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公共服务

『壹』 历史上的分税制改革及其经验和教训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按照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的收益。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弊端：首先，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科学统一，中央政府税收比重过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方面，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其次，分税制改革增加了增值税，并且从生产环节设计增值税具体规则，出现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漏洞。第三，分税制改革重点在征税比例划分，而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这就导致我国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现象。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不科学,导致中央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宏观调控始终难以发挥作用。第四，分税制改革是以1993年各地经济总量为基础确定分税比例的，没有充分征求各地意见，更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广泛讨论，在程序上存在问题。

经验
一是要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和步骤，并艰苦细致地去落实。否则，即使改革方案制订得多么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有些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方案本身有问题，而是组织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特别是要注意及时有效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问题。
二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各个行业千差万别，需要制订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改革方案，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方案，并且要在不影响总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整体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实现方案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必要时，要采取过渡性措施，确保改革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0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财税制度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存在种种客观原因，有些改革内容没有提出，有的改革没有一步到位，有的改革作了调整；另一方面是形势不断发展，14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需要对制度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一段讲话指出了今后财税改革的方向：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我想，这些就是财税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是我们近期、中期需要为之奋斗的。

『贰』 什么是分割税制

税制改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老税法系统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有必要调整，使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和税收环境适应，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叁』 为什么说分税制改革是财权集中事权下放

