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合约期限是

⑴ 大家认为卡拉扬80年代录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怎么样

在他的晚年，他变的更极端，要求更严格，
也许在音乐造诣上更高了，但其指挥的作品加入了太多的个人风格

⑵ 关于卡拉扬去世的说法为什么会有两种

卡拉扬作为指挥首先在德国小镇乌尔姆登台，很快就斩露出非凡的才华。正当他干得起劲时，歌剧院经理却不想与他继续签合同。虽然他非常赏识卡拉扬的才华，但认为乌尔姆确实太小，对卡拉扬今后的发展不利，因此他建议卡拉扬到别的地方去发展。

卡拉扬于是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象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籍籍无名的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 9 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二十七岁）。

拉贝失去了亚琛音乐总监职位，但他随后就任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无论别人怎么争辩，认为不应把艺术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尔的态度却非常鲜明。他就任时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

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

“跟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做比较的。我特别爱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奥地利向导，无论去哪儿滑雪我都带着他。有一回我们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儿后人家却告诉我，除非加入当地的瑞士登山俱乐部，雇佣瑞士向导，否则不准在该山滑雪。我想在那儿滑雪，所以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于是我买了个会员资格并雇了个瑞士向导。对我来说，参加纳粹党也跟这事一样是迫于无奈。”

“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入纳粹党申请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它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还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于是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并在申请上签了字。可叹的是从此人们便说：‘你当然是个纳粹。’”

卡拉扬当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朋友，当时英国驻苏黎士的外交官埃奇·莱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扬曾对他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得到亚琛那份工作。”他回忆说：“卡拉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来吃饭，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个字条叫我等他。他房间摆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书籍，有些段落划了线，页边空白处还有他潦草的字迹做的批注。他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他对我说：上帝的存在是事实，有无数的迹象可资证明，而不在于人们心诚与否。莫扎特还是个孩子时就写出了交响曲。那可跟遗传挨不上边。卡拉扬说。唯一的解释是：造物主选择了某些人执行他的命令，为这个丑陋的世界创造美。‘我被赋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扬对我说，‘特出的才能。我从不怀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赐予。我的责任就是让它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立志要创造尽可能完美的音乐并把它奉献给尽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乐般上银幕。’”

“批评家把卡拉扬称作自负的神，”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关于卡拉扬的入党日期，现在找到的文件跟卡拉扬的说法相左。 1957 年，保罗·莫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机者》。文章写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 1934 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 1-607525 。他交纳了当月的党费，但四月底他回德国去了，加上他没有领取党员登记卡，就造成了档案管理上的一点麻烦。但回到乌尔姆后，他于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况讲清并重新作了登记，领取了编号为 3-430914 的党员登记卡。这些事实都记载在纳粹党的“名人档案”中，存于美国驻柏林外交使团档案中心，看来要比赫伯特·冯·卡拉扬本人的回忆更为可信。”

25 年后，德国音乐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纳粹执政的德国音乐》中重又披露了有关文件，证明卡拉扬“双重登记”参加纳粹党一事，所提入党日期以及党证编号均于莫尔 1959 年的发现相符。

对于普里伯格将他从柏林档案中心弄到的文件公诸于众，卡拉扬迅即作出了愤怒的反应。“简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谈论此事。荒谬透顶，普里伯格写这种玩意不过是为了赚钱。”

几个月后，我亲自到柏林档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两份党员登记卡的复印件。在阿尼夫大师的家里，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看。他首先问了我怎样弄到的，并对这种东西居然可以随便外传表示气愤。然后他接过文件，用警觉而好奇的目光凝视片刻，再把它们拿到灯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儿有我的签名？”细查了几秒钟后他问，“这些东西并无签名，看见吗？”我问他是何看法，他耸耸肩，瞅着我道：“全是假的。”（纳粹的党员登记卡本无签名，是由党的官员填写的。）

奇怪的是，纳粹文件本身也发现一些跟卡拉扬的说法相矛盾的记载。柏林档案中心的档案中有一些纳粹党部及分部的往来信函，讨论的都是一个专门话题：卡拉扬的入党时间。要确定这些信函往来始于何人、是谁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说提出询问从而使官僚机器忙乎起来是不可能的，但从存留的几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内容是相连贯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纳粹党莱尼里总部致函奥地利纳粹党财政部，内容是关于卡拉扬的党员资格问题。信中称卡拉扬明显地两次入党：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萨尔茨堡（编号 1-607525 ），再次登记（未有住址变更的报告）时间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乌尔姆。信中询问 4 月 8 日的“临时”党员资格是否算数。

—— 1939 年 2 月 4 日，纳粹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党代表致信慕尼黑纳粹党财政负责人，称卡拉扬 4 月 8 日的入党申请有效与否应由萨尔茨堡党部认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应是）纳粹维也纳代表致信萨尔茨堡纳粹党部财政负责人，要求对上述问题作出认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萨尔茨堡“新城市”小组致萨尔茨堡纳粹党财政负责人。小组负责人称他曾找党员赫伯特·克莱因（ Herbert Klein ）谈过，卡拉扬入党是克莱因签署的，还收了五个先令的手续费。克莱因说，他给卡拉扬开具了一张收据，并将材料存入了萨尔茨堡的纳粹党党员招收工作办公室。纳粹党被禁后，卡拉扬去了德国。克莱因说，从那以后他再未听到过卡拉扬的消息，并说他相信卡拉扬从未在奥地利交过党费。克莱因愿意作为证人澄清事实。（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党总部发函给科隆 - 亚琛的纳粹财务负责人，宣告由于卡拉扬未寄交党费，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记的党员资格无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记有效。转去卡拉扬的党员证请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国高层领导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国总理府，确定卡拉扬入党的正式日期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党员登记号为 3-430914 ，其党证已于 1939 年 7 月 13 日办妥。

就这样，一方面是有文件为证：是从纳粹仓皇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错综复杂又残缺不全的文件材料中节选出来并经过核实的。另一方面则是卡拉扬的断然否认。既然卡拉扬从来不隐瞒自己曾加入纳粹这一事实，那么为何在入党日期这个看起来就像没有了枪栓的枪一样无甚意义的小事上坚持自己的说法呢？我们只能这样推测：这涉及一个入党动机的问题。卡拉扬坚持说他是 1935 年入党的，就可证明他入党是为了保住职位，这条理由是较易为人们所理解并接受的。但若入党时间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两个月时，那就显得对希特勒及其政治计划多少有点热情、有点支持了。这就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了。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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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柏林爱乐前后
（回页首）

