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金融

① 如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关于“放管服”改革的一些具体建议
（一）“放”的方面
国家部委层面，囿于法制、观念、利益和能力，担心改革进程出现问题要承担责任，不积极回应“群众和地方点菜”，必须做出格局上的调整。一是企业、项目和个人的审批事项可否不到部委再审批，现在不少事项是省一级政府打包统一上报来批，把关效果一般，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加强规划管理和科学论证；二是技术检验类许可，比如电梯，可否认证后不再审批许可，而是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和标准化评估来实现管理；三是资质资格类，该动一些打着生命安全、生产安全旗号许可事项了，不少加强监管的机构，还在使用老办法设许可门槛，有些实践证明效果一般，比如医师证，保健品和药品专业人员资格证等，可否取消许可，改用其他评价方式和事中事后监管方式予以管理。
大家经常抱怨不同部门难以协同下放某一事项，实际上部门也有苦衷，毕竟同一事项的管理责任和管理内容不同，对下级部门的承接能力也是考验，但改革不应停留在某一事项审批要不要、放不放，而应研究整个行政职权体系的合理分工问题，在进一步改革中考虑相关监管职能和机构的整合问题。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再出发再攻坚，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以清理部门规章和省级人大条例、省级政府规章为重点，切断掌控行政权力者以此寻租、与民争利的灰黑路径。在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同时，还要同步清理具有审批特性的其他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二）“管”的方面
政府管的改革在体制、机制、法制、能力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寻求突破的空间。一是要构建科学的监管职责体系，完善综合监管，推进市县两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减少多头执法和重复检查，消除监管盲点，在机构未进行大的调整前，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制定部门监管责任清单，明确监管主体，细化职责分工，建立登记注册、行政审批、行业主管相互衔接的监管机制，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二是政府部门内部应探索审批监管服务分开，解决内部职能边界，构建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权力运行机制，比如有些地方在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时对部门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归集行政审批权，明确内部对外监管处室；三是进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监管职能和责任划分问题，要构建新型监管体系，不能回避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划分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监管永远难以制度化落地。比如环评、能评等一些中介服务事项，可否让地方承担更大责任；四是商事制度改革实现了“先照后证”，很多前置审批变为后置审批，但没“证”企业还是运行不了，还要进一步清理后置审批事项，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必要的后置办证事项。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五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构建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的监管制度，信息归集共享机制真正建立起来、顺畅运转，事中事后监管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六是强化信用监管。搭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扎实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尽快健全相关制度，将企业信用信息纳入信贷审批、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工作的审批程序，整合监管资源和执法力量，推行协同监管和综合执法，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创新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真正做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七是丰富智能监管。积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开发综合监管系统，使用智能化执法终端，实现监管和执法办案的全程信息化，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整合抽查抽检、网络市场监测、违法失信、投诉举报等相关信息，加强监管风险监测研判，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八是创新日常监管。普遍推广“双随机”抽查机制，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确保监管执法的科学性、公正性。此外，地方政府必须要求所有基于办事人申请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一律进驻政务服务大厅，规范审批流程，强化窗口主导，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全程电子监察，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服”的方面
首先是创新服务理念。建议研究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和公民个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两个问题。提高服务“双创”的效率，为企业开办、成长和推出提供“一条龙”服务。现在政府的相关改革集中在商事制度改革和投资建设项目报批环节，这两个环节是企业入口改革和企业投资环节问题，也就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步，如何服务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困难时期的金融和政策方面支持尤为重要，金融机构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造成很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许多金融领域不正常现象。此外还应研究出台企业退出机制政策制度，不仅包括问题很多的僵尸企业，还有活力不足的新办企业。另一方面，要研究与民众关系密切的就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问题。据调查，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需要办理400多个证件，多数证件只用一次，证件清理任务繁重，应该成为改革重点，增强民众的改革获得感。再就是民生服务问题，要区分公共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等概念和范畴，对于那些不该政府管的应该换种改革思路，采用市场机制机制解决。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要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其次是优化服务方式。政务服务中心是解决政府与公众“最后一公里”或者说“最后一米”的问题，“放管服”改革必须打通这一道关，要把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推进改革的抓手，加快构建统一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一个部门一个窗口对外、一级政府‘一站式’服务”的要求。通过转变传统管理方式，优化和再造业务流程，全面梳理涉及群众办事的政务服务事项，逐项梳理基本流程和办事依据，简化无谓证明和烦琐手续，推进政务服务的协同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切实解决传统管理环节多、材料多、往返多等现实问题，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网上综合受理和全程协同办理，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的证件数据、相关证明信息等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互认共享，切实做到“证件联用、信息联通、服务联动”，力促“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变、“条块分割”向“整体联动”转变、“群众来回跑”向“部门协同办”转变。再次是加强对各地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在调研中地方一直呼吁国务院设立中央政府政务服务管理机构，根据多年调研和沟通汇报，笔者认为，现在可以在国务院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加挂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办公室牌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办公室主要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和体系建设工作，负责对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立服务大厅、窗口进驻、事项办理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并对全国政务服务中心和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是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相忍为国、让利于民，以政府减权限权，激发市场社会新活力，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培育新动能，打造高效透明低成本的政务服务体系，要以“啃硬骨头”和“自我革命”的精神，以“三严三实”狠抓落实的作风，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真抓实干，狠抓落地，将“放管服”改革做深、做透、做到位，不断推向深入。

