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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的思考

发布时间:2021-11-22 11:17:34

A. 以文化寻根为主题,谈谈自己对于当前时代背景下坚持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B.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及解决办法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存的问题有:

一、在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变化、变革、变动,面对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的坚定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三、如何提高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的问题是功利化和低俗化。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因为追逐暴利、见利忘义,于是就没有了格调,没有了品位,没有了境界,甚至没有了道德底线。

解决当前文化建设问题的方法:

一、专设文化产业发展的统筹机构

我国应设立专门统筹机构,制定文化产业规划,完善产业经济政策,提供财政支持,打破各行业界限,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生产经营等方面逐步加强机制建设,对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经销、出口,实施系统性扶持。在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同时,可采取先行委托统筹管理的专门部门,逐渐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整合各部门功能。

二、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

法律制度的健全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文化产业的全球流通、交易与创新,是以文化、知识、信息、技术为内容的产权交易与版权经济的产权资本流通。中国一方面要推进全球版权经济中建立自己的文化版图及版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在国内立足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构建统一开放的现代文化市场

制定支持和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办法,形成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事业,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大力加强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加大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力度。
只有构建统一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才能真正促进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2)公共文化服务的思考扩展阅读:

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一是提升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素养,影响个人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观的确立,主要包括审美观、文化品质和自我创造能力、创新精神等。通过培养个人对于各种艺术形式的爱好和欣赏能力,提升国民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是文化建设的归宿和价值性成果。

二是提高文明素质

文明素质主要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强的意志力和文明的行为习惯,其核心是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对公民人格塑造、社会文明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促进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是公民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物质基础。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传递积极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我国文化建设三大前沿问题

C. 什么事基层文化基层文化建设的内容是什么

一部分是基地重点研究成果.对《大局视野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状况及对策调研报告》、《企业转型与文化变革》、《关于构建和谐企业的思考》等五篇研究成果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第二部分是基层重要研究成果.报告对《建设和谐社区、促进社会和谐》、《以团队为基础、推进开放式学习型组织创建》、《在企业重组中再塑企业文化理念》、《找准执政能力建设的着力点、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关于加强民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等有关基层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第三部分是基层战略研究与规划.这一部分收录了《西城区“文化兴区”战略研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首都文化中心区》、《关于朝阳区文化发展的思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塑造“文化昌平”品牌》、《关于研究开发永定河文化的思考》、《海淀区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2008)》等研究成果.
第四部分是基层典型创新案例.报告对首钢总公司着眼创新、服务大局,形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的案例,对北京移动通讯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职业道德建设量化管理、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对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各庄村坚持“三贴近”深入有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发展的案例,对北京市农工委通过互联网建立“道德赛场”的案例,对顺义区“我与奥运同行、人人都爱环境”主题教育的案例,崇文区全面推进“文明乘车从我做起”宣教活动等一系列基层思想文化建设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

D. 谁有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创新实践案例和工作思考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 首先感谢领导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也感谢同事们在工作中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个人简介)。每一次竞聘不仅是一次展示自我、认识自己的机遇,更是一次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机会。 今天我竞聘的岗位是XX分公司经理。我清楚地认识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经理不容易,做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不仅要有实干精神,还要善于谋略;不仅要熟悉本单位的业务,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不仅要有高超的组织管理水平,而且还需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我之所以要竞聘这个岗位,是因为我觉得我完全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因为我认为自己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1、本人具有正直的人品、良好的修养以及完善的工作作风。做为领导,必须先做好人。一个领导无能,最多是件次品,而一个品德不好的领导,则是危险品。 2、目前的市场营销其实主要就是关系营销。我出生在XX,家住在XX,对XX的地理环境及政府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都比较熟悉,我坚信在我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之下,肯定能协调好与各级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把联通公司的业务向纵深方向发展。 3、我有饱满的工作热情。我将用百分之百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让公司的业绩更上一层楼。 目前,我认为XX分公司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1、营销渠道开发的比较窄,与县委、县政府及各部、委、办、局、场、乡、镇沟通得不够理想,没有形成网络,与竞争对手相比没有绝对优势。 2、合作营业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3、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还有待于提高。 如果能够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在这次竞聘中我能有幸当选的话,我将会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工作: 第一、开拓发展。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要从发展入手,拓宽销售渠道,加大宣传力度。首先,XX分公司有一个自有营业厅和十四家合作营业厅及六家核心代理商。由于他们分别座落在每个乡镇的中心位置,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所以要通过他们加大对各乡镇及周边农村的宣传,逐步完成各合作厅的村级代办,使我们联通公司的业务真正的进入到每一村、每一户,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其次,通过本人在XX当地的人际关系网,汇同代理商一起同各级政府机关搞好关系,逐个沟通、逐个推进、逐个攻破,争取使大部分机关单位都成为我们公司的集团用户。使XX分公司在完成明年移动GSM业务收入1350万元和CDMA业务收入450万元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 第二 提升服务。树立以客户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经营理念。对自有营业厅和合作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提高营业人员的服务意识,改变服务观念,提升公司形象,力争让每一个客户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另外,要处理好重大投诉事件。每一次投诉,都是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鞭策,一定要按照公司的制度,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完毕,不躲避、不推诿。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第三 加强管理。没有科学的管理企业就不会有生机,不会有活力。因此,要切实加强公司内部管理,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和培训计划,加强纪律监督,定期组织学习和培训,提高所有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大考核力度。使每个员工都做到纪律严明,形象良好,谈吐适度,为联通公司创造更加完美的形象,使XX分公司成为一个更加团结,更具战斗力的一个集体。 空谈误事,实干兴邦。我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搏大精深的施政纲领。但我深知事业如山,同时我也清楚自己还有不适应这个职位的另一面。但我相信有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的帮助、支持和配合,我有信心、有能力出色地做好这项工作,当好一名称职的分公司经理。 坦诚地说,我关注竞聘结果,渴望参与成功。但我更重视参与的过程,因为对于我来说,参与的过程有时可能比结果更为重要。我想无论竞聘成功与否,都不会改变我对事业的执著,更不会改变我对在座各位的尊重与热爱。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还您十分精彩!”这就是我永恒不变的信念和这次竞聘的诺言。最后,祝大家身体康健、万事顺随!祝愿我们联通公司明天会更好! 谢谢大家!