1954 年富特万格勒谢世。谁作为他的继任者成了热门话题。在所有候选人中，卡拉扬的位置最有利。汉斯·克纳佩茨布什无意担任终身职务；埃里希·克莱伯因为曾在柏林“苏区”工作过而使人们对他的兴趣锐减；时任汉堡爱乐指挥和拜鲁伊特首席指挥的约瑟夫·凯尔贝特（ Josef Keilberth ）又因年纪太大而难于被列作认真考虑的对象。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1945 年，一个名叫列奥·博查德（ Leo Borchard ）的人承担了重建柏林爱乐的重任。他死后，一个名叫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凯（ Sergiu Celibidache ）的一流指挥接手领导乐团，直到 1952 年富特万格勒返回为止。切利比达凯是罗马尼亚人，是同卡拉扬竞争这个职位的强劲对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干和吸引卖座率两方面都足可以与卡拉扬匹敌。但他也太过轻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万格勒墓前语出不敬，说富特万格勒死得及时，因为他实际上丧失了听力。富特万格勒遵医嘱曾服用麻醉药物，确实影响了听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乐圈，切利比达凯的言辞难免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何况卡拉扬占国籍之利，又有维也纳、柏林、萨尔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 1955 年访美演出美方主办者的支持，使他终于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这份工作。

卡拉扬说，自从他 1938 年 4 月 9 日首次指挥柏林爱乐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为供他指挥的乐团。他自小长大就听的是一流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它的高水准乐音使他树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标准。后来，当他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在乐坛起步时，指挥的是学校乐队，其后是德国各小城镇的剧院的小乐团以至小乐队，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条好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站在指挥台上他总不满意，脑海里回响着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乐音。后来指挥柏林爱乐，他才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找到了由汉斯·冯·彪罗、阿图尔·尼基什和富特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还更高的乐音。

而他独踞柏林爱乐的雄心则过了将近二十年才变成现实。那是动乱的、前景难卜的十多年。一来富特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嫉妒得要命，除偶尔一点机会外，老人完全不让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再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政治给欧洲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浩劫，使音乐、艺术乃至整个文明生活几近停顿，就算说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扬下赌注似地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了他不停追求的艺术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他谈及指挥家的教养，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都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 1954 年 11 月 30 日傍晚，他和安德烈·冯·马唐尼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马唐尼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富特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68 岁。当晚从维也纳发来一份电报，没有署名：“国王驾崩。国王陛下万岁。”

忙忙碌碌的联络交涉开始了。“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卡拉扬回忆说。

卡拉扬说，柏林爱乐的经理在富特万格勒去世前就与他接触。“当然，他对富特万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鉴于富特万格勒行将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绸缪。万一等到最后一刻而我又不能应聘，那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所以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乐团？’我答应了他，但嘱咐他不要声张。”

“事实上，在富特万格勒去世的当晚和次日凌晨两点，我曾接到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顿斯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想让我知道，富特万格勒同哥伦比亚公司签有率团访美演出的合同。他说，若要继续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挥，否则他将宣布该合同取消。我的答复是，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我为富特万格勒的继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能以试用的身份，而只能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赴美。”

“他们说：‘那当然，那当然。’于是我就去指挥乐团排练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许诺显得有点像是谎言。柏林参议院的成员又没聚齐。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这个职位，可他们说要看我访美演出的结果再做定夺。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这份工作。所以我给柏林市长鲁伊特挂了个电话。他并不能任命我，任命权在参院，但我向市长建议就访美一事开个记者招待会，请他在招待会上当中向我提问，问我访美归来后会不会接手乐团。我们照这样办了，他问我时，我回答非常乐意。有时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险。”

“还有，我必须让自己从斯卡拉歌剧院的合约中脱身。我们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纳的《指环》的。要得到柏林爱乐，这头就得放弃。于是我去见了总监。我告诉他只要他说声‘不’，我就绝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对他说；‘如果你放我，我会感激不尽。不让走，这事就算忘掉，我仍将信守我们的合同。’他说这是终身难逢的机会，于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间，乐团选举卡拉扬为他们的新音乐总监。返回柏林后，这一任命得到了参院的批准。接下来便是合同之争。“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拥有选择经理的权利，”卡拉扬说。“他们说哪怕是富特万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权。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因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万格勒的合同副本。我还对他们讲，合同必须写明我这音乐总监是终身之职。除非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我才可能全副热情地投入工作。我还说，要是他们觉得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 99 年也成。这对他们来说是破天荒，他们从来还没有签过什么‘终身合同’。磨了 12 年合同一事才最终达成协议，所以在乐团工作头 12 年我根本就没有合同。我等待着，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实现。”

于是，卡拉扬同柏林爱乐间的“恋爱”大功告成。争论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贞和互敬让位于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音乐圈内的事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这“婚姻”美满地持续了下来。算起来，卡拉扬同柏林爱乐已联手度过了 28 个辉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会把它收入自己的记录。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两者的名字已融为一体。伟大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有人曾问小泽征尔他认为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 25 年。”

这一奇观的又一反映是团员的收入，柏林爱乐团员们的报酬比全世界任何乐团都高。他们的工资本来就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 10% 到 15% ），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特别演出（如复活节音乐节，报酬甚丰）、教课、演出独奏等不一而足；还参加各下属音乐组织，以他们响当当的名气为其增添份量。仅柏林爱乐内部就有 13 个组织：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组、团演出的票房情况都非常之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柏林爱乐十二人大提琴组还于 1983 年出了一张《披头士歌曲选》，这是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唱片。他们跟别的演出小组一样，生意应接不暇。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卡拉扬与乐团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性部分。不过也并不总是那么严重。 1977 年，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完美的婚姻出现裂缝
（回页首）

1981 年夏在圣特佩罗，我第一次同卡拉扬交谈，当时还没发生梅耶风波。卡拉扬为我描述了一幅他和团员间友爱如一个和睦家庭的图景，一幅互敬互爱、坦诚相见的、近乎天堂般美好的图景。他视自己如同肩负重责的慈父，说他对团员们比他们自己对自己还要了解，无论是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是音乐习惯他都了如指掌。他说团员们接踵不断地找他，任何方面的私人问题都要同他讨论。孰料仅仅 18 个月后关系便恶化了。 1982 年 12 月以后，卡拉扬提起大多数团员时所能用的最友善的词是“白痴”。

恰在那时，乐团一位名叫魏尔纳·塔利钦的鼓乐兼作曲家正在写一部歌剧，剧名为《逐出天堂》，是根据波兰哲学家李兹克·科拉科乌斯基（ Werner Tharichen ）的同名小品文改编的。塔利钦说，此剧故事与乐团的情况相似。“我们就像一家子，卡拉扬是老爸，团员们是孩子。孩子们同权威赫赫的父亲之间也有矛盾。有些孩子喜欢威严的父亲，而有些则反叛了。”