② 金融伦理如何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

货币金融系统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作用于实体经济。

一是提高经济系统交换和配对效率。

实体经济社会化后，交换和配对效率成为影响社会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将实体经济间的交换和配对映射到货币金融体系后，可在统一的评估标准下低成本完成资源优化配置。

通过提供普遍信任的载体——货币和各类信用中介，提高物物(含服务)交换的效率，提高“可投资资金”和“可投资资产”的配对效率和合理性。

二是提高知识的扩散和优化效率。

货币价格的波动能很好的综合市场中存在的各类信息，并将边际信息快速融入价格中，引导经济资源的流动。

对实体经济的认知和判断，无需通过漫长的实体经济部门展现并检验，可在货币金融世界中先接受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评估和竞争，之后才以实体经济部门较为有效的方式实际实现。

三是经济资源的强制集中和再配置。

金融最终便利了储蓄向投资的转换。转换既可以采取信任程度较高的股权方式，包括参与程度高的控制权和参与程度较低的财务性股权投资，也可以采取信任程度较低的债权融资。

宏观杠杆率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经济展开的信任程度。从实际运行过程看，金融配对并不是存量经济资源的配对，而是在信用扩张和收缩过程中实现经济资源的循环和配对。

即金融系统基于对未来的判断“无中生有”地创造信用，扩张的信用给予认可的部门和机构额外的资源调配权。

具体如银行向某机构发放一笔贷款，同时产生等额存款，新创造出的存款立即构成对经济资源的调配权。持续供应经济资源调配权(存款)，会提高相关领域经济资源的相对价格。

没被认可的机构和部门，被动接受事后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曾经拥有的经济资源调配权贬值，经济资源被货币金融系统强制集中和再配置。

经济-金融系统通过相对和绝对价格波动，强制实现实体经济系统的投资和储蓄的事后平衡。

在实体—金融的长期循环中并不存在脱离实际经济的金融。所谓金融“脱实向虚”，实际上是实体—金融循环不畅，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以“庞氏骗局”、资产泡沫、不良资产等形态存在的暂时性的金融体系“自娱自乐”。

当信用扩张的载体(基础)在实体经济中“不存在”或“言过其实”时，金融系统不再通过实体经济展现认知，而仅是通过信用创造自我实现。

根据主观意愿的不同，以及投资项目被证伪的程度，可划分为“庞氏”、“不良”和“泡沫”。这是“实体—金融”循环和长期演化中一次错误的资源优化配置，是大海中的浪花。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市场、管理制度(含宏观调控、监管和税收制度等)不平衡带来的套利行为，严格意义上并不是这类“自娱自乐”行为。

套利是市场发现不均衡并推向均衡的过程，具有宏观价值。

监管套利是有助于发现制度漏洞，合理的做法不是指责市场的“贪婪”进而用行政手段阻止市场套利，贪婪和套利是市场保持活力的动力之一。

市场发展的关键是管理部门需保持谦卑的心态，需从市场套利行为中发现制度的内在不均衡，进而完善制度推动市场发展。

二是资源错配、“劣币驱逐良币”等“合理但不合意”的行为。

实体经济与货币金融的割裂，主要来源于两者连接过程中的失效。

由于政府干预等原因，导致实体经济发出的信号扭曲，货币金融系统根据扭曲后的信号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非生产性的标准干扰甚至影响局部的金融系统资源优化配置。

由于市场秩序缺失、市场短期化激励约束机制和“太大不能倒”等原因，市场陷入“设租”“寻租”等“租值耗散”的非生产性行为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囚徒困境式无奈。

三是由于政府不当管理和行业行政垄断等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

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导致金融系统不得不拉长链条，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成本。

行业的行政垄断往往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在金融系统内产生参与者间力量的不均衡，从而不能产生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

