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的反腐什么时候开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
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
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
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 “阉割”。
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
据明王鏊《震泽长语·杂论》所记，刘瑾出事后，从其家里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大量财宝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史书上称刘鋹“尤愚”。
但让官员“净身”后上岗，也不能说对反腐没一点用处，起码在防止官员生活腐化、乱搞两性关系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励民间参与。
汉武帝刘彻设立“刺史”提倡“打小报告”
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不论古代选拔官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官场腐败仍层出不穷。于是古人在注重选拔高素质官员的同时，也想到预防腐败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级别，其下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也都配备了相应的监察官员。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
在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在“举贤”的同时，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越级上访。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在非正规渠道外反映情况的行为，叫“言事变”，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于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
“打小报告”这种上书行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几乎全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全书187篇，有55篇直接举报贪官污吏，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据朱元璋组织编撰的《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
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记载，押贪官进京途中，即使身上没有证明信，官员也不得阻拦，关卡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如果有人敢阻挡进京，“其家族诛”。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官员一旦被查出是贪官，是别想挪个地方做官的，连其儿、孙都将被“株连”，失去当官机会。
3.反腐重在立法严惩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 “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举贤”与“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 “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
秦国有《置吏律》、《军爵律》、《内史律》等专门针对官员的立法，严惩“不廉洁”的“恶吏”。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犯罪，决不手软：“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贿一个钱，都要被判处在脸上刺字，再罚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汉代的量刑标准是：“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250钱在当时还买不到一件像样的衬衫，可见处罚之重。
隋唐时，反腐的相关立法更为缜密、规范。《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而为请求者”条规定：一般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实权大权的“监临势要”，则加重处罚，“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两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官吏盗公物，据为己有的，与其他盗窃一样，“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什么概念？当时的县令月俸料钱在10至20贯（千钱），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资就要处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后来酷刑著称的《大明律》中，官员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仅“免绞充军”。
但在事实上，明朝惩治腐败比宋朝厉害多了，因为明朝常设“法外之法”。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 “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60两银子，在当时算是笔小财。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1两银子可以买到1石米，也就是说，60两银子可以买60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皮剥下来后，用草填空，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8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战国时的齐威王能与之相比。齐威王是狠君，曾将腐败官员“一锅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此事：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比并烹之”。
在这点上，历朝历代莫过于制定采用严刑峻法了。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严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历经寒苦，对世间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体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朱元璋“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据史记载，明代仅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族诛、凌迟、挑筋以及宫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极刑。可见，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决。当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政权。
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了。