柏林爱乐的内部组织机构复杂。它分有两个乐团，但都由同一班人马组成。一个是“柏林爱乐”（ Berlin Philharmonic ），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是德国 94 个功能明确的交响乐团、歌剧团、广播乐团之一。柏林爱乐归属于“只办音乐会”一类。他们每年要在柏林演出 108 场音乐会，此外还有在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巡回演出。另一个乐团，至少从名义上是另一个，叫“柏林爱乐者”乐团（ Berlin Philharmoniker ），则为团员们自己共同拥有。所有灌录唱片、拍电影电视和像复活节音乐节这样的特别演出，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签约的。与卡拉扬签订终身合同的是柏林爱乐，而不是柏林爱乐者乐团。根据规定的权力，后者可以自己决定对领导人的取舍。而卡拉扬却作为乐团整体的领导者得到了认可。在对付这类事情方面，大师可以说是如狐狸般狡黠。他个人拥有一份同“柏林爱乐者”之间的专门合同，是以他的 1982 年开张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在摩纳哥）的名义签订的。据称这份合同非常公平，它保证乐团每年在该地区有相当的工作量，并写明在卡拉扬缺席、生病或死亡时这一保证仍将得到履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梅耶风波逐步升级时，这份形诸合同的协议将被团员们用作与卡拉扬作对的武器。

这两个不同名义的乐团都得请客座指挥。就算卡拉扬愿意，他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演出。近年来，除了外出演出外，柏林的年计划 108 场音乐会中，他只指挥 6 场。柏林爱乐乐团可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由别的指挥率领灌录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扬选定曲目，而且看来唱片公司所请的指挥都是卡拉扬认可的，如里卡尔多·穆蒂、克劳迪奥·阿巴多、小泽征尔和詹姆斯·李汶等都得到过他的扶掖。他们全都受到他的邀请参加过萨尔茨堡音乐节。他甚至还邀请伯恩施坦来萨尔茨堡指挥。他俩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龄相仿，分别称雄于大西洋两岸，因此除了互相防范外，应该说很难有什么交往。一种揣测是，卡拉扬邀请伯恩施坦是想向他表示自己并非一幅病残模样。但那位合伙人说，更像是卡拉扬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并未被他唬住。

柏林爱乐有复杂而全面的内部管理条例，从 150 名团员安排的变换到新团员的招雇，一切内容无所不包。其中许多条款跟乐团历史一样悠久，到 1982 年为止已经执行了整整一百年。一些团员说，正因为坚持执行条例，乐团才得以不断强大。这些条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人员招聘的规定：决定由乐团全体成员投票作出。但卡拉扬有否决权。所以，新人入团必须团员和指挥的意见一致才行。

申请加入乐团者自然必须通过试奏，试奏时全体团员都要出席。但与试奏者相关的那个组的意见最具份量。收到梅耶的申请后，单簧管组邀请她于 1982 年秋接受试奏。其实试奏前她就应邀参加过乐团的几场演出，这种情况已是打破常规了。梅耶接受试奏时卡拉扬不在，但以往演出中他听过她的演奏，印象相当不错。试奏后，单簧管组认为她的演奏不能跟整个单簧管音部融为一体。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团员们对梅耶的特质各持歧见，一些人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她会调整过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属于独奏型团员，永远不会跟音部融为一体。有人提出动议试用一年，但遭到了否决。最后达成的妥协意见时，让她再参加若干音乐会检验检验她，然后再进行一次试奏。于是，赴美演出时她接到了邀请，填补了单簧管组的一个空位。卡拉扬受托对她注意观察。

访美演出中，卡拉扬对她的演奏感到满意，纽约一些听了音乐会的人士，包括批评家安德鲁·波特也对她予以好评。然而，回到柏林后，她仍然未能通过乐团的表决。而此时卡拉扬已把梅耶视为自己的“新发现”，他对表决结果大为震惊。在美期间，他对乐团本是满意的，因为这是“二战”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出自己在美国为人们真心诚意所接受。

梅耶终于被拒绝了，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包括政治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来政府，因为乐团的预算资金毕竟有一部分来自政府。据报道，在梅耶这件事情上作团员后台的是柏林参议院的文化部长。卡拉扬感觉犹如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其实是种种事件的综合，使一系列不起眼的小矛盾突然间加剧，达到了沸点。

最令卡拉扬不安的是室内乐团的所作所为。这个 25 人的乐团在履行本职的同时，一直过份放任。团内每种乐器都配备两名首席演奏员，而大多数交响乐作品都只需要全团 150 名演奏员的 100 来人上场。比如外出演出时，室内乐团边安排人员轮番上场，其他人则在乐团登台当晚自行在外包场演出。有许多次，卡拉扬直到站在台上举起了指挥棒，才发觉若干首席团员缺场。对此他颇为生气，日积月累终于化为怒火。他宣战了。

乐团经理彼得·格尔思（ Peter Clirth ）是个性情温顺的人，在他的帮助下，卡拉扬找出了乐团契约中的一个破绽，那是一封行文不够严密的协议信函，并由此发动了攻势，宣布梅耶已受雇试用一年。团员们感到被出卖了，震惊之余把矛头指向彼得·格尔思。卡拉扬立即写了封信予以还击，上面还附了格尔思的一封信，复印后分发给每位团员。格尔思的信注明日期为 1982 年 12 月 6 日：

送上卡拉扬先生 12月3日所写之信复印件一份。我于12月6日收到原信，并要求我在下午全团排练结束后宣读，以期引起各位注意。但团长泽佩里兹（Zepperitz）先生不同意我这样做，尽管我坚持说这是卡拉扬先生的私人要求。

我不想当着全团的面跟泽佩里兹顶撞，所以经与卡拉扬先生商量，决定以信函形式通知各位。

卡拉扬的原信如下：

先生们：一年多来，我们的一个首席单簧管席位一直空着。在我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过许多次试奏，不幸都没有结果。维也纳电视台曾举办国际演奏大赛，我们曾指望招收获奖者入团，但这希望也落空了。因为评委认为比赛水准有限，一等奖阙如。

这次试奏结束，年轻的单簧管手梅耶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乐团的注意。为了全面检验她的艺术能力，我允许她在我的指挥下参加了在柏林、洛桑、萨尔茨堡，以及赴美的演出。我完全相信，梅耶太太能胜任这个席位的一切要求，并已将我的发现提请乐团团长注意。

一个月前，乐团在我指挥下赴美演出大获成功，这一事实又一次清楚地证明了我国在音乐界的领先地位。这使我更感责任重大，决心竭尽全力以促进乐团的艺术水准更上一层楼。

在一次会议上，你们决定不给梅耶太太提供一年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其结果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缺人现象继续存在，音乐界也没人会知道，就梅耶太太一事而言，团内已发生的情况恰与我所期望的相反（尽管卡拉扬已尽最大努力，乐团艺术水准仍未有长足发展）。