此外，政策甚至制度制定的随意性和国家安全网的不合理使用，会降低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最终加大了社会的信用成本。

总之，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是要顺畅实体-金融循环，关键是要提高金融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和效率。

二、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存在的不合意现象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期，我国金融发展迅速，深刻转型，但也出现了变异和乱象。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合意角度，以下现象值得关注。

1、信用高速扩张

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环境下的信用高速扩张，直接表现为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如果考虑到大量的“明股实债”，杠杆率的上升更迅速。这是经济发展内在信任下降的外部表现。在信用超常规增长的过程，带来了财富的迅速转移。

虽然以CPI、PPI衡量的价格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但资产泡沫、各类政府管制引发了大家对货币真实价值贬值的担忧，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实物资产如黄金、房子的追捧，对外币、比特币等的关注。

此外，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2017年上半年达到8.8%，显著高于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陷入“信用扩张推动型”的增长，信用成为增长中的相对短缺和重要因素，获得相对较高的增加值。

2、在“有偏”信号引导下出现了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我国主要基于外汇占款和各种借贷便利(对其他存款机构的债权)投放基础货币，持有的国债规模甚至低于政府在央行的存款。

考虑到升值环境中外汇储备运用的负收益，外汇国家和私人使用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基础货币的创造成本高昂，我国的基础货币和其内含的铸币税，没有很好发挥支持国内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和福利)建设的作用。

从更广的金融资产负债表看，M2以及包括更广义的信用货币，其创造的信用基础主要是房地产、政府项目和个人。

以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为例，2014～2016年新增贷款中，分别有28%、29%和45%投向房地产，其中2014、2015年投向制造业的仅有4%和5%，2016年甚至出现净减少。

近些年我国出现较为明显的“财政金融化”和“金融财政化”。

除政策性银行以外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大幅膨胀，如地方融资平台、PPP、PSL、产业基金等。

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也使得商业性金融业务带有财政色彩，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要求，如三农、小微等，也是金融和财政的融合。

此外，由于产业政策和监管要求等原因，我国信用扩张越来越表外、“表表外”化，影子银行系统快速膨胀，其投资方向更是偏向房地产和政府项目。

不透明、链条拉长带来额外的信任和交易成本，最终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③ 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情况看，由于直接融资比例偏低，金融市场体系发展滞后，导致金融结构失衡，金融体系的各项具体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在当前的环境下，需要通过发展直接融资体系、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以及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等措施，改善金融结构，促进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
一是放松管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体系。继续深化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放松管制，弱化行政审批，强化信息披露，建立事后问责和民事赔偿制度，夯实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促进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主体归位尽责，逐步实现股票发行制度的完全市场化；加快发展全国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通过建立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放松挂牌上市企业标准，强化市场参与主体归位尽责的自律体系，建立和完善各层次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 加快全国统一的场外股权交易市场扩容与发展；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促进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探索建立跨市场执法机制，逐步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
二是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 金融体系自身对风险管理与风险分散功能的需求迫切。建议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金融体系提供有效风险配置与管理的工具。具体而言，建议加快完善资产证券化法律法规体系及配套税收政策，建立统一的证券发行与交易平台，稳步推出国债期货等利率衍生品以及信用衍生品等金融工具。
三是以新基金法的实施为契机，积极培育专业机构投资者队伍。我国金融结构的改善意味着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的比重将逐步增加，金融工具将更加丰富，在此程中需要培育一支强大的、种类丰富的专业机构投资者队伍，为不同风险偏好与风险承担能力的家庭提供多样化的资产管理服务，实现与不同风险特征、品种多样的金融工具的对接。目前新基金法已正式实施，建议以此为契机，放松各类基金管理机构的设立或备案限制，明确税收政策， 避免重复征税，通过积极引导和培育，大力发展专业机构投资者。

④ 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过去传统上，政府一直想把自己打造成全能政府版，在思维定式当中公共服权务从提供到管理都是政府的事情，这个格局从计划经济体制一直延续下来，近年来有所突破。中央提到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如果是基于现在的政府对职能的认识，因为拘泥于自身传统思维和职责履行的方式，可能会有很大的局限。在讲到引入社会资源这个问题，进一步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议。

再一个就是成本意识。公共服务是否要考虑公共服务提供和管理过程的成本，实际上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讲的这种成本不仅仅是政府投入的成本，而是指实际运作过程当中效率效能程序是否繁琐。

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公共服务需求量是非常大的，简单看政府职能部门，涉及到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管理的部门也不少，但是我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部门叠加、职能叠加，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公共服务缺失覆盖不足严重缺失，效率和效能低下这两个突出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当中过去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⑤ 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有什么方法