您好！《经济观察报》有一篇文章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从财政系统多位人士处获知，考虑到分税制实施后期，中央与地方财力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加剧，未来财权和事权的划分思路可能是，在分税制大的前提下，不仅要纵向上收事权，还要横向集中财权。
具体来说，事权属于市场的，政府应该交予市场，然后将政府之间的事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合理划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认为，中央对国防外交、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司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跨区域流动性强的事权，应当承担起责任。
此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已在多个场合提及，财政体制改革“应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不过一些财政专家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对现行事权、财权格局进行大动，事权划分或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司法权、社会保障等领域。
相应地，在上收事权的同时，财权或会进一步集中。具体到各级政府层面，以往独立于财政系统之外的各种“口袋预算权”未来将在清理规范之列，由这些预算权所衍生的投资、教科文、交通等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或也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框架内被规范。
冯俏彬表示，未来对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划分，肯定会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财税改革只是序幕，“重要的是摸索出解决事权与财权关系的规律，对新增事权可按规律解决；同时在对上收事权的执行方面，未来不可能靠增加公务员编制，只能通过政府委托、合同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实现”。
事权下移
1994年的分税制，目的在于解决中央财政收入持续低迷问题。
数据显示，实行分税制以前的1980年至1993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68％，中央财政收入平均仅为32％；而在财政支出责任，或称事权方面，地方政府负担了59％，剩下41%均由中央政府承担。
分税制将税种和税额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把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个部分，将增值税、消费税划为中央税种，并且划定了增值税在每年返还税基的基础上增长部分的分成比例。
由于收入来源稳定、税源集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都被列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不稳、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因此分税制改革运行几年后，中央财政得到了极大的充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1994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就占到了55%以上，并在此后近20年间一直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税种划分造成的，这种税种的划分在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主要税种的上收。”财政部财科所科研组织处原处长赵云旗表示。
但在支出责任上，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行了税权改革而没有进行相应的事权改革，导致了收入的层层上解和支出责任的层层下压，直接加重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统计表明，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以差不多40％的收入提供了约2／3强的社会支持与公共服务。特别是2006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地方政府的事权是不断增加的。
楼继伟曾对1994年分税制后的地方政府事务用“白描”来形容。他表示，当时对于地方事务，一是定位于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二是按照事权属地化管理，两者大半是接近或者相同的。后来工商、国税、海关等脱离地方政府，变成垂直管理，但是包括社保、教育、医疗、以及司法方面的事权却没有上收，由地方财政负责开支，从而导致了很多问题。
财权分散
在事权不断下移的同时，归属于中央层面的财权却在不断分散，其主要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专项转移支付。
据财政部统计，2006年专项转移支付共计213项，与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接近1：1，一般性转移支付略高，2007年也是如此。
但自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随着4万亿投资的大规模推进，2009年和2010年的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大，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其 中，2009年专项转移支付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1200多亿，占总体转移支付比例为52.5%；2010年两者超额减少到1100多亿，专项转移支付占比52%。这一比例此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财政预算的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少近5000亿。
近年来的专项转移支付内容，几乎都会涉及到基础设施、农林水、国土气象、教育科技、医疗社保等多个领域，仅仅一项支农资金就有十几个部门来分工审批。地方每花一块钱，就有4毛钱来自中央财政，而且一半以上都被规定了用途，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中央各部委掌控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由此催生了中国式“跑部钱进”乱象。“虽然中央认为本级财政支出的资金很少，大部分都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下去，但地方政府根本不认可转移支付里的专项支付是地方的资金，他们认为那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不仅需要跑部钱进，而且还要配套资金。”一位在财政系统工作多年的人士表示。
尽管中央正在下决心压缩这些项目，国务院也给出了时间表，要求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2013年6月底前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一些部委和部门的命根子，没有专项转移支付，部门的权力和地位就会被削弱，因此，清理“口袋资金权”的举措进展得异常艰难。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不仅仅是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更重要的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这也是最纠结的问题之一。
上收与集中
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实现财政支出的时候，一般利用三种途径来弥补：向下摊派收费、扩大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借债等等，这造成了地方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的迅速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地方事权不明晰，很多地方的支出责任几乎是无底洞，即使算上每年的转移支付，地方仍表示资金不够，但也同样由于事权不清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账根本无法计算清楚。
因此，赵云旗认为，事权的划分已经很紧迫了，因为事权划分不清楚，财力是做不到匹配的。“政府首先要理清的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属于市场的，政府应该交予市场，然后要将政府之间的事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他说。
目前对事权的央地划分并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冯俏彬认为，事权可以按照流动性的高低来区别，流动性高的交给省或者中央来负责，低的则按照属地化管理。
她进一步解释道，流动性有高低，比如在全省范围内或者全国范围内的一般交给省或者中央政府去负责，其余的可以按照属地化管理；而比如国防教育、外交、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司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则应该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来主导。“随着现在事权的解决，未来还会不断的出现新的事权，重要的是摸索出解决事权与财权关系的规律，以后可以按照规律解决。”冯俏彬说。
一位资深财政系统的从业者告诉记者，上收事权的同时必定要集中财权，这样才能达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效果，但是集中财权又与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有部分冲突，因此未来专项转移支付可能会变成由中央委托或者购买公务服务为形式的资金支出。
在冯俏彬看来，为确保中央上收的事权得到充分执行，在不可能海量增加公务员编制的前提下，未来只能通过政府委托、合同管理以及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实现。
而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则意味着需要把以往独立于财政系统之外的发改委、科技、教育、交通的那部分预算权收回，在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层面上严格制定和执行预算。冯俏彬认为，现在讲综合预算，把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公共预算就是这一方向。
不过，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多数财政系统专家认为，不可能将现行的财权事权体制推倒重来，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比如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司法权、社会保障等突出的问题，实现事权的清晰划分。

『肆』 我国分税制的具体内容

我国分税制按照征收管理权和税款支配权标准划分，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属于中央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税种，属于地方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式分享的税种，属于共享税。

