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专利权质押

⑴ 知识产权融资，一般采取什么方式获得贷款 (20分)

1、一般采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质押融资是指企业或个人以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著版作权中的财产权权经评估后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的一种融资形式。
2、从国内各地方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运作模式来看，主要以北京、上海浦东、武汉三种模式为代表。北京模式是“银行+企业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质押”的直接质押融资模式；浦东模式是“银行+政府基金担保+专利权反担保”的间接质押模式；武汉模式则是在借鉴北京和上海浦东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银行+科技担保公司+专利权反担保”混合模式。这几种模式主要涉及到银行、企业、政府、担保公司等多方主体。

⑵ 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可以申请贷款吗

授权的专利可以办理专利质押贷款。

授权的专利其实就是一笔无形资产，贷款部专门会跟据专利的价值审属核放贷。

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授予的专利权，可向黄石市辖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办理专利权质押贷款。

贷款仅限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含承兑业务）和专利权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2)上海专利权质押扩展阅读：

企业向银行提交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书面申请

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时，商标注册人应持《商标注册证》、专利权人应持《专利证书》和银行所需的其他相关材料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金融机构针对不同客户初步分析其资产准入标准及范围，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贷款主体的准入标准，二是质押物的准入标准。

贷款主体的准入标准可通过贷款企业信用履约分析、偿债能力分析、盈利能力分析、经营发展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分析等确定，在实际中贷款主体通常是贷款行的黄金客户、优质客户，在贷款行及其他行无不良记录。

⑶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三种模式

整体而言，从国内各地方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运作模式来看，主要以北京、上海浦东、武汉三种模式为代表。北京模式是“银行+企业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质押”的直接质押融资模式；浦东模式是“银行+政府基金担保+专利权反担保”的间接质押模式；武汉模式则是在借鉴北京和上海浦东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银行+科技担保公司+专利权反担保”混合模式。这几种模式主要涉及到银行、企业、政府、担保公司等多方主体。
北京、上海浦东、武汉三种模式的比较
政府角色。北京模式中，北京市科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扶持和服务功能，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支持，并承担了相应的服务功能；上海浦东模式中，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提供企业贷款担保，企业以其拥有的知识产权作为反担保质押给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然后由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与上海银行约定承担95%—99%的贷款风险，而浦东知识产权中心（浦东知识产权局）等第三方机构则负责对申请知识产权贷款的企业采用知识产权简易评估方式，简化贷款流程，加快放贷速度，各相关主管部门充当了“担保主体+评估主体+贴息支持”等多重角色，政府成为了参与的主导方；武汉模式中，武汉市知识产权局与武汉市财政局共同合作，对以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贷款的武汉市中小企业提供贴息支持，知识产权局负责对项目申请进行受理、审核及立项，财政局负责对所立项目发放贴息资金，并和市知识产权局共同监督，各主管部门发挥了“服务型政府”的相关职能，并且在具体职能上做了一定科学合理的分工。
银行角色。北京模式中，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根据支持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不仅推出了以“展业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品种，而且还推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版权担保贷款”产品，可以说，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充当的是主动参与的“创新者”角色；上海浦东模式中，上海银行浦东分行承担风险为1%—5%，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控制风险最重要，在发放贷款方面比较被动；武汉模式中，相关金融机构在专利权质押融资方面表现还是颇为积极，如交通银行武汉分行已办理了9笔专利权间接质押贷款，而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正在尝试推出专利权直接质押贷款。
中介服务机构角色。北京模式中，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共同参与提供专业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各自按比例承担一定的风险，其中经纬律师事务所主要承担的是法律风险，连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主要承担专利权、商标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则主要提供担保，正是因为这些专业中介机构的参与，基本上解决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中的一系列难题，使得北京地区的质押融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浦东模式中，浦东生产力中心作为政府职能延伸承担了95%以上的风险，在评估方面主要是由该中心综合企业经营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简单评估，因此并没有引入专业中介机构参与运作；武汉模式中，引入的中介机构主要是武汉科技担保公司，该公司在武汉市科技局和知识产权局的要求与支持下，尝试以未上市公司的股权、应收帐款、专利权、著作权等多种权利和无形资产作为反担保措施，其中以专利权质押的方式由尝试走向推广。