E. 思考青年学子如何为文化强国梦做贡献

1、要深入生活,努力创造出优秀文化,同时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不断创新,要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2、要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弘扬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中的精髓不断得到发展和宣扬。要让更多中国人爱自己的民族文化,自觉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3、努力学习,踏实做人,多去了解我国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帮助大学生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5)公共文化服务的思考扩展阅读:

建设文化强国要抓住三要素。

1、强基,就是强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让人人平等接受文化滋养,要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效能,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尤其是要扶持老少边贫地区文化建设,增强群众参与度和获得感。这是打造文化强国的土壤,只有土壤厚重、博大,才能打造好文化强国的地基,才能让文化强国的梦想有根源,有支撑,有精彩。

2、铸魂,建设文化强国,关键是要铸造文化之魂。

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要高举旗帜,旗帜是引领,引领人们的灵魂,因此,我们要把握方向,服务大局,以文化自信凝聚中国精神,以文化创新谱写文明新篇,让文化旗帜高高飘扬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3、壮队伍,就是要壮大人才队伍。

必须持党的领导,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这是文化繁荣的有力保障,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中流砥柱。建设文化强国不能靠一腔热情,不能靠虾兵蟹将;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有一支强壮有力的文化人才队伍。我们要在发现文化人才,呵护文化人才,鼓励文化人才上形成制度体系,让文化人才有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