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具体包括：（1）税收收入的划分。（2）国有企业利润的划分。目前，中央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地方财政。（3）其他专项财政收入的划分。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或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发布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伍』 中国分税制改革20年的历史中，实践中暴露的弊端应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分税制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按照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的收益。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经过10多年的磨合之后，重新审视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制定税收法典，改变这种临时性的、不正常的税收体制。当前我国分税制存在下列弊端：首先，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科学统一，中央政府税收比重过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方面，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其次，分税制改革增加了增值税，并且从生产环节设计增值税具体规则，出现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漏洞。第三，分税制改革重点在征税比例划分，而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这就导致我国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现象。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不科学,导致中央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宏观调控始终难以发挥作用。第四，分税制改革是以1993年各地经济总量为基础确定分税比例的，没有充分征求各地意见，更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广泛讨论，在程序上存在问题。
近日出台的三条消息，一个是9月29日的“二次调控”，一个是10月11日的“调高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另一个是10月17日“证监会暂停房地产企业重组”，政府出台的这些政策都是为了控制住房价，手段有两点，一个是控制需求，另一个是控制投机商。大家要注意到，这些新政出台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但都是以一个城市出现的（比如广州、上海），还没有很大规模的消息。具体到地产版块，地产类再融资的难度比较大（不包括地产公司的其他行业再融资），重组方面，如ST保壳都会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投资者对地产版块要特别谨慎。银行版块与地产版块的联系很密切。我认为短期内银行个股还是中性偏好，但如果加息次数增加，周期缩短，长远对银行个股是不利的。因为银行的收支本来是平衡的，随着加息次数增多，投资被压制，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银行，银行的成本就大了，盈利能力肯定下降。应该说，加息对资金量小的银行影响不大，但资金量大的银行影响就大了。
国家外管局10.12发布了消息，称汇改不等于人民币升值，并要保持对热钱高压打击。尽管奥巴马政府的货币政策相对温和，但主导思想还是一样的。美国要稳稳地站在世界的第一位，强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核心，用印钞票的方法来缓和国内经济问题。近期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美国印钞票增加了，其他货币在升值。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2.648万亿美元，高于6月末的2.454万亿美元。要明确区分资金的投入是投资还是投机，难度是很大的，通过外汇管理可以有限度地控制热钱的流入。外汇的信息表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海外资金预期中国资产价格酝酿新一轮上涨的背景下，热钱流入速度将会持续加快。
近期人民币汇率的猛烈增长有关。美国要巩固它金融老大的地位，就要让其他货币升值。加息是比较传统的控制通胀的方法。现在政府比较棘手的事情是控制CPI。之所以选择这时候加息，是因为10月份以来全球经济的变化，这时候希望用加息的办法来抵消CPI上涨产生的负面影响。

『陆』 94年分税制改革的内容及其意义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
分税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加强中央政府对税收来源的控制,提高"两个比重",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利益矛盾;通过调节地区间分配格局,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实现横向财政公平是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
为此,将税种划分为中央固定税,地方固定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通过分税稳定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关系.此外,还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中央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等,国防费,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支出,以及应由中央负担的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柒』 中国现行分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1、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事权模糊不清，财政与事权不相匹配。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都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的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资金”。有些应由中央承担的事务，让地方承担了支出责任。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安排专项资金上存有不合理的交叉扯皮现象。再一方面，分税制财政体制横向调节力度不够，拉大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之一是承认既得利益，在调节地区间的差距上没有采取直接有效的措施，只是希望中央通过在财政收入增量分配中多得财力，同时实行转移支付制度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然而，新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还不自觉地拉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如分税制财政体制在新增收入的分配上实行“一刀切”的上缴和留成办法，忽视了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客观上使得一些高比例留成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虽大幅度增长，但可用财力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而原来一些低比例分成的经济发达地区得到了更多的财政利益。这种逆向分配的格局，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2、财政收入预算级次的划分不够规范，国地税收征管不协调，地方税收体系越来越弱化，地方财政收入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表现在：

一是没有完全遵循分税的原则。比如铁道、民航等部门的所有税种均作为中央财政收入，不符合分税的原则。

二是税收返还的办法既不合理，也不规范。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规定，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1993年为基数逐年递增的。没有按“两税”实际增量的绝对额返还，存在重复打折的现象。

三是征收不协调。实行分税制以后，税收征管机构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由于财政收入级次划分的不规范，同一税种（如企业所得税）有的同时需要国地税两套机构双重征管，直接导致中央与地方税收征管的“越位”和“缺位”，既不利于提高税收效率，也加大了税收成本。

四是存有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地方。目前，在我国财政收入的构成中，中央税收和共享税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0%左右，而地方税收的比重很小，尤其是近几年呈相对下降的趋势。

3、税收立法滞后，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税权，税收管理制度不健全。现行税制中，只有少数的税收法规是由立法机构正式立法的，多数是以暂行条例等形式出现的。税收调节社会经济的功能明显滞后；税收管理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地方税的征管缺乏规范性；行政性收费、各种基金名目繁多，“费改税”进展缓慢。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税权仅限于在地方税征收管理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收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力。这与分税制的要求相比差距较大，与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的权责不相称，这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管理税收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规范完善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

