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社会公共服务是干什么的
社会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社会福利等。
『贰』 公共服务与社会化服务
（一）公共服务及供给
1.公共服务及分类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促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是我国改革与发展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迫切要求。在我国，公共服务有三种含义：一是国家是公共服务型国家，所以其所作所为都是提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所以其所作所为都是提供公共服务；三是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有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
根据公共服务的方式，公共服务可分为一般公共服务与具体公共服务。如果国家的性质与职能是为全体公民及其共同利益服务，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那么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不论其所从事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如何，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所有使用了国家公共权力和国家公共资源的社会过程都属于公共服务。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具体的公共服务则是依其内容和形式而定的。具体公共服务分为直接公共服务和间接公共服务。间接公共服务是指为满足公民及其被监护人（如未成年子女）生存、发展、生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某种间接需求而不是直接需求、使用了国家权力和国有资源的社会活动过程，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直接公共服务则是为满足公民生存、发展、生活以及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某种直接需求的、有国家权力、政府行为和国有资源介入的社会生产过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当谈到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主要任务之一是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的时候，就是指的这种直接公共服务。
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公共服务可分为基础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基础性公共服务是指那些公民及其组织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或者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有某种政府行为介入的基础性服务，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等；经济性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或生产活动所提供的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的生活、发展与娱乐等社会性直接需求提供的服务，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福利以及环境保护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的服务。
2.公共服务对象
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及其组织。公民的各种直接需求，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公民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表达了公民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公民的经济组织即各种形式营利性的企业，公民的社会组织即各种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这两种组织形式构成了民间的组织。政府为满足公民及其组织的直接需求所开展和介入的活动，即为公共服务。如果某政府机构是在为政府本身的需要而工作，其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那么就不属于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满足的是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在一个社会中，公民及其组织对服务的需求可以是无限的，但却并不能要求由公共服务去满足所有需求。公共服务只需保障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而其他部分的直接需求则由民间服务供给机制去决定。譬如，公共服务应该对每一个公民及其被监护人保证基础教育的供给和基本社会保障的供给，在此之外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可以由民间服务供给机制决定。也就是说，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或者穷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是公共服务的目标，富人则可以通过民间供给机制去满足其更多的或更高的需求。在一个社会中，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先事项安排是由该社会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社会经济体制以及发展战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3.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必须有政府介入，但却并不一定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与手段是多样的，其所依托的组织机构也是多种形式的。譬如，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可以是公共行政机构，即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是专门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等；也可以是具有公共性的民间服务组织。所谓公共性的民间组织，是指私人企业和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如非营利公共服务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私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特性是非政府，它们都不属于公共组织。但是，如果有了政府行为的某种介入，如政府通过特许经营、合同承包、无偿资助或者优惠贷款、共同投资等方式介入了民间组织的活动，那么这些私人和社会组织在保持其民间性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贯彻国家意志、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工具。在实现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最终责任，保障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绩效，但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却可以根据情况灵活选择和组合。
（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现实条件
在世界各国的公共服务改革过程中，公共服务社会化是一个较有共性的发展趋势。所谓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种非营利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内涵主要有：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政府不再作为唯一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更多地转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的效果取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服务与被监督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化方面进行了多样化尝试，并在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前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有利条件有以下几点。
1.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强，“第三部门”日渐壮大成熟，为公共管理社会化奠定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政府和社会组织体系之间开始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化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行政手段在弱化，社会渐渐从行政的一元化中分离出来，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发育、发展，它们正在逐渐成为民间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力量。社会关系分化速度加快，各种新的利益群体重新组合、构造，正寻找新的利益表达途径。广泛的社会参与要求已经动摇了 “单位”和 “部门”在某些领域中的特权。