决定对侯选者的取舍是你们的权利。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我的判断和乐团的判断截然相反。我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但乐团的旅行演出、萨尔茨堡音乐节和洛桑音乐节、歌剧和音乐会的录音、电视及电影拍摄以及所有音乐制品的制作鉴于上述情况，通通暂停。

你们忠实的赫伯特·冯·卡拉扬

圈内人士对卡拉扬这封信啧有烦言，居然这般爆怒，措辞如此厉害。一位指挥竟像小孩子耍脾气一样如此攻击自己的乐团，使得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沮丧。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只有老恐龙才会作出如此反应。魏尔纳·塔利钦回顾了 20 年前的一桩往事，情形与次相似：“卡拉扬想要一位圆号手，但乐团将此人拒绝了。卡拉扬很生气，成天绷着脸。我去维也纳看他，跟他谈谈。我告诉他尊重乐团意见很重要，因为团员们的意见对乐团多年来保持一流水准是发挥了作用的。我们告诉他会给他找一位水准更高的圆号手，并且做到了。”

柏林爱乐前经理沃尔夫冈·斯得雷斯曼终生致力于音乐。他写过两部交响曲，作为指挥，他曾领导过美国托莱多交响乐团和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他还写过四本书致使其名声更著。其中一本是关于他的，他父亲曾是威玛共和国时期的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以斯得雷斯曼也曾考虑过以政治为职。他个子高高，身材挺直，仪容高贵，看上去将近 70 岁。灰色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脸较长，表情冷峻，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总是耐心听取、认真考虑后才发表意见。积其在柏林爱乐工作 20 年之经验，他如是说：“卡拉扬随时会吓你一跳。指挥家们都缺乏自信。

⑶ 柏林爱乐成为世界一流乐团与卡拉扬的指挥密不可分，卡拉扬前后为柏林爱乐工作了______年。

b：28年 是在王勇‘乐坛诗人——卡拉扬（2）”的19分46左右讲的

⑷ 什么叫“卡拉扬音响”

所谓“卡拉扬音响”，就是指乐队在卡拉扬的调教下具有的演奏音乐的特质，比如严谨、注重准确性、乐句干净等等。

⑸ 柏林爱乐乐团的历届导师

彪洛接手领导柏林爱乐乐团时，已有在迈宁根组成一流宫廷乐团的辉煌往绩。他在柏林掌舵只有五年，却为乐团奠下扎实的基础，赋予乐团自成一家的音乐素质。
彪洛的几位继任人则不同，全都在团中留了下来。尼基什于一八九五年接棒，继续坚定影响乐团的风格达二十七年之久。他曾写道：“可以毫无犹疑肯定说，在一流的乐团，每位成员都配得上用‘艺术家’来形容。”他就是凭着这信念鼓励柏林的乐师陶冶出“独奏家”的心态，而这种质素成了柏林爱乐毫不含糊的标志。 1954年11月，富特文格勒与世长辞。翌年四月，柏林爱乐乐团选出的新艺术总监，是成立以来在任最长也是对乐团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大师，那就是人称“指挥皇帝”的卡拉扬。他与乐团紧密合作，通力以赴，琢磨出独特又前所未有的完美精湛乐声，那扎实根基，使乐团在国内外备受推崇，无论是音乐厅的演奏，抑或灌录成数之不尽的唱片，都是音乐珍品。
不单如此，卡拉扬还为乐团拓展出多个新路向。1967年，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节成立，从此乐团拥有专属的国际音乐节，并赢取了成为歌剧乐团的机会。接下来的新猷是开办柏林爱乐乐团管弦乐学院，让年轻有才华的器乐手从实践中学习，以符合顶尖乐团的严格要求。新爱乐音乐厅也是在卡拉扬时代建成。自1963年10月起，乐团已以这个由沙隆设计的音乐厅为总部；1987年，音乐厅更于添置了一个室乐厅。但是，卡拉扬在任的最后阶段，与乐团中的一些艺术家发生对立，起因是卡拉扬执意聘请单簧管手梅耶夫人成为乐团的首席单簧管。而乐团大多数乐手认为梅耶夫人的音色并不能很好的和乐团其他声部相融。而事态最后发展成了乐团民主的运动。乐团希望乐团的最高权利应该是全团团员大会而不是音乐总监和终身指挥卡拉扬。这次事件直接导致这位“指挥皇帝”与柏林爱乐的决裂，并于1989年辞去了柏林爱乐的任职。而卡拉扬晚期更多的则是和柏林爱乐齐名的维也纳爱乐合作，在这一时期，两者录制了很多的唱片，最著名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布鲁克纳，和德沃夏克的作品。总体来说卡拉扬对柏林爱乐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他的任内，柏林爱乐一举成为空前绝后的世界第一交响乐团，并一直把其霸主地位保持到了今天。 1989年7月，卡拉扬猝然离世。几个月后，全乐团成员集体投票选出了卡拉扬的继承人，意大利指挥大师克劳迪奥·阿巴多。阿巴多在1966年就已首度指挥过了柏林爱乐，并历任斯卡拉歌剧院艺术总监，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并和另外一个世界第一乐团－－维也纳爱乐有着长时期的合作。阿巴多上任后，对乐团的曲目的行政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保持卡拉扬时期侧重的德奥曲目方面，上演了大量的现代派作品。使得柏林爱乐成为真正无所不能的乐团。而在乐团管理方面，阿巴多较卡拉扬更显得民主，亲切。全团团员大会成为乐团的最高权利机构，并决定乐团的重大的决议。而艺术总监则负责音乐季曲目安排和一些行政工作。而在聘用新乐手时，必须要经过乐团各声部首席的审核。
在音色方面，阿巴多棒下的柏林爱乐较之卡拉扬时期显得更佳灵动，透亮。阿巴多时对柏林爱乐的贡献主要有：保持了卡拉扬时期柏林爱乐的高水准和国际声望，并在音色上面有了更多的改变。其次，拓宽了柏林爱乐的曲目，特别是对马勒和一些现代派作品的诠释。另外，确定了柏林爱乐常规音乐季的三大音乐会，既每年5月份的欧洲音乐会，6月份的夏季森林音乐会，和12月份的新年音乐会。
1998年2月阿巴多因为积劳成疾导致胃癌，并宣布于2001-2002音乐季之后不再担任乐团首席指挥。 新任的乐团总指挥西蒙·拉特，是年轻一代最令人不安的指挥之一，他的加入，为乐团注入了新活力，也带来了更重的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把乐团正式转变为受公法管制束缚的组织“柏林爱乐乐团基金会”，归柏林城邦监督保护。此举为乐团确立了最符合现代精神的架构，容许乐团有全新的创作自由与稳固的财政。德意志银行担任乐团的主要赞助商，让基金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支持。而另外一个支援则来自“柏林爱乐乐团之友协会”。
在2003至2004乐季中，柏林爱乐乐团基金会共安排了一百三十一场音乐会，其中仅八十六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出。除此之外，基金会只策划了一个教育活动，名为“Zukunft@BPhil”（“Zukunft”在德文是未来、前景之意）。这项活动对拉特和乐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经由这项活动把音乐与音乐教育带到更广大的群众。拉特把这个心意说得很清楚：“Zukunft@BPhil提醒我们，音乐不是奢侈品，而是基本需求。音乐应该是所有人一生中极重要也不可或缺的成分。”在乐团经历了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之后，这项活动标志着乐团扩大了自己的文化使命，如今乐团正以一贯的投入精神，全力履行这项使命。

⑹ 卡拉扬前后为柏林爱乐工作了几年.

