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都规定，如果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进入本国市场，会破坏本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就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但在我国，这种做法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尚没有可以制约的法规。

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对我国的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我国出口
2000年，我国因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影响出口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达17.6亿美元，50%的企业因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被迫增加成本，25%的企业因此而增加了经营风险。2001年，因不符合国外环保标准而受阻的中国出口商品价值已超过100亿美元。加入WTO后，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更加严重。据商务部科技司调查，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高达170亿美元。食品土畜产品出口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近90%的企业受限，损失达90亿美元，仅欧盟禁止中国动物源性产品进口一案就涉及我国企业94家，劳动力近5万人，农户十几万家，贸易金额达6.23亿美元。
对外支付的专利费持续增加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我国企业的日益壮大，跨国公司更加注重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专利与技术标准等知识权利在我国跑马圈地，特别是根据我国的各个5年规划，提前大量申请相关专利。尽管我国已开始重视技术开发与专利的注册，但是，科技不可能实现一日千里的发展，短期内很多领域还是难以和跨国公司抗衡。于是，我国企业每年不得不花巨资购买外国的专利使用权；即使如此，每年还是有不少的企业触雷而受到侵权的指控，在无奈中蒙受重大的损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也显示，2000年－2002年，我国对外支付的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持续走高，远远高于外方支付给我国的费用。在 2002年的收支表中，这项费用的逆差接近30亿美元。
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被削弱
我国企业在没有硝烟的知识产权大战中很被动。我国在高科技方面的专利申请数量原本就很少,再加上许多企业缺乏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外国企业经常先下手为强在我国申请专利，然后利用得到批准的专利来限制我国企业与之竞争，我国的相关法律或无动于衷或表现无奈。权利没有制约，必定导致滥用。当我国企业按部就班地自主研发产品时，却莫名其妙地被告知已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进而为了继续我们的发展，不得不花大量的资金购买外国的专利使用权，从而大大削弱了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跨国公司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产权优势形成对我们民族产业的不公平竞争，应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中，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考虑和安排。

破解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与垄断的对策

面对跨国公司纷纷利用知识产权或技术标准对我国企业进行的围剿，面对外国企业利用国际规则频频发起的专利冲击，我们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将会在未来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中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可以说，如何规范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限制权利的滥用，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对抗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垄断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尽快出台《反垄断法》，限制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确定其合理范围。当滥用知识产权形成市场垄断，产生很大危害性时，必然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很多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来避免这种危害，如美国《反托拉斯法》明确表示，如果企业要联合制定标准，必须要满足一定条件，经过审查才能合法。在欧盟、韩国、台湾，微软公司就曾经因为滥用支配地位被起诉。