2.政治体制改革为公共服务社会化创造了体制条件
通过改革，政府逐渐转变了管理方式，管理的触角正从微观管理领域收回而转向宏观管理领域，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单一管理为多元管理、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得公共服务社会化在管理制度层面上成为可能。
3.行政文化环境的演变为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了文化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精华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断整合、相互渗透，对公共行政系统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主、公平、效率、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已成为行政文化的主流。
『叁』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区别
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内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容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这既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要求，也是协调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必要前提。社会管理主要是以行政强制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约束，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
管理与服务，一面与两面。公共服务的目的为了社会管理而好管理。
『肆』 “社会公共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社会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专活动直接需要所属提供的服务。
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社会福利等。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
『伍』 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有什么区别
1、社复会保障体系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制而制定的社会保险、救助、补贴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作用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
2、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基本上都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等公共产品和公用设施建设，还包括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社会就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设。
3、由此可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范围更广，它包含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只是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4、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为补充的供给主体，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而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有关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机制、服务政策等的制度安排。
5、最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建立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对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服务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陆』 公共服务机构包含哪些啊
社会公共服务复机构包制括教育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
主要有政府机构、医院、学校、邮局、研究机构、文化宫文化馆、体育馆影院、工会、社会保健救助慈善机构如福利院孤儿院救助站、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职业协会和商业协会以及许多其他机构。
广义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还包括供电、供水、供气等部门
『柒』 社会公共服务这种很赚钱吗
不一定。。。。
『捌』 黄岛区社会劳动保障局在哪坐几路车能到
黄岛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长江中路369号。 临近公交站： 区政府(开发区)站，开发区18路,开发区22路,开发区2路,开发区3路。 黄岛区政府站，黄岛1路,黄岛26路,黄岛30路,开发区4b路,开发区4路,隧道3路。 区政府站，22路。 问题已解决记的采纳。
『玖』 黄岛区社会治理手机客户端如何下载
治理、社会治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真问题。人们对于治理，尤其是社会治理这个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比较迟于或少于对“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而且政界对于治理、社会治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要大大迟于学界。所谓政界关注治理、社会治理问题，是以2013 年11 月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的。目前，人们对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盛况空前，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洋洋大观。然而，这些成果总体说来至少存在两个方面偏向：其一，对治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比较停留在“碎片化”层面，尚缺乏总体性的升华；其二，对治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比较侧重于“治道”而较少从“政道”着眼或着手。比如说，注意到了创新性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注意到了政府治理问题；注意到了把“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明确了由“管理”到“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更深刻的含义，更丰富的内容，更明确的要求，等等。笔者以为这些认识不可缺少，但只是初步的，还有待提高。我们应当在对我国社会特质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从正确处理政道与治道相统一的高度，从着眼于把“共同治理”升华为“相互治理”的高度来关注和研究社会治理问题。 一、多质态社会与社会治理 一般生活的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一种社会都是需要治理的。可问题往往不在于要不要治理或为什么要治理，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治理或怎样治理。要什么样的治理或怎样治理，通常也不是由治理者或治理组织所能决定的，能够决定一种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或怎样治理的，归根结底是该社会自身，即社会治理是由社会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治理。进一步说，一定社会所决定的一定的社会治理又直接决定着该社会的存续状态甚至发展前途和命运，这里根本问题还是在于“社会决定”。我国的社会治理是由我国的社会情境或“社情”决定的。因此，比较全面地认识我国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及其状态，就成为我国能否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前提。 目前，对我国社会的认识比较集中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处于并继续处于社会转型期，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正处于并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种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主要是指他们都直接面对我国的社会现实，对其本质给予一定程度的揭示和认知；其区别主要是指他们从各自的侧面对我国社会现实给予本质的探索，不具有同质性或趋同性。