第一，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明确公务员的工作宗旨。我们的工作宗旨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一切工作都要体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无论从政策的调研、制定到执行、修正，都要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要确立人本意识，以民众需求为出发点，以民众意志为根本导向，在执行公务中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要确立责任意识，以提高服务质量为己任，以公众满意度为最高标准，以对民众负责为崇高使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位置。要确立正确的权力服务观，即公务员在权力运用中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牢牢记住，我们每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的满意为工作的出发点。

第二，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提高公务员的个人素质。公务员个人素质的好坏，决定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必须有服务意识、服务知识和服务技能。提高个人素质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学习。我们要认真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自身从事的行业相关业务规章制度也要了然于心。不仅要透彻理解政策，还要能正确运用政策，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协调能力。工作虽然繁重，但是我们依旧坚持接好每一个电话，接待好每一名相对人。经常对一个相同的问题，需要解答几十次上百次。但是依旧要保持平衡、良好的心态，把握服务的技能，针对问题较多的服务对象，面对棘手的问题，也要认真耐心处理。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做到群众反映的事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公务员素质的好坏，其实就在这样重复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廉政好、服务好、态度好”就可以得到体现。

第三，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提高公务员的全局意识，加强配合，减少不必要的内耗。部门之间沟通不畅，职能业务交叉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事儿要么大家抢着管，要么谁都不管，政府公共服务出现“真空”，跨部门政府服务难以联动。这种现象造成了群众有了问题往往不知找谁，或者办一件小事而需要跑很多趟，费时费钱又费心。所以，公共服务需要一体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公共服务需要“一次性告知”，不要让群众办事摸不着头脑。

第四，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最重要的是要求各级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包括加强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以及发布公共服务信息等。这既是保障社会公众服务的需要，也是保障一个地区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要切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继续深化和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最大限度地解决公共服务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

要调整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结构，努力构建充满活力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全面提升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中心功能，推进政务的公开、便捷、优质、高效。同时，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工作的重心下移，建立健全基层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五，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推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公共支出在公共财政中支出的比重，努力做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相协调。

通过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里，要特别注重推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享有接受教育、进行创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正当权益，尽快形成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体系。

通过整合社会事业资源布局，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比如，通过加快新农村建设，逐步把基础设施投入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逐步缓解城乡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主要包括税收和转移支付两大类。因此，可从这两方面进行考虑，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缓解日益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矛盾。

第六，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规范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作为各级政府和公务员要围绕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针对目前一些地方在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食品、医药领域，假冒伪劣产品还时常出现的问题，切实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要重在形成包括完善的法律环境、专业化的行政监管机构、多种行业自律组织、多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以及舆论媒体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现代监管体系，实现政府对市场监管职能的真正到位。

要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当前，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应当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各类社会矛盾的解决，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切实把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建立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特别是采取法律、技术和增加投入等多种措施；提供良好社会治安环境，从源头上减少犯罪，增强人民的安全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以减少社会动荡。

第七，要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就要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法治化。通过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加强行政立法特别是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深入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推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探索建立公共服务行政执法预警制度，形成良好法制环境。

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通过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完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加强信息互联共享，积极开展网上服务，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公开化，要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扩大群众知情权。加快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形成政府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⑥ 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有哪四大突破

2016年10月1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号，以下称“《通知》”），在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公平开展项目采购、规范项目实施、明确所有PPP项目均可“两招并一招”四个方面取得了突破。《通知》全文及解读如下：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
财金[2016]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公共服务领域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改革工作，提升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巩固和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践行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继续坚持推广PPP模式“促改革、惠民生、稳增长”的定位，切实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要求，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从短期平衡向中长期平衡转变。要以改革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要以改革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和创造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PPP模式推广应用力度
在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可根据行业特点和成熟度，探索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项目一般有现金流，市场化程度较高，PPP模式运用较为广泛，操作相对成熟，各地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在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对于有现金流、具备运营条件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鼓励尝试运用PPP模式，注重项目运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解读】
这是财政部首次以“强制”方式推广PPP模式。根据《通知》的要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在“强制”的同时，对于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领域的PPP项目，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这种资金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此类项目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收益情况将直接决定社会投资人是否能获得预期收益。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做好项目筛选工作；另一方面，社会投资人也要审慎进行调研，选择收益率可观、现金流稳定的项目进行投资。