我国经济正在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必须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以保护我们的民族企业。比如，思科的路由器已经占有80%的市场，而且一直以这种优势地位实施高价策略，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但是我国至今没有法律可以制约。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结合我国国情，尽早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在《反垄断法》中设置专门的条款规定有关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这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应当比较全面、具体地阐述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复杂关系，合理平衡知识产权交易的各方当事人 (开发者、生产者、消费者等) 之间的利益，做到既充分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发挥鼓励创新、竞争的作用，又切实照顾到限制竞争的合理需要，防范合法垄断权被不正当地滥用，使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竞争秩序不至于受到破坏。
利用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反制知识产权滥用
国际知识产权公约是一把双刃剑，跨国公司可以用来保护其知识产权，我们也可以利用其来反制知识产权垄断。对国内企业来说，一旦遭遇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不应退让隐忍，而是应该“以牙还牙”，具备足够的抗争意识，这样才能取得自己应有的利益。我国企业在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诉讼应对上还是不够成熟，据统计，2002 年美国针对我国企业展开的8起知识产权调查中，国内应诉的企业少之又少。因此，企业面对不当指控时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应诉，不畏惧专利纠纷，采用独立或联盟的方式，利用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及相关规则为自己争取合法权利。
实际上，在 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 TRIPS 协议) 中即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保证国民待遇、保护公共秩序、社会功德、公众健康等原则，第8条2款就明确规定：“为了防止权利所有人滥用知识产权，或者采用不合理地限制贸易或对技术的国际转让有不利影响的做法，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以这些措施符合本协议的规定为限。”这赋予成员国“可以根据成员国自身的实际，对有关限制竞争的知识产权行为进行控制”的权利。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却对此没有给予相当的重视，导致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缺乏对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限制性规定。所以，我们应当研究国际相关公约，利用国际惯例和准则去考虑如何限制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的滥用。
重视自主研发，提高创新能力
归根结底，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境的关键因素。在支持企业发展的诸因素中，核心技术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企业单纯靠从外部引进技术，是不可能长期发展的，只有集中力量开发和改进核心技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技术创新需要有坚实的科研成果、需要有创新意识的专业人才,而这些都需要长期积累。国内企业应更加重视技术研发，加大投入，在人才、资金和设施上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支持必要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也可以走联合开发的道路，努力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行业的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这才是抗衡、超越跨国公司，破解他们知识产权垄断的根本出路。比如汽车产业，由于奇瑞、吉利、哈飞等企业自主开发的努力，使得跨国公司感受到了来自我国企业的压力，不得不加快对华技术转移的速度。
重视“二次技术”的开发。在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的辅助技术，称为“二次技术”。日本在发展初期也遭遇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限制。日本企业在得到核心技术时，对这项技术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发，开发出“二次技术”来申请专利，即“第二次专利”。如此一来，二次技术是在新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的结果，不但开发成本低，而且比第一次技术更先进和更具有经济价值。根据规定，“第二次专利”投入生产时，须经第一次专利权的许可。所以，日本企业采取交叉许可的方式：你同意我使用第一次技术，我同意你使用第二次技术。日本的这种做法很值得国内企业借鉴。