中文名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
英文名称：beethoven symphony no.9 choral
资源类型：ape
版本：带童声合唱的贝九
发行时间：1999年
专辑歌手：kurt masur
地区：德国
语言：英语
简介：

出品：philips唱片公司
cd编号：468 112-2
演奏：莱比锡万特豪斯管弦交响乐团
指挥：库特.马绍尔
合唱：莱比锡广播合唱团
领唱：安娜.托玛娃-辛顿、布梅斯特等

专辑介绍：

d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作品大约创作于1819至1824年间，是属于那种无论如何形容其伟大都不过分的作品，是贝多芬全部音乐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和总结。作品于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演，即获得巨大的成功，雷鸣般的掌声竟达五次之多。这部交响乐构广阔，思想深刻，形象丰富多样，它扩大了交响乐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当时的体裁和规范，变成由交响乐队、合唱队和独唱、重唱所表演的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和英雄性的壮丽颂歌。作者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人类寻求自由的斗争意志，并坚信这个斗争最后一定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人类必将获得欢乐和团结友爱。这部作品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国着名诗人席勒的

⑺ 卡拉扬是哪国人生卒年英文名与哪些乐团合作过

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
英文名：Herbert Von Karajan
出生：1908年4月5日,卡拉扬生于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小城镇萨尔茨堡.

1928年12月17日,在温德拉指挥班学生音乐会上,他首次指挥维也纳音乐学院乐队演奏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

1929年1月22日,他首次以指挥家的身份公开指挥演出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理查·施特劳斯 交响诗《唐·吉诃德》.4月19日,又在萨尔茨堡节日剧院指挥演出理查 施特劳斯 歌剧《莎乐美》.

1933年,卡拉扬首次参与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活动,指挥演出古诺的歌剧《浮士德》.翌年,他在萨尔茨堡首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

1935年,他被委任为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指挥使者"到布鲁塞尔、斯德歌尔摩、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客席指挥演出.1937年,他应瓦尔特之邀,在维也纳首次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瓦格纳曲).

1938年9月30日,卡拉扬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首次登台,指挥演出《费德利奥》,接着于10月21日指挥演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1939年,被任命为柏林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翌年指挥演出《埃列克特拉》,受到作者理查·施特劳斯的高度赞赏.同年他与DG公司签订录制首张唱片合约.

1947年,卡拉扬成为维也纳爱乐协会负责人,策划维也纳爱乐协会乐团和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出事务.从1948年起,卡拉扬恢复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活动,并向国际乐坛进军,与世界各地著名乐团建立关系,走遍欧洲,四处演出,名噪一时,显赫四方.

1949年,他兼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常任指挥,1950年,兼任伦敦爱乐乐团常任指挥.1951年,他登上了拜罗伊特音乐节的舞台.

1955年,卡拉扬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1956年,卡拉扬又接替指挥大师伯姆,就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1957-1970年,他独揽萨尔茨堡音乐节音乐总监的职务.这样,卡拉扬就在短期内顺利地夺取了世界4大王牌歌剧院(米兰、维也纳、纽约、伦敦)的霸权地位,成为欧洲乐坛上的"帝王",被称为"欧洲的音乐总监".他在1967年个人创办了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在3月19日开幕仪式上,由他指挥演出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

鉴于卡拉扬在家乡贡献良多,功绩赫赫,1968年,萨尔茨堡省授予他名誉指环,受委为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参议员.

1973年在萨尔茨堡,卡拉扬个人又创办了另一音乐活动,叫圣灵降临节音乐会.1977年,卡拉扬终于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解,重新出任该院音乐总监,并在维也纳音乐周期间,实现了他13年前的构想-4大王牌歌剧院共同演出歌剧.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团首次访问中国,曲目有巨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的《每一交响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等.他们"美不可言"的,震撼了北京乐坛.1980年12月7日,柏林爱乐乐团举行纪念音乐会,以示庆祝卡拉扬出任该团首席指挥职位25周年.1982年,是卡扬最忙碌的一年.5月,筹备一系列柏林爱乐乐团成立100周年纪念音乐会;7月,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期间,首次录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多》;10月,率领柏林爱乐乐团;12月,为庆祝柏林爱乐乐团参与萨尔堡音乐活动25周年纪念举行演出.1983年,他在摩纳哥蒙地卡罗投资创办电声公司;同年,伦敦皇家爱乐协会授予卡拉扬金质奖章.他是70年来第一位获得此荣誉者,过去接受此奖章者只有托斯卡尼尼、比彻姆和瓦尔特.

1948年,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赴日本演出.1986年,已是78岁高龄的卡拉扬,仍然兴趣勃勃地精心策划第二十届复活节音乐节的演出活动.他带病指挥演出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布鲁克纳的《赞美歌》,有点老态龙钟,力不从心.但是他所指挥的《第九交响曲》(布鲁克纳曲),则表现出他那惊人的音乐魅力,大受赞赏.1988年80岁的卡拉扬,老当益壮,精力过人,仍然活跃于世界乐坛,而且还在写一本有关音乐表演的书,他不善于口授,只好自己亲手每天写12行.这也是他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1989年7月16日,卡拉扬病逝,终年81岁.

卡拉扬的指挥特点:严整、条理、完美、瑰丽,精雕细缕,一丝不苟.

他反对音乐比较(比赛),认为各有各的一套,何况音乐又不是体育.他对节奏的要求尤为严格,他说:"我可容忍一个错误的音符,绝不能容忍节奏有一点儿廖误".

卡拉扬灌有900张唱片,这是惊人的记录,也是骄人的成就.他的唱片销量永占世界之最.