4、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在：

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还不规范。分税制改革后实行的税收返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政府财政统计口径，也是一种转移支付形式。但是，这种办法是在原体制基数法上演变过来的，对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的格局基本没有触动。同样，目前实行的体制补助和上解更是从原来体制延用过来的。这些返还和补助，由中央财政列支拨出返给地方，中央不规定用途，由地方自主安排使用，从性质上讲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但由于其决定因素不是地方标准收入和支出的差额，而是新旧体制衔接过程的既得利益补偿，因此，对均衡地方财力、解决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作用并不明显。1995年后虽然采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对困难地区增加一些补助，但由于中央财政困难，这部分相对规范的转移支付数量有限，均衡作用不大。

二是中央对地方专项补助（拨款）分配和使用与财政分级管理的原则不相适应。相当部分专款用于地方事权范围和支出，体现中央事权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不够。分配的办法也有待进一步规范。三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的某些补助地方的资金，如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技术改造、农业开发投资等，还没有统一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范畴，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统筹运用存在脱节现象。

『捌』 分税制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分程、分权、分征、分管等内容。 是对的还是错的

1、以市场失效为标准构建公共财政职能框架
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众多的经济主体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高度竞争, 使市场经济不断激发活力, 但是市场经济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不足, 这些缺陷和不足是市场本身难以消除的。在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之前, 唯一的办法就是的介入, 用非市场的手段来克服市场调节经济的失灵。
公共财政正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 并且它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有着较强的相融性, 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克服市场缺陷和不足, 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高效运行。
2、以公共需要为标准构建公共财政支出框架
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应以公共支出为重点, 根据社会公共需要的不同程度界定支出范围。
(1)对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纯公共部门, 应全额负担, 不能由社会和个人负担。这类支出主要包括国防、外交、公检和行政管理支出。这些支出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的公共需要, 是经济发展的可靠保障。
(2)对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准公共部门, 不必全额负担, 可根据私人直接受益的个人付费和社会公共受益的财政付费的原则来区分。
例如教育中的科普教育和义务教育社会效益明显, 整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较高的全民教育水平中受益, 其经费应由财政提供, 而高等教育更多地带有私人产品的特性, 受过高等教育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因此财政就不应负担其全部经费, 或只给予一定的补助。社会保障制度中
, 应提供最低保障, 其他部分应由社会、个人共同承担。
(3)对江河治理, 公共道路、桥梁、交通指挥系统以及基础科学研究等项目, 由于它们都是直接提供利益造福于公众, 但它们的建设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收费或不能足额收费, 或虽然能够实行收费, 但成本巨大, 需要公共财政全部或部分。对供水、供电、供暖等公益项目, 由于自然垄断的存在, 也需要干预, 通过制定价格, 提供补助或补贴,承担主要的责任。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一些重点产业和重要事业的发展还必须依靠国家集中财力扶持。而对一些应用性研究, 一般性加工项目等, 可由市场解决资金。
3、以规范化、法制化为目标构建公共财政收入框架
财政收入从征集国有利润为主转变为税收为主，从而奠定了财政收入的规范征集和稳定增长的基础，财政收入能力稳步提高。在此后10多年间，财政收入体系不断完善，主要包括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 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法治化经济,只有在充分的法律保障下, 才能做到经济契约的公平、公正、确定和如实履行, 整个经济的秩序化也才能得以保障。经济的法治化意味着社会各层次、各类主体行为均应在法律制度的根本约束规范下进行, 因此, 建立公共财政就应首先强化预算的法律性,杜绝任何法律授权以外的财政收支。
其次, 强化预算的统一性,将一切必须纳入预算的收支全部纳入各级预算内。
最后,强化税法的严肃性,的税收活动必须依据税法规定行事。
4、以民主化、科学化为目标构建公共财政决策框架
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主财政,是以人民为主体进行的公共决策活动。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私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主要依赖于市场的自愿分散决策,而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则要求有更强、更复杂的决策;
对私人物品的偏好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表露,而公共物品的偏好难以在市场上表现出来,
需要依赖于的集体决策来提供。市场经济的分散特征不可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存在
,而只能产生一个民主。因为,的强制性权力是由社会公众赋予的,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是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脱离了集体的民主决策,的权力就失去了根基。如果行为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则倒台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因此
,公共财政就是一种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的程序,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之财的制度。要使得财政决策民主化，就必须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决策系统的民主，重视发挥财政参谋咨询人员的作用。而要使得财政决策科学化，就必须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决策系统，遵循科学的财政科学原则，提高财政决策参与者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以民主化、科学化为目标构建公共财政决策框架。
5、以合理分权为原则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履行职能(事权)的客观需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对其应有的财权加以明确界定,再根据各级的财权,对其与之相称或与之相对应的税权作出界定。
这就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的事权范围、与公共财政运行机制模式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内涵极为丰富,它包括分税、分权、分征、分管等内容,是一种分级预算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即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分税是分税制的核心问题;分权,即税收的管理权限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包括税收的立法权、税法的解释权、征管权、调整权及减免权等;分征,即分别建立中央与地方各自独立的征收系统;分管
,即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分级预算,分别管理各自的收入。
6、以稳定、发展为原则构建公共财政政策框架
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财政政策对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励与预算约束机制,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等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要以职能转换为契机,以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功能作用为出发点,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多种政策工具,适时适度地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见效快、导向作用大、资源配置功能强的特点,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不应该仅仅坚持年度平衡，而是应当发挥“功能财政”的作用，运用财政政策积极主动地作用于宏观经济，去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总体态势，即所谓的“相机抉择机制”。财政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市场机制调节出现严重缺陷或不足时，国家可以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转移支付、采购、贴息、补助等手段，发挥财政政策见效快、导向作用大、资源配置较为合理的特点，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