及时把握各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动态。可以由商务部、海关、工商局、统计局等共同建立专门部门，对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相关信息进行预警分析，主动、长期、动态地为企业提供快捷的信息服务，让企业了解其它跨国公司最新的知识产权战略，在积极利用的同时规避冲突、寻求创新，提高国内企业和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政府采取措施，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
本土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促使跨国公司植根东道国，为东道国服务，并推动东道国全面发展。作为东道国政府，应因势利导，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使其成为本土公司，这也是化解垄断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澳大利亚利用对市场准入的控制权，对跨国公司提出了信息技术和电子通信领域的“伙伴开发计划”，促使跨国公司增加在澳大利亚的研发投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际上，我国市场的规模比澳大利亚大得多，政府在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方面应有更大的作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人力资源本土化。目前国内的跨国企业似乎正处在人力资源本土化的高潮阶段。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快这一本土化进程，比如采取改革人事体制、完善人才市场等措施，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完备、有效的培训体制开发国内人才。
研发中心本土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产品研究开发的本土化，纷纷在中国投资建立研究开发中心。政府鼓励跨国公司在境内建立研发中心是至关重要的，是改变过去以市场换技术吸收外资方法的一项重要举措。
配套国产化。通过国产化培育民族产业，进而推动我国产业升级，也是化解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垄断的一种途径。比如摩托罗拉把配套产品国产化作为在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并实施本地采购策略，促进了我国相关行业企业的管理与技术进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在知识产权发展相对落后的背景下，我国要保护知识产权，更要防范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滥用。我国应立足国情，遵守和利用知识产权制度，采取完善法律等多种措施，限制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给予在知识产权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内企业以更多保护,从而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⑻ 专利流氓的相关较量

全球前10大手机厂商中，已经有5家是中国企业。
根据Gartner的统计，2013年三季度，中兴、华为、联想、TCL通讯、宇龙酷派分别以3.0%、3.0%、2.9%、2.7%、1.9%的市场份额，分列全球市场第5、6、7、8、10名。
这些有着很好成本控制力且进取心十足的中国厂商，正觊觎在全球各个市场取得更大的突破。然而，对于专业的“专利流氓”来说，他们正是送上门来的绝佳中国“大肥羊”。 专利流氓的血盆大口
2013年9月，微软（MSFT：NASDAQ）斥资37.9亿欧元收购了诺基亚（NOK：NYSE）手机业务，同时花费16.5亿欧元购买了诺基亚专利为期10年的授权。“我们可以获得诺基亚专利的使用权，但不会得到专利本身的所有权。”微软总法律顾问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当时对外表示。
诺基亚为什么没有同时把专利也卖给微软？业界普遍猜测：拥有移动通信行业不少核心、优质专利的诺基亚，今后很可能将继续通过其持有的专利组合，收取不菲的专利费。诺基亚法律发言人马克·达兰特亦在该收购交易披露后表示：“直到现在，诺基亚并没有大量地对外许可自己的专利，但是当手机业务剥离后，我们将会尝试进行技术对外许可。”
欧盟竞争专员杰奎因·阿尔穆尼亚（Joaquin Almunia）在2013年年底就严词警告诺基亚，不要成为“专利流氓”，称诺基亚如果试图以流氓的方式利用其专利，会毫不犹豫地提起反垄断诉讼。
微软收购诺基亚的交易正处于中国商务部的审查程序之中。不少中国手机企业担心，剥离了手机业务的诺基亚，可能提出巨额专利授权费，这将限制市场的公平竞争，削弱中国手机企业的竞争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相关手机厂商处获悉，除了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也加入到对这一交易的审查中。
诺基亚会否成为“专利流氓”尚无定论，但这家公司于2012年8月出售的部分专利已经成为射向中国厂商的专利之箭。将中兴通讯、华硕推上德国被告席的Vringo即为诺基亚所售专利的收购者之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Vringo都极具“专利流氓”的特征。Vringo自称运营着一个移动社交应用的发布平台，但这部分实体业务已经几乎不产生收入。该公司截至2013年9月30日的三季度财报显示，其营收仅为5万美元，总运营费用却达1122.6万美元，净亏损1056万美元。
Vringo的最主要商业模式就是通过收购等方式获得专利，然后在全球市场针对所谓的“大肥羊”公司发起专利诉讼，并寻求获得专利授权费。
2012年7月19日，Vringo公司经历了一次控制权变更，随后的8月份，便宣布从诺基亚购买包括通信管理、数据和信号传输、移动管理、频率资源管理与服务等在内的约500项专利，涉资2200万美元。
