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特征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前，为有效解决公共服务领域中存在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的现状，近年来我国也开始迈出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改革步伐。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公共领域开始逐步引入竞争机制，部分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合同出租也开始进入道路清理、后勤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维护等边缘性服务领域。这些改革较好地改善了公共服务，满足了公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虽已初见端倪，但市场化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概括起来，建立和健全公共服务市场体系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相关制度不健全。观念上存在偏差。
我国许多重要的社会指标都从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跃升到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表明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处于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政府社会支出不断增加；我国社会救助水平近年来有飞速发展；我国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基本确立，并已覆盖大部分城镇职工；我国政府扶贫政策的成就显著；我国在改革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如推进社会事业社会化、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加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培育发展民间组织等迈出了较大步伐；危机管理得到加强。近些年，我国各级政府还加快了对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改革步伐，在社会实践中创新了许多有益的做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指标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升到了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诸如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指标都不同程度地优于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断增加，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迅速提高；社会救助水平近年来迅速发展，经过多次改革，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强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突出成效。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还较低，体制还不健全，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迫切要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要。
㈡ 为什么绩效管理成为当代政府改革的新潮流
一、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论背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民众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强与政府的软弱无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与政治冲突并存;经济上，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社会方面，吸毒、犯罪、失业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在这些问题面前几乎束手无策，社会整合程度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呼求人们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反思，要求政府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重大调整。豍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和模式应运而生。它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引入公共部门，通过组织与管理的再造来提升政府的服务品质，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 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府改革运动，并将其作为行政革新的主导性思想之一。哈佛大学的卡马克对世界上123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研究发现，80%的国家进行了公共管理改革，如表所示: 表1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 如上可见，新公共管理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及到其他西方国家。 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 (一)西方政府体制内的改革实践 1.转变政府职能，决策与执行分开。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的影响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8年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几步》改革方案，到1995年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执行机构已经达到97个，在执行机构工作的公务员已经达到27.7万人。竖荷兰中央政府于1990年发起了“大效率”的改革，促使政府执行事务进一步自主化。与欧洲国家相比较，新西兰执行机构化的改革较为彻底且成效显著。机构改革后，新西兰中央政府有17个政策部、11个提供服务的部门，还有3个部门兼有政策和服务两种职能。豏 2.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公务员制度。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对传统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调整文官的管理机构、削减管理人员，废除不必要的管理法规、放松管制及改革职位分类制度和工资制度等。1979年上台执政的撒切尔夫人对文官制度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文官队伍，向非特权化方向发展。总之，西方各国政府在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目上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英国中央机关公务员1979年为75.2万人，到1974年减到53.3万人;新西兰由1984年的8.8万人，减到1998年的3.3万人;澳大利亚从1990年至1997年，公务员减少25.7万人;美国从1993年至2000年联邦政府裁员27万余人。丰此外，为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回应性，各国也相应设置了公务员系列。1981年加拿大设立了高级公务员之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设立了高级公务员系列，英国于1996年也创立了高级公务员的组织层次。 3.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放松规制是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成为西方各国所倡导的行政改革的主题之一。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以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为基本取向的内部管理改革运动。1998年3月，美国各联邦机构删除了大约64万页的内部规制，删除了大量联邦规制，缩小了审批事项的管理范围。日本政府从1977-1994年进行了十多次大小不等的放松规制的改革，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澳大利亚政府于1985年在放松规制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下放审批权限;废除失效的、过时的审批条例;明确界定不同行政层级的条例审批权限。 4.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分权与权力下放。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1982年法国进行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大调整，这一改革主要内容集中于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如1984年转交了交通运输、社会活动和司法等方面的权限，1985年转交了教育、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的权限。豑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分权的力度。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执政时期，推行分权化改革，实行“新联邦主义”，并公开宣布将权力、资金和责任转向人民。 5.借鉴和引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新西兰在1988年开始推行“政府部门法案”为蓝本的改革;加拿大于1990年发表题为“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的政府改革指导性纲领;美国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这些改革都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即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豒 (二)西方政府体制外的改革实践 1.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营建政企间的伙伴关系。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调整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说，调整政企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推行私有化、公私合作等形式。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在调整经济政策、民营化、公共服务承包等为内容的政府改革时，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形式，并鼓励公私竞争。1979年美国联邦政府新政部门用于向承包商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是230亿美元，到1989年则为480亿美元。