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如何创新

㈠ 如何完善公共服务

安全、有效、便捷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也是提升内整个社会幸福感的容重要途径。医疗卫生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因此，确保人们在适当优惠条件下公平合理地享受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医疗卫生投入的加大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不仅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还减轻了人们的医疗负担，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此外，住房保障服务、劳动就业服务、社会管理服务、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以及城乡基础设施等其他公共服务也会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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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的完善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经济水平直接决定公共服务支出规模，政府应结合我国地区性经济差异情况，对不同区域给予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平衡全国的资源分配。

同时，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从社会地位、生活质量、安全保障等方面提高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加大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的“两免一补”力度，提高义务教育的水平，提升社会的基本教育水平，从而提高人们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满足，提升居民幸福感。

㈡ 如何推进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国家财力分配要实行“三个倾斜”
财政与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财力分配的政策安排。为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财政要从宏观全局和战略高度考虑，着力调整财力分配结构，实行“三个倾斜”政策。
（1）国家财政资金要向民生领域倾斜。民生涉及的面很宽，现阶段最重要的民生包括教育、社保、医疗卫生等，这实际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民生领域的资金分配，这是公共财政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因此，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和我国现实情况，未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应进行调整，基本方向是有保有压，增量调整要与存量调整同时推进。一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解决机制膨胀、财政供养人口过多、财政负担沉重的状况，使行政经费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同时要继续采取措施，大力减少“三公”消费支出。二是完善财政投资政策。三是集中财力加大民生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力度。
（2）国家财政的民生投入真正向农村倾斜。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长效保障机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和质量等作为投入重点。需强调的是，教师资源本身不仅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和“程度”。因此，应将教师保障放在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具体建议是，要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加快推进和完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贴标准；完善培养培训体系，优化队伍结构和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完善代偿机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当教师；建立县域内教师定期流动机制。二是切实加强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切实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是政府投入的重点。针对农村卫生落后的状况，首先应做好县医疗卫生的能力建设，负责好区域的基本医疗服务。可以通过保险报销比例的设置引导县乡大病患者在县医院治疗。其次，按照辐射面积、人口密度和距离县城远近等指标，在适当位置建设乡镇医院，承担农村公共卫生职责，并能够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做小型手术和急救处理。另外，乡村卫生室建设也很重要，它接近农民，尤其需要政府予以补助，建设医疗场所，购置必要的小型医疗设备、并对村医进行技术培训。三是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要根据国家财力可能，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不断缩小城乡低保水平。同时，要建立规范有效的社会补助和医疗补助制度。另外，目前农村新农保和城居保已经合并，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体化制度取得历史性突破。下一步要加快新农合和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允许农民医疗保险基金可异地转移和报销，这对于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服务的可行性，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3）中央的民生投入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今后中央的各项民生投入仍有必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倾斜力度，提高中央对欠发达地区诸如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补助、农村医疗卫生经费补助、新农合和新农保等的补助标准，不断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二、在推进相关重大制度与体制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着重在以下三方面的制度与体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1）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提出了未来财政改革的任务。《决定》指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是我国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需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解决的重要体制问题。
一是关于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总体设想。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完善分税制体制的关键，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解决。只有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的原则，在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间分配关系。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远景，是逐渐形成减少层级后的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合理明确设定与各级事权相对应的财权、税基，并建立自上而下的财力差异调控机制，形成合理的横向、纵向财力分布格局，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在现阶段，受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等诸因素以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处理等问题的影响，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难以一步到位，因此，必须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具体来讲，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的架构来优化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属于全国性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应由中央政府决策、承担和管理；属于地方性的事务，应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许可范围内决策和承担，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其自有收入不能满足支出需求的，中央财政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给予补助；属于中央委托事务，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足额安排资金。属于中央地方共同事务，应区别情况，明确各自职权范围和负担比例。
二是关于中央与地方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事权划分的具体设想。在现阶段，应重点着眼于加快城乡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适当统一省以下主要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力争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和支出责任。