微软就是Vringo相中的“大肥羊”之一。2013年5月30日，微软在经过一番法庭较量后与Vringo达成和解协议，微软向Vringo赔偿100万美元，并在今后就相关专利支付一定比例的授权费。与此同时，微软还向Vringo转让6项专利。
从诺基亚获得专利转让前后，Vringo开始对中兴通讯展开全球诉讼行动。双方在这一组合诉讼中互有攻守，胜败难料。
中兴通讯全球知识产权总监沈剑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专利运营公司从量级来区分，主要包括两类：超大型专利运营公司，以及中小型专利运营公司。前者比如InterDigital、IV、Acacai等，一般由实体公司转型或通过规模并购，拥有巨量的专利资产；后者一般通过自身研发或并购，拥有少量的专利资产。
但这两类公司在最终诉求方面相差无几，主要就是通过对其拥有的专利资产包进行战略合作、资产运营、资本化，比如常见的专利出售、专利许可和专利诉讼，以获取收益。其中，专利诉讼是他们最核心打击武器，通过发起大规模诉讼，迫使部分被告获取早期和解，然后用这些资金继续跟其目标对象诉讼，赚取最大收益。这类公司通过专利运营收益再吸引投资者或促进股价上涨，获得新的资金用于进一步研发创造专利或收购专利，再继续进行专利包运营行为，形成循环。
“随着中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以更大的力度走向海外市场，就越有可能成为暴露于‘专利流氓’狙击枪之下的‘大肥羊’。”沈剑锋说。
根据Patent Freedom的统计，华为和联想在2012年均遭遇了13起由“专利流氓”公司发起的诉讼，而仅2013年上半年，华为所遭遇的这类诉讼案件又上升到15件。 “大肥羊”的反击战
沈剑锋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中兴通讯非常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尊重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中兴已在全球布局5万余件专利、1.4万件已授权专利，尤其在LTE领域已声明基本专利800多件，全球占比达10%，但“中兴反对无序的知识产权滥用及滥诉行为”。
而实体企业如果一旦被“专利流氓”盯上，首先一定要确保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制定策略，其次，综合运用常规手段，比如积极应诉，主张不侵权或对方专利无效，启动反诉，等，及非常规手段来应对。
事实上，中兴通讯和华为就在不久前的一场应对InterDigital的专利侵权诉讼取得了初步胜利。
作为一家大型NPE，InterDigital拥有近20000件专利（或专利申请），并宣称在无线通讯领域拥有多项2G、3G和4G标准专利。2011年7月，InterDigital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及联邦地区法院指控中兴通讯等企业侵犯其专利，要求启动337调查并发布排除令，禁止被诉公司在美国销售3G移动设备。
2013年12月20日，美国就InterDigital诉中兴通讯等专利侵权一案，ITC行政法官做出最终裁定，中兴通讯没有违反337条款，不侵犯原告起诉七项中的六项专利权，其余一项也被认定为专利无效。中兴通讯与InterDigital在联邦地区法院的诉讼还在较量阶段。
2013年，中兴通讯已在美国连胜由Interdigital、TPL、Flashpoint等3起专利运营公司发起的337调查。
回顾应诉过程，沈剑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InterDigital自2011年起发起诉讼开始，中兴通讯就组建了包括技术、商务、法律及品牌、证券等相关应诉团队，并选聘具有丰富ITC诉讼经验的律所积极进行应诉。整体应对过程中，既包括针对InterDigital诉讼的常规应诉抗辩点进行反击，比如涉案专利的全球无效、不侵权抗辩及产品的回避设计分析，亦包括针对InterDigital的主动性反击，包括在国内反诉、反垄断调查准备等。
在整体策略上，除了积极进行应诉抗辩、主动反击外，中兴通讯亦与其他共同被告进行了深度联合，在应诉策略和资源分配上都进行了合作。
“联合收购也是中兴寻求解决与InterDigital纠纷的方案之一。”沈剑锋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中兴通讯正积极跟踪并参与业内主要公司、专利防御联盟针对InterDigital公司的收购项目。
华为方面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1年7月收到InterDigital的诉讼以来，华为一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应诉，另一方面在美国和中国的法院先后提起了反诉，并针对InterDigital滥用基本专利行为向中国、欧洲和美国政府提出了反垄断投诉。2013年10月份，华为在中国的反诉收到了广东省高院作出的二审生效判决，华为的大部分主张得到了支持。两个月后，华为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中也获得了胜诉，InterDigital所有相关专利都被判无效或不侵权。2012年12月23日，华为与InterDigital公司达成和解，双方撤销相关诉讼，并通过仲裁解决部分争议。 欧美政府取态微妙变化
在沈剑锋看来，对InterDigital的胜诉展示了中兴通讯对抗专利经营公司滥诉决心和应诉能力，客观上也鼓舞了中国公司在海外，包括ITC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的信心。
“本次胜诉在一定层面上能体现美国司法行政体系近期对专利经营公司态度的转变。”沈剑锋对记者表示，这种转变在于，由先前的克制容忍转变为积极规制，“这将极大鼓励实体企业对抗专利运营公司的决心”。
“从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美国发明法案》及2013年美国众议院批准的《创新法案》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沈剑锋认为，这些法案中针对专利运营公司滥诉的现象进行了有效的规制。
