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多元

⑴ 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2年7月出台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从实践操作层面制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基本标准，明确了四个主要目标：供给有效扩大、发展较为均衡、服务方便可及、群众比较满意，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扩大有效供给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从经济上来看，这既包括扩大供给，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总量和比例），又包括有效供 给，需要优化和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目标在于政府最大化地实现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的价值。随着社会的转 型和发展，政府通过各项制度或者公共政策更大程度地实现其代表性和责任，回应多元利益主体日益增加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需要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来完善 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体系，不断健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从管理视角来看，扩大有效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从管理社会向社会管理转变的基本措施和重要途径，从 整体上看，社会管理的焦点在于扩大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一结果上。为获得预期效果，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可以通过政 府、市场、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通过多种途径来提供，即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实现提供主体与提供方式多元化。为了实现有效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既应 该强调民众需求导向的观念，又应该扮演“掌舵者”而非“划桨者”的角色，还应该关注服务对象民众的回应即社会满意度。
发展较为均衡是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包括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最直接的因素是公共服务需方与供方的匹配。基本公共服务均衡的实质在于政府兑 现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承诺，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与完善教育、住房、就业、卫生医疗等领域内的制度建设，通过具有普遍可接受或可容忍的基本公共 服务结果和机会均等来限制社会的不平等。从宏观层面来看，发展较为均衡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各地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的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达到相对的均衡。从中观层面来看，发展较为均衡是指要基本实现城乡间、地区间在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 业、卫生医疗、养老服务等各种公共资源配置的均衡，尤其要实现各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发展较为均衡包括服务领域内资源配置的均 衡、服务结果的均衡以及服务评价的均衡，尤其要明显地提高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公正平等分配能力以及服务评价能力，以解决公众的住房 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均等地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劳动的权利与机会。
服务方便可及是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具体方向。随着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探讨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层面，它的可获得性和方便性是国家基本标准得以落实的重要衡量因素。首先，要健全服务网络。目 前，低收入和贫困群体有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但服务网络延伸得不够长，对基本公共服务利用率比较低，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方便性相对不足，又由 于他们的支付能力有限，尤其在灾难性事件出现以后，容易因病致贫或者因灾致贫。因此，实现国家基本标准有赖于全面建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服务网络。其次，要提 高针对特定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标准化水平，使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者能方便地获得相应的服务。比如，提高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设施的标准化设施是受教育 者、劳动者获得便捷的教育、信息、培训服务的基础。再如，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和信息化。最后，要保障城乡居民就近获得服务。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标准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是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规划一体化与服务制度衔接、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力度等方式，逐渐消除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公共服 务获取的差异性，使城乡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可及性和方便性。

⑵ 求助管理要构建多元化服务模式

“多中心治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事实上政府已经无法成为唯一的治理者，它必须依靠与民众、企业、非营利部门共同治理与共同管理”①。即每一公民都不是由“一个”政府服务，而是由大量的各不相同的公共服务产业所服务，其中大多数公共服务产业都含有重要的私人成分②。这一社会现实促使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核心的一批学者在公共管理领域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即“多中心治理”理论。多元供给我国社区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应该包括：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社区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合理分类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由相应的供给主体承担，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分类供给。

⑶ 基本公共服务都包括哪些内容

公共服务的范围比较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高低和政府建设的能力大小而专定，但基本上属都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共产品和公用设施建设，还包括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社会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设。

(3)公共服务多元扩展阅读：

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三个基本点：

一是保障人类的基本生存权（或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

二是满足基本尊严（或体面）和基本能力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务；

三是满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一个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会逐步扩展，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⑷ 基本的公共服务都包括哪些

1、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

2、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

3、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

4、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

社会发展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社会福利等。

(4)公共服务多元扩展阅读：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目标

1、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2、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再就业，加强劳动保护，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3、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这也是构筑社会安全网的需要。

4、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促进走共同富裕道路。

5、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6、强化市场监管，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包括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加强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大力推进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七要继续加强道路、电力、通信、供排水等公共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