三、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型企业，按同等标准、同等待遇参与PPP项目。要会同有关行业部门合理设定采购标准和条件，确保采购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不得以不合理的采购条件（包括设置过高或无关的资格条件，过高的保证金等）对潜在合作方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性待遇，着力激发和促进民间投资。对民营资本设置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的PPP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将不再安排资金和政策支持。
【解读】 PPP项目的投资体量大、运营周期长，各地政府在采购社会投资人时，考虑到民营资本的投资实力和运营能力，往往设置与项目无关或对项目而言过高的资格条件，以限制民营资本的介入。这显然与PPP模式的理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相悖，但因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导致PPP项目中歧视民营资本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通知》的要求，如某一PPP项目被认定对民营资本设置了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将不会获得财政资金。这对于那些项目收入主要或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的项目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这一要求将改变民营资本在PPP项目投资中的地位。然而，如何鉴别资格条件是否过高，无法参与项目投资的社会投资人如何寻求救济，仍需要财政部给出解答。四、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
在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的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各级财政部门要聚焦公共服务领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规定，确保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优先用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择优确定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要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在能源、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公共服务领域深化PPP改革工作，依托PPP综合信息平台，建立本地区PPP项目开发目录。
【解读】 究竟什么样的项目可以用PPP模式一直是各界争论的话题之一。由于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健全，导致滥用PPP模式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目的是严格项目立项条件，只有在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允许，项目以PPP模式开展优于以其他模式开展时，才应当采用PPP模式。然而，部分政府为了达成投资目标，按照政策要求反向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致使这一评估系统成为一纸空文。按照《通知》的要求，PPP项目建设要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这应当可以利用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来进行防范。此外，《通知》提出要在PPP领域引入目录机制，只有列入目录的项目才可进行开发，也有助于控制项目的过度开发。

五、着力规范推进项目实施
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论证项目合作周期、收费定价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框架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科学设计PPP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充分体现“风险分担、收益共享、激励相容”的内涵特征，防止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方式承担过度支出责任，避免将当期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代替PPP项目中长期的支出责任，规避PPP相关评价论证程序，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债务风险隐患。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同履约管理，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政府支出责任与公共服务绩效挂钩。
【解读】
随着国家对PPP模式的大力推荐，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广应用。然而，部分地方仍存在对PPP模式认识不清，混淆PPP项目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情况，在未能对PPP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大推”、“强推”PPP项目落地，导致部分PPP项目变成了“拉长版BT”项目；甚至因项目前期论证不准确，发生项目落地难、推进难等问题。背离了PPP模式的精神，严重影响了社会投资人对PPP模式的信任。针对各地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承诺吸引投资人的情况，《通知》明确指出此类承诺不受财政部认可，这提醒广大投资者在投资项目时，需要聚焦在项目本身，而非政府的承诺上。
PPP项目的合法合规性是项目能否实施的前提。随着国家对于PPP项目规范性要求的提高，势必会淘汰一部分不符合PPP模式的项目。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囿于财政困境，急于通过PPP模式解决财政压力，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便开展项目采购，这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埋下了隐患，也增加了社会投资人在项目中的风险。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通过审查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现政府未将项目纳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作为付费的前提条件，这可能导致项目付费无法列入财政预算。在本所律师与政府方的多次协调之下，成功将此条件列入PPP项目合同，避免了社会投资人的损失。
PPP项目的实施方案对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进而实现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预期目标。PPP模式涵盖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多个阶段，由于社会投资人不可能精通全部领域，无法把握可能存在的风险，导致在项目中的预期收益无法实现。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因政府推动项目心切，社会投资人也急于投资，在项目的计费指标、回报机制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完成了项目的采购，导致双方意见不一，在项目磋商阶段遭遇较大阻碍，经本所律师多次提示项目风险，并参与项目磋商，最终拟定了双方均满意的解决方案。

六、充分发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按照“又快又实”、“能进能出”的原则，大力推动PPP示范项目规范实施。要积极为项目实施创造条件，加强示范项目定向辅导，指导项目单位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合理选择运作方式，择优选择社会资本，详细签订项目合同，加强项目实施监管，确保示范项目实施质量，充分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性和带动性。要积极做好示范项目督导工作，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解读】 2016年10月13日，财政部公布了第三批示范项目名单。这对规范PPP项目，建立标准的、具备可行性的PPP模式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些示范项目更易落地、更具经济价值，也更能吸引金融机构的投资。与此同时，《通知》也表明：示范项目不是“铁饭碗”，要有进有退，对尚未完成签约，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项目，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七、因地制宜完善管理制度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政部PPP相关制度政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地区推广实施PPP模式的制度政策体系，细化对地市及县域地区的政策指导。要结合内部职能调整，进一步整合和加强专门力量，健全机构建设，并研究建立部门间的PPP协同管理机制，进一步梳理PPP相关工作的流程环节，明确管理职责，强调按制度管理、按程序办事。参考自MBA智库文档