卡拉扬具有代表性的CD有:巴赫《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马太受难曲》 BPO 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BPO 柏辽兹《幻想交响曲》 BPO 比才《卡门》 BPO 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德意志安魂曲》 BPO 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迪茜》 VPO 海顿《12首伦敦交响曲》 BPO 门德尔松《5首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 BPO 莫扎特《安魂曲》 VPO 拉威尔《波莱罗舞曲》 BPO 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的生涯》、《唐·吉诃德》 BPO 威尔第《安魂曲、《假面舞会》 VPO 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 BPO 另外,卡拉扬还留下不少影碟,其中要以SONY的CL版最为珍贵:巴赫《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BPO 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小提琴协奏曲》 BPO 勃拉姆斯《第一第二交响曲》 BPO 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VPO德彪西《大海》、《牧神的午后前奏曲》 BPO 莫扎特《嬉游曲》(K.334) BPO理查·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VPO 威尔第《唐·卡洛斯》BPO

⑻ 赫伯特·冯·卡拉扬的人物事迹

（1908年—1926年）
1908年4月5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妇再获一子，取名为赫里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后来的赫伯特。萨尔茨堡是一个有着浓郁音乐气息的城市，莫扎特的故乡，每年有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就在此拉开帷幕。卡拉扬一家非常热爱音乐。父亲恩斯特会弹钢琴，演奏单簧管，还经常参加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和萨尔茨堡州立剧院的各种活动。城里的音乐家都很乐意和这一家子来往。父亲除了带孩子上交响音乐会外，还时常在家里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不难理解，兄弟两人很早就接受钢琴训练，年长的沃尔夫冈首先学习音乐，到了1912年，赫伯特4岁时，也开始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他从8岁起就在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基础，为时10年。这音乐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继续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外，他还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唱诗班中参加合唱，另外更是师从弗兰兹·绍尔学习和声。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作曲和室内乐的老师博尔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发现了卡拉扬身上的潜能，并对之显示出父亲般的关怀。卡拉扬经常驶着老师的军用摩托车在郊野狂飙。包恩伽特勒不但诱发了卡拉扬对绘画和雕塑的兴趣，也正是他鼓励卡拉扬后来走上指挥道路。其实，两位家长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师。在卡拉扬的家里，儿子们要用“您”（德语：Sie，是德语中的敬称）称呼家长。恩斯特是一位严谨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钟上班，在路上将快要进行的手术通盘琢磨。这种作风无疑也深深地影响着日后的赫伯特，让他养成事事做足准备的习惯。母亲则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扬12岁时，一次他在爬楼梯的时候失足，从20米高处坠下，脚部关节和脊椎受伤，后遗终身，母亲马塔对之的关怀照料令人动容。据卡拉扬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钢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称为“神童”，不过他从没为这一称号而去耗费力气。经过5年的钢琴课，卡拉扬终于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在莫扎特纪念日里登台演出。两年之后的1月26日，他在老师包恩伽特勒的指挥伴奏下，以独奏家身份演奏协奏曲。 （1926年—1929年）
但这些音乐方面的小成就似乎还不能让他的双亲立下心思，让年青的卡拉扬将来以音乐为生。母亲马塔总希望卡拉扬能当上一名银行职员。务实的父亲则曾劝他说：“我知道你有音乐方面的天份，但你总得学一些实用的技术来糊口。”为了顺从父亲的意愿，卡拉扬在1926年以毕业论文《热力学与内燃机》完成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的学习后，即去了维也纳进入维也纳工业高校学习。不过他并没有离音乐而去，而是坚持学习，所以他在研修技术的同时，还在维也纳大学入读音乐科学系和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学习。他在维也纳跟随新老师约瑟夫·霍夫曼学习钢琴，还同时向亚历山大·温德尔（Alexander Wunderer）和弗朗兹·绍克（Franz Schalk）第一次学习他日后的职业：指挥。年轻的卡拉扬当时具有一个钢琴演奏家的一切音乐才能。不过后来，一如罗伯特·舒曼，卡拉扬手指的腱鞘严重受伤，即使他本人作了一些荒诞的尝试以使之痊愈，也没见好转，这让他不得不在通往钢琴家的路上止步，而将之转到指挥的前途上。