⑸ 如何理解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首先，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提高了公共管理的绩效。在政府作为公共管理唯一主体的前提下，由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存在竞争压力，加之行政效率的测度十分困难，政府效率的低下和充斥整个公共管理领域的官僚主义就难以避免。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则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将在多个相互竞争的主体之间进行竞争，竞争能促进公共管理绩效水平的提高。
其次，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淡化官僚体制中的“官本位”意识。政府在作为唯一公共管理主体的前提下，几乎垄断了对所有公共资源的支配权，这种对公共权力的独占性是形成“官本位”意识的根本原因。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则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资源的唯一支配者，同时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分享公共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等，也使他们对公共权力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官本位”意识也将随之淡化。
最后，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也有助于克服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的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会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所以，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范围将不断扩张，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就不可避免。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则意味着即使出现了新的公共服务和产品需求，政府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交由其他社会组织来承担，这样社会及公民新的公共服务需求就不能成为政府扩张规模的借口，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也有可能最终得到遏止。
由此看出，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也是对现有公共管理格局的重新认识。关注并探讨在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中不同治理主体各自的定位、分工和相互关系，以期形成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社团、社区、企业甚至个人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崭新格局，从而克服政府作为唯一公共管理主体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有利于为公民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⑹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具体指什么

具体指：好公益性与经营性、均衡化与个性化、普遍服务与提高效率三对关系。

1、处理好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关系。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决定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将公共利益置于首位，而不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2、处理好均衡化与个性化的关系。公共文化服务着眼于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文化需求，应在区域空间、社群之间以及社会个体之间尽可能实现均衡的文化资源配置，尽力做到公平公正。

3、处理好普遍服务与提高效率的关系。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应用PPP模式，是要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下简称“PPP模式”）推广应用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转变。

(6)公共服务多元扩展阅读

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当前，亟须澄清模糊认识、克服不良倾向，引导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健康发展。

在PPP模式的实际运行中，受经济利益驱动，社会资本往往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缺乏足够重视，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营利化倾向。如何处理好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关系，保证公益性的主体地位，约束社会资本过度的营利行为，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主要应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城市地区。这些地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个性化需求较强，但在个别领域出现了个性化文化服务规模盲目扩张、布局失衡的现象。

从实施情况看，一些社会资本没有处理好公共服务与提高效率的关系，为提高自身效率随意缩减服务项目和服务人群范围，导致服务质量不同程度地下降

⑺ 什么是公共服务管理模式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版设，发展教育、科权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
目前，公共服务管理模式主要五种模式：
（1）政府机构，如美国社会保障总署、新加坡公积金局；
（2）准政府机构，如中国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部分已参公管理）；
（3）非盈利民间机构，如美国蓝盾蓝十字协会；
（4）私营机构，如智利私营养老金公司；
（5）多元合作机构，如德国社会保险协会。

⑻ 公共服务领域PPP模式有哪四大突破

2016年10月1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财金[2016]90号，以下称“《通知》”），在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公平开展项目采购、规范项目实施、明确所有PPP项目均可“两招并一招”四个方面取得了突破。《通知》全文及解读如下：

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
财金[2016]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统筹推进公共服务领域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改革工作，提升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巩固和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力践行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继续坚持推广PPP模式“促改革、惠民生、稳增长”的定位，切实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要求，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从短期平衡向中长期平衡转变。要以改革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要以改革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和创造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PPP模式推广应用力度
在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可根据行业特点和成熟度，探索开展两个“强制”试点。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项目一般有现金流，市场化程度较高，PPP模式运用较为广泛，操作相对成熟，各地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在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对于有现金流、具备运营条件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鼓励尝试运用PPP模式，注重项目运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解读】
这是财政部首次以“强制”方式推广PPP模式。根据《通知》的要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两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建项目，要“强制”应用PPP模式；其他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要“强制”实施PPP模式识别论证。在“强制”的同时，对于垃圾处理、污水处理领域的PPP项目，中央财政将逐步减少并取消专项建设资金补助。这种资金支持的减少意味着，此类项目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收益情况将直接决定社会投资人是否能获得预期收益。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做好项目筛选工作；另一方面，社会投资人也要审慎进行调研，选择收益率可观、现金流稳定的项目进行投资。