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了。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于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朱元璋都曾鼓励民众赴京告奸，鼓励打小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还有唐代的魏征犯颜直谏，明代中后期的东西厂特务机构，这些都是各个朝代对官吏监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监察制度建设上，做得成绩突出的还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设置了与六部品秩相齐的都察院，这可是一个集组织、纪检、公安、司法于一身的特设机构，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来说说“倡廉”。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晋书》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末的罗隐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标准。第一，仁德的标准。罗隐认为，君主之所以高贵，不仅在于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代表，而且应该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与俭的标准。他认为，只有节俭的君主才能节制私欲，实行德政。第三，敬与慢的标准。“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理国则人殆'。第四，用贤的标准。君主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贤臣的辅佐才能致治。从根本上讲，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保证。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士的标准。从察举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在给官吏灌输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三国淡泊宁静的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由其专制主义的制度本身决定的。“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党新时期严惩腐败行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借鉴，内外兼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民主监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围。
『贰』 林纾怎么骂鲁迅，鲁迅回去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和一本其他的文言文学术著作
不是林纾骂鲁迅，而是鲁迅攻击林纾。
鲁迅与林纾未曾正面发生冲突，但鲁迅的具体创作中回应与顺手一击林纾的地方却不少，这主要表现为接受链双方的文化立场差异。针对林纾《致蔡鹤卿书》斥白话文为“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说法，鲁迅具体创作之中不乏顺手讥刺的文字。1919年《现在的屠杀者》云：“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1924年《论照相之类》亦载：“林琴南翁负了那么大的事名，……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往矣。”话锋所指，落脚于林纾不谙时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固执行举。
鲁迅回去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和一本其他的文言文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
《汉文学史纲要》系鲁迅先生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首次正式出版时，取用后者为书名，此后各版均同。
本书是鲁迅先生1920至1926年间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小说史时的讲义，先曾有油印、铅印本供内部使用，1923年12月至次年6月，始分上下册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正式出版，书名已由讲义名《中国小说史大略》改为《中国小说史略》。
『叁』 上级检察院决定抗诉与否的时间
补充回答：不能算，因为在检察院决定受理抗诉申请时，并没有法院对该中院的终审版判决决定再审，以后权的再审不是针对最后的终审判决的。
1、你这是民事案件的抗诉，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2、此案最后是经过中级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判决应当是已经生效。
3、“检察院应该在多久做出抗诉与否的决定？如果超出这个时间他们还能抗诉吗？”：
（1）此案的抗诉，没有法定期限限制，上级检察院什么时候发现生效判决有错误的，都可以向同级法院提起抗诉。
（2）很明显，对方只是在拖延时间，不管抗诉是否能赢，反正先拖垮再说。
4、哪个论坛人气高就发到哪里，目前是网络、天涯、猫扑、新浪、腾讯等。
5、“其实被告找的哪个人活动的，给哪个人送礼了我都知道”：你知道不管，明眼人明白也不管用，关键是是否有证据，如果有确实的证据，可以告也可以反映。
难得你告了几年还没有拿到钱还能坚信法律，祝你顺利！
请查看《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2001年9月30日实施）
『肆』 什么是诉讼时效 还有时间限制
说白了就是你出了什么事情以后，或者按法律的规定你应该知道了事情出了以后，多长的时间你就可以告状，过了这个时间法律就不保障你了，不同的性质的案件的时限是不一样的，
『伍』 哪个时间段幼儿告状的次数会多一点
哪个时间段的，因为高涨的住宿费及比较多啊，就是两-3岁的时候，小孩子最喜欢告状的。
『陆』 为什么李雪莲要花十年时间告状
在看《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我的关注点最多的还是在于李雪莲身上，看小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农村妇女要花十年时间告状？这个时间不是一年，是十年那么长，必须是什么原因才能支撑她不停告状。
故事一开始是因为李雪莲和前夫秦玉河的一桩离婚案引起的。离婚这种案子最让人头疼，这完全可以当成一个社会新闻去谈论。不过这次电影题材还涉及到了官场，还搞了个人民代表大会，一瞬间以为在看新闻联播。
影片中从弟弟、中学暗恋她的大头、法官、县长再到市长，不管是最亲近的人还是外人，每个人只把李雪莲的告状当作一个笑话。相互推卸责任，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和面子不惜把李雪莲逼到一个死胡同。
一个小小离婚案有谁会在乎？就像市长说的不能因小失大，就家庭这点破事所有人觉得不值得拿出来说。在场观众有很多人在笑，看完以后也只会把李雪莲当成一个社会新闻说给其他人听，就和电影里的官员一样。
有多少人能真正去理解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农村妇女？
直到最后秦玉河的死变成阻止她告状的理由。当原因变成理由，一个人的死换成一个人不再告状的理由，这让李雪莲也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这么多年的折腾一下子付之东流，她还活个什么劲？
虽然她曾经有过最美好的一天，李雪莲曾经在大头身上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她说从来没这么好过，所以她不想告了。可是现实又狠狠砸了一块大石头，这次粉碎得够彻底，让她彻底失去希望。
好的爱情让一个女人重生，坏的爱情让一个女人毁灭。对李雪莲个人来说，她的悲剧性在于她的执拗和她的不懂法。
她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告状？她在拼命告诉每个人，她只是想要一个证明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很简单：她的离婚是假的和她不是潘金莲。偏偏这两件事混在一起就变得有点可笑。
结尾的设计有点太广电总局，估计这也是电影审查能通过的原因。为了孩子多么符合中国国情，但我不喜欢。
最后很想告诉李雪莲：这个世界没有人有义务去理解你，你想要的那个答案自己认可就好了。
『柒』 我因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刑七年，公安机关在侦查我的时候，在我家缴获了10万元，但是他们并没有随案移送
这种操作肯定是违法的，投诉的话，只能去上级公安机关进行投诉，但是感觉时间这么久，而且以国内的系统来说，你还是认了算了。
『捌』 上述期有效时间！！！！！！！！！！
交警队处理结果只是意见，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但你父亲死亡，看肇事者是不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是就不是你们说了算了，因该由检察院提起公诉，
时间不晚，从你们上次处理后的时间算起两年内
『玖』 我想告状，开发商按合同超出交房期限己达到违约两年零三个月了，按合同是可以退房退款的，可他们拒绝退房
只要有合法合同就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开发商给予两年多的经济赔偿或要求退房证据充份法院会支持的。
『拾』 婚姻诈骗案公安局说他们只抓人不管追回诈骗钱财让咨询法院请问如何去法院告状需要什么材料案发多长时间有
诈骗案件，公安局立案侦查后，应当将赃款赃物追回。否则就是案件侦查不彻底，除非被犯罪嫌疑人全部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