豓 2.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倡导的“再造政府”运动的原则，就是建立“社区服务”，即授权社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相关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与参与权，扩大社区在提供服务与管理上的作用。此外，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它在弥补市场失灵及政府能力不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市场化推进了社区、非营利性机构在参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促使政府角色由“划桨”转向“掌舵”。 3.密切政府与公众的联系，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以顾客驱动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以满足社会公民多样化的需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提出了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梅杰政府时期进一步提出“顾客导向”的观点，并以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展了“重塑政府运动”，提出了“顾客导向”的原则，并力求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也都相应提出了“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 三、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浪潮，这股浪潮最终演变为一种国际性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调整政府职能结构，最大限度发挥和提升政府能力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愿景。理论思想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给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推行政府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理论思想的酝酿成熟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府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借鉴和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树立以人为本、顾客至上的执政理念。 2.强化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府顺利实施改革的保障。我国是一个法治化国家，众所周知，法治化之下的政府权力是有限权力。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这样认为，公共权力具有对价值的稀缺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功能。然而，我国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的公共权力“实质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来自于政府，但直接决定谁享有公共利益的则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艳从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纷纷推出了相关法律作为推行改革的保障，在法律的护航下，西方政府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为依托。 3.重组流程，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是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企业家型政府”，西方政府在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就管理方式上而言，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对政府管理方式进行重新整合即政务流程再造，电子政务的推行则是提高效率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管理领域的一种新趋势。因此，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应积极推行电子政务，通过服务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 4.找准定位，转变职能。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转变行政职能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改革逐渐对政府进行了角色的重新定位，放松政府管制。比如英、美、法日、瑞典等国政府陆续放松了对航空、铁路、能源、电信、银行等行业的管制，实行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寻求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均衡点。我国在政府改革过程中也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将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场去做，政府要无为而治;将那些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事情，政府应有所作为，要建立起多元互补机制。
㈢ 谁能提供些国内外比较有名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定义
公共服务市场化" 英文对照
public service marketization; public services marketization;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市场化"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1、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通过租赁、合同、承包、采购、招标等方式,把原来由政府包揽的部分公共事务和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民营化和市场化,由市场企业主体、中介组织、公民个人通过竞争来提供
文献来源：文宏; 卓黎黎;论中国行政改革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方向，行政与法, 2005年 05期
2、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打破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的局面,通过市场化运作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和企业,即让其他公共机构、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
文献来源 ：席小瑾; 梁劲锐;论我国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年 03期
3、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
文献来源 ：陈振海; 杨恺杰;，美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党政论坛, 2004年 03期
4、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利用市场标准、借助市场资本去配置、提供公共资源,并利用市场标准去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的效率
文献来源：吴静. 论公共服务市场化中政府的定位[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4,(04)
㈣ 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出发，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机制，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报告《城域开放众创空间：创新2.0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新路径》提出，开展基于创新2.0的开放众创和智慧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政府2.0的服务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还以共享单车、导航软件应用等案例为加快政府2.0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建设智慧社会进行了论述。
政府2.0通过开放数据推动各方参与众创可以更好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比如高德、网络等商业导航移动应用，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应用开发和众多司机智能手机导航应用，在整个城市空间创新了基于实时交通流量数据的交通社会化参与调控模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又如让绿色出行回归城市的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正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企业、社会、政府共同参与众创共治解决城市难题，不仅是一个商业创新、更是一个社会创新，也是“五位一体”智慧城管服务转型的生动诠释，更是创新2.0时代群众路线的新探索，新网络、新数据环境下依托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构建智慧社会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一个典型样本。
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务、相关制度与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人流密集地塞满了共享单车等问题。这不是共享单车的错，也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需要面向创新2.0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我们需要思考，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是否还存在不足与错位，城市是为车而建还是为人而生，交通疏堵关键在“堵”与“限”还是在服务与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为本，为人行、骑行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足够空间，政府是否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们如何基于创新2.0推进开放众创、社会共治，让城市出行与交往空间更加美好？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务转型。众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众创发展中去持续解决，在创新2.0时代技术、社会以及管理与制度的互动中去解决，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众创和共治去解决，如同共享单车这样的众创所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过程中，公共服务与制度供给的完善、社会治理的精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也绝非一日之功。推动以社会为舞台的开放众创，需要构建面向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政府在其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实现面向创新2.0的政府2.0服务转型。创新2.0时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者、创新生态赋能者、智慧社会培育者。