作为自成体系的理论，它们能够单独成立，但都不能直接用来作为指导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理论支撑，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如，前一种观点对我国社会实现何种现代化，尤其是对我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给予清晰而又正确的回答；后一种观点则对我国社会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非社会主义问题，尚未给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更为坦率的理论阐明。因此，这两种观点还需要在民主、自由、平等基础上对话、互动，互助包容从而不断创新。为着创新社会治理，我们必须首先在认知我国的“社会”特质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 经过近20 年的初步研究，笔者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特质主要持有的基本观点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基本原理，根据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我国的社会是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定向的社会，现正处在并还将长期处在“后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这是一种多质态社会亦即各种主义、价值并存的社会。在社会治理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才能保障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我的这些体认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国的社会治理至少要涉及到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人类社会治理。我国的社会治理不仅限于“社会”。这里的社会主要是相对于“自然”而言，不限于狭义的社会。一方面，社会治理的最大空间是基于“天人合一”理念，着眼于环境友好、生态文明建设，处理好社会治理与自然治理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治理也是基于广义的社会治理，不限于具象层面的、为治理而治理的具体社会事务的治理。换言之，就是要积极处理好广义社会治理与狭义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 其二，全球社会治理。我国的社会治理不限于国家(内) 社会。如果说基于天人合一理念的社会治理是基于构建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不限于一国层面的社会治理，就是着眼于全球化视阈中的全球社会治理，即基于世界眼光，积极处理好国家( 内) 社会治理与国际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 其三，国家社会治理。我国的社会治理首先应该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社会先在于并孕育了国家。社会治理先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产生于社会治理并最终回归于社会治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换位思考，在谋求国家统一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中，要积极处理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 其四，区域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区域社会特色。我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的差异，沿海、东、中、西部社会梯度发展极不平衡。我国的社会治理应当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区域社会的区情、社情出发，遵循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分工协作，谋求区域社会有效治理。既要强调守土有责，谋福一方，又要防止和克服区域社会治理中的负外部性及邻避现象，并且积极处理好区域社会治理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 其五，领域社会治理。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由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社会等子社会系统构成。社会治理是由经济社会治理、政治社会治理、文化社会治理等有机构成。各子系统的社会治理各有其相应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及其规律，并呈现出轻、重、缓、急等不同情形。不同领域的社会治理互为条件、互为目的，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分工协调，积极处理好总体社会治理与领域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 其六，基层(社区) 社会治理(自治)。社会治理除了应该分区域、分领域治理外，还应该分层次或层级治理。相比较而言，目前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比较集中在社区(农村社区、城市社区、转型社区等)层面的社会治理，这是应该的和必须的。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美花朵开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不好，地动山摇。但是，除了基层社会以外，还有中层社会、高层社会。各层次的社会治理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在整个社会治理系统中，也应当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积极处理好不同层次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 以上各种社会治理的情形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因而在具体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中，都应当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此外，还有实体社会治理、虚拟社会治理，等等。其中，虚拟社会亦即时空实体社会交织的网络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个对现实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的虚拟社会已经形成，它极大地推进了全球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发展与进步，但也带来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问题。这势必要求世人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积极处理好实体社会治理与虚拟社会治理的关系。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最为关键、核心的概念或关键词是“全面深化改革”。从特定意义上说，这一核心概念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种表达法，它宣告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时期的到来。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新时期，主要是指以《决定》为标志，我们开始“啃政治体制的硬骨头”时期。我之所以有如此感悟，主要基于两点体认。 从“全面深化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看，因政治现象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没有哪项改革是与政治及政治体制不发生关系和联系的。人们一般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此后，我国的改革之路是“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或“重”经济体制改革，“轻”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说来是“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甚至认为党的十三大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倒退”的。对此，学术界当然有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改革开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郑重或审慎的做法应当分轻、重、缓、急。笔者以为，我国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启的，解放思想究其实质是一场“思想改革”；我国的整个改革是以思想改革先行的，尔后才有其他改革跟进。根据列宁关于“经济方面的政治”的思想，我们应当用有别于“传统政治”或“西方政治”的“新政治观”来关注、考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结合《决定》的基本精神，笔者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解是：所谓“全面”是相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比较不全面或不那么全面而言的，侧重于改革的高度、广度；所谓“深化”是相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比较不深化或不那么深化而言的，侧重于改革的高度、深度。而且，从改革的比较不全面、不那么全面到全面，也是一种“深化”；从改革的比较不深化或不那么深化到深化，也是一种“全面”。根据《决定》精神，所谓全面深化改革，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的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政党体制(党的建设制度)。