⑷ 中国知识产权交易城

一、专利池（patentpool/portfolio）
专利池是众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产权名词，根据MPEGLA的定义，“专利池的形成过程是专利权人之间，围绕核心专利的选择、专利池许可费的收取以及分配等问题而进行的一个多人合作博弈过程”。
目前数字视讯领域最知名的专利池如下表所示：

专利池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交易形式，最初的起因是交叉许可的复杂度越来越高，成本高昂，所以组建专利池进行集中管理，一站式购买与销售。
专利池包括两种：一是标准专利池，上表中所列的基本是技术标准或产品标准中已经采用的专利技术方案的集合；二是权利人自建专利池，通常是一个或多个专利权人将某一技术领域的相关专利集合在一起。
随着我国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海量增长，目前国内已经有非常多的组织或个体在组建不同形式的专利池，其中包括中彩联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彩电企业联盟）正在组建的彩电技术专利池、水泥预制板技术专利池、AVS视频标准专利池、DMB-T标准专利池、中山小家电专利池等著名的专利池；也包括一些中介机构、个人、企业自行组建的各种类型的专利池。
这些专利池的组建工作在过去两年中突飞猛进，很多专利池已经进入了运营或者试运营阶段。
中国专利池的运营目标通常有两个阶段，短期内（3-5）年的目标是实现运营收入或者为专利权人创造专利防御工具，中长期目标是实现专利池的许可收费。
二、专利出售（转让）
专利转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最热门的业务之一，包括华为、中兴、腾讯、宇龙等一大批深圳知名企业都试图在将部分专利出售。专利出售（转让）的原因有三：
1、企业早期申请的专利由于撰写不好或者技术已经过时、或者当时考虑迅速提升专利积累数量而降低了创造性的要求，专利对企业的使用价值不高，而专利年费（每年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维持费用）不断增加，专利出售可以收回投资或者降低维持费用，部分专利出售还可以获利。
2、出售部分专利以验证专利质量，借此寻找专利价值高地，并可在公众中形成专利权印象，进入专利权人俱乐部（而不总是充当被许可人）。
3、出售部分专利以熟悉运营规则和运营细节，从而为专利创造、申请、保护、运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目前积极从事专利出售业务的公司如华为已经可以列出几百项专利以供客户挑选，并且预期每年能实现数百万元的出售收入。
另外，最近国家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标准中对知识产权有了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这带动了最近一轮的专利转让和许可的市场需求，导致专利转让市场迅速升温并迅速规范化和程序化。
专利出售（转让）程序通常是：