华为认为，此次ITC针对InterDigital案件的决定中，并没有提出对专利运营公司的新的限制，不过，美国政府确实提出了很多举措，限制专利运营公司及涉及标准的基本专利持有人滥用其专利权。
另外，欧委会竞争委员不久前公开警告诺基亚公司不要成为“专利蟑螂”，以及欧洲各国针对与标准相关的专利谨慎下发禁令等现象，都表明了海外市场，尤其欧美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规制专利运营公司的决心。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政府部门，也启动了系列反垄断调查，从侧面表明对专利滥诉行为的限制。
除了国家商务部和发改委对微软收购诺基亚交易的介入外，中国国家发改委还在2013年11月底对高通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随后，《中国日报》(China Daily)英文版援引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的话称，该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高通反垄断的证据。
“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印度、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政府都强烈要求改革和限制这种‘专利流氓’的做法，并有了一些判例。”郭爱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是说不应该交专利费，但是专利费收取应该公正、合理、公平，“所以TCL通讯支持国内政府对所有有‘专利流氓’倾向的案例认真对待”。
郭爱平表示，借助当初对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收购，TCL通讯获得了包括2G和2.5G核心专利，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部分3G和4G核心专利，“尽管数量不是很多，有了这些足以和很多专利拥有者互换，减少专利费用”。
沈剑锋表示，随着4G时代的到来，由于LTE专利的分散度比较高，各家通信设备厂商实力相对均衡，中国企业在4G领域知识产权份额有了显著提高，形成了与主要竞争对手抗衡的筹码。中兴通讯认为，在4G时代，透过专利诉讼来实现许可谈判，将会带来更加混乱的竞争形态，因此通过建立泛行业的专利池机制，利用“准一站式”许可模式，在更加开放、公平及共赢的的环境内进行知识产权许可将成为业内共识及趋势。
“短期内要消除滥诉现象也不太现实。”尽管沈剑锋认为美国的态度有微妙转变，但也必须看到，作为全球最大的知识产权出口国，专利许可及运营仍然是美国的重要产业，对美国贸易平衡、知识产权创新激励及增值具有重要作用，也牵涉了研发机构、企业和下游律所和法律服务机构的活跃及生存，因此，针对专利运营公司的限制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参与美国市场竞争的中国企业而言，一方面积极适应并运用美国专利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在大环境趋势下，积极联合推动司法行政的变革及自身实力的锻造，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去面对专利竞争。

⑼ 如何认定被侵权的专利是否属于公知技术

等同特征的通常表现形式包括：产品部件位置的简单移动，必要技术特征的分解或者合并，方法步骤顺序的简单变化，产品部件的简单替换。
司法实践中使用等同原则判定侵权与否的条件是从严而不是从宽，最大限度保持适用等同原则标准的客观性、一致性和社会公众的可预见性。
等同原则构建的初衷是为避免被侵权人通过一些细微的非实质性的改变来逃避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给予专利权人以有效的救济，等同原则的判定准则是“方式、功能、效果”三一致，即专利发明和被控侵权物相比较，在必要技术上是否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得到基本相同的功能，产生基本相同的效果”作为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也有称之为三基本原则）。实践中由于进行等同物替换导致的效果有所不同，可能优于或者劣于专利，但只要在实现发明目的范围内的变化，都应当属于等同原则基本相同的范围内，实践中还有一些改劣发明，如果因改劣发明，致使不能实现发明目的，或者技术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不构成专利侵权。 判定侵权与否中等同规则的演进： 判定专利侵权对比方法的演进上，以发明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原则来认定侵权是否成立，即独立权利要求的每一个技术特征要么以相同的方式出现在被控侵权客体中，要么以相似的方式出现在被控侵权客体中，两者必须满足其一，否则不能认定侵权。后来的司法判定中，全部技术特征被整体等同规则替代，整体等同规则的运用明显地加强了对专利权人的保护，但权利要求被过宽解释增加了等同原则适用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公共利益，随即便出现了“特征一一对应”标准，比较方法上有了重大转变，以“逐一要素比较法”来判定侵权，用以平衡专利权人和共公利益，这一方法将专利保护范围由字面意义的限定拓展到权利要求中对应的所有等同物，排除无关紧要的替换和简单的复制，等同替换的标准是被控侵权物是否以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得到实质上相同的功能、发挥实质上相同的效果，并且这种“方式、功能、效果”的相同性对同一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此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专利侵权成立。