㈤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处理好哪几个重要关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两个方面。简政放权，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加强管理和服务，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转变政府职能，只有把不该管的放下，才能合理取舍，集中力量，有的放矢，把该管的管到家。在强调简政放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并非万能，缺乏监管的市场会出现种种“病态”；社会组织也并非力量无限，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大事、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管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恰恰是政府应当尽责之处，不能一放了之，当“甩手掌柜”。为此，《决定》指出，“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通过加强政府管理服务职能，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决定》指出，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中央政府在发展趋势研判，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经济与社会、各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必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不能撒手不管，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地方、基层和社会组织切实接住、管好。
《决定》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层次也不一样，政府服务事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中央放给市场的权力接转放开，把中央下放给地方的职能接好管好，把本级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放到位，把地方该管的事情管起来、管到位。
处理好“瘦身”与“强身”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级地方政府都应狠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将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适应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人员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应深入把握权力运行基本规律，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保障，促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力，按照职责、权力、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该强化的强化，该分解的分解，该限制的限制，该下放的下放，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等问题发生。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听证咨询、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规范运行流程，提升执行刚性。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权利制约权力”的倒逼机制。
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现代化，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有效宏观调节较少；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较多，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节较少；各项职能大包大揽的多，转移外包出去的少。这不仅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切实予以纠正和改变。
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变革的方向，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导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着重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节，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手段的协同配合，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社会共同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鼓励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决定》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改革创新是法治进步的实践基础，法治是推进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内部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过错和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对在法律框架和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的改革事项，应精心谋划、积极推进；对法律法规不允许、工作中又确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国家事权的，要申请国家授权试点，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积累经验。实践证明，有益可行的，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全国推行，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法律变革。应出台制度办法，在法律框架内为改革“试错”护航，保障改革者披荆棘、闯雷阵、涉险滩，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㈥ 当代法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论背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民众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强与政府的软弱无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与政治冲突并存;经济上，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社会方面，吸毒、犯罪、失业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在这些问题面前几乎束手无策，社会整合程度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呼求人们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反思，要求政府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重大调整。豍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和模式应运而生。它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引入公共部门，通过组织与管理的再造来提升政府的服务品质，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
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府改革运动，并将其作为行政革新的主导性思想之一。哈佛大学的卡马克对世界上123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研究发现，80%的国家进行了公共管理改革，如表所示:
表1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
如上可见，新公共管理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及到其他西方国家。
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
(一)西方政府体制内的改革实践
1.转变政府职能，决策与执行分开。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的影响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8年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几步》改革方案，到1995年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执行机构已经达到97个，在执行机构工作的公务员已经达到27.7万人。竖荷兰中央政府于1990年发起了“大效率”的改革，促使政府执行事务进一步自主化。与欧洲国家相比较，新西兰执行机构化的改革较为彻底且成效显著。机构改革后，新西兰中央政府有17个政策部、11个提供服务的部门，还有3个部门兼有政策和服务两种职能。豏
2.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公务员制度。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对传统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调整文官的管理机构、削减管理人员，废除不必要的管理法规、放松管制及改革职位分类制度和工资制度等。1979年上台执政的撒切尔夫人对文官制度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文官队伍，向非特权化方向发展。总之，西方各国政府在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目上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英国中央机关公务员1979年为75.2万人，到1974年减到53.3万人;新西兰由1984年的8.8万人，减到1998年的3.3万人;澳大利亚从1990年至1997年，公务员减少25.7万人;美国从1993年至2000年联邦政府裁员27万余人。丰此外，为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回应性，各国也相应设置了公务员系列。1981年加拿大设立了高级公务员之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设立了高级公务员系列，英国于1996年也创立了高级公务员的组织层次。