三、专利许可
专利许可根据排他程度不同，分独占实施许可、排他实施许可和普通实施许可。根据是否是专利权人，分主许可和再许可。另有强制许可和交叉许可政策。
强制许可是指在法定的特殊条件下，未经专利权人同意，他人可在履行完毕法定手续后取得实施专利的许可，强制许可在（1）未能在合理期限内获得的许可（2）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公共利益（3）被依赖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许可三种情况下可以由政府发布强制许可命令，实行强制许可。
交叉许可是指企业以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的输出换取对另一个企业的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的使用。
中国市场目前最多的专利许可形式是实施许可，以专利许可收费为目的的专利权人和代理专利许可收费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多，专利许可收费的投资气氛在增加。
专利许可投资由于其成本低廉、获利巨大，可能成为房地产、股票证券期货之后第三个民间资本的投资热点。
上述三种形式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目前最令我们头疼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最主要的交易活动主要是由国外企业通过各种形式来向中国企业收取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用。
费用的名称各异，例如：initialfee、royalty、licensefee、testfee、annualfee、维护费、升级费、品牌使用费、商标使用费、版权费、专利许可费等等。但不论形式如何，买方一般是中国企业，卖方是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而言都是成本、费用。
四、知识产权质押
从资产、资本化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产权交易还存在一种新类型，即知识产权质押。
1、什么是知识产权质押？
知识产权质押是指对知识产权进行估值后，将知识产权质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获取贷款。
在我国现行的担保法和金融贷款规则下，企业的三大动产都是有担保价值的：应收账款、存货和知识产权。
目前应收账款和存贷作为担保的贷款机制已经日趋成熟，相关的金融产品也非常多，但对于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的价值难以评估，导致了很多商业银行至今不敢推出专利质押贷款产品。
但根据来自高交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论坛”的信息，学术界、银行界、法律界、企业界都在研究推出更多以知识产权为质押的信贷业务。
利用知识产权质押，通常可以获得知识产权评估价值的15-30％的银行贷款额度，而且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贴息（通常为50％左右）。
目前出台了知识产权质押政策的银行有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一批地方商业银行。出台知识产权质押政策的地方政府包括北京、上海、福建、湖北等地。
根据交通银行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8月底，交通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授信企业37家，共发放知识产权贷款44笔，40275万元，其中，专利权质押贷款5745万元，商标权质押贷款24330万元，版权担保贷款10200万元，最大额度单笔贷款为2700万。
交通银行北京分行零售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张鑫表示，这种模式既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又拓展了银行的信贷业务新领域。
2、成功案例
2008年10月30日,福建三明市大田县岩城水泥有限公司以其省著名商标“岩城”和该司资产作为质押,向大田岩盛水泥有限公司借款的2500万元已到账,其中商标权质押借款额达1500万元,成为福建省迄今最大的一笔知识产权融资案例。
这是福建省于9月3日由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及福建省银监局联合出台的《福建省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工作指导意见》之后第一笔大额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而根据国家科技部官方网站2008年7月29日的报道，北京银行与北京赛德丽科技有限公司、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及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现场签约，向三家公司发放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3、知识产权质押典型产品介绍
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以中小企业或中小企业主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为质押，向企业发放的用于满足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资金需求的贷款产品——“展业通”。
在北京“展业通”产品中，中小企业具备两项条件即可以向交行申请贷款并获得当地经贸、科技、知识产权等政府主管部门的贴息：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资产总额在4亿元或年主营业务收入在3亿元以内的企业法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办理年检手续；依法进行税务登记，照章纳税；持有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贷款卡；企业信誉良好，具备按期还本付息能力，无不良信用记录；能提供足值有效的知识产权质押担保；该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作为质押物的知识产权限为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中的一种或几种，须合法有效，并且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张鑫表示，这种模式既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又拓展了银行的信贷业务新领域。而且所有到期企业全部还贷，未形成一笔不良贷款。
以上简单介绍了四种目前国内正在迅速展开的知识产权交易形式，实际上知识产权交易的形式正在多样化，并且随着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在企业资产管理与活动过程中比重、作用的迅速提升而迅速走向前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知识产权新形势。

⑸ 知识产权融资，一般采取什么方式获得贷款

一般采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质押融资是指企业或个人以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版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权经评估后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的一种融资形式。
从国内各地方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运作模式来看，主要以北京、上海浦东、武汉三种模式为代表。北京模式是“银行+企业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质押”的直接质押融资模式；浦东模式是“银行+政府基金担保+专利权反担保”的间接质押模式；武汉模式则是在借鉴北京和上海浦东两种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银行+科技担保公司+专利权反担保”混合模式。这几种模式主要涉及到银行、企业、政府、担保公司等多方主体。