亚历山大·温德尔在维也纳音乐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作为老师，他就未必胜任。卡拉扬对指挥的知识主要不是来自于老师，而是职业实践本身。但卡拉扬在维也纳却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歌剧剧目和更难得的—当时维也纳的顶尖歌剧表演：当时卡拉扬并没有什么机会指挥乐队进行实践，却和同学想到办法来打发时间。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指挥登场，指挥学院乐队演奏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但是他可能意识到，当时毫无名气的他在维也纳很难找到工作，于是他决定回去萨尔茨堡一试。过了一个多月，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位年轻的指挥家在家乡作了自己的公开亮相，他延请并指挥了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曲目是施特劳斯的《唐璜》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演出很成功，并且，卡拉扬为自己赢得了机会—乌尔姆市立剧院的经理邀请他到自己的剧院试奏。经理在再听过卡拉扬的指挥后，决定聘任这位年轻人在剧院指挥歌剧，月薪约为20美元。当时卡拉扬跟经理说道，自己并未指挥过任何歌剧，要接受这工作他得先研究一下。经理回答得很简单：“没问题，你过来研究就行了。”于是，乌尔姆之职成为了卡拉扬指挥事业的正式起点。 （1934年—1945年）
1933年纳粹党上台，德国音乐人才急剧衰减。就在那一年，布鲁诺·瓦尔特，克伦佩勒，埃里希·克莱伯，弗里兹·布什被迫离开德国。有着犹太血统的作曲家作品被禁，门德尔松、马勒或是荀白克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为此大闹纳粹，辞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终身职务，以47岁的年纪暂时退休。
而在这些大事发生不久之后的1934年，卡拉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亚琛市立剧院音乐会指挥和歌剧总监。这个剧院比乌尔姆的高一个档次，乐团有70多人，合唱队300人，而且带领合唱队的正是日后扬名合唱界的威廉·匹兹（Wilhelm Pitz）。以这样的人员，卡拉扬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而亚琛也是卡拉扬到柏林和维也纳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会上首次与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合作，演奏了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扬更是被任命为亚琛市立剧院音乐总监。卡拉扬以他当时27岁的年纪，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但是，卡拉扬得作出一项妥协：被迫加入纳粹党。
1937年6月1日，卡拉扬受布鲁诺·瓦尔特之邀，首次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剧目是瓦格纳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这是一场令人瞩目的胜利。但卡拉扬也领略到了维也纳歌剧院的艰难工作条件：大排练被取消，小排练里主角们唱两句就要离去办点私事。日后的1956到1964年，卡拉扬会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些难处。而同在1937年，卡拉扬被邀请去指挥一支柏林的管弦乐团，但卡拉扬拒绝了，因为乐队不能给他任何时间去排练。不过很快，到了1938年，乐队就同意了卡拉扬的要求，先排练再演出。于是卡拉扬就在4月8日，首次和这支乐队合作，指挥了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Haffner”，亦即第35号交响曲），拉威尔第2号《达夫妮与克劳伊》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而这支乐团，就是日后和卡拉扬合作35年的柏林爱乐乐团。
而在个人方面，卡拉扬在1938年7月26日与亚琛轻歌剧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罗夫结婚，两人在亚琛附近的树林里拥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扬关注得更多的是其事业。而霍格罗夫与戈林夫人的友好关系帮助了卡拉扬进军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指挥的机会，剧目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扬的胜利时刻。他指挥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引起国际轰动。柏林音乐评论家范·德·努尔（van der Nuell）称之为“神奇的卡拉扬”（das Wunder Karajan）。
不管有没有范·德·努尔的评论，卡拉扬开始在柏林扬名。虽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爱乐拒之门外，但是卡拉扬还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时接受了柏林国家歌剧院乐队长和普鲁士国家乐团音乐会指导两职。他还在1940年2月18日于理查·施特劳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剧《埃莱克特拉》，并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扬也到过被占领的巴黎演出瓦格纳的作品。而且其录音生涯也即将开始，他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第一份合约期至1943年。卡拉扬的第一个正式录音，是指挥柏林国立乐团演绎莫扎特的《魔笛》序曲（这些早期录音为DG公司结集发行）。 （1945年—1954年）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但盟军对其前纳粹党员的身份要进行调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挠，卡拉扬的半退休状态似还没有尽头。他被禁止在德国和奥地利演出。不过有一次例外
：1946年1月12日卡拉扬在维也纳爱乐之友协会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本来他还被邀请去指挥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又译：蔷薇骑士），但演出就在最后一刻在苏联方面的坚持下被迫取消。幸好此时卡拉扬得到了两个人的帮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复出。一位是华尔特·李格（Walter Legge），当时英国EMI公司的古典音乐唱片制作人。另一位则是卡拉扬的导师和好友，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Victor De Sabata）。
1947年10到1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为EMI录制了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后者的合唱部分由维也纳歌唱协会合唱团（Wiener Singverein）担任，该合唱团于当年10月第一次与卡拉扬合作），还有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和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Das deutsche Requiem）。
非纳粹化后的卡拉扬，很快就成为了欧洲音乐生活的中坚力量之一。1948年行程紧密。卡拉扬不但开始了与卢塞恩国际音乐节的合作（两者的合作关系持续到1988年，1960年除外），还参加了当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包括格鲁克的《奥菲欧与埃雨迪克》，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还有两场音乐会，曲目分别是海顿，理查·施特劳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任职方面，他一方面接受了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艺术指导和维也纳交响乐团（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挥两职，并将它们训练成一流的音乐团体。而另一方面在伦敦，他则与由李格组队的爱乐管弦乐团（the Philharmonia）紧密合作，并在接下的几年陆续制作了一系列名盘，如和钢琴家李帕蒂合作录制舒曼的《钢琴协奏曲》，和圆号手丹尼斯·布莱恩（Dennis Brain）录制了莫扎特的《圆号协奏曲.，和李格的夫人伊丽莎白·施瓦兹科普夫录制的一系列歌剧：《蝙蝠》，《法斯塔夫》，《汉塞尔与格蕾太尔.》，《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和《玫瑰骑士》，还有他自己的第一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1952年，他带领了这支乐队做了第一次欧洲大陆之行。
而从1949年起，卡拉扬开始经常与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合作，并成为其德国演出季的指导。卡拉扬对歌剧制作细致入微，排练数以月计。所以在那里他虽然每年只将一到两部歌剧搬上舞台，但却是部部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在此曾与有着“歌剧女神”之称的玛丽亚·卡拉斯数度合作，如1954年有名的《拉美摩尔的路契亚》（Lucia di Lammermoor），并且为EMI留下了诸如《游唱诗人》，《蝴蝶夫人》等歌剧的录音。
1949年，卡拉扬再度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歌唱协会合唱团演奏威尔第和贝多芬的作品。不单是他故乡的音乐节，就是拜鲁伊特也向卡拉扬招手。1951年这个几度风霜的华格纳音乐节战后重开。该年的音乐节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盛事。华格纳的两位孙子维兰·华格纳和沃尔夫冈·华格纳首次上任制作。各地有名的华格纳歌手齐集一堂。卡纳匹兹布什为观众展现了他对华格纳作品诠释的独特魅力—《帕西法尔》。而富特文格勒也到场指挥了一次令后世难忘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而卡拉扬作为后辈，则在7月27日的音乐节开幕当晚指挥了《纽伦堡的名歌手》全剧，以及和卡纳匹兹布什携手指挥了《戒指》。次年，卡拉扬再度登台拜鲁依特，指挥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两次登台，皆有录音，而且深得好评。其中《纽伦堡的名歌手》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演绎甚至被奉为卡拉扬所有诠释之最佳。但是就在这两次成功的演出之后，卡拉扬就再也没有重登拜鲁伊特的舞台。 战后的柏林爱乐几经危机，除了乐队本身需要重建，人员要添补外，首席指挥问题始终需要解决，先是首席指挥里奥·波查德特（Leo Borchardt）被占领区士兵射杀，后来由年轻的谢尔盖·切利比达奇（Sergiu Celibidache）短暂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归来，但在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一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决心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但此时的富特文格勒已经力不从心。他的耳聋日渐严重，他需要西门子公司为指挥台安装线路设备，以便听到乐队的声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缘欠佳，与其他指挥的关系都比较紧张。早在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肺炎逝世前，柏林爱乐乐团就要考虑其继任人问题，而候选人都是当时指挥界的能人：克鲁依坦，切利比达奇，约胡姆，舒里希特，还有卡拉扬。
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台，同时也意味着卡拉扬一直在维也纳，柏林和萨尔茨堡这些音乐重镇之前不得正门而入，加上卡拉扬身系繁忙的任务，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机会与柏林爱乐乐团接触。
到了1953—54年，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合作日益频繁，他们不但录制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共同出席节日周音乐会（Festwochenkonzert）。这些演出得到了当时乐评家的热烈赞赏。
经过这短期的磨合，卡拉扬的继任只是时间问题。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爱乐美国之行的前夕。当时卡拉扬正在罗马一所酒店里。他的秘书给他递上一封来自维也纳发出的匿名电报，上书“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语：老王驾崩，新主万岁。）就在第二天，柏林爱乐乐团经理格哈德·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电话给卡拉扬，请后者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韦斯特曼打这个电话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纽约负责乐团访美事务的有关方面致电他道：除非卡拉扬指挥，否则乐队的旅美之行，免谈。
至于卡拉扬方面，这支乐团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拥有的。他曾说：“我一定要得到这支乐团，因为他的素质让我着迷，而且我也知道，和这支乐团一起我将能有什么样成就。我要一份终身合同，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在这支乐团身上花很多时间，以求他能与我最终同心同德。我不能让一个新来的议员说着说着就结束我俩的合作关系。我必须承认，这支乐团通过几十年的成长，正是成长为我梦寐以求的样子。”
不过当时他还有斯卡拉的合约在身。为此卡拉扬与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进行了一次面谈，后者很清楚柏林爱乐的职位对卡拉扬的意义，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扬的跳槽。
另一方面，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也投票通过了对卡拉扬的任命，意味着卡拉扬将带领乐团旅美。不过卡拉扬在这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任命文书要在出发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并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确认。
1955年初，这对新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航班。该次出行赞助人就是西德总理阿登纳。不过就在乐团和卡拉扬到达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前一周，一阵反对的浪潮差一点就扼杀了这一次巡美演出。美国音乐家联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乐家反对纳粹带领的柏林乐团在此举行的音乐会》。其实从2月8日到27日乐团正式在华盛顿拉开访美帷幕这段时间内，纽约时报几乎天天报道反对卡拉扬战时纳粹身份的抗议声音。韦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后一天声明，自己与卡拉扬虽然的确加入过纳粹党，但只是纯粹地为了在当时能继续工作下去。虽然这声明更多的是煽动了反对派的气焰。不过这些反对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资的。
2月25日乐团抵达美国，一切平静。卡拉扬对此一切只是做了一简短的声明：“我不谈政治，我只是作为一位音乐家来到这里。”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以其声音打动了美国听众和乐评界。他们分别在华盛顿，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辛辛那提和巴尔的摩等城市演出。乐评总体来说是正面的。而抗议的声音则在纽约演出之时到达高潮，卡内基门外有人抗议，还有人放飞带有反对标语的鸽子。但即使这样，演出的进行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次美国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试用期。卡拉扬要向三方面交答卷：一是观众和乐评人，二是柏林爱乐乐团，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艺术方面，卡拉扬还必须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现成熟（例如在美国时言行是否得体，是否会被反对声音打压下去），才能显示自己可胜任柏林爱乐首席一职。卡拉扬不负众望，早在3月5日卡拉扬一行还在匹兹堡逗留时，就已传出乐团大部分成员投票赞成卡拉扬成为他们第四任常任指挥的消息。而等到他和乐团返德之后几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确认。卡拉扬再一次被问道，他是否愿意继承富特文格勒衣钵，带领柏林爱乐乐团。他回答道：“万分欢喜地接受。”于是，柏林爱乐的权杖历经汉斯·冯·彪罗，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终于传到卡拉扬手上。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扬在欧洲炙手可热。他先是出任了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指导，历时4年。在1957年，除了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问日本之外，他还接受聘任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以一改这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颓落之势。在他身上的职称还有：1967年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终身指挥，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指导，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指挥之一，1969到1971年继去世的查尔斯·孟许（Charles Munch）担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顾问。
1959年，卡拉扬除了和维也纳爱乐在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宾，香港和美国等地演出外，还再次为DG公司录音，和柏林爱乐乐团制作出自己第一张立体声唱片，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同时也标志着柏林爱乐，卡拉扬和德国唱片公司铁三角长时间的合作的开始。当时的卡拉扬虽然与EMI有录音合约在身，但是柏林爱乐却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过合同。因此合约需要进行修改，使得这对组合能同时为两家品牌录音。在EMI旗下卡拉扬的录音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1984年，并录制了不少歌剧，另外还有一些不曾为DG录制过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响曲全集。
有了柏林爱乐和大唱片公司作后盾，卡拉扬就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录制古典音乐世界里的管弦乐作品。不过，1959到61这三年间，他只是很谨慎地录制了一些管弦乐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东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几首，还有德里布和肖邦的一些舞曲，不过这些录音一朝制成，即成经典。到了61年末，卡拉扬终于开始有大行动，为DG公司录制乐圣贝多芬的全套交响曲，并在62年完成，即俗称的“红卡”。时至今天，纵然市场上有着难以胜数的贝多芬交响曲全套，但是这套录音依然光彩夺目，饱受赞赏。其实，卡拉扬早在接手柏林爱乐乐团时，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套录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国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号》他在55到59年上演过三次。到了开录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将其他交响曲在音乐会上过了最少一遍。
以同样的精心准备，卡拉扬和乐团在63，64年还录制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而柏林爱乐乐团终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来了自己的家—柏林爱乐大厅。这座大厅是应卡拉扬的技术标准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纳为拜鲁伊特节庆剧院在开幕之际所做的一样，卡拉扬指挥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示喜庆。