3.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放松规制是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成为西方各国所倡导的行政改革的主题之一。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以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为基本取向的内部管理改革运动。1998年3月，美国各联邦机构删除了大约64万页的内部规制，删除了大量联邦规制，缩小了审批事项的管理范围。日本政府从1977-1994年进行了十多次大小不等的放松规制的改革，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澳大利亚政府于1985年在放松规制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下放审批权限;废除失效的、过时的审批条例;明确界定不同行政层级的条例审批权限。
4.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分权与权力下放。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1982年法国进行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大调整，这一改革主要内容集中于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如1984年转交了交通运输、社会活动和司法等方面的权限，1985年转交了教育、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的权限。豑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分权的力度。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执政时期，推行分权化改革，实行“新联邦主义”，并公开宣布将权力、资金和责任转向人民。
5.借鉴和引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新西兰在1988年开始推行“政府部门法案”为蓝本的改革;加拿大于1990年发表题为“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的政府改革指导性纲领;美国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这些改革都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即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豒
(二)西方政府体制外的改革实践
1.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营建政企间的伙伴关系。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调整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说，调整政企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推行私有化、公私合作等形式。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在调整经济政策、民营化、公共服务承包等为内容的政府改革时，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形式，并鼓励公私竞争。1979年美国联邦政府新政部门用于向承包商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是230亿美元，到1989年则为480亿美元。豓 2.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倡导的“再造政府”运动的原则，就是建立“社区服务”，即授权社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相关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与参与权，扩大社区在提供服务与管理上的作用。此外，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它在弥补市场失灵及政府能力不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市场化推进了社区、非营利性机构在参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促使政府角色由“划桨”转向“掌舵”。
3.密切政府与公众的联系，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以顾客驱动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以满足社会公民多样化的需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提出了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梅杰政府时期进一步提出“顾客导向”的观点，并以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展了“重塑政府运动”，提出了“顾客导向”的原则，并力求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也都相应提出了“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
三、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浪潮，这股浪潮最终演变为一种国际性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调整政府职能结构，最大限度发挥和提升政府能力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愿景。理论思想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给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推行政府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理论思想的酝酿成熟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府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借鉴和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树立以人为本、顾客至上的执政理念。
2.强化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府顺利实施改革的保障。我国是一个法治化国家，众所周知，法治化之下的政府权力是有限权力。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这样认为，公共权力具有对价值的稀缺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功能。然而，我国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的公共权力“实质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来自于政府，但直接决定谁享有公共利益的则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艳从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纷纷推出了相关法律作为推行改革的保障，在法律的护航下，西方政府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为依托。
3.重组流程，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是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企业家型政府”，西方政府在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就管理方式上而言，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对政府管理方式进行重新整合即政务流程再造，电子政务的推行则是提高效率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管理领域的一种新趋势。因此，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应积极推行电子政务，通过服务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
4.找准定位，转变职能。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转变行政职能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改革逐渐对政府进行了角色的重新定位，放松政府管制。比如英、美、法日、瑞典等国政府陆续放松了对航空、铁路、能源、电信、银行等行业的管制，实行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寻求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均衡点。我国在政府改革过程中也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将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场去做，政府要无为而治;将那些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事情，政府应有所作为，要建立起多元互补机制。
㈦ 考研：请问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利弊是什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措施有哪些
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社会化的利弊剖析
有选择地将部分公共服务项目进行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反映了政府职能在公共领域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政府面临着社会需求急剧增长与公共财力相对不足的困境。上述改革是顺应政府职能转变，顺应民众诉求的必然趋势。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有利因素
1.实现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公共服务领域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和民营化的方式，实质上是引入了竞争机制，从而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实现市场对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通过制定标准和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督，则又发挥了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因此，市场化取向的公共服务项目的改革，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动作缺乏效率，而市场动作缺乏政府公共支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绍兴县比较早地使一些私立医院和学校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打开了政府垄断医疗、教育资源的缺口，增加了民众对资源的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公立学校、医院的竞争压力，对这些行业加强规范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些公共服务项目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对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是有一定作用的。