（2）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是实现县级财政从过去的“两保”（保工资、保运转）向今后的“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迈进，这是我国下一步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县乡基层财政困难、促进省域范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创新。
下一步要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具体建议：一是明晰改革精神和政策取向。构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应该是“明确目标，地方为主，中央奖补，分步实施”。所谓“明确目标”，就是确保县级财政的基本财力能够“三保”，促进县级财力的均等化和县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所谓“地方为主”，就是适应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以地方财政为责任主体；所谓“中央奖补”，就是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资金补助，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好的地区给予适当奖励；所谓“分步实施”就是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开。二是通过体制创新实现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目标。改“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为“上不封顶、下要保底”，进一步从机制上巩固和扩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成果。目前的省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实现了省对县资金的下拨上划方式变化，而并没有在事权、收支范围及转移支付方面有根本的突破。为此，下一步要构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则必须在省与县的财政体制上进一步改革。要科学界定县级财政“三保”的范围、标准和财力需求，重新确定省与县的收入划分办法，通过省级财力调控手段特别是转移支付手段调节县级财力的差异。
（3）构建中央对农民工流入地的转移支付制度。2011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但是6.9亿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是没有当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这其中又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这部分人群能否获得公平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是其在城市稳定就业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解决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问题需要巨额财政投入，远不是一两年、一两个专项就能彻底解决的，需要从财政体制层面深层次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考虑到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向东部流入地区提供的财政转移支持，实质上也是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支持，客观上减轻了东部地区因人口流入而增加的财政负担，既体现了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本区域内的公共服务资金投入。
具体建议：一是结合城乡居民户籍制度改革安排，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部分纳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中央要通过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农民工市民化人口规模、公共服务成本等因素，给予流入地必要的补助。按照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规划，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我国要将1个亿的农民工变为市民，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成本巨大，需流入地政府财力和中央转移支付共同合理承担。二是对暂时不符合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也应享受城市的某些基本公共服务，如随迁子女入学、社会保险、就业服务等，中央也应按照农民工流入地的常住人口情况，给予一定的专项转移支付支持。三是形成正向服务机制。即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做的好的地方不仅拿到转移支付，而且还可以获得中央必要的奖励。
三、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是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的需要，也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确保贫困人口更公平收益的重要途径。
（1）完善公共服务的提供策略，确保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能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平等、充分地获益。要注意降低甚至消除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类门槛，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对于贫困人口的可及性。
（2）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大力拓展社会扶贫。在坚持公益事业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原则下，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多样化供给，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等方面，都可以对传统的预算拨款、政府直接举办并提供的方式进行大胆改革，探索、创新有效的供给机制。
（3）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使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偏好如何、优先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诉求等，均可通过恰当的机制充分表达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使这种需求转变为政策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减少公共资源浪费、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贫困人口合理权益、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逐步建立政府行政承诺制度、听证制度、信息查询咨询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体现公众需求。
四、注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是民生问题，与公共财政的关系非常紧密，对财政的需求很高。近十多年国家为了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政策，国家财政仅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比重已达40%左右，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提供了重要的财力基础。今后中长期从宏观战略全局出发，国家财政无疑仍要加大民生支出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但必须指出，未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的制度、政策出台及支出增加一定要把握好范围、时机、力度和节奏，注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这主要是因为：其一，我国财政收入已由过去的高增长变为常态增长，而且未来收入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1994—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由5218亿元增加到103874亿元，增长了18.9倍，年均递增19.37%。近两年受经济下行和国家减税政策的影响，2012年和2013年财政收入增速已降为12.9%和9.8%。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未来仍有很大潜力，但经济增长速度已不可能维持过去的10%以上，7%左右的经济增速将是未来长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未来财政发展必将步入一种常态增长趋势。其二，未来中长期整个财政支出面临新的增支压力。除了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保、医疗卫生之外，未来还有四大增支压力：即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城镇化发展、产业优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这都是未来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财政从政策和财力给予支持。其三，政府债务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目前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已达8.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接近20万亿元，政府债务负担率已达50%左右。政府债务虽然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债务快速增长和不断到来的偿债高峰压力需给予重视。
综上，当前和未来的财政状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在这一大背景下，必须考虑未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均衡。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将是一个长期目标，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这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国情和财力的制约。