⑹ 企业如何对其知识产权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

您好，以下转自光明报，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影响制约转化运用的核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严重降低创新收益的预期，从而降低创新投入和先进技术的引进。现行法律法规缺乏惩罚性规定，《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赔偿实行“填平原则”，《转化法》草案也规定对虚假欺骗转化行为实行“填平”原则，对权利人的保护力度较弱。知识产权实际侵权赔偿标准过低严重影响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的积极性。据统计，我国专利侵权实际赔偿额平均只有8万多元，商标只有7万元，著作权只有1.5万元，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
我国虽然建立了与世界一致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缺乏统一标准。在北京、上海、广州试点建设知识产权法院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没有解决知识产权侵权审判标准不统一和赔偿标准不统一问题。同时，我国还缺乏高素质的专业化知识产权法官队伍，行政执法缺乏调查和法定处罚手段，而且行政与司法衔接不够。
第二，供需矛盾问题是影响制约转化运用的根本问题。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知识产权不能有效运用，其重要原因在于存在严重的供给与需求矛盾，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高校和科研机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大科技成果和核心知识产权供给不足，不能满足企业需求。企业也存在创新能力弱，对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是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很多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规划、工程、计划甚至是领导人指示的产物。
市场需求是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的根本动力，任何科技成果转化都必须识别市场需求和符合有效需求。实际上，现有的很多科技成果转化是通过合作或者委托研发合同方式进行的，如德国弗朗霍夫学会85%的研发资金来自于企业，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是主要的转化方式。
第三，缺乏有效转化运用模式是影响制约转化运用的突出问题。机构团队和能力是促进转化运用的重要条件，我国高校科研机构没有建立一家像发达国家那样，具有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移和投资功能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知识产权权利分散是制约转化运用的突出问题，国外一些基于技术标准的专利池或专利组合运营企业，为企业提供一揽子许可协议，极大提高了转化运用的效率，而我国没有一家专利池或专利组合的许可企业。产学研合作是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创新联盟、技术联盟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的有机组合问题尤其是专利池或专利组合许可、共享与收益分配问题。信息和风险不对称是制约转化运用的客观问题，而我国科技中介机构大多是简单第三方模式，缺乏有效解决信息与风险不对称问题的手段和能力。创业难是制约转化效率的主要瓶颈，国际经验证明，知识产权转化的最好方式是对它进行投资，而我国绝大多数转化运用机构缺乏投资功能，投资基金又与转化运用机构分离，现有法律政策缺乏对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创业落地环节的支持。
第四，缺乏合理利益分配制度是影响制约转化运用的关键问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必须对职务发明人和所在单位同时进行有效的激励。国外高校科研机构的收益分配政策兼顾了各方积极性，职务发明人基本可以分得扣除成本后收益的1/3左右。然而，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坚持合同优先原则，没有兼顾各方利益，没有规定奖励报酬上限，导致一些单位和地方给发明人的奖励比例过高，一些地方甚至高达95%，影响了单位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不利于转化运用组织机构、人才团队和能力建设。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实际上都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虽然一些法律允许给予职务发明人奖励和报酬，但这并不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本意，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根据职务发明人本职工作和实际贡献的职务发明权利共有制度。
第五，法律和政策规定不完善是制约转化运用的重要问题。我国转化运用的有关法律可操作性存在不足，原则性和上位性规定较多，缺乏实施细则，而且大量使用政策性语言，缺乏限制和规范性规定。科技法、知识产权法之间存在交叉重复和冲突问题，概念各不相同、知识产权处置权不一致，职务成果奖酬比例也不一致。我国缺乏有效促进转化运用的政策体系，财政投入政策用纯投入方式促进转化运用会扭曲市场。允许在科研项目经费中列支知识产权事务费的政策也不利于高校科研机构转化运用机构、团队和能力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增值税税率实际高于以往的营业税税率，高校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收入营业税税收起征点过低，非职务成果转化收入一次性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税负过高。缺乏支持转化运用的保险和再保险政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2011 年废弃后，最重要的需求端创新政策陷入困境。将知识产权作为国有资产要求实现保值增值，而忽视了其维持成本和价值时效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在价值评估、入股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简单化的科技评价导向机制导致大量低质量知识产权产生，国家科技计划等往往将知识产权数量作为验收指标，科技论文和知识产权数量已成为科研人员职称晋升与评聘的主要指标。
必须进行转化运用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
一是要从体系化高度完善科技法律制度。要对相关法律实行系统修改，法律规定之间应不交叉、不重复、不冲突。法律要坚持市场决定原则，规定面向市场需求的转化运用模式并引导发展。规定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有企业转化运用的责任、义务。提高法律规范性，增强法律规范、限制功能，增加程序性规定和处罚性规定，尤其要加大对虚假转移转化行为的惩处力度。及时制定法律实施细则，重点解决在法律中没有解决的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的突出问题。
二是构建完善促进转化运用的政策体系。系统设计促进转化运用投入政策，主要以贴息和后采购等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支持方式。要有意识采购一批国内外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并推广应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创意服务业实行低增值税税率，并提高高校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收入应税起点额度。制定非职务发明人转化激励政策。将对新产品采购作为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替代政策，并恢复中小企业创新产品采购、首台首套采购和绿色采购。
三是推进转化运用组织机构、人才团队与能力建设。理工类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应建立内部技术转移机构，支持将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管理和投资功能三合一。支持以技术标准为依托，以专利池或专利组合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发展。支持有条件的科技中介发展第三方支付和担保功能。
四是加大对知识产权创业环节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资金要加大对风投、保险和担保机构参与转化运用的支持。降低创新引导基金的政策门槛，发展专利混合质押贷款模式。制定支持转化运用的保险和再保险政策。
五是推动建立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法律要坚持遵循兼顾合同和各方利益平衡原则，对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个人、部门和单位共享利益制度，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探索建立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按份共有制度。
六是引导加强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完善产学研合作政策，明确专利池或专利组合构建中知识产权声明、许可、收益分配和管理的措施。
七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应允许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有一定范围的浮动而不视为国有资产损失。主管部门要在备案中核查是否遵循了国内产业或中小企业优先原则。
八是完善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科技计划、能力评价、机构认定、人才选拔使用等知识产权评价政策，增加知识产权质量与转化运用指标，如专利实施率、许可合同数量与金额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知识产权与科技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⑺ 专利号查询zl200710036418.8 这个专利有效吗