F. 高中政治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必要性

1.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
2.政府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满足公民文化生活需要的体现。
3.政府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G. 公共文化的概念特征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
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
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
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具体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则和文化价值。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嬗变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在内涵上不仅涵盖了传统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并推进建设的东方文化系列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还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甚至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囊括其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急剧变化, 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以事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文化领域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文化发展领域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体制中还混杂着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三者的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 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
(一)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自觉自愿结成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分工简单、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们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群体参与文化生产、共同分享文化;这同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别和长幼之别,还没有形成以财产多寡为标志的阶级差别。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信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生活习俗、财产制度和价值意识,从而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生活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孔子把《诗经》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诗经》作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
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是欧洲文化之源。同时,它也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仪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公共文化。透过这些仪式,处处可见宗教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约束。除了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外,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主要城市里,都建有神殿、剧场、温泉浴室、竞技场和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化设施。
历史表明, 文化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同一种公共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一种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还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各古代社会都有公共文化,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差异化的公共文化。财产的私有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礼制作为公共文化,其内部本身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诗经》文本中以风、雅、颂的体裁差别传递出先秦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和文化疏离的信息,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古代礼乐文化逐渐趋向精英化而成为社会上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底层,即在民间社会,始终存在着民间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这种民间公共文化以民间习俗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影响和支配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作为民间公共文化几千年来沿续至今,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改变其形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尚。民间习俗作为社会下层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对地域社会的空间组织和再生产宗教信仰、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
“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对于个体或私有而言的。尽管“公共文化”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文化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社会,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尽管如此,公共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扩大范围和增添新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事业体制
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特别是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建设采取了国家化的体制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家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公园、文化遗产(址)保护等公共文化机构全部被纳入文化事业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由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公共文化的体制化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全体公民共享的应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不以赢利为目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因而具有纯粹公益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和赞助体系相比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要大于西方文化基金会制所涵盖的内容;二是从法律地位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体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于西方的文化基金会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以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业体制覆盖不到的广大乡村地区, 仍然沿袭着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俗传统,而这种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积淀了历史传统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和历史糟粕的内容,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从而一度被禁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在广大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并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存在着两种形态,这种状况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文化事业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文化事业体制在布局和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不均衡,从而给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把传统的民间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传统被认为是一种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传统所构筑的文化空间不能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所容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完成。因此,从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命题和任务是,如何把两种形态的公共文化整合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征
(一)共享性
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人群共同拥有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来源于文化的公共性。从公共文化的形成来看,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公社制没有瓦解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分层现象, 因而从文化上看,也无所谓公共文化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之区别。公共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发展形成分层、分化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阶级分化、财产私有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背景下,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 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文化发展同样出现了分化。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均,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立甚至冲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围、层次和方式上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相处,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阶级、财产和权利不平等的现实,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历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阶级身价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全民共享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是对等级制社会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种调适。
(二)仪式性
无论公共文化呈现为怎样的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礼仪,还是民间百姓的风俗习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态特征是具有仪式性。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总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庙戏。庙戏演出不同于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戏曲表演。作为公共文化的一种形式, 庙戏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诸种规则的制约, 如神戏的演出有许多禁忌,祭祀关羽的神戏一般多唱《桃园聚义》,禁唱《走麦城》;庆祝佛诞,多唱《目连救母》等等,进而形成习俗。
公共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仪式性,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活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术仪式是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术逐渐分化为宗教、民俗和其他艺术形式,早期巫术具有的娱神性质,在仪式作为表征信仰和观念的形式流传中进一步发展演变,更具有了娱人的性质,并且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口头仪式表现为咒语、禁忌、俗语、传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口传的民间文学形式;非口头仪式则体现为游戏、竞技、体育、游艺、工艺等各种民俗;此外,还有兼具语言类和非语言类两种性质的民俗仪式,如庙戏、民间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仪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依据古老的传统。事实上,古老的仪式以象征的方式,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明确传达某种信念、价值和观念。仪式不仅在民俗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和惯例,一旦它有利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就会经由国家明文确认,成为法律和制度。
(三)差异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和空间都在公共文化动态演进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这种印迹表现为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差异性。 公共文化的差异性具有多种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态、空间和社会分层这三种差异。
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种形态。公共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既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民族属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体现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上如某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趣味上,从而区分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给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形态特征。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不仅表现为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在组织形式上有着鲜明体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和服务机构;而以民俗传统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生产并共同分享的形态;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区,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民众自愿结成的各类非正规组织,同样也是公共文化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间特征。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地域中,某个地域空间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也会因这一地域空间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体现。一方面,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与其他地方在气候、资源禀赋和自然景观上的不同特点,地域的自然空间差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间的自然属性虽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呈现出来,但是文化本身也赋予这一地域空间以精神内涵,进而构成这一地域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公共文化差异性在地域空间上所体现的鲜明特征。
最后,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不仅在公共文化的形态上造成很大差异,而且构成公共文化内部本身的层次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占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方面有着明显差别,致使不同层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构社会空间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层次差异正是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机制,来区分、规定和约束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四)建构性
文化是社会空间建构的结构要素。人们拥有和共享相同的语言、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为表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借助于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认同, 执着于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乡村社会的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群体、一个民族甚或是一个国家。真实具体的公共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进步。
一个国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这一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这种差异特征或者为某个社会阶层所拥有, 或者属于某个族群,或者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具有相异性、归属不同的公共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公共文化整体所包含的差异性正是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使其充满张力且呈现为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力,并成为推动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是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载体,主流意识形态以象征符号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的仪式性而处处显示国家的“在场”。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内部结构的差异过于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难以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实现整合,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剧烈变化的时期,过于巨大的公共文化差异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分裂,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面对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一方面要从保持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出发,保护和发展公共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过大的差异性引发文化冲突,进而阻碍公共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社会的整合。总之,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不在于削除其差异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内在和谐和张力,从而保障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
四、文化生产视角下加快公共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 公共文化的发展演进和形态变化,需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公共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有其产品,即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情感等,而生产循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但是,公共文化生产有着与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不仅如此,还有着不同于非公共文化生产的性质。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高度相关的文化发展实际状况,其形态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体制多样性上,而且从领域来看,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与经营性的文化生产也有着相互关联和缠绕的复杂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并鼓励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生产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和娱乐等,主要的功能是增进公民的知识、道德修养,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享受国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务。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但是,由于公共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体制无论在内容、活动方式,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生产的视角着眼,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 充分激发中国公共文化生产的巨大潜力,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必然要求, 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要为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保障。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府文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概念、内容、性质、财政投入、税收、人员、场馆建设、设施、管理体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说法,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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