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哪些主要措施
构建现复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制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
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
㈡ 什么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文化建设 公共设施方面的建设 完善市场就业回机制 扩大就业规模 建立基答本医疗卫生制度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控制人口增长 促进优生优育 优化生态环境 防止污染
㈢ 简答题 西方公共艺术的发展
公共艺术的核心是艺术的公共性。
公共性意味着交往、沟通、
强调共同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的社会责
任。公共艺术的出现不是一种艺术样式，事实上，它可以采用丰富的艺术形式来实现，如建筑、雕塑、壁
画、摄影、书法、景观小品、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表演艺术、公共设施等。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赖以
生存的全球环境出现了深刻的生态危机，
打破了生存空间与自然演进的平衡，
使人类远离了自然。
这时候，
人类需要一个载体，把积淀在心灵深处的希冀呐喊出来，公共艺术接受了这个使命。公共雕塑愈来愈受到
人们的重视与肯定，许许多多的雕塑家引用公共雕塑来阐述着自己的理想与渴望。
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
民族背景等的不同，
在公共艺术的创作思维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人思维以
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讲求科学与准确，艺术创作上主要表现为写实、理性；中国人则以宏观的、哲学的
角度去认识事物，思维以直观、综合为基本特征，意象思维在艺术创作上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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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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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提出和起步则比较晚，但在艺术创作思维方面却有着自身独特的
优势。本文主要就中西公共艺术的特点作比较，阐述它们各自的特点。
不同的文化历史、
民族背景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而
在中国，人们的思维方式则以直观综合为基本特征。中西方不同的认知方式深深地影响着各自民族的理论
思维和艺术方式，
使其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
在艺术创作上，
特别是传统艺术的创作，
中国表现为
“写意”
，
而西方则表现为“写实”。西方哲学总是关注着世界的本源、主客体的关系以及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等，
虽然他们在简单的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的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他们的这种直接观察
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辨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中国传统懂得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
征。中国的科学和哲学的各种概念和范畴大多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融会贯
通而提出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的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的不同，这种理解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是
一种通过想象、联想而达到审美的过程，是向内型思维，就好像对一副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有
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
再者，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中国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所以，中国艺术从宏观的哲学
角度去认识物体，
是透过现象去表现本质——精神。西方艺术从微光的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事物，
是科学的、
准确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中国艺术，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而言，却是狭隘的。中国文化的根
深植于大地之中。在艺术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意象思维。倘若说，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讲究分析、
注重普通、偏于抽象的话，中国的意象思维则着重从特殊的、具体的、直观的领域去把握真理。西方人的
创作思维是立体的、科学的、准确的、向外型的；中国人的创作思维是线性的、平面的、意象的、向内型
的。两种思维倾向不同，在现代公共艺术的运用上可以形成互补，特别是在现代环境雕塑、园林景观方面。
向外型思维可以让我们的创作更有形式感，更科学、更准确；向内型思维让我们有限的艺术空间变得更宽
广，想象更丰富、更辽阔。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思维具有不同的特色。
我们应极力推崇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
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无论
是中国古代诗歌对意与象、意与境的追求，还是中国书法、绘画对“意在笔先，画尽意在”的揭示，都显
示了其不同于西方传统艺术追求再现、摹仿、写实，而强调象征表现和写意的特征。因而，我们有理由相
信，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意象思维，既是中华民族伟大传统的精华，也是打造当代中国公共艺术文化、
促进中国公共艺术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中国的艺术思维模式，才让艺术，特别是公共艺术
的空间有了更宽广的领域；正是由于中国艺术创作思维的包容性、整体性，才使我们艺术发展的空间有了
