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缩小收入分配

㈢ 对缩小收入差距你认为哪些措施比较有效，或者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八点建议
1、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
3、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4、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5、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6、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7、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居民增加转移性收入。
8、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㈣ ！运用收入与分配的相关知识,就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捉出合理建议

（1）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增加居民收入，着重保护劳动所得，鼓励勤劳守法致富，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3）要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积极履行好 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4)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㈤ 怎么样利用财政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答案仅供参考！
政用于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手段主要有税收、转移性支付和公共支出。在财政的调节手段中，除了对教育的支出主要解决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用于支援农村的支出以及改进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支出有利于解决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外，其他大部分都属于对收入分配结果的调节。按市场经济理论，个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根据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来进行的，是符合效率要求的，但这种分配所造成的结果又可能是不公平的。这就需要政府采取财政税收手段进行再分配，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对收入分配的过程原则上不去介入或不予干预。目前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和分配秩序的混乱，如垄断部门的畸高收入和不合理的福利，由于各部门占有的资源不同而产生的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薪酬制度不合理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等。这些由于分配机制及分配秩序不规范所产生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仅凭财政税收对结果的调节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还有，财政税收是一种常规性的调节手段，是一种数量调节，它要求收入分配差距有明确的数量指标。而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处于一种高度的非规范状态。分配制度不完善和分配秩序的混乱带来收入分配不透明、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严重脱节以及存在多种灰色收入等问题。这必然给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调节造成一系列困难，不仅会降低财政再分配的效率，甚至出现“逆向调节”，反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态。比如，由于收入分配的不规范，政府很难分辨富人和穷人，使得旨在帮助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的经济适用房有相当部分被富人买走；而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落实低保对象的任务也往往只能交给居民委员会。这些问题表明，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收入分配不规范的前提下，不能对财政在利益调节方面的作用抱有过高期望。二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不规范影响了财政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处理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涉及收入分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我国除了税收外，社会保障、贫困救济、教育保障、住房保障等其他收入再分配的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二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仍存在不少问题。我国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上不匹配，现行的中央和地方财力、财权的划分是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确定的。总的来说，这种体制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的。但问题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对总体的公共服务职责分工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在财力、财权大部分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公共服务职责却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乃至基层政府层层下移，甚至于把一些本来是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也交由地方政府提供。以2005年为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2.3%，但中央财政支出只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25.9%，与此相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47.7%，却承担了全国总财政支出的74.1%。这种财权和事权分配倒置的状况，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在通过转移性支出和公共支出进行收入再分配方面力不从心，无法为城乡困难群体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政策性廉价住房等基本保障；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去关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严重不到位和缺位；地方政府为本地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不足，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中个人承担费用上涨太快，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如公用事业价格上涨问题），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扩大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三是税收制度不完善，影响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影响着税收调节作用的发挥。第一，税收体系结构存在缺陷。不同税种在收入分配调节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任何一个税种都难以单独承担调节收入分配的任务。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直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缩小个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对商品劳务征收的消费税是从可支配收入使用的角度来发挥作用的；财产税则通过调节财产的分布和积累来缓解分配不公，弥补所得税的不足；而社会保险税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为了完成收入再分配的任务，必须要有多个税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完善的税收体系，实行多种税、多次征、多层次调节。但目前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在我国基本上缺失，特别是缺少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税，导致现有的税收体系结构难以承担收入分配调节重任。第二，一些重要税种的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个人所得税除了收入分配不规范的影响外，其本身的制度设计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征税方法、税收扣除、税率设计等。就消费税的制度设计而言，消费税的税收负担落在消费方，对一般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征税，税收负担存在累退问题，是有悖于公平原则的。我国目前的消费税征税对象中包括了一些居民的一般消费品，如护肤护发品、啤酒、黄酒，其性质定位并不明确，影响了它对收入调节的作用。如果对生活必需品免税或仅对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由于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的消费者大多为高收入者，税收负担是由高收入者承担的，则可以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进行一定的调节。