正确认识等同原则的标准，既有客观上的判定，又有主观上的标准，客观标准是“三一致”也叫“三基本”，主观标准是“一普通”，客观上分析被控侵权物与专利技术是否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得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主观上判断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就能显而易见地想到。
寻求利益平衡是法律调整社会机制的主要功能的最极目标，既刺激研究开发者的积极性，又防止专利保护边界模糊而损害公众利益，在判定专利侵权中强调以权利要求书作为确定专利权利范围的标准，不宜随意扩大权利范围，正确运用等同侵权对比的“三一致”测试标准。
“三一致”原则是抽象的标准，为判定侵权提供了一个大致划定的方向，等同侵权的判定适用于具体案例，需要律师充分考虑相关对比参数，在利益均衡的前提下依照程序规则精心判断，具体说在对比过程中以普通技术人员的认识能力作为比较尺度，将“方式、功能、效果”三一致作为对比参数，以普通技术人员的主观判断作为误差参考，验看在三一致方面是否相同。
在实际案例中，对于“方法、功能、效果”三一致标准的理解差别很大，权利人总是往宽方向解释，侵权人则相反，司法判定者也因其技术性往往陷入被动之中，技术毕竟有其抽象的一面，除了这些技术之外，找不到其他可信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等同三一致认定标准带有经验性，三一致标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给司法者提供一个较为接近真实的参考依据，并非绝对精确的判定标准。
等同三一致原则对于我们而言是舶来品，我国的专利保护体系大多是在外力塑造下建立起来的，因而要时时关注最新动态，分析利弊得失，正确划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保护界限，探寻等同原则创始的理念。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重大科研项目以及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技术支持的高新技术专利，应作较宽解释，以激发专利人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热情，对于为了改善某些技术领域落后而引进的技术，应当强调权利要求书对公众的公示功能，对权利要求书作较为严格的解释，以保护公众利益，重视司法规则的规范性，合理抑制主观裁量解释权限的幅度，维持公共领域的自由开放，力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别正义和社会正义在最大限度内得到统一。
加强专利权的保护与制止专利权的滥用是一对矛盾体，保护权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遏制滥用行为同样不能忽视，根据专利解释的规则，首先要准确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实务案例中的三一致原则： 北京A公司与河北B公司之间的专利侵要案件可以看出，两家公司都是生产防火卷帘的企业，北京某公司生产的耐高温防火卷帘取得发明专利，河北某公司生产的特级防火卷帘未取得专利，两家企业在一次招标会上因同时参与竞标相遇，北京某公司落标后以河北某公司生产的防火卷帘构成专利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从专利权利要求书及说明书分析，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大致相同，如何判定侵权与否成为难题，原告诉求专利侵权，被告以公知技术以及技术特征明显不同为由提出抗辩。
1、原告起诉主张被告的防火卷帘侵犯其专利权利要求4以外的权利，注重的是“权利要求书”的文字而忽略了其表达的中心内容，将凡是利用“耐火纤维制品帘面和夹芯复合而成”特征的产品全部纳入其保护范围，扩大了专利权的保护边界。
合理界定权利保护范围：依据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边界，对权利要求进行法律解释。尤其是内容较为复杂的权利要求，通常可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技术特征，如果不对权利要求书进行解释，只简单地抄录权利要求书的文字，就不可能得到明确的专利权保护范围，对被控侵权客体的技术特征不作分析认定，就缺少比较对象，或者把比较依据搞错。原告的专利权利要求的必要技术方案是“多层耐火纤维制品复合而成卷帘”，说明书中将该技术解释为“耐高温性能极佳”“导热系数极小的耐火纤维制品复合缝制”“中间植有增强用耐高温的不锈钢丝或不锈钢丝绳的耐火纤维毯夹芯”“两面固定该夹芯的耐火纤维布”（使用有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帘面受火面的耐火纤维布采用陶瓷纤维布或高硅氧布，另一面采用玻璃纤维布）；“卷帘帘面中纵向可等间距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说明书记载的“耐火纤维制品”包括碳纤维、耐高温不锈钢丝、陶瓷纤维、膨体或普通玻璃纤维、高硅氧纤维、莫来石纤维、氧化铝纤维、氧化锆纤维、矿棉以及由它们纯纺或混纺制成的各种纱、布、绳、毯、毡，这些材料一般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复合、配套使用，亦可单独使用，说明书强调“如果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450度的高温对其中的有机纤维进行氧化处理。”故在解释权利要求时不应突破这一明确的条件限定，这种界限非常清楚的限定词，应当认为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过阅读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无法联想到未经特殊处理的玻璃纤维布或者不含防火氧化涂层的玻璃纤维布仍可实现发明目的，故仅有普通玻璃纤维布的结构应排除了专利权保护范围之外，否则就等于从独立权利要求中删去了“由植入不锈钢丝的纤维纱线制成”“必须经氧化处理或涂有防火涂层”。
2、是查明被控侵权物相应的技术特征。