⑦ 考研：请问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利弊是什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措施有哪些

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社会化的利弊剖析

有选择地将部分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反映了政府职能在公共领域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政府面临着社会需求急剧增长与公共财力相对不足的困境。上述改革是顺应政府职能转变，顺应民众诉求的必然趋势。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有利因素

1.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公共服务领域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和民营化的方式，实质上是引入了竞争机制，从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市场对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通过制定标准和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督，则又发挥了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场化取向的公共服务项目的改革，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动作缺乏效率，而市场动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绍兴县比较早地使一些私立医院和学校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打开了政府垄断医疗、教育资源的缺口，增加了民众对资源的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公立学校、医院的竞争压力，对这些行业加强规范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些公共服务项目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对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2.提升城市品位与服务普通民众相结合。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传统的以政府“统包”的公共服务，虽然管理秩序井然，但却缺乏应有的活力，从而使广大民众的公共消费维持在较低的基点上。政府主动降低公共服务项目的市场准入门槛，构筑起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项目投入机制，使公共服务领域在横向上不断扩展并在此基础上向纵深发展，有助于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网络。以社会的力量介入公共服务领域，既是对政府职能的承接和转移，也是公共管理领域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唤。私立医院高起点的规划建设和高规格的医疗服务，私立高中近年来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影响的扩大，汇聚了城市人气，集聚起大批人才。一些私立医院运行以来先后引进了一批硕、博士生；私立高中的举办也从外省引进了大批本科生，这对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进而打造城市品牌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的根本宗旨是服务民众，公共服务项目实行市场化运作，有效地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矛盾。

3.节约行政资源与激发民间活力相结合。随着社会事业的地位凸现，柯桥城市空间的不断拉大，必然使公共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公共服务项目分工的细化。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要不断充实到公共服务领域，从而使政府资金的支配与使用压力加重。因此，剥离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便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与此同时，一些公共服务项目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对化解不良资产，卸下财政包袱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民营企业介入公共服务领域，确实是承担了政府想办而又无力兴办的某些项目，为推动县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经济发达又藏富于民的绍兴县，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一大批规模以上企业，通过多年的市场拼搏和成功的企业运作，已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为企业实现多元化拓展及参与公共项目经营创造了重要条件。

4.转变政府职能与扩大民主参与相结合。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能达到政府职能卸载和机构精简的目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关系：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掌舵”，而“划浆”的职能则更多地由市场来完成。公共服务采取民营化等形式，实现部分政府职能向市场和社会的转移，能有效地调整和优化部门职能，有助于建设“廉价政府”。一般而言，凡是可以由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来完成且可以比政府完成得更好的职能，就不应保留在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这样做有助于实现政事分开，管养分离，从而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还能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促进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社会力量，实行多元化服务供给，实际上是政府向社会的“权力返还”和民众对行政的参与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社会民主过程的发展。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这有助于政府在未来的决策中做到更加科学有效。

5.转变执政理念与提高应对能力相结合。从更深层面上看，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是一场观念层面的革命，它促使人们逐渐摆脱仅从政府自身来拓展公共服务资源的思维定势，逐步确立起社会良性互动运行的观念，辩证认识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真正使政府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促使政府从以权力中心向规则中心的运作方式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尤其是在其发展的初期，由于政府本身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运作的经验和体制监督方面的欠缺，容易造成大量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的闲置乃至浪费。这深度拷问着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从而促使其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应如实寻找其负面因素。市场化不是万能的，其间出现的政府与投资商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良好愿望与客观效果的现实反差，使人领悟到公共服务市场化之路的艰难与曲折。

1.公共责任的严重缺失。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和投资者对公共产品上的价值目标的追求是不尽一致的。作为政府部门不仅要求其有效率，而且更注重社会责任；而私营部门可能在计较投入产出率下，忽略社会责任及公共利益。这始终是一个难以两全的矛盾。这样，在运作过程中就会出现“掠夺性”经营和欺诈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一些投资者通过变更合同、欺诈等手段，造成了工程款拖欠、银行追讨贷款、法院查封土地、群众上访等问题，这是经营者公共责任的严重缺失。在一些私立学校的经营中，由于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在安插亲戚掌管财、物大权的同时，随意不履行自己的承诺，又直接干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引发学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实践中的“道德风险”的化解，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寄希望于投资者的良心发现，而行政监管的失范和制度约束的脱离，使道德风险的机会加大。