田麦久就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立规范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利益调整必须有制度的规范，政府的职责在于建立一个规范的制度，以规范收入和财富初次分配的秩序。在此基础上，调整、完善财政税收制度，对收入和财富进行适度再分配，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过度。二是综合运用各项政策，促进收入和财富初次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是一个系统、综合的问题，发生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不是单靠某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所以，在注重利用财政税收手段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结果进行调节的同时，还要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进行调节。如增加教育投入，改进教育资源的配置，以促进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问题的解决；改进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政策，以促进收入分配过程公平问题的解决；完善产业结构转换政策，以促进由于经济结构不协调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解决；加快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以促进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解决等。三是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进一步改革和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集权和分权关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中，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分工和矛盾关系，加快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增强政府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同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公共服务问责体制，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有效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利益调整中的作用。

㈥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什么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㈦ 怎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核心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具体措施是：首先，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再次，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最后，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㈧ 如何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极大改善，逐步摆脱过去的落后状态。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出现明显差距，并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破了原有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通过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成功地起到了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的机制。正是这种机制持续地发挥作用从而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社会公平的明显失衡，以刺激劳动者劳动积极性来追求效率提高这一方法的作用正在逐渐消退，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这种矛盾深化表现在效率虽然提高，但是由于个体能力的不平等性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不平等，使人陷入了一个无力打破的窘迫局面，即在生产、商业、教育等方面，高成本的投入换来高收入，低成本的投入换来低收入这一恶性循环。久而久之，成本投入的不平等渐渐地取个人能力的不平等而代之，收入的多少不再由个人的能力大小决定，相反，能力的大小被可投入的成本多寡即收入的高低所决定。在这种异化了的链条形式下，人们逐渐感到不公平，从而开始期盼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因此，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上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收入分配不公平对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的一面。

城市喧嚣的证券交易大厅人头攒动，城市居民越来越倾向于把高收入所得的闲置资金用来投资，而不是用于拉动日常消费；幽静的乡村依然淳朴，乡村居民因为收入低而没有多余资金也无法拉动日常消费。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给经济的高效发展带来阻力。
因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范围内的普遍公平成为人们追求继续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目标的根本前提。
不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以此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辨证统一，是不可能按照经济规律自身独立演化的秩序来完成的。世界上所有改变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国家，没有哪一个是在经济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特殊的国情决定我们更不能寄希望于经济的自发演进，或者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收入分配差距自然会最终缩小，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因此，探索一条建立在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基础之上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之路，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当效率与公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定会提出辩证统一的要求，这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会内在地要求与建立在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这一基础上的公平相统一。而经济增长自身又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自由调节收入分配使其均等化的机制。因此，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能动性，以有效的宏观调控来调整收入分配，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最主要途径。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国家调控收入分配决不是要搞平均主义，倒退回改革开放之前的分配形式。也就是说，国家在调控收入分配时必须以不损害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界限，以不制约劳动者的主体性为界限。因此，收入分配还是要适当地拉开一定的差距。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国家调控收入分配虽然以缩小目前的收入明显差距为目标，但是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一定要建立起一种以社会普遍公平的复归为主要手段、最终促进效率增长的有效机制。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通过国家调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因为，目前的收入差距既严重地影响着社会公平，同时也成为影响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国家要从关注社会贫困群体，建立和完善社会的各种保障制度，加快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增长等多方面入手，力争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所缩小。