耐扎、防弹、防漏安全轮胎,其制造方法以及所用的高分子防漏密补材料
目前是有权有效的

2010-11-03 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的注销IPC(主分类):B60C 19/12授权公告日:20080402申请日:20070112登记号:2009330000556出质人:天衣轮胎有限公司质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解除日:20100907

2009-08-05 专利权的质押、保全及解除(专利权的质押(保全))质押(保全): 质押登记生效日: 2009.6.4

2008-08-13 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专利权的转移)变更项目:专利权人变更前权利人:张海龙
地址: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环城北路152号 邮编: 201400变更后权利人:天衣轮胎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88号3幢6楼 邮编: 310051登记生效日:2008.7.4

2008-04-02 授权

2007-09-12 实质审查的生效

2007-07-18 公开

⑻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进展成效

北京模式是一种以银行创新为主导的市场化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这种模式下，交通银行北京分行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示范效益，并引领北京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快速、全面展开。有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9年底，北京自开展鼓励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以来，成功案例已达50余例，贷款总额将近6个亿，其中2007年—2009年3年间共达成45笔专利质押融资贷款，合计4.3亿元。主要集中在环保节能、生物医药、IT技术、新材料及影视文化版权等行业，尚未出现坏帐或者逾期还贷情况。参与到其中的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表示，这标志着知识产权在银行质押贷款是完全可行的，风险是可控的。
上海浦东模式是一种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截至2009年12月底，上海浦东已向84家企业发放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06笔、总额为1亿6千多万元。其对象主要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布在集成电路、电子、材料、新材料、软件等浦东新区重点发展的高科技行业；融资期限从1年拓展为3年，单户金额从100万元提高到了200万元，尚未出现坏帐或者逾期还贷情况。客观来讲，在浦东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推出的初期阶段，这些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尝试和大胆举措，既促进了浦东新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台建设，又推动了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的良性循环使用。
武汉模式作为一种混合模式，在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创新。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专业担保机构——武汉科技担保公司，一定程度上分解了银行的风险，促进了武汉市专利权质押融资的开展。截至目前，交通银行武汉分行、武汉市科技担保公司以“银行+担保公司+专利权反担保”的模式，共为11家企业提供了总额为6,000万元的贷款。可见武汉的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已经有一定进展，但是至今尚未推出一笔直接质押贷款。
北京、上海浦东、武汉三种模式的个性和共性问题
三种模式虽然具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但在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个性和共性的问题。就个性问题而言，北京模式：门槛高、小企业难以受益。具体表现为：一是贷款门槛高、风险大，贷款额度一般是1,000万元，最高不超过3,000万，一旦发生坏帐，银行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将承担巨大的损失；二是贷款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贷款客户群主要集中在处于成长期、有一定规模和还款能力的中型企业，基本上将小型和微型企业排除在外。上海浦东模式：政府承担着重要风险。在推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科技专项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2006年至2010年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每年安排2,000万元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至今，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专项资金已达1亿，按2倍杠杆放大，其可撬动商业银行贷款2亿元。然而，该业务开展四年多以来，贷款量只占可贷金额总量的二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一旦产生坏帐则主要由政府买单，政府将承担较大风险。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也不具备推广价值。因此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正在通力合作，尝试推出一种以金融创新和知识产权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且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定位、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全新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模式。武汉模式：操作过程中受实际条件制约。武汉直接质押贷款尚未开展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当地银行认为直接质押贷款风险过大，难以控制和操作，不愿意尝试；二是武汉资产评估机构服务水平与武汉市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武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客观上难以支撑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大规模开展。
同时，三种模式在运行中也遇到了一些共性的风险问题，具体为：
一是法律风险，缺乏相应的保障。由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尚不健全与完善，受知识产权特征所决定，商标专用权和专利权本身存在较大的权利不稳定性，以及权利人的权属与权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导致权属争议。法律风险的核心风险是确权风险，它决定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否有意义、质押能否成立，以及当出现风险时能否顺利变现。
二是估值风险，缺乏可靠的评估。受知识产权特征所决定，商标专用权和专利权本身存在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导致其财产权利在市场化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其市场评估价值；由于其价值评估与传统意义上的有形资产估值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评估立场、技术、方法、模型、参数的选择直接影响其市场评估价值。估值风险主要是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风险，它决定了贷款额度等基本授信要素，还决定着企业的还款来源和还款意愿。
三是经营风险，缺乏确定的价值。企业作为权利人，其自身经营管理与资源配置决定了商标权或专利权能否创造应有的市场价值，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即决定了借款企业的第一还款来源。
四是处置风险，缺乏流通的渠道。受产权特征所决定，商标专用权和专利权的交易方式、手段和场所均有特殊要求，变现过程复杂且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当贷款出现风险时，质物处置通道不畅，风险不能被快速有效地控制、转移、分散或化解，贷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将会恶化。解决质物处置问题，是商业银行健康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关键问题之一，也将真正考验贷款银行经营风险的能力