㈢ 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

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方向、思路和实施路径，必将大大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动力，有效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广阔空间，切实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重中之重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多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总体水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效路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这有利于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减轻政府压力，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率；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社会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激发整个社会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创造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政府工作重点在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各级政府保障责任和义务的标准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方式，激发文化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方面有许多立足实际、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和宝贵经验。今后，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健全政策措施，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扶持；营造平等准入的发展环境，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和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加强宣传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舆论氛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缺一不可，要把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生动格局，全面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活力和发展动力。

㈣ 互联网下如何创新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方式

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是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应用，互联网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在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三年以及十年的“互联网＋”发展目标，提出了包括益民服务、便捷交通、普惠金融、协同制造等11项重点行动。这其中，互联网与公共服务的结合，成为“互联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以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需求日渐扩大。实际上，大到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小至水电燃气缴费、护照通行证办理、个人身份数据信息等等，政府公共服务几乎囊括了一个人一生的一切活动。然而，由于供需矛盾突出，致使上学难、看病难、买票难、打车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已成为广大民众对公共服务不满的主要表现。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一些民众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甚至通过走后门、找黄牛党、打黑车的途径来解决自己的需要。
互联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蓬勃兴起，为破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订火车票、打车服务等公共服务，大大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比如互联网产品中最火的打车、拼车App，解决了乘客与车辆资源的精准供需匹配，提升了人们的出行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教育方面，互联网+教育将会使未来的一切教与学活动都围绕互联网进行，老师在互联网上教，学生在互联网上学，线下的活动成为线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在医疗方面，依靠移动医疗实现网上挂号、询诊、购买、支付，并依靠互联网在事后与医生沟通。此外，政府部门中广泛运用的电子政务，也极大地解决了民众办事难的问题。
事实上，互联网＋公共服务正成为国内互联网巨头们抢食的一块蛋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阿里云签约的省市已达17个，支付宝钱包合作的省份、直辖市则达到29个。腾讯与地方政府签定“互联网+”框架协议的省市达到21个，上线微信“城市服务”的城市5个。
“互联网＋”不仅给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还能够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此次《意见》中提出，要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包括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促进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加快推进政务新媒体发展建设，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响应速度，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
一方面，互联网能够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功能，将资本、资源引入供需矛盾突出的公共服务领域，实现有限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让用户去选择服务，这将对原有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出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互联网将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信息更加公开，对政府行为形成了更强大的监督，有利于政府的廉洁自律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此外，互联网提供的大数据，还为政府掌握公共服务的供需状况，以便做出更为准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互联网只是为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创新活动就会自动发生。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对“互联网＋”的概念理解仅停留在表面上，抑或只是当做一种“形象工程”。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自身信息库资源庞大、完整、准确等优势，借助互联互通，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使“互联网+”成为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的好帮手，让老百姓充分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这既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要之举，也是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方式和内容的必经之路。

㈤ 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创业便利化

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逐步清理并废除妨碍创业发展的制度和规定，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依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消除不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项目，完善收费目录管理制度，制定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建立和规范企业信用信息发布制度，制定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管理办法，把创业主体信用与市场准入、享受优惠政策挂钩，完善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创业创新监管模式。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实施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落实“先照后证”改革，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放宽新注册企业场所登记条件限制，推动“一址多照”、集群注册等住所登记改革，为创业创新提供便利的工商登记服务。建立市场准入等负面清单，破除不合理的行业准入限制。开展企业简易注销试点，建立便捷的市场退出机制。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小微企业名录，增强创业企业信息透明度。
加强创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交易，加快建立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与维权援助机制，缩短确权审查、侵权处理周期。集中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大案要案，加大对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权利人维权机制，合理划分权利人举证责任，完善行政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
健全创业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把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素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全社会创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化、体系化。加快完善创业课程设置，加强创业实训体系建设。加强创业创新知识普及教育，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人心。加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创业服务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破除人才自由流动制度障碍，实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加快建立创业创新绩效评价机制，让一批富有创业精神、勇于承担风险的人才脱颖而出。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就改革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构建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推动资金链引导创业创新链、创业创新链支持产业链、产业链带动就业链等措施提出一系列意见。今起，将对意见进行系统梳理，力求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我省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作出贡献。

㈥ 公共服务创新的目录

代序：在首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上的致辞
主题报告
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创新
中国的自然灾害与灾害管理
经济全球化与政府改革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卫生体制改革
英国公共服务的经验和思考
变化中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基本理论
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法国国家改革和行政现代化
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
中国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基础：实现管理理念、哲学与体制的转变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科学界定
政府公共服务理论的流变与中国政府公共服务理念
关于“公共服务”的边界
社会需求差异与公共服务供给
论我国政府问事权与财权划分的对称性问题
公共服务：一个分析框架
在政治进程中改革社会
社区服务析论
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中的公共服务供给规则
用7一S模型分析公共服务创新
论实现公共服务的行政文化自觉
公共服务体制
中国就业体制改革
德国的公共服务：卫生保健体制
挪威经济和公共部门的特点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运输服务质量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健全和完善纳税服务体系
中欧政府文化体制、文化政策比较分析
意大利公共行政变革：国家卫生保健服务的变革
我国政府投入的科研专项经费监督体系建设
改革预算制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绩效
公共服务机制
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
完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和重点
公共管理社会化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芬兰的公共服务——芬兰社会保障系统
美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治理结构
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农村——论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农村的实现
中国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三思而后行
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的对策
探索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新途径
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理念与挑战
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冷思考
政府管理由“控制”到“服务”的转型——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中策略行为的反思
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比较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服务的框架设计
公共服务中的特许经营——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
……
公共服务案例
后记：首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讼坛综述

