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富裕服务水平低下

1. 在中国，公务员追求的公共利益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为人民服务对吗

1. 这道题是来正确的。

2. 在社会主义源国家，公务员追求的公共利益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为人民服务。

3. 为人民服务，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和行为”，是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最先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规范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

4. “为人民服务”是我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它源于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的一次著名的演讲。当时，在为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 我国公共卫生服务需要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公共卫生服务需要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在资源配置方面,农村远远不及城市,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由于农村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硬件设施上发展滞后,农民大多选择在最近的卫生机构,如村卫生室,来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疫苗接种等.我国行政村的数量在建村支合并浪潮中不断减少,但行政村的地理范围也由此相对扩大了,进而从居民住所到村卫生室的距离也变得更远,加之交通不便,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减弱,居民就医难度大；另一方面行政村的人口也因此增加,村卫生室的承载量增大,其设备、人员逐渐无法满足所有居民的需要.相比之下城市公共卫生机构可以较好地满足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可及性较强.

3. 我国公共服务需求存在哪些问题

1. 政府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突出。

2. 政府公务员为民服务意识淡薄。

3. 政府活动的绩效亟待改善。

4.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不高。

5. 政府的回应能力有待增强。

4. 当今世界存在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人的智力问题啊
中国社会贫富状况分析
摘要： 和谐社会的话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关于效率与公平、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乃至贫富分化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走向和谐。 关键词： 贫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 和谐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抢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1】 2、仇富还是仇腐 前年，吴敬琏先生在接受国际管理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时，对不少民营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应当分清仇富和仇腐两种心理，针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论提法并不适合。应当把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人和靠权力暴发的人分开。 3、在农民出生到死亡过程的一个个“天价”。 首先是“天价出生费”，有人表示现在“孩子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买来的”。根据调查数据表明：与20年前相比，现在生孩子的费用至少上涨了100倍。其次是“天价教育费”，知识最有力量，对于农民，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为了孩子能上学，有些农民砸锅卖铁，有些农民惆怅自杀，……再次是“天价交易费用”，农民在城市间、企业间流动，承担着高额的“交易费用”进城打工，遭遇种种门槛，可谓“城市不是农民的城市，农村才是农民的归宿地”；农民进入企业后，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很多不良老板拖欠或者赖掉他们的工钱。因为贫穷，农民工请不起律师、上不起法庭、无法举起法律之剑。还有就是“天价医疗、养老费用”，农民有病没钱医，为了能够让自己过上比较安宁和舒适的晚年，往往有“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不料子女越多负担越重，因此陷入了一个“贫困——多生——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农民不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来临之后，还有“天价的丧葬费”等着他们【2】 二、三个方面的质疑 1、公平与效率之争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20年。而他们所说的“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 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2、机会平等与结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提出了他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应平等待人而不是试图使人平等。【4】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两层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对于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市场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人实际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别的对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个人主义伦理观的另一句话是“不试图使人平等”，强调不要国家或集体的干预，主张放任自由，从而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不试图使人平等”如果从“不试图使人的行为结果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是积极的。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与人的平等是机会平等，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因而人与人在能否把握机会，对机会的把握程度，主观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时差异是很大的，所以结果是不会也不应该平等的。社会给个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条件，均等的机会，然后，任由个人在此基础上自由发挥，这样是有利于人的不断发展的，在竞争体制下，可以优胜劣汰。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在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即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只要有不同点存在，那么在人所作用的对象物上就会体现出来。所以在此意义上，的确要反对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从“不使人社会行为的前提，机会平等”角度来考虑的话，就不恰当了。反对使人平等，不应当反对旨在促使机会平等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因为，国家所提供的法律，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并不能为每个人保证社会行为前提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种种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种种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体现出来了，如中国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现象，给各方在经济中的平等发展造成障碍。需要国家的干预，使之平等，协调发展。平等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体制完善的过程。 3、对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质疑 据媒体报道，一位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于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度同社会应有的回报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为了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业化，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60年代整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5】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户籍制度是在维护和强化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而诸如有所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政策则是在维护和强化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这些，无疑人为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现象。 回首20年，一句“翻两番”就可概括这个伟大的成就。而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就没这么简单，经济总量要翻两番，但环境污染不能翻两番，东西部差距不能翻两番，能源消耗不能翻两番，贫富差距不能翻两番，城乡差别不能翻两番，如此等等【6】 中国农村受苦受难的老白姓至今对毛主席感恩戴德，但对改革开放的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这种好处于他们无关，至少他们会一直这样认为，并且抱怨声到处都是。 三、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状 1、 比基尼系数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7】 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8】 2、城乡分化 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9】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10】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3、行业差距 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11】 四、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a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b国有企业职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家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不公，切断了国企长期发展的后路。 首先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另外，从国企的长远发展而言，自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12】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使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就是10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13】 c、地区政策不平衡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视。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9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2、盲目追求外向型经济的后果 20年来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首先，近年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也与大量侵吞公有财产有关。而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越高，从事这种违规致富行为的人就越大胆越方便，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其次，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再次，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也是当今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按照这种政策，为加工后出口的产品生产所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甚至还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优惠。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最后，“鲶鱼效应”的观念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1、贫富分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现象，社会、企业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是，随之而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利益分配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使分配严重不公，直接导致贫富悬殊直线拉大。一部分人收入越来越低，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说的“金字塔塔尖上的人”收入越来越高。更为可怕的是，个别在“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实现了富裕的目的。这就让大多数人对一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不那么信服。【14】另外， 社会财富增加到了少部分人手中，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大多数享受到，而且使大多数人相对贫困，这就违背了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这种贫富悬殊继续下去，如果相对贫困人口继续增加，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会引起社会动荡。 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惠及十几亿人口”。鉴于此，我们不应回避贫富差距问题，更不能有意掩饰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正视这一问题，才谈得上全力以赴地解决这一问题。 2、贫富分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冲突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今年两会的主题。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利益均衡。去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200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为建立和谐社会所进行的努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 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现实的危险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向旧体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断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景，甚至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名声。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15】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六、如何缩减贫富差距 在社会贫富分化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从问题的发因着手。 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也确实有个别人富裕的并不那么阳光。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对全体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第三、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年底，全国总工会的几个动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第一，坚定支持工人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第二，支持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工会第三，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国总工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出台多种解决办法。应当说，强化工会的作用，使工会能够真正成为工人表达和争取利益的组织，是形成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四，国企改革过程中的资产转移的规范化 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出售国有资产过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保证国有资产不发生量变，不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堵住国有企业改制和战略重组中可能发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评估国有资产，公开转让国有资产，收回的国有资产用于再投资，建立复式财政预算制度。国企改革问题，必须迅速建立国有资产转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须体现竞争、透明、公开的要求，必须让公众有参与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会说，一旦有公众参与，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决策的成本会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带来的是相对公平，后患比较少，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看，应该是值得的。 第五、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最后，加强公款消费的查处力度。一些暴富者是公款催生的，是公款消费推动的，中国的政府官员到外国去吃不饱肚子决不是一句笑话，剖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在国内吃得太饱，以至于撑大了肚皮。必须对公款消费以及借公款消费之名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进行打击和制约。 标注 【1】濯玉忠 《 流浪富豪——兼论中国商人阶层意识的缺失》博客中国 【2】邓璟 《农民真苦，农民真累，农民真危险！》 博客中国 【3】盛子修《哈耶克个人主义伦理观批判》《经济学家》2004年11月 【4】吴忠民 《贫富差距合理论”