⑼ 保监会34创新体制

银行支持科技创新有哪些“拦路虎”
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第一要务。在此过程中，金融的功用尤为重要。作为经济活动的血脉，金融对推动科技创新、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有导向、支撑与促进作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消除金融服务“拦路虎”，促进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金融业有许多工作要做。
——亚夫
■我国高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关金融约束已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在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下，充分挖掘和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推动相关机制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需跨越的重要关坎。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李若愚
加快推进银行体系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200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启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期，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明显加快。就银行体系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1．科技支行加快建立
2007年，全国工商联向“两会”提交设立科技银行的提案，并建议在有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进行试点。科技银行是指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其业务主要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产品服务。美国的“硅谷银行”是科技银行成功的典型模式。我国科技银行的成立在参考美国“硅谷银行”模式基础上，结合了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的客观实际，采取了成立“科技支行”的方式。
2008年，在科技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共同推动下，省市地方科技部门积极与地方银监会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支行。自2009年1月成都设立全国首批两家科技支行以来，科技支行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主流商业银行均已设立了科技支行。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成立科技支行60多家，江苏省是全国设立科技支行最多的省份。2011年11月，中美合资浦发硅谷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技银行。
为更好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科技支行通常享受“一行两制”的特殊政策。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科技支行进行了多种金融创新。主要有：建立专门的银行贷款评审指标体系；引入科技专家进入银行贷款评审委员会；开办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主的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了大量“弱担保、弱抵押”信贷产品；与风投机构、担保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创新经营模式；探索建立单独的贷款风险容忍度和风险补偿机制。
2．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
自2008年银监会、人民银行启动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以来，全国部分地区相继开启科技小额贷款工作。2009年全国首家专门服务于科技型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天津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江苏开展科技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天津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只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不管是制度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十分有限。而江苏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投贷结合”的新模式，突破了传统。
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以不得高于公司资本净额30%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业务。自试点以来，截至2013年，江苏省共成立了50多家科技小贷公司，主要分布在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园区、省级以上的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等。此外，北京、浙江、广东、河北等地区也积极开展科技小贷公司试点，或推动当地小贷公司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3．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试点工作
2011年1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武汉市、长沙高新区、广东省“广佛莞”地区、重庆市、成都高新区、绵阳市、关中-天水经济区（陕西）、大连市、青岛市、深圳市等16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开展了各种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江苏省设立科技信贷增长风险补偿奖励专项基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成都高新区探索出由政府引导、民间基金积极参与，以及以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为主体的新型融资模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地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武汉市打造“科技创业投资+银行专项贷款”服务模式，上海市创新银保合作产品，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等等。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16个试点地区共出台342项科技金融政策，上海、浙江等11个地区设立的科技金融专项资金总金额达32亿元，建立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2014年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工作，将更多地区纳入试点范围。
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面临哪些问题
1．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先天不足”
理论与经验均表明，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效率远高于信贷市场，这也是美国得以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和工业革命领袖的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银行体系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相比肩”仍需假以时日。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仍是社会融资的主体。
存量来看，截至201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9%；流量来看，2014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61.6%。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广大科技型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信贷的形式予以解决。
但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原则与科技创新所存在的高风险特征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成为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障碍。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吸收储户存款与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求无风险、低收益的存款人的储蓄资金，因此在把这些无风险的储蓄资金，运用到具有鲜明“四高”特征（即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时，银行会非常谨慎。