更多、更远的可能；正是中国艺术创作思维的非写实性，才让我们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使艺术不致落入
写实主义狭窄的窠臼。同时，我们也相信：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思维，一定会在我们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
术发展中发扬光大，一定会为中国当代的雕塑文化、为世界公共艺术的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
㈣ 如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方向、思路和实施路径，必将大大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动力，有效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广阔空间，切实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重中之重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多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总体水平。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效路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这有利于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减轻政府压力，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率；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社会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激发整个社会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创造力。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政府工作重点在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各级政府保障责任和义务的标准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方式，激发文化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方面有许多立足实际、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和宝贵经验。今后，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健全政策措施，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扶持；营造平等准入的发展环境，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和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加强宣传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舆论氛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缺一不可，要把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生动格局，全面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活力和发展动力。
㈤ 如何理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代性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现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在基本文化理念层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
㈥ 公共艺术的历史与发展是怎么样的
21世纪是信息的时代，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地区文化的个性将是未来公共艺术的主要课题。城市是文化的中心，而城市环境中的公共艺术则是城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定义为一种特定“空间媒介”，这种空中媒介必然有其艺术的个性，同时，它必须是属于某一个特定场所的特定构筑物或艺术单体，它是整个环境形态中的一个局部，有着自己特定的创作方法和审美原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共艺术作为环境功能机制的一部分，在人文精神和审美效应上应与环境整体相协调，并有着独立的观赏价值；它已成为地域历史文化的延续及精神文化传承的载体，同时与当代的时尚追求，精神生活，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成为视觉的焦点和时代的象征。有标志性，识别性或者能牵动人们的纪念性或宗教情绪；公共艺术可能是无标题的构筑物创作，仅作为场所中的空间媒介，市民参与其中得到放松，学习，沟通，互动等各种生活体验，在完成“空间对话”的同时，还有一定的独立的艺术价值；它既是绿色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又是人们精神与心理安慰的调节剂，同时又拥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公共艺术是公共空间的造型艺术，不仅是指物质概念上的公共，空间上的共享，更具有在精神内涵上“共同拥有”，“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文化特制，体现大众的文化意愿与审美特点，这些决定它们的创作和执行与传统的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有不同的功能，方法和规律；
事实上，作为纯观赏性的公共艺术品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公共艺术品的设计前提，是辅助完整的环境形态构成，去实现和传递场所中物与物，人与物，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对话关系。公共艺术是城市公共环境的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内，让人们传递着各种信息，包括城市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民俗民风等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传递出作品本身的表现结构，符号内容，表述方式及形式风格。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曾出现过大量罗马式，歌德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建筑。直到19世纪欧洲的大型建筑上都带有装饰性的雕刻。但是在1990年以后，人们开始对只有装饰性雕刻的建筑，表示极大的不满，从而提倡一种在新建筑中，坚决拒绝以往的装饰雕刻的意识。这一意识在20世纪初期，占据着欧洲建筑领域的主流。从罗丹到毕加索，那些近代的雕塑先驱们，在他们初期的创作活动中，已经有了与同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家一起工作的机会，因此大力提倡雕塑与建筑想结合，而这种论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人们真正注意到。