三、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型企业，按同等标准、同等待遇参与PPP项目。要会同有关行业部门合理设定采购标准和条件，确保采购过程公平、公正、公开，不得以不合理的采购条件（包括设置过高或无关的资格条件，过高的保证金等）对潜在合作方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性待遇，着力激发和促进民间投资。对民营资本设置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的PPP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将不再安排资金和政策支持。
【解读】 PPP项目的投资体量大、运营周期长，各地政府在采购社会投资人时，考虑到民营资本的投资实力和运营能力，往往设置与项目无关或对项目而言过高的资格条件，以限制民营资本的介入。这显然与PPP模式的理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相悖，但因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机制，导致PPP项目中歧视民营资本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通知》的要求，如某一PPP项目被认定对民营资本设置了差别条款和歧视性条款，将不会获得财政资金。这对于那些项目收入主要或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的项目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这一要求将改变民营资本在PPP项目投资中的地位。然而，如何鉴别资格条件是否过高，无法参与项目投资的社会投资人如何寻求救济，仍需要财政部给出解答。四、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
在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的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各级财政部门要聚焦公共服务领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规定，确保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优先用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择优确定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要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在能源、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公共服务领域深化PPP改革工作，依托PPP综合信息平台，建立本地区PPP项目开发目录。
【解读】 究竟什么样的项目可以用PPP模式一直是各界争论的话题之一。由于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健全，导致滥用PPP模式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目的是严格项目立项条件，只有在当地政府财政能力允许，项目以PPP模式开展优于以其他模式开展时，才应当采用PPP模式。然而，部分政府为了达成投资目标，按照政策要求反向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致使这一评估系统成为一纸空文。按照《通知》的要求，PPP项目建设要切实防止无效投资和重复建设，严格区分公共服务项目和产业发展项目，这应当可以利用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来进行防范。此外，《通知》提出要在PPP领域引入目录机制，只有列入目录的项目才可进行开发，也有助于控制项目的过度开发。

五、着力规范推进项目实施
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论证项目合作周期、收费定价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框架和政府补贴等因素，科学设计PPP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充分体现“风险分担、收益共享、激励相容”的内涵特征，防止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方式承担过度支出责任，避免将当期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代替PPP项目中长期的支出责任，规避PPP相关评价论证程序，加剧地方政府财政债务风险隐患。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同履约管理，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政府支出责任与公共服务绩效挂钩。
【解读】
随着国家对PPP模式的大力推荐，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广应用。然而，部分地方仍存在对PPP模式认识不清，混淆PPP项目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情况，在未能对PPP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大推”、“强推”PPP项目落地，导致部分PPP项目变成了“拉长版BT”项目；甚至因项目前期论证不准确，发生项目落地难、推进难等问题。背离了PPP模式的精神，严重影响了社会投资人对PPP模式的信任。针对各地政府以固定回报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承诺吸引投资人的情况，《通知》明确指出此类承诺不受财政部认可，这提醒广大投资者在投资项目时，需要聚焦在项目本身，而非政府的承诺上。
PPP项目的合法合规性是项目能否实施的前提。随着国家对于PPP项目规范性要求的提高，势必会淘汰一部分不符合PPP模式的项目。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囿于财政困境，急于通过PPP模式解决财政压力，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便开展项目采购，这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埋下了隐患，也增加了社会投资人在项目中的风险。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通过审查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现政府未将项目纳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作为付费的前提条件，这可能导致项目付费无法列入财政预算。在本所律师与政府方的多次协调之下，成功将此条件列入PPP项目合同，避免了社会投资人的损失。
PPP项目的实施方案对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进而实现政府和社会投资人的预期目标。PPP模式涵盖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多个阶段，由于社会投资人不可能精通全部领域，无法把握可能存在的风险，导致在项目中的预期收益无法实现。在本所承办的某PPP项目中，因政府推动项目心切，社会投资人也急于投资，在项目的计费指标、回报机制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完成了项目的采购，导致双方意见不一，在项目磋商阶段遭遇较大阻碍，经本所律师多次提示项目风险，并参与项目磋商，最终拟定了双方均满意的解决方案。

六、充分发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
各级财政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按照“又快又实”、“能进能出”的原则，大力推动PPP示范项目规范实施。要积极为项目实施创造条件，加强示范项目定向辅导，指导项目单位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合理选择运作方式，择优选择社会资本，详细签订项目合同，加强项目实施监管，确保示范项目实施质量，充分发挥示范项目的引领性和带动性。要积极做好示范项目督导工作，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解读】 2016年10月13日，财政部公布了第三批示范项目名单。这对规范PPP项目，建立标准的、具备可行性的PPP模式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些示范项目更易落地、更具经济价值，也更能吸引金融机构的投资。与此同时，《通知》也表明：示范项目不是“铁饭碗”，要有进有退，对尚未完成签约，在一定期限内仍不具备签约条件的项目，将不再作为示范项目实施。