2.提升城市品位与服务普通民众相结合。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传统的以政府“统包”的公共服务，虽然管理秩序井然，但却缺乏应有的活力，从而使广大民众的公共消费维持在较低的基点上。政府主动降低公共服务项目的市场准入门槛，构筑起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项目投入机制，使公共服务领域在横向上不断扩展并在此基础上向纵深发展，有助于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网络。以社会的力量介入公共服务领域，既是对政府职能的承接和转移，也是公共管理领域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唤。私立医院高起点的规划建设和高规格的医疗服务，私立高中近年来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影响的扩大，汇聚了城市人气，集聚起大批人才。一些私立医院运行以来先后引进了一批硕、博士生；私立高中的举办也从外省引进了大批本科生，这对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进而打造城市品牌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城市品位的根本宗旨是服务民众，公共服务项目实行市场化运作，有效地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矛盾。
3.节约行政资源与激发民间活力相结合。随着社会事业的地位凸现，柯桥城市空间的不断拉大，必然使公共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展，公共服务项目分工的细化。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既要加大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要不断充实到公共服务领域，从而使政府资金的支配与使用压力加重。因此，剥离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便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与此同时，一些公共服务项目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对化解不良资产，卸下财政包袱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民营企业介入公共服务领域，确实是承担了政府想办而又无力兴办的某些项目，为推动县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经济发达又藏富于民的绍兴县，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一大批规模以上企业，通过多年的市场拼搏和成功的企业运作，已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为企业实现多元化拓展及参与公共项目经营创造了重要条件。
4.转变政府职能与扩大民主参与相结合。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能达到政府职能卸载和机构精简的目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关系：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掌舵”，而“划浆”的职能则更多地由市场来完成。公共服务采取民营化等形式，实现部分政府职能向市场和社会的转移，能有效地调整和优化部门职能，有助于建设“廉价政府”。一般而言，凡是可以由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来完成且可以比政府完成得更好的职能，就不应保留在政府公共服务部门，这样做有助于实现政事分开，管养分离，从而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还能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促进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社会力量，实行多元化服务供给，实际上是政府向社会的“权力返还”和民众对行政的参与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社会民主过程的发展。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这有助于政府在未来的决策中做到更加科学有效。
5.转变执政理念与提高应对能力相结合。从更深层面上看，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是一场观念层面的革命，它促使人们逐渐摆脱仅从政府自身来拓展公共服务资源的思维定势，逐步确立起社会良性互动运行的观念，辩证认识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真正使政府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促使政府从以权力中心向规则中心的运作方式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尤其是在其发展的初期，由于政府本身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运作的经验和体制监督方面的欠缺，容易造成大量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的闲置乃至浪费。这深度拷问着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从而促使其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应如实寻找其负面因素。市场化不是万能的，其间出现的政府与投资商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良好愿望与客观效果的现实反差，使人领悟到公共服务市场化之路的艰难与曲折。
1.公共责任的严重缺失。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和投资者对公共产品上的价值目标的追求是不尽一致的。作为政府部门不仅要求其有效率，而且更注重社会责任；而私营部门可能在计较投入产出率下，忽略社会责任及公共利益。这始终是一个难以两全的矛盾。这样，在运作过程中就会出现“掠夺性”经营和欺诈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一些投资者通过变更合同、欺诈等手段，造成了工程款拖欠、银行追讨贷款、法院查封土地、群众上访等问题，这是经营者公共责任的严重缺失。在一些私立学校的经营中，由于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在安插亲戚掌管财、物大权的同时，随意不履行自己的承诺，又直接干预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引发学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实践中的“道德风险”的化解，从根本上说是不能寄希望于投资者的良心发现，而行政监管的失范和制度约束的脱离，使道德风险的机会加大。
2.社会资源闲置、亏损严重。从私营投入公共服务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公共服务项目运作业绩令人堪忧。一些私立医院存在着设备闲置、经营亏损的情况。同时，由于业务不足，引进的高档次人才大量闲置，影响了人才队伍的稳定。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服务处于饱和状态。一些私立学校由于自身办学定位及内部管理问题，也出现连年亏损甚至停止办学。造成上述项目经营处于困境及亏损有其自身原因，但从客观上讲，在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县域，尤其是象教育、医疗这样的领域，私人承担公共服务项目，生存的空间本来已经不大。在现存体制和行政偏好下，政府直接经营公共服务项目的强力扶持也在情理之中。
3.公共服务市场化思路狭窄、形式单一。在推出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社会化过程中，基本上是采取民营化这一形式，相当程度上是属于土地“一卖了之”的做法。因此，在产权上割断了与政府的联系，从客观上削弱了政府介入这些服务项目的深度和力度。这显然是属于外部松散型的政府与市场结合模式。这种做法，看似比较彻底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却反映了我们对市场化认识的不成熟。在推出项目的具体操作上也没有做到循序渐进，从而造成一些公共服务项目经营亏损和资源闲置。仅仅采用民营化这一模式，从长远来看也造成了政府优质资源(包括土地)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控和城市整体的规划；同时，由于私营部门公共服务项目经营的亏损，势必又会对政府提出利益补偿的要求，从而使政府的良好初衷化为泡影。其实，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不仅可采取民营方式，还可以采取政府项目合同外包及政府与民间合作等模式。
4.引进项目监管不力，规划执行缺乏刚性。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中出现的问题常常与政府对项目监管与规划的执行有关。在引进该项目时，政府管理没有步步跟进，没有严格按合同实施，轻易地允许一些投资商调整规划，关键环节上政府职能的缺位，常常成为诱发钱权交易的温床。同时，这些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与城建、金融、工商部门等没有全方位的监管有关，从而使资金抽逃和违规运作有机可乘。从现实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者的职业操守来看，要使其自觉自愿地承担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责任，似乎为时还早，这也是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者总是要以“房产捆绑”等形式，向政府提出利益回报的原因。
5.政府后续管理缺乏，内部机制不全。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只注重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前期管理，包括规划、建设等，而对其建成后的实际运作，往往缺乏后续管理制度和措施，常常是在出现问题或投资者提出要求后，以政策性的文件代替规范化的管理，从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经常性的对话和协商机制，造成政府和私营部门信息不畅与不对称。事实上，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是不能与之完全脱离的，政府仍然负有绩效管理与评价的责任。公共服务领域在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也与私营部门自身缺乏健全的内部管理机制有关，投资者惯用对企业的那套“老板管理”模式来管理公共服务项目，以低薪聘用外地人才，不重实际效果，并急功近利要使公共项目早出效益。同时，公共服务领域是高知识人才集聚的地方，而这些被投资者聘用的管理者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尽管没有资产，但他们有思想和能力，投资者只有充分激发管理者的积极性，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才能实现公共服务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㈧ 市场化背景下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内涵及其表现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早已确定的改革目标。