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必要技术特征看，原告的专利采用的是“防火隔热的功能性限定为特征”，对该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应当考虑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现方式。说明书记载涉案发明专利的目的是克服现有缺陷，提供一种耐火极限时间长、防热辐射性能好、高温强力好、化学性能稳定的防火隔热卷帘用耐火纤维复合帘面。从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记载分析，原告的发明是在上述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以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条件的功能性限定为必要技术特征。所谓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是指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中不是采用结构性特征或者方法步骤特征来限定发明，而是采用零部件或者方法步骤在发明中所起的作用、功能或者所产生的效果限定发明。侵权判定中应当对功能性限定技术特征解释为仅仅涵盖了说明书中记载的具体实现方式或步骤，以专利权利要求及说明书解释为基础，合理限定该技术特征的内容，判定侵权与否之前，要甄别和界定哪些是必要技术特征，哪些是非必要技术特征或通用技术，就本案来看判定侵权与否时不应扩大理解到凡是制造“耐火纤维复合卷帘”的所有技术都构成侵权。
分析查知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对“耐火纤维复合卷帘”指明“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的功能效果。说明书中将“耐火纤维制品”进一步限定为“中间植有增强用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毯”、“中间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制成的耐火纤维布位于两面”，说明书表述这个技术方案的具体实现方式：如果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度－450度的高温对其中的有机纤维进行氧化处理，卷帘由同样具有优良耐火性能的耐高温缝纫线或耐高温不锈钢丝缝制而成，纱线中可以加耐高温不锈钢丝或其他耐高温增强材料。由此可见，原告此项发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是“耐火纤维制品夹芯和中间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制成的耐火纤维布位于两面的实现方式和背面温升作耐火极限判定为功能限定”，原告确认被控侵权物没有落入其权利要求4“耐火纤维布使用有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从说明书记载看原告的权利要求4是以“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和“固定耐火纤维制品夹芯的背火面和迎火面的耐火纤维布”的必要技术特征，如果将该项权利要求排除在外，原告的专利技术无法实现其“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的功能。被控侵权产品与之对应的技术特征并非与原告权利要求书1－3,5－9完全相同或等同，被告方特级防火卷帘的技术方案是“玻璃纤维、镀锌钢板、金属网”的复合，结构特征并非与原告说明书中表述的“涂有耐火涂料并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纱线织成的耐火纤维布”“纵向等间距植入耐高温不锈钢丝”“使用陶瓷纤维纱、布、绳时，必须经过防火涂层或用250度－450度的高温进行氧化处理”，被告的另一被控侵权物“挡烟垂壁”是由“玻璃纤维布、陶瓷纤维毯、钢丝绳、陶瓷纤维毡、玻璃纤维布”五层复合而成，其中的“陶瓷（煤矸石）纤维制品”及表面的“玻璃纤维布”不同于原告专利说明书记载的“经过氧化或涂层特殊处理”特征和“植有不锈钢丝纤维织成的耐火纤维布”的材质，其作用和功效不同于原告专利技术“背面温升作为耐火极限判定条件”的发明，不构成原告专利技术的任何一部分。挡烟垂壁由未加入钢丝的玻璃纤维布、未经氧化处理的陶瓷纤维毯、煤矸石纤维毡、镀锌金属绳、玻璃纤维布复合而成，挡烟垂壁表面的“纤维布”并非加耐高温不锈钢丝的耐火纤维纱线织成，多一层煤矸石纤维毡，没有落入原告的权利要求范围。
3、是对经过界定的专利权保护范围与被控侵权物进行比较，作出侵权还是不侵权的分析认定，这三个步骤一个也不能少。
判定专利侵权与否的前提是合理确定专利权的边界，坚持确保公共利益平衡，准确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利用司法政策和法律适用技术妥善处理适度保护的关系，从严把握专利侵权的适用条件，避免抽象保护和防止过度适用侵权。
被控侵权物是依据国标规生产制成的，案中还出现专利权与国家标准的关系，这就需要注意，既要防止利用标准滥用专利权，又要有利于在重点技术领域形成一批核心的技术标准，对涉及纳入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行业特点以及标准制定现状和案件具体情况认定行为的性质，给予相应的法律救济，根据建筑行业的具体情况，就建筑行业写入标准的专利侵权判定和支付使用费办法有个案答复，如果专利权人参与国标制定时，未明确专利保护声明的，视为允可执行国标的企业免费使用。
从方法、功能、效果三一致原则出发，本案专利中结构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增加或减少层数的差别，而是对于防火卷帘构件的功能效力及索引固定具有不同的物理学意义上的作用，防火卷帘中夹有金属板和金属网，在增强防辐射阻隔热源防火方面达到技术效果应优于专利效果，应当认为结构的增加与未增加不能具有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效果，故被控侵权产品不属于与专利相应技术等同的特征，更不是相同特征。因此，被控侵权产品亦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