5. 怎样理解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牢牢把握这一基本要求，对于逐步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具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０年就强调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他在１９９２年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经过３０多年改革发展，我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社会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提高。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解决好的重大现实课题。 走共同富裕道路，首先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的基础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的前景也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根本出路同样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做大蛋糕，才能为分好蛋糕提供强大物质基础。既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又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既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又保护各种要素按贡献分配的非劳动收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所有市场主体和各方面力量共同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合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健全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报酬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健全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通过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牢牢把握这一基本要求，对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优势、道义优势、制度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始终不渝的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随着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由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摆在现代化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切实抓出成效，使全体人民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多更好地平等参与、平等竞争、平等发展、平等享有。 要逐步建立以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全体公民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机会均等，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提供创业发展、奉献社会、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的同等机会；实现在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让每一位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承担责任，平等地受到保护。为此，将通过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将坚持执法为民、公正司法，加快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加快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领域，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公共服务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牢牢把握这一基本要求，对于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提供强大动力，具有重大意义。 ３０多年来，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机制。进一步完善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国家计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政体制和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 进入改革攻坚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破解新的难题、化解新的风险、激发新的活力、实现新的发展，需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世情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继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各国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另一方面，世界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从国情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与人民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民生领域一系列突出问题尚待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亟须破解。 从党情看，这些年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紧紧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提高党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水平，党的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和组织保障。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大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扎实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就一定能乘风破浪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6. 如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开拓更加宽广的共同富裕之路。

1、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利益分配与协调的体制机制。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承认和维护社会主体的各自利益，而且要在各主体间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收入分配改革，绝不意味着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而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

2、加强对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保护，完善保障困难群体就业和基本生活的体制机制。

低收入群体的权益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维护。从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一群体虽然具有劳动能力，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收入水平比较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同时，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向民生福利保障倾斜，通过健全社保体系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减轻城乡居民的生活负担，尤其是让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群众和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的社会保障。

3、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有效消除不合理、不合法收入的体制机制。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比较突出。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关键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构建严密的法律监管体制机制。

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努力实现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注重公共财政的信息公开，让公众拥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

共同富裕思想表明：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以上内容参考 人民网-人民日报：切实贯彻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和要求

7.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还不高有何表现

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严重滞后于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实际需求，而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严重不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个阶段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投入，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在文化方面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社会投入也严重不足，总体投入水平较低。
其次，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刚性的政府保障标准，难以推动政府责任落实到位。从全国来看，2012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虽已对政府保障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只列入“公共文化场馆开放”和“公益性流动文化服务”两项标准，对地方政府责任、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内容、财政保障等缺乏系统的规定。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文化投入和文化资源的配置等方面缺少“规定动作”和硬约束，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甚至出现缺位、越位、不作为等问题。
第三，公共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配置不均衡。从城乡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尚未根本改观。从群体看，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对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方面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保障还不到位。

8. 我国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现状。谢谢

上下班时间，能找到位置挤进去就算是幸运的了~~~

9.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通货紧缩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2)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其次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其三实行“透明革命”、“信息公开”；(3)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高质量高增长模式；(4)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C0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 -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 2001年的4.3％(见表2和图1)，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1979-1997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 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 (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 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 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C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