随着我国政府管理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对服务型政府的内涵的理解，既要防止偏差，更要不断拓展——当前，我国政府管理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自身的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我国政府管理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当前，我国政府管理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中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度有所下降。二是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但付出了过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三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积聚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四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世界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但同时也不断被世界误解、误读。这四个特点大体反映了目前我国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政府的公共治理、管理能力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从政府自身来讲，过去我们的改革并没有解决深层次问题。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战略规划中有一个很重要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重要判断：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个判断实际上带有战略转移的意义。如果说过去我们的改革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进行的话，那么越到后来，政府似乎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因为过去我们的政府没转变、没改革，而是因为过去的改革解决的大部分是表层的问题，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当前我国政府面临哪些深层次问题？目前，我国政府面临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单靠行政改革是远远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主要有：第一，政府整体上面临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结构不合理，部门设置过多，特别是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部门设置过多，导致职能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这种部门设置、组织结构助长了而不是弱化了部门利益。二是党政机构有些重叠：党有纪委，政府有监察；党有组织，政府有人事；党有统战，政府有民族事务、宗教事务管理；党有宣传，政府有文化。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公共治理体系，执政党处在国家治理的第一线。这种组织架构的重叠，不是单靠行政层面的改革能解决的。三是政府和社会的功能也没有充分分化。政府官员退下来后，不少人到下面的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去当管理人员。民间组织本来是社会组织，在我国有些却变成了“二政府”，这是政府和社会功能没有合理分化的结果。第二，我国政府的管理运行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这主要有：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明显滞后。1984年提出政企分开的目标，1988年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目标。20多年过去了，但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二是行政审批事项太多。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审批，都有许可，但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审批范围这么宽，审批事项这么多，审批程序如此不规范，审批中的自由裁量权这么大，审批中的暗箱操作这么多。对此，有人指出这种审批结构是中国由计划走向市场过程中政府管理出现的一个“怪胎”。三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薄弱，直接的反映就是民生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民生问题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民生问题首先从两亿农民工这里表现出来，从几千万下岗职工这里表现出来。民生问题突出，不是因为国家没有发展，不是因为国家财政没有增长。我国国家财政与1980年的3000亿元相比翻了20多倍，但为什么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问题还这么突出呢?这说明制度供给没有跟进，社会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政策设计，没有及时把更多的弱势群体、老百姓涵盖进来。第三，政府行为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权钱交易等对我们政府的影响非常大，严重损害着民众和政府的关系。中央提出的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框架是很明确的。这里，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这次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首先应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以民众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政府。正确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有四个不等式尤为重要：一是服务型政府不等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整体上要反映政府的理念、宗旨、价值、目标和追求。换句话说，政府的所作所为，都要体现为公众服务的理念，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二是公共服务不等于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范围很宽，但是基本公共服务更体现政府的责任。举个例子，教育是公共服务，但是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九年义务教育政府不但要提供，而且要拿钱，不能向老百姓收钱。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等于公共服务平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主要指的是机会均等、制度均等，而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四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等于公共服务边界范围的确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还包括很多内容，包括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手段等，边界范围的选择只是其中之一。第二，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想持续深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并能真正取得突破，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对现行体制——包括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迈出关键步伐，那么，我们的体制在国际交往中会碰到不少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推进，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解放能到什么程度。1978年那次思想解放，方向非常明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推动中国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并发表了南方谈话。我认为，南方谈话的核心是两句话：第一句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句是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两句话奠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基础。这是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目前，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已拉开大幕。这次思想解放要干什么，方向是什么?我的基本判断是，表面上看这次思想解放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但它的最终落脚点不会简单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必然要涉及政治层面，而政治层面需要解放思想，需要迈出关键步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政治改革有三条底线要保住：第一条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条是不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在这三条底线之上，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探索。