2.社会资源闲置、亏损严重。从私营投入公共服务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公共服务项目运作业绩令人堪忧。一些私立医院存在着设备闲置、经营亏损的情况。同时，由于业务不足，引进的高档次人才大量闲置，影响了人才队伍的稳定。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服务处于饱和状态。一些私立学校由于自身办学定位及内部管理问题，也出现连年亏损甚至停止办学。造成上述项目经营处于困境及亏损有其自身原因，但从客观上讲，在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县域，尤其是象教育、医疗这样的领域，私人承担公共服务项目，生存的空间本来已经不大。在现存体制和行政偏好下，政府直接经营公共服务项目的强力扶持也在情理之中。

3.公共服务市场化思路狭窄、形式单一。在推出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社会化过程中，基本上是采取民营化这一形式，相当程度上是属于土地“一卖了之”的做法。因此，在产权上割断了与政府的联系，从客观上削弱了政府介入这些服务项目的深度和力度。这显然是属于外部松散型的政府与市场结合模式。这种做法，看似比较彻底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却反映了我们对市场化认识的不成熟。在推出项目的具体操作上也没有做到循序渐进，从而造成一些公共服务项目经营亏损和资源闲置。仅仅采用民营化这一模式，从长远来看也造成了政府优质资源(包括土地)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控和城市整体的规划；同时，由于私营部门公共服务项目经营的亏损，势必又会对政府提出利益补偿的要求，从而使政府的良好初衷化为泡影。其实，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不仅可采取民营方式，还可以采取政府项目合同外包及政府与民间合作等模式。

4.引进项目监管不力，规划执行缺乏刚性。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中出现的问题常常与政府对项目监管与规划的执行有关。在引进该项目时，政府管理没有步步跟进，没有严格按合同实施，轻易地允许一些投资商调整规划，关键环节上政府职能的缺位，常常成为诱发钱权交易的温床。同时，这些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与城建、金融、工商部门等没有全方位的监管有关，从而使资金抽逃和违规运作有机可乘。从现实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者的职业操守来看，要使其自觉自愿地承担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责任，似乎为时还早，这也是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者总是要以“房产捆绑”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利益回报的原因。