20世纪80~90年代，公共艺术的热潮也涌进了亚洲的日本。一时间“创造拥有雕塑的新型城市”，建造“城市中的美术馆”“与雕塑一起散步”等等各种提案纷纷出台，引进公共艺术的大型计划，也从全国各地的社会团体中爆发出来。他们主张：通过在城市中放置雕塑，使市民对艺术雕塑有一个广泛和普遍的认识，从日常生活的接触和鉴赏中，丰富和提高整体市民的文化素养。从有关统计数字来看，以上述主张为出发点或为目的而提出类似计划的社会团体，占80%以上。与此同时，还有了以建设省为首，各级政府促进，创造文化景观的支援政策。由此，大小城市一起上阵，不仅有收藏大型世界名作的雕塑公园，还有偏远的小镇车站前的中型公共艺术。结果，一些社会团体的具体责任者，在还没有完全理解本地有没有必要引进公共艺术的同时，就盲目的开展了工作。在挑选评定作品时，由于常常邀请全国美术界的权威人物组成评选委员会评选，审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全国各地同类风格的，甚至是同一个雕塑家的作品到处存在的倾向。有人尖刻的指出：“是创造拥有雕塑的城市，还是生产雕塑垃圾？”是公共空间里的公害，还是私有空间里的权威式的个人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特别是得到那些受助于纳税人大力支援的艺术家们的深刻思考。
我国户外艺术（主要指雕塑，壁画等形式）的大量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显示了逐渐挣脱于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纪念性，宣传性，以及80年代以来对艺术（及材质与技术）形式语言的探索，开始迈向社会公共对话与公共批评的文化层面，并少部分的开始注意到户外艺术与地方文化及其生态环境的关系。但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大量的壁画也是公共艺术，只是艺术主题都重视历史。作品多数在探索形式语言，而90年代大多都是在模仿。
20世纪50~8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大主要城市及江浙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有一定与市民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艺术，其他地方则相对缺少。这些公共艺术的设计虽然也强调艺术的大众化、世俗化，强调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强调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宗旨，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宣传需要，往往弱化和扼杀了它们作为公共领域中美化社会、愉悦心情、陶冶情操的作用。雕塑等景观艺术更多显现出政治斗争为导向的说教，而没有真正成为社会真、善、美的代表，公共空间也没能成为市民自由交流、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场所。
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型城市规划以及商业竞争日益加剧，全面快速地影响着城市中人们的生活空间、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公共艺术的增设成为环境空间不可缺少的要素，并受到广泛的重视。街道、社区、广场、商业步行街及城市的各个角落，在与公共艺术的交融中，力求营造出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营造出现代与历史对话的空间氛围，营造充满艺术美感的公共空间，发挥它们传承历史、抚慰心灵、凝聚人气、启迪来者的教育意义。使市民的生活、学习等活动更具人性化，使环境空间更生机和活力。
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跨越。但是，由于长期受架上艺术和学院教育的影响，艺术家尚热衷与对自我意识下的个人感受和个人经验的表述，而对公共社会的普遍理想与恒久性的文化精神的关切，显得薄弱，与当代本土社会形态和一般大众的生存状态，没有发生密切的关联。在此并不是否定艺术家个人的文化权利及个性的张扬，而是强调艺术家对现实文化整体的关注与对话，包括必要的启迪与警示。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及能源危机，艺术的公共性必将更多的被要求对城市生态环境及公共设施形态的整体规划与合理设计的参入，并显示对人性及其尊严的普遍关切和维护。
由于公共艺术不仅仅是把较大尺度的艺术作品展露于可供公共出入的公共空间之中，客观上，它还要求公共艺术具有许多“同制性”较高的社会群体进行对话的可能，并要求以可诉诸大众的艺术语言及展示形态。否则，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及其公共精神的存在便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公共艺术并不一定都要求具有观念上或样式的前卫性，它同样可以表达人间恒常的理性与普通情怀，公共艺术拒斥精英的孤芳自赏或对大众的训导。在多层次社会、多元文化的时代，尤是如此。如果说，公共艺术具有较为独特和明显文化价值的话，恰恰是它与它所存在的文化背景一道，被公共大众引申出更为广泛的话题，并载入公共文化生活的视觉记忆的核心之中，而非仅为公众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关注。诚然，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民主社会中，公共艺术也及易受到来自不同文化取向或政治见解的社群的异议和争论，这已为国外公共艺术的时间所证明。然而，这正是其“公共性”及“公共参与”的真实反映，也正是公共艺术与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必然表现。它往往起着培养一个民族的公共意识，锻造市民社会品格及其公共精神的潜在作用。
总之，当下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正待唤起全社会的公共精神和文化良知。公共艺术的发展方向，则首先倡导艺术对公众社会深度的人文的关怀，以及与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维护事业相结合，从而逐步建设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公共艺术形态。
只有当社会开始自觉的迈向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城市化及民主化进程时，才有可能谈论公共艺术及其实践这个当代问题。尚若暂且撇开公共艺术所包含的物化形态的特征，而就其具有的文化品格及社会伦理来看，或许“公共精神”便是公共艺术的灵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