七、因地制宜完善管理制度机制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财政部PPP相关制度政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地区推广实施PPP模式的制度政策体系，细化对地市及县域地区的政策指导。要结合内部职能调整，进一步整合和加强专门力量，健全机构建设，并研究建立部门间的PPP协同管理机制，进一步梳理PPP相关工作的流程环节，明确管理职责，强调按制度管理、按程序办事。参考自MBA智库文档

⑼ 公共服务与社会化服务

（一）公共服务及供给

1.公共服务及分类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促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是我国改革与发展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迫切要求。在我国，公共服务有三种含义：一是国家是公共服务型国家，所以其所作所为都是提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所以其所作所为都是提供公共服务；三是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有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

根据公共服务的方式，公共服务可分为一般公共服务与具体公共服务。如果国家的性质与职能是为全体公民及其共同利益服务，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那么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不论其所从事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如何，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所有使用了国家公共权力和国家公共资源的社会过程都属于公共服务。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具体的公共服务则是依其内容和形式而定的。具体公共服务分为直接公共服务和间接公共服务。间接公共服务是指为满足公民及其被监护人（如未成年子女）生存、发展、生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某种间接需求而不是直接需求、使用了国家权力和国有资源的社会活动过程，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直接公共服务则是为满足公民生存、发展、生活以及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某种直接需求的、有国家权力、政府行为和国有资源介入的社会生产过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当谈到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主要任务之一是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的时候，就是指的这种直接公共服务。

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公共服务可分为基础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基础性公共服务是指那些公民及其组织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或者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有某种政府行为介入的基础性服务，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等；经济性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或生产活动所提供的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的生活、发展与娱乐等社会性直接需求提供的服务，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福利以及环境保护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的服务。

2.公共服务对象

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及其组织。公民的各种直接需求，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公民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表达了公民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公民的经济组织即各种形式营利性的企业，公民的社会组织即各种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这两种组织形式构成了民间的组织。政府为满足公民及其组织的直接需求所开展和介入的活动，即为公共服务。如果某政府机构是在为政府本身的需要而工作，其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那么就不属于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满足的是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在一个社会中，公民及其组织对服务的需求可以是无限的，但却并不能要求由公共服务去满足所有需求。公共服务只需保障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而其他部分的直接需求则由民间服务供给机制去决定。譬如，公共服务应该对每一个公民及其被监护人保证基础教育的供给和基本社会保障的供给，在此之外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可以由民间服务供给机制决定。也就是说，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或者穷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是公共服务的目标，富人则可以通过民间供给机制去满足其更多的或更高的需求。在一个社会中，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先事项安排是由该社会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社会经济体制以及发展战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3.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必须有政府介入，但却并不一定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与手段是多样的，其所依托的组织机构也是多种形式的。譬如，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可以是公共行政机构，即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是专门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等；也可以是具有公共性的民间服务组织。所谓公共性的民间组织，是指私人企业和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如非营利公共服务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私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特性是非政府，它们都不属于公共组织。但是，如果有了政府行为的某种介入，如政府通过特许经营、合同承包、无偿资助或者优惠贷款、共同投资等方式介入了民间组织的活动，那么这些私人和社会组织在保持其民间性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贯彻国家意志、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工具。在实现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最终责任，保障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绩效，但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却可以根据情况灵活选择和组合。

（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现实条件

在世界各国的公共服务改革过程中，公共服务社会化是一个较有共性的发展趋势。所谓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种非营利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内涵主要有：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政府不再作为唯一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更多地转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的效果取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服务与被监督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化方面进行了多样化尝试，并在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前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有利条件有以下几点。

1.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强，“第三部门”日渐壮大成熟，为公共管理社会化奠定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政府和社会组织体系之间开始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化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行政手段在弱化，社会渐渐从行政的一元化中分离出来，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发育、发展，它们正在逐渐成为民间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力量。社会关系分化速度加快，各种新的利益群体重新组合、构造，正寻找新的利益表达途径。广泛的社会参与要求已经动摇了 “单位”和 “部门”在某些领域中的特权。

2.政治体制改革为公共服务社会化创造了体制条件

通过改革，政府逐渐转变了管理方式，管理的触角正从微观管理领域收回而转向宏观管理领域，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单一管理为多元管理、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得公共服务社会化在管理制度层面上成为可能。

3.行政文化环境的演变为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了文化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精华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断整合、相互渗透，对公共行政系统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主、公平、效率、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已成为行政文化的主流。

⑽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