『玖』 财政分税制的破解之道

财政体制下无法破解的难题——逆向思维的必要性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和税制改革同步实施，1994年1月1日起执行。
财政分税制体制的确立，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财权和事权的范围，实现了计划经济财政体制向市场经济财政体制的平稳过渡。分税制以后，“两个比重”稳步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迅速增强，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得到发挥。
但是，当时的分税制，与目标模式有很大距离，是很不彻底的渐进式改革。突出表现为：分税制改革的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不匹配，地方事权重，财权小；财力分配上没有触动地方既得利益，只是在保证原有利益基础上的“增量调整”；未能确定省以下各级财政之间财力如何分配的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政在分税上过多“共享”，有的还按行业或隶属关系划分收入，不是真正按税种分税；财政转移支付起步迟缓，制度不完善，运行不规范，均等化作用有限。
这种分税制并不是真正的财政分权体系，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当时的考虑是通过逐步深化改革来解决省以下各级的财力分配问题。至今，十余年过去了，省以下财政体制并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过渡”变成了“凝固”。
过渡不顺，非规范化状态凝固化，由此产生的负作用逐步放大，突出表现为财权的重心持续上移而事权不断下放。在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稳步上升，财政总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等大背景下，县乡财政日益困难。2004年，全国县级行政区2862个，县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4%，县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71%，但财政收入只占21%（张新光，2006）。加上不少上级专项建设项目的资金要求地方“配套”，转移支付制度又不完善，导致欠发达地区县乡财政无法保人员吃饭，无力保机关运转，乡镇一级更是苦不堪言，债务负担沉重。以安徽省为例，2003年底乡镇负债总额132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达到753万元（杨之刚、张斌，2006）。
县乡财政的困难，成为滋生乱收费、乱摊派、乱借债的重要原因，从而加重了农民负担，扩大了财政风险，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实施财政分税制，是适应政治、经济、财政等大环境，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毋庸置疑，财政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基本经济关系，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财力的配置要得到与市场经济逻辑贯通的合理安排，各级政府要规范地“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实施分税制是正确的选择。
问题是，分税制后来为什么分不下去？
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找到一个可以实施的方案。而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设有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自治州、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五级政府。政府层级决定财政层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五级政府五级财政。在五级架构下搞分税制，无任何国际经验可循，难度显而易见。虽然我国有20多种税，为数不少，但要在五级财政之间划分，是其他国家未曾遭遇的难题。
究竟能不能找到一个切实可行、标本兼治的办法，来解开分税制的“难题”呢？办法就是逆向思维，改变分税制这一命题的解题基础和基本条件，从体制创新入手，将五级政府、五级财政“扁平化”为中央、省、县三级，实行三级政府三级财政三级分税。 要实现三级政府三级财政三级分税，难点、前提和核心是必须减少政府层级，而政府层级的减少，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将五级政府、五级财政“扁平化”为三级，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是重大的政府体制、财政体制改革。用政府层级的减少这篇大文章，去解决分税制的小问题，似乎是小题大做。
不过，纵向看古今，横向看中外，我国实行三级政府制，都有很强的可行性。
从国际上看，虽然各国的国情和地方政府组织不尽相同，但国际上主要的市场经济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基本上都是三级政府体制。在经济大国中，我国政府层级之多，堪称“世界之最”。
从中国历史看，我国从秦朝实行郡县制到建国初，几千年来，基本上是三级政府或者四级建制。我国现行政府五个层级，是历史上行政层级最多的时期。从普遍的存在形式来看，三级政府体制根深蒂固，有稳定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现行的五级政府则是计划经济等多种色彩的产物。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政府层级的划分，应当遵循高效和便利的原则。虽然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但由于交通、通讯条件改善，政府经济职能范围缩小，公共管理方式转变，我国减少行政级次、扩大管理幅度是大势所趋。把我国的五级政府缩减为三级，市与县同级，必要的地、乡两级作为派出机构，这样可以解决我国政府体制、财政体制中诸多积累已久、矛盾日深的深层次问题。
1.撤销地市一级政府的可行性