㈦ 如何以创新理念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中国政府在推进复公共服制务创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还很不平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很大。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特别是在如何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长期以来，欧洲国家政府为适应公众对更有效能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及解决公共服务中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大、效率不高等问题，大力实施以调整政府职能、改变公共产品提供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欧双方围绕公共服务创新，以论坛的形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与研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于提高中欧双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㈧ 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出发，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机制，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报告《城域开放众创空间：创新2.0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新路径》提出，开展基于创新2.0的开放众创和智慧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政府2.0的服务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还以共享单车、导航软件应用等案例为加快政府2.0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建设智慧社会进行了论述。

政府2.0通过开放数据推动各方参与众创可以更好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比如高德、网络等商业导航移动应用，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应用开发和众多司机智能手机导航应用，在整个城市空间创新了基于实时交通流量数据的交通社会化参与调控模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又如让绿色出行回归城市的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正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企业、社会、政府共同参与众创共治解决城市难题，不仅是一个商业创新、更是一个社会创新，也是“五位一体”智慧城管服务转型的生动诠释，更是创新2.0时代群众路线的新探索，新网络、新数据环境下依托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构建智慧社会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一个典型样本。

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务、相关制度与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人流密集地塞满了共享单车等问题。这不是共享单车的错，也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需要面向创新2.0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我们需要思考，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是否还存在不足与错位，城市是为车而建还是为人而生，交通疏堵关键在“堵”与“限”还是在服务与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为本，为人行、骑行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足够空间，政府是否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们如何基于创新2.0推进开放众创、社会共治，让城市出行与交往空间更加美好？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务转型。众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众创发展中去持续解决，在创新2.0时代技术、社会以及管理与制度的互动中去解决，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众创和共治去解决，如同共享单车这样的众创所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过程中，公共服务与制度供给的完善、社会治理的精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也绝非一日之功。推动以社会为舞台的开放众创，需要构建面向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政府在其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实现面向创新2.0的政府2.0服务转型。创新2.0时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者、创新生态赋能者、智慧社会培育者。

㈨ 公共体育服务如何创新

共享空间的会议室

近年来，上海体育改革不断创新，体育部门从办体育向管体育、从小体育向大体育、从体育向“体育+”的转变。在市级市民运动会和城市业余联赛的“公转”下，各区体育局积极“自转”办赛。黄浦区体育部做好服务办赛主体的“店小二”，搭好平台，让优秀的社会组织和企业纷纷登台唱戏，真正把黄浦区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从“我们办”变成“大家办”。

㈩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还比较低，体制还不健全，不能很好地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关键词： 和谐社会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政府主体，非政府主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正经历着利益关系深刻变化、公共需求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 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还是社会管理 ，都是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这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要求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创造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主体与非政府供给主体之间、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和谐互动的平台。 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是指提供给大众的具有以下特性的任何一种服务：在这些服务的提供过程方面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市场失灵(被宽泛地解释为公平与效率原因)，这说明了政府介入的合理性，政府介入的方式包括生产、资助和监管(Grout & Stevens，2003)。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以及社会公平得不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 问题 ，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必须适度介入和积极干预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干预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付费购买公共服务和对多种服务供给主体进行监管。 公共服务从功能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维护公共服务，如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和国防外交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共服务，如政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性公共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 科技 、环保等。公共服务也可以从性质上分成三大类：监督型公共服务，如国家行政管理；纯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环境保护；准公共服务，如发展非义务教育、新闻出版等。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由于种类不同，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也有不同。英法等国主要由政府直接开办医疗机构提供；美国、荷兰等国也有政府开办的 医院 ，但更多依靠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个人提供资金，向盈利和非盈利的医院购买服务，同时由政府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对服务价格、质量等进行监管。对传统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由政府开办的机构直接提供。 新 中国 建立后，公共物品供给由政府垄断，在城市，社会成员则依附于所在单位，公共服务供给转变为单位集体福利；在 农村 ，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进程深入，互助组一初级社一高级社的发展也是行政权力延伸的轨迹。195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推广标志政府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 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全权全能政府”包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诸多弊端，并且在实践中举步维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的改革陆续展开，主要体现为：向地方分权，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转换经营机制，建立 现代 企业 制度等。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革是为了解决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双重难题。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完全由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单一性的公有公益供给方式，转化为公有私益(公共所有，私人获益)、私有公益(私人所有，公众获益)和公有公益(公共所有，公众获益)三者并存、共同负担的多元化格局，供给主体分为公有、私有与合作等多种模式，消费方式分为有偿消费和无偿消费方式。 通过以上的 分析 ，可以看出，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就是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是着眼于多个方面，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准确定位，不能缺位，不能越位。总体的要求应该是：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监管能力；适应我国实际的公共服务模式。 和谐社会构建与公共服务供给 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给人们的启迪之一是：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 科学 技术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将发生变化，政府会把更多职能以多种形式下放给社会中那些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承担。这些组织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且要承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因此，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要贯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总要求，努力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善于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合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协同共进，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会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