其中，全面深化既体现在“六大体制际”横向之间的全面和深化，又体现在每一大体制自身内部纵向的全面和深化。比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公有制、国资、国企改革，既是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新的起点，又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新的起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六大体制改革中的政治体制、党的建设制度，首先应该是属于政治、政治体制的，但是它们的有效改革和建设具有鲜明的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生态性意义，甚至它们的改革是否有效或建设能否成功，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的改革是否有效和能否成功；第二，六大体制改革中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应该是分别属于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生态性的，但是它们的有效性改革和建设也同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意义，甚至它们的改革是否有效或成功，直接关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有效、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是否有效与成功。由此可见，全面深化六大体制改革，所谋求构建的是一种当代中国长治久安的命运共同体！ 从“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看，由于社会是人们各种治理行为过程的“载体”或“底盘”，因而没有哪项政治及政治体制改革是与社会治理不发生关系和联系的。《决定》中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治理”即：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并明确指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究其本质而言，“三个治理”都同国家体制、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关于国家治理，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突出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注重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当然突出了全局性的政治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作用和决定意义。关于政府治理，《决定》强调了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等问题。基于政治与行政、政府与政治的关系(政府一定是政治的，政治的不一定是政府的)，政府治理是离不开政治及政治(政府) 体制改革的。关于社会治理，《决定》强调了社会治理创新，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治理即社会体制改革，应当凸显社会性，而社会性亦即人民性，人民具有至上性，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是我国社会治理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社会治理是以国家和政府治理为前提的，其间，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问题，因而社会治理创新必会指向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这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普遍联系、辩证发展着的。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国家及政府关系的一般原理，唯物又辩证地处理好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 三、政道与治道统一中的社会治理 一般说来，不同的文明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国家和政府，会有不同性质的治理，但是不管什么性质的治理，都应当在总体上体现政道与治道的统一。政道决定治道，有什么样的政道就有什么样的治道，而治道体现政道，为政道服务———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也难免出现短暂的治道偏离政道的情形。此外，无论是政道还是治道都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或发展而发生变革。 所谓“政道”，是指相应的政治、政权或政治制度，主要回答和解决为谁、为什么人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政道就是为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政道就是为人( 民)、为社会。所谓“治道”是指相应的吏治、治权，即组织政府和管理机构，处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主要回答如何为谁、如何为什么人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传统的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极权政府、封闭政府等。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即为治道变革。我国的治理不仅体现着治道的变迁，而且更体现着政道的变革。《决定》中阐述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党治理、军队治理、民族区域治理、多元治理、司法治理、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综合治理等等，都是为着或围绕着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基本社会制度等进行和的，充分体现了我国政道与治道的有机统一。如果偏离政道，一味追求所谓治道的变革，为了治理而治理，势必会走上老路或邪路。然而，全部的问题可能在于：如何确保我国政道的选择和坚守符合国情实际，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怎样提高这种符合的程度。 在此基础上，就其中的社会治理而言，政界和学界已经有很多思考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魏礼群提出，我国的社会治理要在社会治理理念、主体、方式、体系、制度、机制和能力等七个方面创新，要着力把握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和全民德治等五个关键环节。对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初步研究，主要侧重于政道问题上的政治主体与治道问题上的治理主体的“二合为一”，认为我国的社会治理事实上经历着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过程。治理社会主要体现为党、国家和政府的“三位一体”的独家治理或“独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治理社会的局面已大有改观，由治理社会开始转变为社会治理，由独家治理发展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 这里的合作、协同、共同治理的“共治”，主要是针对具体的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服务等各主体参与者的共同治理，尚未涉及到各参与主体(际)之间的治理问题，或者说只是体现治道的“共治”，尚未真正体现政道的“共治”。相对于治道的共治而言，政道的治理应当称为“互治”。因此，早在2002 年，笔者提出和论证了“官民互治”问题。“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不仅要成长为自治、自理的政治主体，还要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治党、治国、治政府或治官的政治主体。一项基本原理是：治理者必须首先接受治理。哪有不接受社会( 人民、公民) 治理的治理者？ 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种“互治”已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初见端倪，也必将成为我国未来理想的社会治理前景。
『拾』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哪些内容啊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福利体系等。
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为补充的供给主体，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而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有关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机制、服务政策等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建立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对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服务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http://ke..com/link?url=iHbShCGK_7UV4WnQRvWiufJRa-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