㈨ 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有哪些弊端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治道变革的潮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几乎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工作模式中应引入市场化机制等。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的。能够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的改革方向。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即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赢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其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市场化突破了政府决策、政府执行的传统模式，通过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之间的复合配置，凸现了双方各自的功能优势，从而为政府以更高效更经济的方式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了可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要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调动社会力量改善公共服务，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兴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质就是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传统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应由政府垄断。但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往往缺乏效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使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促进者”和“发包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用最低的成本向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但具体地说，还有一个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这一目标模式，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即要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低效政府向有效政府的转变。在20世纪里，由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福利国家以及以政府促进发展等一系列实践因素，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政府规模和管理范围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并且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其结果是导致了财政困难、发展停滞、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和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等变革，政府规模逐渐缩小，政府职能逐渐受到限制。这一进程可以概括为当代各国政府实施治道变革的重要方面，即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进程。在这一治道变革进程中，各国的做法主要是把公共服务生产和提供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内涵主要是指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城市公用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的实践表明，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对于实现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领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治道变革，也不可能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市场化是当今时代之大势，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政府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适应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与要求，积极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最近几年来，我国已有部分城市在公共服务产品由国企垄断供应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启了市场化运作的尝试。例如浙江省的一些城市，社会资本收购城市水厂、参股水务公司、组建民营公交、合股经营管道燃气等事已屡见不鲜，但就开放的程度看，仍停留在点上的尝试阶段。2002年8月深圳市政府推出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改革新举措——对外开放一直由国企垄断经营的城市水、气、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服务市场，欢迎国外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参与深圳市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此消息一传出，很快就有70多家国际投资机构表达了合作意向。这就足以证明深圳全面对外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是迎合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是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这一体制。各级政府应该紧紧把握住当前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二、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产生显著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这些问题和缺陷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化带来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场化是以提高效率(经济效率与管理效率)为出发点和根本特色，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往往容易偏离最初的宗旨，其结果可能是政府在市场化中获得了财政危机的暂时解脱，而企业也通过某些非正当手段取得了相当客观的利润，而最应该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却在市场化中悄悄流失。二是市场化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视。例如说，在传统上，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间接关系，公众集体付费，政府集体供给，一般来说在消费者之间不会存在差异。但在市场条件下，单一的供求关系可能被打破，因为生产者以盈利为目的，它会按照市场竞争法则去选择有利于其获利的服务项目，对于那些不能很好获利但又不能不提供的服务，则有可能消极供给，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服务；而对消费者而言，它无须集体性统一地消费，因而可以选择不同服务或不同层次的服务，但对于那些生活困难者来说，却是没有选择权而言的。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某些选择权时，很难说是社会公正的表现。三是市场化引发腐败与私人垄断。因为市场化就是通过一系列化公为私、公私合作方式，借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市场化不一定必然带来腐败问题，但在公私合作、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会增加腐败的机会。与公共服务市场化所产生的腐败问题相伴而来的可能就是市场化之后形成的新的私人垄断现象。由于市场化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使企业具有了取得垄断利润的现实条件。于是，新的私人垄断就会产生。这样，对于公众而言，市场化就是用私人垄断代替政府垄断。四是市场化带来公共责任缺失。许多地方政府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直接考虑的是解决财政与投资问题以及减少政府管理职能，减少人员编制等，而对于市场化后可能存在的公共责任空白却估计不足，也或许主观上就希望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如此等等。这都会引发公共部门的责任危机，最终损害公共利益。五是市场化带来新的社会稳定问题。在我国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公共服务在市场化之后确实在效率上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却带来新的问题，如突出表现为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被私人收购后，出现大量裁员，引起社会不稳定。六是市场化可能引发政府管理危机。对各级政府来说，实施市场化是一种公共决策的过程，它要求决策者对决策对象有充分的认识与准备，包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在我国行政管理决策科学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任何轻率的市场化措施都可能会发生问题。事实上，公共服务市场化是个复杂的改革进程，改革者既要有公共管理知识与技能，又要有市场经济的专门技术，才有利于确保改革不会漏洞百出，反复无常。除此之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存在的问题还有：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口号下将社会公益事业统统推向私营化和市场化，规避政府责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鉴于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资长期不足，民政部率先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口号，并随情况发展将社会化演进为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接着，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部门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口号。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从此被导向企业化模式。近20年过去了，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由于放权过度、约束不足，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承担政府法定责任的机构乃至承担监督执法职能的机构也被允许创收，而且政府对于创收活动的内容、收入比例以及用途几乎没有限制。一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内容及活动方式过分自由。很多机构的目标和行为偏离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范，过分突出机构和小群体利益。社会事业领域出现了混乱局面。还有，市场化后一部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未达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在节省政府资金的同时，保持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尽管许多地方的改革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但也有不少的公共服务在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下降的局面，与政府和公众原先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媒体多次报道过，由市场提供的中小学校早点、午餐盒饭经常出现卫生问题，引发学生集体中毒。