5.政府后续管理缺乏，内部机制不全。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只注重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前期管理，包括规划、建设等，而对其建成后的实际运作，往往缺乏后续管理制度和措施，常常是在出现问题或投资者提出要求后，以政策性的文件代替规范化的管理，从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经常性的对话和协商机制，造成政府和私营部门信息不畅与不对称。事实上，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是不能与之完全脱离的，政府仍然负有绩效管理与评价的责任。公共服务领域在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也与私营部门自身缺乏健全的内部管理机制有关，投资者惯用对企业的那套“老板管理”模式来管理公共服务项目，以低薪聘用外地人才，不重实际效果，并急功近利要使公共项目早出效益。同时，公共服务领域是高知识人才集聚的地方，而这些被投资者聘用的管理者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尽管没有资产，但他们有思想和能力，投资者只有充分激发管理者的积极性，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才能实现公共服务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⑧ 如何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一）“放”的方面
国家部委层面，囿于法制、观念、利益和能力，担心改革进程出现问题要承担责任，不积极回应“群众和地方点菜”，必须做出格局上的调整。一是企业、项目和个人的审批事项可否不到部委再审批，现在不少事项是省一级政府打包统一上报来批，把关效果一般，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加强规划管理和科学论证；二是技术检验类许可，比如电梯，可否认证后不再审批许可，而是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和标准化评估来实现管理；三是资质资格类，该动一些打着生命安全、生产安全旗号许可事项了，不少加强监管的机构，还在使用老办法设许可门槛，有些实践证明效果一般，比如医师证，保健品和药品专业人员资格证等，可否取消许可，改用其他评价方式和事中事后监管方式予以管理。
大家经常抱怨不同部门难以协同下放某一事项，实际上部门也有苦衷，毕竟同一事项的管理责任和管理内容不同，对下级部门的承接能力也是考验，但改革不应停留在某一事项审批要不要、放不放，而应研究整个行政职权体系的合理分工问题，在进一步改革中考虑相关监管职能和机构的整合问题。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再出发再攻坚，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以清理部门规章和省级人大条例、省级政府规章为重点，切断掌控行政权力者以此寻租、与民争利的灰黑路径。在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同时，还要同步清理具有审批特性的其他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二）“管”的方面
政府管的改革在体制、机制、法制、能力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寻求突破的空间。一是要构建科学的监管职责体系，完善综合监管，推进市县两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减少多头执法和重复检查，消除监管盲点，在机构未进行大的调整前，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制定部门监管责任清单，明确监管主体，细化职责分工，建立登记注册、行政审批、行业主管相互衔接的监管机制，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二是政府部门内部应探索审批监管服务分开，解决内部职能边界，构建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权力运行机制，比如有些地方在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时对部门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归集行政审批权，明确内部对外监管处室；三是进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监管职能和责任划分问题，要构建新型监管体系，不能回避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划分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监管永远难以制度化落地。比如环评、能评等一些中介服务事项，可否让地方承担更大责任；四是商事制度改革实现了“先照后证”，很多前置审批变为后置审批，但没“证”企业还是运行不了，还要进一步清理后置审批事项，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必要的后置办证事项。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五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构建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的监管制度，信息归集共享机制真正建立起来、顺畅运转，事中事后监管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六是强化信用监管。搭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扎实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尽快健全相关制度，将企业信用信息纳入信贷审批、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工作的审批程序，整合监管资源和执法力量，推行协同监管和综合执法，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创新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真正做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七是丰富智能监管。积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开发综合监管系统，使用智能化执法终端，实现监管和执法办案的全程信息化，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整合抽查抽检、网络市场监测、违法失信、投诉举报等相关信息，加强监管风险监测研判，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八是创新日常监管。普遍推广“双随机”抽查机制，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确保监管执法的科学性、公正性。此外，地方政府必须要求所有基于办事人申请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一律进驻政务服务大厅，规范审批流程，强化窗口主导，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全程电子监察，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服”的方面
首先是创新服务理念。建议研究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和公民个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两个问题。提高服务“双创”的效率，为企业开办、成长和推出提供“一条龙”服务。现在政府的相关改革集中在商事制度改革和投资建设项目报批环节，这两个环节是企业入口改革和企业投资环节问题，也就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步，如何服务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困难时期的金融和政策方面支持尤为重要，金融机构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造成很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许多金融领域不正常现象。此外还应研究出台企业退出机制政策制度，不仅包括问题很多的僵尸企业，还有活力不足的新办企业。另一方面，要研究与民众关系密切的就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问题。据调查，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需要办理400多个证件，多数证件只用一次，证件清理任务繁重，应该成为改革重点，增强民众的改革获得感。再就是民生服务问题，要区分公共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等概念和范畴，对于那些不该政府管的应该换种改革思路，采用市场机制机制解决。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要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其次是优化服务方式。政务服务中心是解决政府与公众“最后一公里”或者说“最后一米”的问题，“放管服”改革必须打通这一道关，要把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推进改革的抓手，加快构建统一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一个部门一个窗口对外、一级政府‘一站式’服务”的要求。通过转变传统管理方式，优化和再造业务流程，全面梳理涉及群众办事的政务服务事项，逐项梳理基本流程和办事依据，简化无谓证明和烦琐手续，推进政务服务的协同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切实解决传统管理环节多、材料多、往返多等现实问题，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网上综合受理和全程协同办理，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的证件数据、相关证明信息等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互认共享，切实做到“证件联用、信息联通、服务联动”，力促“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变、“条块分割”向“整体联动”转变、“群众来回跑”向“部门协同办”转变。再次是加强对各地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在调研中地方一直呼吁国务院设立中央政府政务服务管理机构，根据多年调研和沟通汇报，笔者认为，现在可以在国务院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加挂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办公室牌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办公室主要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和体系建设工作，负责对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立服务大厅、窗口进驻、事项办理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并对全国政务服务中心和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是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相忍为国、让利于民，以政府减权限权，激发市场社会新活力，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培育新动能，打造高效透明低成本的政务服务体系，要以“啃硬骨头”和“自我革命”的精神，以“三严三实”狠抓落实的作风，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真抓实干，狠抓落地，将“放管服”改革做深、做透、做到位，不断推向深入。

⑨ ppp是怎样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

在PPP项目的识别阶段，首先由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会同专行业主管属部门，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工作；定性评价重点关注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与采用政府传统采购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给、优化风险分配、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等；定量评价主要通过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政府支出成本现值与公共部门比较值进行比较，计算项目的物有所值量值，判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是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其次为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财政部门应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等因素，对部分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的项目，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通过物所值论证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就可以采取PPP模式进行。
PPP模式通常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而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目的是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支付社会资本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及合理回报来采购社会资本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这样，可以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⑩ 如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在传播中华文明、丰富百姓文化生活方面取版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产生权了一些新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主任韩凤芹表示，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所需的费用，是由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共同分担的。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补助资金约50亿元，但有些地方上应分担资金没有到位，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上打了折扣。

“中央财政将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结合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情况，更加突出绩效导向，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支持机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努力将“政府端菜”变为“群众点菜、政府买单”。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