实际上，各国监管机构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银行对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低的社会容忍度，必须具备更审慎的经营策略，强调稳健经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一般不愿意向高风险项目或高风险企业发放贷款。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在严格的分业经营要求下，长期的经营惯性及制度缺陷使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动力更为不足。一是按照“分业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除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一些中间业务外，不得进入投资银行业务经营领域。商业银行也因而无法承担科技投资的高风险，不具备相关专业人才。二是现有商业银行一直局限于成熟的传统产业运作，局限于传统产业领域客户的营销维护，对科技型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往往缺乏了解。三是现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通常需要通过有形物质的抵押和企业担保来实现。但广大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不符合银行对信贷服务对象的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多、固定资产等传统实物抵押品少；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专业性强，不确定因素多等。银行传统的“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主导发展模式并不适应科技型企业“小、散、专”的特点。
2．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银行体系的服务“盲点”
在我国现行银行体系中，提供科技贷款的金融机构有三类：科技银行以及正规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目前国内科技银行的实现形式为科技支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及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从现实情况看，科技贷款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中小高科技企业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自身专业性不够、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原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方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由于金融资源和现有功能定位的限制以及经营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支持也相当有限。大型商业银行虽拥有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源，但由于其规模上的不适应和风险控制要求，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供给也极其有限。作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营机构，科技银行由于规模小、实力弱，难以弥补科技贷款的缺口。
3．政策性银行对创新支持力度不足
我国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各有侧重，或多或少都提供一些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但都没有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定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长期缺位。从职责和定位看，这三家银行服务科技创新属于顺带开展的“副业”，其业务中心、工作重心并不在此。
从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看，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1年末科技贷款余额1416亿元，仅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2.6%，科技贷款中，科技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比11.7%。截至2011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为714.24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仅为5.2%，科技贷款中，中小型科技企业贷款占比仅为6.9%。
4.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科技支行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支行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无法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缺乏经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二是科技支行进行金融交易的信用基础完全源于母行，虽然有“一行两制”的政策，但科技支行在开展业务时仍然受到总行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意愿和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三是科技支行的风险控制机制与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并无太大差异，过度依赖有形抵押物和质押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无形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往往流于形式。四是科技支行提供的科技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科技贷款仍是最主要的经营模式，而且没能更好地迎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五是当前科技支行存在行政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重等制约科技银行发展的异化问题。六是科技支行的员工是从现有员工中进行抽调，往往对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缺乏了解，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作为唯一一家独立法人的科技银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规模小，注册资本仅10亿人民币，且业务受限，目前只能开展针对企业的在岸美元业务。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用于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本和同业拆借，放贷能力不强。
另外，受制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我国目前发起的科技银行基本是债权型的经营模式，由于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科技支行无法实现硅谷银行的“债权+股权”的盈利模式。而且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科技银行同风险投资缺乏联系。
5.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单一缺乏对创新支持的针对性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当下，国内各家主流商业银行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设计了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质押、出口退税质押、存货抵押、发票融资、应收租金保理、合同能源管理等一系列“弱担保”措施或金融产品。然而，由于银行内部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到位，客户经理营销积极性不高，决策层也不愿承担更大风险。科技企业实际准入门槛并未降低，“强担保”仍然是各家银行对该类客户的主流担保方式。多数商业银行还是采用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开展专利权凭证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型业务的银行并不多。
6.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薄弱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问题，可通过抵押和担保等信用增进方式来解决。目前银行对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库存商品抵押贷款等抵质押方式由于抵押物的流动性限制，其发放规模有限。据报道，在我国拥有的163万项专利中，近十年来只有682项获得了银行质押融资，不到总数的0.05%，融资总额不到50亿元人民币。
从国际经验看，信用担保机制通常由政府设立而不采用商业性担保机制。因为政府信用远高于商业性担保公司，以政府为主设立的信用担保机制不仅可以与银行共担风险，还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我国以商业性担保为主流，截至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中国有控股占比23.5%，民营及外资控股分别占比23.5%和76.5%。商业性担保公司要求的3%至5%的担保费率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为规避风险，商业性担保公司通常还会提出反担保要求，并要求贷款客户缴纳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从体制机制着手推动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创新