地级市政府，本是作为省级政府派出机构的“专员公署”（专区、地区），我国宪法中一直未将其作为独立的一级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于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等原因，实行“地市合并”或“撤地建市”，“专员公署”摇身一变成为“地级市”，成了实体型的政府，在大多数省份实行“市管县”。这一演变的结果是，增加了行政级次，降低了行政效率，提高了行政成本。2004年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一年消耗掉的行政资源估计在1300亿～1500亿元之间（张新光，2006）。
同时，“市管县”还给县乡经济、财政带来不利影响：地市政府掌握大量管理权，县级自主权缩小，阻碍了县域经济发展；实力较弱的地市小马拉大车，束缚了县域经济发展；一些地市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加剧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在地市一级一直未能完全“做实”的浙江省，实行“省直管县”改革取得了成功。从浙江的经验看，“省直管县”可以避免市县政府层级不同但职能大致相同的混乱局面，利于理顺行政体制，合理划分事权、财权；虚化以至撤销地市级政府，不会对政府经济产生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江苏、广东、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江西、吉林等省陆续推行“强县扩权”试点，在现行的政府架构下对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进行调整，缩小了地级政府对所属县的管理权，扩大了县级的自主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肯定了“省直管县”的经验，提出“理顺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从“我国行政区划与管理幅度表”（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省级和地市级政府的管理幅度明显偏小，远远低于中央一级的管理幅度，显得很不合理。在美国，平均每个州政府管理799个地方政府；在法国，平均每个省管理360个左右的市镇（杨之刚、张斌，2006）。
当前，在我国的交通、通讯等条件已大为改善的情况下，取消地区一级政府建制，实行“省直管县”，平均每个省管理84.1个县，从管理幅度来看，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
总之，回归宪法，撤消地市作为一级独立政府的建制，实行“省直管县”，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这一改革，可以减少管理级次，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2.撤消乡镇一级政府的可行性
现在的乡镇政府，源于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乡镇一级，名义上是基层政府、基层财政，但一直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乡镇负债成为制约我国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近年来，农业税取消，乡镇政府职能和财政供养人员上划，税务、工商等机构已经按经济区域而非行政区域设置，维持原有乡镇财政体制的配套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乡镇财政的主要任务只剩下政府人员工资支出，作为一级财政的作用和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以“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支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为主要内容，将乡镇财政的预算编制、资金管理、拨付、使用各环节置于县级财政监管之下的“乡财县管”改革，在安徽试点以后，已经在全国许多省份陆续推开。
但是，“乡财县管”，可能会影响乡镇政府为辖区居民自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乡镇公共服务缺位，并非长久之计。
在我国，几千年来，皇权不下县是不成文的规则。当前，撤消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公共服务由县级政府协调平衡、统筹安排，乡镇作为县级派出机构，能够避免县乡政府职能交叉重复，可以精兵简政，利于政令畅通，能够改善党群关系。
3.实行三级政府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四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横向调整政府部门设置，没有纵向减少政府层级设置，形成“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从人员来看，我国在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979年是279万人，1989年是543万人（陈洪生，2004）， 2002年是1075万人。人员的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帕金森定律”的情景：无论政府工作增加与否，或根本没有任何工作，政府机构人员数目总是按同一速度增加。从行政经费来看，1980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开支66.79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5%；1996年行政管理费开支1040.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3.1%；2002年，行政管理费开支4101.32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8.6%，是1980年行政管理费支出的60.4倍（唐任伍、唐天伟，2004）。
