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那位高人知道，刑法中的追诉期限和办案期限是一个意思吗如超出规定期限，会怎样处理。谢谢
不一样的，有点复杂。
追诉时效是指按照刑法的规定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已经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已经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该案件应当予以撤销。
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要经过侦查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反贪局）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法院的审判阶段这三个实体程序。
办案期限指的是侦查人员必须在法定侦查羁押期限内审结案件。
一、侦查机关的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反贪局）在这个阶段的职责就是收集证据来证明犯罪的成立。期限要求：从犯罪嫌疑人逮捕起算侦查期限2个月。一般案件都可以在这个期限内侦查结束。如果在这个期限内不能完成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具备延长条件和办理相关手续后还可以再延长三次期限，第一次可以延长1个月，第二次可以延长2个月，第三次可以延长2个月。侦查机关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开始侦查到侦查阶段结束，最长办案时间是8月零7天。
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后，要把案件的材料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在这个阶段要审查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定性是否准确，证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期限要求：一个月，可以延长半个月，一般的案件在一个半月的期限内可以审查完毕。如果检察院在审查中认为案件存在问题，可以提出补充侦查。补充侦查仅限两次，每次一个月。每次补充侦查后重新计算期限。检察院审查起诉最长期限六个半月。
三、法院的审判阶段：检察院认为案件符合起诉条件，要把案件移交法院审判。法院在这个阶段的职责就是从事实、定性、证据来判断检察院起诉指控的案件是否成立，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决。期限要求：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些特殊案件经过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一般案件在两个半月能够审结。特殊情况： 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在三个半月的审限内审结案件。 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是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九个半月的期限内审结案件。 如果被告人和检察院不服一审判决可以在十日内提出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的审理期限要求与一审相同。特别提示： 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不会在一两周就被法院处罚，案件程序不会那么快，一般案件在四个月到六个月能够审结；
在止介绍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只适用一般案件程序，不包括自诉、简易、死刑复核程序。
⑵ 人民检察院的逮捕决定期限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此，在中国，逮捕的批准（决定）和执行是分开的，即
1、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提请同级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再由自己执行逮捕；2、检察院立案侦查（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案件）的案件，由检察院内设的反贪局或渎侦局提请检察院内设的负责审查逮捕的部门（一般是侦查监督科【处】）以检察院名义“决定逮捕”，然后交同级公安机关执行；3、人民法院对于受理的刑事案件（包括公诉或自诉），认为需要逮捕的，由刑事审判庭提出意见，报主管院长同意后，可以“决定逮捕”被告人，再交同级公安机关执行；4、另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对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符合本规则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规定，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逮捕的，审查逮捕部门应当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交侦查部门，由侦查部门通知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执行”，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院对自行侦办的案件决定逮捕后的协助执行逮捕权。但关于“协助执行逮捕”如何理解，司法实践中就见仁见智了。通常的做法是检察官凭本院的逮捕决定书到同级公安机关领取逮捕证，然后带领本院司法警察将犯罪嫌疑人缉捕到后，交看守所羁押。
⑶ 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多长时间
贪污案件并不是公安局立案的，而是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的。立案后很快就会刑事拘留，刑事拘留后会在17日内逮捕。逮捕由负责侦查的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批准，由公安机关执行。
⑷ 中国的反腐什么时候开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
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
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
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 “阉割”。
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
据明王鏊《震泽长语·杂论》所记，刘瑾出事后，从其家里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大量财宝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史书上称刘鋹“尤愚”。
但让官员“净身”后上岗，也不能说对反腐没一点用处，起码在防止官员生活腐化、乱搞两性关系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励民间参与。
汉武帝刘彻设立“刺史”提倡“打小报告”
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不论古代选拔官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官场腐败仍层出不穷。于是古人在注重选拔高素质官员的同时，也想到预防腐败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级别，其下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也都配备了相应的监察官员。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
在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在“举贤”的同时，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越级上访。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在非正规渠道外反映情况的行为，叫“言事变”，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于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
“打小报告”这种上书行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几乎全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全书187篇，有55篇直接举报贪官污吏，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据朱元璋组织编撰的《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
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记载，押贪官进京途中，即使身上没有证明信，官员也不得阻拦，关卡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如果有人敢阻挡进京，“其家族诛”。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官员一旦被查出是贪官，是别想挪个地方做官的，连其儿、孙都将被“株连”，失去当官机会。
3.反腐重在立法严惩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 “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举贤”与“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 “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
秦国有《置吏律》、《军爵律》、《内史律》等专门针对官员的立法，严惩“不廉洁”的“恶吏”。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犯罪，决不手软：“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贿一个钱，都要被判处在脸上刺字，再罚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汉代的量刑标准是：“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250钱在当时还买不到一件像样的衬衫，可见处罚之重。