1.引导商业银行推进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大科技贷款投放力度
在当前信贷规模总体偏紧、银行风险防控和责任压力较大的监管环境下，可借鉴国家对于“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对科技贷款投放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给予贴息、要求“两个不低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宽拨备政策、优先实现科技信贷证券化等。
鼓励商业银行丰富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创新交叉性金融产品。全面推动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仓单、订单、应收账款、产业链融资以及股权质押贷款的规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还款方式创新，开发和完善适合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授信模式。积极向科技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现金管理、国际业务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
放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模式上的限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模式还停留在较为粗糙的业务合作关系上，即银行与创投公司或私募机构的合作模式是“财务咨询+多方位的融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财务顾问、项目推荐的代理人和资产的托管人等。如果放开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在合作模式上的限制，允许银行向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或贷款，有利于二者实现有机融合。
发展支持科技活动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例如，由商业银行参股设立参与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在规避“分业经营”原则的情况下，以多种创造性方式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发挥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可以适当放松银行设立或参股服务于新兴产业的新金融组织，如对商业银行设立专门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公司，如符合现有准入标准，可加快审批进度，实现优先准入，甚至可在现有准入标准基础上适当放宽条件。
2.探索建立专业政策性银行的可行性与发展模式
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需要有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风险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机构出现，这正是政策性金融的题中之意。韩国在60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前十的产业大国，这与政策性金融扶持到位密切相关。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探索设立专门支持创新的政策性银行。该政策性银行直接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可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和贴息，也可为创业风险投资提供贷款，以产生示范效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专门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建立科技银行，既可以为完全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资源提供有针对性、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还可以为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完全市场化的民间资本投入找到衔接平台。从长远看，我国未来建立独立性科技银行的目标模式是美国硅谷银行模式。为此，应当认真借鉴和学习美国硅谷银行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培育和建立市场化、专业化、本地化、互动性、独立性的科技银行，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经营环境的改善，逐步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
专业化的科技银行应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三种设立途径。
一是由商业银行牵头发起，其他投资者参与的方式新发组建股份制科技银行。相关立法部门、银行监管部门应及时制定专门的《科技银行法》、《科技银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来规范科技银行的运营。国家应出台政策，对设立科技银行在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尤其是允许科技银行从事股权投资等创新性金融业务。为使科技银行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要鼓励社会资本参股科技银行，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银行的创建等，以完善科技银行的组织构架。
二是商业银行科技支行转型为独立的科技银行。随着现有的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业务的不断扩大，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并逐渐开发出了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科技支行可从原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设立科技银行，即由科技支行转化为独立的科技银行。可考虑将全国范围内的具有科技银行属性的中小商业银行或科技支行合并重组。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牌照申请、机构设置、资本要求等方面给予扶持。
三是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目前国家已逐步放开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的限制，未来应积极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设立专业化程度高的中小型科技银行，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资本在科技信贷管理、资产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创新活力。
4.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
金融租赁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主要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适应性，逐步推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将该模式向经济金融发达区域进行推广。加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交流，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合理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增加资金供应能力。政府应出台关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优惠政策，设立风险准备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5.以政府为主体，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与信用担保机制
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方面：一是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通过科技贷款贴息，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二是建立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吸引其他资金的参股，保险的对象是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
构建国家层面的信用担保框架，引导省市政府尽快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可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或出资设立担保基金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担保机制，使信用担保回归政策性使命。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担保体系实际上主要以地方出资为主，存在担保层级低、覆盖面窄、担保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与市场体制对高新技术担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担保体系，还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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