行政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有效的政府，首先必须是有限的政府。减少政府级次，有利于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减少政府机构的数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率，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机构庞大、职能过宽、职责不清、财政供养人员过多等问题；减少政府级次，可以减少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迟滞、失真和消减，有利于实现政令畅通，有利于把中央的正确主张变成老百姓的自觉行动，有利于反映民意，有利于中央更好地把握国情和做出正确的决策；减少政府级次，实行中央（高层政府）、省（中间层政府）、县（基层政府）三级政府制，层次清晰，政府职能范围容易界定，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易于划分，可以避免两个或多个中间层（或基层）必然带来的各种混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分税制难题；减少政府级次，实行三级政府三级财政三级分税，规范中央和地方各级的财政关系，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地发展，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在三级政府架构下，应按效率原则，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受益范围原则，划定中央、省、县各级政府的事权，以事权为基础划分财权，建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政、一级税基，保持各级财政在财力上的相对独立性，提高各级财政的积极性。
1.合理、明确划分三级政府的事权
根据公共财政对财政职能的要求，中央财政应负责国防、国家安全、内政外交、地区财力平衡、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地区事务协调、宏观调控、中央机关及中央管理的事业单位的支出；省级财政应负责辖区内区域经济协调、中观调控、省级机关和省管事业单位的支出；县级财政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治安、行政管理、公用事业发展等支出。此外，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环境保护等应作为三级政府共有事权。
2.明确三级财政的职责
中央财政负责全国性财税法规、财税政策制定，全国及中央预算、决算，全国性财力平衡与调控等；省级财政负责地方性财税法规、区域性财经政策制定，税收计划调整，全省及省本级预算、决算，财力平衡等；县级财政负责辖区内的财税计划调整、申报及政策目标的落实，本级预算、决算，财力协调等。
3.划分三级财政的税权
科学的分税制必须以合理的税制为基础。当前，应深化税制改革，根据三级政府的事权，合理分配财力，确定三级财政的税权。可以将消费税、社会保障税、关税作为中央税收；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环保税作为省级税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不动产税、遗产税作为县级税收。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作为共享税。
4.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
实行分税制的国家，财权与事权对应，但税权与事权不完全对应，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由中央适当集中财力并进行再分配是普遍的做法，在有几千年高度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更有必要看到这一点。但是财力上提以后，在实际使用的分配上，要尽量向基层政府倾斜，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为此，必须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以及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使欠发达地区能大致达成可用财力与事权的一致。
转移支付制度应从目前的分配型转为宏观调控型，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共劳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采用因素法，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的规范化。
5.法律配套
分税制的顺利实施需要法制保障，建议修改宪法，明确地市不作为独立的一级政府建制并取消乡镇作为政府的行政建制；完善《预算法》；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分配和财权划分的法制化；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征收和管理权，保持地方财政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现逆向思维目标的路径
政府层级的调整，宜从速决断，早作安排。但是，五级政府演变为三级，毕竟是很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统筹协调、周密部署，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
在现行政府层级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市级财政只管市辖区，由省财政直管市、县财政，市、县政府行政不同级但财政同级；虚化乡镇财政，将乡镇预算纳入县级财政，为乡镇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创造条件。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改革，不宜“一刀切”。发达地区的乡镇可暂不照搬“乡财县管”的办法；个别省管半径过大的省份，可以作相应的配套改革；边远、地广人稀的区域，可以探讨办法积累经验，作合理的安排。
从短期看，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是合适的；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允许多种模式的地方财政体制试点改革，充分积累经验，扬长避短，以逐步演进和建构理性的分税制体制是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我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税制改革开始的。当今，我国重大的政府体制、财政体制改革，是否能以分税制作为引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