㈨ 关于缩小收入差距我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措施一：完善个税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总体上，我国的税收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其调节个体收入差距的功能则未得到有效发挥，这可以集中地反映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由于个人所得税直接对个人的财产收入征税，而所有的社会财富分配最终都体现为个人收入的分配，因而个税制度对于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具有直接而显著的效果。但是，我国税收制度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严重削弱了个人所得税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过于依赖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而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如在2009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仅占6.6%；另一方面，个税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我国一方面应优化税制结构，在总体税负不加重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同时，应推动《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科学合理地选择课税单位，实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课征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转变，合理设计税率、调整税率级距，以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措施二：推动消费税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费支出消费税是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征收的，而应税消费品的购买者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即相当的收入水平。因此，消费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节社会分配的不公，并且部分弥补个人所得税对灰色、黑色等不法收入失灵的不足。但我国当前的消费税征税范围较小，税率结构不合理，并且采用价内税的征收方式，制约了消费税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此，我国应研究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对娱乐消费、高档服装、境外旅游、豪华游艇、高档别墅等消费项目，可以考虑纳入征税范围之内；对于奢侈品消费，可以适当提高税率；而在征收方式上，宜将当前较为隐蔽的价内征收改革为价外征收，以提高其征收效果。措施三：适时开征物业税，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作为大宗财产的房屋一般是个人财产的“大头”，对房产的占有情况往往也体现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因此，对房产征税乃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对个人住房尤其是高档住房、多套住房，对其持有环节开征物业税，可以加大投机购房的“炒房客”持有房屋的成本，从而抑制投机性购房，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过快上涨，使一般民众能够买得起住房，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措施四：研究征收遗产税，避免财富过度集中遗产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又一利器，它的合理征收，可以有效实现“劫富济贫”的目的，防止财富通过代际积累不断集中。据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其主要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者。我国于2004年曾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但其争议较大，立法进展比较缓慢。鉴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批“富豪”级的高收入者，我国应加快研究开征遗产税。财政支出二次分配中共享社会财富措施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要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就需要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多做文章。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在财政支出安排上应把“三农”投入作为重中之重，特别应对农村人口占比多的地区加大财政投入；继续改进和完善有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和财税法律制度，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振兴等方面的财税政策和财力支持力度。措施六：加强城乡扶贫工作，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与否的一个直接体现。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9年我国尚有2.1亿、约15.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未来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加大扶贫投入。为此，需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提高种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用机器补贴和家电购买等方面的补贴水平，扩大实施补贴项目的范围；继续扩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标准。措施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要缓解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就需要我们着力解决广大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并随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就当前而言，在财政支出安排上要重点解决好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防止“因病返贫”、“因住返贫”“因学返贫”问题。相应地，还需要从严控制行政机关成本，减少和规范会议经费、人员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方面的开支，加强对行政公费的审计监督，防止一般性行政开支膨胀和浪费，进而把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进内需方面。措施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当前我国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上事业上的投入亦显不足，这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作用的发挥。如在2009年，社会保障支出在我国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仅为7.5%，而美国超过三成，德国则超过五成，相形之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就暴露无疑。为了有效缓解贫富差距、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制度在弥补市场分配存在的不足、维护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投入。措施九：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结构中，中央政府集中了主要的财力，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则显得捉襟见肘。中央政府、省级政府财力的充沛对于在调剂余缺、实现调控本来是一件益事，但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转移支付秩序不够规范，反而形成了财力上“层层向上集中、层层对下截留”的效果，以至于“省市有钱修广场、县乡无钱建小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使得财政在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鉴于此，我们应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力度，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首先，中国可以给所有公民创造的经济机会。进一步放宽户口制度，给农村人口机会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从长远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给流动人口提供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服务，可以加快人口的流动。在一定时期内，对接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城市给予政策支持是值得考虑的政策。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也非常有用。第二，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扩大目前仅限于城市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可以改善所有人获得基础医疗服务的境况。也可以考虑在农村地区推广医疗保险，中央财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励的人加入这一计划。第三，建立更有针对性、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能防止贫困，还能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仍需改进低保对象的确定，目前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农村低保政策，农村低保只能完全依靠地方资源。由于中国高度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于获得更加公平的服务至关重要。总体上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22％，有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所有公民获得基本服务。但是，这些资源在全国的分布不均。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对最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便如此，贫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中国最富有省份的人均支出是最贫穷省份的8倍，省以下的差距也不断扩大。缩小差距并保证重新被分配的财政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是“十一五”期间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应该考虑为大部分人直接提供收入支持的政策的可持续性。例如，最近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国应对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加以细致的设计和定位，使保障体系有足够的和可持续的资金，并鼓励人们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应避免“贫困边缘”群体最终比贫困群体更穷的境况，因为贫困群体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照顾，避免这样的贫困陷阱对鼓励贫困群体就业是非常重要的。据《财经时报》报道

㈩ 政府公平收入分配的财政政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发展农村经济，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

2．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

3．运用财政政策，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2．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

3．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0)基本公共服务缩小收入分配扩展阅读：

财政政策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制约。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有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政府支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政府购买，指的是政府在物品和劳务上的花费——购买坦克、修建道路、支付法官的薪水、等等，其次是政府转移支付，以提高某些群体（如老人或失业者）的收入。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整体经济。首先，税收影响人们的收入。此外，税收还能影响物品和生产要素，因而也能影响激励机制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