⑼ 求指挥家卡拉扬的简介

1. 赫伯特·冯·卡拉扬，1908年4月5日－1989年7月16日），出生于萨尔斯堡，奥地利著名指挥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和导演。

2. 卡拉扬在指挥舞台上活跃60多年。他带领过欧洲众多顶尖的乐团，并且曾和柏林爱乐乐团有过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他热衷于录音和导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包括众多的管弦乐，歌剧录音和歌剧电影，涵括从巴洛克到后浪漫主义欧洲作曲家的作品。

3. 其中一些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还被多次录制。卡拉扬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甚至在中文领域被人称为“指挥帝王”。

4. 卡拉扬首次登台指挥是在1928年，当时他是在他的教师冯德勒所主办的一次学生音乐会上首次表演的，这一次，他指挥了学校的学生管弦乐队演奏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这次演奏的成功，受到了很多在座人们的好评，而20岁的卡拉扬，也终于首次尝到了作为一名指挥所具有的独特味道。
   

   
   

⑽ 柏林爱乐管弦乐团的卡拉扬年代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佛特温格勒与世长辞。翌年四月，柏林爱乐乐团选出的新艺术总监，是成立以来在任最长的一位，那就是卡拉扬。他与乐团紧密合作，通力以赴，琢磨出独特又前所未有的完美精湛乐声，那扎实根基，使乐团在国内外备受推崇，无论是音乐厅的演奏，抑或灌录成数之不尽的唱片，都是凯歌高奏。
不单如此，卡拉扬还为乐团拓展出多个新路向。一九六七年，萨尔斯堡复活节音乐节成立，从此乐团拥有专属的国际音乐节，并赢取了成为歌剧乐团的机会。接下来的新猷是开办柏林爱乐乐团管弦乐学院，让年轻有才华的器乐手从实践中学习，以符合顶尖乐团的严格要求。新爱乐音乐厅也是在卡拉扬时代建成。自六三年十月起，乐团已以这个由沙隆设计的音乐厅为总部；一九八七年，音乐厅更于添置了一个室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