隋唐时，反腐的相关立法更为缜密、规范。《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而为请求者”条规定：一般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实权大权的“监临势要”，则加重处罚，“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两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官吏盗公物，据为己有的，与其他盗窃一样，“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什么概念？当时的县令月俸料钱在10至20贯（千钱），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资就要处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后来酷刑著称的《大明律》中，官员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仅“免绞充军”。
但在事实上，明朝惩治腐败比宋朝厉害多了，因为明朝常设“法外之法”。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 “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60两银子，在当时算是笔小财。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1两银子可以买到1石米，也就是说，60两银子可以买60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皮剥下来后，用草填空，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8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战国时的齐威王能与之相比。齐威王是狠君，曾将腐败官员“一锅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此事：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比并烹之”。
在这点上，历朝历代莫过于制定采用严刑峻法了。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严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历经寒苦，对世间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体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朱元璋“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据史记载，明代仅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族诛、凌迟、挑筋以及宫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极刑。可见，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决。当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政权。
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了。
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了。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于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朱元璋都曾鼓励民众赴京告奸，鼓励打小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还有唐代的魏征犯颜直谏，明代中后期的东西厂特务机构，这些都是各个朝代对官吏监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监察制度建设上，做得成绩突出的还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设置了与六部品秩相齐的都察院，这可是一个集组织、纪检、公安、司法于一身的特设机构，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来说说“倡廉”。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晋书》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末的罗隐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标准。第一，仁德的标准。罗隐认为，君主之所以高贵，不仅在于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代表，而且应该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与俭的标准。他认为，只有节俭的君主才能节制私欲，实行德政。第三，敬与慢的标准。“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理国则人殆'。第四，用贤的标准。君主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贤臣的辅佐才能致治。从根本上讲，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保证。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士的标准。从察举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在给官吏灌输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三国淡泊宁静的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由其专制主义的制度本身决定的。“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党新时期严惩腐败行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借鉴，内外兼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民主监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围。
⑸ 检察院在侦查期结束后，是否会放人
侦查期结束后有二种可能,一是材料交到公诉科上法院,二是是材料交到公诉科不起诉放人.
⑹ 检察院办案
没有移到公诉科就叫家属来，说明是还在侦查阶段，取证不违法。经过2个月的羁押侦查阶段会移交公诉科审查起诉，公诉科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审查，经审查可能做出退回补充侦查决定，案子再回到反贪局，那么反贪局有一个月的补充侦查期限。这样的退补最多可以两次。你算下时间，目前应该是没有超过的
⑺ 反贪局办案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第五十二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第五十四条 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二)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第五十五条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六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前款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的时候，应当退还保证金。[2]这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最主要法律依据。上述第一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某种刑罚，就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所认定的对其可能判处的刑罚，绝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某一条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该条文规定的某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第二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已经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尽管可以认定其所犯罪行比较严重，且根据其对应的刑法条款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是，如果对其适用取保候审也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八条 ：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严重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但犯罪嫌疑人具有本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的除外【（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根据《高检规则》第三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⑻ 检察院反贪局把家人带走协助调查时限是多久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回。这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答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变相拘禁。但对于询问证人，《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时间限制
但本人认为如果只是一般性调查询问（不是讯问——讯问只对犯罪嫌疑人使用），不应该超过12小时
⑼ 逮捕到判刑最长可以多长时间
从逮捕到判刑的时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需要说明的是，批捕之后还需要经专过人民检察院审查起属诉阶段，也就是说，有可能案件是存在不起诉的情形，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1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半个月。人民法院受理后至判决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来说，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两个月以内宣判，最迟不能够超过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