公共服务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政府职能“缺位”和市场化“过度”；政府职责不清，放权过度、约束不足；行政管理体制缺陷；条块分割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改革过程缺乏统筹规划，制度建设滞后等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三、强化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关键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不管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发展公共服务事业都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改变的不是企业和当地政府领导或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在公共服务事业中引进和实行了市场机制，这种机制下政府的责任是遵循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并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自己，政府应该做的是组织协调各方的力量共同去，政府要从公共服务事业的经营者转变为组织管理者。具体而言，在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加强监管职责，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的共识。监管是必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正确而充分地发挥监管的作用。应当认识到，遵守规则本身并不是目的，只要其服务提供者在运作中不违反法律，并且公众最终能够获得符合要求的服务，政府就不应仅仅只注重运作的过程而忽视其结果，相反，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否则，不仅有可能窒息服务提供者的经营活力和创新动力，也会加大政府的监管成本，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政府要认真分析可能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若干因素，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因素实施监控，同时注意收集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信息，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其次，在具体实施方案前应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减少改革的盲目性。公共服务市场化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作支撑，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也并非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能取得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除了经济和效率，政府还需要考虑其它众多的因素，有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可能并不适合推行市场化。另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节省政府直接资金的同时，也对政府在谈判技巧、监管能力、评估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在作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应该组织机构和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作为改革对象的公共服务是否确实适合市场化运作，它有无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它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如果适合市场化运作，那么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好指导、监管和评估等工作?政府在安排谈判、从事监管和组织评估等方面需要多少投入，市场化带来的预期收益是多少?即使研究无法准确回答和完美解决以上问题，也可以促使政府部门进行冷静思考，增强其在改革中的决策理性。第三，在制度层面强化对政府相关人员的监督和制约，降低和消除廉政风险。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涉及政府行政权力在市场领域中的运用，政府在确定服务价格、挑选服务提供者、制定监管规则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关的监督制度作配套，就很容易发生贪污腐化、权钱交易等行为。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腐败丑闻不断，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政府在推行此项改革时，要特别注意相关廉政制度的配套。除了推行网上公、完善政务公开外，政府还需要规范相应的操作流程，保持各工作环节之间的衔接，同时要畅通投诉渠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积极作用。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最终还是要简化为人的具体活动，政府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员，是对市场化的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监管的当务之急。第四，必须加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应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要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要通过一系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服务的规范和监督，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在大部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于城市公用事业都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划分，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依法进行管理，而且各项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这就有效地避免了管理部门管理的随意性，大大减少了管理部门凭借自己主观判断对市政公用企业的无效干预。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要进行法制化建设，关键是在法治理念和政府治理理念上要有创新，要有突破。首先，法治理念要从过去强调“管制”向维护市场平等权利转变，使政府成为创造良好环境的主体；其次，法治理念从“允许”性规定向“禁止”性规定转变。“禁止”性理念强调的是，法律只规定什么是禁止做的，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这种理念可以为创新行为提供空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政府治理理念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性规章和文件向依据法律授权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这是理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也是避免政府过度随意干预市场的重要保证，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五，建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所谓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程序，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并以协议的方式界定政府与被授予经营权的企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制度。其实质意义在于用政府“有形之手”控制、弥补市场“无形之手”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特许经营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在经营主体的选择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二是政府授权；三是主体双方用协议的形式界定各自的权责利。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特许经营权的申请与授予。通过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投资者和经营者；政府依据城市发展的要求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进行社会招标，择优选择特许经营权授予对象，由主管部门代表当地政府向被授予特许经营权者颁发权证，并由主管部门代表政府与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二是特许经营协议的基本内容。包括特许经营内容、区域、范围及有效期限；产品和服务标准；价格或收费的确定方法和标准；以及监督机制；违约责任等等。三是特许经营权的变更和终止。在协议期限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产品和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等情况，主管部门可以变更和终止协议。第六，要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是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主管部门要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转变管理方式，从直接参与对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从对企业负责转变为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积极培育公共服务行业市场；制定公共服务行业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职能，规范市场行为。二是防止对“市场化”的简单理解，出现“一卖了之”的现象。有很多人理解市场化就是卖。说十六大精神就是一个字，卖！快卖！国有企业都要赶快卖，急功近利，根本不按经济规律事，有些地方搞偏了，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要明确市场化决不等于私有化。三是认真分析和分别对待各类公共服务行业。不加区分统统推向市场是不对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文化服务就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对公益性事业和补贴性行业，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保证其正常运转。综上所述，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于政府管理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各级政府官员强化责任意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健全法制、依法治理，不断调整对公共服务事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就能够适应现阶段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